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研究范例(3篇)

daniel 0 2024-05-19

渔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小岛屿渔业资源规划单元管理

中图分类号:F326.4文献标识码:A

StudyonFisheryResourcesProtectionandManagementinSmallIsland:aCaseStudyofFrenchPolynesia

YingXiaoli1,CuiWanglai2,FengRui2,LiuChao1,YuXianjiong1(1.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College,ZhejiangOceanUniversity;2.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jiangOceanUniversity,Zhoushan316022,China)

Abstract:Planningunitsareeitherpre-establishedinsizeandshapefollowingmanagementconstraintsoraredatadriven(DDPUs)byoverlayofmultidisciplinarydatalayers.ThispapertakesthegiantclamfisheryinasmallFrenchPolynesiaatollasstudysubjecttoidentifydifferentclustersoffisherbehavior,aswellasexplorethedatautilityinfisheryresourcesmanagement.Basedonthestudyresult,thepapermakesseveralsuggestionsonfisheryresourcesmanagementinsmallislandsinChina.

Keywords:SmallIsland;FisheryResource;PlanningUnit;Management

空间布局直观的保护规划是支撑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有效工具。规划单元以个体单元或单元集合体的形式,成为特定管理行为施加的对象。为了解在小岛屿渔业管理中,规划单元的随意选取将如何影响管理决策,我们选取法属波利尼西亚一个偏远环礁的渔业资源进行研究,评价不同规模规划单元的聚合如何影响最终的数据集合和空间格局,以期为我国小型岛屿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1.研究区渔业资源概况

法属波利尼西亚位于太平洋的东南部,由社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甘比尔群岛、土布艾群岛、马克萨斯群岛等共118个岛屿组成。本文选取的研究场址位于土阿莫土群岛东部一个孤立、封闭的环礁――塔塔科托环礁。据研究记载,2004年塔塔科托环礁湖内的长砗磲存量和密度极高。尽管因栖息地类型、深度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湖内长砗磲的存量分布并不均匀,但其栖息密度(栖息密度ind/m2代表每平方米个体的数量。)仍高达544ind/m2。其中,砗磲存量和密度最高的区域为位于湖东部的补丁礁,补丁礁长度约数十米。砗磲捕捞场所因渔夫活动类型而异,专业渔民的捕捞地点通常相比其他渔民更为偏远。

为拯救面临毁灭性超额捕捞的砗磲资源,加之湖面积相当之小,仅有17.7平方公里,法属波利尼西亚渔业服务部门经过与当地居民的协商,于2004年提出在湖东部设立一个0.5平方公里的禁捞区。禁捞区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砗磲保护成效。但2009年发生的一场由异常天气和温度引发的大规模砗磲集群死亡,导致其保护成效近乎清零[1]。整个湖内的砗磲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经安德福特等人研究发现,禁捞区内的砗磲死亡率较其他地区更高。原因是禁捞区位于湖浅水区,缺乏水循环,水体无法更新,因而更易受季L涌影响而导致水温失常[2]。

不同栖息地的资源存量差异、由西向东对集群死亡易感性差异以及渔民捕捞引起的不同捕捞压力,均表明湖是由一些具有不同捕捞压力和死亡率的小栖息地紧密组合成的区域。因此,塔塔科托环礁湖很明显地反映出:小岛屿地区居民为生计和经济考虑将资源置于危险境地的现实情况;气候威胁是小岛屿制定空间直观管理规划所面临的额外难题。

2.法属波利尼西亚渔业资源分析

2.1渔民类型

经过对塔塔科托环礁居民的调查分析,根据渔民行为将其归纳为3种渔民类型(如图1A),而且每类渔民都曾参与砗磲捕捞,只是个别个体捕捞频率更高。

图1A.基于半定量指标绘制的渔民分类树。第1类为专业渔民,第2类为兼业渔民,第3类为临时渔民。B.捕捞深度、砗磲捕捞目标尺寸、捕捞渔获量、捕捞渔具和捕捞目的等半定量指标调查结果平均值±标准差。C1、C2、C3分别指代第1、2、3类渔民。

第1类为定期捕捞砗磲的专业渔民。他们通常借助经过改良的捕捞渔具,前往湖深处捕捞大型砗磲(图1B)。此外,专业渔民在捕捞作业时通常驾驶(自有或租借)机动渔船,足以在一小时内横穿整个湖。渔获量极高,且通常用于出售给当地岛民或销往塔希提岛市场。

