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1

【关键词】智能控制调频广播；光发光收；智能回传监控

1.广播建设情况概述

针对目前我县有线电视县到乡，乡到村全覆盖的具体情况，借鉴近两年发达地区先进广播公共服务体系成功经验。结合我县自身特点，采用目前先进的数字智能寻址广播技术，在县到乡用105.6兆赫一个频点、乡到村104兆赫一个频点，建立投资少、见效快，易于维护的县到乡，乡到村广播传输系统，达到全县广播覆盖。

系统通过县级光纤共缆调频广播，由光纤传输调频信号至各乡镇，乡镇自动接收后送至乡镇调频调制器，转化成光信号传送至各个行政村，村级接收机即自动打开播放，在紧急情况下也可远程电话遥控自动广播。

2.项目实施方案

利用现有有线电视系统网络，搭建县机房FM105.6兆赫主备发射系统，建立县-乡-村三级联控、联播的广播系统，实现一个系统，一套设备两种功能。平时，作为“农村广播村村响”系统，播出县、乡广播节目。公共突发事件中，作为减灾预警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县、乡点对点应急广播。特定情况下利用通讯工具实现远程紧急预警广播，成为预警信息、舆论引导、抢险救援的空中指挥调度平台。

2.1项目建设主要点

（1）购置县级广播系统一套，包括电脑服务器、智能控制编播系统、数字调谐收转机、调频调制器、信息数字检测机等，采用105.6兆赫广播信号通过光纤共缆调频方式送至所有乡镇，实现按日期或星期分时间、按乡镇区域自动节目编辑管理播控。

（2）购置镇级广播系统一套。包括智能控制编播机、音频编辑站、数字调谐收转机、调频调制器、电话线路等，平时所有机房设备处于待机状态。县可控信号一来，由收转机自动转接县信号，同时打开镇级广播前端设备工作。并自动将县信号。用104兆赫通过有线电视转播至行政村。应急突发事件时利用通讯工具远程寻址、分区应急指挥调度广播。

（3）购置GSM智能信息数字采集回传监测系统一套，对全县各乡镇广播开关情况纳入智能化控制，实现远程控制。

2.2系统框图

整套系统以县为一个系统单元，系统设计和设备配置采用智能化编码播控技术，以有线共缆传输为主、结合无线调频、GSM电话广播等传输手段实现区县、乡镇二级可控播出。系统具有与市级系统对接接口，可实现市级对区县的直播。整个系统包括：区县广播中心编播控制传输系统、乡镇广播站播控传输系统，实现二级可控、乡镇插播、上级优先的综合智能广播系统，详见图1。

图1

3.项目实施过程

智能广播传输系统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广播电视台、有线网络公司、乡镇广播电视站等几个单位，在设备安装过程中还不能影响有线电视以及乡镇广播节目正常播出。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一是做好详细施工计划，二是根据不同乡镇机器设备摆放位置，设计新设备定位，三是为最大限度减小对系统的影响，预先做好连接线、混合器等准备工作，在后半夜接入信号连调，四是在设备例行检修日突击施工。

3.1县机房与乡镇机房安装调试过程

为便于控制与管理，将县智能广播控制设备放在电视播控机房设备北侧，用一个标准电脑桌与一个约920毫米高标准机架，电脑桌放置电脑编辑机等设备，19英寸标准机架按广播信号流程从上到下设备摆放依次为，数字信息检测机、数字调谐接收机、智能控制器、调制器。

首先进行单机开机试用，确定单机性能指标正常后，进行系统连线连接，然后进行系统连调试用，最后用25米—9电缆将县105.6兆赫信号，送到有线电视机房，通过两混合器接入有线电视网。

乡镇机房设备配置与县机房配置相当，也用一个标准电脑桌与一个约920毫米高标准机架安装设备，采取与县机房一样方法进行安装调，最后通过各乡有线电视网，采用104兆赫单一频点，将广播信号送到各个村机房。县、乡机器配置原理图见图2。

图2

3.2回传监测平台系统介绍

为更好地对全县乡镇村广播设备工作状态进行监控，我们采用移动通信技术，利用其具有永远在线、价格便宜、覆盖范围广、系统抗干扰能力强，实时监控、远程数据采集、远程设备参数查询等优势，建立了移动GSM广播机终端监控平台。系统建好后，在县机房可以实时监看全县各乡镇广播设备工作情况。县回传监控电脑显示图如图3。

图3

注：指示颜色说明。待机状态——开关机状态（黄色）；工作状态显示（黑色）；故障状态显示（红色）；正常工作——设备正常运行状态时显示（绿色）。

（1）打开自动检测机电源直到网络灯慢闪烁（3秒闪1次）。快闪表示正在登入中……

（2）直接运行广播机终端监控平台软件，监控电脑上将出现空白的面。

（3）将上图卡号及名称填好。

（4）点击“保存设置”，参数将保存到平台设备中。

（5）点击“开始故障搜索”。平台将会对没有正在进行广播的终端依次呼叫。

（6）点击“停止故障搜索”，将终止搜索。

备注：a.开始故障搜索/停止故障搜索为复用键；b.新增或修改的卡号默认状态为：开关机状态（红色）、工作状态显示（黑色）、故障状态显示（红色）；c.平台首次使用时，必须按“开始故障搜索”，以便获取终端最新的状态；d.修改终端卡号步骤：先删除原来的卡号，按保存设置；填写新的卡号，再按“保存设置”即可。

（7）下面是为方便测试，将移动的客服号当成终端的示例。

（8）填好卡号及名称并且按“保存设置”。

（9）点击“开始故障搜索”并且全部搜索完毕的界面，如图4。

图4

此时，通过以上设置过程，监控平台电脑上开关机状态显示绿色；工作状态显示黑色；故障状态显示绿色，即为各个乡镇机器工作情况正常。其中如果哪个乡镇机器不工作或出现故障，在县监控平台上就可显示为红色。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2

与“老失业群体”失去工作需要工作不同，“新失业群体”属于从未工作的需要工作者，他们主要由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所组成。按照我国学制，如果7岁入学，小学毕业应该为13岁，初中毕业应为16岁，高中毕业应为19岁，大学毕业应为23岁，读完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的年龄应该为29岁。国际惯例一般把15或者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16岁同时也是我国初中毕业年龄，16岁应该是新失业群体的年龄下限；鉴于29岁在我国是完成最高教育程度的正常年龄，所以29岁应该是新失业群体的年龄上限。这样，新失业群体就可以定义为16―29岁没有工作、积极寻找工作、并且得到工作时可以到岗的青年。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调查失业人数在2001、2002和2003年分别为1407万人、1620万人和1643万人，其中16―29岁失业者所占比例分别为36．9％、33．4％和31．2％。据此可以推算出城镇新失业群体的人数是，2001年为519万人，2002年为541万人，2003年为512万人左右。2004年的调查失业人数估计为1550万人左右，按照2003年16―29岁失业者所占比例计算，新失业群体的人数不到500万人。总的来看，近些年城镇新失业群体的人数维持在500万人左右，并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是上述数字为城镇失业者人数，包括进入城镇的农村青年失业者，但不包括留在农村的青年失业者；二是上述数字为存量概念，既包括当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失业者，也包括过去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失业者。

由于是存量和城镇失业概念，上述数字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也不能反映问题的严重性。要全面了解新失业群体的整体情况，还必须对其每年的增量有所把握。

