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1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确立教育设施趋向案》，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遂开“重理轻文”之端。[1]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工程教育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为培养对口的专业人才，国家对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从而产生了许多纯工科院校，也导致一些人文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推动下，科学教育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而人文教育则被严重削弱。进入21世纪，我国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步伐。在发达国家普遍关注人文与科技整合、关注学生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的潮流影响下，我国越来越多的理工科高校加入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行列。

2001年8月7日，同志在北戴河讲话中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上关于“四个同样重要”的论述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同样能转化成生产力。区别在于，与周期短、见效快的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往往通过意识的先导作用来影响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慢热”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亦是在充分的时间积淀基础上逐步显现的，即通过思想观点、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精神文明成果来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进而实现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所以说，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同鸟之双翼，同为人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倚重或偏废一方都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文理工并重的高等教育理念，在一些理工科高校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有的一哄而上、贪多求大，却因基础薄弱、资源有限，造成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地位总体偏低，教育效果不容乐观。还有一些理工科高校，误入形式主义歧途，为综合化而综合化，盲目开办了一批与原有理工科专业既无关联、又无交叉、更无融合的文科专业，导致同一屋檐下近在咫尺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之所以会步入这些误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上述高校没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不是光鲜的摆设，更不是理工科的陪衬。当前，理工科高校对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认识高度的不足直接酿成了以下三方面问题：

1.管理理念错位，即用发展理工科教育的思路来管理文科。

办文科，就要按照文科的发展规律办学。文理两大科的发展规律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果用管理理科的办法来管理文科，就忽视了文科发展的个性。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研成果的量化指标、教学方法和培养文科学生的路径抉择等方面，都不能搞“无差别论”，不能“一刀切”，不能用理工科的办法去管理文科。当下，理工科管理模式及学术评价标准极大地制约了文科的发展，致使文科学术队伍建设陷入窘境。

师资是学科构成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质量。与综合性高校、传统文科院校相比，理工科高校领军人才有限。为摆脱“先天不足”之困扰，这些学校加快了对外引进的步伐。马卫华认为，“由于理工科实力较为雄厚，它们在人才引进政策上一般遵循‘国际化’原则，尤其注重应聘人员的海外经历和在国际高水平期刊的情况。可现实情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远低于自然科学，同一标准要求下，满足条件的文科高层次人才非常少，而近年来已在国内相关领域崭露头角的学者却可能连基本‘门槛’都达不到。以上因素致使理工科高校的文科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陷入尴尬局面。”[2]另外，与校内理工科相比，文科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理工科高校多参照理工科标准来建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却忽视了文科自身的属性。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挫伤了文科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的工作成就感大打折扣。

2.办学思路偏颇，课程设置功利化，缺乏文科基础学科。

哲学是统领全局的智慧，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社会、思维意识的概括和总结。她使人“知而能识，学而能思”，是安身立本、提高自身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哲学不管是作为独立的学科，或是作为传播其他理论学说的媒介，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的首要载体是语言文字，优雅的母语教育包含了人文性和工具性两个层面，有利于丰富学识、塑造人格、培养情趣。汉语言文学不单是文科的专利，也是理工科的必需品。她将语言文字、诗歌散文、小说杂文等作为研究对象，可使学生具备扎实的汉语功底和较强的写作能力，是当今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养。哲学和汉语言文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很多理工科高校忽视了这一点，其办学思路仍旧停留在培养理论研究型和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原始层面，体现在课程设置中，就是教学的程式化和考试的标准化。市场经济刺激下，应用教育理论与实践学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基础学科却受到了冷落，无法产生直接效益的哲学和汉语言文学更是被边缘化。“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科教育在科技专门人才培养中只起到点缀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一些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学生本人、新闻媒体中很有市场。为适应市场，校方只好把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向理工类专业和外语、工商管理、艺术等见效快的文科专业。由于课时有限，无法兼顾，除必要的“两课”、大学英语、体育外，文科基础学科不是被压缩，就是被砍掉。

3.忽视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渗透，人才培养模式僵化保守，复合型人才培养之路依然漫长。

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农业时代，“成人”是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到了工业时代，专业型人才变成了社会的宠儿。信息时代的合格人才，既有别于农业时代“成人”教育模式下的“通才”，也不能是工业时代“一招鲜”培养模式下的“专才”，而应当是精干内行的情商智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令人忧虑的是，相当数量的所谓人才往往是学理工的不懂文，学文的不明白理工，可谓文理相隔如山，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又怎能跟紧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长期以来，我国理工科高等教育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却很少关注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重理工轻人文、重知识轻能力、重技术轻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导致学科单一、专业划分过细，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系统知识结构的形成。

二、理工科高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战略意义

1.增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实力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

从高校自身发展规律看，文理相融、互补互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现代大学向社会输送的不仅是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是心智健全、道德感强烈、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历史经验证明，科技怎样造福于人类，是科技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靠掌握科技的人才能解决。一旦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保驾护航，科技成果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二战战犯奥博特·斯皮尔在纽伦堡审讯的供词中谈到了技术掌握在坏人手里的危险性，“离开探索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孤立地学习技术是危险的。”[3]

可见，人文教育是“成人教育”，而科学教育是“成才教育”。人文精神赋予科学人道内涵，可防止科学走向歧途。所以说，教育培养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培养既有科学头脑又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新型人才，是保证当代大学生和谐发展的战略需要，应成为大学教育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外部经验看，理工科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确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参与。麻省理工学院设置的文科有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长期以来，该校文科与理工科相得益彰，协调发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袖珍型精英大学，培养出了钱学森、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该校认为，“自然科学旨在提供知识，而智慧是知识与判断的综合体。当理工科与文科发生某种关联时，才能产生智慧。”因此，该校不仅拥有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质等优势学科，还设置了一批高水平人文学科。二战后，东京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将哲学史、艺术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史、科学技术史等人文学科导入理工科学生的课堂。这些举措使该校由单一的工科大学发展成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成为战后日本理工科高校教育改革的典范。

上述理工名校的办学思路说明，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文教育对学校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努力建设相当数量的文科精品课程。这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2.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曾是自然科学的“母体”。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自然科学从哲学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并迅速发展，18至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得到了普遍认可，自然科学教育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近代教育的主导地位。

虽然自然科学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由于其过于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却忽视了以厚德、热忱、正义、关爱、责任为特征的人文精神的传递，故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接踵而至。例如，可持续发展层面的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社会关系层面的钱权交易、钱色交易、权色交易，价值观层面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等。

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精神层面的种种危机，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能百分百造福人类。在此背景下，倡导对人类进行终极关怀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开始复兴。上世纪后期，自然科学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结束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逐渐走上了协调并进的融合道路。“合久而分、分久而合”的历史轨迹，充分印证了二者对高等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坚持二者并重，高等教育才能走上和谐发展的轨道，才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人类。

