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1篇1

摘要：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不管是社会、家庭还是幼儿园，都将迎接新的“挑战”，对父母还有幼儿园来说，孩子们的教育将是近十多年来棘手的问题，跨年龄段的孩子们将一起生活学习、接受教育。混龄教育很考验家长和幼儿园的教育智慧，需要我们去正视，探索未来教育之道。

关键词：学前教育；混龄教育；家庭教育；二胎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061-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前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人口红利”遇见了瓶颈期，社会老龄化问题凸出，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需要释放经济活力，再现“人口红利”，我们迎来了全面的“二胎”政策，也意味着教育领域的基础之基础的学前教育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家庭教育也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面对这个新的事物时，我们该怎样处理家庭、幼儿园和幼儿教以及“二胎”带来的家庭“新成员”与幼儿的关系？我们将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呢？

一、幼儿与家庭“新成员”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重要的事实：儿童拥有一种精神的生命，这种生命的微妙表现尚未引起注意，它的活动方式会被成人无意识的破坏掉”。我们都知道，“二胎”未实施之前，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整个家庭更是以孩子为中心，孩子处于两代人的关怀之下，过得很开心。但当二胎这个“新成员”到来时，孩子觉得父母们好像不关心自己了，整天闷闷不乐，有的孩子会不想去上幼儿园或是想依赖家长，期待父母的疼爱。其实，“二胎”的全面到来，将会考验父母的家庭教育，有的育儿经验不足或教育知识少，将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氛围；有时候孩子们的问题的处理将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以及各个方面。爱护与教育这个话题是相互矛盾的，但也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新成员”的到来，我们是选择继续溺爱还是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方法，对孩子是否还一味的包办所有，过度保护。对于教育这样一个理智的话题，家长有时候出于本能的爱，逐渐变得缺乏理智。颜之推的“严慈相济”和“均爱勿偏”的教育思想正好可以供我们借鉴，对待子女教育问题，我们可以将慈爱与威严一起实施、将爱子与教育相结合、塑造好的家庭氛围，孩子间平等对待，促进孩子间关系的融洽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幼儿园的人数增加，幼儿管理力度问题

一般来说，幼儿园的班级人数是受限的；大中小班的人数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二胎”的全面开放，幼儿园的人数呈上升的趋势增加；一所好的幼儿园，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人数爆满，有时候需要通过摇号来选择幼儿学生，大家一起去抢一所优质幼儿园的教学资源，会增大幼儿园的管理难度，同时会导致教学资源分配不足，影响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开展。与此同时，我们的孩子也会因为人数过多会对幼儿园拥挤的环境产生反感，一天都不自在，感觉对环境不适应，从而会影响幼儿的求知欲与探求；幼儿园每一天的工作会因为孩子的过多而增加，伙食与环境的护理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影响幼儿园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加大不安全因素的产生的可能性；孩子人数的过量，在紧急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不安全的事故，从而影响幼儿的生存发展。根据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法案规定了儿童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保护幼儿安全。其实幼儿园的人数超过班级规定人数而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不只是我国，日本也存在。在日本的福岛大学人间发展系教授大岛勇雄的《提高幼儿教育质量》一书中提及，虽然他是立足于幼儿教育的市场化去看待幼儿教育的质量问题，我们虽未去尝试，但我们可以借鉴，思考其利弊。

三、幼儿教师的保教难度系数的提高

一日生活活动的安排和教学活动，已经让教师们疲惫了。班级人数的增多，幼儿教师们的激情爱心还有多少呢？通常我们的保教观点是热爱儿童，关注儿童，要保教结合；正如澳大利亚某州的课程编制指南所写的：“儿童，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是当下共同生活的公民的一员。对儿童的生活、学习、发展的投资，不是指望未来他们会给我们什么汇报，而是认为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儿童本身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儿童的早期保教经历就是他的人生经历，也同时是面向未来人生的准备”。就像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的实用主义教育所说的一样，“教育是生活的准备”。作为幼儿教育者，要热爱幼儿，熟悉幼儿的心理特征，用爱心去教育儿童，给他以温暖的感觉。“二胎”的到来，幼儿园的班级和人数都增多了，教师的工作量变大，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老师不关爱他，不喜欢他；有的甚至会难过得哭起来，表明他需要老师的关爱，从而引起老师的注意。班级的人数增多，从事教学活动时，孩子们的活泼好动，不停的说话，需要老师停下来管理课堂氛围，不同的孩子心理性格特征不同，有时候会因为老师的批评而受到伤害，感觉老师不爱自己了。不过有一方面还是好的，“二胎”带来的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上课，小孩子总是爱模仿大孩子的动作行为，由于大一点的孩子相对于小一点的孩子而言心理要成熟一点，孩子们一起上课，小孩子会受大孩子们的影响，学会看老师上课，不断的模仿大孩子的动作和表情。混龄教育的幼儿园，大孩子会懂得照顾一下小孩子，就像80到90后的我们一样，都是姐姐哥哥照顾长大的，他们是大孩子，较懂事。混龄教育的孩子，一方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幼儿园生活的适应；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幼儿的语言和社会性的发展，增强幼儿的适应能力。幼儿教师的工作量加大，需要教师保持良好的工作热情，使每一个孩子受到来自于幼儿园的关爱，来自于他们所喜爱的老师的关爱；德高为师，尊重幼儿，不管什么时候，不要因为工作或生活原因，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带给孩子，而是需要冷静，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做孩子的最好的朋友。树立良好的师风，给家长和社会一个好的印象。

四、家庭与幼儿园及教师的沟通的技巧提高

“三位一体”的幼教模式是我们所倡导的，需要几方面的合作，才便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学前教育教学活动。“二胎”带来的“新成员”会使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去幼儿园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经验。孩子在幼儿园学习是一种成长，对大多数的家长来说更是一种成长。家长学会与老师的沟通，了解孩子的概况，对于孩子的教育与保育有了更科学的方法；学会与老师打交道，理解幼儿教师工作的不易，更多的是和老师们交流育儿经验，配合幼儿园的教育方案，实现幼儿园所倡导的“三位一体”，促进孩子的发展。幼儿教师是最了解小朋友们的实际情况的，一个班里总有几个孩子是让其头疼的，有时候难免会情绪化，但有的老师就过火了，最终使小朋友无辜的受气，这一点幼儿教师要注意避免；幼儿教师的师德师风缺失，对小朋友的刁难或许是其家长没送礼。有经验的家长都会去送礼给幼儿园的老师，让其照顾自己的孩子，避免受罚。这也是家长很无奈的事情，有时候需要给自己心理安慰，也是出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这点很值得同情。幼儿园的文化建设的缺失，教师的腐化，使幼儿园形象大打折扣。对幼儿事业的热爱，尊重孩子，热爱孩子，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技能，这是一个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家长与幼儿教师的交流，应该是彼此相互尊重，如实交流情况，让家长把孩子放在幼儿园是安心的，相信幼儿老师的。家园共育要落在实处，教师与家长的沟通要及时，要听取老师的建议，科学有序的教育孩子，陪孩子度过幼稚时光，引导其身心健康发展。

国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使得幼教事业快速发展，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对幼儿园的规模与教育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应加大力度投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解决幼儿教待遇低、教师流动量大的问题；改变教育的现状，需要国家的投入与幼教事业的人一起努力，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增强教育教学技能，反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同事沟通交流，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还需要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结合本土文化，探索我国幼儿教育的新模式，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幼教之路。

参考资料：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2

关键词：生育政策；人口预测；总和生育率；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C924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7-0264-03DOI：10.13535/ki.11-4406/n.2017.07.126

1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结果分析

4.1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2年、2022～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总峰值将不会达到15亿人，而只会达到13.75亿人左右，而且这一峰值也将提前于2022年到来。青壮年的人口比重严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递升。长久下去，我国将难以实现人口发展平衡。

4.2“单独二孩”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折中，既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也没有完全的放开二胎政策。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定义总和生育率TFR⑴为2，式（3）中其余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最后得到图2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直坚持“单独二孩”政策，2045年将会出现人口峰值，40年后总人口数大约维持在15.2亿人。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壮年人口比重将出现递减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仍然不能改善。

4.3“全面二胎”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2015年我国颁布“全面二胎”政策，该政策将于2016年起实施，因此将式（6）中的政策变量FP（t）赋值为1.1，其他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对未来40年人口结构和总数进行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全面二胎”政策颁布后，虽然总人口数没有骤增，但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总体将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最终大约在14亿人口左右波动。此时，青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16%，老年人的比重大约为20%。目前，我国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养育、关心工作，老年人的寿命逐渐变长，因此老年人所占比重相比于青少年儿童略高是可以理解的。此时，我国整体人口结构层次达到一个较为理想、健康的状态。