按照新失业群体定义，当年成为新失业群体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几年前小学辍学或者小学毕业没能升学的人，另一类为当年初中以上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基于上述两类人，我们可以估计每年进入新失业群体的人数，具体数字是：2000年为1626万人，2001年为1596万人，2002年为1539万人，2003年为1584万人；预计2005年为1759万人，2006年为1734万人，2007年为1752万人，2008年为1724万人，2009年为1744万人，2010年为1835万人。

如果每年进入新失业群体者都有劳动参与的愿望，则新失业群体的失业人数就可以按照分年龄别失业率被估计出来，即：2000年为264．万人，2001年为267万人，2002年为261万人，2003年为270万人；预计2005年为304万人，2006年为296万人，2007年为297万人，2008年为288万人，2009年为290万人，2010年为303万人。当然，人人都具有劳动参与的愿望是不现实的，所以考虑了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后，新失业群体的实际失业人数应该比上述数字减少一半左右。

二、新失业群体的城乡分布及其特征

在每年进入新失业群体的人中，高中以上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些毕业生包括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含职业高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研究生的毕业生，其数量预计2005年为545万人，2006年为566万人，2007年为599万人，2008年为643万人，2009年为706万人，2010年为788万人。由于文化程度较高，这些人真正失业的并不多。2004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截至9月份)达到73％左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就业率更是高达95％左右。据此可以估计这一群体的失业人数2005年为47万人，2006年为52万人，2007年为58万人，2008年为65万人，2009年为75万人，2010年为86万人。

每年进入新失业群体的高中以下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200(02010年，高中以下毕业生每年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的规模，其中2004―2007年的各年会超过1100万人。农村毕业生目前占45％左右，镇占35％左右，二者合计占80％左右；城市占20％左右。

2000―2010年，每年进入新失业群体的高中以下毕业生失业数量基本上维持在200万人左右的规模，其中2005年可能会达到250万人左右。农村的失业者数量仍然最多，占45％左右，镇占35％左右，二者合计占80％左右；城市占20％左右。

由此可见，新失业群体问题在城市和农村的重点有所不同。从文化程度来看，高中以上学历新失业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更具体地说，城市新失业群体问题主要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而高中以下低学历新失业群体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和镇，其中，镇的问题呈现出逐渐加重的趋势。

除了城乡分布的上述特点外，新失业群体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新失业群体基本上属于独生子女一代。对家庭的依赖感较强，对就业环境和工资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这些都会对其就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二是新失业群体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以2003年为例，在进入新失业群体的所有毕业生中，初中毕业生占51％；在镇和农村，初中毕业生比例均高达81％。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来说，高中升学率在近些年迅速上升。

三、解决新失业群体的思路与对策

老失业群体问题的关键是生活保障问题，而新失业群体问题的关键是就业能力问题。与老失业群体相比，新失业群体的大多数人缺乏工作经验，这就决定了为他们提供收入支持或者说生活保障的政策缺乏实施基础。因为，失业保险的给付主要是以缴费年限为依据，缺乏工作经验就意味着不可能享受失业保险的待遇。所以，解决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的政策取向必须以提高就业能力为出发点。

一是适当延长学校教育的年限。目前，新失业群体主要以初中毕业生为主，初中毕业16岁的年龄无论从身体发育还是从能力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劣势。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当推迟初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提高其就业能力，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有好处。为此，可以考虑把城市义务教育提高到高中阶段，同时扩大城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规模，鼓励这些学校招收农村初中毕业生。

二是实施针对农村(包括镇)初中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计划。在巩固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鼓励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建立针对农村初中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参加培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给予必要的补贴。补贴可以直接补给个人，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方式补贴到培训机构或者中介机构等。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一直占有中心位置。按照刘易斯(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在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迁移是平衡城乡收入的一种机制。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之前，后者可以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固定工资水平上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1]。与刘易斯不同，托达罗(Todaro)将其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前提上，他认为迁移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取决于迁移者能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所以迁移所平衡的只是劳动者在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而不是其实际收入[2]。

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收入之间造成了很大的差距。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农业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供给，从而逐渐导致了粮食市场的开放和配给制的消失，农民由此得以在没有城市户籍的情况下进入城市并长期留住城市。另一方面，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职业。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刺激下，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或非农产业流动。

相对于很多研究热点而言，中国的迁移研究一直是比较落后的。笔者认为这种落后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而没有与国际学术界规范化的研究方式接轨。(2)迁移的课题在名义上常常不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是“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客观的结果就是许多迁移调查仅止于描述性分析，或者被纳入某些其他的调查。(3)迁移研究的中心问题——收入和迁移的关系分析往往局限于不同群体人口（如迁移者和非迁移者）的静态比较，而很少涉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借助计量经济学的工具，研究中国乡城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及其收入的决定因素，并重点分析收入差距的作用和内涵。

二、分析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问卷调查数据，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1)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作用的估计；(2)收入差距来源的分解。

（一）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作用

为了分析收入差距对迁移的影响，必须在迁移决策方程的估计中引入城乡收入差距。但在迁移调查中，我们只能观察到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当前的工资水平，而无法观察到迁移者在不迁移的条件下和未迁移者在迁移的条件下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无法比较同一个人在迁移和不迁移两种情况下的工资水平，从而计算其迁移前后的收入差距。因此我们只能用迁移者和非迁移者的当前工资来估计城市和农村的一般工资水平。但由于迁移的选择性，迁移者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人群之中，迁移者本身可能具备某些与其工资水平相关的特征，有些特征可以通过调查观察到（如年龄、受教育水平等），有些则无法观察或测量（如个人性格等）。这些特征导致了样本选择的偏差(sampleselectionbias)，从而有可能导致工资水平估计中的偏差。例如，迁移者可能是那些有能力获得较高工资的人，以他们当前的工资为依据所估计的迁移者收入水平可能会偏高；反之亦然。因此，必须修正收入水平估计中因样本的选择性而导致的偏差。这种偏差通常用赫克曼(heckman)二阶段法来修正[3]。

本文使用一种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structuralequation)来估计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作用。该方法常被用于收入差距的研究[4～6]。

（二）收入差距的来源

收入差距可能来源于各种因素，如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在个人素质上的差异，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差异，以及其他观察不到的原因。奥萨卡(Oaxaca)提出了一种分析技术，能将工资差距分解为不同的来源[7]，稍后，瑞莫尔斯(Reimers)进一步将选择性偏差的修正引入了这种分解方法[8]。

三、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1991年在湖北省进行的一次关于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问卷调查，此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一）数据

本次调查包括了湖北省6个市、县的21个社区（6个城市居委会、7个镇居委会和8个村委会）。在调查中使用了家庭户和个人两级问卷。我们在每户中随机挑选了一个15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回答了问卷。样本的有效观察值为2573户家庭（或个人）。

需要说明的是：(1)调查采用的是“迁入法”，即对于迁移者来说，调查点是他们最后一次迁移的目的地。(2)在本文中，我们将乡城迁移者定义为出生地为农村，在调查时常住地为城镇的暂住人口，也就是说本文所研究的是非户口迁移。这是因为由农村向城镇户口的迁移意味着“农转非”，这种迁移受到了国家的严格限制，其迁移的动因、决策及后果均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也不完全反映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而且，这类迁移人口一般都与原居住地（农村地区）没有很大的联系，所以我们在本文中不讨论这类迁移。(3)我们的调查只局限于湖北省，所以我们去掉了来自省外的迁移者。(4)鉴于一部分迁移人口已在城市中居住多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和原居住地已没有多少关系了，所以我们去掉了5年前来到目的地的迁移者。