3.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软实力”是一国运用感召力而非强制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可使他国按照与其偏好、利益相一致的方式界定自身的偏好、利益。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更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关照下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文化遗产、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刘洪顺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固然需要壮大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但如果不同时注重打造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4]

2007年的十七大，“软实力”第一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2012年的十，同志再次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5]

哲学社会科学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史学、艺术学、法学等领域，是人对人文现象、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她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人们提供甄别是非、善恶、美丑的准则，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化、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直接反映了其精神风貌和发展潜力，更为“软实力”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软实力”的灵魂。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软实力”建设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理工科高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有效路径

1.在文科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建立文科教师激励机制。设立专门的文科科研管理机构，在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改进方面走人性化道路。鼓励文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基础上潜心做学问、搞研究，对发表高水平论文和获得重大项目的教师给予可观的物质奖励。

2.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处理好重点学科建设与学科综合发展的关系。促进学科间的文理渗透，用文理交叉的思路对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提升。改变狭窄单一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专业口径，打破学科壁垒，完善人才知识结构，采用主辅修、双专业、双学位等形式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与此同时，组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系、部和研究中心。

3.以文为主，文理互补，科学设置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课程设置应重点关注学生的团结合作意识、创新精神、人文素质和文化内涵，以实现不同专业的沟通与融合。成立通识教育课程指导委员会，对日常教学工作加以管理和协调，包括教学任务下达、新开课程管理、学生选课、教学安排、考核安排、质量监控等。

4.邀请专家型学者开设文、史、哲系列的人文讲座，借助开放式课程普及学生的人文知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端正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校园文化网络，使网络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新阵地。

四、结语

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党和国家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已达到历史的新高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文科院校的事，理工类高校也应积极参与其中。2012年10月，山东大学新设置的儒学学科开始单独招生；2012年10月20日，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人文学院。在业内人士眼中，这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在蛰伏数十年后上演的“复兴大戏”。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所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再一次宣告成立。与其说这是一次大学学院体制的跨世纪重建，不如说是一次大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新生。”[6]虽然前进道路上会遭遇诸多曲折，但我们相信，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挡理工院校“人文复兴”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德才兼备之精英将伴随教育事业的推进而诞生。这才是素质教育的真谛。

参考文献：

[1]邬智，王德林.研究型理工科大学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68.

[2]马卫华，李石勇，关芳芳.研究型理工科高校文科科研人员激励体系构建[J].高教探索，2011，（3）：23-25.

[3]徐警武.世界著名理工大学发展文科的经验[J].理工高教研究，2005，（1）：7.

[4]刘洪顺.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刊，2008，（1）：15.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2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economic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economic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L.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marketsociety）、市场机制(themarketmechanism)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RobertL.Heilbroner，MakingofEconomicSociety，Prentice-Hall，INC.1962，p.29.

[4]（日）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ThomasC.Cochran，EconomicHistory，OldandNew，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ume74，No.5，pp.1561-1572.

[10]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1篇3

德里罗的《美国志》解读周敏；

试论托尔斯泰的教育情愫袁传明；

论废名《桃园》龚自强；

印度语言政策与语言文化周庆生；

陈独秀民族国家思想探析董根明；

陈甦教授马光；

孙宪忠教授马光；

《公羊传》的现实批判精神黄开国；

李复不是“关学正传”魏涛；

树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观罗文东；谭扬芳；任洁；

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秦正为；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生活状况与社区服务工作的介入朱冠楠；

“距离悖论”在我国失效原因探析梁国越；

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不协调成本何冬妮；

论政策执行主体素质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田丽娜；毛铖；

当代中国法学的历程——《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导论陈甦；

配套立法界定王压非；

刑事责任的体系价值新论徐立；

论内幕交易罪的举证责任王冠；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的扩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完善王先林；

论行政给付行为的诉讼救济喻少如；

清末民初我国监狱罪犯作业的经费问题高艳；

“乡土社会”: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的解读贾永梅；胡其柱；

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姚晓鸥；

解读“新媒体”江宏；

胡适日记的新闻史价值沈毅

论美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对劳资关系与劳动报酬的影响胡靖春；

我国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探析方建新；

高管薪酬和团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赵睿；

后金融危机时代虚拟财富的三维反思邰鹏峰；

中国服务业投资的动态效率分析夏杰长；李勇坚；

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框架及相关建议何德旭；吴伯磊；谢晨；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及对策探析路君平；糜云；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理论分析裴长洪；

2009金融危机:“社保新政”与扩大内需郑秉文；

碳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谢怀筑；于李娜；

完善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出口持续增长——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实证分析袁雪松；

新闻传播存在着双主体——传播者和接受者刘一鸣；

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及其路径——兼论管理哲学的功能与任务周可真；

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分析及其风险社会理论的转向欧阳光明；宋丰田；

论建国后的政党外交观杨扬；

市场结构、政府行为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车；张琳；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胡海峰；罗惠良；

税收征管在税收超GDP增长中的贡献——测算方法、分析及展望罗春华；吕普生；

对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及方向的思考欧阳强国；程肖冰；王道平；

试论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范围的界定郝培培；刘献涛；

论《监狱法》的修改与完善吴宗宪；

《劳动合同法》社会价值分析——基于劳动者、企业、社会长期利益的视角白晓明；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臧得顺；

管子、墨子的慈善思想谢忠强；李云；

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及其文体品格章罗生；

解读《林巨正》的对知识分子的审视——韩国现代名著研究金明淑；

原“孝”——从“孝”看西周的时代背景骆扬；

跨民族史学研究:缘起、方法与进程——对马蒂亚斯·米德尔教授的访谈何涛；

跨国公司环境侵权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蔡鑫；

怎样观察当代中国朱佳木；

“十二五”时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与科教兴国战略研究黄晓勇；张菀洺；

浅议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策走向王文军；潘家华；

制度、体制、机制的区别孔伟艳；

“扩权强县”与行政体制改革——来自浙江的经验邢伟；

“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读《中国儒学发展史》方克立；陆信礼；

应如何对待“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秦正为；

《诸儒鸣道》原刻年代考田智忠；

社区银行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武力超；

从纯粹哲学中的“类比”到实用人类学中的“符号”——康德象征观点辨析郭宾；

2010年上海世博会社会治安问题研究陆雯婷；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上)王延中；

电子商务立法:全球趋同化中存在利益分歧——美国与欧盟的立场分析郭鹏；

互惠的实践本体论黄真；

我国公司治理的外控型模式初探赵玲；刘继峰；

中国公民及法人海外利益的保护钱晓萍；

纯粹法学视野下中国法理学的路径王伟；

“隐私”的概念质疑孙建江；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亚人文地理杨义；

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悖论赵稀方；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赵东栓；孙少华；

