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1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2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资产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地带，进而波及“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在“”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带，“中心”与“”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版权所有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3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资产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地带，进而波及“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在“”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带，“中心”与“”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消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之机，加紧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经济主权，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这些事实与动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的倾向。西方战略新调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旧殖民主义的复归。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面临着被再殖民化的威胁。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

（美）罗宾?布罗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载《外交》季刊，1988秋季号。

陈雨露：《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美）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政治经济述评》，1995年7月28日。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

一、2008-2009年经济危机震撼世界

2007年美国政府的加息政策点燃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影响金融体系，演变为金融危机，又影响到实体经济，演变为经济危机，从美国波及到欧洲、亚洲，冲击世界，演变为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经济不对称。在股东资本主义的美国，金融机构管理者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在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盲目扩大金融信贷，向没有偿还能力的人提供贷款，利用所谓金融创新工具转移风险。美国政府为了繁荣经济，取得政绩和政治选票，放任纵容美国金融机构这种所谓金融创新。当美国的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次贷危机爆发，影响实体经济，演变为经济危机。

分析表明，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传播一是沿着金融链传递：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到金融领域演变为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危机波及欧洲、亚洲，演变为世界经济危机。二是沿着市场链传递：美国经济危机演变为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市场萎缩，进口减少，出口减少，增长下降。三是沿着产业链传递，美国经济危机后，经济紧缩，生产下降，与之分工配套的国际生产也同步下降。

面对经济危机，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普遍采取扩张性的反危机政策。其中，美国提出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日本政府出台四次经济刺激计划，资金总量约合3260亿美元；中国提出4万亿元财政投资和9.6万亿元银行信贷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逻辑表明，经济危机是经济形态由经济膨胀转向经济紧缩的过程。相反，经济复苏是经济形态由经济紧缩转向经济膨胀的过程。从一个国家角度看，经济正增长、价格正增长是经济复苏的标志，经济正增长表明生产回升，价格上涨表明市场回升。与经济危机“市场萎缩－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过程大体类似，经济复苏过程是“市场复苏－生产增加－就业增加”，就业增长相对滞后。

二世界经济风险演变世界经济危机

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基于世界110个国家计算的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6901，比上年的0.7163下降3.7％，有49个国家风险综合指数低于指数平均值，世界经济风险明显加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了0.6％。其中，发达国家下降了3.2％，美国经济下降了2.4％，欧元区经济下降了4.1％，日本经济下降了5.2％，俄罗斯经济下降了7.9％，中国经济从上年的9.6％下降到9.1％。与此同时，世界市场急速紧缩，2009年世界石油价格下降了36.3％，非燃料商品价格下降了18.7％，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CPI为负值，世界经济进入经济衰退、价格下降为特征的“经济紧缩”的危机形态。

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导致经济下滑的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世界经济风险加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发达国家出口下降了12.6％，发展中国家出口下降了8.5％。同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也大幅度下降(见图3)。

分析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与世界经济具有同步性，而变化弹性也更大，世界经济下滑1％，世界贸易和投资下降的比例可能超过10％。世界经济风险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紧缩，国际贸易投资下降。

三经济危机对110个国家经济影响显著

报告显示，30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平均为－3.2％，经济危机风险大为增加。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为－0.14％，相比去年4.8％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

报告显示，基于世界110个国家数据的综合风险指数为0.6901，比上年0.7163下降3.7％；同期，世界债务风险指数为0.5904，比上年0.6632下降10.9％。2009年基于世界110个国家数据的综合风险评级从上年的A级下降为BBB级，债务风险评级从上年的BBB级下降为BB级。世界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同时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债务危机。

报告显示，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排名前10个国家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其中丹麦以0.8419分取代卢森堡名列第一。相比之下，综合风险指数排名最后10名的柬埔寨、冰岛、牙买加、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乌克兰、委内瑞拉、俄罗斯联邦、巴基斯坦、乍得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见图4)。

报告数据显示，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上升的国家有33个，占总数的30％；下降的有77个，占总数的70％。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2009年中国综合风险指数排名下降到26位，综合风险明显加大。

四世界各大洲综合风险普遍加大

《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显示，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状况在地区格局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尽管大洋洲综合风险指数从2008年的0.7993下降到0.7737，降幅3.2％，但仍是世界经济风险最小的地方。不同的是，其他各个地区的综合风险情况较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东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小幅上升，其中东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从0.7277下降到0.7101，降幅2.4％。西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7437下降到0.7226，降幅2.8％。北欧和西欧、南欧、东亚、北美地区风险较上年明显加大，其中北美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则从上年的0.7689下降到0.6835，降幅11.1％，下降幅度最大(见图5)，综合风险预警显著，地处北美地区的美国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

五世界和平稳定总体趋势继续加强

随着世界和平稳定，世界政治风险状况进一步改善。报告显示，包括国际和平、国内稳定、法律效率三项指标在内的政治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8671，比上年平均值0.8563略微提升1.3％。

报告数据表明，2009年世界经济继续在和平的主旋律中向前发展。在世界110个国家政治风险指数排名中，排在前10名的均是发达国家，排在后10名中有6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见图6)。可见，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相对要小，这源于发达国家更加稳定的政治体系、更为合理的政治结构和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事实表明，和平稳定并非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努力营造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降低政治风险，为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中国家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由于历史原因相对落后，但在和平稳定等政治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劣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稳定获得更高的评级。

2009年中国国内和平，政治稳定。中国政治风险指数为0.8944，高于综合指数0.7587水平17.9％。然而，中国政治风险

指数排在世界第33位，低于综合风险指数排名，表明中国政治风险状况仍需要进一步改善。

六世界经济风险预警信号十分强烈

报告显示，包括经济增长、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三项指标在内的经济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4999，比上年平均值0.5469下降了8.6％，同时也大幅低于2009年世界110个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01的水平，降幅高达27.6％，世界经济风险预警信号十分强烈。这一方面来自美国等部分国家总体风险加大，也来自世界经济8年周期波动规律及经济危机的巨大影响。

数据表明，阿塞拜疆取代巴林成为经济风险最小的国家，津巴布韦经济风险指数从0.0521大幅上升到0.4344，增加了7.3倍。瑞士经济风险指数从0.6799下降到0.3026，降幅55.5％。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全是发展中国家(见图7)。

报告表明，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1.0％，低于上年3.9％的经济增长率水平，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中，仅有少数国家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埃塞俄比亚以9.9％的经济增长率取代卡塔尔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110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其中40％是发达国家。

数据显示，2009年世界通货膨胀水平有所下降，世界110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为4.7％，低于2008年通货膨胀9.6％水平，世界经济趋于第三象限经济衰退、价格下降为特征的“经济紧缩”形态。由于需求疲软，市场进一步萎缩，经济增长缓慢；同时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上涨，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过度投资，使世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

事实表明，各国在采取扩张政策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同时，也埋下新的危机种子。超量货币进入经济体系，导致通货膨胀，无论是总体通货膨胀率还是核心通货膨胀率都在显著上升(见图8)，通货膨胀使大量货币从货币市场进入商品市场，导致价格水平上升。大量投资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结果导致后期2010年经济增长乏力，许多国家不但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甚至出现经济衰退、价格上涨为特征的“经济滞胀”，传统经济政策失灵。报告显示，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总体风险增大，指数平均值为0.7149，略低于上年经济风险指数0.7158的平均值，降幅0.1％，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经济风险指数0.6516，低于综合指数0.7587水平14.1％，经济风险指数排名从4位下降到17位，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紧缩冲击中国，中国经济风险加大，出现了事实上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紧缩。只是在政府14万亿元巨额投资下，中国提前掉头进入第四象限经济增长、价格下降为特征的“经济实胀”形态。