我们将所有居住在农村的人视为非迁移者。最后，我们的样本包括1353个有效观察值，其中384个目前居住在城镇的乡城迁移者，969个居住在农村的非迁移者。

如前所述，我们有两类方程：迁移决策方程和收入方程。前者的被解释变量为一虚拟变量，迁移者取值为1，非迁移者取值为0。后者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人月平均收入的对数值。至于解释变量，在迁移决策方程中，我们引入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兄弟姊妹个数、是否长子（女）、迁移前的婚姻状况和家中耕地面积；在收入方程中我们引入年龄、文化程度、家中耕地面积和所在地（乡、镇）的人均收入。

（二）迁移决策的决定因素

我们首先估计probit约简方程，该方程包括迁移决策方程和收入方程的所有解释变量，表2中的回归5和回归6为估计的结果。藉此约简方程，我们可分别计算样本城市和农村的逆米尔比率。然后，我们分别估计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方程，并代入逆米尔比率以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表1为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看男性移民的情况。从回归1中可见，收入和年龄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这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结果相符[9]。即收入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经过一个临界值后，收入就开始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了。根据系数值，这个临界值大约在40～42岁左右。这个结果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年龄可反映一种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其中包括经验的积累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龄越大，积累越丰富[10]；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乡城暂时性迁移人口从事的是体力劳动，青年人显然又比老年人占有优势。回归结果证实了文化程度对收入的正向作用，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其对收入的作用增强。居住地人均收入代表地区发展水平，该变量对收入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回归3为女性移民的情况，从中可见，年龄对女性迁移者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在文化程度中，仅有“高中及以上”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妇女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她们的收入与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关系不大。例如年龄较大或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可以从事诸如钟点工、保姆之类的家庭服务业，其收入也不见得低。另外，如托达罗所言，她们可以“开办一些小店铺”经营“手工食品和工艺品”[11]。

表1城乡收入方程的估计

被解释变量：个人月收入的对数值

附图

说明：括号内为t验检值。“…”表示数字的绝对值不足0.001。***、**和*分别表示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从迁移者与非迁移者的比较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教育对非迁移者的收入的作用都要高于对迁移者的作用。这说明在我们的结果中，相对于城市而言，教育在农村地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乡城暂时性迁移者在城市中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低报酬的工作，这显然降低了教育的作用。相反，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如舒尔茨(Schultz)所指出：“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学习和使用某些现代技术”[12]。而且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更有可能从事家庭非农业经营或进入乡镇企业，这些非农业活动能显著地提高他们的收入。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13]。

利用收入方程，我们可以计算每个观察值的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进而计算每人的城乡工资差距，并纳入结构方程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表2中的回归7和回归8为结构方程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迁移概率和年龄都呈倒U形曲线。文化程度仅能提高男性的迁移概率，对于女性的迁移决策不起作用。文化程度是决定迁移预期收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越强，迁移成本也就越低。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更容易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一般来说，男性在迁移中处于“主动”地位[14]，因此他们的文化程度对迁移过程的影响较大：文化程度既直接作用于收入（见表1）；又通过提高迁移概率而间接作用于收入（或者说提高预期收入）。然而对女性来说，由于她们在迁移中时常处于“从属”地位，如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她们的迁移决策可能更取决她们的配偶等人的迁移行为。此外，如前所述，妇女在非正规部门的具有优势，她们的就业可能不太依赖于文化程度。因此，对于给定的收入差距，文化程度对女性的迁移概率作用不大。此外，土地的短缺对劳动力外迁构成一种推力。婚姻对流动有很强的负作用：家庭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子女的抚养，意味着稳定生活的开始，这无疑提高了迁移的成本。家庭规模对女性的迁移起正向作用，而对男性的迁移不起作用。这似乎说明妇女的流动更受家庭的羁绊。

表2迁移决策方程的估计

被解释变量：迁移者＝1，非迁移者＝0

附图

说明：括号内为t验检值。“…”表示数字的绝对值不足0.001。***、**和*分别表示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最后，我们的结果证实了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该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就越强。

（三）迁移概率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回应

上节的估计结果可以用来模拟某些政策的效用。在此，我们重点讨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相对工资和迁移概率的影响。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来自两种情况：一是农村收入的上升；二是城市收入的下降。前者意味着乡城迁移的机会成本的提高。按照托达罗的观点[15]，通过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来降低乡城人口流动的经济刺激，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关键。至于后一种情况，由于工资的刚性，城市收入的绝对水平一般是不会下降的。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有些部门以各种名目向进城的农民征收一些附加费用[16]，实际上相当于压低了乡城迁移者的收入。在此我们作两种模拟：农村收入上升10%和城市收入下降10%。前者是保持城市工资不变，将表1农村收入方程中的常数项提高10%；后者正好相反，保持农村工资不变，将城市收入方程中的常数项提高10%。

我们用城市和农村收入的几何平均值之比（城乡相对收入）来衡量总体的收入差距。至于迁移概率，参考Perloff的工作[18]，我们使用两种方法来衡量整个群体的迁移概率。第一种方法是计算所有人的迁移概率的算术平均值（以下简称平均值）；第二种方法是计算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以下简称50%标准）。我们先根据上节的估计结果，计算出的城市和农村当前的相对收入、平均迁移概率和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将这些值取为初始状态。然后我们通过变动城市或农村的收入，利用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模拟出以上三个统计量相对于初始值的变化。

表3为模拟结果。由于城市收入一般高于农村收入，所以城市收入下降10%对相对收入的缩减作用显然要大于农村收入上升10%的作用。对于男性来说，如果农村收入上升10%，城乡收入比将下降21.5%；平均概率将下降4.9个百分点；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下降4.1个百分点。如果城市收入下降10%，同样是对男性，城乡收入比将下降30.1%；平均概率和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将分别下降7.1和6.7个百分点。女性的结果同男性类似。与男性相比较，女性的城乡相对收入对农村收入的上升的反映要远远弱于男性，但对城市收入的下降的反映则要强于男性。此外，从迁移概率来看，对于城市工资的下降，男性和女性的反映大致相同；但对于农村工资的上升，男性的反映则大大强于女性。

表3农村工资上升或城市工资下降对相对收入和迁移概率的影响

附图

说明：括号系模拟值相对于第一行初始水平变化的百分比，负值表示下降。

（四）收入差距来源的分解

表4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差距及其来源的分解。结果表明，按照模型的估计，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的几何平均值分别为207元、104元和154元、77元。男性和女性的城乡收入的比率均为1.99。然而，当我们除去样本选择性偏差之后，男性的城乡相对收入为1.78，而女性为2.02，也就是说女性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男性大。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在迁移率方面差别不大——因为女性乡城迁移的回报率高于男性，所以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强的迁移动机。