我国行政垄断的可诉性探析王仁富；

谢氏《赠王肃信》辨析尹玉珊；

胡适诗学论:双重人格与二元诗格王巨川；

刑法解释的规制赵运锋；

激情地介入与诗意地拯救——《湖光山色》与《雪豆》的比较解读韩伟；董亮；

伊壁鸠鲁学派的文明进步观与素朴的社会契约思想姚介厚；

孔子的正义论黄玉顺；

张翼教授马光；

刘扬忠教授马光；

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生态哲学反思包庆德；李春娟；

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艺符号学思想初探朱涛；

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党圣元；

领属关系研究的方法与视野吴早生；

李慎明教授马光；

宋则教授马光；

如何从拓扑学上理解哲学的性质江怡；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蒋国保；

类型相配与类型贴合满海霞；

功利主义的当代价值甘绍平；

人大民主中的协商机制探讨王维国；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下)王延中；

信息公开的反腐败功能张杰；

社会公平需要公法和私法领域立法的共同维护陈俊；

论我国选举制度改革崔英楠；

论“商法公法化”之逻辑思辨艾围利；

射幸合同合法性问题研究陈传法；冯晓光；

论经济法的几个关键词——兼论王保树教授对经济法的贡献邱本；

法律援助:律师的社会责任刘育昌；

信息公开在欧盟法的发展与实践——以欧盟法院判决为解读文本王敬波；何备战；

城郊社区自治能力对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研究王河江；

中国古代教育的办学类型及现代启示——以书院为例王瑜卿；袁敏英；

论进一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刘迎秋；赵三英；余慧倩；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以淄博市为例陈雷；张陆伟；孙国玉；

我国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及保护研究魏敏；

“羌绣”色彩与图案的文化涵义赵荣；

中国网络游戏玩家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刘洋；杨学成；

梦窗句法”初探陈昌宁；陶文鹏；

妙在有“玉”——论妙玉的“玉德”之美张志；

汉藏媒神“月老”文学形象考论黄雪敏；

“惘惘的威胁”——时间焦虑与张爱玲的创作何清；

试析研究生外语课程体系的拆解与重构王晓明；老青；

当代史学与社会发展——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历史学)纪要王泳军；任朝旺；苟军；

清代河道总督职责研究王娟；

庄子简省的创作态度、美韵及启示李明珠；

论亚里士多德生成论的能动自然观刘飞；

“天职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亲和性——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的核心袁瑛；

教育文化学视域下的宗教教育赵亚伟；贺艳军；

数字主义与资本主义黄小惠；

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张新文；李文军；

军事“软实力”视野下我军形象力建设探析田祥；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4

摘要：社会科学研究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过程与人直接相关，这种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许多的伦理限制，它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得到尽可能客观的研究成果，达到促进人类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伦理原则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研究中伦理的限制等原因，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伦理原则。

一、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

首先，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是人的社会，它的起点和核心都是人，没有人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也是‘研究人的学问’。”[1]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动物，任何个体都会因为对外在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相应的动机，并且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一类对研究有反应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一系列变化，如参与研究的意愿、对待研究的态度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对人们的行为、态度、意愿等的观察、测量都是一种相对量、是一种“程度事物”，其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其次，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都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人的行为既会受个人特定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原始社会至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虽然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至今仍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但是每种社会现象都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相联系，有着各自社会特有的特点，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难以进行精确的解释与预测。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社会科学研究就经常会面临科学研究需要与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研究者不能为了研究而人为制造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现象，这样做既违背了伦理道德，也达不到真正的研究目的。例如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单亲家庭小孩的生活现状、学业成绩、社会行为等，不顾伦理道德，人为地将他们与其父或母分离。这样的行为，即使最终制造了类似的社会现象，也只可能是一种“假象”不可能得出科学研究真正想要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样的矛盾时，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以伦理原则为先，以事实为先，以科研需要为后。

二、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伦理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科学研究要做到以人为本，达到促进个人、社会发展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保障，另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实际体现。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人的参与，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违背了伦理原则，势必会打击参与者继续参与研究、为研究提供帮助的积极性。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它总是要求参与者自愿提供无偿的帮助，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伦理原则，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对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尤为重要。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有利于个人、社会的发展，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就应该始终遵循这一点，才能体现其研究目的。一个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伦理原则的科学研究，如何能够让人相信它的研究目的是向善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为了得到研究成果给参与者、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而坚持伦理原则，以此规范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正是社会科学研究促进个人、社会发展这个最终目的的实际体现。

三、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自愿参与原则

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因此不少研究参与者在选择参与之前都会有许多顾虑、犹豫，尽管如此研究者也必须确认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自愿参与包括不强迫和不限制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强迫是指参与者应是在充分了解的情况，没有顾虑、主动自愿地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而不是研究者通过蒙骗、强制等手段迫使参与者的合作。不限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因某种原因要求退出，这对科学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研究者不能因为考虑研究的继续性和成本而要求参与者必须继续参与研究，只能采取措施将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二）知情同意原则

我们有时会在大街上碰到一些拿着调查问卷寻找调查对象的研究者。仔细观察，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合适且自愿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就会有不少研究者为了尽快完成调查问卷，通过隐瞒问卷的某些内容、问卷长度等手段，说服参与者的加入研究。这些做法不仅有损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而且容易导致参与者在研究途中选择放弃，给研究带来更多不利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让参与者知情同意，要将调查研究过程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参与者。“简明扼要”并不意味着隐瞒，相反，研究者应该预料到参与者有可能会在调查的某个环节选择退出，而将这个环节特别告诉参与者，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减少退出的可能性。

（三）匿名和保密原则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的隐私需要而且应该得到保护，一旦个人隐私泄露，就有可能会对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困扰甚至伤害。因此参与者决定参与后，往往会要求匿名，要求研究者保密。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要求掌握个别参与者的个别现象，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并且必须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进行匿名、保密研究。研究者必须主动向参与者许诺并始终坚持保密的原则，只有消除参与者的顾虑，才能得到他们的积极配合，获得真实的信息资料，保证研究质量。

（四）不伤害参与者原则

不管是在参与前、参与过程中，还是参与后，研究者都必须保护参与者免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一方面，在研究者试图说服他人参与到研究和研究过程中，由于参与者对科学研究的了解有限难免会有一些不理解，这时候研究者不能因为参与者的不理解而口出恶言甚至大打出手，而应该宽容对待并耐心解释。笔者所在的调查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就曾遭遇过这种状况，最后整个团队不得不中断研究，将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在参与者为研究提供完帮助后，研究者应当遵守承诺，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承诺不会透露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与科学研究之外的人员讨论参与者隐私，不会给参与者带来不良的舆论影响甚至伤害参与者。并且，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人为地“制造”参与者，给参与者带来伤害。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社会发展哲学关系

科技与社会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致公认的。科技与社会之间有很多的相互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么，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有哲学性质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研究该问题。