七世界贸易政策环境好于经济环境

报告显示，2009年包括贸易壁垒、投资壁垒、WTO成员三项指标在内的政策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8097(见图9)，高出同期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01水平17.3％，世界贸易环境仍保持较好的状态。

报告显示，世界贸易政策环境有所下降，贸易政策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8139降低到0.8097，下降了0.5％，表明世界经济危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国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世界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环境最好的国家仍然是新加坡，继续享受经济自由的好处。

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政策风险的各项指标中，国际贸易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7270，下降0.3％，略低于上年0.7291的平均水平。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市场萎缩，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反补贴、反倾销案例频现，贸易摩擦开始升温，世界保护贸易政策风险加大，国际贸易变得更加困难。

相比之下，2009年中国政策风险指数0.8057，低于110个国家平均贸易政策风险指数0.8097的水平0.5％，排在世界第65位，远远低于中国综合风险指数排名，中国贸易投资政策改善任重道远。

八世界国际支付风险明显恶化

世界经济危机、金融紊乱导致世界市场萎缩，各国生产及出口下降，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报告显示，包括国际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国家信用等级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三项指标的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5904，比上年0.6659下降11.3％，世界国际支付风险显著加大，导致一些国家爆发债务危机。

报告显示，以丹麦为首的5个发达国家支付风险接近安全最高值，而发展中国家该项指标远远低于平均值(见图10)。与上年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贝宁共和国支付风险急剧加大，排名剧烈滑落近60名，这主要是由急剧增加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引起的。

报告显示，世界110个国家贸易差额占GDP比重代表的贸易差额指数平均值为0.8818，高于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5904，上升49.4％，也高于世界经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01的27.8％，表明110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显著改善。

数据显示，世界110个国家信用等级指数平均值为0.5881，低于11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5904，比2008年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6659下降11.3％。世界总体信用状况恶化，这是出现世界债务危机的重要征兆。

今年在支付风险中新增加了财政风险指标。报告显示，世界110个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衡量的财政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4430，低于11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5904，表明世界财政风险情况急剧恶化，2010年包括希腊、爱尔兰在内一些国家发生了财政危机。

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2009年中国经济下滑、出口下降，支付风险指数0.6687，低于综合指数0.7587水平，排在世界第38位，低于综合指数26位的排名。尽管中国外汇储备充足，但使用效率不高，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14万亿元天量投资不但引发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潜伏巨大财政风险，中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风险。

九世界经济风险指数综合分析

报告表明，2009年世界和平环境，国家政治稳定，国际收支改善，通货膨胀压力减轻，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显著下滑(见图11)，2009年成为世界经济风险最大、经济危机最为深刻的一年。

十世界110个国家风险评级明显下滑

《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在指数分析的基础上，对世界110个国家进行综合风险和债务风险评级。其中，根据综合风险指数进行经济风险评级，根据支付风险指数进行债务风险评级，分级划分为10个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AAA、AA、A、BBB、BB、B、CCC、CC、C、

D等10个级别，级别越高，抵抗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中，AAA为优级，AA为良级，A为中级，BBB为次级，BB、B、CCC、CC、C、D为危级。

1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加大

报告显示，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评级中处于A级以上(含A级)的国家共有44个，其中AA级国家有丹麦、奥地利、德国、卢森堡、印度尼西亚、瑞典6个国家，占世界110个国家总量的6％。A级国家有芬兰等38个国家，占世界110个国家总量的35％。另外，有59％的国家综合风险评级在A级以下，风险较大(见图12)。由于综合风险评级是综合性的，综合风险评级较低的国家出现全面经济危机的可能较大，2009年美国综合风险评级为BB，已经出现经济危机。事实证明，《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预测经济危机能力显著。

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世界经济风险不容忽视。同期，中国经济综合风险评级从上年的AA级下降到A级，中国经济综合风险显著加大。

2世界110个国家债务风险严重

债务风险评级既考虑国际偿付对外国际债务的风险，同时也考虑国内财政危机的债务风险。

从世界11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情况来看，德国、丹麦、奥地利、韩国共4个国家为AAA级，博茨瓦纳等8个国家为AA级，债务风险状况良好国家数量占统计总量的11％。其余国家有81个国家在A级以下，其中乍得等9个国家评级在CCC级以下，津巴布韦债务风险最为严重，评级为D级(见图13)。2009年全球11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平均为BB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债务风险评级从上年的AA级下降到BBB级，为次级。债务风险显著加大，重要原因在于财政危机风险不断加大。

32011年：世界经济以债务风险为主

《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对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和债务风险评级结果显示，综合风险评级都在BBB级以上，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综合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属于次级。同期，世界基于11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平均为BB级，属于危级。世界经济以债务风险为主，综合风险为辅(见图14)。其中，综合风险评级上升的国家13个，占11.8％；综合风险评级下降的国家45个，占40.9％；综合风险评级保持不变的国家53个，47.2％；债务风险评级上升的国家16个，占14.5％；债务风险评级下降的国家62个，占56.3％；债务风险评级保持不变的国家32个，占29％。

十一2011年：新的危机爆发在哪个国家?

一个国家是否出现综合危机和债务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短期风险变化。如果在短期内一个国家综合风险和债务风险评级急剧下降，意味着短期内就可能出现危机。《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报告示警，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风险综合指数排名变化剧烈，美国综合风险指数从上年的第25位下降到第97位，降幅达到72位。西班牙从第27位下降到第77位，降幅达到50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还有瑞士(下降43位)、葡萄牙(下降41位)等国(见图15)。这些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极大，其中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比利时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预测准确性为50％。

报告显示，2009年世界110个国家债务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同样剧烈(见图16)。巴基斯坦从第41位下降到第97位，降幅达到56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还有贝宁共和国(下降55位)、孟加拉国(下降50位)等国。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出现。当年冰岛风险综合指数从上年的第28位下降到第90位，同期债务风险指数从第67位下降到第95位，综合风险评级为BB级，支付风险评级为CC级，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同时爆发。

十二2011年：世界经济进入缓慢上升过程

2008年世界陷入经济紧缩低谷，2009年后期世界经济V型复苏，2010年世界经济普遍梯次复苏，2011年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上升过程。

1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据

第一，美国、中国等国家采取一揽子大规模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形成的经济冲力基本消失，各国政府限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风险的考虑，也难以再扩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相反，通货膨胀、过度投资有可能转变一场通货危机和财政危机，各国政府正转向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由于缺乏通货支持和投资冲力，趋于减缓(见表1)。

第二，经济危机过程中，各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提前透支了生产增长、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缺乏生产增长、消费增长的支持，难以持续。

第三，刚刚复苏的世界经济大病初愈，面临金融体系修复、生产体系创新、政府管理体系改革、贸易体系完善等诸多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预测过于乐观。

第四，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的难题。美国面临增长下降、通货膨胀、社会就业的压力；欧洲国家面临财政赤字、社会就业和经济紧缩的压力；中国面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风险的压力。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将趋于紧缩，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是大势所趋。

第五，2011年是世界经济周期趋于上升的一年，这一基本格局不会因为各国经济困难而改变。

第六，《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报告显示，世界经济虽然转向复苏，风险仍在，美国、欧洲、中国都面临通货膨胀、财政危机，高速经济增长缺乏社会经济基础。

总的来说，2011年世界经济将是缓慢上升的一年。我们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中速3.5％左右。

22011年世界经济面临五大风险

2011年世界经济面临五大风险，威胁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

一是通货膨胀风险。2009年经济危机中，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许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超量货币流入经济体系，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二是财政危机风险。2009年经济危机中，许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导致部分国家财政危机。