5不同生育政策比较及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劳动力缺失等严重现象，这将严重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健康发展。然而，若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虽然我国在未来40年总人口数将能控制在15.2亿人，但是老年人口数目还是呈现增长趋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2016年我国开始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虽然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通过模型预测可以看出，在未来三十年后，我国人口总数将趋于稳定状态，且老龄化问题得以改善，人口结构呈现健康、良性发展，因此建议我国在未来时间内坚持实行“全面二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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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摘要】目的分析我国医院剖宫产率增高的原因及构成，正确认识剖宫产的利弊，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从而降低过高的剖宫产率尤其是降低以社会因素为指征的剖宫产的比例势在必行。

【关键词】剖宫产；主要指征；剖宫产利弊

【中图分类号】R7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6-0481-01

剖宫产的定义是通过腹壁（剖腹术）和子宫壁（子宫切开术）的切口娩出胎儿［1］。近年来，国内外剖宫产率逐年升高。国外资料报道：2000年希腊为29.9［2］,巴西为30［3］,中国各大医院的剖宫产率不断上升的状况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4］。李娟清［5］等报道2000年浙江省、江苏省剖宫产率分别为45.6、43.2，有的医院甚至高达70，大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15的标准。现对我国剖宫产现状综述如下。

1剖宫产率增高的原因

近年来，围产医学理念的改变，在保证母亲安全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孩子的质量；剖宫产手术方式的不断改进、剖宫产技术加娴熟、手术时间的缩短以及麻醉水平的提高和抗生素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剖宫产的安全性；现代医院母儿监测设备齐全，容易发现异常情况，孕妇及家属因各种原因而要求剖宫产者明显增多；另外，由于各种原因使高龄初产妇、巨大儿、珍贵儿出生率增加，医疗纠纷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

2剖宫产的主要指征

社会因素、胎儿宫内窘迫、头位难产及相对头盆不称、剖宫产史、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臀位、产程异常、骨盆异常等，其中胎儿宫内窘迫和社会因素在剖宫产指征中占的比例最大［6、7］。

2.1胎儿宫内窘迫：由于产前胎儿监测手段的进步（如胎心电子监护系统、彩色多普勒超声、胎盘功能的测定等），可随时了解胎儿宫内的安危状态，如胎儿窘迫、胎盘功能低下、脐带绕颈等，使医生能及早发现分娩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选择剖宫产。

2.2社会因素剖宫产：社会因素剖宫产（即无医疗指征由孕妇及家属要求的剖宫产）已占剖宫产指征比例一半以上［8］。主要原因有①孕妇和家属过分相信剖宫产术的安全性和挽救母子生命的有效性，对剖宫产并发症知之甚少；②孕妇对阴道分娩缺乏信心，害怕阴道试产失效再行剖宫产增加痛苦，怕胎儿受挤压而影响智力，担心产后阴道松驰影响性生活；③迷信思想作怪，个别孕妇及家属选择良辰吉日要求剖腹出生；④孕妇及家属的文化背景及对胎儿的希望；⑤由于分娩过程难以预测，医生担心在分娩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医疗纠纷，迫于压力放宽指征。

2.3头位难产及相对头盆不称：主要原因为①高龄初产妇日渐增加［9］；②膳食不合理，营养过度［10］及缺少运动，巨大儿发生率增加；③随着优生优育工作的开展已在摒弃中、高位胎头吸引产及产钳助产，而代之以剖宫产；④为了产妇和胎儿的安全，一些宫缩乏力和枕后位、枕横位所致的产程异常，未经积极纠正宫缩乏力或试产时间不够，过早作出头盆不称的诊断；⑤一些骨盆相对狭窄，未予取予阴道试产机会，故也增加头盆不称的诊断率。

2.4剖宫产史：随着剖宫产指征的变迁，剖宫产手术增加，由于农村二次生育政策的倾斜，剖宫产后再次妊娠也随之增加，因担心在分娩过程中疤痕子宫发生破裂，人们往往倾向于剖宫产，维持了剖宫产率的持续高水平。

2.5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由于孕妇对产前检查缺乏认识，或遵医行为差，多次刮宫、多胎妊娠等，而孕妇、家属、医生均不愿意冒风险，放宽手术指征。

2.6臀位：自1959年Wright提出臀位剖宫产安全以来，剖宫产率迅速上升，我国医院几乎所有臀位均行剖宫产［11］。因为臀位阴道分娩易发生产程异常、胎儿宫内窘迫、等，分娩进度较难预测，易造成产伤。

3正确认识剖宫产的利弊

虽然剖宫产术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挽救孕产妇和围产儿生命的有效手段［12］，但其死亡率及并发症是阴道分娩的2倍～4倍［13］，其对母婴的近远期潜在并发症有上升的趋势，剖宫产术对母亲的影响：麻醉意外、子宫邻近脏器损伤、羊水栓塞、产褥期感染及下肢静脉血栓栓塞增加、子宫异常出血、子宫切除发生率增加，国外报道剖宫产术后子宫切除发生率为阴道分娩后子宫切除的23倍［14］。再次妊娠时易出现子宫破裂、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等。剖宫产术对婴儿的影响：新生儿湿肺及肺透明膜病比自然分娩多、新生儿黄疸增加、婴儿发生腹泻和胃肠炎的危险大于正常产儿［15］、剖宫产儿易患“感觉统合失调”，免疫功能低下、最初的母乳喂养率较低且影响母婴关系的建立。

4小结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剖宫产成为解决难产和某些产科合并症和并发症、抢救孕产妇和围生儿生命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剖宫产率不断上升的现象［16］，随着剖宫产率逐年升高，国内外专家强烈呼吁，降低过高的剖宫产率［17］，尤其是降低以社会因素指征的剖宫产的比例势在必行，这一工作的完成和实现，有待产科工作者和社会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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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4

法律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的一种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惟一手段。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除运用法律调整外，还应有政策、纪律、规章、习俗、道德及其它社会规范。就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而言，法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但在某些社会领域和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法，比如在伦理道德中，法的作用就时常表现得十分无力。

法的作用的范围不是无限的

法律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适用法律，不少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如人们的思想、认识、或私生活（比如情感问题，人权中的隐私权等）方面，就不宜采用法律的手段强行干预、限制、禁止。在法制史上试图以法律的作用来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模式曾付出过荒唐和昂贵的代价，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禁酒令的失败，也很好的说明法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

法律总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法对千姿百态、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函盖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法律作为规范，其内容是抽象、概括的、定性的，制定出来之后有一定的稳定性。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会失去其权威性和确定性，但是它要处理的现实生活是具体的形形的、易变的，不可能有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比如，不少落后的农村受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国家基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防止因人为原因造成男女比例失调，以法的形式明文规定"禁止胎儿性别鉴定"。但是，由于没有规定"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责任后果，一些不法人员借助仪器设备，大肆进行胎儿鉴定方面的活动，结果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重大后果。国家已经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通过对刑法的补充，严厉制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

法的公平、正义的局限性

法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科学，它总是体现着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及其政治的、经济的实际利益的需要。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实现阶级统治，统治阶级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运用法律，以社会的名义巩固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统治地位，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实现其阶级意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利益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对功过是非、公平正义，各有各的标准。虽然法律将公平、正义作为自己永恒的价值追求，但是，法律毕竟与国家相伴，与阶级相依，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是与统治阶级价值取向一致的公平、正义，不是被统治阶级追求的公平和正义，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

法的作用总容易受社会或人为因素的制约

法律是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并经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执行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立法者，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具有良好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专业队伍，法律再好，其作用也是难以发挥的，"良法"执行的不好，也会变成"恶法"。而且，人们和社会的精神条件、法治意识以及文化氛围、权利义务观念、程序意识等都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作用的发挥。

法律总是十分依赖其外部条件，其作用总是容易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要的因素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执法机关的工作状况、各级领导干部及普通公民的法律观、传统法律文化等。

法律的预期作用在实现效果中的局限性

（一）法律实施在条件及其他因素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仍不能达到法律预期目的。如刑法的最基本职能是打击犯罪，保障治安。但是自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能够在完全、充分的意义上实现这一职能。事实上，总是有一些犯罪分子能够逃避法律制裁，总是有一些地区的治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况下得不到充分、完全的保障。

（二）法律规定在形式上得到实施，但实施的效果导致了一个间接性的后果，这个间接后果有反过来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的预期目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损害了预期目的。

（三）法律条文规定的某些内容，因显示不具备相应条件而无法得到实施或真正实现，使法律的预期作用落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企业经济和家庭承包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国家对生产管理、原料采购、销售等经济往来活动也制定了大量经济、民事法规。但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其他主观原因，这些法律中所体现的平等、价值、有偿的商品经济原则和合同契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难以在农村经济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5

关键词：生育政策；调整；一胎化；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降低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膨胀压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应运而生，有悖于我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对国家的和谐长远稳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破解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系列问题，意义重大。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拟就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原因分析、对策思考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调整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建国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历史背景、领导决策等不同，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建国初到前的“从限制节育到节制生育”人口政策（1950～1965年）

