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范文篇1

关键词：劳动关系；改革；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3003103

1引言

劳动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良好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动荡的劳动关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完善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的完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及其运行体制也已初步建立起来，然而在经过了探索和发展阶段，我国的劳动关系还有一些难题亟待解决。因此，对我国改革前后的劳动关系进行研究，并建立行之有效地劳动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之一，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繁荣快速的发展。

2文献综述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统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体制下，劳动关系又被称为劳资关系、劳使关系、雇佣关系。我国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

赵泽洪和尤强林（2011）认为，应通过多渠道开发企业人力资本、“内外兼修”降低中小企业劳动关系风险和完善“三方四主体”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举措解决劳动关系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李想（2007）提出，政府在劳动关系重塑中应负起责任、有所作为，以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夯实和谐社会的基石，具体应该加快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劳动关系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乔健（2007）提出，我国劳动关系当前的特征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完成，劳动关系的法制化逐步加强，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初显端倪。王长城（2006）在分析我国劳动关系变化中发现劳动关系的确立、变更、终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劳动关系中利益的摩擦日益增多等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法制建设；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推行集体谈判的制度，逐步建立起劳动关系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调整机制；改进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建立健全三方、多层次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董克（2001）从我国改革前后劳动关系的特征和调节机制进行了描述和研究，从政府行政管理机制、僵化特征、冲突的解决方式三个方面描述改革前的劳动关系，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劳动关系及集体协商机制四个方面描述改革后的劳动关系，并从法律调节、政策调节、经济调节、道德调节四个方面分析改革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节机制。

虽然一些学者对我国劳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在改革前后这一时间段方面的比较研究上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工业改革模式、工会及法规等五个角度对我国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对构建我国劳动关系及其健康的运行有所借鉴。

3改革前后我国劳动关系对比

3.1西方经济学角度

在西方国家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市场导向，在图1中表现为矩形阴影，而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则主要是政府导向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官员行为轴的建立，官员的行为对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是不曾有学者论述过的，而在中国的经济中，则是多官员行为和政府行为，很少有市场行为，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型是三维的，即立体的模型。在图1中表现为立方体，即官员行为对市场的主导远远大于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改革前，我国劳动关系直接表现为政府和职工的关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决定政府、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而改革后，我国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政府不再对劳动关系进行直接和全面的干涉，而是逐渐的淡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预劳动关系或在劳动关系中已无作为，而是要求政府重新确定自己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地位。那么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干预，干预的广度、深度，建立怎样的适应模式和机制才能使调节行之有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的立体模型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中国改革的目标即是将官员行为不断削弱直至消失，有立体模型不断恢复到平面模型，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来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向西方经济模型靠拢。

图1中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型

3.2改革前后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的变化

改革前，中国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包括三部分，即政府财政，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俗称“三块板”（如图2所示）。其中物质生产部门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非物质生产部门（科教文卫）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该分配模型的特点是：（1）政府（财政）对非物质生产部门足额拨款。（2）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向社会收费。（3）非物质生产部门浪费严重。（4）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图2改革前国民收入的分配模型

改革后，国民收入的分配包括四部分，即政府财政、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建设部门，俗称“四块板”（如图3所示）。其中物质生产部门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非物质生产部门（科教文卫）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设部门的加入对体制内的人影响较小，而对体制外的人影响较大。该分配模型的特征：（1）建设部门投入的资金充足。（2）非物质部门投入不足。

图3改革后国民收入的分配模型

3.3中国工业改革的模式

（1）广东模式：两头在外，华侨经济。

广东模式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两头在外、华侨经济”，即投资和市场在国外，由华侨兴起的，对外依赖性强一种工业模式。这种模式的工业在1997年经济危机中受到巨大的损失。广东模式作为一种历史过渡形态，其历史性格呈现三个方面的特质：从制度框架来看，它已经走出了一体化体系，但离国家、市场与社会结构分化与良性互动的理想格局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它仍然处于演变之中，还没有定型；从运行条件来说，它不仅有自身的优势条件（如地理优势等），而且有独特的时代机遇（如改革开放政策等），所以，它难以简单地复制；就运行成效而言，广东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环境恶化等），而且目前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