三是增长下滑风险。2009年经济危机中，许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透支生产与消费，2010年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放慢。

四是国际贸易投资下降的风险。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也将同步趋缓。

五是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美国、中国、欧洲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增长下滑诸多困难，势必拖累世界经济，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甚至下滑。《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0)报告显示，世界综合风险与债务风险指数正处于下行过程(图17)。

十三2011年世界经济风险的有效对策

2011年，面对世界经济中通货膨胀、财政危机、经济下滑三大风险的复杂局面，主要问题是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是典型的“经济滞胀”(见图18)。按照传统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教条采取单一的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都无济于事。如采取紧缩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危机，但会出现增长下滑、失业增加。相反，如继续采取扩张刺激经济政策，又会加剧通货膨胀和财政风险。因此，必须以新的思想理论和逻辑方法，采取组合策略应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局面。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5

从世界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呈现出其两面性。一方面，就10年左右的中周期来说，经过5年的繁荣，经济确实有了收缩的强烈要求。即使不在今年通过次贷危机冲击国际金融表达收缩的诉求，也可能会在其它时点以别的方武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就50年左右的长周期来说。走出低谷才不过10来年，接下来应该是经济繁荣的全球扩散阶段，没有理由因为一个次贷危机就把世界经济拉入全面衰退。

从世界经济平衡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恶化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一种追认。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这种不平衡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必然导致原有经济实力地位发生变化。但是，在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大规模使用，这种实力地位的变化如果不是同时发生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领域。实体经济的实力地位变化往往会被遮盖。不过，虚拟经济毕竟需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因此，当契机出现，虚拟经济就会向与实体经济相对应回归。由于美国在虚拟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完全遮盖了其因为伊拉克战争等原因而被削弱了的实体经济地位，危机所引发的调整也许不过是一次虚拟经济向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回归。

从世界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本次危机出现后，美国经济管理当局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当危机刚露头不久，2007年9月，就已经开始降息。当危机开始恶化，2008年1月22日，美国紧急推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降息幅度0.75个百分点，30日又再降息0.5个百分点：同时，美国推出了减税1680亿美元以刺激经济的计划。其他各发达国家也针对危机进行了应对。应该说，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在短期内阻滞美国经济、世界经济的迅速下滑会是有效的。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6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2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1篇7

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成因，必须从总体入手，也就是说不能纠结于地区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的细节，而应从全球经济危机着眼。

两次经济危机的对比

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那次大萧条，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那次由农产品价格下跌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很快笼罩了全球，造成了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仅以美国为例，1929年到1932年，GDP从1036亿美元下滑到587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40%，经济衰退造成了严重的失业潮，当时人口不足1.3亿的美国，失业者总数达到耸人听闻的1370万。

那之后，虽然经济危机又爆发过许多次，有些时候影响面也很大，但终归都是地区性、局部性的。只有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次严重金融危机，才能在规模和影响力上跟上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这两次经济危机，在表面现象上固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20世纪大萧条中，很多原来成功的投资银行家破产，沦落到沿街贩卖水果；本世纪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有不少前投行金领厕身于“占领华尔街”的所谓“99%”当中，但其中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而且非常耐人寻味。

比如说，20世纪大萧条最主要的特征是严重的通缩。首先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紧跟着投资者丧失信心，股市崩盘。在很短的时间里，商品价格严重下跌，全世界都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产品卖不掉，严重积压。同时工人大批失业，消费能力滑坡，反过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而新世纪的金融危机，从爆发伊始就呈现出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虽然石油、黄金价格一度严重下滑探底，但很快反弹。尽管经理人采购指数持续低迷不振，说明生产在滑坡，但商品价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飞速上涨。

再比如说，罗斯福的“新政”几乎立即扭转了大萧条的局面，按可比价格计算，1933～1934年美国GDP增幅超过10%；但本世纪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虽然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其中超发货币的手段与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基本相同，但经济却持续低迷不振，完全没有取得跟罗斯福相当的成就。

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要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入手。

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时代，毋庸置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科技、经济和生产力都有巨大的、跨越式的进步。资本的势力逐渐覆盖全球，整个世界在资本的运作、流动之下，逐渐成为一个有机的，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无可避免的全球化趋势，人类开始面对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但杀伤力巨大的恶魔。那就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或者叫做全球性经济危机。

其实经济危机古来有之，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都跟经济上的严重危机有直接关系。但在全球性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前，经济危机从来都只是局部的，是单个农耕或游牧政权内部的事，最多影响到周边少数国家。

只有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后，各国之间高度关联，整个世界在资本的联系、之下成为有机的整体，经济危机的魔影才能笼罩全球。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资本是趋利的，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根本手段就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这个认识出发，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绝对不足以购买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价值成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

消费的主体，并不是大资本家、大财阀，而是劳动者、生产者。全世界所有资本家同时剥削剩余价值，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商品的总价值，一定高于消费主体的购买能力。说得透彻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过剩是无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所谓经济危机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此。

还是以美国为例，1920年～192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近50%，但与此同时，工业就业人数却几乎没有增加，就业人数有所增加的领域仅仅是工资极低的服务业领域。这个例子很明确的指出了商品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之间相互背离的情况。

在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时代，以及实行金本位制度的时代，我们可以假设，货币供应总量跟经济总规模相符合。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成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于是，整个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会呈现总体不足的趋势。

资本主义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缓解这个矛盾，比如建立银行，通过银行把资本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流通领域，再比如允许分期付款。这些手段是有效的，尤其是分期付款，让消费者用明天的钱来买今天的东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消费者购买力和产品价值不符这个问题。例如1929年的美国，分期付款的销售总额就达到35亿美元，在GDP总量中占的比例超过3%。

但分期付款这个手段只是镇痛剂，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问题积累下来，爆发起来更严重。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把分期付款这种提前消费的形式形容为“透支繁荣”，这实在是太形象了，未来的繁荣被今天透支掉，那给未来剩下的岂不只有萧条？

上世纪大萧条的另一个诱因，就是当时突然兴起的股票投机热潮。1929年10月前，美国华尔街股市连续7年持续繁荣，大批投机者把资金投向虚拟经济领域，这种投机吸走了大量货币，造成投向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减少，进一步破坏了流通性。

流通的货币减少，而商品生产持续发展，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商品贬值。其实从深层意义上看，商品并没有贬值，而是由于货币不足，导致货币价值反常上升，单位货币兑换的商品增加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商品价格下降，多生产商品获得的利润不会增加。同时更多的商品反而会摊薄利润。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会少生产乃至不再生产商品，甚至会出现宁可将多余的商品销毁、抛弃掉，也不出售的行为。而这正是20世纪经济大萧条中最常见的景象。

最初，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是互筑贸易壁垒，希望将多余的商品倾销到其他国家。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因为贸易壁垒进一步限制了商品流通，使得经济危机更加深入、严重。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敏锐地抓住了这种经济危机的核心矛盾：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并没有出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不足，商品无法流通。既然缺乏的只是货币，那增加货币发行量就是简单而极为有效的手段。1934年1月10日，美国一次性增发30亿美元货币。

这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1933年美国全年GDP也不过500多亿美元而已。作为比较，本世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一年多时间里增发了1.75万亿美元，而2007年美国GDP总额约为14万亿美元。可见罗斯福执政初期增发货币的强度有多大。

这个政策几乎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美国经济就止住下滑的趋势，开始迅速回升。1929年到1933年，美国GDP从1036亿美元下滑到564亿美元。增发货币的当年，1934年GDP就回升到660亿美元，按照可比购买力计算，到1936年，美国经济就恢复到了大萧条爆发前的水平。