建国后，出生率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抑制后迅速增长，1950年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出台等，又严格限定了女性的流产行为，从而形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但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政府先后颁布出台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等法例，要求各地一方面要改变那种不作公开宣传的做法，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另一方面则要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做好药具供应。这时起，“节制生育、宣传为主”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逐渐向国家调控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二）时期“从节育到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1966～1976年）

“”10年，我国计生工作虽受到干扰和冲击，人口生育数量控制工作仍然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人口数量控制措施由宣传教育和节育转变为国家计划，成为历次"五年计划"进行指标限制的重要内容。1971年由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此后，国家制订指标，层层控制落实并限定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为推广计划生育，甚至于搞出了“计划生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者实施政治攻击和打击。有效推动了“晚、稀、少”（晚：晚结婚，男不得早于25周岁，女不得早于23周岁，城市可略高；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最多生两个孩子），并将人口节制任务由城市、镇等推广到了农村。

（三）过激指标与随后的政策波动（1977～1988年）

“”后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晚、稀、少”政策执行力度，并把重点转移到“少”上，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做法。中央政府明确了要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总目标，准备坚定不移地推行一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并认为只生一个孩子是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属于第二位的。为落实上述目标，1983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各地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1984年党中央在随后几年的计生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四）“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多元化计划生育政策（1988年至今）

1988年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稳定和成熟，中共中央和政府逐渐放宽的总量控制目标，进一步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计划控制压力，使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矛盾充分缓解。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人口老龄化加剧、性别比失调严重、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等问题也接踵而至。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也发出了是否要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两种不同的声音。

二、调整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一）满足大多数公民生育意愿和呼声的要求

1.调查统计，大多数公民希望生育两胎

笔者在对天涯论坛关于“你认为生育几胎最符合你的愿望”的生育意愿调查中，118个回帖，有70%以上的回帖者表示希望生育两胎，20%以上的回帖者表示只愿生育一胎或者不生育，而不到10%的回帖者意愿生育三胎或者以上；四川省2010年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希望生两个及两个孩子以上者占75%；这表明我国公民的生育意愿与以往相比已经有很大的降低，放开二胎是符合大多数公民意愿的良好选择，也不会带来放开后的生育失控。

2.多数公民偏好“一男一女”的子女组合

在天涯论坛关于“你希望生育的子女组合是什么”的调查中，65%左右的公民选择了“一男一女”的子女组合，表明多数公民偏好“一男一女，男女双全”的子女搭配组合。放开二胎尽量满足多数家庭“一男一女”的子女组合意愿要求，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满足多数家庭意愿的选择，更是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重要措施。

3.社会各界要求改革人口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除普通民众外，近几年的“两会”中，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人口政策改革的建议。2013年两会中，“允许生二胎”这个话题持续升温，全国人大代表、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说：“我的意见是，提倡生一胎、允许生二胎、坚决控制第三胎。”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指出，现在当务之急是政府信守30年为期的承诺，并审时度势，立即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提议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与农村，一律允许生二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建议：快速完善计生国策，终止一对夫妇一个孩。民间和两会上“放开二胎管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二）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1.计划生育部门行政执法高压政策带来的官民、党群矛盾

由于现行的“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不符合群众的意愿，造成群众抵触情绪较大，社会上超生偷生现象仍大量存在，而计划生育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操之过急，加之部分领导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比较淡薄，素质偏低，采用暴力执法，引发了大量官民冲突事件，激化了党群矛盾。例如在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一些地方打出了各种“触目惊心”的口号：“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等等，这种类似强盗的行径，麻木不仁的宣传标语，是对法律和生命的亵渎，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办案行为。高压政策反而让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更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实施的难度。

2.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带来的人权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的行为，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有些地方，那种强迫命令和强制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做法，影响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看法。

3.社会抚养费征收中带来的冲突

不少群众尤其是农民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不满和不理解，在与执法的计划生育部门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中，容易引起语言冲突甚至肢体冲突，严重者导致的爆发。基层领导干部在执行公务中，为有效吓阻违法生育的家庭及时缴纳社会抚养费或者对已有身孕的妇女实行强制流产堕胎，经常会集结上百口人登门，而同村一些群众认为不进行帮助就是软弱的表现，经常也会纠结村中人口围堵执法人员，以致冲突产生。另外，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把计划外超生等的收费和罚款作为机关日常经费，存在着“自费执法”的现象，据统计，每年全国针对生二胎的夫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估计超过200亿元，且流向不明。这造成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背离，并衍生出了腐败、不公平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近两年，虽然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但仍未得到完全遏制，基层在执法过程中打法律球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控制社会发展风险，促进国家稳定进步的要求

1.人口老龄化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推行至今，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造成了空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超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2013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再增加约1000万人，首次突破2亿大关，全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40-50%。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快很多。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很多农村中小学的生源已经严重短缺，初级劳动力市场短缺现象已很突出。

2.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因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挤压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误导，加上受“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部分群众尤其在农村家庭中，通过各种方式如中医偏方、生前进行性别鉴定，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东北某乡镇的调查，该乡镇2000-2004年新生1206人，性别差值286个，其中“计划内二胎”出生人口占总新生人口的32.26%，而性别差值却达191个，占总差值的66.78%。“计划内二胎”基本上是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家庭自动获得的二胎指标，这正说明“一孩半”政策的误导作用极其强大！而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百分点。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

3.独生子女风险问题

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国防方面，近年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征兵难”，而且情况急剧恶化。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控制，几年之后，中国的军人数量和军人素质必将危及到国防安全。再者，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也面临着严峻的养育风险。独生子女一旦遇到夭折、伤残等意外，对于父母特别是年岁较大不能再生育的父母，将构成毁灭性打击。另外，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加大，又累加放大了政府养老风险。政府对于未来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无论从计划上、资金上、还是服务上，还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把这种本来分散的风险全部集中压到政府肩上，也是极不科学，极不明智的。最后，“一胎化”造成人性的变异和人伦的缺失，这也使儿童在兄弟姐妹陪伴中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有损身心健康。

4.生育政策中不平等现象

现行生育政策中，公民因民族、地域、职业的不同，其生育权是不平等的。这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在生育上，农村优于城市，富人优于穷人，少数民族优于汉族等等不平等的现象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潜在隐患，例如，少数民族数量的增多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稳定，农村人数量的增多不利于城市化的建设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等等。

5.偷生超生现象的存在导致的“黑人”增多

由于部分群众生育二胎的意愿得不到满足，他们开始想法设法进行偷生超生，计划生育部门对不按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不给落户口，从而导致了“黑人”的增多，孩子的上学工作等都会受到影响，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儿童的成长。

（四）避免国际不利舆论，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然

1.国际舆论关于我国人权的态度

一胎制的政策，加上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许多地方存在强迫上环、强迫结扎和强迫孕检的做法，美国等国家就我国人权问题多次提交联合国审议，虽然有嫌干涉我国内政，但也深刻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成为部分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的借口和例子。

2.“一胎制”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五）放开二胎并不会带来失控

尽管政策允许，但目前城市育龄夫妇的生育愿望并不见得强烈。有调查显示，双独生子女家庭中，六成以上不愿生二胎。很多育龄夫妇面对高生育成本和抚养压力，宁可选择少生、晚生甚至不生。而在江苏省常熟市计生委对800多个家庭进行了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其中有效问卷731份，调查对象认为家庭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达到了432人，占52.81%；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只有119人，占14.55%。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们观念改变了，即使政策放开一些年轻人也不愿多生，而且丁克家庭越来越多，据媒体报道，上海已100万家庭没有孩子。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

三、调整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对策分析

（一）基本生育政策：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逐步全面放开二胎

根据新生人口统计显示，最近几年为生育高峰年，所以“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暂时不进行改变，但是在未来三至五年后，随着生育人口的减少，可以逐步全面放开二胎。即在“奖一、放二、禁三”的六字方针的范围内，由夫妇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自愿对生育孩子的数量、频度等进行规划。

实行“奖一、放二、禁三”。即奖励自愿生育一胎的家庭，精神奖励上，给予独生子女家庭以上学、工作等政策上的某些优惠，并发放“独生子女光荣证”，节日进行慰问等；物质奖励上，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补助，养老上补助一定的保障金。对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者特殊情况的家庭放开二胎，在三到五年内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二胎者不予罚款等限制条件，意愿“一男一女”生育组合的，可以通过医院进行性别鉴定，自愿取舍，满足家庭儿女双全的要求。放开二胎一方面是满足人们生育意愿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比失调和党群矛盾。严格禁止三胎，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形成“少生光荣，多生违法”的舆论氛围，给予超生户以引导和思想教育，让其认识到多生育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对三胎及以上家庭根据其家庭条件给予严罚（处以财产30%以上的罚款），吓阻其三胎及以上生育。