（2）苏南模式：，国资流失。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当时国家实行统购包销的经济政策，对企业放利让权，其后由于经营不善，国有商业企业破产，之后由个人承包企业，进一步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国家进一步实行股份制改组，至此在一起。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国资流失。虽然苏南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国有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员工纷纷下岗，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3）温州模式：市场经济，精打细算。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其中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最初的温州模式主要由基层和农民创造的模式，其人力资源优势主要集中在讲求功利，吃苦耐劳勇于竞争，敢于冒险，心灵手巧，善于经商等方面，此外，他们由于缺乏高技术人才和现代教育、先进科技、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干大事业的雄心、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家庭、家族观念强，缺乏普遍主义原则，个人自主性和冒险精神强，缺乏自律意识和自由契约精神，其人格化交易机制太强，所以逐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而被适度扬弃。

3.4改革前后中国工会的作用比较

工会是劳动关系的产物，是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应以团体的形式为处在弱势地位的工人争取权益，在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时发挥独特优势。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工会组织曾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承担着执政党的助手、执政党联系工人的纽带的特殊角色，在组织生产、关心工人生活、组织职工学习等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整个社会的劳动管理和运行完全由政府负责，国家和企业代表职工的利益。工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支持”行政工作，更多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而非劳动关系的真正有机构成。因此，工会作为职工利益代表的身份很不明晰、工会定位不清、工会组成人员素质偏低、工会凝聚职工的力量不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引起了劳动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也直接引发我国工会职能和角色的变化。改革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主体开始明晰化，产生利益分化。随着劳动关系主体的明晰化和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的变化，现实劳动关系开始转型，并相应引起工会在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上的变化。由于中国国情和工会自身特点决定，我国工会实际上承担着既支持用人单位依法行使职权，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双重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根据新的形势和新修改的《工会法》，工会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方面来。总之，当前我国工会的定位开始由行政附属向真正的劳动关系协调者转换，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和集体劳权代表的身份越来越明晰。工会应在明晰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发掘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5改革前后劳动经济法规比较

在改革前，中国的劳动用工采取了统包统配、以固定工为中心的终身就业的基本政策。统包统配和固定工政策的基本特征在于：（1）劳动者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一切听由国家的安排。（2）企业没有自主招收员工的权利，甚至没有自主招收临时工的权利，一切按照国家下达的配额计划执行。（3）劳动者一旦成为正式职工，便享有了终身岗位与福利，除非有十分特殊的情况（如员工触犯了刑律），企业不得自行辞退员工。（4）政府代行市场和用人单位的职能。显然，统包统配和固定工政策弊端极大。这种政策抑制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两方的活力，增大了隐形失业的压力，增大了劳动者社会保障的成本，同时由于这种政策是单方面地面向城市招收员工，因而也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在改革后，劳动合同制政策逐渐取代了统包统配、以固定工为中心的终身就业的基本政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中主体多元化、用工形式多样化、劳动关系复杂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劳动法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另一部分是任意性规范，由于这部分主要表现在劳动合同中，称为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不仅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同时也是规范和约束双方行为的基础性文件。所以，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劳动立法上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无疑是改革的方向。

4结论及对策

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劳动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我国劳动关系现仍存在的问题，如劳资力量不平衡，劳动关系复杂，劳资矛盾加剧。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政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如今的劳动政策已经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相对“独立”的领域以及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每个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情并且事关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进程、事关社会和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数。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尽管中国的劳动政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受种种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劳动政策仍然存在着大量明显的不足：劳动政策的体系化程度较低，劳动政策缺乏同一性和公平性，劳动政策的“实然”状况远远低于劳动政策的“应然”状况。这些不足，客观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亟待消除和改变。因此，中国的劳动关系，应该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前提下，继续从以上五方面进行改革，进一步改变中国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郭军.中国劳动关系发展演变探析[J].中州学刊，2012，（04）：3337.