如前所述，收入差距可以有三个来源，从这三个来源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很明显。对于男性来说，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个人特征上的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贡献(39.3%)高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别的贡献(27.6%)。这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如文化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低素质的男性劳动力在城市中只能从事低层次、低报酬的体力劳动，其收入只是略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但如果他具备一定的素质，他就可望获得较高的收入。对于女性劳动力来说，其收入差距主要由城乡的工资差别(65.2%)决定，她们的个人素质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22.1%)。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普通的女性劳动力，只要迁移到城市，她就有可能获得远高于农村收入的报酬，而她们的个人素质对她们在城市的收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妇女在农村以从事家务劳动为主，其货币化的收入很低；而在城市则正好相反，妇女一般都会从事一些有报酬的工作，因而其城市收入会远高于农村收入。另一方面，妇女在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多的选择，她们的收入水平对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如年龄、文化程度）的依赖较低。

表4收入差距来源的分解

附图

五、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分析迁移概率和收入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我们的结果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概率越强。这个结果说明，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城乡人口迁移将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的农村（或者说农业）相对收入一直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中国政府也就不可能完全放松对乡城迁移的控制。

通过模拟收入差距和迁移概率对城乡收入变化的反映，我们发现，女性的城乡相对收入对农村收入的上升的反映要远远弱于男性，但对城市收入的下降的反映则要强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迁移概率对城市工资的下降的反映大致相同；但对于农村工资的上升，男性迁移概率的反映则大大强于女性。总体上来说，农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抑制男性劳动力的迁移倾向；反之，城市工资水平的下降则会显著降低女性迁移者的相对收入。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4

亨廷顿的城乡差距理论及其启示

作者：李奕潼杨岭华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5期

[摘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来源于现代化。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在现代化的早期，广大农村依然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二者的差距；城乡差距，特别是过大的城乡差距，将会加剧城乡间的对立，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为消弭这种不稳定，现代政党及其领袖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

[关键词]现代化；城乡差距；政治稳定；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C9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077-03

亨廷顿作为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政治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以其宽阔的视野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和论证。特别是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主要是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进行的客观描述和理论概况。深入挖掘亨廷顿城乡差距理论，对于全面把握亨廷顿的现代化或政治发展理论，以及正确处理当下我国的城乡关系，不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差距的表现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

关键词:数字城市;数字乡村;电子政务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5-03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ynszxc.省略/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2]省农业厅“数字乡村”工程项目实施小组办公室,全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N].数字乡村快讯,2008-10-28(2).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员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通过到乡村旅游了解真实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从而带动整个乡村的行业发展和脱贫致富。其中，乡村旅游讲解员是建设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人们对乡村的第一印象。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涉及乡村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其中气象景观也是他们进行讲解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乡村旅游讲解员和气象景观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于二者的理论阐述，结合实例分析得到当前乡村旅游讲解员对于气象景观内容讲解的具体策略，以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旅游讲解员的专项内容服务讲解水平，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旅游讲解员及相关概念阐述

解说，翻译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诺斯的希罗多德》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导游的工作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荷马时期各地已经有解说者的身影[1]。16世纪60年代，西方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在外出旅游时总会有解说人员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中对解说下了定义：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经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义与关联，并强调亲身的经验和运用说明性方法或媒体，而不仅仅是传达一些事实性知识[2]。在中国最早倡议讲解服务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创建者张骞。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议，在建设帝室博物馆时，要“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3]。当前，我国学界对于讲解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专业，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讲解员相关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馆及相关文创产业的讲解员管理建设层面，研究案例较为单一，研究重复性较大。讲解员作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际传播层面的价值可见一斑。将对旅游讲解员的研究与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勾连，是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乡村旅游中的气象景观

前人在研究中曾对乡村旅游给出了清晰界定：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4]。在乡村旅游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的关注以外，气象景观也是乡村旅游建设的重要范畴。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旅游的气象景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停留在微观层面，更多的是关注某地区的气候适宜度问题，这与本文所探讨的气象景观研究差别较大。相较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气象景观资源指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气象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一切能够引起人们进行审美与游览活动的大气现象及其衍生资源，包括自然气象景观、人文气象景观。也就是说，能够将本地区旅游资源与气象特色相结合，开发出相应的新型旅游资源的，便是气象景观。对气象景观服务的强调，其实也是看到了气象因素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阴晴雨雪正在持续影响着乡村的旅游生态，对当地旅游资源、景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气象对乡村旅游自然景观的影响，其二是气象对乡村旅游人文景观的影响。从乡村旅游的自然景观来看，山岳、湖泊、植被、动物等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素，都离不开气象的影响。气象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适合在乡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时出现干旱（短期的异常干旱）可造成空气过分干燥、土壤水分亏缺，危害植物资源生长，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合理开发适宜季节气候变化的乡村旅游资源，便成了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重点。例如，因为独特的纬度条件在三四月份会形成独特油菜花田风景的江西婺源，根据自身的气象条件，打造出了独属于婺源县的自然景观，也打响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招牌。从乡村旅游的人文景观来看，当地的气象条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是清晰可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习惯、状态、风俗等方面。北方人民爱面食，南方人民爱精米，这既是因为南北方种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为南北方气候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习惯的差异。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区，吊脚楼建筑别具一格，而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潮湿多雨，当地人民才建造了这种建筑，这种建筑也成为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在乡村旅游中，气象景观展现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现这些气象景观，又如何将其与当地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将是本文接下来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

讲解内容原生态

乡村旅游讲解员是能够真正站在乡村角度，向旅游者讲解乡村历史和文化的讲解人才[5]。因此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内容时不同于寻常的旅游讲解，其讲解内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馆讲解员那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进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观讲解员一样注重对整体环境的阐述，更多的是针对乡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介绍。而在对这些对象的概述中，其展现出了独属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特质。笔者在走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儿城景区的讲解员后发现，他们在进行讲解内容培训时，相较于博物馆讲解员对内容上专业性和严谨性的重视，更看重的是讲解内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态。长期在女儿城担任志愿讲解员的L表示：“女儿城本身就是一个体现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景区，所以我们在向游客介绍的时候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主，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讲解内容。”在女儿城内有一家民俗博物馆，展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讲解员在向游客进行介绍时，会尽量避免书面化和烦琐的讲解用词，而是简单直白地把恩施少数民族生活状况介绍清楚即可。通过原生态的内容呈现，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从而产生对当地的留恋情感，成为回头客。乡村性应该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如果对乡村旅游概念中乡村性这个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可能导致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这既不利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可能会降低乡村旅游的丰富性[6]。尽管都市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对乡野农村风光、生活和氛围的追求却是共通的，这就要求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应保持乡村旅游活动中乡土气息的浓郁性和真实性[7]。乡村旅游讲解内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讲解员只有重视原生态内容，在进行人际传播时注重对于接近性内容的传播，才能唤醒游客内心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深层认知，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起到较好的讲解传播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本土气象景观的传播，将会更加突出原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介绍当地气象景观时，往往是根据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结合气象特征进行说明讲解。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内容上的过度专业化，而是将专业术语转换成口头语言表达给受众，从而达到讲解内容上的无门槛，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相关的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内容。