（二）注重优生优育，晚婚晚育

1.把力度放在优生优育上

由于多数家庭对“独苗”的过度关注，从而对孕妇饮食起居做出了有违自然的安排，也使出生缺陷率上升。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全国每年先天畸形儿和出生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我国目前累计约有3000万个家庭曾经生育过出生缺陷患儿，占到全国家庭总数的1/10。而妇女生育数量过少，也使人们过多选择剖腹产等非正常分娩方式，造成婴儿体质和智力水平的下降。这些现象也说明，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做的过多，而在“提高人口素质”上做的又过少，亟需做出必要调整。计划生育部门应把力度放在优生优育上，重点进行婴儿缺陷防治，加大“优生”干涉力度，大力提高婴儿质量和孩童素质。

2.把方向放在控制晚婚晚育上

据调查，在农村，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青年男女结婚年龄普遍较早，或者刚到法定结婚年龄，马上就结婚生子，或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通过各种手段早婚早育，从而间接地增加了生育量。而如果青年妇女推迟5年生育，100年内就可以少生一代人。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体力、智力、精力的旺盛时期，适当晚婚晚育，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如果青年男女过早结婚生育，影响了学习和工作，在自身学识、经验、精力不足，经济自主能力不强，缺乏教育子女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另外，如果女青年过早结婚生育，虽具备了生育能力，怀孕势必增加身体负担，容易引起身体虚弱。如果晚婚晚育，男女青年在各方面都较成熟，有利于母婴的健康和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当然，提倡晚婚晚育，不是越晚越好，而是提倡适当的年龄的晚婚晚育。只有把握方向，积极转变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才可以通过晚婚晚育拉长两代人的间隔，使生育人口量相对大幅度减少。

（三）推行差异化、多元化生育政策

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各地的工作基础不同，人口形势严峻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生育政策上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要根据本地区人口控制的状况，分类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例如西部人稀地区可以适度放宽生育数量，城市居民或者高素质群体一般较为富裕，有足够的财力和智力，有利于高质量人才的诞生，所以对城市居民、高学历者也应放宽限制，甚至可以鼓励其生育二胎。但是，推行差异化、多元化生育政策的前提是不违背公平原则，对全民一视同仁。

（四）调整计划生育工作作风：从以“罚”为主转变为以“奖”为主

1.推进人口计生机构队伍建设

提高计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保证其依法执法的重要基础。因为业务素质低下，势必导致盲目执法，随意执法等。而提高其业务素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把好执法人员上岗资格关。二是对在岗执法人员强化法律基础知识、依法行政知识等学习。三是创造条件选送执法人员进行知识进修，以适应法律知识、法律制度的更新。四是举办执法人员政策、法制理论研讨会，交流执法经验，解决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只有建设好一支高素质的计生行政执法队伍，才能真正公正、公平地贯彻执行好计生行政法律、法规。

2.推行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加大奖励扶助工作力度，全力提高全区60周岁以上无业的独女户补贴标准，同时，要下大力解决部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金拖欠问题，积极研究解决城镇下岗、失业、提前离岗人员退休时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问题，并认真兑现计划生育各种奖励。降低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力度和标准，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认真开展“生育关怀行动”。成立“生育关怀行动”领导小组，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入千家万户，营造出“生育关怀行动”的浓厚氛围，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使党的生育政策越来越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3.搭建新型生育文化的宣传平台

政策宣传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重点，始终将群众满意作为计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组织、宣传、引导、帮助等措施，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积极争做计划生育的主人，成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积极宣传人口计划生育“一法三规一例”及生殖健康、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例如，在电视台开办“人口与计生”栏目，在交通干道和镇、村宣传点建设醒目的计生宣传标语牌走廊，搭建政策法规、生殖保健、优生优育等科学文化知识平台，进行新型生育文化为主题的宣传漫画、宣传栏，成立计划生育办、计生论坛、茶话会等提供咨询服务活动，实行阳光计生。

总之，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我们须积极应对，适度调整，促进人口政策良性和谐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如何调整政策，既总体控制人口数量，又考虑到未来的适度放宽，需要决策者的勇气和智慧。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继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参考文献：

[1]张翼.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2]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J].社会科学，2009（6）.

[3]杜世勋.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8（2）.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6

年轻时的叶廷芳一直有一个愿望：将来念书后当一个村干部或者乡干部。祖籍浙江西南偏僻山村的他，从小见过许多的基层官员，“粗暴、命令主义”。他的想法是：自己做了干部，决不会像他们一样用、命令的办法让百姓接受一项政策。

许多记忆至今仍然清晰：一位姑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后，第五胎方才得子，因为屡屡超生，大冬天被人把门板掀掉；一个表妹生育后被强行结扎，农村的妇女封建意识重，受不了被人脱了衣服拖到手术台上的“奇耻大辱”，从此疯了……

命运的奇妙与公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能准确预见未来。一心想当干部的叶廷芳后来却成了一名地道的书生：北大西语系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被专业人士熟知的身份，是德语文学专家、把卡夫卡、迪伦马特引入中国的介译者、卡夫卡研究的权威学者。

而叶廷芳开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野，是在2007年。彼时，1936年出生的他，已经71岁。

受到巨大关注的原因，是那份他作为起草人、并联名其他28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的“废独”提案。

“废独”，即“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叶廷芳们在提案中如此写道。

在叶廷芳本人向CCN记者提供的这份题为《计生政策中有关独生子女条例应尽快停止执行》的提案原文中，支持“废独”论点的论据共有六条，分别从生命科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经验等方面强调了“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实行多年后的负面效应。

虽然与自己的“干部”理想渐行渐远，但叶廷芳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并进而参与许多讨论：关于重修圆明园，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关于重视建筑的艺术属性，关于要求住宅人性化，关于提高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地位……这个耿直的浙江人，说作为政协委员的自己，要利用这个讲堂来“表达人民的愿望”。

“据我了解，人民多数都是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叶廷芳说，而他格外向CCN记者强调的，则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伦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必然导致的“人性的变异，进而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这个角度，叶廷芳说，在他之前还无人提及。

“被消失”的情感亚层次

你现在把亚层次给取消掉了，就像屋子一样，你设了栋梁，但是椽木没有了，你这个房屋坚固吗?

CCN：作为2007年29名全国政协委员“废独提案”的起草人，您能否讲述一下这份提案出炉的初衷与依据?

叶廷芳：我跟所有那些要求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他们的视角主要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调……我主要是从人文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从根本上就否定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篡的制定是不合乎科学的。首先没有经过多学科的、反复的科学论证，多学科包括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文学，甚至哲学都应该包含在内。

就为了实现“我们一定要到本世纪末，使经济翻两番，人口问题一定要严格控制”，就为了一个GDP要上去，就不顾一切了。我去年把这个文章扩大了写时说，不应该以群众的软代价，就是牺牲我们精神素质来达到超低生育率这样一个硬指标。

CCN：老百姓付出的软代价是什么?

叶廷芳：精神健康，中华民族的精神健康。

如果我们中国人口现在能够退回到五十年代，五亿那个水平敢情好，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我愿意，但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这样一厢情愿。

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繁殖是自然法则制约着的。生物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的，以人为的办法强行使它从多到少，或者让它停下来，这就是反自然。当然如果人口太多，也造成自然生态不平衡。比如说破坏自然的生物、植物，二氧化碳过多……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自然有它自己的轨道来保持它的法则，而不是由你人自己来决定的。

CCN：自然实际上对这个是有一个自动调节的。

叶廷芳：自行调节。从欧洲历史来看。人口不是无节制的上升、上涨，随着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的会降下来，就是不愿意生育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加上不孕率也特别多。

亚洲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膨胀很厉害，生育率达到六成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都普遍提出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当然他们都没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最多生两个。

像台湾的政策就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跟我们1970年代、提出来的一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十几年下来他们的人口马上就下来，下来以后就紧张起来了，后来就放开了。

现在亚洲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些国家人口都已经急剧地下降，正常的平均生育率是2.2，他们现在也就达到0.9、1.1，所以好多国家都恐慌了。现在包括台湾人口密度那么大的一个地区，都已经放开到三胎了，原来是一个不多，两个恰恰好，现在是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

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另外从伦理学的层面上说，首先从孩子的成长看，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欢天喜地，这是自然。

独生子女就失去了这个福分，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他(她)的身心健康。

其次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而单从亲情方面讲，又有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以及堂兄妹、表兄妹、姨兄妹等的区别，层次是很丰富的。

你现在把亚层次给取消掉了，就像屋子一样，你设了栋梁，但是椽木没有了，你这个房屋坚固吗?不坚固了。人的情感就变得单调、肤浅。这是人伦的缺陷。这种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进而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CCN：当时这份提案一提出，除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外，您有无收到来自官方的反馈?