[2]赵泽洪，尤强林.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变化及其应对策略[J].改革与战略，2011，（02）：126.

[3]李想.论中国劳动关系重塑中政府的责任与作为[J].法制与社会，2007，（09）：28.

[4]乔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02）：28.

[5]王长城.中国劳动关系变化中的问题与改进对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01）：28.

[6]董克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劳动关系的变化与调节机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04）：3337.

[7]吕冰心.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的典型坐标[J].温州突围，2011，（05）：94.

[8]赵华灵.工会与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138.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价值提升

一、成人教育价值及其形成

1.成人教育价值释义。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它是关系的客体与主体在一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用性满足或积极作用，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吻合。客体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本身对主体的的满足程度。

在成人教育范畴内，成人教育的主体是社会的人，成人教育的客体是成人教育活动。成人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的人有着接受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存在、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人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要。人们对于成人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为实现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自身有着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在特定的范围内使人的发展的需要得以实现。成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于成人教育主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由此,成人教育价值可以表述为: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活动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需要之间的一种满足关系。显而易见,成人教育价值存在于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

2.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已经走上社会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以及作为人本身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产生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有需求，也就有了创造价值活动的动力。在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中，主体的需求――人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起主导作用，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核心。而成人教育客体――成人教育活动有着促进成人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功能，能使社会的人接受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客体的存在和功能，就不可能产生价值，成人教育客体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基础。

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统一，客体的功能满足了主体的需要，才能形成成人教育价值。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成人教育价值形成的过程。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运动的过程，表现为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个方面。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的人作为成人教育的主体，其需要作用于成人教育客体，使成人教育客体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主体的需要，与主体的需要相接近。成人教育活动在主体社会的人的需求导向下，被主体所制约，并具备了主体需求的特征。

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化，是指成人教育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它影响、限制、改造着社会的人，进入主客体关系后，接受教育，被客体限制和改造，按客体所设置的教育目标，得到充实和发展，具备客体所规定的人才规格的特征。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成人教育的制约，以及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人教育价值的产生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双向运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的总和，主体因客体而获得价值，客体价值因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体现。

二、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存在及其特性

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把教育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使劳动者和物质生产部门均取得收入的增长。

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成人教育过程始终是围绕增进劳动者的素质，发展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形成教育经济价值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劳动者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于智力的开发和技能的训练。人们的科技水平、生产技能的提高有赖于教育和培训。成人教育的教育培训功能与劳动能力提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劳动者的能力增值，即劳动者增值有着直接的作用。通过成人教育可使简单的劳动力加工为复杂的、较高级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教育使劳动者劳动能力形成并增值的过程。成人教育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不间断的教育和培训，使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提升。劳动者智能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益显现于个人收益增加，同时生产效率提高自然会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也是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实践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

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在教育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在价值的创造中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是教育经济价值的固有特性的表现: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双重性。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双重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动中，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本身和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同时都体现了经济价值。成人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精神上的效益、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成人教育主体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客体经济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教育的直接效果不是经济价值或经济效益，教育的投资功效并不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实现，而是必须在教育过程完成后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偿还。和其他类型教育投资一样，成人对教育投资变为教育能力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有一个知识能力转化的周期。事实上，由于成人的学习特点的业余性也使学习到的技能可以相对较快地应用于工作，与青少年学校教育经济价值相比，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相对于其他投资来说，间接性还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特点之一。

3.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显著性。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教育。依靠教育的经济价值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近现代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出美国从1900年～1957年的50多年里，物质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却高达17.5倍。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教学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普通教育资源和闲置社会资源来进行，成本低、需要投入相对小的特点也决定了成人教育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学历教育的费用相对较低。基于此，成人教育投资的高收益特点也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显著性的具体表象。

