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的知识观范文篇1

关键词：人本主义课程观；三维目标；优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2-7711（2014）14-035-2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等以人本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课程观。对当时西方传统的教育过分注重知识的机械传授，忽视学生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这一理论推动了我国素质教育观的提出。2001年以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为标志，我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中蕴含着许多新的教育理念，人本主义教育理念正是其核心理念。新课程改革可以说处处渗透着人本主义教育精神。新课程标准中三维目标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因此运用人本主义课程观优化三维目标，提升课堂效率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三维目标要有知情统一的人本性

人本主义教育主张知情统一的教学目标观。以整体发展论的观点来审视人的发展问题。但是新课程三维目标却因为课堂围绕高考转，往往就只重视知识与能力目标，忽视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学生成了被迫接受知识的“容器”和无休止作业的“机器”。导致学生人格不健全，由此引发的焦虑、抑郁、人格分裂等问题相当普遍，甚至自杀事件也时有发生。人本主义教育家罗杰斯认为，人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认知和情感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彼此是融为一体的。情感是获取知识的土壤和动力，它能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和潜能的开发。知情统一才能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教育目的。

三维目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知情统一。还因为知识属于人的认识的范畴，无论新知识的获得还是旧知识的掌握都离不开认识的主体，而离开过程和方法，学生就成了装载知识的容器，更谈不上作为人应具备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出现人本性缺失，从而导致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

二、三维目标陈述主体是学生

人本主义教育主张“自我实现”的教学过程观，强调人的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价值。罗杰斯在《关于教和学的若干个人的想法》中说“唯一能够影响一个人行为的知识是学生自己发现和化为己有的知识”。人本主义教育的教学目标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我实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教育家马斯洛说，“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丰满人性的形成，是人种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发展”。同样新课程标准也强调教学的行为主体是学生，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重视以学生的“自主学习”来实现目标。所以三维目标设计应以学生的“学”为出发点，把学生作为教学目标的主体。教学目标应陈述的是学生的学习结果，即陈述通过教学后学生掌握什么或会做什么，而不应该陈述教师做什么。例如，陈述目标时应使用“学生掌握……”、“学生理解……”、“学生形成……”等方式。

三、三维目标离不开良好的学习环境

人本主义理论从人性本善的假设出发，相信人，信任人，认同人性原本是善良的。认为人都有学习潜能和自我实现的趋向，学生都是想学习的。对知识的主动探求和对情感道德的积极探寻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独立的智力活动和心理体验活动。要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和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必须创设一种自由、宽松的课堂气氛，使学生能按自我实现的方向去探索与发现，进行积极主动的有意义学习，主动汲取知识并愉快地形成人格。另外，还应使学生有充足的自由空间去思考和想象、体验和表达、探索和创造，让学生充分享受学习中的快乐，提高学习兴趣，从而真正使课堂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乐园。这样，学习环境的民主自由首先使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得以达成，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学习和体验，成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这两维目标得到了落实的动力。

四、三维目标要体现教学方式的转变

罗杰斯认为，凡是可以教给别人的知识，相对来说都是无用的，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知识，只能是他自己发现并加以同化的知识。在《学习的自由》一书中罗杰斯明确指出：“只有学会如何学习和学会如何适应变化的人，只有意识到没有任何可靠的知识，唯有寻求知识的过程才是可靠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罗杰斯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如何进行学习的方法或经验。这些方法和经验可以运用到以后的学习中去。所以，最有用的学习是学会学习。罗杰斯的上述思想被称为“学习是形成”的观点。所谓学习是“形成”，就是在“做”中学，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如何进行学习。因此在三维目标的设计时，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的资源，提供一种促进学习的气氛，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学习，发展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潜能。

五、三维目标要体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人本主义理论对师生角色进行了的新定位，倡导“意义学习”，反对教师以知识灌输为主及居高临下的方式，主张“学生为中心”、“教师即促进者”的教育理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如朋友一样，在尊重人格、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充分发挥两者的积极性，建立一种民主、平等、和谐、互相学习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要引导学生创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形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六、三维目标要有利于学生自我评价