讲解手段交互性

在讲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业的不断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馆都推出了二维码扫码自动收听讲解的服务，在讲解手段上呈现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观乡村旅游的讲解员，其在讲解手段上展现出了与其他旅游讲解截然不同的观感。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而言，其所进行的讲解内容传播属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同时，可以看到，就乡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无外乎是以下几种需求：第一，对于田园风光的向往；第二，扩大知识视野；第三，各种类型的旧地重游；第四，复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使用讲解手段时，更在乎是否能够达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讲解的交互性。所谓交互性，其重点在于传播的传受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其中，传者指的是乡村旅游讲解员，受者自然是那些有着以上乡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间对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决定了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多多注重与游客的互动交流。尤其是在讲解有关气象景观方面的内容时，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态的内容，同时，气象景观内容上具有聚焦性和专业性，这就决定了讲解员在讲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讲解时更要注意与游客的直接交流，随时根据游客的反应和态度而及时调整传递手段。例如，在发现游客明显对某一讲解话题不感兴趣时，及时转换话题，直到发现游客的兴趣点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应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调整讲解手段，才能够产生更好的交互作用，从而改善传播效果。综上所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大背景下，乡村旅游传播是重点研究方向，而讲解员是在整个乡村旅游传播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灵魂角色。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深耕于基层和一线的乡村旅游讲解员。他们用多样化传播手段开展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编码解码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乡村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本文重点探讨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乡村气象景观讲解层面的具体策略，通过实地考察与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发现，气象景观作为乡村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维度，同样是讲解员在进行旅游传播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讲解员在这一维度的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进行相关内容传播时，主要展现出讲解内容原生态和讲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类特征符合乡村旅游传播的特点，也贴合了乡村旅游受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本文仅对其气象景观的讲解策略展开了分析，在研究时也有不足之处，实地考察样本少、资料收集不全面等问题也持续存在。未来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乡村旅游讲解员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因此，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传播过程中的讲解策略研究，是建设乡村旅游传播良性生态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5]刘立成,解辉.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历史演变及特征研究[J].中国地市报人,2019(7):43-45.

[2]徐柯健.地质公园解说标识系统研究:以野三坡世界地质公园百里峡景区为例[C]//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十六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05-110.

[3]孙鑫.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J].学理论,2012(18):106-108.

[6]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7

中国在梁庄，梁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一、一本畅销之作的热书冷读

问(刘莉，下同)：你认为《梁庄》引起热读、热传、热销的原因是什么?

答(梁鸿，下同)：首先，我并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的在于启发性。这本书写的是故乡、大地和大地上的生命情感。每个人心中都有故乡。而每个故乡都会有条小河，有个五奶奶，有个菊秀，有个毅志。所以，看这本书，会有共鸣，会因此想到自己的故乡、故乡的变化和故乡里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这本书，不是因为这本书的语言多优美，理论多么深刻，而是基于对故乡的爱和对当代乡村命运的关注。

问：你认为这部书的创新点在哪里?

答：如果一定要归结创新点的话，可能是文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吧。用文学的叙述，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个体情感和社会实证相结合，以情感的态度而非科学的态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当代村庄的存在状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人情感太多了，显得有些清浅，也伤害了书里面社会学实证的部分。但我以为，正是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情怀最为真实，也最能触动人心。

问：《梁庄》经过多年的材料收集、整理、创作而完成，有人将之归为文学类作品，有人将之归为社科类作品，在我看来它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这种跨学科的杂糅，形成了一种文体上的创新。这是一部有着学术底子的田野调查报告，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建立分类和结构，再用文学的方法来书写，综合了客观叙述、口述记录、抒情咏叹和学理分析，写出了今日乡土中国的温暖和残酷。这样一种新文体是怎样出现的?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答：最直接的创作初衷和冲动肯定与我出生于农村有关。我家是在农村，老家还生活着20多口人。每年暑假寒假回家看到自己的故乡，看到它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看到我所熟悉的乡亲们的变化，总有很多感慨。也听家人讲了很多故事，像五奶奶、王家少年的故事，我很想了解更多，觉得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但是从言说到行动，需要很大勇气。

另外，也与自我精神的困顿有关。我一直是个文学青年，热爱文学、热爱生命，觉得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最近。可是当自己真正中文系博士毕业，从事文学研究之后，却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和现实之间没有很大关系，它成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生产，整天找资料、读文本、，完全是学术的自我循环、内循环，无法找到和现实、时代之间的联系，也不是我之前想象的和生命、和大地有直接联系的生活。这使我精神上比较郁闷也比较痛苦，有一种无根的感觉。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

问：《梁庄》热销后，大量的评论和研讨会接踵而至。你在倾听各方面的评价的同时，再来反思自己的作品，认为它的遗憾和缺失表现在哪里?

答：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很多遗憾和缺失。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中国在梁庄》最大的遗憾和缺失还是对乡村生活和乡村生命没有足够深的进入，没有对中国乡土文化和结构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因此也没有能把他们的精神状态、表情、言语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与我调查的深入度不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有关，也与我叙述的穿透力有限相关。

当然，也有专业批评家和有的读者认为它的理论性不够，但我自己仍然坚持我的初衷：我不想用理论来总结、涵盖他们，我只想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普通的生命，把这个生命的悲痛、欢乐、困境给呈现出来。他们是我的亲人，是鲜活的、微观的，不是抽象的群体。我的最大目的是展示、呈现。

二、复杂乡村社会的症候式缺失

问：你在《梁庄》中描述了梁庄近30年的转变，其凋敝和破败让人震惊，这引发了你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国农耕文明在现代性的压迫之下走向了全面衰落的文化语境中，那么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被现代性挤压了一个世纪的农业经济文化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而被一个日益迅速增长的资本经济帝国所取代。由此可见，现代性作为一个无形而巨大的推手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剧烈演变和前行。这不仅给城市，更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多元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态：前现代性的农耕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形成复杂的共生状态。你在《梁庄》中多次对比了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但你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的揭示是否不够，有失简单?

答：是的，当代的中国农村的确是多元而复杂的混生状态，多种文明形式和多种生活方式共同作用于这片土地，乡村早已不是封闭的乡村，它的内核正在发生最为彻底的裂变。我试图在文中呈现这一复杂的状态，“新生”与“废墟”，“发展”与“污染”，“富裕”与“孤独”，这些词语并非对立，而是以矛盾统一的方式存在于乡村生活之中。但也许我还没有能力完全地书写出来。

问：你在《梁庄》中用了三种“语言”――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你是试图通过这三种话语的砥砺状态，形成一种众语喧哗的奇观，以此传达出一种复杂的社会情境吗?

答：文本中的确有几种声音，它们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许多时候甚至是相互抵触的。但我想，正是这种相互抵触，才能够揭示出乡村真实的存在状态。“我”的知识分子语言是我一直反思的，因为在与民间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长期接受的启蒙思想教育会不自觉地让我们对乡村生活、道德观和生命观做出价值判断。但这种判断可能又是错位的。我特别警惕这一点。而官方话语，如“穰县县志”的摘抄，是试图和文本形成互文作用，一方面使文本有一个宏观的大背景和大前提，另一方面可能还会有一种感觉，官方总是用冰冷的数字来涵盖一切，而那些数字背后的生命挣扎却被忽略了。

