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市场研究范文篇1

1·1问题的提出

经过近20年改革，我国绝大部分制造业已经置于竞争性市场环境中。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和改革理论，竞争能促进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结构的改善。我国已有部分制造行业呈现出上述趋势，效率水平不断提高，产品与技术迅速升级，生产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例如家用电器制造业、摩托车制造业、通讯器材制造业、计算机制造业等行业。国内外已有一些行业性实证研究，揭示了竞争如何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堆动着产业进步。[2]

然而，在另外一些制造行业中，竞争的作用似乎表现迥异。在这些行业中，生产分散、重复建设、效益下降、企业大范围亏损甚至全行业亏损等现象长期存在，而且尚未看到明确的改善趋势。在这类行业中，棉纺织业是一个有典型意义且颇具挑战性的案例。棉纺织行业看上去是我国制造业中进入竞争状态最早、竞争程度最激烈的行业之一，理论推论，也应该是效率改进最显著、产业组织结构最合理的行业之一。但是，这个行业却是我国制造业中持续亏损时间最长、效益最差、产业组织结构改善最不明显的行业之一。为什么竞争在不同行业会导致如此不同的结果？这是经济研究者有责任回答的问题。否则，人们有理由对市场竞争的作用产生疑虑，并将这些行业状况的改善前景建立在加强政府干预的基础上。本文将以棉纺织行业为案例，在对其改革过程进行描述和比较的基础上，判断棉纺织行业的转轨程度和转轨特点及其对行业总量规模和产业组织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以下几个最有争议的问题：

（1）为什么在改革过程中，有些行业会长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的问题；

（2）为什么在全行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的状况下，会有新投资者不断进入；（3）为什么竞争没有产生“优胜劣汰”和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显著作用；

最后就如何改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态势和减弱行业性困境提几点简略看法。应该如何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和转轨程度？市场定价比例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最经常使用的判断标准。[3]然而，仅用这两个标准有明显缺陷，还必须考虑是什么样的“市场”在决定价格以及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例如，是只指产品市场还是包括各种要素市场，是竞争性市场还是垄断性市场，是自由进出的市场还是限制进出的市场，是各类企业地位平等的市场还是存在歧视的市场，等等。本文用以判断转轨程度的标准有以下6条。[4]

1）产品市场环境：是否形成供大于求的竞争性市场环境；

2）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政府管制还是市场决定；

3）要素市场环境及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形成投入品、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竞争性市场，是政府管制价格还是市场决定；

4）进入与退出行为：各类市场是否可以自由进出，或是要受政府管制或干预。

5）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否平等竞争：对不同产权形式、不同投资来源的企业有无优惠或歧视性规定。

6）产权结构：是国有企业为主还是允许多种产权形式存在和相互竞争。

2·棉纺织行业的转轨过程和特点

2·1棉纺织行业是最早进入转轨过程的制造行业之一这一时期政府允许轻纺工业自销一部分产品，是官方认可的棉纺织业体制转轨的开端。[5]到1981年底，改革已取得明显进展，其标志是：

（1）基本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

从1980年开始，纺织品市场转向供大于求。虽然这个时期政府并没有正式解除棉纺织品的配给制度（凭布票购买），但许多棉纺织生产企业由于产品积压，只好采取“不收布票”的办法促销。[6]表明供求关系的变化。

（2）市场供求关系对产品价格已有明显影响

虽然棉纺织品在这个时期是计划价格，但企业为了促销，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这里略举几种。第一，新产品、优质产品加价销售；第二，“以好充次”，变相降低销售价格；第三，不执行政府制定的提价政策。总之，无论想加价还是降价，都是可以变通的。

（3）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但相对高于整个制造业

虽然这个时期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但棉纺织行业的转轨速度相对要快一些。首先，纺织行业资金投入中，“自筹”的比例较高。（见表1）。其次，自筹资金新建的企业，在劳动工资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第三，虽然棉花仍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如果当地建有棉纺企业，产棉区有能力变通“截流”。

（4）企业进入比较自由

从棉纺织行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和投资来源中自筹资金比例较高这些方面看，这个时期进入棉纺织行业已经比较自由。

（5）不同类型企业待遇不同的问题明显

由于产品和投入品价格实行“双轨制”和税制、贷款资格等方面的差别，棉纺织行业与其它制造业一样，存在明显的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待遇问题。

（6）产权结构仍然以国有经济为主综上所述，可以得到的判断是，棉纺织行业的转轨过程开始较早，某些方面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但不同方面的进度不同。与整个制造业相比，纺织行业在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产品价格决定、投入品使用方向、投资来源、自由进出等方面都较早开始转轨过程。但在主要投入品价格、企业差别待遇和产权结构等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2·280年代中后期的转轨进程

这个时期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有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80年代中后期，棉纺织行业的体制转轨仍在继续推进。

（1）产品市场继续供大于求，价格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

在80年代中后期，虽然棉纺织品在名义上仍实行计划价格，但实际上变通空间很大。据业内人士估计，“80年代初期以后，虽然国家对大多数纺织品仍在实行计划价，但实际考察表明，大多数纺织品贸易的成交价是受市场支配的”（邓中元、杨砾1991）。

（2）主要原料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断，其它生产要素市场的转轨有所推进

从1987年开始，对棉花购销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但前几年形成的多元化棉花供销渠道并不会随之消失，专营体制只是部分地发挥作用。[8]棉纺织行业是最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行业之一。从1983年开始，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纺织企业出现“招工难”问题，开始在效区招收农民工和到中西部地区招工，（徐息和谢泰1991）率先打破了城乡用工界线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限制。纺织行业投资继续保持相对较强的市场导向，是自筹资金比例最高的行业。见下面表1。

表1不同行业自筹投资和国家投资的比例

冶金煤炭石油电力建材森工机械纺织轻工19851.280.190.670.450.670.352.262.572.19

资料来源：杨沐（1989）：《产业政策研究》，第199页，表6.1，上海三联书店。

（3）自由进入程度较高（4）不同类型企业待遇不同问题相对明显

在这个时期，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产品定价、投入品的市场化程度和进出自由等方面转轨进程的推进，多数制造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已有明显改善。但由于棉花市场复归到严格的计划购销体制，使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在主要原料供应方面存在明显的地位不平等问题。

（5）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但速度慢于整个工业2·390年代以来的转轨进程

进入90年代以后，棉纺织行业的发展有以下特点。进入90年代后，棉纺织行业体制转轨继续推进。

（1）产品由市场定价（2）投入品价格仍然受政府较多干预（3）进入基本自由（4）各类企业地位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

经过90年代初中期的税制、金融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和各种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各种类型企业差别待遇的问题明显改善，但是对棉纺织行业来说，棉花专营体制继续使产棉区、非产棉区企业之间和计划内、计划外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待遇问题，到90年代中期，像棉纺织行业这样主要原料供应仍然没有市场化的竞争性制造业已经很少。

（5）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多元化，但国有经济的比重仍然相对较高在结束本节之前，对我国棉纺织行业的体制转轨进程和特点可作如下总结。

棉纺织行业是转轨开始较早、但各方面进展不同步、改革过程扭曲明显的制造行业之一。在70年末期到80年代初期，其改革进程快于大多数制造行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棉纺织行业的转轨进程在某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投入品市场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方面落后于大多数竞争性制造业。

3·制度环境、行业特点与棉纺织行业的困境

3·1生产能力过剩、过度竞争的含义及其在棉纺织行业的表现

在分析棉纺织行业困境时，最经常指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本节要提出的观点是，棉纺织行业的困境主要是制度环境扭曲和行业特点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直观类比有助于恰当理解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响。与许多制造行业相比，棉纺织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并不严重也不典型，按纺织总会的口径，现有4190万棉纺锭中，有1000万锭左右是过剩能力，即现有生产能力中有四分之一过剩。这在制造业中是较低的水平。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在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左右，但这些行业并没有出现全行业亏损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存在最严重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行业如家电行业，经过竞争与淘汰，已经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