一、二者都是科学观的主要组成

关于自然科学观，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科学的概念、定律、原理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科学的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一定要以立足于客观经验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为中介，其核心概念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随着后续各种研究的开展，以自然辩证法为宗旨的自然科学观研究成为此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自然科学辩证法”是与“自然界辩证法”、“自然研究的辩证法”、“自然科学各部门的辩证法”、“技术辩证法”相并列的五大主要内容。它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类社会活动，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活动，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教育活动、思想活动之间，无不存在着互动关系。作为社会学概念之一的互动，其含义是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总体上看是一种双向作用：一方面是科技能对其他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作用称为科技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其他社会活动对科技的制约作用，这类作用构成科技发展的社会条件。

（一）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1.社会经济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社会经济制度是确保科技进步的重要内容，规范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主要有①竞争机制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竞争越激烈，越需要高质量的科技人才，越需要大规模合作研究，越刺激科学技术的发展。②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科学技术走向生产与科技结合的集体研究道路。③科技立法、发明专利等规章制度为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一制度首先是以法律形式对发明人付出的智力劳动给予承认、保护，并享有经济报酬权，使科技发明在法律保护下，及时公诸于世，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专利制度的实施也有效促进了科技情报的交流，使科技信息的交流按法律的程序进行。

2.社会政治是科技发展的氛围。民主政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科学真理的判定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其间必然充满真理与谬误。新观点与旧观点，比较完备的学术与不太完备的学术之间的冲突。要促进深入研究，就要活跃思想。因此学术自由是保证这种机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科学活动的真谛在于创造，只有在学术自由、生动活泼的研究气氛中，科学家的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学术自由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民主为先决条件，没有民主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学术上的自由。

3.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科技。哲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科技工作者在研究自然界时，必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做出答复。②科技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其目的在于揭示和利用自然界各种特殊物质形态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人们对特殊规律的认识必然推动对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必然反过来推动对特殊规律的认识。③科技工作者的观察、实验活动必然存在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在数据处理、现象分析、结果的解释中必然要涉及物质、运动、时空、因果性、规律性等哲学范畴。

4.教育维持科技发展。科学教育是维持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具有继承性，所以科学的发展必须以前人积累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对前人已有知识的掌握最好办法是学习。科学教育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高等学校的教师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科学教育是实现科学价值的重要途径。任何一项科学创造和理论，只有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它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始终是革命的因素。科学技术对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进步，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作用。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一定的物质文明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现实表现：第一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第二科学技术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在生产上的推广应用，能直接促成产业结构的变化；第四科学技术发展还能影响经济增长趋势。

2.科学技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作用。精神文明是指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a起来的智慧和思想道德的进步状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力的凝结体，对精神文明也起着重要作用。自然科学通过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水平。

三、结论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表现出哲学化的性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技引领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制约和影响着科技的前进步伐。总之，正确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对当前的世界和我国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来平.“科技与社会”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2]洛斯.“自然辩证法学科体系讨论概况[J].哲学动态，1990（1）.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网络传播社会科学研究计算机技术

【中图分类号】C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1-0062-02

一网络传播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课题

网络传播已渗入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课题。网络传播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课题主要表现在:(1)虚拟空间上的网络现象;(2)网络传播引起了现实社会的变化。首先,虚拟的网络空间在现实中是没有实物存在的,网络传播中的很多现象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网络犯罪,包括网络色情文化的传播、网络欺诈、网络诽谤等现象。这一问题又是一个重大且紧急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其次,网络传播也对现实社会带来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的产生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网络,他们过于沉迷网络,不愿意与现实中的人接触交流,进而难免脱离社会现实,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网络传播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

1.巨大的信息资源库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域名总数为775万个,其中,CN域名总数为353万个。中国网站总数为230万个。”随着网站的成立,各行业的公司、学者和传媒集团都相继成立自己领域的网站,在网站上传播信息,进行网络办公和交流,充实了网络的信息资源库,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信息支持。

在网络上,各类学术讨论性的专门网站和数据库日益兴起,读秀网、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中国知网,成立的时间早,到目前为止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期刊和优秀的硕士、博士论文,为研究者们的科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很多高校都成立了网站,自己学校主办或者参与的科研活动信息和成果。

2.得天独厚的传播机制

网络传播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传播机制的优势。首先,网络传播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实现跨地域传播。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有一网的电子计算机、手机或其他工具,你就可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类的信息查询。其次,网络传播是即时传播与延时传播的结合。社会科研动态一旦在网上,研究者就能马上知晓。同时,网络的海量储存,不会因为研究者在第一时间没有接收到而永久错过。再次,网络传播是多媒体的传播形式。信息内容经过符号化后以文字、声音、图像和视频等多种形式传播,不仅可看、可听,还可感,非常的生动形象,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加全面真实地解读这些符号信息。

3.广泛参与的受众群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互联网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广泛的受众群。网络传播的受众越来越能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比如,相关课题为了了解最新最真实的数据,可以进行网络调查。如201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时,新华网推出了“两会”大型调查,了解到缩小贫富差距、稳物价保民生和食品安全监管成了广大人民关心的焦点问题,这也是相关社会问题研究非常好的切入点。

三网络传播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冲击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时代,在网上通过鼠标的点击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也暗藏着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阻碍因素,网络垃圾信息无所不在,网络文化因为缺乏引导开始凸显负面影响。我国受当前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的限制,网络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1.垃圾信息无处不在

现在网络上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不仅造成了空间资源的浪费,还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骚扰和阻碍。在网络检索中,输入关键词后,相关的内容还是很多,但往往和内容主题相关的却很少。某些数据库为了自己信息数据的储存量,显示本数据库的权威和海量,对很多资料全盘引进,同时分类又不严谨。另外,学术网站上的广告开始以软广告的形式混入到学术内容中,让人难辨真假。网站对于广告的刊登不合理,有时广告太显眼,而浏览者需要浏览的内容却难以发现。

2.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传统社会的发展中,主流文化一直是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在网络传播中,网络文化强调的是自由和个性,追求个人意愿的表达,而网络文化在认同多样性、选择性、个人化的同时,也在默认非标准性,认可更普遍意义上的非理性选择,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和管理,就会削弱主流意识的权威性。网络文化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上,又造成了虚无与现实的混乱,当过度沉迷于网络后,人就难免会失去真实的情感。网络文化这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都在时时刻刻冲击着网络传播中社会科学研究,侵蚀着科研者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影响着科研成果的创新。

3.我国网络建设急需加强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蒂奇诺提出“知识沟”理论,他认为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人往往比经济社会低的人能够更快、更多地获取信息,并且这种知识沟越来越大。我国就处于数字鸿沟中的不利地位。网络传播中的数字鸿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也有所体现。我国的网速较慢,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数字化文件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我国网络传递的保密性差。网络法律法规建设明显落后,致使科学研究成果在网上抄袭成风,践踏知识产权。在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中,因为缺乏信息审查,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便以此为阵地对别的学者进行恶意攻击,进而达到炒作自己的个人目的。因此,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投入,加快我国的网络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50-01

一、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科研成果是指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取得的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在它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发挥之前，它的研究价值可能仅占1%，甚至是0。因为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研究价值体现在哪儿？从应用的角度看，体现在所研究的问题能对社会或实际工作产生重大的意义或作用；从理论角度看，研究问题的提出应当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可见，研究成果的转化是科学研究价值的有效平台、是检验科研价值最有效的途径。

