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1

关键词：竞争力；产业链；低成本；出版产业

中图分类号：G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079（2022）15-0-02

一、引言

时代的发展促使数字出版产业不断发展，合理地处理好文化与科技的相互融合，是当前数字出版行业的重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的完善，让传统出版行业具备了更好地市场竞争力。而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不但加强了出版行业的竞争力，也保障了文化的不断创新，提高了市场需求也使科技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技术只是一种技术，真正的推广使用与广泛采纳需要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相结合。

二、出版活动向低成本转化

出版技术的进步，在出版业中可以体现为三种实现，经济实现、政治实现、文化实现。其中经济的实现是最重要的实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版模式逐渐走向低成本、高效率，这种转化方式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并且提高了科学技术对于行业的应用，而随着数字出版的相关领域的不断扩展，技术的因素在出版活动中的地位也被强化，技术的进步也使出版活动向着低成本和高效率转化，这也为出版行业带来了生机和新的发展途径。而出版业一直在人类的文化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出版相关的领域由文化领域开始向着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的多方面产业发展，也能感受到科技的创新与文化融合的影响力与塑造力。

三、技术推动出版行业内部管理科技化

文化科技的融合也推动了出版界的内部管理的改革，随着技术的推进，出版信息管理系统以及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推进，让出版行业提高了内部管理、企业决策的准确性以及企业的竞争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出版行业的发展对于相关技术的进步也起到了推进和引导的作用，使得文化科技融合双方互相得益，而出版产业也随之发生了需求的变化，行业的需求使数字出版技术的社会需求增加，也使科技得到促进。

四、文化科技融合的出版商业模式转化

由于数字化出版模式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出版模式是一种冲击，这也促使传统出版产业转型，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进入到传统出版产业，新的数字出版的商品开始产生，电子图书、电子阅读器以及手机阅读产品等。这些产品的出现有效地减少了有形的原材料的消耗，掌握数字化的生产设备以及复合性人力资源，也开辟了全新的市场，数字阅读。目前的数字阅读企业也打破了传统阅读企业的垄断。随着商业模式的转换，对于出版产业来说，出现了全新的经营手段和盈利方法。战略定位的更改使出版产业的形象发生了转换，而业务网络的商业模式也使战略定位进行的各种核心业务和相关业务与客户产生联系。而核心的资源也使出版企业需要的各种资源能力，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各企业不同的差异化服务。

五、出版产业的产业链數字化转变

随着文化科技的融合，数字出版改变了传统图书的产业链，产业链也发生了转变，产业链的上端变为数字内容开发，而数字内容开发是数字出版的发展基础，而在数字化的产业链的上游，由数字出版的内容供应商为主体，将图书、版权等内容售卖，并且从销售中分成。而在产业链中游，是出版商的数字内容出版和对于用户的技术支持，并且同网络的运营商共享收益分成。而在产业链的下游，则是数字的终端生产，以及相关数字出版的平台和分销，当传统出版社实现数字化的转型后，要明确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且进一步的开展数字出版的业务，在产业链中要成为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战略规划的立足和方向。

六、文化发展与出版产业转型的互动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现在文化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借助体现群体的共有价值的方法，并令群体成员依此来进行经济生产的程序；第二，文化会影响群体的公平，影响在群体里的决策；第三，会对群体追求方向和社会目标发生影响。文化系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出版产业转型。数字媒体文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打破了出版的垄断，随着数字化出版的转型，出版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目前的出版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消费品，也对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些数字出版作品，具有开放性、形式的结构性、内容的动态性等特征。文化价值可以引导出版产业的转型，而数字媒体文化的出现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媒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且也融入了更多的文化，网络传播体现技术理性、工具价值，并在互联网上缺少相应的控制机制。也是目前在转型其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需的重要要素。

文化冲突也揭示了当前出版行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新旧文化冲突的诞生反映着目前物质生产力的提高，而目前的传统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了两方面的文化冲击，第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从侧面体现出了现代社会意识的进步与发展；第二方面是文化选择，经由增长方式的转型，文化的选择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问题，虽然数量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是数字出版所创造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出版企业，所以传统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极具重要性的。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2

大数据对客户信用构建的影响

银行在客户信用构建时，传统方式是通过实体机构对经济社会的渗透与接触，人工收集客户相关的各种信息，并通过中心化系统处理数据以完成客户信用评估。以社会分工的组织形式解决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这种传统模式的核心是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个体信用评估的边界成本，从而实现专业化信用中介的经济功能。这种中心化集中处理的模式，受到信息收集成本的限制。故银行业评估客户信用时采用数据通常较为单一，以结构化的经济数据为主，效率较低；并主要聚焦于正态用户，缺乏对长尾用户的关注。

不同于传统银行业所依赖的经济性数据，涉及个体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事实性数据都可能成为信用评估的依据，如：网络消费与交易、个体通信数据、交通地理轨迹、网络社区记录等等，过去未纳入银行业客户数据的信息受到征信评估的广泛重视，这依赖于数据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及个体生活的数字化趋势。

相对于传统银行业依赖于个体接触实现信息收集的模式，大数据征信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大数据突破基本经济数据范畴，扩大了行为数据来源，从而为改善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新的资源；在信用风险定价上，大数据模式下个体数据具有易得性和广泛性，具备了成本优势和信息基础以扩展覆盖到长尾客户的服务上；且不同于调查和实验数据，人类行为与观点数字化所产生的数据本质上是田野观察数据，某种意义上摆脱了数据生成中的主观因素。银行业在客户信用评估中引入大数据已成为必然。

但信息化时代的海量数据，由于数据来源与传播差异，各种虚假、欺诈信息充斥其间，噪声数据对大数据的应用产生了严重干扰。信息泛滥、数据可操纵使得数据本身面临信任问题。数据清洗与鉴别为大数据应用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这类数据灾害在数字化社会中因数据爆发式增长而愈演愈烈，数字世界中数据本身的信任问题、数据的无序生产等成为大数据征信中的重要阻碍。

数字世界中区块链认证模式及其对传统信用中介的威胁

“区块链”是指用密码学方法产生的动态编程数据块链，本质是对数字世界中数据与代码的认证，使用某类区块链协议的数据或代码，被赋予了某类共识性信任。区块链解决数字化社会中数据与代码自身的可信任问题，从而改善了大数据应用中数据处理成本急剧恶化的趋势。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在面临大数据资源拓荒时，对数字矿产资源有了辨识标签。

由于解决了数字世界中的认证问题，区块链对客户信用的构建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类似于现实世界银行等信用中介对个体经济事实的审核，基于区块链的数字事实审核成为信息时代信用构建的重要基石。

对于信用构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区块链技术重新定义了大数据资源的应用价值，信息社会中各类数据的生产，具有了潜在的价值意义。扁平化的数据生成、传播与共享，有效地改善经济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如此，通过区块链技术的数据授权模式，克服大数据应用中的隐私权问题，从而使得开源数据的透明化使用具备了法理与伦理基础。

通过对程序代码的认证，区块链技术可将金融交易的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评估与决策有效融合在执行过程中。从而改变传统银行业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与定价方式，例如“智能合约”在“互联网+”的世界中具有无限想象空间。

区块链通过对数字事实的认证，其适应信息社会的去中心化、去信任、时间戳、非对称加密和智能合约等特征，为实现信用的共享式评估与可编程管理提供了技术保证。

传统基于规模化优势的银行业等金融中介信用评估模式，由于其覆盖范围小、数据片面、调整僵化等局限性，越来越不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信息社会的扁平化、共享式特征，要求信息社会的个体信用评估，转变为基于技术与平台资源的分享式信用评估模式。区块链解决了数字世界中数字事实本身的信任问题，奠定了信息社会信用评估的技术基础，信息社会的个体信用权威中心面临重构。

因此，具有信息技术和平台优势的机构或组织纷纷进入信用评估市场，试图争夺信用评估的核心地位。银行业具有的传统实体与专业人员的规模化优势，在信息社会中极度弱化，这使得银行业信用评估面临迫切的转型需要。而拥有技术优势的科技公司，拥有互联网客户平台资源优势的公司，甚至未来拥有智能产品的“物联网”平台类制造业巨头，都可能凭借其数据优势与平台资源切入征信业务，挑战银行业信用中介的核心地位。

基于区块链构建客户信用的银行业优势及其转型机会

与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平台资源的公司相比较，开展区块链信用构建，银行虽然在新技术和平台资源上存在劣势，但也具备一些核心优势。