看来，用生产能力过剩，并不能概括出棉纺织行业现状的独特性。用“过度竞争”能更恰当地描述棉纺织行业的现状。“过度竞争”这个概念首先需要定义，本文使用日本学者给予的如下定义：过度竞争”(excessiveCompetition)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个产业中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已经使许多企业甚至全行业处于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率的状态，但生产要素和企业仍不从这个行业中退出，使全行业的低利润率或负利润率的状态持续下去。[14]可以看出，“进入企业过多”、“全行业长期低效益”和“竞争及低效益不能产生淘汰作用”是“过度竞争”的三个主要表现。在我国，还须增加另一个特征，即在“过度竞争”状态下，仍有许多新企业继续进入这个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边积压、边亏损、边生产、边建设”的问题。

为什么在棉纺织行业会出现“进入企业过多”、“全行业效益低下”、“优胜劣汰过程不明显”和“一边亏损一边进入”等问题呢？我们将在上一节所描述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如下分析。

3·2制度环境扭曲的影响。

1·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必然导致要素供给方大量建立加工企业，而且这类企业往往具有成本优势2·各类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使产品市场竞争不能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企业间效率水平差别明显，“原有企业亏损但新企业不断进入”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行为

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新建中小型纺织工业的优势表现在低劳动成本、低价棉花稳定供应和行政隶属层次低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易于理解。第三个方面的含义是，新建中小型棉纺织企业与中央、省市隶属的大中型纺织企业相比，其行政隶属关系层次低，如隶属于县、乡级政府或村镇等。“低层次行政隶属关系”的优势表现为：第一，企业与所属政府利益紧密相关，这种相关性来自地方财政收入、就业等对所属企业的直接依赖，政府会尽可能给予企业有利的经营环境；第二，按照理论，主管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愈近，信息愈真实，监督与激励愈有效。[15]新建企业的这些优势，使其能够在原有大中型棉纺织企业经营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盈利。如果再考虑到老棉纺织企业的其它不利因素，如历史负担重、布局不当等，棉纺织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行业内企业间效率差距明显的行业。在市场经济国家，所有企业都平等地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成长，企业间效率水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否则必被淘汰出局，新进入者更难以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当众多企业亏损时，新投资者会知难而退。在我国，许多新投资者对企业间效率差异有清楚了解和对本身竞争能力有足够信心，其行为是理性而不是盲目的。

3·不平等竞争使低效益国有企业长期生存，导致“优胜劣汰”过程缓慢和全行业效益持续低下

国有棉纺织企业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棉纺织企业，存在着现实的退出困难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停产首先面临职工安置问题，处置不当，会影响社会安定问题。因此只要有可能，政府愿意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贷款使其维持下去。特别是棉花市场的管制，使政府有能力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企业的财务表现，使竞争力差的国有企业长期劣而不汰，这是棉纺织行业国有企业长期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低效率企业占有市场份额，阻碍了优势企业的扩张、全行业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组织的改善。[16]3·3行业特点的影响

1·规模经济不明显，大企业竞争优势不突出在一个市场相对份额下降、存在过度竞争、规模经济并不明显的产业中，大企业不一定比小企业更有竞争力。因为如果需求下降，相对于市场规模而言，大企业规模过大，因而缺乏活力。小企业虽然没有大企业资本雄厚，但若因经营状况好于大企业，则在竞争中小企业占优势是完全可能的。（OrdoverandSaloner1989）。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某些市场份额相对下降的行业中，大企业率先退出竞争，例如英国合成碱业和铸钢业在进入调整时期后，都是大企业率先退出。（GhemawatandNalebuff1985）。我国的大中型企业以国有企业居多，体制方面的不利因素多，因此“以小挤大”很可能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2·资产专用性强，存量调整困难，导致长期效益低下而不能退出

棉纺织行业长期效益低下而少有企业退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退出障碍强。一个行业的退出障碍主要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企业的资产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产品改变后毫无用处的资产(资产I)，这类资产也称为沉没资产；第二类是经过有成本的调整，可以适应新的产品生产的资产（资产II）；第三类是不需要调整就能适应新产品生产的资产，但是相对于新产品而言，这类资产的成本偏高，存在着更有效率的替代资产（资产III）；第四类产品是有广泛适应性的资产，产品改变不会使额外成本产生（资产IV）。（Mises1966）。

棉纺织行业的退出障碍较强，向其它行业的转产困难，这是由于纺织行业中的资产I和资产II占其资产的绝大部分。首先是机器设备的专用性很强，没有通用性：纺锭、织机只能纺纱织布，无法转产生产其它产品。其次是技术能力和操作工人技能的专用性也很强，纺织企业主要靠自已的力量可以开发的其它行业的产品数量很少。因此，所谓的“存量调整”模式，在纺织业向其它行业转产过程中很难应用。沉没资本比例较大的行业，在一定幅度亏损状况下继续生产，是一种合理选择。这里的“一定幅度”是指产品价格处于低于平均成本但高于平均可变成本这个范围内。[18]直观地讲，在这个范围内，生产虽然产生亏损，但停止生产的损失更大，因为固定投资是沉没资本，不可回收。不过，当企业处于亏损状况时，信誉下降，往往导致流动资金困难，使生产难以为继。如果企业有能力维持必要的现金流，继续生产就是合理选择。对我国的国有棉纺织企业来说，沉没资本比例高，又能在亏损状况下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因此一部分企业长期在亏损状况下继续生产就不难理解。

3．品牌作用较弱，生产集中过程不明显

不同种类产品商标的重要性不同。对有些产品来说，商标对购买者非常重要，因此这类产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创名牌，使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目前已有许多制造业市场开始呈现出向名牌集中的趋势，因此，虽然这些行业内也有相当比例的亏损企业，但由于部分企业可以获得较多利润，使全行业效益并不太差。相比之下，棉纺织行业的“品牌效应”较弱。棉纺织品是典型的“同质产品”，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只有产品名称，如“纯棉布”、“混纺布”等，并无产品品牌，或消费者不太重视产品品牌。因此，产品质量好、档次高的企业，难以通过“名牌”战略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也难于使产品价格处在合理水平。4·发展阶段转变的影响

我国棉纺织业目前的困境，还可以发展阶段转变的角度看待。从世界范围看，棉纺织行业往往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主导产业之一，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扩张后，又成为需要重点调整的产业之一，其原因是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从国内需求变化看，棉纺织品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生产扩张随即减缓；从国际市场环境看，随着出口量不断增加，贸易磨擦加剧，同时，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国家在生产纺织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会逐渐减弱。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和必经阶段。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中国棉纺织业具有一些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棉纺织行业的体制特点，使这个过程显得特别困难和持续时间较长。

4·几点启示及对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可以引出下面几点启示和政策建议，不仅适用于棉纺织行业，也适用于其它竞争性制造行业。

1·体制转轨各个方面不同步，会导致“竞争失效”，不能产生优胜劣汰作用，这是“过度竞争”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深入、全面推进体制改革

棉纺织行业的案例表明，当要素市场不开放、各类企业能以不同的价格获得要素、低效益企业能长期得到补贴、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时，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就会被削弱、扭曲甚至反向发挥作用。这是包括棉纺织行业在内的一些制造行业存在“过度竞争“问题的重要体制原因。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继续推进，形成正常的竞争环境，辅之以必要的援助退出政策，一个行业不会长期处于“过度竞争”状况之中。概括而言，这些行业要摆脱困境，首要条件是使其处于竞争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中。