第2类为不太活跃的兼业渔民。兼业渔民通常从事其他行业,例如椰子种植或从事行政工作,砗磲捕捞对其而言只是一项业余收入。兼业渔民没有明确的捕捞目标,既不以捕捞大型砗磲为目标,也极少涉足深水区,仅利用基本渔具进行捕捞,渔获量极少。渔获物部分用作销售,出售给当地岛民或销往塔希提市场(图1B),部分作为赠礼。

第3类渔民通常只利用基本渔具在浅水区(水深

2.2渔业资源管理中的数据效用

空间数据聚集通常会导致数据范围和信息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在塔塔科托环礁的小规模砗磲渔业研究中,我们同样会发现数据聚集会显著影响最终数据质量,即便是极小规模的规划单元(2500平方米)。此外,空间信息损失对零散分布的变量影响更为显著。为适应既定的规划单元规模而降低空间数据精度,极易影响保护规划和决策的最终成果质量。因此,在为太平洋地区小岛屿设计海洋保护区网络时,规划单元面积成为优化栖息地保护与捕捞范围之间统筹选择的最重要标准之一[3]。规划单元面积越小,最终的统筹选择满意度越高。

数据聚集对于空间直观模型同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产卵成功率可利用规划单元内的栖息密度函数进行参数化,但在将25平方米的规划单元数据聚集至2500平方米的规划单元后,计算得到的密度显著偏低,偏差高达215%。这意味着,通过小尺度下的种群格局预测大尺度下实际种群的密度变化和总量几乎没有可信度。这一结论同样被许多小岛屿固着生物渔业调查模型所证实。

2.3渔业资源管理中的规划效应

在岛屿渔业管理中,既定的规则网格化规划单元和数据叠加形成的非结构化规划单元网络均有其独特的优缺点。基于数据叠加的重合区域(DDPU)法完好地保存了精确的空间分布数据,避免了空间数据精度下降和规划单元冗余。冗余的规划单元拥有相同的数值组合,不必要地增加了种群模型运算时间。因此,当数据空间模式和计算时间构成研究难题时,例如构建小岛屿的渔业空间分布模型和复杂的综合生态模型时,基于数据叠加的DDPU法凸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在管理成效层面,基于数据叠加的规划单元网络,为分析多样性湖数据提供了最为准确的视角。从长期的自适应管理策略来看,理想的湖监测协议应充分反馈23个规划单元的综合数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小岛屿国家中,基于数据叠加的规划单元面积(>104平方米或<102平方米)往往与决策区域面积不相一致[4]。但基于数据叠加的DDPU法也可能因缺少冗余单元且规划单元(PU)面积太过离散而影响管理决策、限制系统保护规划成效。当决策涉及利益和宏伟保护目标时,仅靠少数几个非冗余规划单元(例如塔塔科托环礁的23个DDPU),难以提供充足的选择空间[5]。相比之下,网格化规划单元网络具有更充分的选择优势,尽管其代价是规划单元数量多、数据精度退化。因此,在小岛屿渔业资源保护与管理中,应优先选择较小面积的保护单位,以确保其数据精度更高,保护目标能够合理实现。

对规划单元划分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规划目标。同时,这一选择过程是对空间单元大小、数据冗余或空间信息损失的全面权衡。网格化规划单元划分有利于系统性探索保护方案以实现最优决策,与此同时,基于数据叠加的规划单元划分更适用于保存数据和构建精确的渔业预测模型。在现实情况中,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多数时候,我们需要制定折中的解决方案。折中方案的一个典型案例为美国土地制度中的保护差异分析,即利用栖息地分布图、生境适宜性建模和界定不同管理区域的行政边界,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建议。

3.借鉴与启示

3.1空间直观模型将成为渔业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

随着空间直观模型的发展,规划单元一词的出现频率也随之增高。空间直观模型的运用有利于推进系统保护规划制定、人口及渔业研究,还能够帮助有效结合生物数据和社会文化资料。根据数据精度和空间格局,绘制规划单元网络来对资源进行研究分析,相比仅基于管理可行性而选取个体单元进行数据获取和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和成功率更高。

3.2规划单元将成为小岛屿渔业管理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通过对两种规划单元划分方式――网格划分法与数据叠加法在小岛屿保护规划中的应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规划单元布局对于生物系统中的渔业建模或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保护规划编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与其余有关小岛屿的研究结论相符合。此外,对预先建立的规划单元网格进行数据聚集将显著影响最终数据的质量,即便规划单元的面积仅有2500平方米。而基于数据叠加的规划单元在完好呈现小尺度利益格局的同时缺少m当的数据冗余。