问：你的文本的实际的情形是：与传统伦理对应的乡土描写充满了浪漫，这是农耕文明的最后的挽歌，这种静态的农耕文明被永远定格在赞美的镜像之中。你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反思性话语，更多的是把人物置放在一个悖论的语境中，表达了对农耕文明的礼赞。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哲学批判立场作为审美的参照系，你对农村、乡土的表述将滞留于你对30年前农村的记忆当中。这是否是造成你的作品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答：是的，我是对农耕文明和农耕文明下的伦理道德有很大的肯定，这是我一以贯之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农耕文明里面包含着人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它的伦理、道德模式也包含着人类情感的另一种可能性，现在，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把这一可能性给抹去。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思考乡土伦理、农耕文明与现代性、工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并非对立，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取代另一方。这就是我的“现代性的哲学批判立场”。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现在过于急进的城市化进程的思维。我们抛弃掉的、否定掉的、那些曾经属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是否对我们的民族还有价值。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对利益的追求和焦虑；我们对城市文化的追逐和对自然的破坏；我们越来越封闭的自我和越来越“陌生化”、“个人化”的社会；我们越来越少的对父母的关爱和对集体的淡漠；我们越来越扩张的城市和钢筋水泥；我们越来越少的河流、沙子和泥土等等。我们一定要开始反思，否则，真的来不及了。

我并不以为我的这一立场是造成作品力度不够的原因，也许有其他原因，但不是这个原因。

但乡土并不浪漫。我并没有美化30年前的农村，我不想设置一个时间节点，如改革前怎么好，改革后怎么不好等等，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我在开篇就用“父亲的自述”来讲述30年前的历史。那时候，是“国共之争”、“”、“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地主被反复“挖底财”、“放匪”；人们盲目地挖“幸福渠”和炼钢；在饥饿面前，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我们村庄王家那儿有一个大坑，那里埋着被饿死的人；我的父亲被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炎热的夏天一整天藏在烟地里，不敢出来。整个村庄处于道德混乱和极端贫穷之中。这些我在文中都有描述。而在更远一点的时代，我的村庄备受战乱和战争的侵扰。我自己也是在贫穷中长大。我在文中也一直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物质上的变化。我试图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纠缠状态。

但是，我还要遵循我个人记忆的另一面，即我对自然环境的爱和美的回忆。乡村，尤其是作为一个人的故乡，它是一个爱与悲，美与伤的存在地。这并不是美化。

三、书写者的立场与理性反思

问：你作为一个在农村生活了20年的作家和学者，农村究竟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所熟悉和写作的资源――农村的那块土地，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更是人的灵魂的；不仅是土地、村落、山河、林地这个地理空间的，更是人的思维、思想和伦理道德这个内在空间的。乡村完全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乡村了，你能真正地把握今天转型中和转型后的这个现实的乡村吗?

答：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无法把握。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情境中，我但愿有人能够真正把握乡村的存在和命运，这样，也尽可能少些问题发生，因为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蕴含着无数生命的伤痛。

问：像你这样的人生经历：前20年在农村生活，后20年在城市求学工作，应该说你是很早就从农村出来了，而后就融入了城市生活。当你惊讶于农村的种种巨变，把这种震惊落实于文字的时候，你的批评与思考是否就容易受制于你的人生经历而不易更加深入?

答：我并不认为会受制，恰恰相反，故乡是相对于离开的人而言的。就像“东方”、“传统”、“乡土”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现代性”、“城市”的观照下才有的一样，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关系。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8

关键词：财政安全隐性债务财政结构法律控制

财政安全

怎么样的财政才是合理的安全的财政呢？

笔者在翻阅了有关的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如果政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是可持续的，换言之就是没有财政危机；其次，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能够通过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则政府依然可以是可持续的。最后，如果在经济中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平衡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财政恢复或趋于恢复平衡，则政府的财政状态仍可定义为稳定可持续的。

能够做到上述三点的政府的财政才使健康的财政，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财政风险

在中国，就目前看来，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以达到财政危机的解决。因此，国债构成了政府财政赤字的组成部分。但，应当指出的是，国债并没有充分反映政府的实际负债规模和财政风险水平。

这是因为，一般来说，政府债务分为四大类型，不单有国债这样的显性直接负债，还有隐性直接负债，显性或有负债，隐性或有负债。平时关注的债务是第一类，显性的直接债务，其他三部分基本不大关注，也没有列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报告里。中国政府实际负债规模大于公布的国债数。

第一、粮食经营亏损挂账。从国家权威机构获得的数据表明，由于粮食过剩，国家财政用于粮食保管费用、利息和价差亏损补贴（移库、陈化粮抛售、军供）等方面的支出不断上升，负担沉重。

目前，中国粮食的亏损挂账数额非常庞大，如果不加快改革将会对财政构成非常大的压力。

第二、“三位一体”的银行、企业、政府债务

在中国，所有的隐性财政风险中，金融业所占的比重最大，问题也最严重。1999年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有1．4万亿，按70％的损失率来算，大概会损失1万亿。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企业方面的或有债务，同样可能成为政府的隐性债务。1998年有关部门（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的抽样调查，曾得出当时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不亏或赢利、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潜亏”的基本判断，这说明国有企业潜亏的问题不可忽视，财政在经济动态发展中可能或多或少要为之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养老金这一块，由国家体改部门与国外保险机构联合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估测，近年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累积规模，即使是按相关因素的中值来计算，也要高达3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当然，这是一种或有债务，并非马上产生偿债压力，但其间社保体制因素变动的效应，可能是难以全面估测的。

在中国目前来看，国有经济仍然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三个部门组成的巨型公司。银行不良贷款的损失，隐性养老金债务与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一样，都是国家对非国有债权人（居民）的债务，或全体人民对其他人的债务。因此，在评估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时，必须把三个部门放在一起计算。

第三、财政结构——地方财政的债务之忧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9

[关键词]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在文中，他用简易的语言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历史面貌。并针对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提出了乡土社会的概念：“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完全不同的社会。”纵观全书的内容，费老先生所指的乡土社会是指在中国与王权相对的社会空间，其中既包括乡村又包括城镇。此书共包括十四个方面的内容，如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等。其实概括起来大致也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外在的差序格局和内在的礼治秩序，我认为这既是乡土社会的本质特征又是费老先生本书的中心内容。

一、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写到：“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种以个人为中心，像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形成的一个个相互交错的同心圆就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因此，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结构特点是：（1）在由无数私人关系形成的网络里，人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亦即一切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2）在差序格局中，人们的感情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讲求的是“攀关系、讲交情”。“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二、礼治秩序

“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方式是礼治，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费老先生认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面，而是其在维持秩序时所依据的力量和规范的不同。礼治的社会是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的，而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所以乡土社会的秩序是可以靠礼治来维持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内在地表现为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礼治方式。他在此所讲的“礼治”指的是一种贯穿日常生活的传统。作为一种传统的力量，乡土社会中的“礼”是一种无形但有力的力量。当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过多时，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量，迫使人们的行为合于礼。在乡土社会中，负责维护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非“折狱”。礼治的教化方式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无讼。如果发生了矛盾，出现了问题往往是地方父母官或者是地方上有威望的人来评理亦即调解。

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的独特性使得中国的农村社会的关系表现出“私”特征、安土重迁和以和为贵的特征。

1、乡土社会中的公私群己关系。乡土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时由无数个“己”所推出去的，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群己、人我界限如何划分的问题。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首先由“己”推出去的关系是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即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其中血缘关系尤其重要是形成乡土社会的基础。费老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的社群是小家族，这种依托于血缘关而成的团体，对于他们而言“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2、乡土社会的安土重迁。乡土社会中的人是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他们几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并且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乡土社会以农业为生的人认为世代定居的是常态而迁移的则是变态，人们固着在土地上而产生的这种不流动性被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固化为一种“安土重迁”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对经验的死板遵循也致使中国乡土有一种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弊端。

3、乡土社会的以和为贵。中国的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方式是礼治，礼是社会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因此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人在礼治的秩序下形成了一种“遇事忍耐，以和为贵”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讲求的是一个“和谐”，在处理矛盾、争执时讲求的是调解和劝解，针对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无讼”的概念。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的经典之作，笔调严谨，内容深邃。全书字里行间体现着费老先生对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独到的见解。他在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上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动的“乡土社会”的类型，解释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是一部在调查农村社会基础上来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的经典著作。他的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是我国现在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借鉴。但是，当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乡土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是借鉴和批评相结合、过去和现实相结合。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2]贾永梅，胡其柱.“乡土社会”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6）.