2·产业组织结构决定于当时的市场环境，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选择都要考虑适用性问题

产业组织结构是由当时的市场环境决定的。中国过去长期存在有利于新建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所谓的生产分散、规模不经济等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合理反应（江小涓刘世锦1996）。对于人们经常批评的“技术先进、产品质量高档的大企业亏损，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中低档的中小企业盈利”的现象，也需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在中国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多层次的国家，对棉纺织产品技术与质量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消费者选择的是适用性，而不是单一的技术水平或质量标准。如果企业采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颇受消费者、技术专家和质检部门的好评，但若按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会导致财务困难，即当产品价格上升到可以维持财务状况的水平时，需求就会大幅度下降以至不能维持企业生存。仍然表明技术的选择是不适用的。总之，在市场经济中，“财务状况”是一个远比“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更优先的标准，一个项目是否成功，要看投资能否获得恰当的回报，这个标准达不到，其它指标是无意义的。如果通过压制、减少来自低成本企业竞争的方式，使那些新产品在高价基础上获得市场，其实质是通过损害消费者和一部分生产者（低成本技术使用者）的利益来保护另一部分生产者（高成本技术使用者）的利益。3·在结构剧烈变动时期，传统产业退出援助应该成为政府支出的重点之一，但应尽可能减少这类政策对市场功能的负面影响

以沉没资本为主的传统产业，在结构剧烈变动时期，会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要面对减产甚至关闭、破产问题，如果转产，需要大量投入。这个过程企业自身难以完成。特别当调整时期集中、涉及企业面广时，政府很难承受将此类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处理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二战以后，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慎之又慎，一般都实施一整套援助政策，推动调整过程，减轻调整的负面影响。对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是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政府支出的重点。对退出和转产企业的资金支持、失业救济、再就业援助和区域经济振兴援肋是政府援助政策的主要内容（江小涓1996b，第9章）。

但是，调整援助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导致企业的不当行为和减弱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当不存在结构调整援助政策时，如果生产设备过时或失去竞争力，企业就会淘汰和更新设备。但是，由于政府推行退出援助政策，对淘汰和更新设备给予补助，企业就不会自动淘汰任何设备，而是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得到额外援助，其结果是本来有可能自行淘汰的设备和主动退出的企业反而继续滞留在行业内。[19]结果是为了促进结构调整而推行的政策，变成了阻碍调整的原因。因此，允许市场竞争发挥作用是首要的，政府援助政策的重点是减弱这个过程的冲击，加强对那些被市场淘汰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和再就业援助，采取措施振兴那些因大量企业关闭而全面陷入困境的老工业区，而不是替代市场行使选择功能，决定哪些企业应该继续存在和发展，哪些企业应该缩减规模、关闭和被兼并。

[jiangxia1]

附表1建国以来棉纺环锭数量变动情况（万锭）

年份棉纺锭数

194950019822019

19852323

19903882

19924189

19964170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手册1996》，1996年数由纺织总会提供。

附表2整个工业及棉纺织行业所有制结构（以产值计）（%）

年份全部工业棉纺织工业

国有企业比重非国有企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非国有企业比重

198078·721·389·710·3198661·938·180·819·2

199054·645·465·134·9

199534·066·051·948·1

资料来源：全部工业的数据见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棉纺织工业的数据除1995年外，引自相应年份《中国纺织工业统计年报》，1995年数据引自《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综合、行业卷）。

注释：

马洪孙尚清（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吴文英（1983）：《狠抓转轨变型，改善企业素质，为进一步提高纺织工业经济效益而努力》，在全国纺织工业厅长会议上的报告，纺织总会提供。

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6）：“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国家计划委员会（1988）：《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控制棉纺能力盲目发展的通知》。

杨沐（1989）：《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

纺织工业部（1990）：《纺织工业部贯彻〈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的实施办法》，纺织总会提供。

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形势、思路、对策》，纺织工业出版社。邓中元杨砾（1991）：《当前我国纺织品供需特征、市场走势与相应对策》，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邓中元（1991）：《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新战略》，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徐息和（1991a）：《论90年代纺织工业的战略选择》，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徐息和（1991b）：《原棉供求平衡论》，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李大云等（1991）：《关于棉花问题的思考》，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徐息和谢泰（1991）：《论纺织业区域性迁移及劳动力流动》，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孔令安（1991）：《我国棉纺工业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

邓中元李智玲（1991）：《90年代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战略刍议》，载于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1991。纺织工业部（1992）《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纺织部、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严格控制棉纺、毛纺生产能力和加强化纤生产能力管理意见的通知〉的通知》。纺织总会提供。林毅夫、蔡方和李周（1993）：《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第9期。

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江小涓（1995）：《国有企业的能力过剩、退出及退出援助政策》，“经济研究”第2期。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1995）：《1978-19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的道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稻葵（1995）：《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第4期。

江小涓（1996a）：《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情况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上海三联出版社。

江小涓（1996b）：《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1996）：《中国棉花产需平衡研究》，中国纺织出版社。斯蒂格利茨（中译本1997）：《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江小涓刘世锦（1996）：《竞争性行业如何实现生产集中－－对中国电冰箱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期。李俊波（1997）：《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四大难点》，“中国国情国力”第8期。

泰勒尔（中译本1997）：《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5）：《1949-1984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7）：《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版。

纺织工业部（总会）：《纺织工业年报》，相应年份版。

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中国纺织手册》，相应年份版，纺织工业出版社。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a）：《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b）：《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A.AOrdoverandG.Saloner(1989):“Predation,Monopolization,andAntitrust”,inSchmalenseeandWilllig(eds)

P.GhemawatandB.Nalebuff(1985):“Exit”,“RantJournalofEconomics”,16.

T.Groves,Y.Hong,J.McMillanandB.Naughton(1993):“AutonomyandIncentivesinChineseStateEnterprises”,SanDiego,Processed.

C.Johnson(1984):"IndustrialPolicyDebate",ICSPress.L.Mises(1966):“HumanAction:ATreatiesonEconomics,Chicago”,ContemporaryBooks.OECD(1983a):"PositiveAdjustmentPolicies:ManagingStructuralChange",Paris,OECD.

OECD(1983b):"TransparencyforPositiveAdjustment-IdentifyingandEvaluatingGovernmentIntervention",Paris,OECD.

T.E.Petrietal(1884):"NationalIndustrialPolicy:SolutionorIllusion",London,WestviewPress.

minliShao,ShuheLi,&WEiyingZhang(1997):“InstitutionalChange:PrivatizationinChina”,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内部讨论文稿，E001。

R.SchmalenseeandR.Willlig(eds)(1989):“HandBookofIndustrialOrganization”,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

J.Vestal(1993):"PlanningforChange:IndustrialPolicyandJapaneseEconomicDevelopment1945-1990",Oxford,ClarendonPress.