当然，大规模增发货币必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货币贬值，罗斯福增发货币的行为就主动将美元贬值约40%。货币严重贬值，物价自然就会严重上涨。对国家来说，这也是无法承受的经济问题。当年的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非常有远见，二战尚未结束他们就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利用这种强势地位，美国可以直接用美元采购其他国家的物资，将通货膨胀分摊到整个世界。

但是，本世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增发货币措施，为什么没有收到类似的成效呢？原因很简单，增发货币只是罗斯福经济政策的“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扩大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本世纪的美国政府却没有采取后一个办法。其结果是增发的货币除了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之外，没有起到相应的刺激经济作用。

这又是为什么呢？

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当年的美国是全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仅举一个例子，1930年，世界钢铁生产总量约为9500万吨，其中美国一国就生产了4135万吨，占全世界产量的将近一半。这个例子足以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当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

有了这种强势的制造业为基础，美国政府无论是搞政府采购，还是搞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投入的钱差不多都被本国企业消化掉了。资本家从其中获得了足够的利润，工人也得到了足够多的工作岗位。生产恢复了，经济自然而然也就会复苏。

而在新世纪中，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的比例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其中美国制造业更倾向于航空、电子等中高端，中低端则更多地被包括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瓜分了。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美国如果采取跟当年类似的政策，由政府出面搞基础建设，可以预见，其中相当一部分好处要落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腰包。

这个道理也很容易理解。举例说，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和刚刚过去的桑迪飓风，让美国人注意本国有很多房屋是木制结构的，无法抵御飓风侵袭，如果将这些房屋统一替换成钢筋水泥结构，其工程量和投资规模估计完全可以跟罗斯福新政中的建设项目相比。

可美国却无法将这个工程带来的繁荣留在国内，因为工程所需的钢材、水泥及工程建设本身的巨额订单，很可能有一大部分落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手中。美国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结果造就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繁荣，这个结果，不仅是美国不愿看到的，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无法容忍的。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越来越注重虚拟经济，导致制造业在总体经济中所占比例严重下降。同时痴迷于所谓“产业升级”，主动放弃了低端制造业，导致自身产业链畸形而自酿的苦酒。

正因为失去了制造业霸主的地位，美国从超发货币中获得的惟一好处就是输出通胀，将经济危机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美国经济总量过于庞大，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载能力有限，经济危机就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摊薄，而不可能完全解决。

美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就有人大声疾呼，希望能够重振本国制造业。但由于控制美国政策的资本集团已经全面转化为垄断金融集团，制造业对于他们来讲，风险大，利润低，回报周期长，所以他们对于制造业复兴完全没有兴趣。

在这个层面上，控制国家政策的垄断金融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了背离。在垄断金融集团的操纵下，美国政府只能采取增加税收、削减开支等手段，试图减少赤字水平。而仅仅采取这种手段，不光是杯水车薪，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美国完全没有真正复兴的可能。

教训与启发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需要从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和得失中学习什么样的经验，又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首先，笔者认为可以确立一个共识：从宏观角度看，只有允许私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经济危机的魔影就必然徘徊不去，随时可能爆发。只要国家打开国门，允许进出口贸易在经济总量中占较大比重，世界经济危机就必然影响到本国。但是，没有必要因噎废食，不必因为害怕经济危机，就排斥私有制经济，不搞进出口贸易。因为只要应对得当，经济危机的影响就是可控的，而且危机本身也并不是无解的。

其次，如何控制进而战胜经济危机呢？只要经济的基本面是良性发展的，国家重视制造业经济，优先发展制造业，那经济危机的危害就可以控制在金融领域之内。换句话说，也就是可以把经济危机弱化成货币供应问题。而货币供应问题完全可以依靠金融手段加以解决。

再次，扩大货币供应，通货膨胀就难以避免，为此，应该努力建立强势货币体系。一旦出现严重通货膨胀问题，随时可以用金融手段应对，起码可以摊薄，把通货膨胀对本国的影响降到最低。

最后，对比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难发现，虚拟经济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实体经济少得多，只需要解决眼光或者运气问题就可以，其他实体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工厂建设、产业链调整、员工待遇等，则完全不存在。资本的核心精神，就是以最小的投资和最少的资源去谋取最大的利润，故而虚拟经济对资本家的吸引力巨大。可正因为此，国家需要对虚拟经济加以严格限制，不能让社会资本全都投到那个方向上去。

在可以预料的未来，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危机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但国家应该未雨绸缪，在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领域保持足够的影响力；建立完善的实体制造业经济体系和强势货币体系；同时在国际上保持相当的话语权。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8

自2008年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衰退再次爆发。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阿拉伯之春，卡扎菲之死，欧债危机，拉登被击毙，制裁叙利亚,美伊关系恶化，奥巴马重返亚太，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一时之间，这个世界好不热闹。仔细分析，这些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进行教学的好素材,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这些热点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1.帮助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观点

例如我在教学中结合上两次重大世界经济危机的史实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决定政治。上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华尔街股市崩溃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欧洲多国经济步履维艰，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平民暴乱不断，各国政府内阁动荡。例如法国从1929年11月塔迪厄第一次组阁到1935年5月议会选举，法国共更换了8届内阁，都因无力应付经济危机先后下台，每届平均任期不到4个月。如今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美债务屡创新高，美元出现了信任危机，欧盟也爆发债务危机,欧元面临破产的挑战，世界经济衰退再次爆发。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更换总理，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人，法国的总统因为危机的爆发没能连任……

2.世界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让学生发掘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

上一次经济危机后,主要国家政府动荡之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反帝高潮。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税战、倾销战和货币战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断分化，出现了各种货币集团和经济集团。1933年6月，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试图稳定货币，实行关税休战，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各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在资源战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资源自给率较低、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德、日、意逐渐相互靠拢，形成了法西斯集团；而垄断了国际市场、资源相对雄厚的英、美、法面临着法西斯国家的争夺，逐渐捐弃前嫌，于1936年秋分别签证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三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化对立和重新组合，为以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铺垫了道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如今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欧美出现债务危机。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美国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到处推行霸权，在石油美元的现有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下。中东成为了各种利益矛盾的交织中心。中东有着丰富的石油。中东经历五次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一直不可调和，世仇将是战争的种子，一旦温度、湿度合适就会破壳而出。在欧美发生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危机，欧美列强说一套做一套，开始带着伪善的面具，策划和支持阿拉伯之春，从中渔利，发动战争掠夺财富，控制伊拉克，捅死卡扎菲。美国航母战斗群海湾集结，现在利剑出鞘直指俄罗斯的战略支点叙利亚和伊朗。

德国二战后的今天再次跃居欧盟老大，中国经济稳步前行，在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摆脱美元的束缚。日韩菲越强占瓜分中国的东海南海，并不断挑起事端。日本和二战时的德国惊人的一致，当时的德国奋力疾呼要和平不要战争，背后违反凡尔赛和约疯狂发展军备。日本现在大讲中国，违反条约积极壮大军事力量，已有航母数艘。日本已经认清美国终极目标。日本扩军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剑指我中华民族。

当今世界依然有两大政治组织北约和上合,而比约为主导的对叙利亚的制裁在联合国遭到了上合中的俄罗斯和中国反对票。

3.让学生提高自主思考能力

经济危机是战争的根源，而战争是解决矛盾的终极手段。二战本质上是经济危机后各国力量对比变化后，国际关系体系与之不匹配。最终导致了二战的发生。也许像二战那样的战争是没人能预测到的。但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以人们不可想象的情况下发生呢？毕竟自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衰退再次爆发。美欧不甘心自己的衰落，依然要维持自己的石油和美元霸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奢华生活不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世界的矛盾不断的激化。最终会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我让学生要有自主的思考能力，要通过历史不断提高思考和判断能力。