在“完整人格”、“意义学习”理论基础上，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提倡自我评价模式。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对此给予积极反馈，使学生自我评价更加客观。但事实上教师侧重用分数评价学生的学习非常普遍。因为这种评价机制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们要反对以考试和考核为主的外部评价，提倡自我评价，改进传统的评价机制，建立多元性、发展性、差异性的教学评价体系。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比如，让学生主动地与自己进行纵向的比较，而不是与别人进行横向的比较。这种纵向的比较就是发展性的评价是，有利于学生全面认识自己的过去，正确地为自己的现状定位，合理科学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学生可以从自身的兴趣、个性发展、基础情况等因素进行评价，这就是差异性的评价，有利于学生个性品质的形成，不断完善自己，激发学习潜能，形成完整的人格，实现自我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社，2007（04）.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7--02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明代中期，我国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就提出“知行合一”这一个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与行也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行的关系，一般来说，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标志人的外在的行为的范畴。1（P106）知行关系是我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式与意义。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是针对明中期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的社会状况，理论和言行脱节的社会时弊。他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功夫，事上磨炼。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也正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精髓所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实践活动越来越注重对物欲的追求，即过分追求金钱、权势等，出现了道德滑坡和道德缺失的现象。在文化发展中，也屡屡出现理论无法得到践行等知行脱节的情况。所以，“知行合一”这一实践理论，不仅仅在中国古代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也同样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P80）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党和人民都需要做到“只能必行”、“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知即必行

在知行讨论中，“真知”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重要观念，真知指真切之知。就道德知识而言，真知表示人已获得了高度的道德自觉。回顾中国哲学史知行观念的发展，在宋儒的理论观念中，知而不行，不能把自己所了解的当然之则付诸实践，表明行动者还没有达到“真知”。因此，“真知”这一观念虽然并不直接包括行为，但包含了“必能行”这一性质。程朱在知行讨论中也反复强调“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真知未有不能行者”。王阳明所说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把程朱的思想作为知行合一学说的一个起点。因而，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识付诸实际行为中去，从而避免发生知与行互相脱节的问题。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从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传统中可见，能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是一种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念。

所谓价值观，是人们以自身主体的需要为标准，对自身之外的事物，包括人、事、物或现象的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它往往表现为信念、理想、信仰、追求等形态。核心价值观，是反应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时代的本质的价值观，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形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普遍遵循、自觉践行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追求。3（P3）一个具有强大社会感召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一定是个能够有效融入人的个体心灵的价值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文化面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走向，这也使我们在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人民论坛曾做过“关于未来十年十大挑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成了严峻的问题之一。现当代社会中，道德观模糊、道德感缺失也成为主流价值观不明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界许多学者把核心价值观比做成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信仰。“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信仰之意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准则和活动指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准则和态度。4（P14）从客观世界出发，这种表述准确且充分，我们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倘若这种核心价值观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践行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又何以谓之。所以，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真知”，“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一定是具有切实的体验而谈的。“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称核心价值观，定是心中已经认知与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实践活动中一种真善美的标准。

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就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24字表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倡导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灵魂工程抓紧抓好。这二十四个字，就是党在当代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广大人民都应该从本心上认同的“真知”，是我们所要共同追求与践行的价值观念。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知行合一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5（P12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真知”，就是我们的观念指导，而知以行作为自己的实现手段。行不离知，知不离行，知行两者不可分离是知行合一根本意义所在；“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认识和实际活动不可分离。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也是强调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是一回事，教人把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密切结合起来。具体来讲，“知”主要指的是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则内容较为宽泛，既包括内在的心理行为，也包括外在的实际行动。6（P175）所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知”的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在“行”的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付诸发展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教育的中介和制度的实践途径而走向现实社会、走向百姓生活。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7（P79）

1.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既不是依赖宗教信仰的形式来构建的，也不是通过法制或契约的形式来推行的，主要是通过知识传授与道德教化来贯彻的。这是说，“学孝必须侍奉父母，学射必须拉弓放箭，学写字必须拿笔在纸上写”。8（P327）我们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就必须从思想培养价值观念上入手。离开这些实际活动是不能叫做“学孝、学射、学写字”的，离开人自在内心的认知就不能谈核心价值观。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写入青少年的教科书中，作为指导年轻人对“真知”的认知，然知而不行不可谓之知，离开实际活动，不可谓知行合一，践行是关键。所以对于操行一块的教育，学校应加大对学生实际生活领域的考核，用具体的事件来检验学生们的待人态度、诚信意识等。同时，也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落实，纳入对教师的综合考核，以引导他们按照正确的方向引导学生。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度建设

“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由感觉而来的“知”，既是“行之知”，有关道德的知识也一样，“就如称某人知孝，必是其人已曾行孝。”9（P59）核心价值体系亦是如此：核心价值观，定是经过实践与普遍认同而得出。“知行合一”既不是知先行后也不是行而后知，而是知与行的统一。且知且行，且行且止，即知即行，即行即知，是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意义。