--------------------------------------------------------------------------------[3]这两条标准学者和官方都在使用，学者的代表观点可见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编写的《1978-19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的道路》，其中指出，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其标志是三条：非国有经济在产出方面超过国有经济、绝大多数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见上书第32页）；官方的代表观点可见李岚清副总理1997年4月10日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商会年会上的讲话，其中指出：自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正在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85%的农产品、95%的消费品和80%的投资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见1997年4月11日的《国际商报》。

[4]这几条标准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Prof.DavidWall就这个主题的讨论。[6]这种行为早在1979年就出现，见〈国务院关于认真贯彻棉纱、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政策的通知〉，此后波此范围不断扩大。

[7]本部分对棉花供需情况和供给体制情况的描述，主要引自两份资料：徐息和（1991b）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1996）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中徐息和先生的论文对棉花供应与需求脱节的情况作了精彩分析，笔者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8]这方面的情况可大量见于当时报刑的有关报道。本文此部分的内容，较多的引自李大云等（1991）和徐息和（1991b）。[10]这方面的论述很多。纺织工业部（总会）的观点可参见这个期间纺织工业部（总会）各年度工作会议报告和杜钰洲（1994）；研究者的这类观点在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期“纺织经济研究”及其它报刊有关纺织工业问题的论文中都能找到，例如可见李俊波（1997）。[12]自96年开始，棉农向政府售棉十分积极，因为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但由于调销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棉价，棉纺织企业购棉不积极，压库严重，估计到97年低，库存棉已达国内棉纺织企业两年以上用棉量。各级供销社作为棉花专营者，深感压力，为了促销，纷纷突破政府规定的价格下限。并要求将价格下浮造成的亏损视为政策性亏损。政府反对这种行为，将棉价下调视为“违规行为”。见经济日报1997年11月8日刊登的供销合作总社的紧急通知“制止棉花供应价格违规行为”。[14]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文献中，“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并不是一个被经常认真讨论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竞争”的基本要素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在剧烈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市场本身的作用能够解决这类问题。对过度竞争问题比较重视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学者。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大量企业不能顺利从过剩行业中退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本定义主要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参见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6）。对这个问题稍详细一此些的分析，可参见江小涓（1995）

[15]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级地方政府与所属企业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改革过程的推动作用作过分析，例如Grovesetc.（1993）,Shao,Li,&Zhang（1997）。

纺织市场研究范文

2007年10月21日,国内首创的首个纺织指数――中国・柯桥纺织指数(以下称柯桥指数)正式。在柯桥指数三周年之际,10月25日,商务部指数工作会议在柯桥举行。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周如生主任介绍了柯桥指数运行三年情况及市场走势分析,义乌小商品市场、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叠石桥家纺市场、中关村电子市场等其他指数编制单位也交流了各自指数运行情况。

“中国纺织品道琼斯指数,世界纺织品市场的风向标。全球纺织品交易的晴雨表”,这是柯桥指数的目标和定位。柯桥指数的“横空出世”,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柯桥指数立足于纺织行业发展前沿,关注纺织创新资讯,汇聚纺织贸易动态,阐述纺织发展前景,科学预测行业前景,警示产业风险,成为深层次解读纺织贸易发展的一份重要资讯参考。

绍兴县委副书记、县长孙云耀表示,柯桥纺织指数的采集工作是绍兴纺织产业发展、纺织市场繁荣的重要载体,也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经营的重要指南和社会消费的重要参考,今后要在轻纺市场提升发展和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科学编制,为行业发展服务

“目前,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柯桥纺织指数是与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并驾齐驱的,与柯桥纺博会一样,是绍兴一张沉甸甸、叫得响亮的‘金名片’”。绍兴县委常委诸剑明自信地说。

柯桥指数在商务部、中国轻纺城以及相关研发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的高效运作,其意义日益彰显。厦门大学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所长杨灿认为。柯桥指数有利于加快综合性产业发展服务平台的建设,构筑功能更为完善的营销体系和贸易网络,从而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转变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方式,避免无序竞争,减少贸易摩擦,增强我国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纺织品市场对国际价格形成的影响力。

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周如生介绍,柯桥指数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立体化、系统化、综合化的指标。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指数的诞生,既是轻纺城市场发展的结果,也是商务部、浙江省政府、绍兴县政府推动产业进一步健康发展和提升的结果。柯桥指数涵盖了纺织品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外贸指数等方面,是一个科学完善的指数体系。在数据来源方面,集中采集轻纺城市场上千种代表商品的成交价格、成交量、成交金额等数据,采样范围依托中国轻纺城及绍兴当地多个面料批发市场、原料批发市场、大量纺织企业和贸易公司,样本库容纳了原纤、坯布、面料、家纺、服装辅料等5个大类、35个中类、288个小类,代表品种2000多个,而且单列出了“时尚面料”,突出了轻纺城市场时尚潮流的特征。

为更好地适应轻纺城市场发展变化,柯桥指数有序开展指数扩容升级,使指数反映的市场信息更全面,热点跟踪更到位。如联合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院专家课题组,对绍兴县规模以上企业进行调研考察,开展研发100纺织企业指数、面料创新指数等系列课题,使柯桥纺织指数更为全面、细致。柯桥指数至今,已价格指数144期,总景气指数35期,外贸景气指数和外贸价格指数35期。

不断成长的柯桥指数,逐渐成为反映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一面“镜子”,引领和促进行业转型升级。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更是成为经济领域内权威机构解读轻纺产业发展方向的风向标。柯桥纺织指数编制办公室通过多次市场调查,撰写分析报告反映企业需求,配合外国专家把脉轻纺城市场纺织产业发展情况。这些分析报告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政策研究室等经济领域内权威机构的关注。如今,更多的权威机构通过指数走势变化来解读轻纺产业的发展方向,了解绍兴地区纺织企业转型升级进程。

柯桥指数,成为绍兴纺织企业家决策的“导航仪”。越隆控股副总经理王荣根要求公司管理、采购、销售等部门了解每一期的内容。王荣根说,“越隆这样上规模的生产型企业,对于行业发展的关注要大于对企业产品市场的关注,因此柯桥纺织景气指数的推出,使我们企业找到掌握行业宏观发展态势的工具,节约了时间,减轻了信息收集与整理成本,成为企业不用支付工资的生产经营‘参谋’”。

提高应用价值,增强“话语权”

三年前中国・柯桥纺织指数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品牌的开始。三年来,指数编制部门经过辛勤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已经取得良好的经验和成果,其正确性以及与市场的关联度得到证实。

柯桥指数立足轻纺城市场优势,并借助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业力量推动指数快速发展。根据自身特点,柯桥指数编制办与国家纺织信息中心合作,参与纺织品分类标准的市场调研活动,提升了纺织指数在业内的知名度。树立了专业领域内的权威性。柯桥指数科研成果荣获国家工商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他们还与台湾逢甲大学开展统计成果交流,通过与不同统计体系之间的相互交流,考量了指数在更广阔范围的适用性。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主任徐国祥教授对“指数品牌价值”给出一个定义,是一种超越指数以外的价值,与品牌的知名度、认同度、美誉度、忠诚度等使用者对品牌的印象紧密相关,能给编制指数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用的价值。因此,良好的指数品牌价值是编制者的无形资产。虽然柯桥纺织指数诞生才短短的三年,但柯桥纺织指数今后的功能和品牌价值潜力无限,目前已扬名海内外,并被众多的使用者所接受,已逐渐成为世界纺织品市场的风向标和世界纺织品交易的晴雨表。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博士生导师汪军认为,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冠以“中国”的帽子,对于周际大环境来讲,就代表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国际上认可,则该品牌又成功了一半。因此,面对纺织品品种繁多,且变化复杂的情况,特别需要科学细致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指数“好用”“管用”,得到更进一步推广应用。

柯桥指数,开创之初,起点很高,目标宏远。这一点不仅当时就获得了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首肯,即使在i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中国商业统计学会会长翟志宏就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柯桥纺织品指数的作用和影响发表真知灼见,他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柯桥指数的服务功能和直观性,深度开发柯桥指数所包含的各类经济信息,不断提高应用价值。

纺织市场研究范文

中国纺织工业改革开放的30年，同样波澜壮阔，同样惊天动地。经过挑选的35个标志性事件，虽然并不全面，但是他们所代表的改革开放思想，他们的创新性、带动性和影响力，基本描绘出了中国纺织工业改革开放所走过的30年历程。