4.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长效性。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特征之一是持久显现性，它不会突然显现出来，也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它持续作用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知识到技能和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经由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只要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就能长效地发挥效用，即使从事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作，受教育者所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教育能力也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由教育把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更长久，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更持久地显现于经济运行中。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关于教育将影响经济价值形成的思想，对于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依靠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力或科技人才，是不同于简单劳动力的。因要修改一般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劳动部门获得熟练和技巧，变成发展和特殊的劳动力，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指出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同时指出劳动力能创造新价值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延长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那么劳动力就会生产出更多的新价值，社会财富就会不断增加，经济就会不断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潜力和经济价值的认识。将人力归结为人力资本，明确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质量对于财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升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应用，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减弱、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现阶段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强调人的智力、素质、道德修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实践。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体现其经济功能。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体现其经济价值。现代经济、现代生产之所以向成人教育提出各种需求，其原因也是因为成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进程中，成人教育发挥持续进行劳动力开发功能、有效实现生产力转化功能和促进生产力全面发展功能，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无疑也因此得到提升。

(1)就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能够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与生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能够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如，通过劳动者的训练来改造工艺流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2)就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性投入，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突出的表现在于训练了全体劳动者适应知识和技能持续演变的能力，并培养了劳动者适应经济发展的习性与态度。这样的间接功能，在实现社会经济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范文

[摘要]劳动平等既是产生于商品经济的“普世价值”，又是贯穿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制度规则。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平等才取得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权，才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关系。劳动平等与其所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实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劳动平等，但可以提高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任务复杂而艰难。一方面，劳动平等与其他市场公平原则并存，形成双重公平叠加的特殊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劳动平等与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既相互区别，又相关联，形成两个层面互动的特殊现象。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能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更高程度的劳动平等。

[中图分类号]F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14-08

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其贯穿运动始终的核心理念是劳动平等，即劳动者的经济平等。它承认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是“天然特权”，主张“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能力加努力的平等观，是当代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心深处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

一、全面理解劳动平等的含义

（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劳动平等首先是一种权利意识、意志关系：“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在交换中同等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具有同等的价值，拥有同等的权利。比如瓦工和农夫可以相互换工，我给你盖房，你给我耕地，一个工交换一个工，两个人的劳，动时间是等价的。当然，劳动平等也不排除农夫用较多的劳作时间，换取教书先生较少的时间给孩子授课。这里有质量较高的数量较少的“复杂劳动”，换算为质量较低数量较多的“简单劳动”，交换仍然是等价的。劳动平等并不否认劳动的质量差异性。进一步考察，等量劳动相交换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等量劳动的产品相交换。比如一担稻谷交换一头绵羊，实质上是生产一担稻谷的劳动与生产一头绵羊的劳动相交换，“这里通行的仍然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再进一步说，这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建立在交换双方是自由、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的权利关系基础上。商品所有权是排他性的独占权利关系，所有者具有不受其他人制约自由处置所有物的绝对权利。按照洛克的说法，这种绝对的排他的所有权之所以是公正的，符合社会正义的，是因为商品是商品所有者自己劳动的产品，商品所有权是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的权利。权利源自每个人对自己人身的占有，对自己体力和脑力（即劳动能力）的支配，对自己生命活动（包括劳动）的控制。交换的平等被引申为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平等权利，对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

劳动平等的价值观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最初阶段，产生于个体劳动者的商品交换现实关系中。这是一种真正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等价交换关系，是劳动者从封建、宗法的人身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成果。人身自由、劳动平等为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不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应该奢谈“普世价值”。但也的确有很多人不承认劳动平等在现代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其不可抗拒的逻辑，扭曲自己劳动所有权的基础性前提，造就了建立在他人劳动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这种财产所有权的内在逻辑是购买和支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财产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劳动平等被转化为对劳动的剥削，隐藏在商品交换背后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不再是社会经济的主导性原则，它以被扭曲的形式从属于资本的所有权。以劳动平等为起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化形成了资本权利主导的经济关系体系，在这个复杂的权利意志关系体制中，劳动平等从最初的核心关系，逐步退居为从属的次要的关系。