叶廷芳：官方当然反应了。(提案)一出来网上都反应很强烈，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第二天也播了，但第三天马上就叫停了，其它一些记者的采访绝大部分都没有了。

过了一些时候国家计生委来了一个邀请，请我到计生委去沟通。请我吃饭，还送了礼物。政策法规司来接待我，互相几乎没什么交锋，我讲我的观点，他们也没什么反驳。到最后一个人员拉拉我的衣角，跟我说了句悄悄话：我们收到同类的意见当中您这种观点是最精彩、最有价值的。

过几天他们用文字的东西答复了我，有四、五千字吧。总的来看拒绝我的观

点，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不仅十一五计划，而且十二五计划，甚至十三五计划都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CCN：但是目前出现的状况恰恰是很多地方出现用工荒。

叶廷芳：对，所以这个不科学。我就写了一个五六千字的书面材料把他一条一条的都驳了。正好是5月7号，我记得很清楚。

从根上不认同人口政策

现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男比女多出2600万。这么多人婚配发生问题，必将对社会造成一些麻烦。

CCN：作为一名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学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口政策上的?

叶廷芳：人口政策一开始我就不赞同。

CCN：就是三十年前?

叶廷芳：嗯，这是违背人权的，人的生育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公开场合，我也不去讲人权，我就讲自然法则。生育得少，你就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我们对自然生态的平衡要受到报复，这个普遍都已经理解到了；但是对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现在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是最危险的东西。

CCN：您曾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抑制入口过快增加，但80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在你看来，这些负面影响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叶廷芳：从教育学的层面上说，容易产生家长溺爱，“小皇帝”是一个幽默的称号，可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普遍的接受了这个称号，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小皇帝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如果有兄弟姐妹，一起玩，快乐完了，还有人文的一种思维会自然的形成。比如说兄弟姐妹争夺一个东西，最后都会有所放弃，有所妥协，那就是成人社会的谈判妥协原则，在孩童时期就开始自发的训练了。

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说，至少产生四个问题：一是“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是合理的家庭模式。其中的“二”――青壮年夫妇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除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之外，还要自担5个人的生活，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难……”的当前国情，显然负荷过重。

第二，这样的家庭结构，决定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这个结构中的主干――中青年的比例日见减少。根据专家计算，2012年－2022年这10年间，18－50岁的青壮年人口将减少1亿。

第三个问题是“老龄化社会”的过早出现，并且数量庞大。有专家指出，发达国家经过了100年才形成的“老龄化社会”，中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比现在的欧洲总人口还多。

第四个问题是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4岁以下儿童男女比例高于120：100；而2004年抽样调查是121：100，均远远超出正常范围(103－107：100)。

显然在制订人口政策时，(政府)没有考虑到我国“重男轻女”的习惯势力。现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男比女多出2600万。这么多人婚配发生问题，必将对社会造成一些麻烦。

CCN：您也提过，2012到2022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多达1.44亿，“由于社保制度尚不完善，经济困难老人、孤募老人、空巢老人晚景尤其惨淡”。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现阶段的中国，“养儿防老”这句话还是非常适用的?

叶廷芳：还是合理的。

CCN：当时您跟其他28位委员提出的是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提到“计划生育”的问题。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的合理性如何?

叶廷芳：从生态本身来讲也不合理，但是现在包括杨支柱这些人也有一些偏激，他就说要放开两胎，放开第三胎，好像自由放开。我是讲在有限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呼吁提倡直接让政府全部放开?两个根本就不现实，对不对?

像我上次我的提案提出来，有个别网站99％都赞成，但是像人民网调查是百分之七十二点几的人赞成，百分之二十的人反对，百分之七的人不表态，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支持，毕竟还有一部分反对。

如果说生三个的话，反对的人肯定更多一些。要一步一步来，等到两胎放开了，然后人口还在计划下滑，我们就呼吁放开第三个，这是可以的。

CCN：如果从您理想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还是完全放开是―种比较合理的状态?

叶廷芳：完全放开的话，我估计目前也不会人口膨胀。

人口学界曾经在2004年集中了全国20来位优秀专家进行了两年的研究，最后以详细的文字和图表，证明放开二胎不会有风险。

同时我国北方和南方好几个省的多个试点县经过20来年的二胎实践，也证明没有风险。这些县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以下。

比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根据2000年的统计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承德现在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多年后改为二胎，不但未出现反弹，而且现在的生育率仅为1.00左右。

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前几年经批准实行二胎后，也没有出观反弹，2007年的统计分别为0.88和0.90，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不愿生育和不愿生二胎者，以及17％的不孕率，还有将近一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生育也不那么容易，即使放开二胎，我国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0。这些材料我都看过，很有说服力。但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

需要意识觉醒

现在人口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介入，那些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没有一个从事人文科学。

CCN：虽然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近两年学界和民间都传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从官方和某些研究学者提供的数据和研究结果来看，这项政策还是在中国有实施的必要性。对此您怎么看?

叶廷芳：现在人口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介入，那些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没有一个从人文科学，就是我讲的软科学这方面去着眼的。

CCN：您觉得国家在制定大部分政策的时候都需要参考人文科学?

叶廷芳：对。但是目前中国有这个意识层面的还是比较少。

1993年，我跟八九个作家一起做一次旅行。这里面有谈话，有一次我就发表独生子女的弊端这个说法，当时大家都笑话我，觉得我思想那么落后。后来我就讲了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独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丧失，将来导致人性的变异，变异就是一点点的，你看不见的，但是几十年，几百年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CCN：如果抛开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因素，对于当下中国许多主流家庭不愿生、生不起、生得起养不起的现象，您作何评价?

叶廷芳：应该想生也生得起，也养得起，这样的社会才是更加合理的。

CCN：像您思想开明的这种程度，求真的性格，是与研究外国文学有关吗?

叶廷芳：我这个人有一点参与意识。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盲点，人家还没有去注意，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应该发挥这个作用。提出来，让大家注意到。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历史溯源历史意义主要措施

1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溯源

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措施，它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控制人口的政策。特别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的发表，计划生育逐步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949年～1961年，鼓励生育期。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国家基本上鼓励生育。虽然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受到重视，马寅初也作为反动分子被打倒。

1962～1969年，限制生育政策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大力提倡晚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部分市、县试行。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并且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本地区的计划生育条例，实现了区别对待、多元化的生育政策，并推出了计划生育相关配套政策。

2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2.1有效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了发展压力据专家测算，计划生育实施30年来，使我国人口由高出生、高增长变成低出生、低增长，30年少生了近3.5亿人口，而我国是个人均资源贫瘠的国家，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资源不及世界的1/3，石油资源不及世界的1/20，等等。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利用还是粗放型的，因此人口增速的放缓，缓解了发展压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2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薄弱，许多软件硬件条件都不完善，许多社会保障性制度尚未建立，急需资金积累，人口多，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突出。可以说计划生育的实施，降低了我国的人口基数，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作为资源小国的发展瓶颈问题，同时也有避免了这些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

2.3初步扭转大众的生育观，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倡议、宣传、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法规手段的强力推进，有效扭转了我国大众几千年来封建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同时也间接的促进大众观念从重“生育”，到重“养育”、重“教育“转变，有力的推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婴幼儿营养水平的提高。

2.4有力的回击了“生育观”的错误观点，有利于确立正确的生育文化生育权被许多专家标榜为最基本的人权，他们认为搞计划生育就是限制人权。其实殊不知，任何人的人权都不是孤立的，都与他人、集体、社会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不受节制的人权。以基本人权为标榜的自由生育权，挤压的是其他人的生育权、发展权，危害的是他人、社会和子孙后代。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的伟大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文明、科学、进步的生育观念，就是要求家庭的生儿育女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让人们懂得人口科学知识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的科学知识。

3当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

3.1错误认识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偏高许多专家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厉指责，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我国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他们估计我国男女性别比高达115-118：100，然而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观点，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男女性别比为仅为105.：100。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15-118：100，也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无论是“一胎”政策、“一胎半”政策或者“多胎”政策，根据生物学原理和概率统计，男女性别比应该都是1：1。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偏离的真正原因是以下三个。一是性别选择，由于我国“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在农村希望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非法鉴别胎儿性别，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仍然严重，是导致我国女性偏少的主因。二是女性的漏报。在超生的家庭，孩子一般是N女+1男的模式，为了规避处罚，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故意漏报女孩的数量，使女孩成为“黑人”，而男孩子由于承担传宗接代的使命，一般都有正式户口。三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环境污染加剧，代表男性的Y基因的存活能力明显强于代表女性的X基因，因此，导致男婴出生呈上升趋势。这个问题现正逐步引起人口学家的关切。

3.2错误认识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老龄化许多所谓的人口学家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或者加速了我国老龄化。那么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呢？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步走进老龄社会。可以说，老龄化是全世界性的趋势，而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计划生育与否与一个国家的老龄化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导致全球步入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平均寿命的延长。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是平均寿命长的国家，比如我国，建国前我国人均寿命不到35岁，而到现在接近73岁。一个平均寿命短如35岁的国家是永远不会进入老龄社会，因为还来不及老已经死了。二是老龄化标准已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由于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许多国家考虑把男性退休年龄调整到62或65岁，把60岁作为老人的标准已经有点过时。

3.3错误认识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终结这个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认为人是一种生产者，不承认人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什么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很显然，人口红利是指人创造的社会价值对于自身所消耗的社会物质的一个阶段。而人在幼年和老年创造价值小于自身消耗价值，是一个净负值。