制度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具有约束功能、导向功能以及激励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制度建设是一种互动关系。制度建构与改革创新决定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又引导促进制度改革创新。制度不仅具有规约、整合作用，亦有引导、激励作用。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赖于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健全完善。我们只有锐意改革创新，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机制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之成和可靠保障，才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也才能真心认同、热烈追求和忠诚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并化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致良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是现阶段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要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有机整体，使我们对于当代中国必须坚持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有了比较科学和清晰的认知。现在我们所谓提升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其实质也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能不能很好地融入广大社会成员的心中、并转化成为他们的个体价值观从而引领社会整体思潮、凝聚成社会共识。究其根本，以单向灌输的方式是不科学不完整的，需提高国民整体认识水平与激发主体自觉性。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一、本体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消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了哲学认识论史上颇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理性认识与经验认识两种迥然而异的课程教学论，在历史与现实中总是纠结碰撞，前者漠视实践，后者偏离理性，主客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因此，扬弃各自偏狭性，促进两者统一成为必然。

1.课程与教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确凿公理，主张把理性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途经，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观对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旨趣上看，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以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致力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视非理性精神；从结构上看，它以逻辑化、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课程作为教学基本内容，而忽视经验及活动课程的重要作用；从实施过程看，它以线性化、程式化为特征，课程与教学按学科知识的线性逻辑而展开。显然，这种理性观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理性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主体经验的弊端。由此，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成为学科中心的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经验主义认识论。源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知经验，科学基于观察而不是臆测，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这种知识观不承认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认为离开经验实证就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确凿知识。在这种知识观影响下，经验及其生成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唯一基础。显然，这种经验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同样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经验轻理性，重主体经验轻知识传授的弊端。由此，学生、经验、活动“新三中心”，成为学生中心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以具体生动性是理性认识不可少的支撑；同时，感性经验必须接受理性认识的调控，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既表现着人类合规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现着人类和睦性（善）的向往。课程与教学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也必然要确认实践的这种主体性价值，体现合规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显示出知识的丰富性价值内涵，也显示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合理性。

2.课程与教学从客体论到生活论

受客体知识论影响，课程教学论长期以来流行着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思维，客体化、理性化、体系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教学过程成为对客体知识“特殊的认识过程”，传授客体知识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性任务和本质力量。由此，学科课程与教学成为“主客二分”“理性独断”的唯一选择，学生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被生生剥离。

21世纪初，“生活认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现代课程与教学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知识中心”转移到“学生中心”，超越本质主义思维，确立生成性思维。所谓生成性思维，即不把教学过程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要作为价值生成过程来实现。这一主张认为，预设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师生特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特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与教学论，旨在突显教学过程的生成性，重视教学过程的发展性，崇尚教学过程的主体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与人生价值；[2]“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重视教学过程价值和学生的动态发展。“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是从“教学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从而建立新型的“教学世界”。它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教学，而是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强调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本身。[3]正如德国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4]“回归生活世界”并非是经验主义、生活中心论的重复，而是使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统一于“教学世界”，实质上表现了课程与教学促进主体发展的理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人本价值诉求，是对“主客二分”知识本体论的超越，更是对主体价值的呼唤与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课程与教学的生命价值观，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人本价值转向。

3.课程与教学从实践到理论

课程理解范式的本体价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论，主要以“泰勒原理”作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的经典范式，强调“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标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起“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movement），课程研究本体开始由“课程开发”为主转向“课程理解”为主。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象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显课程与教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与主体价值。[5]在“解放理性”的“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与教学一方面需要超越对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倡导回归课程与教学本身，形成对课程与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另一方面需要打开“视界”，倡导向多元的课程意义开放，在中西方课程与教学的“会话”中形成自己的课程理解，并在复杂“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

课程理解范式的应然价值。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无疑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升华。首先，从关系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课程事件。课程开发是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计划的过程；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的意义的解读过程，其着眼点不在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而在对种种课程与教学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意义的理解。其次，从价值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内在统一于“主体性价值”。课程开发过程总包含着对课程与教学本体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赋予课程与教学事件以主体意义和价值，而要真正体现这种意义和价值，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所以，课程理解是课程开发的深化和延续，其目标是指向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的价值性转变，指向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内在统一与整合。

二、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近代以来课程与教学论价值演变的基本线索。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总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执一端，肢解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要么偏离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学理性教育，要么摒弃科学理性一味张扬人文教育价值，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峙和失衡。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力求超越这种对峙，促进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学与人文对峙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主义”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将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绝对可靠的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方法”。19世纪后期，受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教育界就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开展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学科本位的“科学教育”开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统治地位。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极力推崇“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建立了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使从培根时代兴起的科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美教育界也开始出现追求“功效”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美国课程论专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著作《课程》；随后，美国另一学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课程编制》，正式开启欧美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他们的课程理论也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直至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RalphTyler）1949年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科本位”目标控制的经典模式――“泰勒原理”，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推进，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人本价值和社会性，更加凸显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主体价值的弱化，学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