信用客户传统资源。由于社会分工，银行业拥有庞大的金融客户群体，几乎涵盖全社会经济个体。首先，个体银行账户数据是信用构建中最为重要的数据，含有直接的经济后果信息，即使在区块链大数据范畴下，银行账户数据仍是信用构建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专业领域数据使得银行业在信用构建中具有先天优势。其次，银行客户数据记录具有历史性，难以寻找替代资源，这通常是科技企业或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所无法追溯生成的数据资源。当然，要体现这一竞争优势，需要银行业对传统业务数据进行数据资源转化与保护，并逐步采用区块链技术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标签、认证，通过版权保护与主动授权管理，逐步形成“互联网+”社会下的信用数据资源供给中心。

监管门槛与成本优势。基于社会个体征信对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国家监管严格。这提高了该领域的准入门槛和成本，而银行业相关业务准入与牌照管理上，由于传统经营业务因素，具有先天优势，这对于试图进入信用评估领域的新兴科技公司或平台公司则是巨大的阻碍。

专业人才聚集优势。影响信用的因素众多，不仅涉及个体经济状况，与个体行为、观念及社会经济环境等都具有重要关联。征信技术发展的跨领域与领域交叉虽然成为趋势，但信用评估与管理仍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要求，其专业特殊性是其他专业的技术人员难以完全掌握的，“码农”对个体信用风险的理解一定与金融客服人员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银行业积聚和培育的大批信用评估专业性人才，这是新入公司难以实现的。

机构信用优势。面临“互联网+”时代层出不穷的创新信用产品，老牌商业银行多年累积的信誉可减少客户顾虑，提高客户对创新产品的接受度和合作度。如花旗银行2015年发行的“花旗币”（Citicoin），首日上线兑换达7.32亿美元。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互联网+”时代下的银行业信用评估模式成功转型将产生积极的影响。（1）可改善征信成本。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客户信用评估可使用的受信任数据突破了传统经济数据的范畴。在“互联网+”时代，区块链技术可无限地使用与分享信任数据，由于区块链技术可大幅度减低海量数据的噪声和虚假数据问题，使“互联网+”下的大数据收集、处理与使用更快捷，成本更低廉。从而大幅降低银行业客户征信的数据处理成本和自动化运维成本。（2）拓展信用评估覆盖范围，扩大客户群体。区块链技术可以方便地嵌入“互联网+”社会下微观经济个体的行动流程，从而覆盖传统人工收集信息无法顾及的客户群体。可针对特殊群体，如没有银行账户（或账户数据信息含量稀少）但能接触互联网的人群，展开信用评估，扩展信用产品服务对象。（3）改善信用产品管理成本。区块链可以使信用评估、定价、交易与合约执行的全过程自动化运行与管理，从而降低人工与柜台等实体运营成本，并能大幅提高银行信用业务处理规模。（4）提高信用创造能力。区块链下的可信任代码技术，使信用产品的全过程都具有动态编程能力，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信用产品的创新空间。如“智能合约”模式对各种金融场景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5）可挖掘信用客户平台资源，拓展传统业务范畴。区块链使得银行业深度嵌入实体产业的运营过程，一方面提高产融融合度，另一方面扩展了信用资源的可应用场景，提高信用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3

财政赤字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中。表面上财政赤字都是政府财政支大于收的差额。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普遍性的经济难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有着本质的区别。财政赤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赤字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历来对实际赤字政策。财政赤字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赤字，无论是产生的原因、发出的过程，还是弥补的方式、以及形成的后果，都明显地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严格地区别两种不同制度下的财政赤字，是分析我国财政赤字的理论前提。

在我国，财政赤字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许多经济学论著中列为专题加以论述，。有关财政赤字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我国财政赤字理论研究，一直与综合平衡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合我国的实践，对赤字的成因、后果、弥补方式及治理对策等多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从中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在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现实服务中使财政赤字理论不断向前推进。然而，目前的赤字理论研究，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诸如：仅限于政府财政收支范围或至多把财政银行关系当作分析的重点；由于财政赤字分析中的“顾虑”颇多，理论研究中的极端化、定式化的倾向时常出现，甚至以政治定论取代经济分析；侧重宏观分析，缺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忽视企业和家庭部门货币收支对政府财政活动的影响；赤字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薄弱，等等。因此，拓展财政赤字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思路，并确立和选择一种较为科学与全面的赤字理论研究方法显得尤其重要。主要是：跳出单纯的财政收支框架，把财政赤字作为内生经济变量，置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之中，对财政赤字进行全方位的、多视角的考察；运用实证描述的方法，从国民经济四大主体部门入手，着眼于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与平衡，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综合分析并探寻相应的基本对策；对西方的赤字理论采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借鉴其中对研究我国财政赤字有用的研究成果。

本文最终的基本结论是，以短缺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抛弃“财政赤字幻觉”，不能寄托财政赤字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任何“通货膨胀红利”，从指导思想上树立反赤字政策的思想。财政赤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财政收支差额问题，连年的巨额的赤字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偏差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中诸多的深层矛盾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宏微观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集中表现。因此，抑制和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调整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入手从事综合治理，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尽快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将国民经济导向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

从政府部门入手分析财政赤字，首先剖析了财政赤字的特征，提出时间上多年持续、数额呈扩大趋势、弥补方式单一和赤字债务化是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的基本特征。进而分析了财政赤字的成因及其有关的财政问题。

（1）政府的支大于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1979年以来，国家财政面临着建国以来罕见的日益增大的支出压力，支出规模刚性增长，支出结构僵化，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增幅波动较大，收支增长趋势的综合结果就是赤字的扩大。因此，坚持紧中有活的方针，控制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益，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征管，保持经常性收入的适度增长，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财政赤字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形成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宏微观经济运行的不均衡，经济结构各种内在矛盾相互交织和加剧，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双包干”与“双比例”的冲突，财政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因此，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从事综合治理。

（2）投资与财政赤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新估价投资膨胀是分析投资与赤字关系问题的理论前提，判断积累率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看积累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有限的积累资金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使全社会保持一定的具有宏微观经济效益的积累率。现行投资体制固有的种种弊端，加大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而膨胀、扭曲和低效的地方预算外投资愈演愈烈，投资吸纳能力下降，又加大了国家财政赤字规模。相反，巨额赤字降低投资率，减少总供给的增加，影响企业有效投资，从整体上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重塑政府投资主导地位，正确把握投资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是治理财政赤字的客观要求。

（3）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的关系一直是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一争论直接影响着财政赤字概念的界定和量度标准的选择，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新时期国家信用的历史地位和我国财政政策的确立。在我国，国债三大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条件不能忽视，过度的政府债务势必造成国家财政更加困难，也有可能在增大货币扩张压力的同时诱发通货膨胀。不宜以理想主义态度来期望现阶段的国债可以创造奇迹，长时期内被迫地度地利用债务形式分配社会资金，使国民收入增量难以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重要。

（4）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实质上是一个财政赤字的资金源泉问题。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似乎没有固定的排列顺序。国债固然是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中较为理想的弥补方式，但也必须适度。财政透支作为目前财政银行关系之间矛盾的焦点也不能回避，政府借款行为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收支运动。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对经济生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透支表现出有别于其它弥补方式的特征。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财政透支已经成为总量平衡的法码。正视现行体制下财政透支的弊端，承认财政透支对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性影响，不能将财政透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式。“兴利除弊”，健全赤字弥补机制，是解决财政透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从银行部门入手对财政分析表明，财政赤字的金融成因不容忽视。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格外重要，财政银行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密切合作的现实意义也愈加明显。

（1）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财政赤字固然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绝不是通货膨胀的元凶，问题的关键在于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与决策。通货膨胀使国家财政陷入萎缩状态，它对国家财政的消积影响难以通过国家财政自身的平衡机制予以消除。信用膨胀造成的扩张性货币投放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遏制信用膨胀势头以防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是当务之急。

（2）巨额财政赤字易使利率呈上升趋势，利率管制使我国财政赤字对利率的上扬作用以扩大社会资金供求缺口、加大社会总需求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角度出发，目前不宜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杠杆作用的真正发挥尚需创造相应的条件，但可以"放开利率作为我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突破口，在资金价格非管理制因素下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矫正其它经济信号的失真工作应同步进行，在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利率是有效抑制财政赤字的理想经济杠杆。

（3）一个与财政赤字毫不相干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金融机构的微观金融运行对财政赤字的生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银行自身低效益运行及其和国家财政紧密的资金联系，决定了它是财政赤字微观金融成因的一个基本因素。基层专业银行经营亏损，银行信货、结算、货管工作上的失衡与混乱，微观金融运行中的扭曲现象，最终都以加大国家财政困难为代价。一个稳定的经济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业作保证，专业银行企业化经济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以不加大中央财政困难为前提。