事实上人口红利也不一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从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先后出现“人口红利”，然而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资源存载能力有限，过多的人口反过来将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加节制生育，盲目的扩张人口，不仅不能带来人口红利，反而抑制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维护和延长了我国人口红利期。

4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4.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0多年来，我国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冒各种骂名，顶各种干扰，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所谓的人口学家，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无端指责，混淆视听，迷惑了广大老百姓。特别是提出了“计划生育将使我们亡国灭种”的谬论等等，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我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接近更替水平，重要原因是育龄妇女婚龄后移，多胎生育有所减少，但仍可能反弹，加上我国近三亿多妇女有生育能力，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大部分尚未达到要求少育的水平，巩固计生成果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且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三个出生高峰的顶峰，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仍然很繁重。因此，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要坚持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进一步加大宣传，努力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严峻性、长期性和重要性。

4.2查漏补缺、做实做细虽然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但是对两类人群的监管仍然存在不小的漏洞。一是流动人口，一是高收入人群。前者是流动性大，居住地与户籍管理脱节造成的，可以通过强化辖地管理，实行计划生育全国联网管理等方式解决。后者是不少高收入者，仗着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以上交罚款代替管制，起了很坏的示范效果。特别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一种“有钱有权就可以生”的错觉。对这一部分人应该采用冻结账户、严控收入来源等严厉措施，震慑挑战法律底线者。

4.3加快试点，长远考虑虽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法规，但任何一个政策必定有他的适用期限，考虑到人口政策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看清他的利弊，特别是人口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大前提下，也应该选择部分适当的地域实行“两胎制”或“自由生育”试点，充分认证，科学摸索，彻底搞清利弊，为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积累科学、真实的依据。

4.4奖罚并举，优化保障搞好计划生育，就需要把计生工作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计生工作同勤劳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拓宽经济来源，针对人口老龄越来越严重的状况，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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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8

然而，中国生育政策改革已滞后多年，“单独二孩”或达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对于出生性别比正常的国家来说，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即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1个孩子。中国由于存在严重的性别比偏高现象，中国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或许要比2.1更高，才能使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以，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缓。生育率长期偏低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全面放开二胎是否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显示，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四地都实施过二孩政策，这四个地区当时总人口840万左右，均以农业为主。这四个地区实施二孩政策20多年后，总和生育率均远低于更替水平，并且在2000年之后人口增长呈现越来越低的趋势。一般来说，城市化率越高，生育率越低。由于全国城市化率高于这四个地区，可以预测，如果全国实行普遍二孩政策，生育率不会比这四个地区更高。因此，全面放开二胎恐怕也是不够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

近年来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7个-1.85个。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

非官方的生育意愿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结果。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过一项在线调查，其2010年3月25日刊登的结果显示，在6183名参与调查的公众当中，有1.6%的人表示自己不会要孩子；77.5%的人表示，如果政策允许，生2个孩子是最理想的；只愿意生1个孩子的人为18.3%。

根据上述生育意愿可以大致计算总和生育率：1.6%的人愿意不生育孩子，18.3%的人愿意生1个孩子，77.5%的人愿意生2个孩子，假设剩下2.6%的人愿意生3个孩子，这样总和生育率为1.811，低于更替水平。

2013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更新了调查结果：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人们想要几个孩子？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调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对2316位市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2%的受访者选择不要孩子，21.7%的受访者选择1个，62.5%的受访者选择2个，5.9%的受访者选择3个及以上。上述报道的几项加起来共占94.3%，余下的5.7%也按选择生二胎计算，生三胎及以上按平均四胎计算，则平均生育意愿约为1.8，还是低于更替水平。

而2014年1月12日《长江商报》刊登了一份婚恋调研报告的结果。此次调研共有97594人次参与，有效样本72660份，其中男性样本35047个，女性样本37613个。针对“如果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你想生几个孩子”这一问题，逾七成人希望生育二胎。具体来说，24%的男性选择1个，71%选择2个，4%选择3个及以上；女性则是22%想生1个，74%想生2个，3%选择3个及以上。

24%的男性、22%的女性选择生1个，也就是平均23%的人选择生1个；71%的男性、74%的女性选择生2个，也就是平均72.5%的人选择生2个；4%的男性、3%的女性选择生3个及以上，也就是平均3.5%的人选择生3个及以上。上述人群共占99%，还有1%的人按选择不生育计算，则平均生育意愿为1.82，依旧低于更替水平。

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经备感压力，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因此，在平均生育意愿为1.7个-1.85个孩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那么恐怕实际生育率最多只有1.7。减少人口是利是弊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岁-24岁女性人口有6340万，15岁-19岁女性人口有4798万，而10岁-14岁女性人口只有3464万。如果不考虑意外死亡，意味着到2022年，20岁-24岁女性人口只有3464万。换言之，2010年-2022年，20岁-24岁女性人口从6340万降至3464万。由于中国未来育龄妇女人数剧减，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未来每年出生人数也会大幅度减少。

有人可能会说出生人数减少是好事，减少人口能致富。减少人口真的能致富吗？我在《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例如，从世界最富十国和最穷十国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十个最穷国家绝大多数是人口密度比中国还低，其中一些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很丰富，例如，塞拉利昂的黄金和钻石储量很丰富；刚果的钴、钽、锗、锰、铜、锡、金、镉、锌等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前列。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贫富，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人力资本。况且，出生人数长期减少，还会加重老龄化程度，而严重的老龄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陷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缓。事实上，即使取消生育限制，也无法把中国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有人可能要说：既然你说取消生育限制之后，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了，那还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里，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多生孩子了，现在还执行生育限制政策的话，会进一步抑制生育，恶化未来的人口结构。本来现在或还有极少数人愿意多生孩子，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但不保护他们，每年还花费大量计生经费来压抑这些未来的希望，未来的结果实在不同乐观。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

一、全面二胎政策定义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五、我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如果按照现在实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加以改变，用不了多久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会十分严重，越来越少的出生率造成我国的人才储备告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独生子女赡养更多的老人同时抚养子女，压力很大，国家情绪低迷。失调的男女比例使越来越多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增加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性。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能合理改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问题，国家人才储备问题，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我认为当下实施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10

计划生育三十年之成就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成功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2001年的1.82，达到更替水平2.1以下，进人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换取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1971年至1998年，我国共计少出生人口6.34亿，其中因为计划生育因素少出生人口3.38亿。其次，在这28年间，我国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口为家庭节省少儿抚养费约6.4万亿元，为国家节省少儿抚养费约1万亿元。

此外，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对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总之，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成就显著。

“一胎化”引发四大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中国当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型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左右，我国目前还不足1000美元，成了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伴随我国老年抚养比的大幅度增高，社会总体养老负担会迅速加重；另一方面，劳动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

劳动力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劳动力的减少势必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近年经济的持续低迷，与其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有很大关系。而且发达国家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显现的，我国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今后几十年突然加重的老龄化，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矛盾。

(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按照国际标准，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103～107：100。由于现行计生政策的长期实施，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达到117。目前，全国0至9岁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277万。性是人类的基本欲望之一，如果得不到满足，这意味着未来20年会出现严重的“新娘匮乏”，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该问题已引起中共总书记的重视，此前中央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上，他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集中力量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

(三)独生子女家庭问题多

“一胎化”的政策造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城市已达80％以上，这将导致中国独有的“独生子女家庭问题”：

一是某些率先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相继进入老年，因缺乏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

二是独生子女因天灾人祸伤残死亡，其父母在精神、经济和生存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三是独生子女相对于同条件的非独生子女家庭负担较重。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可以预计未来10年，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新家庭将超过千万，形成所谓“独生父母群体”。“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必然令独生父母承担赡养和抚养的双重压力。

四是中国独生子女公民的比重大幅提升，由于社会关系简单化，有些独生子女性格孤傲、娇生惯养等，这对民族心理、民族能力、民族吃苦耐劳精神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四)生育权利不平等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生育权利的四个不平等：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不平等，民族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地域不平等。

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上存在如此大范围的不平等，与宪法原则相冲突，有违社会公平。而且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较好，但现行政策推行城镇居民只生育一个孩子，导致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当公民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普遍提高的时候，继续推行不平等的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获得民意的支持。

以上问题已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方法简单、过激，以罚代管，片面强调数字等问题，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党和政府的威望，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和谐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水平的下降及计生政策带来各种问题的显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到了必须调整和完善的时候了。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路

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奖励一胎、放开二胎、禁止三胎。

“奖一”，即对放开二孩后自愿生一孩的家庭给予奖励。对于有生育多孩能力和意愿的人来说，自愿只生一孩，本身就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贡献，应予以奖励。

目前国家正在试点针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措施，即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后每人每月可领取50元的补助。这一奖励政策深入民心，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对30年来由于执行计生政策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应最大可能地给予补偿和救助(包括住养老院的费用及医疗费用)，使其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国家应当将“奖一”政策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保证政策落实到位。

所谓“放二”，即取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二孩的限制，允许有生育意愿家庭生育二孩。同时通过立法，保护生育二孩父母的合法权益，使生育二孩合法化。

“禁三”，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严格禁止生育三孩。建议先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立法，设定生育三孩的严格许可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筑就一道堤坝。

“奖一、放二、禁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以奖为主、尊重个人选择、提倡人性化的政策。该政策必须全国统一，以改变不同省、市、区计生政策不一致、不平等的弊端。三者是一个整体，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改善人口结构。

“奖一、放二、禁三”的意义

长期以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民众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很大矛盾。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穷困，百业待兴，过多的人口数量制约着经济发展，这种牺牲是必要的。现在中国虽然依旧是发展中国家，但毕竟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有提高。一代人的利益已经牺牲，第二代人的利益是否还要继续牺牲?