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的现状

（一）成果转化周期长、转化率过低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何转化，是长期以来困扰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问题。社会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生产力，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特别是对基础理论研究是否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成果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对策研究，都是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是转化的方式、途径与自然科学的成果有所不同。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速度慢，转化率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降低了研究意义，而且为重复研究埋下了隐患。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例：1999年—2004年共立693项，截至2005年年底已结668项，结项率为96.39%。1999年—2005年共出版了9本体育软科学研究成果汇编，汇编内容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中已经结项的，部分优秀研究成果的6000字左右的摘要，其中1999年—2000年收录了28篇、2001年收录了39篇、2002收录了43篇、2003年收录了45篇、2004年收录了43篇、2005年收录了50篇，另外，2002年—2003年资助出版了三本书，包括5项研究成果，华南师范大学《美国体育社会学》、上海大学体育学研究中心《日本体育产业研究》、首都体育学院《体育经营学》、体育信息科研所《体育赛事经营管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管理学院《美国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9本汇编共包括251项研究成果，转化率为37.57%。当然，部分研究成果通过或政策应用等形式也进行了转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以研究成果摘要汇编的形式还是以论文或政策应用的形式进行转化的仅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二）成果转化途径单一、专业性不强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以公开出版发行的方式面示学术界与社会。这是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的最主要、最常见的形式；2、以内部报告的形式，为党和国家、政府部门、地方省市和企业的决策提供政策依据和正确的理论方法，服务于社会；3、以在学术研讨会议上发言或提交论文的方式，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4、以学术评价、评论的方式，向学术界和社会介绍和阐释社会科学成果的研究内容、研究状况、研究水平、学术成就以及研究的得失，推动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5、以教学演讲、电视访谈、影视制作、网络文章等方式，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大众传播媒体，多方面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播科学知识、传承文明、教育青年与民众的功能，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三、制约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因素

（一）学术环境影响

就社会科学自身而言，一些研究人员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热情不高；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远离实际，认为只有搞纯学理研究才是有学术水平和学术品位，看不上做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的人；有的学者的应用研究急于求成，深入研究不够，研究质量不高。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困难。科研成果推广应采用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战略。同时，现有的成果管理的评价机制，还没有将成果的转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内容。以学术价值为评价重点的取向，有利于学者不断提高其学术水平与学术质量，但由于评价的结果大多用于评奖、专业考核和评职称等项工作，也加剧了一部分研究人员重成果写作不重成果应用、重学术界反响不重社会影响的倾向。

（二）社会环境影响

就其外部而言，完备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制度与机制还未形成；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有效渠道和途径还需进一步拓展和规范化、制度化；对社会科学成果应用中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待改进；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对社会科学的学术贡献和实际作用仍缺乏深入的了解，重视不够。

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策支持

制定政策，建立适宜科研成果转化的新体制；增加经费投入，设立成果转化基金；探讨建立科学、客观、可操作的科研成果转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既要拓宽视角、转变观念，提高对成果转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也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科学界在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二）完善推广方式及途径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尤其自身独特方式与途径。按成果的性质及应用范围，其推广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包括应用基础）：通过公开，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报告，专题讲座和出版专著等方式，进行推广；2、实用性研究成果：通过咨询、报告、和提供有关部门进行试用等方式，进行推广；3、拓展互联网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应用

扭转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困境，要求既要大力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就与社会贡献，又要不断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为社会和大众提供高质量、多形式的优秀成果；逐步纠正当前学术界的不良风气，改变的被动因素，增强研究人员的主动研究意识；增强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联合协作，以其不断改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氛围，继而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参考文献：

\[1\]田雨普.澳大利亚高等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内部管理策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9,(1):47.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认识论陈词认识论

一、对科学知识的不同的解读

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分歧起源于对知识的不同解读。什么是知识?或者说在怎样使用“知识”一词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划分为二类用法：宽泛用法和严格用法。所谓的“宽泛”的用法指的是一种引申的用法，这种用法巳偏离了标准的和日常的含义。所谓的“严格”用法，指的是在日常英语中符合某种标准和术语规范的日常含义的用法。这也是在词典中常见的用法。据此，可以在文献中区分“知识”术语的3种用法：知识=信念(belief)。知识：制度化的信念(in—stitutionalizedeblief)。知识=获得辩护的真实信念(iustifiedtrueeblief)。用法是“知识”的宽泛含义，这也是知识社会学学者和许多其他研究者(例如，认知科学研究者)所采用的用法。的用法是“知识”的严格含义，也是经典哲学认识论的视角下的知识概念，同时也是“知识”一词的标准的和日常的含义。

在含义(1)下，“知识”将适用于任何种类的信念，而不去考虑其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得到辩护或未得到辩护的问题。在含义(1)下的个人知识整体就是他的信念的总体，并且，一个社会或团体的知识的整体就是该社会或团体的成员所相信的东西的总体，或他们所赞成的东西的总体。知识社会学、科学论、文化人类学、知识史和其他许多学术领域都是典型地研究这种含义的知识，这种研究通过聚焦于社会或文化过程来研究信念的产生或转换。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当然地撇开或忽略所研究的信念的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

如果知识是在含义(1)下的信念，那么对知识的研究就是对信念的研究，这也意味着对信念的原因的研究。如果知识仅仅是信念，并且，如果对知识的研究是对各种信念原因的研究，那么也应当存在着一部分与社会无关的研究。例如，对大脑中生物地具有的诸如感觉机制、记忆机制、计数机制和基本的推理机制的研究。使用这些先天的能力，婴儿构成了关于非社会刺激的感觉信念，例如，关于物体的形状和位置的信念。对这些信念的解释似乎并不需要诉诸社会因素。所以，解释为对信念原因的研究不应当仅仅研究信念的社会原因，它也将会去研究信念的非社会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的宽泛用法都将知识等同于纯粹的和简单的信念。许多人对知识做出了额外的限制。这样用法(2)，即许多科学社会学家所采用的一种“知识”的含义。根据布鲁尔(D．Bloor)对“知识”的理解，如果个体信念者不属于一个将次序带给认识对象的团体，那么他就不会有知识。知识是“作为一种对世界的集体的表象而呈现出来的，而这种集体的表象又是由个体的表象所构建的。这个共享的世界的表象是群体作为一种习俗所持有的，而不是作为像一组原子那样存在的个体倾向而持有。”这样，按照布鲁尔的理解，惟有制度化的信念才有资格称作知识。谢平(S．Shapin)也有类似的倾向。虽然他谈论的是真理，但真理与知识在他那里并无区别。“对任一团体能够算作真知识的必定是集体赞赏的和集体完成的。所谓赞赏总是依别人眼光看，任何声称某事‘是怎样’的特殊主张的命运从来都不是由做出这种主张的个人所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真理是一件集体判断的事，真理是通过集体行动而维系的，集体使用它作为判断其他主张的标准。”