3.3小岛屿渔业管理必须加强数据库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岛屿管理与保护规划过程中,必须加强精确数据收集以及数据与管理决策敏感性分析,并仔细权衡各方案的利弊,从而为岛屿管理和保护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3.4海岛渔业管理要实现资源调查与监视一体化

在新形势下,为了全面、快速、准确掌握海岛信息,改变宏观管理信息滞后的被动局面,应紧密围绕海岛管理需求,逐步开展海岛资源的综合清查工作,加强海岛资源评价工作,优化现有海岛监视监测系统,将调查―监测―再调查―再监测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良性互补,逐步建立国家海岛渔业资源调查与监视一体化体系,实现我国海岛渔业资源“一盘棋”“一套数”“一张图”,有效实施海岛渔业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Andréfou?tS,VanWynsbergeS,Gaertner-MazouniN,etal.Climatevariabilityandmassivemortalitieschallengegiantclam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effortsinFrenchPolynesiaatolls[J].ConservationBiology,2013,160:190-199.

[2]Andréfou?tS,DutheilC,MenkesC,etal.Massmortalityeventsinatolllagoons:environmentalcontrolandincreasedfuturevulnerability[J].GlobalChangeBiology,2015,21(1):195-205.

[3]HamelMA,Andréfou?tS,PresseyRL.Compromisesbetweeninternationalhabitatconservationguidelinesandsmall-scalefisheriesinPacificislandcountries[J].ConservationLetters,2013,6(1):46-57.

渔业研究范文

蓬莱市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旅游区内特色渔家乐”产业的兴起,凭借着味美价廉,客房干净、整洁且价格低廉的优势,渔家乐”产业迅速攻占了旅游市场。随着渔家乐”产业的不断发展,逐渐出现了经营管理不规范、服务质量较差、破坏城市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本文结合实地考察结果,对蓬莱市特色渔家乐”旅游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渔家乐产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渔家乐”产业现状

蓬莱市渔家乐”产业,从2006年起步至今,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形成相当大的产业规模。由最初的4户发展到现在的450户,由百张床位增加到8000多张,渔家乐主年均收入也由不足5000元提高到6万元,经营范围从餐饮、住宿扩大到旅游纪念品、商店、海上捕鱼、垂钓等项目。渔家乐”为蓬莱市提供近千个服务类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动了出租车、食品等相关配套行业的快速发展。2016年6月底,蓬莱市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上做出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共接待游客32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57亿元,其中仅渔家乐”产业就吸引了102.3万人次,占总接待人数的三分之一,实现旅游收入7.64亿元,同比增长18.7%和20.1%。渔家乐”凭借着住渔家屋,吃渔家饭,乘渔家船,享渔家乐”的宗旨吸引了大量外来游客,缓解了旅游旺季蓬莱市住宿压力,在丰富旅游业产品结构、满足游客多层次消费需求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由于入行门槛不受限制,大多数渔家乐”由渔民自住房改造而成,不具有星级宾馆严格的审查标准,加上缺乏正规的市场监管,以致渔家乐主之间为了抢夺客源虚假信息、进行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蓬莱市旅游产业的稳定发展。

二、渔家乐”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自身方面

(1)整体卫生环境较差。渔家乐”门前的空地上垃圾随意摆放,村镇道路沿线柴草、废旧地膜乱堆乱放,河道、景观带内垃圾乱倒乱飘,由于垃圾清理收集设施采用敞口式垃圾箱,许多生活垃圾被丢在垃圾箱外,不符合垃圾收集规范要求,街道两旁的部分排水沟被垃圾掩盖,里面的污水发出阵阵恶臭。占道经营、乱扯乱挂广告横幅、标牌设置不科学、门前车辆乱停乱放、门店面貌不整、污水肆意排放,渔家乐主私自乱修乱建、加层加蓬等都造成了新的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严重影响了城乡整体环境面貌。(2)专业化经营水平低。渔家乐”多是由渔民自住房改造、以家庭留守人员接待为主,无论是在硬设施还是软服务方面都与景区酒店和星级宾馆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渔家乐”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实行自由化、自我管理,缺乏正规的监管程序和专业化的经营模式,存在着产品系列化、层次化低,产品特色不突出,缺乏核心竞争力,旅游规划和管理不到位、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经营模式单一、营销力度不足等问题。(3)渔家乐主之间存在恶性竞争,自律性差。渔家乐”具有投资小、回报大的特点,以致临近海边的渔民们都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大力兴办起各式各样的渔家乐”。为了使自家生意在渔家乐”产业集群范围内突出重围、独占鳌头,商家们不惜违反行业自律管理,进行低价竞争,相互诋毁信誉。这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已经严重影响了蓬莱市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更违反了行业自律组织的公平竞争原则。