目前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是生育两个孩子，适当放开生育限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人为本要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本。人的生育就是人的“本”的一种要求，这个“本”应当受到重视，尽可能地给予满足，不能随意牺牲。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而言，科学执政，要求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应当科学，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调整；民主执政，要求制定政策应当尊重民众意愿，考虑名民众利益；依法执政。要求计生政策要合法，首先合乎宪法。

该政策对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改善人口性别比例、减少独生子女家庭数量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助于改善执政党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减少计生工作中的违法现象、消除不正确的政绩观、避免国际不利舆论等都有积极意义。

调整生育政策可分五步

第一步，微调放二。在目前“双独家庭”放二的基础上，对“单独家庭”放二，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放开生育二孩。

第二步，“奖一、放二、禁三”。比如从2011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二胎，实行“奖一、放二、禁三”的计生政策。

第三步，有条件放开三胎。该政策实行15年左右，若人口达不到理想规模，可有条件地放开三胎。凡有生育三胎意愿的家庭，可以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四步，生育自主。再过15年左右，将计划生育恢复到生育自主的自然状态。尊重人口内在规律，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人口生产的数量。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1篇11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2000年和2010年较为可信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6和1.63左右，显著低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向中央报告和社会的1.8左右的高端。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06年生育调查给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生1.87个孩子，主要是因为该调查抽样偏误，即偏重调查了近年有生育的育龄妇女，非常严重地遗漏了年轻、未婚育龄妇女，尤其是遗漏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妇女，因而大大高估2005年-2006年总和生育率。

如果我们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适当新增婴儿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的内需市场。

当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大大减轻2030年前后开始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人口负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如等到三年、五年、十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将大大加剧2030年后劳力资源快速减少，而且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

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老年人口迅增压力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变与不变的对比

我们估计2010年时期总和生育率为1.63，城镇和农村分别为1.24与2.01。我们的二孩政策方案假定城镇和农村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1.8个和2.27个孩子，在此基础上设计“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假定由于政府提倡鼓励和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推迟生育的综合影响，从实现软着陆的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分别共增加0.75岁与1.5岁，即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0.05岁与0.1岁左右。

于是，根据国内外人口学界公认的邦戈茨-菲尼公式估算，这15年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导致2015年-2030年农村和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15和1.67；2015年和2030年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8和1.81。假定2030年后我国城乡都取消生育数量与年龄间隔的限制，完全由公民自由选择，平均生育年龄不再增加，至2035年时，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由2030年的1.81略有回升至1.84；2035年以后虽然假定城乡生育水平分别保持不变，但由于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1.77与2080的1.74。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假定农村、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但是由于人口城镇化的结构性影响，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年有少许下降。

在上述估测或假定的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各年份全国分城乡时期总和生育率基础上，我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三大区域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区域差异，估得各年份各区域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分城乡总和生育率。（一）老年人口与空巢老人比例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的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分别高出11.7%和31.2%（见图1）。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无论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是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中国空巢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大幅度增加。2030年、2050年和2080年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分别等于2010年的2.4倍、4.3倍与5.5倍（现行政策方案）以及2.3倍、3.8倍与4.2倍（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

预测结果还表明，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以后停止增长甚至稍有下降（见图1和图3），80+岁高龄老人和高龄空巢老人比例在2070年以后停止增长或稍有下降（见图2和图4）。然而，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2080年期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二）劳动力资源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生育率早已快速降至显著低于替代水平，以及不可改变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大增及其增长速度等于发达国家的2倍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幅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

预测结果表明，无论未来何种政策方案，中国劳动力资源在2025年以后将以较快速度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萎缩速度大大快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的9.14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见图5）。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

另外，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将面临短缺的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55岁-64岁“老劳动者”占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6.4%迅速攀升到2030年、2050年的25.2%与29.7%，然后保持在这个水平。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后下降速度比现行政策不变方案要减缓很多，在2040年、2050年和2080年分别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多出0.34亿、0.63亿和1.97亿劳动力资源（见图5）。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程度亦比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低得多。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老年抚养负担将从2010年平均每8个18岁-64岁劳动者供养一位65+岁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年、2050年、2080年的平均每3.5个、2个与1.4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3倍、4.1倍和5.8倍。显然，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如此之高的老年抚养负担将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削弱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和国际竞争的综合国力，从而严重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福祉的改善。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虽然也面临劳动力资源显著减缩和老少抚养比较快上升的严峻挑战，但相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要好得多（见图5和图6）。（三）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影响

表1给出了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等不同方案的总人口变动趋势。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人口峰值在2023年，为13.99亿，随后开始快速下降，2040年-2050年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高达-6‰，2050年-2080年更将高达-10.7‰。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过快的人口下降将造成人口加速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社会保障与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和经济萎缩，还将产生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设施难以适应等一系列问题。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2015年-2030年期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同时又满足了城乡所有希望生二孩夫妇的愿望；中国人口总数在2029年达到14.45亿峰值（远远低于几年前提出的人口峰值15亿左右的国家人口战略目标），然后平缓下降，2050年和2080年总人口分别为14.2亿和12.43亿。毫无疑问，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2050年与2080年的总人口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减少0.59亿、1.51亿和3.23亿。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减少的人口数中，2040年时五分之二，2050年近一半，2080年三分之二为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其余均为0岁-17岁少年儿童，也是日后的劳动力资源。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在劳动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的相对优势，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们必须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避免我国走上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加速老化与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导致长期经济衰退的覆辙；避免未来参与竞争的年轻人群越来越小，伟大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相对越来越少的可悲结局。现行政策不变的其他弊端

基于六普等数据的人口家庭模拟预测，前面几小节主要分析了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在加速人口老化、劳动力萎缩、人口结构与数量等方面的弊端。下面分析讨论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其他主要弊端。1.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倾向

全世界公认的正常出生性别比（指每100个出生女孩所对应的男孩数）是105-106。我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性别比正常，80年代初开始偏高，从1982年的107.1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116.9与2010年的121.2，高出正常水平16个百分点！

我国执行一孩半（即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政策与在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地区的200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24.7与109。客观现实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全国52.9%人口中执行的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助长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据我们估算，我国一孩半政策地区有19%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保生二胎男孩；而二孩政策地区这一比例只有4.6%。

在一孩半政策下，很可能做性别鉴定、流女保男的一孩生了女孩的夫妇（占夫妇总数48.7%左右）被允许生二孩，而约占总数51.3%、一孩生了男孩、不会流女保男、将对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作贡献的夫妇却不被允许生二孩；一孩半政策本身导致二胎女孩数结构性减少，其影响占出生性别比超常部分35%以上。

我国已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使2022年20岁-45岁婚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如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22年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数字将高达四五千万，而找不到妻子的大量大龄男子中多为贫穷与素质低下者，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2.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

中年母亲丧失再生育能力以后，如其独生子女因疾病或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形成失独家庭。例如，四川汶川地震中死亡的青少年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其中很多人的母亲已丧失生育能力，这些失独家庭是何等悲惨！唯一孩子死亡的老年夫妇一方死后，另一方则成为孤寡老人，漫漫余生何其难！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失独家庭和失独孤寡老人比例将越来越高，他们失独以后难以弥补的忧伤怨恨情绪，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据新华社报道，近年各地失独家庭数量不断显著增加，他们“抱团取暖”，互联网串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将造成心理缺陷；独生子女军人容易因为小时父母和祖父母的娇生惯养，而形成怕苦怕累、感情脆弱、任性散漫等缺陷，较难适应部队纪律严格环境，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削弱部队战斗力与国防实力。独生子女家长们更加倾向于不让孩子参军。3.“黑孩子”与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

深入分析表明，我国政策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的十个西中部省中（其中四川和重庆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分别低达1.27与1.19），七个省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接近或略超过2，三个省显著超过2，即存在大量从小因“非法生育”而遭受心灵创伤的孩子，其中很多孩子因其父母躲避罚款而未被登记，被视为“黑孩子”。