4.提高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1篇9

[关键词]欧债危机；双重影响；中国的态度与举措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2-0033-03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可谓风云变幻，起伏跌宕。世纪之初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没有维持多久就急转直下，人类社会不得不共同面对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次贷危机的阴云还未散尽，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再次将世界经济推到难以自拔的深渊之中。欧债危机成为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经济问题。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一方面通过欧元区国家合作来实施积极自救措施，另一方面也把目光瞄向欧元区之外，极力向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求援。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救世主。面对日益严重的欧债危机，中国一方面是承受着巨大的危机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秉持积极有为的责任观，主动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欧洲摆脱危机。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种影响具有不可避免的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说，欧债危机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1.直接影响中国对欧洲的商品出口。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孝泉曾指出：“欧美经济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出口增长减缓，必然减缓经济增长。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欧元崩溃，那么中国政府和民众手中握有的欧元资产就血本无归。”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在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国家中，欧盟、美国和日本占据前三位，占到中国外贸出口总额的60%以上。尤其是欧盟，它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次欧债危机使我国企业对欧出口遭受比较大的冲击，同时影响到我国近年来整体上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2008年以来欧盟区经济增长逐渐衰退，消费能力的下降，其市场需求也大幅度减少，导致中国对欧出口量的增幅也明显下降。据资料显示，“自2010年二季度开始，我国对欧盟的贸易增速就进入了下行通道。在当前西方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2011年8月份，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同比持平，环比仅为-2.6%，低于2000年以来的5%的平均水平。2011年前8个月，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长18.5%，低于2000年以来的23.9%的平均增速”。

2.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受欧债危机持续恶化的影响，近年来欧元兑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也是不断波动下行，尤其是欧元兑人民币汇率更是大幅下行。自2009年以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由2009年9月23日的10.10下跌至2010年6月20日的8.1103。虽然后来有过小幅回弹，但总体上仍在8.20元左右徘徊，到2013年9月20日，一欧元兑换人民币8.2884。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最低跌破过8.0。进入2010年后，新一轮欧债危机又露端倪，先是爱尔兰政府在2010年11月底向欧盟发出紧急金融救助请求，接着葡萄牙和西班牙也爆发债务危机，这进一步加剧了对欧元贬值的预期，从而增加了欧盟金融体系的风险。随着欧债危机及欧元贬值逐渐加剧，对于正在脆弱中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和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深层影响，这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随着欧元贬值，一方面抬升了我国企业出口门槛，据统计分析，由于欧元贬值影响，我国出口欧盟纺织类产品平均价格上升7.3%，化工原料类上涨4%左右，其他出口大类平均价格也均有不同幅度的上扬；另一方面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近乎于无利可图。据针对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压力测试显示，人民币对欧元在短期内升3%，则相关企业利润下降最多可达50%。对于内地以出口导向的生产制造企业，特别是对平均利润只有3%-5%的传统纺织产品出口企业来说，长期低利润或零利润运行无疑会加剧生存危机。”

3.加大了中国对欧投资的风险。自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政府纷纷表态，欢迎中国来欧盟投资，但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可能面临比较大的财务风险。第一，欧债危机必然导致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后经营比较困难，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由于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到欧盟区人民的收入，当地居民往往会减少消费收紧腰包。这样，中国在欧洲投资的企业必然面临由于市场消费疲软带来的销售下降、盈利减少的经营风险。第二，欧洲各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带来违约风险。那些在欧洲主要承担政府项目，如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类企业，可能会因为政府出现债务危机，从而无法履行合同，由此导致出现违约风险。第三，随着欧元汇率的宽幅波动，汇率风险加大带来汇率损失也会给中国对欧直接投资企业带来新的挑战。另外，中国对欧投资企业还面临着一定的财务风险：一是在欧企业资产缩水带来的财务风险；二是由政治风险带来的财务风险；三是由跨国文化冲突引发的财务风险。这是因为欧债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缩水，这将给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带来巨大损失。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对欧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这也使得欧洲各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变得更加敏感——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特别是在欧元区部分国家，由于经济不景气、民众对本国发展前景普遍感到渺茫时，中国加大步伐去他们国家投资，这种跨国文化的冲击，也会增加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财务风险。

4.加剧中国金融市场的震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也难以独善其身。由于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这些不利因素以各种方式传导给中国。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大宗商品市场。由于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与国际接轨，交易基本与国际同步，因此在欧债危机逐渐加剧、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也宽幅震荡，风险增加。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加剧，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各种矛盾又会增加、上升。像欧洲国家新的巨额财政赤字、高额的贸易逆差、由于不注重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失衡的经济结构等，都会让世界经济的复苏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在大宗商品消费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宗商品“投资需求”仍然高涨。往往在全球经济趋势不明朗的时候，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更倾向于流动性比较好、相对稀缺的大宗商品市场。但是，这种流向也存在很大的风险。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巨大波动，风险很大。我们现在无法估量未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对中国的影响。此外，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股票市场的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推波助澜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欧洲经济的衰退，消费者消费能力的下降，已经影响到中国对欧贸易的增长。而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一个长期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这对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此加大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心，这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国A股市场上，中国股市“跌跌不休”，2012年中国A股更是“熊冠全球”。因此，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震荡。

5.影响中国汇率机制改革。继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欧债危机对全球货币体系带来了长远的冲击。人们尚未从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大幅度贬值的“痛苦”中喘息过来，作为世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又步美元后尘，半年不到出现高达20%的巨大贬值，令世人大跌眼镜。甚至一些经济学家都“预言”欧元要“消亡”了。而欧债危机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长远冲击也影响着中国。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货币储备大国。任何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变动，不管是大幅度贬值还是升值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储备价值。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欧债危机依赖欧元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直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损失。虽然这次债务危机发生在欧元区，我国也多次强调外汇储备多元化、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但毕竟欧洲的经济实力和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容低估，所以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视。其次，欧债危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从国内外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来判断，央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短期看，由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人民币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距，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着眼未来，人民币汇率的一篮子货币结构，在选择上绝对不能忽视欧元这样的非美元世界货币。而欧债危机造成欧元长期价值的不确定性上升，导致其国际货币储备地位的不确定性也增加。这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必须考虑的不确定因素。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导致欧洲资金短缺，有利于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中国现在拥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拥有一批实力强大的企业。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欧债危机给了中国一次加大海外投资的机会。现在中国的海外投资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预计2022年能达到1万亿美元。受危机的影响，欧洲出现了资金短缺，当前大量的市场正在待价而沽，这给了中国向欧洲直接投资的大好时机。就目前的形势看，救援欧洲的上策是通过中国政府或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首选途径应该是与欧洲国家协商，减少贸易壁垒，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放弃冷战思维模式，尽快放松欧洲对华贸易方面关于高精端技术及商品的出口管制，让欧洲商品在中国获得更多销路，通过欧洲对华贸易来带动其实体经济部门复苏。第二是增加直接投资，从而降低欧洲债务国负债水平。第三是通过国际机构对欧洲的救援。利用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等框架参与对欧救援，这也提高了中国救援资金的安全性。最后才是通过中国直接购买那些债务国的债券来救援。

其次，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欧债危机发生后，中国对欧盟及欧洲各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欧洲经济持续稳定，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支持欧洲解决债务问题。因此，中方表示“不减持欧元债券，支持欧元保持稳定”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基本方针。“中国政府这么做，一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二就是出于国际政治博弈的需要。欧洲在危难之时，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华盛顿并不希望中国出手援助欧洲。一个强大的欧元自然对美元构成威胁，但欧元一旦崩溃对美国也无利可言，而欧元动荡不定才最为有利，因此欧洲遭遇这场债务危机是美国乐于看到的。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意义则不同了，中国这么做将密切中欧关系，使两者加强联合，缓解美国的‘围堵’压力。”