1、1978年11月7日，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

香港永新集团董事长曹光彪因为经营毛纺生意，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陈诚忠常有联系。“”后，陈诚忠希望曹光彪能帮助中纺公司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但当时的国产毛衫，花样古板、质量欠佳，很难推得出去；同时，地工厂生产管理落后，工人积极性不高，产品出了次货也无人负责。于是曹光彪表示不如由他到国来办一个工厂试试。为此，曹光彪草拟了一份建议书，提出：在接近香港或澳门的地方投资开办一间现代化毛纺厂，由地负责提供土地，香港永新负责提供机器设备、厂房图纸、建筑材料和人员培训，工厂建成后专门为永新进行羊仔毛、兔毛的加工生产。原料由永新进口，产品亦全部由永新外销。合作为期五年，机器设备费用以加工费作为补偿。建议书送出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曹光彪就接到通知，请他到澳门去出席毛纺厂协议书的签订仪式。

1978年8月31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协议，成立香洲毛纺厂。1979年11月7日，香洲毛纺厂正式在珠海落成。

曹光彪成为1948年以后第一位重返中国经济舞台并颇有建树的香港资本家。曹光彪由于一举投资数百万美元，在珠海开设了香洲毛纺厂，并由此而开创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一系列先河，被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由于曹光彪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取得了意料不到的示范效应，国务院于1979年9月颁布了《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补偿贸易在全国正式推广了。曹光彪的成功，香洲毛纺厂的先例，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补偿贸易的热潮风涌大地，“三来一补”为中国沿海省份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资金。曹光彪本人随后又在内地投资30多个项目，主要是纺织、染整、成衣以及电子、化工等行业。

2、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先生应邀来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

1979年3月，皮尔・卡丹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一个T型台上，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的台风流畅自然，表现出一种随意性。

皮尔・卡丹这次来华表演，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而皮尔，卡丹就是20世纪8C年代街谈巷议的世界名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确立了他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它还一度成为了高档服装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先入为主”的品牌效应，在它身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重新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3、1980年1月，上海纺织工业局试行利润全额留成办法。

经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批准，上海纺织工业局以局为单位试行全系统利润全额留成。试行办法规定：上海纺织系统必须在1979至1983年的五年中，以1978年为基数，确保生产每年平均递增8％，五年累计利润135亿元，五年净增利润26亿元，外销创汇1983年达到17亿美元。在此期间，全局创造的全部利润，上缴国家90.5％，留给企业9.5％。其中：40％为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各30％。从而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挂起钩来。

上海纺织工业局等单位试行利润全额留成取得成效。国家经委、财政部于1981年12月颁发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郝建秀同志在1982年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说，利润留成的办法，从国家对企业来说，以实行地区纺织工业局或公司为单位的全额利润留成比较适合纺织行业的特点，它可以集中一部分生产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统一安排全行业发展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和重大技术改造措施和集体福利事业。实行利润全额留成在全行业推行开来。

4、1980年，纺织工业部组织扩大企业自的调查。

为了深入研究在纺织系统扩大企业自的改革，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1980年10月，纺织工业部组织调查组到四川纺织企业进行扩欠企业自的调查，于12月24日，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四川纺织系统扩大企业自的情况和建议》的调查报告。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同志批示：“这样不断研究新情况很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批示：“这个报告有分析、有建议，是个好报告，请研究应转发一下。”刚刚恢复出版的国务院《参阅文件》第一期即作了转发。并加了按语，指出：“纺织工业部调查组的报告说明了扩大企业自、对于把企业搞活，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生活，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还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这个报告有分析、有建议，值得一阅。”“要不断总结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各项办法逐步完善起来，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在这年底的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贯彻实施。

5、1981年，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在改革开放的国策逐步明朗的形势下，东南沿海省市纺织系出现了合资办厂以至办外资(独资)企业的新现象。1981年，香港唐氏家族(唐翔千)与上海纺织局在浦东合资开办“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沪方投资60％，港方投资40％。一期工程引进了三套粗毛纺梳毛机，4508锭毛纺走锭，并配100台国产电动横机及相应的染整设备。年生产高档兔羊毛纱90万磅、兔毛衫10万打。企业成立五年，就获利人民币2039万元、创汇1347万美元、上缴国家税收1112万元。

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是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纺织行业实践对外开放政策的一次创举，为利用外资积累了经验，使纺织行业发展“三资企业”得到良好起步。其后，“三资企业”

越来越在纺织行业占有重要地位，到2007年全国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及外商资本占到37.24％。

6、1981年8月，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成立。

1981年，我国刚刚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以及与此相配套的上层建筑领域，开始进行改革，研究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八十年代初，受国际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第三次浪潮”的影响，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成为当时我国企业发展的关注热点。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正是在国家进行企业整顿、企业升级、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的情况下成立的。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深入到各省市纺织行业和大中型企业，在如何开展协会工作，如何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桥粱、纽带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先行了一步。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不仅在推进纺织企业改和管理进步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所运用的行之有效的培训、咨询、交流研讨、信息工作方法等，都是现在“大纺织”各行各业、各类协会开展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和手段。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是纺织行业成立最早的协会，也是中央各部委中最早成立的行业企业管理协会。

7、1982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通过中信公司发行日元债券在日本融资，开辟了借外债办大企业，谋求发展的新路。

80年代初，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原设计能力为年产聚酯切片50万吨(纺丝后所得涤纶，相当于当时全国化纤总产量)，总投资为10亿元人民币。在工程已经全面铺开、国家已投入3亿元资金购买设备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国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建设资金难以为继，工程将要下马的重大难题。在钱之先老部长亲自向国务院充分反映情况后，争取到工程由“停建”改为“缓建”。而续建所需的巨额资金由钱老部长找到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同志(后任国家副主席)商量出路。荣毅仁领导的中信公司，顶住“不理解”、“不合算”、“不赞成”等种种压力，作出了由中信公司出面发行日元债券，在日本融资的决策。1982年1月中信公司如期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很快就在日本销售一空。中信公司将募集到的资金80％投入“仪征化纤”，作为中信公司的股金(占30％的股份)，从而顺利解决了仪征化纤的续建问题。纺织工业部和中信公司联手办成的这项“借债建厂”的创举，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以发行债券方式，利用外资建人工厂的先河。

8、1983年，广东新会涤纶厂引进全国第一套涤纶长丝高速纺丝生产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纺织工业迅即快速发展起来，对纺织原料的需求人增，特别是化学纤维的需求。但当时，我国化学纤维生产技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产量不高，品种不多。1981牟全国化纤产量只有52万吨，其中涤纶17.6万吨，涤纶长丝仅仅34s5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81年广东新会县政府组织到德国等地进行涤纶项目考察，并在1983年全套引进全国第一条万吨涤纶高速纺生产线，快速建设，成功投产。

新会涤纶厂引进涤纶高速纺生产线的意义在于，他们当时解放思想，大胆突破计划的束缚，主动根据市场的需求趋向，积极追逐国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成套引进，规模化生产。为国树立了典范，在中国化纤工业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9、1983年4月、11月，《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关于浙江省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的报道，他的改革精神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学习。

1980年，步鑫生担任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当时全厂300多名职工，年产衬衣40多万件。然而，质量问题、产品积压问题、吃“大锅饭”问题……一一摆在面前。针对这些问题，步鑫生“离经叛道”，以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进行解决。在打破“大锅饭”上，学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抓质量中，实行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在打响自主品牌上，敢在上海最繁华的马路上做广告，“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为打开衬衫销路，主动加强与商业部门联系，召开订货会，请全国各地百货公司负责人来，吃住行全包……仅两年时间，海盐衬衫厂年产量达130万件，跻身全国著名衬衫厂行列，两年实现利税164万元，在当时的中小企业中实属不易。