（二）劳动平等、分配平等

社会主义者，进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从来没有放弃劳动平等这一体现历史进步的“普世价值”，希望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人人都凭自己的劳动、自己的能力与努力生活的新社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商品的内在矛盾出发，证明市场经济产生资本关系的必然性，进而指出，人类社会只有超越商品货币关系才能最终摆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才能真正建立起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他同时承认，“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劳动平等的原则，在人类社会向理想状态过渡中，仍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人类在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必须经历一个“按劳分配”的过渡阶段。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过渡阶段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要求市场经济完成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到占有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再回到自己劳动所有权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不是历史的终结，甚至没有超出市场经济的历史界限，但却是历史必经的阶段。

劳动平等要实现历史的回归，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商品流通领域，不能只是表现为收入分配原则。当代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劳动平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全体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对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是劳动平等的前提。这种平等权利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持续地实现。公有产权必须由劳动者集体决策来行使，在集体决策中，每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民利。这种决策的平等权利，是共同劳动中分工平等和对共同劳动成果分配平等的制度保证。分工平等，即按个人劳动能力分配劳动岗位。善渔者渔，善樵者樵，善耕者耕，善织者织；有管理才能者承担共同劳动的管理职能。在个人择业意愿不能充分满足的条件下，它表现为以能力为依据的岗位竞争。各尽所能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在这里则首先表现为以个人能力为依据的分工平等原则。分配平等，即按劳动贡献分配共同劳动的成果。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甚至“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物质财富依然匮乏，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仍然存在深刻矛盾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能不遵循的分配原则。平等表现为以劳动为同一尺度，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与努力。

（三）消费领域：劳动能力发展机会平等

当代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只是将流通领域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拓展到生产与分配领域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还不够，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到消费领域，也即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劳动平等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是“天赋特权”，这一认识不全面。个人劳动能力的差异，一半靠天赋，另一半靠学习（和训练）。这种后天的学习包括在校的学习，也包括工作中的边干边学，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劳动平等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原则应当是：社会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平等的能力发展机会。这意味着社会应当给每一个劳动者（不仅是现在的劳动者，尤其是未来的劳动者）提供劳动能力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包括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同等机会的在职培训等等，最大限度地缩小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其他非主观努力因素带来的能力发展机会不平等。

综合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当代社会主义提倡的劳动平等原则，其实就是在承认个人天赋能力差异的前提下，鼓励所有的劳动者在学习和工作中靠自身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创造自己的生活。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无论是民族、性别、户籍身份、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财富实力，还是其他任何非主观努力的因素，都不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尺度。比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表述，我们今天的认识应该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了。

二、权利意志关系与现实经济关系

作为当代社会绝大多数人内心认同的价值标准，作为当代社会主义者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劳动平等产生于与当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这种经济关系在权利观念与意志关系层面的映射与表现。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劳动平等才取得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权，才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关系。像任何社会形态的权利意志关系一样，劳动平等与其所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之间具有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双重关系。

权利意志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劳动平等与社会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相统一的可能性。在劳动对于大多数劳动者个人来说仍然是痛苦与牺牲，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仍然处于矛盾对立状态的社会中，劳动平等的制度安排，它的每一条基本内涵都是激励兼容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意志关系是与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高度吻合的。按个人劳动能力分配劳动岗位，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劳动者的能力有机会充分发挥，从社会整体看，这等价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按劳动贡献分配收入，意味着社会对于劳动能力与劳动努力给予奖励，保证了潜在的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同等的劳动能力发展机会与分配制度中对劳动能力的鼓励交互作用，则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天赋潜质在后天的学习和培训中得到尽可能的发掘，从而提升社会总体劳动能力。所有这些方面的交互作用，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社会生产力，迎接一个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

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安排，决定劳动平等的经济关系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得以全面体现。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秩序的完善，使得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越来越完整地体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系保持了相当份额，并且对其他企业改善劳动关系具有影响力；社会主义的财税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限制两极分化，逐步形成“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关系，等等。一些人否定劳动平等关系的现实性，采取的是“只要有不平等现象，平等关系就不存在”的绝对逻辑。这些人似乎不知道，在一个绝对平等的理想天国，平等权利没有存在的理由。