二、中国的态度与举措

欧盟是当今世界“经济三极”——美、欧、日中重要的一极，欧盟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对全球都有重要的影响，而且欧盟还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帮助欧元区重债国摆脱困境。

首先，中国愿意向危机日益严重的欧洲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提供帮助，但是欧债危机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欧洲首先要积极自救。表示，要解决欧债危机“欧洲自身的努力是关键”。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指出的那样，“当然欧洲的问题要解决还主要靠欧洲自己，因为如果欧洲自己不能把它的问题解决的话，别人也很难施以援手，反过来说，世界真正要共同发展的话，肯定也不能没有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社会也是愿意帮助欧洲来解决它现在的问题。”

其次，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参与解决欧债危机。首先，在无法与欧盟层面达成解决危机的协议时，我们主要通过双边关系的方式，分别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葡萄牙等欧盟成员国签订协议。通过购买他们政府的债券、加大对欧洲区进行直接投资、增加欧洲的商品进口等形式，支持欧洲国家应对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其次，中国也需要欧洲的市场、技术和投资，希望通过参与解决欧债危机，实现中欧双方在经贸、投资方面的平等待遇，解决一些不合理问题，如欧盟方面至今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10

金融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发展中国家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投资,推动了全球失业率的攀升,出现了世界贸易的持续滑坡。

2008年9月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历时一年,它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强烈震撼和沉重打击,就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一样,令人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以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比2002至2007年5%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2009年更出现0.6%的负增长。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倍受打击,GDP增长率从2008年已经处于接近完全停滞状态的0.5%骤降为2009年3.6%的负增长。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从2008年6.1%的平均增长率下滑到2.5%,只有中国和印度鹤立鸡群,分别保持了8.7%和5.7%的较高增长1。

金融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发展中国家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投资,推动了全球失业率的攀升,出现了世界贸易的持续滑坡。2009年全球FDI的流入比2008年下降了39%,从17,000亿美元下滑至100,000亿美元2。2009年全球失业率为6.6%,达历史最高水平,发达国家、中东欧与独联体、中东、北非国家失业率最高,分别达8.4%,10.3%,9.4%和10.5%3,直至2010年8月,欧元区和美国失业率仍分别高达10%4和9.5%5,成为稳定恢复经济的一大瓶颈。

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导致需求大减,加之贸易资金的短缺,使世界贸易持续滑坡。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率为6%,2008年虽为世界贸易量和贸易额绝对值历史顶峰年,但增长率却只有2%。2009年同比骤然出现12.2%的负增长,成为二次大战后降幅最大的一年,并且世界各地区、各国无一幸免。当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下降13.9%、14.8%和24.9%,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下降10.5%、2.9%和10.8%。同期,服务贸易出口也下降了13%6。

二、应对危机奏效,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各国救助计划的实施终于使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闯过严冬。从2009年第四季度起,世界多数国家步入经济复苏,且迄今保持了持续势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20国集团首脑峰会应运而生,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次聚会,共商拯救世界经济和保持可持续增长大计。动用财政巨资和其他公共费用救助不良资产严重和资不抵债的商业银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据世界贸易组织不完全统计7,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整个危机期间,世界上有35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分别为其商业金融机构提供了救助措施。美国总投资约11,485亿美元,德国约11,870亿欧元。部分发展中国家虽对本国金融机构也进行了扶持,但数额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时主要在于帮助银行维持正常业务运营,目的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救助措施然不同。同一时期全球有52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总体经济刺激计划8,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低息和贴息贷款、信贷担保、出口信贷和保险、削减消费税收以及用于扩大产品销售最终推动企业扩产目的的对消费者提供的直接补贴等,欧盟部分成员国甚至推出给所谓符合标准中小企业提供赠款的措施。在这方面,受益最大的是汽车产业,仅次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扶持,手段包括注资、信贷、收购股本等直接资金支持,也有以旧换新等曲线救助。美国政府于2008年12月一次就宣布分别给予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34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贷款,后又与2009年6月宣布给通用汽车追加不同形式的贷款320亿美元,把通用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各国救助计划的实施终于使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闯过严冬。从2009年第四季度起,世界多数国家步入经济复苏,且迄今保持了持续势头。IMF7月份预测9,今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竟达到年率增长5%的水平。如无重大不利因素出现,2010年全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5%,发达国家增长2.6%,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增长6.8%,其中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有望达到10.5%、9.4%和7.1%。经济的转暖,带动了需求和世界贸易的回升。今年第一季度,世界货物贸易金额同比增长25%,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增20%,18%和48%,中国、印度、巴西出口分别增29%,33%和26%10。

三、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添新忧

世界经济复苏仍然步履蹒跚之际,欧元区成员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蕴育已久的债务风险先后显露影响。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波渐平,一波又起。2009年下半年,正当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刚刚开始平息,世界经济复苏仍然步履蹒跚之际,欧元区成员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蕴育已久的债务风险先后显露影响。10月,希腊新政府披露了前任政府长期隐瞒的财政高度依赖国债、信用低下、财政赤字巨大和不可持续的真相,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程度之深令人瞠目结舌11,继迪拜金融危机后,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欧元区16国政府都有债务和财政赤字,且有10个和14个国家分别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两项指标规定的相当现价GDP60%和3%的极限水平12。欧元区主要商业银行也多交叉持有各国债卷。这些银行在区内外跨境运营,债务和金融体系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极易传播扩撒。债务环境下,政府财政吃紧、政府对金融体系监管不利和银行周转资金不足相互作用,产生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导致金融局势动荡,市场失去信心,经济失去竞争力。希腊债务危机正是这一系列反应的典型写照。

针对希腊债务危机和其他成员国潜在的危机风险,并为防止危机蔓延,今年5月以来欧元区和欧盟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筹资7500亿欧元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并建立了为期三年总金额为1,1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设施”,贷款支持希腊政府解救危机;(二)各国政府着手调整财政政策和结构,强化欧盟业已存在的监督和协调成员国预算政策纪律的“稳定和增长计划”机制,力争2013年前将各国债务和财政赤字控制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定指标以内;(三)对成员国91家商业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补充核心资本金缺口,增强银行抵御两年内一旦出现最坏经济局面和新的债务危机的能力。

对于上述措施,尽管国际舆论褒贬不一,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正面评价,且实际效果是为市场增添了信心,世界主要股市也都曾因此出现过回升。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欧元区GDP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了0.6%和1.7%13。欧元区16国上半年的区外出、进口货物贸易额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18%,区内贸易增长12%14;美国出、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2.2%和26.7%15;中国同比分别增35.2%和52.7%16。可见,总体经济规模较小的五国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只要没有新的突发不利因素导致现有趋势逆转,世界经济增长尽管依然乏力,仍会继续复苏和增长。

但是,在欧元区债务危机得到控制的同时,国际社会还应当密切注视和警惕欧盟非欧元区成员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蕴藏的债务风险17。就这些国家的中期经济政策而言,继续并加速调整财政政策,增收节支削减赤字,改革和健全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增加就业是十分重要的,必须防止新的严重债务危机的爆发,防止世界经济因此二次探谷。人们希望,经过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努力,全年经济增长能够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的预测水平,世界贸易也能保持较快的回升。

四、全面评估应对金融危机措施,致力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具体救助和扶持措施是双刃剑,它们对现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未来走向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一些措施已经侵蚀了现行贸易体制的原则和规则。