2、政府管理方面

(1)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部分单位和乡镇工作人员对渔家乐”区域内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展渔家乐”旅游区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是一项关注民生、惠及民生的活动。工作人员们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工作上的懈怠,整治工作存在应付心里、被动突击、应付检查等问题,工作中采取上面逼,我就动;上级检查,我就突击;上级没有安排,我不管不问”的策略。另外,还有的政府领导人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2)宣传力度不足。渔家乐”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工程,仅靠相关部门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使整治效果真正长久、高效。由于政府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引导力度不够,时间不长、方式不佳、群众思想较为保守等,导致部分群众对渔家乐”环境整治缺乏主人翁意识,认为渔家乐”环境综合整治是政府的事,主动参与、积极支持意识不强,存在着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3)整治范围不全面、存在盲点。渔家乐”旅游区内存在卫生死角和整治盲点,如广告张贴、农贸市场摊点摆设、门前五包”责任不落实等。农贸市场内随处可见在摊位旁、通道内堆积的垃圾,虽然配置了垃圾桶,但由于是敞口”垃圾桶,绿色的垃圾桶内黑乎乎的,周围还有一些蚊蝇乱飞。保洁人员刚扫过,但很多摊贩直接把菜叶、塑料袋丢在路上。渔家乐”旅游区内的农贸市场由于硬件设施落后、从业人员卫生意识淡薄、清扫保洁不及时到位,无明确的功能分区,导致农副产品乱摆乱堆,场内包装盒、烂菜叶、垃圾袋、死鱼虾遍地都是,空气污浊臭气熏天,一到下雨天,市场外的道路是泥泞不堪,严重影响到渔家乐”周边环境卫生的整洁程度。

三、解决对策

1、自身问题的解决对策

(1)卫生环境整治。做好渔家乐”周围垃圾清扫、清运工作,加强垃圾清运管理,加大配套设施投入,增配保洁员20余名、户门前垃圾桶131个,改造垃圾收集容器,取消敞开式垃圾桶,建造封闭式垃圾房,对各垃圾收集点的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不留任何残物。环卫局应加强清扫保洁力度和监管力度,对广告乱发、乱贴的现象予以处罚,确保渔家乐”自住房门前广告垃圾不落地,落地后及时清扫到位。同时,要加强对门前、道路巡查力度,对于破损的门头和道路要及时修补,地面硬化平整,确保有完善的排水设施,以便及时、有效地进行污水处理。(2)组织渔家乐主参与专业化培训。2015年年末,市政府联合渔家乐协会共同举办了渔家乐专项培训活动”,活动主要在环境整治、规范管理、教育培训、监督检查等方面对渔家乐”经营业户依法经营、文明服务、明码标价、接待礼仪、实务操作、安全管理、卫生管理、入住身份登记手续办理、贵重物品寄存、禁止沿街揽客行为、从业人员健康持证上岗、门头广告宣传牌设置规范、污水排放要求、门前五包”责任制、店铺门前车辆摆放标准、店外规范经营等方面对业主及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化、规范化的培训。(3)渔家乐行业自律。2015年8月起联合小皂、抹直口、水城三家成立渔家乐”协会,组织三社区经营业户现场观摩交流,做好新一批双改”达标业户申报、审核的前期工作。指导完善三个社区协会的行规会约,自觉、严厉抵制相互诋毁、虚假宣传和低价竞争等不正当的恶性竞争手段,维护旅游市场正常运行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对渔家乐”标牌实行动态化管理,对违反行业自律价格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经营户之间相互诋毁信誉的、拒不接受有关部门日常管理的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仍整改不达标等情形,由行业自律组织向旅游部门反映,并经核实由旅游部门进行收回标牌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2、政府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1)加强监控,责任追究。针对政府单位不作为的情况,应加强对行政机关人员的监控,完善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定期对执法部门的信息库、信息公开平台进行有效地检查监督,核实、跟踪政府工作的完成情况。同时要对政府行政人员不作为的情况进行责任追究,完善惩戒机制。对失职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停职检查、待岗培训、责令辞职等处理,对领导不作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2)大力进行宣传教育。以渔家乐宣传周”活动为契机,组织政府工作人员积极深入开展宣传渔家乐”产业整治活动。采取上街设点、发放宣传广告等形式宣传渔家乐”产业的整治措施,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地参与到渔家乐”产业整治活动中来。在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的同时,利用新媒体快速、便捷的特点,在微博、微信、门户网站上、转载有关整改信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促使群众更好地参与到渔家乐整治的工作中,更好的了解工作动向,为整治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3)扫清盲点,全面治理。结合渔家乐”旅游区的实际情况,对旅游区内农贸市场进行科学规划,全面推行分行列市,划分交易区域,固定摊位,并要求农贸市场经营者一律按照市场规划进入划定的区域从事经营活动,禁止抢占、霸占、乱摆摊位和随地交易。同时,负责清扫卫生的保洁员积极与路段商户协商,搞好与商户间的关系,劝导商户自觉将垃圾倾倒在垃圾车或垃圾箱内,每个摊位都要自备垃圾桶或者垃圾袋,尽量避免垃圾落地,做好日常保洁工作,减少路段的污染。建立健全农贸市场卫生管理制度,加强三级考核处罚力度,要求路长加强巡查次数,定岗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对于在督查中发现的盲点问题要求整改但不予整改的,视情节轻重每发现一处罚款1000—3000元不等。