（4）宏观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尤其是中央银行自身货币政策的失误，是造成财政赤字的宏观金融成因。追求最大效用的金融决策者行为，自然也带有一种通货膨胀倾向，因此，“货币政策财政化”的结论不能完全成立。相互矛盾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难以使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过度发行的货币并非完全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它更多地是由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以及“乐善好施”而又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因此，从消除财政赤字和稳定经济角度出发，正确的宏观金融对策应是实行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要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

（5）财政赤字环境下，为了缓解中央财政的困难，适时地将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国家财政的建设预算体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不仅是一个保险基金投资流向转化问题，而且也是我国资金积累模式历史转变时期的客观要求。不宜过分强调保险机制的金融功能而忽视其财政功能，理论上澄清财政与保险的内在联系实属必要。财政部分地运用保险基金，要求建立一种“财政金融型”保险运行机制，以购买政府债券作为财政运用保险基金的基本形式，并通过法律的形式重新明确国家财政与保险业的关系。

四、

从企业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通过企业改革，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来增强国家财政力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是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正确选择。

（1）财政赤字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偏差的出现绝非偶然，完善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是实现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关键。企业诸多扭曲行为是以加国家财政负担、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外部环境恶化中的企业扭曲行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障碍，这是形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难以矫正的企业扭曲行为，造成工业企业总产值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能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2）在我国总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观的宏观经济运行中，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低效益经营机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源泉所在，这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陷井。企业亏损只是目前企业效益低下的表症，实质则在于多年来我国经济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而规模经济困扰又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企业纯收入增长滞后于产出的增长，规模经济效率下降，企业成本增长过快，边际利税率递减，亏损补贴增加。因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根治财政赤字的根本性措施。

（3）技术进步意味着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它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增强国家财政力量的战略取向。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因素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和增加国家财源的功能被忽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性能差，大量人、财、物的投入换取的是较小的产出，经济发展速度名义上很快而国家财政力量薄弱。企业折旧制度从技术进步角度反映了企业部门经济运行与国家财政发展的关系，现行企业折旧制度固有的弊端最终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国家财政随之萎缩。目前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现实，要求国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采取倾斜政策，适当地增加技术开发基金的比重。集中力量清查和评估国有资产，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培植财源进而增强国家财政力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4）企业金融力是企业活力的主要内容，它具体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筹措、运用资金的总体能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日趋密切，企业金融是政府金融的必要补充。我国企业金融力疲软状况一直干扰着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无论是企业筹资行为扭曲，“三角债”大量累积，还是企业资金成本直线上升、预算外资金膨胀，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企业金融力便成为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的着力点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核心所在。

五、

从家庭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居民家庭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它与政府部门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资金联系。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与财政赤字的生成和变动密切相关。

（1）家庭部门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资金供应者。家庭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三大主体之一，其货币收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财政活动。国家财政为居民基本生活需品提供价格补贴。职工普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等，都使国家财政资金较多地流向居民家庭部门。离开对居民家庭部门货币收入的分析，难以从社会资金流动及平衡角度把握财政赤字。

（2）人口膨胀和不规则流向所带来的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给国家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高增长态势引起的增加社会公共支出的需求，必然会面临严重的资金限制的现实，造成现有的社会福利往往成为必须调整的变数。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制于伴随人口膨胀而同时产生的失业。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意味着同一时期内居民家庭消费开支增大，而为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减少。巨大的就业压力足以使政府财政处于经常的窘境状态。大量、长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转移，加速了财政赤字的生成过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力资产投资，对于解决人口质量问题的作用不能期望过高，相反，国家财政赤字会在社会保障制度维系现状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4

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带来新面貌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底志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我们欣慰地看到，数字经济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新技术、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不断涌现，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欣慰地看到，数字经济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扩大就业、惠民立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欣慰地看到，数字经济营造了更加协同、灵活、包容、开放的市场环境，对于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差别，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机构测算，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18.6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浙江作为中国的网络大省，近年来加快了信息化发展步伐，做大做强信息产业，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浙江的发展实践也生动地折射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和活力。

主席今年9月在杭州G20工商峰会上指出，要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二十国集团还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呼吁加强沟通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中国将从五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愿从五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数字经济。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不断丰富数字经济内涵，催生新业态、孕育新产业，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我们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普惠金融等，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们应优化政策环境、厚植创新土壤，充分调动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创新热情，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是发展以协调包容为要义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最能体现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的经济形态之一。我们应推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步伐，降低应用成本，消弭数字鸿沟，实现国家协调发展、地区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发展，让网络成为致富之路、幸福之路。我们应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为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更加均衡、更加包容发展。

三是发展以开放合作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发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和基础性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动数据资源有序流动、开放共享，让数字价值充分释放。我们应推动制定平等的数字经济贸易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覆盖全球、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数字市场。中国将大力实施双边、多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深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合作。我们诚挚欢迎各国互联网企业和创业者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来华投资兴业，也希望各国市场向中国企业进一步开放，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增长。

四是发展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的数字经济。安全可信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命脉。我们应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建设安全可信的信息基础设施。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利用，促进可信、稳定、可靠的互联网应用。我们应坚决打击侵犯个人隐私、侵害知识产权等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强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我们应探索建立适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新模式，完善网络社会信用体系、网络空间证照体系，营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五是发展以造福人民为宗旨的数字经济。让亿万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应加快互联网应用普及，帮助人们通过网络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就业创业，更多更好地享有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我们应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文化，为人民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我们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帮助贫困人口过上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的生活。中国正在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我们愿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做法，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6

关键词：“数字化货币”生产力水平；交易；银行；生态环境

一、“数字化货币”概念

作者理解的“数字化货币”概念是：由公民或法人（各机关团体企业）存入银行账户，一直以“数字”状态存在于银行网络系统账户上，借助银行支付平台行使转移支付职能，不提取纸币进入市场流通的货币。经济学中称为银行信用货币，“数字化货币”是信用货币的表现形式。

目前物资交易和各种支付活动过程中，是以“数字化货币”形式完成支付为主，纸币交易为辅。银行投放市场的纸币，仅为货币流通量的绝对小比例。公民、法人提取少量纸币用于日常生活零星支付，大大节省了纸币的使用量。银行永远不必拿出巨额纸币兑现。

纸币交易的特点是，交易双方“当面”完成交易，不借助任何金融网络平台，纸币属于广义的“数字化货币“，本文讨论仅指狭义“数字化货币”。

二、货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

货币作为物资交易媒介，一直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在同步升级。原始社会物物交易，没有货币；农耕蓄产社会，货币由贝壳等到一般金属铁、铜铸币，逐步升级到贵重金属金、银铸币，在金银作为主要货币时期，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经济发展相对繁荣，银票应运而生，银票为最原始的“数字化货币”表现形式（银票本身不具有价值，是以钱庄信用为质押，可以随时换取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在特定的区域内流通）；蒸气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纸币随之为各国流通法定货币，替代金、银等金属货币完成物资交易，是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价值符号--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真金白银才是货真价实的货币。

进入信息化社会以来，移动互联网和与之匹配的智能手机普及，物资交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本大多用于法人之间大额异地交易的“数字化货币”流通方式，迅速深入寻常百姓家，客户通过智能手机连接移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网银”“财富通”“支付宝”“微信”等平台以“数字化货币”完成交易。纸币在交易中的媒介作用越来越弱。

三、“数字化货币”在交易中的广泛运用，是信息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趋势

全面实行“数字化货币”，从目前各种互联网支付平台实际使用实践上看，已经没有技术障碍。使用“数字化货币”交易方式的有，法人（机关、团集、企业）之间的物资交易跟专款划拨和税收征退，法人支付公务人员、劳务人员工资性收入，社保系统支付离退休人员退休金，公民、法人在网上、超市购物、旅行订餐、订房、订票等等。

人们已越来越喜爱这种以“数字化货币”来完成交易的全新交易方式。普通公民合法收入基本习惯于存入银行转为“数字化货币”，理论上推定，市场流通纸币将进一步减少。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趋势。

四、现行银行体制与半“数字化货币”半纸币交易方式的弊端

目前的半“数字化货币”半纸币交易方式，和各类地方化集团化商业银行并存的金融体系，使公民、法人可以在银行系统多家银行设有两个以上不同账号的账户，“数字化货币”信息隔离，各商业银行信贷与转移支付功能交叉重叠，商业银行以追逐银行商业利润为目的，相互不健康竟争，影响了银行对公民、法人进行信贷与转移支付信息的全程监管，带来金融秩序混乱，银行监管乏力，宏观调经济调控与杠杆作用弱化。影响了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半纸币半“数字化货币”交易方式，让纸币流入市场彻底失去监控，少数不法企业利用政策真空与金融管理体制漏洞，巧取豪夺迅速暴富；少数公民、法人在此银行欠下巨额债务，又改头换面往彼银行设立账户另起炉灶，给商业银行造成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损失；各类偷税漏税及金融诈骗等经济犯罪层出不穷；部分政府官员被腐蚀，巨贪频现触目惊心；同时为盗窃、抢劫和非法幕后交易等提供了温床。社会主义社会构筑的正能量价值观与信仰被稀释，严重扰乱正常经济发展秩序。