为治理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制定和实施妥善的救助方案或者刺激经济计划,无疑是必要和必须的。但是,当国际社会欣喜已经实施的方案和计划为世界经济摆脱危机所做出贡献的时候,不能不认真反思和评估一下它们可能对多边贸易体制演变带来的冲击,以便趋利避害,使有利于世界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各个要素得到平衡处理。这些方案和计划包含的许多具体救助和扶持措施是双刃剑,它们对现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未来走向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一些措施已经侵蚀了现行贸易体制的原则和规则。

在金融救助措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救助措施中,既有资产或信贷担保,政府参股,国家收购,更有对于金融机构的直接注资,有的措施纯系财政免费,是对本国金融机构从事服务贸易百分之百和裸的补贴行为。鉴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现有规定并不完善,这些措施虽然并不违反现有协定,但在世界服务贸易的平台上,它们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足够能力使用财政和公共资金救助和扶持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家构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使得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补贴谈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至于总体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政府对企业的低息和贴息贷款、信贷担保、出口信贷和保险、减免消费税收甚至向企业直接提供赠款等措施,有的已经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定》的有关规定,只是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或是法不责众,或是世界贸易组织尚未及时审议定夺。其他有些措施存在《补贴和反补贴协定》禁止性补贴之嫌,有的已经被提上多哈回合加强补贴纪律的谈判日程。事实证明,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不少措施,使得多哈回合加强补贴纪律的谈判更加错综复杂和困难。

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诸种措施已经和可能产生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侵蚀与潜在影响,世界贸易组织部分发展中成员早已于2009年第四季度提出书面动议要求该组织予以审评。迄今,关于金融救助方面的措施已经得到初步审议,基本限于对金融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的粗浅评说。欧洲夏季假期过后,世界贸易组织将于9月安排队经济刺激计划措施的审评,希望世贸组织成员能借此为客观和全面评估金融危机的救济措施和致力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做出应有贡献。

五、阻止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期间,约有60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方式从提高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实施进口许可、引入或减少进口配额、鼓励政府采购购买国货、恢复或增加出口补贴到启动出口限制等等,明目繁多,不一而足。

两年来,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对于贸易的负面影响,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一再承诺和呼吁各国不提高或设立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然而,包括20国集团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增加和贸易救济措施增加使其贸易政策朝着限制和扭曲方向下滑”,尽管“各国无大面积采取限制和报复行为致使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明显标志”18。金融危机期间,约有60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新的贸易限制措施19,方式从提高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实施进口许可、引入或减少进口配额、鼓励政府采购购买国货、恢复或增加出口补贴到启动出口限制等等,明目繁多,不一而足。在这些国家中,阿根廷、印度、土耳其、越南和俄罗斯等国名列前茅,欧盟和美国恢复对奶制品出口补贴影响恶劣。

至于以卫生检验检疫、产品技术标准等所谓合法形式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就更加广泛和频繁。危机期间,前者数字达数百乃至上千之计,后者总数也均远远超出危机以前同期水平。在所有国家中,三类救济措施的使用,印度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方面独占鳌头,美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名居榜首20。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国,连续4年居反倾销调查受害国榜首。进入2010年,伴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世贸组织成员贸易救济措施呈下降趋势,但各国采取的卫生检验检疫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1。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的势头既不稳定,也不强劲。各国靠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现有方案虽然有的仍在继续,但也已接近尽头。制定新的刺激方案,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对于多数国家来说,难以被国会通过,对所有国家来说也均不可持续。部分国家财政拮据,债台高筑,赤字巨大,资金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有的国家甚至尚未完全摆脱或者随时面临债务危机的威胁,也会增加来自国内各个方面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特别是以20国集团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应该恪守各自所做承诺,采取妥善政策方针和正当途径,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促进就业,顶住保护主义压力,防止实施违背多边贸易体制原则和规则以及以多种方式掩饰的贸易限制措施,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健康恢复与发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观点。)

注释:

①以上数据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7月7日《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公布中国2009年GDP修订增长率为9.1%.

②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0年1月19日《全球投资趋势监测》第二期.

③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1月《全球就业趋势》.

④欧盟统计局2010年《协调失业率月度数据》.

⑤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2010年8月6日《经济新闻公报》.

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3月26日《新闻公报》第598号.

⑦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2009年11月18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回顾》年度报告.

⑧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2009年11月18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回顾》年度报告.

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7月7日《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澜缑骋鬃橹010年6月2日《新闻公报》第604号.

访送臣凭010年4月22日《新闻公报》(第55/2010号)显示,2009年,希腊债务和财政赤字金额分别达现价GDP的115.1%和13.6%.

访送臣凭010年4月22日《新闻公报》(第55/2010号).

访送臣凭010年8月13日《新闻公报》第120/2010号.

访送臣凭010年8月13日《新闻公报》第119/2010号显示2010年1-6月欧元区16国区外出、进口贸易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18%,区内贸易增长12%,欧盟27国的增长率更高,分别为20%,19%和14%.

拦臣凭志梅治鼍010年8月11日《新闻公报》.

泄涛癫010年7月20日例行新闻会.

驶醣一鹱橹01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09年英国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已分别达相当GDP的68.1%和11.5%1,美国两项指标分别为87%和13.6%,日本达217.2%和9.9%.

澜缑骋鬃橹芨墒009年3月26日、7月1日、11月18日和2010年6月16日关于贸易环境问题的报告.

澜缑骋鬃橹芨墒009年11月18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回顾》.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

关键词：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格局次贷危机

当人们回顾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经济时，次贷危机依旧是一个必须讨论的命题，它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对于将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探讨。

一次贷危机引发的理论再思考

(一)对于美国新经济的再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人们对新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意见比较统一的表述有如下几种：1.“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2.“新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的经济；3.“新经济”是高科技经济和知识经济；4.“新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知本经济”；5.“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尤其是观念、制度创新的经济；6.“新经济”是风险经济、创业经济或企业家经济；7.“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即吸引“点击”和他人注意力的经济；8.“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或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9.“新经济”是数字化经济即信息从模拟进步到数字的经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末，在谈论美国“新经济”时，人们大都把目光投向技术和工程发明层面，讨论信息技术、网络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笔者在2doo年时曾提出，美国“新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点：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经济政策的鼓励等；这些经济制度框架创造了美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式，其他国家在短时期内基本无法套用美国的这一框架机制。笔者尤其认定，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新经济中经历、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入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今天来看，这一过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规跃进，也在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的边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实践，比任何真正纯工程学的发明意义要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次贷危机最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再思考，为将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经济走势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对于经济全球化，人们大多有这样一种共识：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谁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否则将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本。

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网络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使美国利用全球化平台，走向世界，获得了来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世界经济失衡产生了世界生产与世界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新产生的财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顺差、逆差互相流动，为什么世界贸易的顺差最终没有选择地一定要流向美国去?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通过全球化的平台控制住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金融创新这个名词。因为在金融领域，风险无法消灭，但总是有办法转移。而且任何一个转移风险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层面风险的同时，总是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大的风险。然后人们把它更深层次地证券化，更深层次地把这个风险转移。其后果是，这种转移在更大的层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为危机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传导作用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经济的非均衡从一个经济体传导到另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行业传导到另一个行业，从而形成全面的冲击。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开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转嫁金融风险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机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们还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天就要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仅不到一年时间全球就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重大逆转。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散，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续多久，事实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活力减弱，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对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减，金融危机的风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大概是这次危机难于渡过的症结。

(三)对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国股市、房地产泡沫归咎于美国银行家的贪婪，也归咎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导致借款价格过低，变相鼓励个人、家庭或企业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贷，去搞房地产，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引爆次贷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在探讨，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即使还款人无法偿还，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贷款。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多次积累风险，因而引发风险蔓延。当然人们也还把此次金融风暴的爆发归结为评级机构的失职，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误等等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另有根源。