四、结论

蓬莱市特色渔家乐”旅游文化产业,在开办之初对蓬莱市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提升蓬莱市旅游形象有良好的推动作用。由于近些年渔民之间的一些不规范的竞争手段,以及渔家乐”自身存在的问题,致使现在的渔家乐”产业严重影响了整个蓬莱市旅游产业的稳定发展。凡事都有两面性,人们在享受既得利益的同时,也要面临着恶性竞争、环境破坏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政府及其相关单位加强对渔家乐”的规范性管制,不仅要做足表面工作,更要真正落到实处,从基层出发,惠民利民。

作者:吴飞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禹辰:蓬莱市休闲渔业发展———以渔家乐为例[J].中国海洋大学,2015(8)

[2]张群:山东省蓬莱市整合渔家乐”产业初探[D].中国渔业经济,2015.

[3]路建强:试论蓬莱渔家乐旅游产品的提升策略[J].现代商业,2014(20).

渔业研究范文篇3

摘要:我国与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隔黄海相望,自古以来交往密切。黄海和东海北部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中韩两国共同的渔业场所,两国渔民长期在此海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清代前期,我国渔民经常到朝鲜半岛境内海域渔猎,彼此习以为常。到了近代,随着传统的宗藩体制解体,韩国政府致力于敦促双方签订渔业条约来规范双方渔业秩序。2001年《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此后中国渔民和韩国涉外渔业纠纷和冲突事故频发。本文拟通过对此三个阶段中韩渔业关系发展的探讨,反映中韩外交关系转变的大过程,并对解决现代中韩渔业纠纷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中韩关系;渔业关系;中韩渔业协定

韩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并东北亚中心,与我国隔海相望,海岸相向,在地理上拥有同一片海域,共有海洋资源,在历史上也深受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地缘战略特征独特而显著。渔业是沿海地区人民的主要生计,自古以来中国渔民习惯于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从事渔猎活动。随着传统宗藩关系走入近代外交体制,渔业往来也受到了官方的关注,双方逐步加强了对渔业秩序管理和规范,并站在国家立场之上就渔业活动进行协商和谈判。渔业关系也从最初的自由和谐转变成了现今的冲突纠纷频发,这种转变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权益的角力。

一、清代中前期和谐的渔业关系

近代以前,朝鲜半岛被纳入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中。尤其是明清时期,朝鲜①向中国称臣纳贡,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藩属地,宗藩体制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交通往来的根本依据。由于朝鲜半岛与我国海陆相连,拥有共同的海域,相隔较近,中国渔民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进行捕鱼非常普遍,彼此习以为常。