生产力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必然要求改变原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中银行系统的地方化、商业化运作和半“数字化货币”半纸币交易方式，阻碍了信息化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五、探讨“数字化货币”的本质属性与信用保障

“数字化货币”本质属性是国家信用货币。是以全民物质财富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表现形式，是人们劳务、服务利益或经营利润的价值体现，是由国家为商品与服务交易的价值尺度。“数字化货币”不具备金属货币的“特殊商品”属性。

“数字化货币”本质属性决定了实现信贷与转移支付的银行不具备商业属性，属政府特殊的行政职能机构，属非营利性法人范畴。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和全民所有，人民币发行权撑控在国家手里，为全民服务，银行利润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与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就为银行重组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可靠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以全民物资财富作为信用保证的“数字化货币”，是公民、法人的合法财产以数字形式存入银行指定账号，神圣不受侵害。中民人民银行投放与管控“数字化货币”，享有绝对全威性与对公民、法人合法财产的绝对保障性。“数字化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发行量始终与经济发展规模需要量保持总体平衡。

“数字化货币”是国家强制推行以全民社会财富作为信用担保的一种价值标准，代表的是全民社会财富，搭载网络平台实现转移支付与信贷，只能由统一封闭的唯一权威的国家职能银行履行转移支付与信贷。

一切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我们视信用货币有金属货币潜质，具备商品属性，视银行为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性质，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存在。而地方化、集团化银行机构不具备全民财富信用保障资格（外资银行性质等同于地方化集团化银行），其“有限责任”无法抵御因不可预测的不良信用信息网络迅速传播，拥有两个以上账户的公民、法人瞬间将存入的“数字化货币”全部挤兑，商业银行“数字化货币”被立即全部掏空的局面。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将带来混乱，给国家银行“数字化货币”信用造成危机。

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人账号为其身份证号一致的唯一的终身专属账号；二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投立中国公民银行、中国法人银行发行“数字化货币”，分别为中国公民、法人“数字化货币”转移支付信贷等一切业务服务。从源头上彻底杜绝各种层出不穷的虚拟货币和网络金融诈骗，预防因推行“数字化货币”给公民、法人财产带来难辩真伪的陷阱，保障公法、法人财产权不受侵害。

公民、法人持有效身份证在对应的银行系统申请注册，银行账号同时具备信、贷功能，实行存贷合一账号（或分设借、贷账户]）管控贷款与存款。公民、法人一切经济往来流水，即记入中国公民银行或中民法人银行。

信息化生产力把我们带入“大数据”时代，每一个公民、法人，将全部融入公安户籍系统（或公商法人信息系统）、国土资源不动产登记系统和银行“数字化货币”系统。而“数字化货币”载体的银行，将是与公民、法人互动更加频繁而紧密的系统。

六、推行“数字化货币”对银行重组和职能转变的要求

推行“数字化货币”对银行重组与职能转变的要求：由中央人民政府直属中国人民银行，授权设立中国公民银行、中国法人银行（机关集团企业）和中国银行（外币），省、市、县及规模经济人口镇设立对应银行分支机构。其他任何地方化集团化商业化和外资银行等，全面退出银行领域，转向从事实体产业生产经营。

中国公民银行基本职能：统一作为公民“数字化货币”信贷与转移支付业务，中国公民银行可设网上营业厅，初步设立：公民信贷窗口；公民转移支付窗口；公民利益分配窗口；公民税务窗口等。

中国法人银行基本职能：统一作为法人“数字化货币”信贷与转移支付业务，中国公民银行可设网上营业厅，初步设立：法人信贷窗口；法人转移支付窗口；法人利益分配窗口；法人税务窗口等。

社会保障机构交纳和支付社保资金及税务机关征税、退税及其它涉及公民、法人一切罚没奖惩等，由两大职能银行实现“数字化货币”转移支付。

中国银行基本职能与现行体制一致，拒绝外币进入国内市场流通，外币有中国银行兑付成“数字化货币”转入公民或法人银行。外国公民进入中国境内工作生活，币转入中国银行，由中国银行根据其护照号设定唯一账号，由中国银行根据汇率转换为人民币“数字化货币”实现转移支付等业务。如申请中国籍为中国公民，其“数字化货币”转入中国公民银行或中国法人银行，享有中国公民或法人同等待遇。

七、推行“数字化货币”的主要障碍与应对

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将面临很多障碍，如银行体制重组，银行系统信贷支付平台全面升级扩容，智能手机的功能升级，经济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及老弱群体智能手机的普及与使用等，但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而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公民将是最积极响应者、支持者和实践者。

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软件”上必须具备：⒈“数字化货币”发行的立法保障；⒉公民、法人对“数字化货币”信心保障；3、承担信贷与转移支付载体的银行体系的唯一性、强制性、全威性保障；“硬件”上必须具备：1、政府高度重视与广泛宣传；2、全体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实现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手机功能升级为卫星定位、指纹开机、眼膜设密、个性化数字设密等）；3、银行系统重组和现行转移支付平台的全面升级。

八、结束语：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中国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将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进一步完善供给侧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等结构性改革，与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相结合，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可持续与健康平衡发展的有力保障。

银行机构重组与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给市场经济物资流通装了上精确制导“北斗”天眼；给宏观经济调控配备了超级定海神针，在互联网时代，真正发挥银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指挥、调控与杠杆作用，有针对性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阳光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等产业的投入，遏制产能过剩清理经济泡沫。保障国民经济平稳有序进入快车道。

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将使套取国家专项资金、偷税漏税、非法洗钱、以谋取私等社会痼疾得到彻底根治；一切以纸币为目标的违法犯罪行为失去生存空间。中国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将进入“绿色环保”的良性循环轨道。

信化互联网普及不足二十年，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不足十年，商品流通体制与货币交易方式都已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生产关系如何适应信息化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没有任何西方经验可供借鉴，需要发挥中国人的智慧与创新精神。

全面推行“数字化货币”引领信息化社会生产力一起向前飞，是互联网支付平台给货币交易带来的一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世界将因此而震惊欢呼与喝彩。

参考文献：

[1]袁庆玲.基于数字化的纸币防伪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现[J].大连工业大学，2011.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1篇7

一、主要工作目标

（一）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到2017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172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69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带动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400亿元，年均增长32%；网络零售交易额75亿元，年均增长36%。

（二）信息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到2015年，初步建成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到2017年，完成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gb）改造，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70%以上，3g/lte（4g）用户普及率达到70%以上，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100%。4g网络实现全市重点乡镇、高速公路、县际干道、主要景区有效覆盖，各区市县城区深度覆盖。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达到每秒30兆比特（mbps），__主城区及有条件的区市县城区达到500兆比特（mbps）以上，农村家庭达到10兆比特（mbps）。云服务水平达到为全社会广泛提供服务的能力。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智慧城市、两化融合、电子商务、三网融合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二、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工程

加快以宽带网络、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和三网融合等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发挥其对扩大信息消费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制订我市“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加快宽带网络升级，推进光纤和有线电视入户。启动实施“城市宽带提速计划”、“农村宽带普及计划”、“视听乡村”、“农村校通宽带计划”、“应用创新推广计划”、“宽带体验提升计划”和“宽带产品研发计划”7大专项计划。（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文广新局、市财政局、市委农工委，各通信、广电运营企业）

（二）移动通信基础建设。统筹第三代移动通信（3g）、无线局域网（wlan）、lte（4g）等无线移动宽带网络协调发展，优化网络结构，提升网络质量。组织实施td—lte产业化及应用示范，推动开展基于td—lte的行业应用。（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通信运营企业）

（三）三网融合建设。加快通信和广电业务双向进入。推动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和高清交互式电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广播电视模数转换进程，加快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积极争取实施一批三网融合示范工程。（责任单位：市文广新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通信、广电运营企业）

三、增强信息产品供给能力

努力增强信息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广播影视节目水平，促进信息产业做大做强。

（一）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加快华蓥市、邻水县和武胜县等区市县及相关园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重点支持华蓥市电子产业配套基地建设。积极引进和发展云计算、物联网、软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各相关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二）提高信息产品应用能力。积极参与__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自然灾害预警与救助、公共安全综合应用、城乡建设、智慧景区管理、林火预警应急等领域的开展应用。（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林业局、市旅游局等）