人文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重人性反神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现代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反对“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潮，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将人文主义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存在主义、教育现象学等教育哲学思潮，以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显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反对将教育纯粹当作职业准备或谋生工具；二是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的全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或经验世界，开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个性教育和自由与责任教育；三是倡导基于人本原则的非指导教学模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设计。人文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对科学主义教育的纠偏作用，它启示我们，在努力拓展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向度的同时，还必须提升教育的人文价值。

2.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形成渊源。较早提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美籍比利时科学家乔治・萨顿（G.A.L.Sarton）。萨顿认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学的人性，融合的基础是科学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证是科学的正确应用。萨顿认为由旧人文主义者和狭隘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造成的“机械时代”必然消失，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时代，其实质是科学人文主义。这是因为，科学教育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觉，人文教育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理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双翼；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促进两种教育文化价值的融合，才能摆脱教育价值内涵窄化的趋向，增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反之，则势必给教育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

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文主义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内涵来看，课程与教学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科学和人文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中，促进完整的教育和尽可能完善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个不重视培养智力的民族注定将被淘汰”，但“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学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承认科学技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强调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涵养科学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为个体完善化和社会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国际21世纪委员会1996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7]

三、方法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整

方法论有别于具体方法，属于实践认识论范畴。在课程与教学论中，它以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研究和模式研究为核心，具有观照与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领域一直受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宰，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迅猛发展，引起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与教学的认识论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受到重新审视。

1.客观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客观主义，也称客观――理性主义（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艾茵・兰德（AynRand）提出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极大影响，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教育层面上的“客观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肇源于赫尔巴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育理论。客观主义强调知识是由客观“实在”（reality）决定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观存在，那么，课程就是按知识逻辑的标准化设计，教师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化身，教学过程即是“传递――接受”学科知识的特殊认识过程，学生则是学科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复制者，教学评价重在结果中心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复制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水平。客观主义又是“教学中心”的教育理论，其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的普适标准，注重目标控制和程式化教学，强调体系化、线性化和标准化；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强调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处于精确的目标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却忽视了教学过程的动态性，教学情境的复杂性，教学主体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过于强调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调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人格培育、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2.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建构主义，也称建构――阐释主义（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和超越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乔纳森（D.H.Jonassen）的话说，即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就本体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实在”决定论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主体生命的确认和实践的场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就认识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知识还原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知识生成论，认为知识是基于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进行意义体认与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就方法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普适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情境论，认为认识过程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生命对话过程，是人的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充满生机和变动不居的双向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建构主义并非单一流派，它集合了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文化认知观、信息加工建构主义和控制系统论等多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知识建构的非客观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以皮亚杰（JeanPiaget）认知发展理论为思想基础；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社会建构，学习是社会协商对话过程，主要以维果茨基（LevVygotsky）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论为思想基础。尽管各种建构主义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存在，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是结构与建构的统一；②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本质上是基于学生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并在“学习共同体”和情境创设过程中进行知识体认与意义建构的过程；③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内容是学生在“发现-探究”问题过程中主体价值的生成过程，更为关注科学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统合，更加注重“课程内容”滋养和促进主体发展的人本价值诉求；④建构主义的师生观：强调学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反思的学习者，教师则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协作、互动对话的交互主体关系；⑤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为中心的有意义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的协同活动过程，强调“问题情境”对意义建构的导向作用，“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最终目的是完成知识与主体发展双向意义建构；⑥建构主义评价观：强调教学评价重在以激励性、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评价的重点是学生生成和运用“知识工具”的水平能力与人本发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是克服和超越客观主义理论局限的一种选择，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综合的。[8]21世纪是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人们试图以建构主义思想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多元理论的整合创新与实践，来消解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客观与建构的二元对峙，在扬弃与超越中引领课程与教学研究和发展的的未来走向，促进科学理性与主体价值的完整融合。这种尝试的合理价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二分”传统思维，进行价值重构的深层次探索与研究平台，而不是完全颠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就。我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应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来思考“连续统”的应用问题，而不应二元对立，主客分离。在肯定建构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尤其要对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郭元祥.“回归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全球教育展望，2005（9）.

[2]郭元祥.生活与教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纪德奎.当前教学论研究：热点与沉思.教育研究，2007（12）.

[4]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统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