笔者认为，这次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要均衡，要协调，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润率规律就是说，对于任何人，等量的资本投入会带来等量的资本回报，不管你投资的是什么部门，什么行业。如果这些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的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术层面监管有多缜密、多严格。

此次次贷危机，当投机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同时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报会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大家都去投资金融，这就违背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只有金融行业最赚钱，这就违背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于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一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一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一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上面的两条规律发挥作用，泡沫就会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一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一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一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账更加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可以跨越国界，不同产业或获得的要素的客观比例，也可以跨越国界展开，平均利润率规律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从而延缓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自身已经难于平衡巨大结构失衡时，矛盾就会以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发。当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人人都要进入虚拟经济获取暴利，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一方面虚拟经济中的资源相对于利润率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资源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飞涨，其结局可想而知。一个经济在崩盘之前，共有的规律一定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过剩而在实体经济奇缺，经济规律将强行体现作用，新平衡将以巨大破坏得到恢复。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就是这样的过程。

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

21世纪初，在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连续5年保持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增长时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失衡和发达经济体增长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曾有所减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加大，世界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事实上，从2005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显得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和新增长点；其次，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拉低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还仅限于美国。而2008年，最终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4的美国(按现价计算)，其经济增长的减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消费信心的下降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向美国一样经历着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调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经济动荡开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业发达国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进一步减缓。尽管美国经济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强势增长，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滑坡，第二季度整个工业发达国家按年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2008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60万个，失业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较深，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爆出次贷损失。随着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市场信贷紧缩随之出现。相比于美国，欧元区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源于银行的资金贷款高达60－65％，因此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更为明显。以居民消费为例，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区私人消费增速趋于放缓。而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对外贸易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明显。而对于欧盟区一些新加入的小国而言，由于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贷紧缩影响，外资流入规模的降低也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日本从2004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工业生产从2008年年初就已开始回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带动近两年日本经济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资和私人住房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缩水，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劳动市场也出现连锁反应：就业增长停滞，失业率开始上升。

2009年情况更加严峻，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欧元区则环比下滑2.5个百分点，日本更为糟糕，下滑达4个百分点，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姗姗来迟，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拖累了世界经济的探底与复苏。

(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弱

2008上半年，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显著放缓。投资和消费仍持续快速增长，但能源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对增长构成威胁。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运行在减缓。由于出口受全球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而显著放缓，设备投资增长也因奥运投资结束而放慢，

另外，以虚拟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美国新经济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经验观察，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其结局大抵是经济崩盘，美国、日本、英国和新兴的经济体香港等，概莫能外。原因非常简单，房地产如果满足的仅仅是消费需求，它的规律遵循商品供求；但如果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甚至被衍生多次，则它遵循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规律、虚拟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失衡的经济中，不崩盘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危机意味着美国虚拟需求增长方式的调整，那么毫无疑问，这次危机也预示着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与2001年前后的信息技术泡沫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金融机构选择了非贸易品部门作为资产泡沫的炒作对象，并且尽其所能在不断扩大它的范围。非贸易品部门的虚拟需求虽然其衍生金融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转移，但是其真实需求部份则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实际购买力，因此，虚拟需求的泡沫在房地产行业的真实需求支撑远远不及信息技术行业。这就决定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调整深度远远大于2001年的调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大大增加了经济何时复苏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大危机范文篇12

一、引言关于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首先是研究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进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鲜有研究本国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但是在从2007年以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些国家，不断有人把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出口。首先，在探讨中国出口与他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我们还更应当关注中国进口对他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当只谈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而有意无意忽视中国进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其次，在谈到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国内外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指出：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9月，世界银行了《中国经济季报》就指出，以市场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会达到16％，并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5％［1］。按照世贸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是8．5％，世界GDP增长率是－2．3％。按照世界银行官方汇率计算的结果，2008年，中国GDP总额（实际是GNI，generalnationalincome，与GDP十分接近，下同）是38998亿美元，世界GDP总额是576375亿美元［2］378－379。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GDP是42313亿美元，世界GDP是563118亿美元。如果中国2009年GDP增长率也是世界平均水平，即－2．3％，那么，中国GDP将下降到38101亿美元，与42313亿美元相比，减少了4212亿美元，这将导致世界GDP下降为558906亿美元，世界GDP增长率将不是－2．3％，而是－3．03％。即中国GDP高速增长，使得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73个百分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就不一一列出了。严格的讲，中国GDP增长率高、增长额大，并不会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这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假如中国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经济增长的，那就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中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要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实现的。二、中国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关于中国出口与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关系，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美国一些官方人士和学者不时的放言：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太多和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太低，造成美国人不断发行国债和借债消费，才导致危机。例如，2009年初，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这是典型的嫁祸于人。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3］，世界经济危机另有原因［4］。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首先，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不是得力于经济危机，而是得力于中国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大内需的结果。其次，中国并没有从这场危机当中趁火打劫”，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其突出表现就是在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下滑的幅度远远大于进口下滑的幅度。根据世贸组织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0．5％，进口增长率为2．8％；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6．0％，进口增长率为－11．0％，依然是出口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下降幅度［5］。这必然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这场危机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所以，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这次危机当中，中国不仅是危机的受害者，而且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三、中国进口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是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这场危机的积极力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中国仍然保持GDP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作用；二是中国维持较高贸易进口率，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贸易进出口，尤其是进口对促进他国经济复苏的作用更大。中国一直保持高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在2009年，世界贸易出口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2．2％，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为12．9％。中国出口增长率为－10．5％，但是进口增长率仍然是正数，达到2．8％（按照2009年当年价格计算，中国进口下降了11％，但是世界进口下降幅度更大，为24％），中国是世界各主要地区和主要国家当中唯一保持贸易进口增长率为正数的国家。关于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使用贸易进出口指标，来衡量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考察本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则应当用本国的贸易进口指标（如贸易进口增长率）。按照这个思路，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贸易进口分为商品进口和劳务进口，本文只考察中国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运用数学回归模型，简单考察世界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的年份是1990年至2009年，共20个年份，具体数据参见表1。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2。表3的主要数据用公式表示如下：GDP＝1．4079＋0．1243•IMR2＝0．5003（4．4231）（4．2449）调整后R2＝0．4725即：世界商品贸易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0．1243个百分点，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均通过检验，相关度较高。其次，运用上述公式分析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贸易进口额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以2009年为例，按照现价计算，根据世贸组织2010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23850亿美元，中国为10060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8％。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世界贸易进口额下降了24％，中国比2008年下降了11％，美国下降了26％，独联体下降了33％。由此推算，2008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62960亿美元，中国贸易进口为11303亿美元①；如果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即也下降24％，那么，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就不是10060亿美元，而是8590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470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不是24．0％，而是24．9％，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低于世界贸易进口下降幅度，导致世界贸易少下降了0．9％。#p#分页标题#e#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美国下降幅度相同，即26％，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8364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696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0％，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0％。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独联体下降幅度相同，即33％，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7573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2487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5％，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5％。以0．9、1．0和1．5分别乘以0．1243，可以分别得出0．11、0．12和0．19，即与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1％（或者说，少降低了0．11％）；与美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2％；与独联体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9％。据此计算，2009年，中国保持较高贸易进口额，对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1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因为，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5．7％；而上文是按照2009年价格计算的，即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只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3％。四、结论第一，在探讨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GDP增长率对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贡献，还要看到中国强劲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探讨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出口贸易的作用，更应当看到中国进口贸易对促进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中国也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实际上，中国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2007年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定量分析的结论：中国高速GDP增长率为世界GDP增长贡献了0．73个百分点，中国较高的贸易进口为世界GDP增长贡献了0．1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