（三）强化广播影视产品服务能力。加快打造__红色影视文化城。大力宣传，积极邀请影

视制作单位到我市拍摄一批质量高、有影响的红色影视剧。（责任单位：市文广新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协兴生态文化旅游园区管委会）

四、拓展信息消费领域

加快推进智慧城市、两化融合、教育信息化等重点工程建设，激发市场活力、改善消费环境，拓展信息消费领域，积极培育多元化信息消费市场，有效发挥信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作用。

（一）智慧城市建设工程。推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启动实施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建设。大力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和“数字__”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加快市政公用服务信息化和市政公用设施信息化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加快智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等建设。（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新局、市卫生局、市旅游局，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二）两化深度融合专项工程。支持信息技术企业与工业企业战略合作、融合发展，实施两化深度融合数字园区、重点企业信息化示范应用等重点建设。（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有关园区管委会）

（三）教育信息化推进工程。大力实施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建设。着力推进农村中小学宽带接入与网络条件下的教学环境建设，力争实现网络“校校通”；着力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普遍应用，力争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着力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力争实现实名制学习空间“人人通”；着力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企业竞争提供、政府评估准入、学校自主选择”的新机制，加大资源建设投入；着力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四）农业信息化推进工程。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新农村示范片区，建设一批农村信息化服务平台和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示范基地，推动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推进__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责任单位：市委农工委、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农业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气象局、市文广新局）

（五）电子商务发展工程。支持电子商务与物流信息化集成创新、移动电子商务等试点示范，培育城市社区、农产品电子商务；支持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电子商务业务发展，支持网络零售平台做大做强；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网商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人行__市中心支行、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政府金融办、__质监局）

（六）视听文化信息消费内容和业态发展工程。搭建数字文化产品开发、运营、推广平台，促进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出版、网络艺术品等数字文化内容消费，推动手机报、电子书等新媒体创新发展。加快推进广播电视视听信息内容建设及服务提升，建立广播电视视听服务平台，加快实施“视听乡村”计划，大力发展数字影院。（责任单位：市文广新局、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七）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提升工程。推动各级政府部门、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事业单位等机构开放信息资源。支持企业参与政府公共服务云平台建设和运营，鼓励政府购买相应服务。大力发展移动互联业务。加快推进全市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管理规范和评估体系建设。（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八）民生领域信息服务水平提升工程。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普惠水平。加快推进电视“户户通”、广播“村村响”、地面数字电视传输覆盖网、“行政村通宽带”工程建设。完善医疗卫生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推进养老机构、社区、家政、医疗护理机构协同信息服务。建立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快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面向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服务能力。大力推进金融ic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一卡多应用。（责任单位：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九）推动信息消费延伸和增值。探索实施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扩大物联网应用范围。搭建区域、行业物联网集成应用平台，推动协同发展。大力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着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一批数字化景区。（责任单位：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有关园区管委会）

五、加强信息消费环境建设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建设，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秩序，进一步促进信息消费环境建设，为有效扩大信息消费提供有力保障。

（一）构建安全的信息消费环境。推进数字证书认证、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安全测评规范化建设。（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金融办、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

保密局、人行__市中心支行、__银监分局）

（二）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能力。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工作机制。建立信息安全评估制度。加强政府和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保密局、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__质监局）

（三）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秩序。依法加强对信息服务、网络交易行为、产品及服务质量等的监管，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鼓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商务信用评估，强化社会监督。（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工商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发展改革委、__质监局、市文广新局、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六、完善支持政策措施

进一步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制定并实施合理财税支持政策，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加强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更好促进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消费增长。

（一）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大力培育互联网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并支持其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落实国家有关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建立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按规定予以减免企业所得税。做好推进相关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试点。加大现有支持小微企业税收政策落实力度，切实减轻互联网小微企业负担。（责任单位：市政府金融办、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科技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人行__市中心支行、__银监分局，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二）切实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培育创新性、成长性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融资。完善信息服务业创业投资扶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帮助互联网小微企业增信融资。（责任单位：市政府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技局、市委农工委、市商务局、__银监分局、人行__市中心支行）

（三）改进和完善通信服务。完善通信与广电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加大通信与广电普遍服务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企业实现平等接入，用户实现自主选择。（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文广新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支持。各级人民政府和园区管委会要做好信息基础设施用地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建设规划、产业园区建设规划的衔接，制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专章，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给予必要的政策资金支持。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大对通信和广电机房、基站等项目征地、供地、办证等的支持力度，提前介入，切实提高办事效率。电力部门对通信、广电运营企业的基站、机房、数据中心等用电执行一般工业电价，大型数据中心（用电变压器在315千伏安以上）用电执行大工业电价。指导老旧小区“光纤入户”建设改造工作，对新建住宅“光纤入户”的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依照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严格把关。（责任单位：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市财政局、__供电公司、爱众股份公司，各通信、广电运营企业）

（五）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信息服务。对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信息化服务事项，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建设和运维服务。重点包括电子政务、产业园区信息化平台和企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及由公共财政资金安排、政府部门组织实施、市场主体较为成熟的公益性公共信息化服务和管理事项，优先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气象局等，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六）加强政策环境和标准体系建设。制定信息安全应急预案。研究制定政府信息系统建设、运行维护、服务外包管理办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信息化教育培训工作和科普知识宣传。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__质监局、市政府法制办等，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身处最偏远地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同样的优质内容，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9

加快构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动能

7月9日、15日，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委领导班子成员、厅级干部、委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委属事业单位班子成员以及离退休老干部160余人，分五个批次参观了“数字云南”展示中心（以下简称数展中心），并在参观结束后开展深入讨论，找差距谈体会抓落实。

通过参观学习和讨论交流，大家认为，数展中心联通了省内最具特色、最先进的生产系统、实时数据和一线现场，配合讲解员详实而生动的解说，真实、直观、生动地展现了我省贯彻落实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呈现了“数字云南”建设的最新成果和亮点。在现场解说员的指引下，通过参观水电智能生产和智能调度、云内动力数字化发动机、农产品质量追溯、云花交易、边民互市、跨境物流以及一部手机办事通、办税费、游云南等数字化应用平台，大家深刻感受到我省数字农业、智慧旅游、数字政务、精准扶贫等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与进步，倍感鼓舞和启发，提振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大家纷纷表示，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是云南经济换道超越、换道领先的关键风口，要及时转变思路、开阔视野，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做“数字云南”建设的响应者和参与者，要以只争朝夕、敢为人先的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数字云南”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开动脑筋、深入思考、潜心研究、合力推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省发展改革委将秉持“奋斗不停步，实干开新局”的工作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好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强化协调，主动服务，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抓落实。

一是推动全省“新基建”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基建”既是立足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更是面向长远，构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之基的关键之举，抓不住“新基建”的机遇，就没有云南的未来，将坚持以市场为主体，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聚焦建设国际通信枢纽、补齐传统基建短板、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围绕谁来实施、钱从哪里来、效果是什么、什么时限完成等环节精准发力，推动云南新基建“4新”工程的4大重点领域22项具体任务665个项目落实，为实现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造新引擎。

二是推动“双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标“双十”重大工程中有关“数字云南”建设要求，集中全力抓好智能电网建设和5G网络全覆盖建设工作，加强与电力、通信和信息技术等部门和相关企业沟通衔接，推广“云大物移智链”和5G技术在电网中的应用，实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网项目，加快5G网络建设和网络提速，“十四五”期间实现全省州市、县区5G网络全覆盖，深化5G技术在民生领域、跨境电商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三是推动“上云用数赋智”。深化数字化转型普惠服务，紧密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搭平台、聚合力、优服务，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动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以及供给需求、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营造“携手创新、共抗疫情、转型共赢”的生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入心入脑，积极邀请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发展、5G和区块链技术应用及推广等方面，结合国际、国内各省市的经典案例和云南经济发展需求，对全省各级相关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开展线上培训。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10

关键词：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新兴业态虚拟体验跨界融合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互联网与任何行业都可以相互融合的时代，其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是传统行业向互联网靠拢，就连新兴文化产业在诸多具体领域也找到了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契机。“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模式系文化产业园经营型和教学型网络虚拟平台，通过互联网与文化产业园的融合发展和产业链延伸，它将缔造文化产业园的新兴经营业态和服务业态。

一、情景再造

随着互联网虚拟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通过网络技术构建网络虚拟平台已成为可能，也为打造“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虚拟运营实验室提供了技术支持。主要依托以下三个方面的技术支持：一是采用B/S体系结构：基于与网络技术的结合，用于构建文化产业园网络虚拟运营实验室的整体框架；二是3DMAX三维场景建模：针对文化产业园的真实大型场景管理运作的拓扑关系，通过3DMAX对产业园场景进行渲染建模和动画设置，构造文化产业园网络三维模式，实现文化产业园运营情景的再现；三是采用ASP+SQLServer技术：主要应用于文化产业园整体网站的开发。