应当承认，在上述所有场合，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都是有限度的。等价交换只是存在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平均数中；按劳分配自始至终存在着监督和计量的困难；社会平等地提供能力供应物，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也只能满足基本需要。劳动平等的实现需要交易成本，适当的制度安排有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但肯定不可能实现零成本。因此，劳动平等的实现总是有限度的。平等的范围越宽，涉及的人数越多，实现平等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就越大，因此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也就越低。

更重要的是，劳动平等具有内在矛盾，个人择业能力的差异和劳动贡献的差异，都并不单纯是学习与工作中努力程度差异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到天赋差异的影响。这种“天赋特权”的不平等，不仅会带来结果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对于条件的平等与过程的平等也有极大的影响。按劳动能力分配工作岗位，不仅会造成分工差异，而且也会造成生产过程中权利分配的差异，这一点在管理劳动与操作劳动的岗位差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分工差异对劳动结果和分配结果会有直接影响。联系劳动能力后天学习中“干中学”的重要性，如斯密和马克思早就观察到的，钟表师与粗工的天赋差别，不比黑狗和黄狗的差别更大。由分工造成的能力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差异，其实也比人们想象的更为重要。因此，像任何形式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一样，劳动平等不仅以不平等为前提，而且总是与不平等相伴而行，它所体现的劳动者自由权利，仍然受社会分工的约束，而表现为对个人全面能力发展机会的限制。

劳动平等的经济关系在现实中从来是不完满、不充分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但肯定不能百分之百地成为现实。对劳动平等的经济关系的实证考察，只能是对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计量；对不同社会制度下平等与不平等的现实比较，也只能是平等（或者不平等）程度的数量对比。离开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考察，要寻求平等或不平等的绝对判断，一定是与现实脱节的。

三、劳动平等实现程度与实现过程

社会主义是以劳动平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社会系统；社会主义又是以劳动平等为基本经济关系的社会制度。作为基本的经济关系，劳动平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应当有更高程度的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为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而安排的，其他的制度安排，包括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制度安排，也都需要与这一基本的经济关系相匹配。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劳动平等，它只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有更高程度的劳动平等。

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计量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制度性质界定的重要标志，又是制度完善进程的重要指标。劳动平等实现程度量的考察在比较制度研究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不同阶段的比较中可以发挥作用，而且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中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参考指标。问题是，平等程度的计量是一个难题。理论上明确它的含义，计量中确定它的方法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认识。劳动平等的计量同样面临一系列难题。

从计量的角度看，劳动平等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有人均等化的权利，我们把它称作“政治权利”，包括劳动者在经济过程中平等决策的权利，以及从社会均等地获取“能力供应物”的权利。这部分权利的计量相对容易一些，它可以以完全均等化的理想状态为参照，制定刻画平等程度的标准。比如决策参与度，再比如社保覆盖率，人们甚至可以设计出关于“能力供应物”分配的基尼系数，以表达这方面的平等程度。当然实际的计量过程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至少在理论上不会有太多分歧。

劳动平等的另一类内容涉及要素与产品分配的人际差异性，我们称之为“经济权利”，包括劳动者按能力获取劳动岗位的权利，按贡献获取劳动成果的权利。这部分权利的平等程度的计量相对来说要困难得多。在收入分配领域，平等主义从来就与平均主义不是一回事，结果的均等不等于分配的平等。在这里，平等从个体的差异性出发，平等在于对每个人使用相同的规则。但规则的实现最终还是应当体现在结果中，按劳分配要体现在结果中，按需分配也要体现在结果中。因此，平等的考察往往以结果为对象。但是，如何衡量结果的平等性呢？理论上说，结果与其差异化前提相匹配是平等的，如收入分配与劳动贡献相匹配，劳动分工与个人能力相匹配等等。但是这直接涉及差异化前提的计量，实践中是一个比结果的计量更加困难的任务。假定我们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能精确计量能力和贡献这类差异化前提，那么经济实践中就可以“完全平等”地分配劳动岗位与劳动成果，但这难道不正是平等计量所需要考察的对象吗？测度实践中的方法是否合理，是否平等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出路在哪里呢？近年有关机会平等的实证研究给我们重要启示，平等程度的计量可以从影响结果的因素分析中得到重要信息。大致的想法是：一般而言，影响结果的因素总是可以按照一定的平等规则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合平等要求的影响因素，另一类是不符合平等要求的影响因素。因此，比较两类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最终能够给出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平等要求，多大程度上不符合平等要求的基本判断。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是否还有更有效的计量方法，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索。