在知识的这种含义下，科学知识的所有的解释都被认为是社会的解释。这也是爱丁堡学派和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许多其他学者所明确主张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第一，社会对构成了具有特殊内容和方法的科学实践担承了全部的责任。第二，科学事业的参与者是由相互协调工作着或争吵着的个体的群体所构成。

正如下面将讨论的，对爱丁堡学派和其他许多派别中的成员而言，“社会因素”通常意味着更加特殊和更加限制的内容。

在含义(3)下的知识是知识的经典定义。主流哲学家(追溯到柏拉图)几乎都一致地认为，单纯的信念或意见对于知识是不充分的，真信念，如果没有得到辩护，被证明是正当的，或者不是通过适当的方式(比如，通过可靠的方法)获得的，那么它就不能作为知识。简言之，获得辩护的真信念对于知识是必要的。盖梯尔(E．Gettier)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知识所要求的甚至超过了获得辩护的真信念所要求的，尽管人们对额外的构成成份的性质是有争议的。

既然知识是获得辩护的真信念，那么社会因素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一般而言，一种可能性是，信念的辩护状态依赖于形成信念的社会因素。第二个可能性是，虽然辩护的状态完全依赖于信念者的心理过程，但是这些心理过程的挑选和选择则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换句话说，在第二种情景中，社会因素使得个体认知者去配置或不配置产生辩护的心理过程。

二、对科学的经验主义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

库恩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包含了一种很强的自然主义。科学的理性被理解为研究在科学史上实际的情境，而不再被理解为由知识和理性的先验概念而产生出来的形式分析。科学社会学家和具有社会学倾向的科学史学家以此作为出发点，不带任向先验的偏见，对科学家实践的全景进行考查。来自于新一代社会学学者，常通标榜为社会构建论者的怀疑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强调，对科学知识生产的理解要求从根本上考察所有与接受科学思想因果相关的因素，而不仅仅是那些研究者认为相关的因素。

在对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中，许多是聚集在“社会建构论”的旗帜下。而在社会建构论中，“社会”和“建构”这两个术语在不同的研究派别中又有不同的理解。虽然建构论者公认那些作为证据的，或作为理性地获得辩护而接受的信念不应靠牺牲其他的因果相关的信念而享有特权，但是他们在哪些信念是因果相关的或者是值得考察的观点上发生了分歧。宏观分析方法，诸如，与SSK强纲领相关的方法，将社会关系看作是一个外在的自变量，将科学判断和内容作为一种因变量。微观分析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研究，抛弃了哪种将社会情境与科学实践分离的观点，聚焦于科学研究项目和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并将研究一生产型团体和研究一接受团体结合起来考察。

在哪些社会的和认知的维度是独立的或交互作用的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与SSK宏观分析强纲领相关联的研究者，如巴恩斯(B．Barnes)、布鲁尔、柯林斯(H．Collins)、马克肯泽(D．MacKenzie)、皮克林(A．Pickeitng)、谢平(s．Shapin)对于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在解决科学争论中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感兴趣，无论这些社会现象是普遍持有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团体的职业利益。这一流派的一些标志性的研究包括皮克林在高能粒子物理实验解释中对竞争的职业利益的研究，谢平和沙弗尔(S．Shafer)对波义尔和霍布斯关于真空泵试验的合适解释的争论的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篇9

[关键词]社会科学统计方法应用问题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应用统计学时,统计分析是其关键环节,资料性质分析、资料类型的判断、统计方法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把握好,否则,其分析结果将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通过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出现的问题,从描述性分析、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描述性分析问题

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一般首先要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再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做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形态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

描述性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简单,但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值得怀疑,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

1.均值的误用

均值是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最常用指标,但应注意,对于正态或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它是较好的指标,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标准差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而对于偏态分布的样本,则常用中位数来描述集中趋势,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四分位数间距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究其原因是均值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对于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种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应该报告标准差,或用直方图或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展示群体内部的差异。

2.绝对数的误用

因为社会调查研究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较大的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误解。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样本的比例。

3.相对数的误用

相对数常用于描述定性资料的内部构成情况或相对比值或某现象的发生强度,一般有比与率两种形式。虽然比与率的计算形式是相同的,即两个绝对数之商乘以100%,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率用于反映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强度,而比则用于反映部分与整体或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当数据的比较基础相差悬殊,用绝对数表述没有可比性时,就要借助于相对数。

应用相对数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百分比与百分率的混用;当分母很小时,只计算百分比或百分率,而没有报告样本量;当比较两个或多个总体率时,没有考虑到各总体对应的内部构成情况是否一致,而直接比较等。

例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其实是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样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所观测的结果变量是定量的,而且希望考察定性的影响因素取不同水平时,定量观测结果的均值之间的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统计学应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的误用也比较多。

正确选择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正确判断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再是检验定量资料是否满足“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1]。前者要求使用者对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较为熟悉,后者则需要进行预分析,可适当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根据前提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用参数假设检验或方差分析,还是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而根据对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的判断,确定采用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定量资料作统计分析时,常犯的错误有:

1.不管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盲目套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不验证“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前提条件,而直接应用参数检验法;

3.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人为拆成多个成组设计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法;

4.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解决,或用一元分析替代多元分析等。

三、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观测结果为定性变量的统计处理问题。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通常根据影响观测结果的原因变量性质分为三种情况:

1.原因变量都为定性变量,此类资料就是通常理解的定性资料。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检验、秩和检验或Ridit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线性趋势检验、一致性检验(也称Kappa检验)、加权检验、对数线性模型等。

2.原因变量中既有定性变量,又有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统计分析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结合专业知识先将定量的原因变量离散化,使其转化为定性变量,然后采用上面3.1的统计方法处理;二是先对定性的原因变量,采用哑变量技术进行处理,转化为多个二值变量,赋予0或1值,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3.原因变量全部为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分析可以直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定性资料的最常用表达形式是列联表,列联表有多种类型,如横断面设计的四格(或称2x2)列联表、队列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配对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双向无序的R×C列联表、单向有序的R×C列联表、高维列联表等,不同类型所用统计方法也不同,所以处理这类资料的关键是分辨出列联表的类型,从而选择相应统计分析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常犯的错误主要就是列联表的误判,从而错误的选用统计方法。

四、相关与回归分析问题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局限于统计描述,较难从数量角度对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回归分析则是研究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可实现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对因变量进行预测,及对随机变化趋势进行适当修匀。

相关分析可用于对定类、定序、定距及定比等尺度的各类资料进行定量描述,但各类资料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所以应用时,需要判明资料的类型;而回归分析则要根据因变量性质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具体的,当为非时间性的连续型变量时,可用线性回归分析、多项式回归分析、非线性回归分析等;当为时间变量时,可用COX半参数回归分析、指数分布回归分析及威布尔回归分析等;当为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型变量时,则需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二是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需要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及多项Logit模型分析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应用时也经常出现一些错误:

1.没有结合问题的专业背景和实际意义,就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其结果有时可能是莫名奇妙的,可能出现所谓的虚假相关。

2.对于较简单的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不注意应用条件,盲目套用。一般地,Pearson相关分析要求两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且都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若不满足条件,应采用其它相关分析法,如Spearman相关分析等。而线性回归分析则要求因变量必须是随机变量,且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在回归分析前,先要进行统计检验,证实两变量的显著相关性,再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才有意义。

3.只求得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而不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就下统计分析结论。因为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都是由样本数据求得的,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必须通过其相关参数的假设检验来判定。

4.多元回归分析策略的错误。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对多元回归分析的应用,不少人采取的策略是先用单变量分析,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多个变量,再将它们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变量分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从中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这种分析策略是不正确的。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作用,在单变量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并非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也没有意义。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先综合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作用、实际意义及关系,有些可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将经过初步筛选的所有变量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再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必要时可多用几种筛选变量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在翔:社会统计理论与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2]胡良平等.医学统计学基础与典型错误辨析[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3.148-239

[3]柯文泉:统计方法应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时代经贸,2008,6(96):83-86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

1、研究基地进一步增多。国家高度重视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于民族地区的优势，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在民族院校挂牌成立了很多研究基地并划拨了大量研究经费，为民族院校得哲学社科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科研平台。如国家民委继2011年在民族院校设立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又于2014年设立了第二批19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8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1999年以来，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的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设在民族地区院校和民族院校的共计12个。

2、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4年，我国共有15所民族院校。随着民族院校的蓬勃发展，以民族学为特色学科的学科专业体系越来越健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由原来的学科发展体系不健全，小规模（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不多，学生人数不多）、单一专业（分支体系不完善）、培养模式断层（大部分民族院校本科、硕士、博士断层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地改善。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人数不断增多，科班出身的师资队伍所占比例提升。如大连民族学院通过设立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以项目为牵引组建了人文社会学科的12个科研团队，围绕中国文学、应用经济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民族院校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的专业技术人员，研究队伍的壮大对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

3、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随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2000年以来，西南民族大学共承担部级项目200余项，省（部）级项目80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万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800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近300项。特别是在古典文学、民族文化研究（藏、彝、羌、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彝、藏、傣）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为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民族院校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需要。民族院校优势和特色学科推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在新形势下确定发展战略、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依据，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2]

4、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科学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学者之间的交流探讨与相互启发。随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国内的学术交流，还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氛围日益浓厚，开放程度逐渐提升。如在广西民族大学的倡导下，2004年以来先后在国内和东南亚举办六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开放发展进程与繁荣发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扩展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对我国的民族团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思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民族院校哲学科学发展的因素：首先是学术研究中的浮躁之风。部分科研人员理论功底不扎实，田野调查不充分，在写作时多用二手材料，脱离实际做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会对政策制定和实施形成误导。其次是对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关系认识不清。表现在做学术研究时，把自己束缚在“纯理论”之中，脱离了民族地区实际，这样就失去了“学以致用”的研究初衷。再就是学者和决策者的链接不够。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思路体现，应该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引导。但很多官员和学者的研究思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学者和官方在思想链接上的误差。

二、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努力

推进民族团结哲学社会科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学科，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一直以来对于传承与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民族院校开设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民俗学、人类学等课程都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形成了我国民族院校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民族团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作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对我国的民族团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平等是处理一切民族关系的首要条件。民族平等是不同民族在相互联系与交往中，处于同等地位，具有同样权利；同时，民族平等也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地位、待遇和权力、利益的平等。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深刻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推进我国民族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院校还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融入民族团结教育，构筑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3]

2、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我国的民族院校大都设立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很多学科诸如民族学、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正是我国民族院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这些院校的师生有很大部分来自民族地区，对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国的民族院校本来就肩负着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重任，因此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担负起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神圣使命。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仅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引导，更是一种接地气的实践上的操作。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可以激发起各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民族团结打牢基础。

3、为国家的民族问题决策提供咨询。我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社会服务。民族院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通过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在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熟知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最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获取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新信息，洞悉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发展过中的困难与问题，为各级党政部门献言献策。同时，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赋予理论升华和鲜活的生命力。

4、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国家统一。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大都地处中西部和边疆地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周边地区所面临的矛盾也很多，这也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影响。民族院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历史源流、族群关系、经济交流、文化互动等层面可以为当地民族关系和社会治理等提出参考建议，以供政府采纳，从而为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出谋划策。比如，广西民族大学近两年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就是关于中国边疆地区边民问题方面的研究，该项目成果对于研究如何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国家认同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族团结是个动态的历史的范畴，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其终极目标之一就是要高擎科学民族观的旗帜，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安排。

三、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科学民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民族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观点和态度，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科学分析的产物，是长期以来人们了解认识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我国的民族团结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民族团结教育又要以科学的民族观教育为基础。具体到高校的层面上，则需要民族院校及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致努力，共同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民族观教育，为我国的民族团结注入不竭的动力。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我国的民族院校都普遍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这是学生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建设总体不容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大多数民族院校的民族理论课程属于指定选修课，学生从思想上认定了其“副课”性质，而且课时开设偏少，给教学质量的提高带来困难。从教学内容上来说，广义的民族观教育并不仅仅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相关知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还包括对祖国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教育。这是培养科学民族观的重要前提。同时，关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相关的时事政策的学习也是民族观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发挥这些课程学习的作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教师也应该针对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民族问题进行讲解和介绍，为学生答疑解惑，变换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科学民族观教育与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校园文化氛围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渗透着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的民族院校经常性举办民族文化周活动，在一些重要纪念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族观教育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大学生参与广泛的校园文化活动，有益于充分展现我国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风情，体现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谐共融的精神风貌。现代大学生与网络接触频繁，他们从网络获取信息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民族观的教育，如开辟专门的民族观教育网站、微博、微信，向同学们宣传民族知识、民族政策。同时，宣传栏、广播、校报等媒体对大众也有着强大的引导作用，在民族观的宣传教育上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从而使学生受到科学民族观教育的熏陶。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着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可以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4]

3、以社会实践活动贯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大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而是大学生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走向社会的前沿阵地。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实现自我锻炼和增加生活经历的重要课程，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第二课堂。学校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相关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如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演讲、学术报告和知识竞赛；组织学生参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博物馆等。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深入民族地区切身体会和接受锻炼，并运用所学知识服务当地群众。民族院校还可以支持学生成立民族文化研究团体，让部分有兴趣的同学参与到民族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中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开阔理论与实践视野，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民族观。如湖北民族学院学生社团“大学生瞭望社”就经常组织学生对武陵地区社会与文化进行调查，并定期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民族文化讲座，有效地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助力了学校科学民族观教育的开展。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1篇11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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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范文