通过对虚拟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把现实的文化产业园的业务搬到网络荧幕。文化产业园虚拟实验室将分为两种业态：

其一是主要服务于文化产业经营行业，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业园进行网络管理工作、产业园入驻者经营产品和提供服务以及消费者网络体验消费等。通过嵌入管理程序、开发网页板块、建立网站在线销售及体验服务消费，实现文化产业园经营情景再现，在三维空间中，达到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真切体会到体验经济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和娱乐。

其二服务于教育行业，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为科研教育单位提供文化产业教学支持，促进信息化校园建设，构建新兴文化产业教学研究和交流试验的平台等。免费提供文化产业虚拟运营实验平台，情景再现文化产业园整体格局，展现文化产业整体运营模式，依照组织层级和管理结构打造虚拟教学实验室，应用于相关专业工作者及学生虚拟体验文化产业园的经营及运作模式。

二、体验经济

约瑟夫・派恩认为，体验是人类发展史上第四种经济提供物，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源泉，将会给社会及个体带来巨大的财富。体验经济的开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以其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进行拓展体验经济，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个人类经济生活发展阶段，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和经济生活不断提高的产物。“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可谓之及其重要的互联网文化产业体验经济的新兴业态之一，那么体验经济究其为何？简言之，体验经济就是人们为了获得精神的享受和心理、娱乐方面的满足，愿意为“体验”付费，这种体验是建立在能够给体验者带来意义和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体验经济是人们更高层次的消费追求。

体验消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虚拟的，所以也要有实体体验的经历。笔者认为，之所以体验者愿意去体验性消费，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服务项目，通过“互联网+”的新兴业态展现体验性消费，不仅带来极大便利，而且还能够在体验消费中得到一定的利益，那么体验经济顺势而为，固然在经济生活的变更潮流中，寻找到其自身的发展方向。“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将为体验经济消费提供一个方便、快捷而且具有高效率的体验消费服务，这种虚拟体验总体具有互动性、存在性、参与性、娱乐性特征。在“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运作过程中将会产生众多新的消费用户，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并且也会拓展文化产业园经营业态，培育和产生更多著名的文化产业园，缩短了产业园与体验者的距离，使产业链更加完善、密集，使各个环节更加紧扣。

文化产业园的体验经济如何构造，这就要依托互联网虚拟技术将文化产业园情景再现，只有情景再现，才会致使体验者产生体验经济消费的欲望。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管理者数字管理化的实现，通过三维结构对各部门及入驻文化产业具体行业进行资源配置、管理方案制定等，将极大提高文化产业园管理效率；其次对于经营者而言，“互联网+文化产业园”网络营销模式，给自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开辟了新门径，作为独有文化产业园的官方渠道，免去了网络刊登信息的费用，并且还可以通过虚拟平台了解市场趋势，调查市场需求，及时更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然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为满足自己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找到了一种便利的途径，足不出户便可以达到目的，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最后是教育学习方面，网络模拟文化产业运作模式，并设置文化产业园各部门、其他行业市场、产品服务推广、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以及盈利核算等模块功能，实现体验性运营文化产业园，并加入创意开店板块，虚拟入驻文化产业园。

文化产业园虚拟体验是建立在真实文化产业园基础之上，并形成一种“超现实主义”三维空间，这种体验既是真实的，又具有虚拟色彩。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消费，在市场经济中，也往往由免费向付费的方向转变，通过开通不同的服务渠道，分划高端、中等、普通、一般的等级，进行不同的收费标准设定，进而满足不同体验者的不同需求，真正体现文化产业园体验经济消费存在的价值[1]。

三、跨界融合

文化产业园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将催生“数字文化产业园”的产生，就如同电视、音乐和刊物与互联网的跨界和交叉重组，形成数字电视、数字音乐和数字刊物等，这种产业链的延伸必然构建新的文化经济领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称，“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时代，它可以与各行各业之间相融合，将会重塑工业和互联网的生态。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将产生一个大数字产业集群化效应，文化产业园涉及众多文化产业具体门类，例如创意产品屋、咖啡馆、书吧、科技工作室、工艺制作室、艺术家工作室等，通过先进的虚拟技术和网络技术与各个文化产业领域相融合发展，将会推动整体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构造新型文化产业园运作模式，数字化网络平台将成为这些具体文化产业在网络上更直观、更形象的展现的载体。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新兴业态的融合发展，将是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一个新的历史结合点，以互联网的思维发展文化产业，运营文化产业园，在这样一种网络虚拟平台发挥互联网思维的互动性和极致性，加强体验者与产品服务的互动消费和体验消费关系。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开发文化产业园数据统计中心，对文化产业本身、经营者及消费者进行数据化管理，通过收集众多市场关联信息，整合发展“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新兴业态[2]。当然，其融合发展也要坚持几个大方向：第一，要具有创新思维，精准巧妙，发展创新型文化经济；第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推广营销，实现其最大经济效益；第三，要迎合时展趋势，弘扬和传播优秀互联网文化，紧跟“互联网+”时代潮流，融合大众化、喜闻乐见、高品位的文化，注重社会效益。

四、结束语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这一新兴业态的产生将会给社会带来诸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体验经济的便捷性

网络平台运行及虚拟平台的建立，无论是文化产业园的管理工作，还是体验者付费的形式都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增强了消费的及时性，告别以往文化消费的现场性；便捷的消费渠道方便了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其融合范围的扩展和产业链延伸，也不断给体验经济注入新活力。

（二）教育行业的实用性

作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面对专家对文化产业教育途径的不断探索的窘迫现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文化产业教育模式探索指明了方向，“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虚拟运行实验室将形成综合性的文化产业运行模式，形成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网络营销平台。

（三）文化产业的补充性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这一新兴业态，丰富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经济，是文化产业体验经济的具体体现。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紧跟体验经济消费潮流，通过跨界融合，进行虚拟平台的情景再造和对文化整体的虚拟体验，不仅会提高文化产业现行运营模式的效率，增强再创新能力，也将是一种新的文化产业教育模式，促进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发展，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篇11

关键词：数字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通用管理能力；项目化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各行各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不断涌现，引发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革[1]。数字经济时代不仅要求慕课、在线课程等“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育手段要大力创新，而且对包括培养目标、人才标准、课程体系等在内的高职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高职管理类人才需求

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平台经济、新零售等商业模式创新，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以及项目化、协同管控等管理功能提升[2]。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也要与之相适应。

（一）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1.“无边界”的协同式管理。传统的企业组织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变成了开放的生态空间和平台。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从零和博弈变成合作共赢。基于此，海尔提出“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的“三无”发展观，并提出“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理念[3]。此举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形成了“无边界”的协同管理新模式，实现了资源更好地被协同利用。2.“去中心”的平台化管理。数字技术将传统企业从流程驱动、中心控制的组织形式转型为高度去中心化的共享平台等新型组织。企业运营生产的整个过程得到了改变。数字企业搭建了以产业链电商平台为中心的，集信息、交易结算、物流仓储、加工配送、技术服务、金融服务和数据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线上线下服务体系。企业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打破原来的部门和科层结构，只保留承担具体职责的岗位，每个岗位随时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项目化组合，科层或部门并无决策权。这种以节点管理为核心的平台化管理模式，使企业实现了“按需生产、零库存”。3.基于数据的标准化管理。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指标、参数等，对生产经营做具体要求和明确。企业的各项活动也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展露无疑，也都留下了相关的数据捕获记录。大数据分析有利于获取需求、生产、交易、售后等信息，了解员工工作情况、消费者消费信息等等。大数据思维可以帮助企业很好地进行标准化管理，使企业实现精准生产并降低成本。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管理类人才的新要求1.公共关系处理能力。在互联网“去中心化”模式下，社会化思维的联结是网络。企业面临的客户以节点的形式存在。这将改变企业生产、销售、物流等整个形态。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速度极快。每位客户都可能通过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个性化推广、个人评论等现象不断涌现[4]。每个员工、消费者、合作者手中都有话语权，其沟通与反馈也更加及时。每个个体都可能是企业形象的树立者、维护者。管理目标通过社会化媒体进一步扩展到企业外部人群。这需要职业管理人才具备互联网思维和跨界管理理念来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具备一定的危机处理能力，学会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管理工作效率。