步鑫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先行者而名闻全国的新闻人物，他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6日发表“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报道，并以编者按的形式披露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步鑫生的一套充满改革精神的经营管理办法，诸如“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生产方针等，使广大企业负责人深受启发，全国掀起了学习步鑫生的热潮。尽管步鑫生后来由于投资失误等问题企业失败，但是，他敢于改革创新的精神，他所起到的影响带动作用，至今仍值得肯定。

10、1983年5月，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我国进入了坚持“两个文明”建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新时期。

在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为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研究和探索新的历史时期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新经验，推动行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3年5月，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成立。

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全国首家成立的行业性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团体，开创了探索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先河。25年来，中纺政研会在行业乃至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创办了由总书记题写报名的全国唯一的一份政工专业报――《中国企业政工信息报》；创办了国首份政工类刊物――《纺织政工研究》，薄一波、邓力群、钱之光等中央领导为创刊号题词；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政工研究机构――中纺政研会华东研究所，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该所成立五周年座谈舍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纺织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了全国纺织职工演讲团，先后到全国纺织集中城市演讲39场，直接听众6万余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郝建秀在中南海接见演讲团成员，对演讲团的演讲予以高度评价；发起国务院21家部委联合主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知识大赛”，全国各行业参赛职工达300万，共中纺织职工20万

人，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吴邦国作了重要讲话。

11、1983年，全国纺织新产品展销会在京举办。

1983年6月15日～7月15日，全国纺织新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从新产品共1.1万余件中，选出4000余件，分棉、毛、麻、丝、色织、针织、复制、工农业生产用品、少数民族用品、装饰用品10大类进行展出。展销会开馆29天，前来参观的共达40余万人次，销售金额共880多万元。展销会期间，还有学术交流活动4C多次。当时的全国人大、国务院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全国纺织新产品展销会，并作指示。

此次展销会开创了由工业部门组织土产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的先河，是纺织企业从统购统销的土产计划型向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生产经营型转化的重要事件，在业造成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日后各类专业展会的举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内需消费和外贸出口。

12、1983年7月，纺织工业部设立“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的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创新。

上世纪80年代初，振兴纺织业再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把整个纺织系统的调研力量组织起来，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纺织业的新思路、新政策。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迅速得到国务院编委批准，进入纺织部直属事业单位序列。以部办公厅原有调研力量为基础，加上从各业务司局抽调的一批专家，组成以研究纺织业实际问题见长的研究队伍，而由办公厅主任吴鹤松和资深经济专家俞鲤庭主其事。并由部领导出面，聘请马洪、于光运、陶力、卢绪章、陈立、苏星、季崇威、郑戈恒、张彦宁、吴俊扬、张磐、董辅等三十来位经济学家为顾问。

“中心”成员单位，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纺织厅局的相应调研机构，纺织系高等院校、科研设计单位的经济研究机构，以及纺织工业部门的经济类学术团体。

“中心”的研究领域涵盖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经济体制、经济法规。

在这样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咨询机构积极参与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纺织部陆续出台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全新的产业政策。特别是：

调整产业结构，致力于深加工，发展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三人类最终产品”，使之成为纺织业的三大支柱。

整个纺织系统实行“三个转移”：从以国内市场为主转移到保证国市场的同时，着重抓出口创汇上来；出口纺织品要从以量取胜尽快地转移到以质取胜上来；一切生产围绕发展最终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

抓住世界范围纺织服装产业大转移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幅度提升国际市场份额。

发挥“大纺机”优势，推动服装成为内销和出口纺织品中都“挑大梁”的角色。

充分肯定乡镇纺织服装业、特别是产业集群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行业管理、信息服务，引导其健康、持续发展。

早在1983年下半年，就依据深入调研对国内纺织品市场供求关系作出“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的判断，并通过媒体广为宣传，使纺织系统的生产与销售较早地适应卖方市场新形势，取得了主动。

13、1983年12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纺织品实行敞开供应。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况，特别是纺织品一直限量供应。刚刚改革开放几年时间，我国纺织工业就有了快速发展。1983年四季度，面对国城乡纺织品市场连年供过于求的新局面，纺织工业部在认真分析纺织品产、供、销、库存的现状和趋势后，因势利导，提出停收布票，促进纺织品商业零售的政策性建议。与商业部等有关部委会商，并迅即取得共同认识。随即由商业、纺织两部共同上报国务院，形成中央决策。陈云同志为稳妥、审慎，决定在国务院批转的“商业部通告”中，将停收布票的时间先限制在“1984年”。以商业部名义在1983年12月1日的通告，最后的完稿本，提法极为谨慎：“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1984年不票。”

这一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的改变，实际执行后效果超过预想。全国城乡纺织品市场风平浪静。由此不仅终结了实行整整三十年的凭票购买棉布、棉絮的供应制度，而且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结束“短缺经济”、人民群众过上温饱生活、小康生活最早最有力的佐证。

14、1984年8月12日，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第一步下放七项权限”的通知。

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在国务院第‘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十条规定的基础上，纺织工业部做出先下放七项权限的决定。七项权限即：(1)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指导性计划指标和市场调节的范围。(2)小型基建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地方。(3)质量指标的制订、考核下放给地方管理。(4)关于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5)关于技术引进和技贸结合项目的审批权限。(6)关于科研项目的管理权限。(7)对经济特区、14个开放城市和海南岛实行特殊政策。

这一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其中“商品经济”的提法，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曲折的表达。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开始被退步打破。

纺织工业部提出先下放七项权限，是纺织工业开始打破计划经济樊篱的标志，代表性的是将过去纺织工业18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一下缩减为只剩化纤用聚合物、化学纤维和纱3个，并明确指导性计划产品，地方和企业可以按照计划指标，结合市场需要和原料资源安排生产。

15、1984年，创办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中国纺织政工干部业余进修学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新形势下更需要相应政治思想工作人才。1984年11月，纺织工业部、中纺政研会在北京召开了创办“中国纺织政工干部业余进修学院”筹备会议。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长邓力群在给部长的信中指出：“为提高纺织职工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创办纺织政工干部业余进修学院，是十分必要的。”1985年1月学院正式创办，1986年3月，获国家教委正式批准，纳入国家教育函授系列，定名为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学院成立十年，培养大专毕业生十万三千多人。

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的创办，不仅为纺织行业增加了一大批具有大专水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才，改变了企业党政管理干部队伍的结构，为纺织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启发

和带动了其它行业，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16、1984年12月28日，国务院召开第55次常务会议，听取并讨论纺织工业部关于纺织工业改革问题的汇报，决定在十天之内制定并发出关于纺织品进出口问题的文件。

20世纪8n年代，国际纺织品贸易竞争激烈，我国纺织工业面临严重考验。要在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重要的一环是对原来不合理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促使企业及时掌握信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善经营管理，改变纺织品出口结构。因此，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青岛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青纺联)的试点。“青纺联”走出了工业生产企业联合起来，经营进出口贸易，自负盈亏的新路子，国务院十分关注纺织品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在第55次常务会议上指出，要放手搞工贸结合，肯定“青纺联”的形式，并提出，鉴于纺织品出口问题复杂，要求由田纪云、张劲夫同志召集计委、经委、体改委、经贸部、纺织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在十天之研究决定并发出具体办法的文件。1985年1月8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纺织品进出口若干问题的决定》。

55次常务会议在行业外引起强烈震动，这次会议决定的外贸体制改革内容，不仅促进了工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快速扩大了出口的步伐，而且更看到了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工作效率。