【关键字：发展历程；现状；发展趋势；具体方法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发展过程。

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以前，道德哲学是人们研究社会的主流标准，人性善恶等抽象理念是人们惯用的思维，猜测、思辨是当时的主要研究方法，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6、17世纪的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思想家都是如此。

“自17世纪后期社会学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建立‘科学的社会学’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经历了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非实证主义后，逐渐向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发展。”[1]这其中，尤其以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基于建构主义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最有代表性，影响力也最大。实证主义：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在20世纪迎来长足发展并慢慢演化为其他新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所谓逻辑分析，就是把命题的逻辑形式与对这些命题的经验观察结合起来，使命题形式与经验事实相对应”[2]；逻辑实证主义摒弃旧有的以直接经验做判断的标准，转而依据陈述直接经验的语言证实为判断准则；实证主义希望所建立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以共同的数理逻辑语言为基础的。批判主义：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学批判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河，强调其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和特点，并重视理论和理论家的改造变革社会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拓宽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理论，而这其中也伴随着对实证主义的不断批判且富于其鲜明的价值色彩；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到阿多尔诺基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思辨透视思维再到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后融合社会理论形成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哲学范式，都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方法论。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安东尼・吉登斯，他基于“结构二重性”的概念在取代传统二元论前提下开创了一条不同以往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合了传统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优点又有时代新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有关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现状，国内一众专家学者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和论述：有从系统论和层次论角度来论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为应该从有机层次构成联系紧密的整体的系统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持此观点的有朱红文、孙显元、李承贵等；有从学科间交叉与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坚持用综合集成思维和实践来创新研究方法，如王雅芬、徐飞、于景元、刘平峰等；还有坚持借助于计算实验的实证方法来完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如盛昭瀚、李静、张军等……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分析、探讨和论述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也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与启发。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原因

谈到社会科学自然不能不谈及自然科学，也正是在两者的比较中才更容易发现社会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滞后与单一，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乃至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力所在、根源所使。面对自然科学层出不穷的成果与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反思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方法论方面，科学合理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容易硕果累累。

社会科学方法单一与滞后的现状有其历史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主体的成分与因素太复杂、太难把握。本身不同的社会规律就难以全面把握，如果再加上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因素，想用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或者万能的模板方法去穷尽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再考虑到一些偶然因素或状态，就更没有定式可言。这些都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难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大难题。不断变化着的自身与环境就很难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去研究和把握。“西方经济学研究讲究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也讲究实证分析，但社会科学研究难就难在实证分析，就是很难建立实验环境。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是需要掌握宏观观察能力与微观观察能力的。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归纳分析，抽象演绎等等也必不可少。”[3]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就决定了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很难建立一种或几种易操控、可预测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易于取得研究成果，即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积淀和历史周期的反复验证。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因素，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也只能遵循既定的几种单一滞后的研究方法和套路。但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成大势所趋。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及特征

（一）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大发展大探索为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创造了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的积累；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也助推了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层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科学合理发展及相互交融更为我们的方法论发展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源泉……未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将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依托于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将会更加便捷高效高质。相比于传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等耗时耗力的方式和手段，依托于云数据库、云计算等云技术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方式和手段显然更方便快捷，也大大缩短了研究成果的周期，而且质量和效果也更高。这一变化目前正在慢慢被学界所接受和掌握，而且这必定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其次，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加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也会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社会现象往往被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和决定。”[4]这种情况下非一种方法和一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能及，所以多元化研究方法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的综合运用会慢慢成为大势所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所需。

再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前体下实现研究范式本土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势。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马克思早就阐述过这个道理，这之后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同样这个道理放在我们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上也适用。庆幸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向这方面努力。“研究者用西方的理论范式对本土概念和现象进行解释，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工具，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5]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没有过时，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本土化。这蔚然成风的立场和态度也将逐渐引领我们科学社会方法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二）特征

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层次性。“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之间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关系是彼此渗透、移植、结合的，这种关系推进了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同一对象的方法论思想。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出现了一门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向多门学科辐射、渗透的现象。如社会学的理论被用来研究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了如教育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6]

其次，联系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联系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关联上。“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诸如系统、结构、状态、行为、功能、环境、信息、输入、输出、反馈、控制、调节、组织等具有分析价值的概念和范畴。利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已成为一股社会潮流。”[7]而科学技术则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获取、材料的分析加工及传输存储、研究结果验证提供新技术和新手段的有力支撑。

最后，杂糅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杂糅性特征通过其历史发展演变初现端倪，而且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也愈加明显。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发展演变过程中，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都曾在这个舞台上“粉墨登场”并有过“华丽演出”，并且它们在和一些具体学科的“共舞”下形成了一批批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有影响的流派，比如存在主义文学和伦理学、实证经济学、实用主义教育学等，这些流派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都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一种丰富和完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能动反映论等观点和方法也一度成为显学并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并延续至今。到了现在，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趋势有增无减且越发明显，许多新的跨学科跨领域流派也纷纷涌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正在慢慢扩大、成熟和完善。

四、社会科学研究具体方法分析

前面从宏观方面谈了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方面，接下来有必要深入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部从微观的视角来具体分析一下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步骤与阶段的方法运用。

（一）选题方法

选题的成功与否事关研究的成败，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确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研究的课题就为接下来整个研究开了一个好头。而这其中，科学合理地运用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对于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横向拓展细分、纵向挖掘深化、理论前沿观点争论都是可以选择的具体方法；“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8]理论前沿观点争论就是对于当前理论前沿热点话题和观点进行仔细深入分析后去发现其不足甚至是错误的地方然后展开研究；在对某一具体领域持续关注的前提下，单独或综合运用这几种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或几个具有创新性的选题。

对于应用型研究的选题方法，调研是前提，材料分析与加工是手段，形成调研报告框架是结果。在调研过程中，为确保调研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尽量选择侧面调研和随机调研；在对调研材料分析和加工过程中要遵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对调研过程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分析；在分析和加工完材料后可以进行专家学者的专项研讨会，之后在确定正确合理的逻辑起点后层层推进构建一个完整紧密的研究框架体系。所有这些都做完后，研究成果的写作或表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写作或表述方法

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写作或表述过程就相对简单很多。除去传统的文本、比较、实证等方法外还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来不断完善乃至创新我们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能丢。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要求，离开了实践观点和实践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但不能丢，更要成为指导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南针和引导器。

其次，综合集成思维方法是利器。这既包括对研究相关联学科知识体系的把握，又暗含综合集成多学科多元化逻辑思维、人财智优势这种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运用。选题如此，写作或表述也不例外。

（三）成果检验方法

在实践中坚持社会科学相对真理性的观点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检验研究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是其相对真理性，这是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但这种相对真理性必须经由不断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达到；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指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要符合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成色”如何，我们将会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王蔚.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评述[J].求索，2006，（3）.

[2]宋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综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

[3]侯倩.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J].东方企业文化，2013，（23）.

[4]牛广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5]宋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综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

[6]李晓丽.社会科学方法论基本特征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10.

[7]周志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