清兵入关后,为打击郑氏政权,从1661年开始,行迁海之令。②“今海禁既严,片板不许下海”,但山东沿海渔民惟以打鱼为生,朝廷也就放宽政策允许此地渔民出海捕鱼。1665年,康熙谕令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令其捕鱼,以兹民生。”③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捕捞鱼虾的中国渔民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其中尤以山东渔民为最。“山东海岸绵亘,自直隶界屈曲而南以达江苏,其间大小海口二百余处。东北境之登、莱、青三府,地形突出,三面临海。威海、烟台岛屿环罗,与朝鲜海峡对峙”④,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政治上的宗藩关系,为中国渔民越境去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从事渔猎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直至清末,在朝鲜半岛境内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中国渔民规模已经非常可观。“每年春季二三月份,正值渔汛时期,山东、奉天等省滨海渔民纷纷来朝鲜半岛捕捞,捕捞物有两种:鱼和虾。捕鱼渔船每年约来二百只,大船六名渔户,小船三名渔户,共约有一千余人以上。活动范围主要在朝鲜半岛的京畿道仁川港外的十八岛、白仁岛、台湾城,全罗忠清南道群山港外的初谷岛,以及黄海道的长渊、长连、金浦、延平岛等处,主要渔获物为曹白鱼、刀鱼、响鱼等。捕虾渔船户每年约来有三四十户左右,最多六七十户,每户带船二三只到六七只左右,每船载有四人,每年船约来二百只,渔民约有九百余名。活动范围主要在平安道安州的薪五江、艾岛、鹩岛,以及嘉山郡的云雾岛,龙川郡的洪岛、新岛一带。三月出洋,六月回国。由于黄海道地区海面广大,鱼类资源丰富,中国渔船来此捕捞鱼虾,并未触犯当地渔户利益,而且由于中国船户的到来,沿海地区朝鲜半岛人民能够将柴米等物销售出去,获得额外收入,所以也深愿中国渔船来此捕鱼。至于渔业纳税事项,两国对此均未有专章规定,渔户每年到朝鲜半岛时须提前向各道郡守请领许可状,并在各局所缴纳费用,之后才能进入海域捕捞鱼虾。”⑤这是1908年驻韩总领事马廷亮所呈的报告,由于渔业活动有持续的规律性,大致可以窥见清代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情况。

朝鲜半岛境内海域宽广,渔业资源丰富,中国渔民到朝鲜海域内从事渔猎活动不会触及当地渔户利益,反而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事实上是得到朝鲜政府的认可的,当地人民对此也很欢迎。由于朝鲜半岛经济落后,渔民仅能在当地从事渔猎活动,无力成规模的到中国海域境内捕鱼,中国渔民到朝鲜半岛境内从事渔业活动自古就有,双方渔民相处融洽,所以两国政府对此一直未作正式规定和管理。但是到了近代,随着国家间关系的重大转变,两国的渔业往来也受到了官方的关注,双方开始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和交涉。传统的以民间往来为主的渔业关系开始转向政府间的谈判与协商,政府在此间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不断加强。

二、清代晚期渔业关系的重大转折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和掠夺,东亚国家全面向近代社会转型。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和强化其影响力,列强和日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中韩之间原有的宗藩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日韩签订通渔章程对双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后,中韩两国政府也开始关注双方的渔业往来,并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和交涉,一波三折的签订通渔章程的交涉过程具体的展现了晚清中韩外交面貌。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发生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干预。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代表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中第三条:“惟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等省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并就岸购买食物甜水,不得私以货物贸易。”⑥《章程》从政府角度承认了中国渔民到朝鲜境内捕鱼的现状,预示着这一情形不再是单纯的民间生产活动,而是要纳入到双方贸易体系中进行管理。但对渔业范围、渔业税等事项并未进行详细和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此后双方交涉签订《通渔章程》的重要原因。《章程》签订后,清政府放宽了对黄渤海地区中朝渔业往来的限制,前往朝鲜全罗道等地海域内的中国渔民越来越多,与当地居民渐生摩擦。渔业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来此间捕鱼的渔船过多,使当地渔民利益受损,朝鲜当地政府官员进行驱赶,中国渔民“少无畏忌”,依旧照常捕鱼。更有甚者,发生武力冲突。对于此情形,袁世凯从宗主国绥服属国的原则出发,于1887年告示严禁无证渔民在各口岸骚扰滋事,并晓谕中国沿海各省认真严禁,但效果并不理想。1889年,《日韩通渔章程》签订后,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同袁世凯商议续订中韩通渔章程。袁世凯认识到《日韩渔业章程》签订给韩国渔业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从本国利益考虑明确拒绝了此提议。所以一直到袁世凯调任回国,甲午战争之前,对于此章程双方没有进一步协商。

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在朝鲜的事务由英国总领事。1897年,朝鲜改称大韩帝国。1899年,清政府与韩国政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此条约的签订,彻底结束了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标志中朝两国平等外交关系正式建立,对中朝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⑦中韩两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后,两国之间贸易往来进一步增多,中国渔民到韩国捕鱼者有增无减。1904年,韩方同中国驻韩公使许台身基本上议定好通渔界限等关键性问题。据3月份香港《华字日报》报道:中国与韩国所订沿海捕鱼之约行将划押,故连日与韩国外部往返磋商,大约捕鱼之利权可以至平安道及黄海道沿海岸一带⑧。双方就各自利权范围基本达成了协议,之后又暂时搁置。过程中,双方站在各自国家立场上平等协商,说明在宗藩体制废除后双方的平等外交关系发展比较顺利。