与实现程度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平等的实现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关系不能经过一次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在一个晚上被突然建立起来。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劳动平等的经济关系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工作。在经济不发达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逐步形成，它的实现程度的逐步提高，更加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几代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地付出艰苦努力。这里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落实问题，也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问题。那种因为社会主义百年实践所经历的挫折与磨难，因为社会主义当前现实的缺陷与不足而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嘲笑从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提炼劳动平等理念的人，缺的是一点点历史感，缺的是对亿万群众内心深处的价值理念终将影响和左右历史进程的信念。而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来说，清晰地认识这一价值目标，执著地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比什么都重要。

四、市场经济下实现劳动平等的特殊性

马克思劳动平等思想的核心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着明确的阐述。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的最终产品在扣除了各项社会需要之后，在劳动者之间按各人贡献给社会的劳动份额进行分配。“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进一步阐述为“劳动平等、报酬平等”。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只有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因此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权利上是完全相同没有差异的。这是实现劳动平等的充分条件，它排斥其他要素平等的权利，因此也天生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得劳动平等不可能在所有的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中同时同等程度地实现。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艰难。劳动平等是市场关系的产物，与所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目标和平等理念一样，它并不涵盖市场关系的所有内容。现代平等理念观点纷呈，大多以对市场过程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来区分，从分配平等、结果平等，到过程平等、机会平等，再到程序平等、资源平等、条件平等，等等。所有这些时间上相互衔接，而被纵向分割的阶段，其实是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因此从经济内容的角度看，很难说清它们之间的实质差异。劳动平等是例外，它突出的是市场制度横向切割的一个局部，要素关系的一种类型。劳动平等，而不是资本平等，或者土地所有权的平等。劳动力要素的平等，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应当成为全部市场关系中第一位的平等关系，具有价值与伦理的优先权。劳动平等包含了时序上衔接的各个市场阶段的平等，条件的平等、过程的平等、结果的平等、“可行能力”发展的平等。但它肯定不包括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或者说不能同等地看待各种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按照劳动平等的理念解构’市场经济的权利关系，市场交换中不同的要素平等可以区分为符合劳动平等的权利和违背劳动平等的权利。等量资本等量利润与等量土地等量地租都与等量劳动等量报酬相冲突，因而不再具有终极的正义性质。企业内部的考核制度、激励机制大体上符合“等量劳动等量报酬”的原则，但其道德高度也只有在企业利润（剩余价值）为劳动者公共占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