17、1986年4月2日，年产1.5万吨大涤纶短纤维成套设备研制成功，通过鉴定。

1982年5月9日，总书记在一个文件上，对国产1.5万吨／年涤纶抽丝设备的试制工作，作了重要批示：“这可以算一项先进设备的攻关项目。这套设备明年成功以后，应考虑公开表扬，长志气，鼓干劲。”批示有力地推动了这套先进设备的研制工作。

1986年4月2日，年产1.5万吨的大型涤纶短纤成套设备，在江苏仪征化纤公司通过部级鉴定。鉴定结论为：“这套设备设计合理，运行稳定，产品质量和主要运行指标都达到了当代国际水平。”

这次攻关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国纺织工业坚持自主创新，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加快化纤设备国产化的信心。去年我国化纤产量已达2414万吨，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以大容量、高起点、低投入，全部国产化的聚酯及配套的长短丝工艺、装备、工程为代表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先进化纤产能占到总能力的70％。

18、1986年10月24日，国务院召开121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将服装工业划归纺织部实行行业管理。

解放以后，我国对工业实行工业行业管理。纺织是个独立的部门，而与纺织密切相关的服装行业则在轻工业部手工业局管理，纺织服装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1986年10月24日，国务院召开121次常务会议，专题讨论扩大纺织品出口，振兴纺织工业问题。会议指出，纺织品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增加出口创汇的重点，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解决纺织行业的困难，尽快把纺织品出口搞上去。同时决定，把服装和丝绸归口纺织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1月29日发出通知，从1987年开始，服装行业计划转到纺织部门，轻工部所属服装工业总公司成建制地移交给纺织部，各地轻工系统所属的服装工业公司和企业单位的移交时间，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国务院认为，将服装行业归，纺织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这一体制上的调整，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全行业的综合优势，对提高我国纺织品加工深度，扩大纺织品出口和满足人民需要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国务院这一决策的正确。服装工业与上中游的棉、毛、麻、丝纺织以至化纤工业，逐步做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形成显著的多赢局面。实行“大纺织”行业管理对提高服装行业的工业化水平，促进面料行业发展，扩大服装出口，满足国人民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

19、1987年，国营西北五棉大规模引进国际先进水平装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

1987年，国营西北第五棉纺织厂针对国内外纺织品市场的发展趋势，围绕替代进口、扩大出口，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改造传统产业，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以建立国第一条生产床上用品面料生产线为目标，实施了棉纺织重点技术引进改造项目，投资一亿多元人民币，从日本、比利时引进227台2.8米及3.6米宽幅喷气织机及配套设备，同时从德国、瑞士引进织前工序的关键设备――祖克浆纱机和贝宁格大卷装整经机，一举形成了国最大规模的宽幅织物生产基地。

西北五棉此举，开创了国内棉纺织行业大规模引进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织造装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工程的先河。不仅使该厂在产品结构上实现了重大调整，为增加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全国各地纺织企业的纺织技术装备引进树立了典范，加快了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加速了企业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还对国应用研究喷气布机相关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和装备国产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20、1988年5月10日，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以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为主体的服装教育高等学府――北京服装学院诞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服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服饰水平的提升以及出口的不断扩大，使得对服装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需求越来越强烈，为适应服装工业的蓬勃发展局面，经国家教委同意(1987年10月)，纺织工业部将已有二十几年历史的部属院校北京化纤学院改建、扩建并更改校名，建成“北京服装学院”。1988年5月10日举行命名典礼大会。国家副主席王震和陈慕华等领导同志出席命名典礼大会，纺织工业部部长在大会上敌辞。

北京服装学院的建立，足纺织系统落实“科教兴国”国策的具体部署。二十几年来，北京服装学院培养出大批从事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事业的设计师、工程师、艺术家，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纤维材料、纺织品加工、服装企业管理等)的专家、科学家、企业家。由于北京服装学院的建立，完全符

21、1988年7月，第一届中国国际纺机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合形势和市场的需求，引发了全国各地众多高校相继创设服装院、系、专业的热潮，很好地解决了服装工业的人才培养问题。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上百个高等院校中设立服装及其相关专业。

由纺织工业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纺机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田纪云、宋任穷、廖汉生、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幕式。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0家厂商，带来了510多台先进的纺织机械和仪器参加了展出、我国也有60多个纺机厂展出了60多台设备。展览会在纺织行业引起强烈反响。

这次展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纺织行业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展，它不仅使我们近距离的看到了国际先进的纺织机械，体会国际纺织先进水平与我们之间的差距，还使我们感到通过举办这种大型国际专

业展，可以更好地掌握信息，了解行业发展动向，充分进行国内外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开阔思路，还可以结成贸易伙伴，开展贸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后几年，纺织行业的各类大型国际展览会、博览会纷纷开始举办。

22、1989年12月2日，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落下帷幕。

1989年，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叶继红夺冠，并评选出了十佳模特。当时正在珠江开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带领十几个部长前来参观了比赛。这让欠赛成为中国模特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实际意义上的全国性模特大赛，是国第一次具有权威性的大规模时装模特比赛。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逐步与世界接轨，正在奔向小康的中国社会已开始追求时尚、流行。

23、1991年12月21日，国务院纺织机械引进和国产化领导小组成立，开始了两机项目的技术引进国产化工作。

90年代初，我国纺织品一度大量积压，全行业进行限产压库，同时开展了技术改造工作。重点定在提高纱、布质量，迅速提高自动络筒机和无梭织机国产化水平。朱基副总理在1991年11月1日听取纺织工业部技术进步工作汇报时说：“现在的纺织设备不行，我再次讲，纺织工业部要把纺织机械制造工业摆在突出的地位来抓。要成立一个联合机构搞这项工作。把有关的工厂、部门、科研系统都吸收在一起。请经贸部、机电部、航空航天部、科委、中国银行等参加。”12月21日，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扬昌基同志宣布国务院纺织机械引进和国产化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领导小组领导下，以自动络筒机、无梭织机为重点开展技术引进国产化、技贸结合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92年，先后有德国赐来福公司、日本津田驹公司、丰田公司、瑞士苏尔寿公司、意大利萨维奥公司等与申方企业签订了转让设计制造技术合同。

两机项目实施技贸结合，搞技术引进国产化，为我国加快提高纺织机械设计制造水平打开了一条路。1997年我国纺织机械出口只有1.49亿美元，2007年出口已达15.28亿美元，增长了九倍多。

24、1992年上海第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等挂牌上市。

1990年12月19日，1991年7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纺织行业也开始利用资本市场的尝试。1991年12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组建上海第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合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先后正式挂牌，并发行股票，为纺织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迈出了第一步。企业上市融资，成为纺织放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截止2007年末，我国A股上市的纺织行业上市公司达87家(扣除主业转型的公司)。

25、1992年11月3日，重庆市中极人民法院正式宣告重庆针织总厂破产。

重庆针织总厂始建于1950年，曾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国有针织企业，拥有4000多万元资产，近3000名职工，在全国十大针织联合企业中排名第三。该厂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也曾经为国家建设和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立下过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该厂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变能力日益减弱。当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重庆针织总厂也就暴露了机制、体制痼疾，管理混乱、市场竞争不力等致命弱点。从1986年起连年亏损，债台高筑。到1992年申请破产时亏损已达2000多万元，负债8000多万元，负债率高达191％，被迫走上了破产的道路。

重庆针织厂的破产，是国有企业改革第二步的标志性事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企再次松绑，国企改革深入产权制度，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通过明晰产权和实施关停并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开始理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从1995年起，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出现了高潮，1996年，全国破产试点城市扩展到56个，1997年达到111个城市。2000年，企业破产工作基本全面推开。