190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韩国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疯狂掠夺朝鲜半岛的资源,攫取韩国的各种利权,对渔业也毫不放过,放纵本国渔民大量进入韩国海域内捕鱼。日本疯狂掠夺韩国的渔业权,不容许中国渔民染指韩国渔场,但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其前来,于是采取严查罚款的方式,中国渔民经济损失很大。山东巡抚在答复驻韩公使马廷亮的报告中提到:“至东省渔船赴韩国海界内捕鱼者往年为数尚多,近年因常被韩国税关苛罚,加以彼处捐项甚多,因而愿往者渐少。今岁东府赴韩之渔船不满百支,到韩后获利甚微,率皆徒手而归,此后赴韩捕鱼之船更形稀少。”⑨从中可以得出,中国渔民自由地去韩国境内海域打鱼并获得丰厚渔利的情景基本不复存在。

1910年,韩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政府也疲于应付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韩断交,《中韩通渔章程》再无签订必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渔业发展逐渐受到了政府重视,渔业与海权紧密相连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认同。由于日本对中韩两国渔利的掠夺,《中韩通渔章程》的签订与否在此时与海权紧密相连。清政府面对这种形势,综合考虑了各省的意见,对日韩方面签订条约的催促,在外交上始终不采取主动态势,而以拖延方式处理,同时在国内严禁渔民再往朝鲜半岛捕鱼,一直到清政府灭亡,《中韩通渔章程》也没有得以签订,从最大限度维护我国海权的角度来看,这种外交是成功的。但是,中国渔民已不再到旧有的渔场打鱼,渔民利益受损,中国同韩国传统的渔业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三、现代渔业纠纷频发

上个世纪以来,各国普遍注重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和加大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开发及利用。近年来,随着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以及韩国国家海洋权益的增强,中韩两国渔民的海上安全和纠纷冲突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中韩两国安全和外交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颁布,各国进入海洋资源权属管理和利用的新时代。中韩两国依据《海洋法公约》主张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但在黄海中南部以及东海北部海域存在重叠区,致使中韩双方在海洋划界原则主张上一直存在分歧。由于短时间内难以达成海洋划界协议,为协调专属经济区制度下中韩海洋渔业关系,共同养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中韩两国于2000年签订《中韩渔业协定》,于2001年6月30日生效⑩。中韩两国划分的水域主要有4个部分,分别是“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各自专属经济区海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B11。《中韩渔业协定》实施以来,我国渔场范围缩小,大批渔船从传统渔场撤出,加大了渔民的生存压力。由于大部分产渔区都被划分到中韩两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我国渔民出外捕鱼的主要作业地点便不可避免地也位于韩国的专属经济区,在这些专属经济区内从事捕鱼作业,需要遵守韩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交纳相应的费用。由于很多渔民法律意识淡薄,违规操作情况时有发生。韩国渔业部门对于进入其海域的中国渔船粗暴执法,也是破坏良好渔业关系,引发渔业纠纷的重要原因。

2002年5月18日,韩国海警对在其境内捕鱼的中国渔民强行驱逐,致使中国渔民以刀斧棍棒反抗,造成了6名韩国海警受伤并被迫跳海的恶性事件。这是自中韩《渔业协定》生效以来,双方首次较为严重的渔业冲突,此后我国渔民和韩国海警经常发生纠纷。针对中国渔民的所谓“非法作业”活动,韩国海警不断加强监视力度,甚至要“果断使用武力”,中国渔民经常遭遇韩国方面扣押、罚款,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严重影响我国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活动的进行。韩国海警厅资料显示,2004-2007年的4年间,被捕中国船员达20896人,仅保释金就交了213.55亿韩元B12。这与2005年“暂定措施”水域划归各自专属经济区后,中国渔民作业空间进一步压缩有密切关系。随着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中国渔民有意或无意“打球”和“越界捕鱼”的情况越来越多B13。

2008年9月25日,韩国海警与中国渔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韩国海警溺水死亡。韩国海洋警察厅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加大了对中国渔民“越洋捕捞”的执法强度和惩罚力度,包括组建特殊机动队、增加部署舰艇等,韩国海警带枪执法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措施使渔业纠纷更加激化。仅2010年韩国西部地方海洋警察厅就扣留了170多艘中国渔船,同年12月,中国渔船“辽营渔35403”遭到韩国海警执法艇冲撞翻船,造成一名渔民身亡,一名失踪。2011年3月,韩国海警首次在盘查时开枪,打伤一名中国渔民。2011年12月,中国渔船“鲁文渔15001”号与韩国海警发生武力冲突,韩国海警李清好在扣押该船时被船长刺死,另有一名海警受伤,对此韩国从民间到官方普遍反应比较激烈。2012年5月,四名韩国执法人员被中国船员打伤。2012年10月,一名中国船员被韩国海警用橡皮子弹射杀死亡。诸如此类报道,近两年来常见报端。