2.包括项目管理能力在内的通用管理能力。此“项目”非工程项目，而是指根据市场需要或管理要求，各类组织生产运营过程中活动、作业、任务、事项等的总称。平台化管理和企业内部管理的数字化，要求员工打破原有的部门、科层管理结构，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管理目标，并将所做事情包装成一个个“项目”，通过整合资源、组合岗位来实现管理目标。腾讯马化腾实施“谁提出、谁执行”的策略，才有了微信张小龙的诞生。因此，职业管理人才应具备项目的形成、组织、跟踪、协调、评价等能力。通用管理能力是各个管理岗位都适用的能力，是一项可转换、可迁移的能力，属于个人的无形资产。3.数据分析能力。企业市场调研、技术研发、生产销售、仓储物流、工作计划、员工发展等各项活动，都需要通过数据分析做出理性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管理者在工作中将接触到大量的数据。那么，在海量的信息中，如何获取、清洗、分析数据，从而进行有效管理，即数据管理工作，已经成为未来管理从业者的必修课。

二、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新要求与现存问题分析

1.“跨界”“融通”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培养管理类专业学生的通用管理能力非常重要，管理类专业的设置亦是如此。“大类招生、分流培养”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院校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实施，但目前在高职高专院校的实施效果却不太理想。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义工商”）为例，管理类的专业散落于几个二级学院。例如，工商企业管理、金融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在经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在外语外贸学院，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等专业在人文旅游学院。管理类专业分散导致诸多问题：一是经济学、管理学、数据分析等基础性课程的教师资源并未整合到一起，出现了各自设置课程标准、各自授课等“各自为政”的现象。二是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呈现出盲目性。三是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存在必修课的比例偏多、选修课较少，或是在实际中出现选修课也开成了必修课的问题，两种课程的比例不协调[5]。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资源并未得到合理分配，并未满足培养“管理能力+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四是除专业设置分散外，高职管理类专业方向也存在定位不准、目标不清晰等问题。以义工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为例，人才培养方案延续以岗位为中心，专业方向涉及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运作管理、行政管理等内容，力求包罗万象的结果却造成培养靶向不准确，并未打破原有的科层制结构而将诸多岗位整合起来，缺乏项目管理、数据分析等通用管理能力将这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各个能力统领起来。

2.高职人才培养供应链尚未形成。“供应链”原指涉及产品或服务供给的上游和下游企业所形成的，“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客户”的网链结构。高职人才培养供应链是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学生提供给企业所涉及的“供应源（普高、职高、中专等）-高职院校-人才市场或大学-需求方（企业）”的网链结构[6]。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未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对人才的需求快速做出反应，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合理规划专业发展方向。这就导致人才培养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毕业生学非所需，就业难或就业专业对口率低；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等现象。

3.数字经济时代背景更加要求高职管理类人才的培养。为此，学校应与企业深度合作、与实际深入结合，共同开发市场调研、讲座报告、实验实训、技能实战、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项目，将学校课堂延伸到企业课堂。这将有助于实现“无缝对接”以及“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项目的开展[7]。然而，管理类专业相对理工科专业而言，涉及大量社会活动且具体工作不确定性较强，其实践教学面临更大的困难。义工商管理类专业由于缺乏服务区域经济以及与本地企业深度合作的基础，亦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一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机械地增加实践课时所占比例，由填鸭式、满堂灌教学的一端，滑向做简单游戏、看网络视频、分析网上案例等易操作的另一端。很多实践教学课程人为割裂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联系。这无益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8]。二是一些实践活动收益不大，校企合作协议签订后即束之高阁，教师下企业锻炼只是堆积文字，学生到企业参观只是走马观花，顶岗实习让学生成为低价、低端劳动力而所学甚少，师生参加竞赛也是注重作品包装而轻视内涵建设……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基本框架

1.基于能力目标的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构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包括培养目标、能力要求、课程体系在内的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应进行创新与重构。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职业管理人才是具备通用能力、职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在内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管理职业人才的供需分析，结合义工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笔者构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体系，详细内容如图1所示。为了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高职管理类职业人才，课程体系应实现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学校应构建出平台与模块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在课程结构上逐步形成“基础+专业”的平台化架构、“基础课程+选修课程”模块化、纵向化的培养体系，公共基础课和公共选修课的教学内容也应以适应终身教育为度，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提升其创新性素养。

2.基于供应链管理思想的人才培养过程柔性化设计。一是高职院校应与生源机构、用人单位联合制订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共享数据来研判人才需求发展趋势和新的规律，科学管理与规划人才培养工作，从而使人才培养能够更加快速地适应市场变化。二是高职院校应快速响应企业需求，面向学生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流程和指标，一方面结合当年人才市场需求情况、学生的行业和岗位取向，设置“定向式”课程系列或“订单式”培养模块，灵活增添相应的课程模块或实践环节；另一方面实行弹性培养，减少教学计划、常规管理对学生的约束和限制，为各种不同情况的学生创造学习机会，使其能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社会需要自主规划职业生涯[6]。三是建立“推-拉”混合式人才培养供应链下的课程体系结构：在设置课程体系时，推动阶段以高职院校为主，搭建公共基础平台和专业基础平台；而拉动阶段通过高职院校和企业，以校企合作方式进行专业模块建设。“推-拉”混合式人才培养供应链使得高职院校与企业高度融合，课程体系结构得以调整和优化，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所需人才，而且使高职院校能够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3.“全程项目教学”贯穿三年教学始终。灵活、实战性强的“项目化教学”，是应对数字经济“去中心化”“无边界”等形势变化的良方。项目教学不仅仅是将所授内容在教学形式上的项目化、模块化，更是一种教学思想、教学理念的体现。此处的项目既包括参加案例分析、实地考察、专家讲座等观摩性项目，又包括校内实训等仿真模拟性项目，还包括参与教师课题项目，实践实习等真实性项目。在课程开发中，教师应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来选择、设计、开发项目，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强化知识、技能、职业素养，最终完成以“项目”为中心的实务性课程开发。高职管理类人才培养要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实训项目，包括市场调研、讲座报告、实验实训、学科竞赛、技能实战、创业创新、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在项目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之在态度、方法、技能上更符合企业的要求。项目教学使学生得到了真正的“入职教育”，并将学校课堂延伸到企业课堂，有助于“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管理类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实施

1.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高校应摒弃挥舞考核大棒、层层传导压力和层层推卸责任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只重指标与结果的功利主义思想。这样只会助长不涉及指标则形式主义、关乎考核则机会主义的不正之风。为此，高校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应秉持服务理念，学校高层应高度重视专业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师生与企业保持经常性联系铺路搭桥、创造条件；行政部门应提高行政效率，打破界限与藩篱，使师资、实训等资源在学院之间、专业之间能够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强化绩效管理和过程性考核，对教研教改项目立项评审、中间监管和最后验收把好关，杜绝“假大空”、玩“文字游戏”“标题党”等性质的课题项目产生，识别、鼓励和服务好具有创新性的课题项目。三是加强顶层设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全校管理类专业按照“统分结合”的原则进行改革，在培养学生通用管理能力方面进行整合资源，在分方向培养、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方面合理设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变化。具体做法为：以专业群为基础重构教学院系，以管理类专业群教学为中心，重构跨专业教学组织，成立专职机构，负责协调管理类专业的教学组织，促进管理类专业融合发展。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1篇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2016年12月26日，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正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主动顺应时展大势，更加坚定清醒有为地做好经济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2016怎么看？2017怎么干？本刊收集整理了部分参会者发言，采访了部分行业人士，感受到大家压力大、劲头足、信心满。

陈晏（铜仁市委副书记、市长）：全力保持”三个高于“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保持铜仁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省、高于过去、高于武陵山区的良好态势，谱写好铜仁加速发展的新篇章。

铜仁2017年的经济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稳”是铜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我们坚决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民生等各项任务，确保经济增长，投Y就业、物价、社会稳定不出现大的波动。

“进”是铜仁经济社会发展努力的方向，也是目标。2017年我们依然要围绕主题主线，在大局稳定的情况下，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切实做好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确保经济增长目标数字保持在13%，提升3.5%的目标。速度不能慢下来，投资不能掉下来，招商不能停下来，干劲不能松下来，目标不能降下来。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着力点是降成本补短板，降成本就是千方百计把企业成本降下来，以及高耗能企业的转型升级。补短板主要是教育卫生以及实体经济、脱贫攻坚这几块短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发展绿色发展示范区的要求，加快提质建设一批农业园区，重点引进一批生态农业企业，努力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

全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为经济加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一是推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重点推进高耗能企业的绿色化信息化改造；二是全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以及装备制造等；三是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明年我们要到位的资金是1050亿。

做大投资增量。通过抓好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把投资总量尽可能做大，谋长远的发展。

熊德威（贵州省环保厅厅长）：贵州生态保护在于“两个舍得”