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排除漏报后的当前总和生育率大部分低于1.5，其中北京、上海显著低于1，天津略高于1。根据普查和其他相关数据推算，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农村生育率比城镇高得多的“相对逆淘汰”将使我国未来18岁-59岁青壮年人口中，文盲与小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高大约17.5%与11.4%，初中文化比例基本相同，而高中与大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低大约4.3%与6.8%。

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极不利于中国实现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换的战略目标。4.继续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

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现行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是滋生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行贿，基层计生部门编假生育数和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等诸多腐败的土壤。与贪污盗窃、买官卖官、侵占国有集体资产等腐败遭民众深恶痛绝截然不同，超生二孩产生的腐败治理难度特别大，因为很多民众与基层干部对它有同情姑息心态。正如有的基层计生干部所说：时间长了，老实人也搞得不老实了，不腐败者也变腐败了。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即使超保守地假定人均扶助标准维持2006年水平不变，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将仅仅因为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老人数大增，从2003年的9.3亿元迅速增加到2030年539亿元与2050年1433亿元；而在二孩政策方案下，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在2023年达到157亿元峰值，然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的0.3亿元（见图7）；2003年-2050年期间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合计支出25170亿元，等于二孩方案的6.3倍，多支出21160亿元。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极不可取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人口峰值在2027年，为14.22亿，随后开始比较快速下降，2040年-2050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达-4.6‰，2050年-2080年将高达-8.7‰。

这一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人口总数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少0.87亿和2.16亿，而这些减少人口数的100%是劳动力资源或日后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0%和33.8%，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4%和19.1%（见图1）。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2050和2080年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3%和13.4%，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8%和14.4%（见图2）。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18年-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的9.4亿较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6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5.2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动力0.77亿（见图5）；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2050年、2080年平均每3.6、2.04与1.5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2、3.9和5.3倍（见图6）。

这一方案既在人口老化、劳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方案差得多，很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与新时期计生工作开展，是极不可取。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预测取自“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技术总监、神州数码行业战略发展总监史文钊等应用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软件、硬件和数据而开展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拟研究成果。具体政策建议与可行性分析（一）因地制宜

为了克服现行生育政策和只允许双单独生二孩的上述诸多“远虑”和“近忧”严重弊端，我们建议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1）信息公开，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建议人口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

（a）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

（b）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

将（a）与（b）向民众公布，如果（a）显著大于（b），则告示民众，为了避免生育堆积而负面影响你们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请较年轻妇女适当晚一些生二孩，让年龄较大妇女优先生二孩。因地制宜，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例如，32岁-35岁或30岁-35岁）。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岁-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软着陆以后，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相应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而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大力提倡鼓励自愿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客观规律。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公开表扬奖励，形成感谢他们为防止生育堆积、避免大家的孩子上学难做出贡献的社会舆论。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公开批评教育，让他们为自己有损社区公众利益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决不列为违反计划生育案例，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的性别选择流产女婴。建议加大鼓励女性青少年接受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先立业后成家的宣传、引导与扶持力度。

（2）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很发达城市地区，如果通过调查摸底得出的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即可以一步到位普遍放开二孩。

（3）定心丸。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诺，无论在农村和不很发达城镇地区，还是在很发达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决不会再变，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女方36岁及以上、为避免难产和出生缺陷等问题不宜再生育的独生子女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国家继续奖励补助。（二）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分析

1.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详见表1）。

2.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不仅可以有效克服一孩半政策“一男孩等值于二女孩”心理暗示导向和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两方面的副作用，大大有助于今后出生性别比较快地恢复正常，而且还大大有利于缓解已经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造成未来大龄男子找妻难的压力。

3.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导致的老年比例太高、老年抚养负担快速大幅上升和劳动力资源快速大幅下降等十分严重后果，而大大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在2029年人口峰值前后达到最低值，分别只比2008年下降2%与6%左右，而2029年以后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将因人口总数平稳下降而逐渐缓慢上升（见图8和图9）。

同时，许多国内外研究表明，大规模人口城镇化导致生态脆弱农村地区大批人口外迁，而使当地效益差的农耕地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生态环境状况显著好转。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强有力政策的实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会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由反对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确实是不科学的。

4.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继续产生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使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及其导致的家长们的紧张心理不复存在，迁就、娇惯子女的做法将大大减少，孩子们从小学会谦让、合作，家庭成长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军人中独生子女比例不断升高而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家属支持配合程度与国防实力的极不利趋向。

5.二孩政策平稳过渡有利于执政为民，提高人口素质，在西中部十个省将使屡禁不止的已发生与正发生的大量所谓“非法”二孩生育合法化，将使很多孩子彻底摘除“黑孩子”帽子。更加合情合理的二孩提倡晚育政策将大大有利于遏制多胎生育，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绝不会出现“允许生两个，实际普遍生三四个”的现象。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实现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后，这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镇）的很低生育水平将有适度回升，这正可以改变我们多年来心中有数、但在公开场合避而不谈的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趋势。

6.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等诸多腐败，并降低计生工作难度，大大改善党群关系。（三）可行性分析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晚育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的实践证明，二孩晚育间隔政策十分成功。20多年来，这些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一孩半政策、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它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20多年前这些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二孩晚育间隔政策时，其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观念远远落后于当今全国实行一孩政策（大部分为城镇）以及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既然四个相对欠发达试点地区20多年的二孩晚育间隔政策能够不约而同地获得成功，并全部持续发展至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济起飞之后，生儿育女成本大增、人们生育观念显著变化的今日中国实行二孩提倡晚育政策的可行性。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篇12

作者：郭洋

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本书《大国危途》，关于一个国家人口问题的分析与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很高兴能透过本书对我国人口政策现状以及未来趋势有所了解，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我国关于国民经济政策制订的背景。

先来说说作者刘忠良，他是一位年轻学者，先就读于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在他的求学路上，正在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着。在这样一位年轻人身上，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使其能够以更加广阔的视角去研究人口政策的利弊，同时，能够利用专业的经济学理论佐证书中的观点。就其专研的态度来讲，是值得广大青年朋友学习的。

关于本书的读后感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口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的人口问题确实到了危机阶段。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目前生育率在降低。由于抚养孩子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且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孩子抚养的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抚养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抚养压力升高，生育率下降。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快速升高（为生孩子、养孩子所放弃的高收益就是其机会成本），但养孩子的收益，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之下越来越社会化。比如孩子是企业的消费者、未来企业和社会的劳动者、未来国家的纳税人和未来财富的需求维系者，孩子被全社会作为公共产品而使用。在当今经济社会制度之下，养孩子愈来趋向是公共产品，但养孩子的成本是个人的，且在不断上升，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二、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

1.低生育率使未来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由于过早的超低生育率，到202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达到40岁，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由“老龄化国家”变成“老年国家”。

到2028年，以65岁退休计算，中国退休年龄人口将高达近2800万，而此时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仅1500万，中国劳动人口在以洪流般的减少。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25～29岁最具消费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年轻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1%，房地产、汽车、家电等各产业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和竞争力下降危机。此时，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像日本一样大幅衰减。

2.超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严重的养老危机

养老的实质是工作人口养活不工作人口、年轻人养活老人，养老问题的根本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年轻人口不足。一胎政策所导致的421家庭结构，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沉重的养老压力。而失独家庭，将因独子死亡而老无所依，人口政策每晚变一年就会给未来增加数以万计的失独老人。

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服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经济不景气，使老年人的养老投资大幅缩水。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养老空有制度而严重缺乏劳动力对其投入，社会化养老方式处于低水平的濒临破产的运转，老人获得的养老资金将相对大幅减少。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现在不改变人口政策，将有更多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面临养老危机。

3.独生子女政策严重弱化中国军力

目前，中国新军人的绝大部分部是家庭“独苗”（家庭的独根香火）。现实表明独生子女新兵的意志并不坚定，不想经历高强度训练所带来的困难。这样的军队怎么战斗？父母和爷爷奶奶们又同意让这样的军队参加战斗吗？过去，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一个隐秘武器，乃在于兵员充足，战士士气高昂，纵使牺牲一个，家中还有众多兄弟姐妹扛起家庭责任，并且给长辈养老送终。无后顾之忧。但现在，大部分为独生子女，一个青年军人的牺牲，几乎等于断了全家未来希望。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实际战斗力？

4.继续独生子女政策将给未来增添大量光棍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具有“重男轻女”倾向，但惟独中国有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与国民通过自由生育要男孩的愿望严重矛盾，被迫导致胎儿性别鉴定，带来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目前中国性别比失衡高达120:100左右，未来五个男性中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

5.养老压力沉重，经济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缺乏发展希望。

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最终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和青年失业问题。

目前欧洲、日本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失业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过去低生育率所造成的。现行人口政策，不是给未来年轻人和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一个重老龄化、经济社会缺乏活力、民族国家缺少希望的社会。现在改变人口政策，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希望和降低压力。

三、人口政策需要根据国情进行调整。

书中指出，计划生育并不是只生一个好，重点是计划，我们可以理解为，根据时展的需要，合理的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生育政策。适时的鼓励生育，鼓励二胎、三胎，都是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