[3]潘艳艳.从《乡土中国》中窥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解读[J].理论探讨，2012（5）.

[4]桂华.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J].人文杂志，2010（5）.

[5]束锦.感悟《乡土中国》――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J].广西民族研究，2011（1）

[6]夏玉珍，刘小峰.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概念探讨[J].中国书评论，2010（12）.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篇10

西北回族社区形成的内在动因及环境特征

回族女性社会性别观念的冲突及其调试适

世界的郑和与郑和研究

从社会历史哲学奠基人伊本·赫勒敦说起

略论中世纪阿拉伯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就

不该丢失的记忆——渤海回族支队老战士的口述历史

齐里克利《名人》中的“中国”信息

学贯中外的经堂教育大师常志美

《古兰经》中的穆斯林妇女

美国伊斯兰教发展史研究综述

日本的伊斯兰教研究

宁夏山区农村清真寺的现状与走向

从“清真”到HALAL:对清真食品标准化建设问题的探讨

论流动穆斯林对东部城市经济生活的适应

当代回族文学的历史解读及其未来基本流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

清季回族学者的译著概况

白寿彝研究的几个问题

不该丢失的记忆——渤海回民支队老战士的口述历史

阿拉伯人的风情习俗概述

全球化的挑战与当代回族文化的和谐构建及其基本走向

文化自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宁夏灵武回族文化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拱北:宗教场域与文化象征——对甘青地区拱北的文化解读

伊斯兰教的诚信友爱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宁夏银川市为例

银川市回族居民生存现状调查研究

乡村回族择偶方式与择偶标准的变迁及思考

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游离:回族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宁夏农村回族妇女劳动力转移与政府行为

宁夏回族乡村人口发展实证研究——以盐池县冯记沟乡回六庄村为例

回族与汉族社区中年农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学生与构建和谐校园

历史上的宗教及其演进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在美国:21世纪的挑战和展望

论回族历史上的三次文化自觉

“花儿”与回族民俗文化——兼谈“花儿”的族属问题

当代大学生现状分析——以宁夏大学为例

论《古兰经》人性思想的具体内容

刘智著作参阅的阿拉伯文文献

伊斯兰哲学中的天道价值与人道价值

回族历史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议题

济南南大寺明代石刻《来复铭》并非阐述伊斯兰教教理之文字辨

安徽省凤台县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

清真食品管理立法的难点及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宁夏回族经堂教育及阿拉伯语教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当前我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研究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1篇11

关键词：GEPONEOC农网宽带

中图分类号：TM7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9（a）-0045-01

近些年我国农村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显著提高，但和城市相比还有差距。正值此时，国务院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广电总局也正在加紧制定2013年至2015年三网融合规划。根据对国家政策的解读及农村宽带需求的分析，我们认为进行农网宽带接入时机已经成熟。

1背景

1.1我们的现状

公司已经于2003年完成了市区基于DOCSIS协议的HFC+CMTS双向网络改造，并于2010年实现全网有线电视数字化，农网也已经实现光纤到自然屯并有备份余量。有线电视网络覆盖率高、网络资源丰富，是进行农村宽带覆盖的理想网络。

1.2技术简介

GEPON和EoC技术采用点到多点的用户网络拓扑结构。GEPON利用光纤实现全业务接入。此外，元器件结构简单，性价比高，使得GEPON技术更容易大规模商用；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看GEPON更符合未来网络的发展。EoC利用广电原有的同轴电缆实现全业务接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线电视网的网络结构，降低网改难度，节约网改成本。

1.3国家政策

2010年8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了《有线电视网络三网融合试点――总体技术要求和框架》，正式由国家广电总局规范了EOC技术标准，为EOC大面积的推广扫清了障碍。

现在GEPON+EoC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产品种类也很丰富，技术标准完善统一，已经完全达到商用的要求。

2方案设计

2.1方案概述

目前黑河广电网络覆盖11个乡镇，每个乡镇覆盖村屯距离不超过20km。乡镇到村屯的光网均是星形拓扑结构，乡镇到各村均有3芯光缆覆盖；每个乡镇到黑河市总前端都是采用2芯光缆覆盖。

该方案是在乡镇机房部署1台OLT，1台8路光分路器，使用乡镇到村的其中1芯传输PON信号。在每个村屯安装1台综合光节点（HFC+ONU+EOC三合一设备）并使用原有同轴分配网络将IP信号和CATV信号传输到用户家的终端接收设备。

该方案基于东研网络VISTA系列EPON平台，构建的面向全IP网络架构和全业务运营的接入网解决方案，EPON+EOC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高带宽、高可靠、高安全的全业务接入。

2.2设计要求

EPON+EOC解决方案可以根据用户的增值业务需求提供多业务接入，主要有以下几点要求：

全面承载IP、VoIP、IPTV、CATV、高清电视、交互电视等业务。

充分利用广电原有网络资源，改造方便、投资成本低。

电信级设备，大容量、高性能、高可靠。

野外接入ONU设备终端，满足用户综合业务接入需求。

能够实现所有设备统一管理，降低管理和运维成本。

能够向下一代PON和EOC技术平滑演进，保护现网投资。

2.3方案设计

EPON+EOC技术方案，系统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

EPON+EOC系统：

EPON+EOC系统分别由EOC终端、ONU+EOC+HFC局端、ODN和OLT组成。EOC终端放置在家庭内，提供GE/FE、RF接口，满足用户不同的业务接入需求。ODN采用8路一级分光，将光分路器安装在乡镇机房。OLT设备采用插卡式设计，可灵活配置PON口数量。

CATV系统：

CATV系统采用原1550nm系统的光发射机和EDFA光放大器，接收机设备采用三合一综合业务光节点（ONU++EOC+HFC），CATV模块配置IP网管，可实现EPON、CATV统一网管平台。

网络规划：

黑河市总前端到乡镇机房占用1芯光纤，采用SFP单模、单芯光模块实现乡镇机房OLT上联数据的接入；在乡镇机房部署1台OLT和1台8或16光分路器实现对村屯的数据接入。HFC部分前端机房均使用原有设备。将各村屯原单向光接收机更换为三合一综合光节点，利用村屯原同轴网传送CATV信号和IP信号。在同轴分配网中遇到放大器，采用桥接器将低频的EOC信号跨接过放大器。黑河广电农网EPON+EOC解决方案组网拓扑如图1所示。

3实际应用

黑河分公司于2014年初完成农村有线电视双向网改造试点建设。

对网络各个环节和设备进行测试，网络设备工作稳定，各项技术指标正常，网络环境符合设计要求，符合国家及广电行业各项标准，满足用户需求。

经实践证实GEPON+EOC是简单的、低成本的、可行的、适合农村广电双向网络的宽带接入技术。

4结语

宽带农村是宽带中国的基础，没有宽带农村就很难称得上宽带中国。考虑到要努力缩小城乡信息鸿沟的战略任务，宽带农村应在宽带中国的整个部署中处于更紧迫、更优先的地位。

龙江网络黑河分公司抢抓机遇、大胆尝试，提出“城市带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城乡互动，携手发展”的战略。提前进入农村市场，不仅符合国家战略方针和农村人民需求，也为公司创造了利润和技术积累，实现了互惠互利三方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余兆明，余智，李欣.数字电视测量[M].人民邮电出版社.