如此，劳动平等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

1.劳动平等与市场经济下其他公平原则并存，形成双重公平叠加的特殊现象。

市场经济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要素效率，“三位一体”的要素公平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不以社会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一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反映了市场公平的基本内容。表面上看，三种要素的地位是平等和对称的，实际上，市场经济的权力体系以资本为核心。劳动只有在为资本提供足够的剩余价值之后，才能得到属于它的工资。劳动平等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首先是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在此范围内，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归劳动者公共所有，劳动者在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严格表现为其劳动贡献扣除社会公共支出之后的相应份额。也就是说，在此场合，尽管“资本一利息”或者“资本一利润”的原则得到遵守，但其性质有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资本家阶级的收入来源，而成为劳动产品社会扣除的特殊形式。但是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在多种形式的非公经济中，个人收入分配仍然遵循“三位一体”的公式，劳动平等的实现在源头上受到限制。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平等与资本并不是平分秋色，各自在自己的领地发挥作用，双重公平的叠加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有主次之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保障劳动平等的“普照之光”能够对全社会发挥作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利用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巩固劳动平等的基本经济关系，在公有制企业中率先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并且通过市场的、社会的、文化的传播渠道，影响其他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上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执政党还需要通过系统和连贯的社会主义政策，调节社会分配，节制资本权力，提高劳动民主，改善社会福利，提供基本的“能力供应物”，以保障全体劳动者具有越来越平等的能力发展机会。所有这些都将提高全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实现程度，使得劳动平等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2.企业内部的劳动平等与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形成两个层面互动的特殊现象。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具有独立的产权，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营中自负盈亏。这就决定了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首先是在企业内部独立地组织，因此企业职工劳动的社会性质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企业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程度会有很大差异。处于垄断程度较高、资本密集产业领域的企业，相对于竞争程度较高、劳动密集产业领域的企业，职工同等强度同等复杂程度的劳动会实现为倍加的社会价值量。因此，企业内部的劳动平等、分配平等，不等于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分配平等。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必须从两个层面上考虑，企业内部用工制度、考核与激励制度的完善，并不能保证社会范围内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为实现劳动平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政党需要从整个社会系统综合考虑更多的问题，解决更多的矛盾。

然而，两个层面的劳动平等又是相互关联的：微观层面的劳动平等是基础，是前提。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普照之光”，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内部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是社会范围劳动平等的基础。而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则不仅是企业劳动平等关系的加总，而且是所有企业劳动关系发展的环境与背景。整个市场经济的公平秩序，执政党有关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对微观层面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维护、修复与补充。二者的互动与合力方才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平等的现实状态。

五、市场经济下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

不要以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平等程度一定更低。相反，目标明确，措施得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完全有可能建立一种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平等实现程度更高的市场经济，不仅是单个企业内部的更高程度的劳动平等，而且是全社会范围的更高程度的劳动平等。

市场经济恢复了流通领域“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利用一种分散决策的机制进行劳动时间的计量和分配，极大地降低了国民经济的交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实现劳动平等的交易成本，进而为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提供了基础性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是经历了近百年的实践探索，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才逐渐明白过来的。看看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吧，它基本实现了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计划中心通过集中指令调度国民经济，商品货币关系被压缩到了最小限度。但是它实现了完全的劳动平等吗？显然没有！劳动者并没有参与到社会经济的民主决策过程中，社会分工也与按能力分工相距甚远，其收入分配与其说符合平等原则，倒不如说更加符合平均主义原则，“大锅饭”、“铁饭碗”严重挫伤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将全部决策过程集中到一个社会计划中心，从而造成决策成本的畸高，劳动计量成本的畸高，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劳动平等为价值目标的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市场秩序的完善，稳定和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保障要素权利，维护合同关系，倡导诚信原则，规范商业伦理，尤其要规范公共权力。执政党的反腐倡廉是当前形势下完善市场秩序的关键环节，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市场经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就会严重扭曲，劳动平等的实现也就失去了基础条件。

历史的事实表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与劳动平等并不是一回事。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的平均化趋势恰好是违背劳动平等原则的，其平均化程度越高，离劳动平等的要求也就越远。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要花费巨大精力讨论按劳分配理论的原因。实践按劳分配，加强经济刺激，打破平均主义，正是那个特定时期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关键措施。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利用计量均等化程度的经济指标，如基尼系数等来计量劳动平等实现程度，具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当前这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明显超出‘按劳分配’可能产生的差距范围这种情况下，此类指标对于劳动平等的计量才具有参考价值，它意味着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显然已经与劳动平等的要求背道而驰。

必须强调，即使是完善的市场体制，也不会自然产生劳动平等的全面关系。流通领域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是提供了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计量方法，使得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能有一个大致的测度标准。但是，商品的市场交换并不能直接产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平等关系，相反，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等价交换，必然地产生出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执政党的底线，因为失去它，劳动平等的社会主义目标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当然，社会主义不能再回到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旧体制，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产权多元化和决策分散化。但是，保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一定份额以引导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平等的基本经济关系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在一个没有私人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微观制度中，才有可能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也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具有相当比重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平等的氛围，对其他经济形式的劳动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