2014年10月10日,韩国海警在对中国渔船“鲁荣渔50987”号渔船执法时,向中国渔民开枪,导致船长宋厚模死亡。再次引发中韩两国舆论关注。从近几年的中韩渔业冲突来看,中国渔民频频“越界捕鱼”有自己难言的苦衷,韩国海警加大执法力度也有自己的理由。问题在于,韩国越是提高打击强度和罚款额度,违规的中国渔船就越是担心被捕,所以在遭到盘查时就设法逃跑,跑不了就拼命抵抗韩国执法人员上船,结果导致暴力事件频发,陷入了恶性循环B14。导致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烈度越来越强。

中韩之间日益频繁、激烈的渔业纠纷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中国渔民为了生计进行“非法捕捞”的原因,也存在韩国执法部门粗暴执法的问题,甚至与中韩专属经济区划界纠纷相联系。渔业纠纷的实质是两国海洋权益存在争议,韩国加大在黄海相关领域的渔业执法力度,目的不仅仅在于保护渔业资源,而是想通过强化争议区的执法,影响未来专属经济区的划定。如何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处理日益频繁的渔业纠纷和冲突,协调好两国的渔业关系,建立对应的长效合作机制,成为当今中韩两国间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四、结语

自清代以来,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总体上的发展趋势是由清代自由融洽的渔业关系演变成现当代渔业纠纷和冲突频发。渔业关系的发展过程,真实的反映了中韩关系从传统的宗藩体制向近现代平等的外交体制转变的曲折过程。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治地位以及外交政策的转变。回顾清代以来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发展历程,以史鉴今,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对海洋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从全球范围来看,海洋资源与战略价值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洋权益意识不断增强,极力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海洋问题。中韩两国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所采取的针对渔业纠纷管理的行动手段和形式,不仅会影响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中韩双方应高度重视和努力削减中韩关系中的渔民冲突问题,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确保渔民在符合规定的渔业作业区内从事生产活动,切实保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由此才能保障中韩渔业关系的良性发展,保证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使黄海海域更加和平、和谐。(作者单位:包头市第九中学)

注解:

①韩国和朝鲜这个称呼,现今专指朝鲜半岛南北两侧的国家。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称王,向明太祖请得国号“朝鲜”。直至1897年,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李氏朝鲜王朝统治下,通称为“朝鲜”。1897年,高宗称帝,改称朝鲜为大韩帝国,简称韩国。1910年,日本占领韩国,重新改称朝鲜。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按三八线分成了南北两侧国家,即现在的韩国和朝鲜。本文以朝鲜半岛南侧国家,即韩国,为研究对象,表述时尽量遵照当时人的称呼,因而文中偶尔会有韩、朝混杂的情况。

②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和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③《清实录・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页。

④(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8页。

⑤郭廷以、李毓澍等:《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06-6807页。

⑥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四《妥议朝鲜通商章程折(光绪八年八月十九日)》。

⑦黄湛:《略论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⑧《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785页。

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828页。

⑩辛圆,黄硕琳:《中韩海洋权益问题研究》,《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B11丘昌情:《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韩关系―以中韩渔业纠纷和冲突为例》,《中国韩国学研究博士生论坛》,2012年5月。

B12江淮:《韩国海洋警察厅―周边邻国海上执法队伍扫描之二》,《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

B13雷志华:《渔业之殇―中韩之痛》,《南风窗》,2012年第1期。

B14詹德斌:《海洋权益角力下的中韩渔业纠纷分析》,《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和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清实录・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页。

[3](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1页。

[4]郭廷以、李毓澍等:《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06-6807页。

[5]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四《妥议朝鲜通商章程折(光绪八年八月十九日)》。

[6]黄湛:《略论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785页。

[8]辛圆,黄硕琳:《中韩海洋权益问题研究》,《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9]丘昌情:《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韩关系―以中韩渔业纠纷和冲突为例》,《中国韩国学研究博士生论坛》,2012年5月。

[10]江淮:《韩国海洋警察厅―周边邻国海上执法队伍扫描之二》,《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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