26、1993年5月15日，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世界著名服装大师瓦伦蒂诺、吉安弗兰科，费雷和皮尔・卡丹。

1998年5月14日，第一届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CHIC)由经贸部和纺织工业部批准在北京开幕。主席在CHIC开幕的第二天，就在中南海接见世界著名服装大师瓦伦蒂诺、吉安弗兰科・费雷和皮尔・卡丹等，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接见国际服装界人士。在这届集国际上吏易模式、服饰文化模式、引导模式三位一体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服装博览会上，三位世界大师展示力作，倾倒观众。已经有500年历史的天坛祈年殿第一次被灯光打亮，“世纪风”大型服装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时空跨度大，文化反差强，令中外观众震撼。

主席接见三位服装大师，表明纺织服装业在产业界中的地位，设计在纺织服装业中的地位，充分得到我国领导人的认可。

27、1996年，杉杉集团花百万元高薪聘请设计师。

90年代，服装工业快速发展，1996年服装产量已经超过百亿件。设计、时尚、品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1996年4月，全国服装行业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时任中国纺织总会副会长的杜钰洲在会上提出了名师工程。下半年，杉杉集团在全国的一些报纸上以百万元重金向全国招聘优秀的设计师，并成功地聘到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设计师张肇庆和王新元，全资设立北京杉杉法涵诗时装有限公司。为两位设计师提供了300万元／人，年的设计经费，被业人士认为“杉杉为他们设立的设计总部，投入的设计资金都堪与国际大企业媲美。”

杉杉此举在产业界掀起波澜，一些名企纷纷响应，一批时装设计师涌现出来，进一步促进了时尚设计氛围，推动了国时装设计的价值与设计师价值的提升。

28、1997年11月1日，朱基副总理在上海召开三省一市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议，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把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

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情况愈来愈突出，全国工业国有企业处在极为困难的时期。仅纺织行业国有企业1996年亏损额达106亿元，全行业处在危机之中。1997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朱基副总理在上海进行调研，并于11月1日召开了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三省一市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当前，国有企业再不改革后果非常严重。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这就是纺织行业。因为国有企业当中最困难的行业是纺织行业，如果能把纺织行业的改革和脱困解决好的话，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次上海座谈会是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不久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国务院领导的亲自关怀下，纺织行业开始了三年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棉纺纱锭，分流1211万职工，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的攻坚战、并且全面启动了中国纺织工业的战略大调整，使中国纺织工业朝着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扩大市场、加速出口、实现全面进步，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9、2001年2月19日，撤销国家纺织工业局，纺织产业协会全面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舞台。

按照加强综合管理，取消专业管理的改革思路，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国务院_提出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并经全国人大通过，决定撤销国家纺织工业局等九个专业管理局，组建行业协会。

这次机构改革，标志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纺织行业一直沿续52年的专业部门管理结束，原来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专业管理体系也不复存在，而1998年建立的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进行改建，并且组织起已经建立的各专业协会、综合性协会及相关事业单位，形成一个部级纺织协会体系，全面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这个部级产业协会体系以服务为宗旨，构建纺织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成为全国纺织行业的代言人。随着这次改革，地方各区域纺织行业组织不断完善。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纺织行业协会组织逐步形成网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逐步开始发挥作用。

30、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政要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性，决心全方位融入这一必然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也表明中国准备好了将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同世界接轨，接受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共同规则和竞争政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纺织工业关系重大。从1948年缔结的“关贸总协定”到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一直把纺织品服装国际贸易列为重要议题。早在1973年，各主要纺织品服装进口国和出口国就在“关贸总协定”的范围内达成《多种纤维协定》。1993年12月，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生效，与“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之日同步。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深受配额限制之苦的纺织品服装外贸出口大大得益。先是赶上“分阶段取消配额”的最后三年，在2002年－2004年间得以初步释放能量(出口能量)；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三年中增长83％，2004年达到974亿美元，2005年全面取消配额后(虽然对美国、欧盟仍有过渡期)，又得到新一轮大发展。2007年出口达到1756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80％，比2001年的533亿美元增长2.3倍，平均年增长22％。

31、2002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开展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内容的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工作。

计划经济年代的纺织工业，主要靠计划布点发展，绝大部分企业都在城市里。改革开放以后，以县、镇区域经济为主的纺织产业集群地区快速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品、一县一业，特色集群逐步形成，发展壮大，成为全国纺织经济的重要基础。但是集群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尽管有些集群很不错，但总体上讲，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区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为了提升集群地区产业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战略性地进行了纺织产业集群的试点工作。2002年12月24日，命名了19个县(市)、19个镇为试点地区，得到了集群地区的热烈响应。6年来，试点地区扩大到了14s个(67个县(市)、78个镇)，这些地区共有17万户纺织企业，800万职工(基本是农民工)，纺织经济占全国纺织经济总量的40％以上。

纺织产业集群地区是中国纺织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纺织服装产品的主要生产地，通过试点方式将集群地区组织起来。从服务的角度，进行引领、指导、协调、帮助，对摸清行业脉搏，反映行业情况，完善产业政策。促进行业经济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32、2004年8月19日，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和上海长宁区合作建立的上海时尚园正式开园。

在上海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联合上海长宁区人民政府利用原上海汽车集团离合器厂闲置厂房，建立起时尚产业园区。这个园区主要是利用上海优越的都市生活环境和丰富的国际商务资源，以设计师为核心创造先进生活文化和自主知识产权，促进原创品牌和都市时尚产业发展。上海时尚园围绕“原创品牌孵化、生活文化创新、职业技术培训和时尚信息”四大功能建设，一期工程7800平方米，已有包括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电脑动漫设计、工业品设计、成衣设计、面料设计、形象设计和时尚传媒、职业技术培训、知名品牌公司等几十家机构入园。

上海时尚园开园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李长春、俞正声、陈至立以及五十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先后参观视察、指导。在都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尚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各地争相发展的时候，上海时尚园给大家很好的启发和借鉴。

33、2005年5月31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推广委员会在京成立，《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在纺织行业推广试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外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格外被国外关注。由于我国纺织行业企业众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程度不一，国家又没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标准，许多纺织企业常受国外厂商重复验了之苦，因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下，把加强纺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当做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2005年5月31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联合160多家纺织骨干企业发出倡议，在全行业加强社会责任建设，并积极推广执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

纺织行业是全国各产业中最早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行业。《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在制订过程中，得到国家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领导、专家的支持，成为全国第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纺织行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不仅提升了行业的内在竞争力，而且为国家在社会责任建设方面，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34、2006年4月，杜钰洲会长提出纺织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必须提高科学技术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纺织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杜钰洲会长在

2006年1月全国纺织行业工作会议上总结“十五”纺织工业发展时说，“十五”期间是我国纺织行业发展最快、步于最大的五年，是中国纺织行业技术进步步伐最大的五年，是中国纺织行业质量效益提升最快的五年，是中国纺织行业市场活力发挥最充分的五年，也是中国纺织行业融入全球化倍受国际关注的五年。同时指出，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十五”期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发展运行实践，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纺织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集中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自主品牌的实力薄弱……对纺织行业的发展前提，无论从外部条件，还是内部问题来分析，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把纺织经济切实转入到科学发展的轨道

当年4月在2005～2006年度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力会上，杜钰洲会长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品牌、依靠职工的素质上来。提高科学技术对我们行业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自主品牌对中国纺织行业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率。

两个贡献率的提出，得到全行业的认可，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35、2007年1月19日，全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联盟成立。

2007年初，来自全国各地50多家知名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代表汇集广州，成立了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