[2]李履信，沈建华.光纤通信系统[M].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3]徐荣，龚倩.光纤通信基本理论与技术[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主编.EPON/GPON技术问答[M].人民邮电出版社.

[5]吴伟陵，牛凯.FTTxPON技术与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

[6]高宗敏.数字电视和DVB-C[M].《有线电视技术》杂志社.

数字乡村概述范文1篇12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理论；教育与经济发展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和小先生制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们的教育实践，为人们所熟知。但他关于教育与经济结合，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理论却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研究。笔者拟就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教育资源、教育成本、教育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教育主张及其现实意义作一探究。

一、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关系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对教育与经济的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得相当深刻。这种制约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

陶先生认为，必须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办中国的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他指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要靠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穷苦的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8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办中国的教育，就是要从“穷”字出发来办中国教育。

首先，教育的内容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陶行知先生主张教育的内容要根据生活的需要来确定。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体的。而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内容首先决定于经济生活。这里所说的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活消费活动，而且包括生产消费活动。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主要靠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的落后的农业国。因此，陶先生考察当时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着重考察的是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陶先生在收入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师范学院教育年鉴中的《中国》一文中，曾详尽考察了当时中国“乡村生活之状况”。在考察了中国乡村生活状况之后，陶先生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对农民们真正的教育必须包括使农民理解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并懂得一切影响着他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力量，以及积极努力地帮助农民，或者指导他们自助，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到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陶先生的这段论述，不仅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内容，而且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目的。而这二者都是首先由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陶先生在《新中国与新教育》一文中详尽地考察了东北失陷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的生活之后，指出当时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如此穷苦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和大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因此，必须实行大众教育，实行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这是大众教育的中心功课”。

其次，教育的方法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陶行知指出：“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他在谈到“大众教育怎样办”时，曾写有下列一段文字：“依据教育部的统计，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元的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因此，大众教育在现阶段一定要突破金钱关，才能大规模的干出来。”要突破金钱关、就必须找出穷办法。陶先生找出如下的“穷”办法；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小先生制和新文字方案。

再次，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教育的组织形式。根据当时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陶先生在不同的时期，曾主张和创办了不同的教育组织形式。在陶先生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早期，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由这个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应是乡村教育。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以后，陶先生已愈益明确地认识到，导致中国经济生活万分穷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教育的最好组织形式应是工学团。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的初期，陶先生就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艰苦创办了育才学校。

（二）教育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陶先生不仅认识到了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而且认识到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旧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障碍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陶先生指出，那种“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升官教育，以及‘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超然教育，我们都是反对的。”因为这种旧教育，从教书方面看，“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旧教育是纯粹的消费教育，只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陶先生认为，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农人”和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为主体，以培养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能力”为目标的新教育，能够培养出新型的劳动力和“中国的斗士”。这种新型的劳动力可以叫“荒山成林”、“瘠地长谷”，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达到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这种“中国的斗士”可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建立新中国，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改革旧教育，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教育道路，促进经济的发展

由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教育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旧教育阻碍经济的发展，新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陶先生极力主张改革旧的传统教育，宣传新教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陶先生对“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旧教育深恶痛绝；对“文化买办”和“守知奴”嗤之以鼻；对洋八股、老八股、文八股、武八股、宣传八股大加挞伐，勇猛地向封建教育和买办教育冲锋陷阵，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教育革命。在实践上，陶先生则通过创办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努力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教育道路。

二、努力开发教育资源并提高其利用率的主张

要走中国式的教育道路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实情，本着“开源节流增效”的原则办教育。陶先生极为重视教育资源及其利用效率问题。他认为，保证教育过程的进行，必须投入利用一定的教育资源。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教育资源短缺，因此，兴办教育，一要广开教育资源，二要节约教育资源，三要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广开教育资源就是要广泛开发可用于教育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为兴办乡村教育，陶先生早年曾立下了四个“一百万”的雄心壮志，即：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的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了广开教育资源，陶先生发出号召：“我们大家要合起来做集体的武训，滋生千千万万的新武训来扶助贫苦的小朋友，取得求学机会。我更希望有财富的、有学问的、有青春的都做起新武训来督促自己努力求学，毋须别人来苦劝。这样教育不但容易普及，而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也可以创造成功了”。节约教育资源就是要节约可用于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陶先生曾指出，兴办大众教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要有钱，使老百姓可以受到教育；二要省时间，使没有空闲的老百姓也能求学；三要通俗，使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也能了解而感到兴趣”。

陶先生这里所指出的“省钱”和“省时间”，就是要节约教育资源。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任何形式的教育资源的节约，归结到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就是“时间”的节约和“钱”的节约。陶先生最重视“时间”与“钱”的节约。他曾反复指出：“现在民穷财困，我们兴办这种平民教育，一切经费必须省之又省。”“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事一样。用一分钱必问：‘这一分钱该用吗？’费一分光阴，必问：‘这一分光阴该费吗？’光阴与金钱都有限，该用才用，不该用不必用。”

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是为取得同样质量的教育成果，消耗最少的教育资源，或是消耗同样的教育资源，取得最大的教育成果。陶先生指出：“效率视所费时间、精力、财力与结果价值之比而定。所费多而成功少，则效率小，反之则大。”为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应以最少数之经费，办多数之学校”，使平民受最多的教育。无论是节约教育资源，还是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都涉及降低教育成本问题。陶先生认为，只有降低教育成本，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普及大众教育。

三、教师的质量是教育资源决定因素的重要论述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作为基础教育的乡村，教师的质量是决定性因素。陶先生以丰富的办学经验，明确地提出：“教师的质量是教育资源的决定因素，教师的崇高地位和光荣职责，决定了教师要有一个质的标准，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作教师的。时代不同，对教师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陶行知在提倡乡村教育时，反复强调乡村教师应具有的质的规定性：“1．农人的身手；2．科学的头脑；3．艺术的兴趣；4．改造社会的精神。”同时，不同层次的教师应有不同的学历标准。他明确指出了小学、初中、中等学校所应具有的不同学历；“为了满足对小学低年级教师的需要，可设立年限不等的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班”，“为了提供初中教师，可以推行两年制师范课程”，“中等学校教师由四年制师范学院培养”。“除了师范毕业生以外，所有其他小学教师都要申请获得证书”。证书发行的目的，就是要使教师都具有相应的标准。他强调：教师和学生同甘共苦才算最好的教育；教师要以身作则；乡村教育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和灵魂；教师对于儿童教育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因此，教师要来源于民众，关心民众，服务民众，通过教育去改善民众的生活。这些质的规定，是办好教育的源泉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很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响亮地提出了“科教兴国，教育为本”的战略方针。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已经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显示出无比的正确性，同时也毫无疑问地证明陶行知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的先见性和科学性。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方针，这就让我们更紧迫地意识到，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让教育与经济更紧密地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使教育的两大功能真正实现，仍然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