从2011年到现在，贵州的经济增速已经六年排在前三位了，这个数字是实实在在的。贵州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颁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设立“贵州生态日”，实现环保督查巡查全覆盖，全面完成玻璃行业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全面启动火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7%，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在100%。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定生态文明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和绿色发展指数，新增16个县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2%。绿色经济“四型”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这些也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在贵州这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增加到2万亿甚至是3万亿的GDP，我们的环境会怎么样？这个课题很深很大。2013年提出“两条底线”要守，后来又提了一句要求，环境质量只能越来越好，不能变坏。我们理解，现阶段的状况就是底线，只能变好不能变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比如大气优良率，贵州2016年全年达到97%，这个数字再往上很难了，但是不能往下降。2017年贵州要开展十大污染源治理工程等系列措施，坚持铁腕治污，保证环境越来越好。

最近有新闻媒体问我关于贵州环境保护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总体来讲，贵州在生态保护上体现了“两个舍得”：第一舍得投入，投了500个亿来搞设施；第二舍得放弃，去产能，包括在招商引资当中一些污染的企业，坚决不引入。

王剑（贵州省经信委副主任）：力争2022年国防科技工业规模进入全国前十

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我省军工及民口配套企业广泛参与了国家实施的重点航空航天项目，在大运飞机、“探月三期”、“北斗”、“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及导弹防务等任务中，承担配套了电池、电机、电连接器、高精度电阻器、精密传动件等关键部套件，顺利完成国家系列导弹、无人机、高级教练机、航空发动机等军工主机产品交付。

我省军民融合产业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十二五”期间，我省国防科技工业规模以上（2000万口径）总产值持续保持了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15年，全省国防科技工业（含民）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86.5亿元，同比增长了12.3%。

2016年底，“全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大会”和“全省军民融合产业招商引资大会”召开。陈敏尔书记在“全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大会”上指出，“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既是重大政治责任，也是重要发展机遇。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既是我省对国家战略的重要贡献点，也是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我们将扎实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和“贵州制造2025”，结合实施供给侧改革和“千企改造”工程，加快推进我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做精做强军工主营业务，大力发展“民”业务，积极培育“民参军”企业，充分发挥大数据引领作用。目标是到2022年，全省军民融合产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18%以上，国防科技工业规模力争进入全国前十位，民、民参军工业总产值合计占比超过50%。新增20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培育50亿元以上领军企业3家，20亿元以上骨干企业5家，10亿元以上重点企业10家，新增“民参军”企业200家以上。

徐再高（石阡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做特做强温泉经济推动快速发展

省委书记陈敏尔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做特做强特色产业和重点城镇，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要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加快培育特色产业、形成特色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抓好产业、建好城镇，加快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布局。

石阡旅游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有“中国温泉之乡”“中国长寿之乡”“部级温泉群风景名胜区”等14个国字号品牌。2016年，石阡旅游业呈现“井喷式”发展，共接待游客428.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44亿元，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长42.6%和41.7%。

把石阡建成一个四季休闲、夏可养生、冬可避寒的慢生活体验城市，我们的目标是：到2022年，计划旅游人次720万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入60亿元以上，争创两个5A级景区、两个4A级景区、4个3A级景区。

要完成以上目标，首先要高端规划，多规融合。在规划前要摸清家底，搞好策划，在规划中要注重把政府的意志、资本的意图、群众的意愿和专家的意识整合起来，要把城镇、土地、环保等规划融合起来。其次要创新业态，丰富产品，重点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风情、冬温泉”的旅游产品体系。同时，抓好“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脱贫攻坚”等，推进全产业融合发展。最后，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创新旅游管理体制机制。强化旅发委的统筹协调职能，调动涉旅部门支持配合旅游业的发展；深化旅游景区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改革，调动各方积极性；推进旅游投融资体制改革，抓大商，引大资，抓好相关优惠政策的兑现，降低旅游企业成本，鼓励政府投融资公司参与景区建设和开发，鼓励和扶持旅游企业上市新三板，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彭能文（赤水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总监）：让游客畅享赤水生态带走“生态赤水”

旅游正在逐u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2017年元旦，赤水旅游在传统淡季再次实现突破：游客接待人数达61653人次，同比增长53.26%；经营综合收入实现7489.78万元，同比增长55.23%。

省委书记陈敏尔在全省经济工作会上指出，“要迎接大众旅游时代，大力发展旅游经济。”近年来，赤水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了持续性“井喷式”增长，旅游景区功不可没。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景区市场营销，组建营销中心。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旅游”的优势，与腾讯、携程、驴妈妈、去哪儿网等“大块头”网络平台公司实施战略合作，利用优势资源对赤水进行推介，提升赤水作为休闲旅游城市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完善景区服务体系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将按照5A标准整合提升景区基础配套设施，突出旅游交通、游客中心、景区停车场、星级旅游厕所建设，建立智慧景区服务体系，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舒适的旅游环境是每个景区的标配，所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旅游景区环境。牢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避免短期效应、急功近利行为，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是赤水旅游长远发展的一个抓手。我们致力于以“党建带管理”模式创新景区管理服务，以创建文明景区为目标，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为了丰富景区新型业态，我们还在食、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上下功夫，开发和打造了低空飞行、智慧旅游房车、“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背景主题VR体验馆等14种新业态项目，让游客既能畅享赤水生态，又能带走“生态赤水”。

谢定光（威宁自治县石门乡乡长）：“产业党建”引领农业转型升级

学习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感到很振奋。我们石门乡是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是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乡镇，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开放程度不深、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而群众主要收入来源是传统农业，科技含量不高，农民靠天吃饭。

当前石门乡正以“党支部+企业+十户一体”模式引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产业党建”，以“党带群、强带弱、富带贫”的发展方式深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统筹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规划、跟踪落实、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打造“一村一特一电商”，线上线下销售结合，实现“网货下乡、黔货出山”。

在石门乡的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我们以“五个一批”为抓手，以“一圈两线五园区三十三寨子”为重点建设内容，以“111122”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目标（即1万亩烤烟、1万亩蔬菜、1万亩马铃薯种薯、1万亩中药材、2万亩经果林、2万亩草场），农业已经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和好的业态。

为保证农民得到实惠，石门乡进一步规范了贫困户与产业园区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产生利润的60%给贫困户和易地扶贫搬迁户，30%给企业作为管理费用，10%作为村集体经济，用于村公益事业，产业园区的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十户一体抱团脱贫，五子登科精准小康”。只有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发展高效、绿色、生态农业，同时培育具有市场意识的新型农民，夯实村民自我管理能力，政府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理清各类清单，农民才能真正富裕起来。

王砚（贵州视动互联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做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好手”

省委书记陈敏尔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到要“拥抱大数据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对于像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振奋人心。

正如书记所说，向大数据要新的生产力，就要把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与发展数字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公司是在高新技术应用领域中专业从事软件开发、软件定制、软件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比如：互联网系统平台搭建，移动端开发，OA办公系统、软件定制开发、多媒体展览展示（一体式触控展览系统）、场景三维效果宣传等，都是我们的主营业务。

我们把发挥大数据作为发展的思想动力，在引领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从而达到引领技术研发创新。同时，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商用价值、政用价值与民用价值，在智能终端产品、公共服务、公职人员管理、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真正做到了“让大数据在服务人民生活的同时产生经济效益”。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成功案例。巴铃水生态科技展馆、安龙扶贫云系统、黔西南州数字信息化运用管理系统、贞丰精准脱贫可视化平台、贵州财经大学校园全景平台、兴义动感水世界网上售票系统、兴义一格精品酒店全景订房系统等。

这些成功，与我们拥有一批长期从事软件开发、软件定制的专业人才分不开，他们都有北上广从事过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丰富经验，具有雄厚的技术开发实力，全方位满足互联网时代下市场信息化需求。

如今，公司已经取得多项国家认定软件著作权，我相信，只要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给民营企业提供的大好政策和良好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好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我们公司必定能够真正“拥抱大数据时代”，做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好手”。

何兴德（紫云自治县新山村党支部书记）：欲晓山中事须问打柴人

学习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党员干部，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014年，我和村干部通过不断走访群众，反复做群众思想工作，于当年12月份成立了新山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两年过去了，新山村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种植茶园4500余亩，注册资金281万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足不出“村”即可就业的问题，摘掉了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

但我知道，这还不够。

省委书记陈敏尔在讲话中谈到，要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稳住农业农村这个“基本盘”，对此我深以为然。

新山村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要实现脱贫致富，还需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欲晓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要知群众事，先进农家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能坐在办公室，不能停留在文件上，不能空喊口号。只有真正走进农家，沉得下，融得进，才能摸清基层“结石”“暗礁”在哪里，才能真正体察民情，使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体现民意、反映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