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范文篇1

关键词：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已正式拉开序幕。目前，证券公司已经发行了“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等数支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文拟对我国证券公司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法律思考，以期对资产证券化法制完善有所裨益。

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性问题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了多元化态势。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信托结构运作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信托投资公司为受托人；一是以委托结构运作的企业应收款证券化产品，以证券公司为受托人。

信托与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给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带来一个弊端，即信托制度未能成为共享的基础性制度单元。在募集说明书中，证券公司不能明确所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信托类产品，而是将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委托关系。但是，证监会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计划财产独立于受托人、托管人等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类似于信托制度的法律效果。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法，既不利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又不利于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应该从长计议，考虑将信托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资产证券化试点领域，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

对于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应当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使其不应因发行人、监管机构、法律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监管政策的不同。在资产证券化的系统工程中，对资产独立、破产隔离、信用增级和资产负债表处理等一系列重要环节，应统一立法、协调监管。当前，监管失调的表现比较突出。银监会管辖的金融机构开发理财计划即使符合证券本质，也不敢称为“证券”，而证券公司开发的资产管理业务不敢明确成信托关系，均因担心产品落入对方监管领地。如果要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从委托性质转化成信托性质，其出路就是允许混业经营，具体方式有二：扩大信托制度的应用范围，允许证券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收购信托投资公司或者设立具备信托业务经营资格的子公司。

关于基础资产的选择问题

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现金流的来源，选择合适的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发行之前最重要的环节。

目前已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中，基础资产均是具有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或“收益权”。例如，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计划和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专项计划，则分别以公路收费权和网通集团应收款作为基础资产。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关于基础资产的命名。基础资产应准确称为“收益”，不能滥称“收益权”。已发行的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均为权益性资产，如联通计划的租赁费实际是债权证券化。收益权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均有财产性，可作为交易的对象，从而具有收益的权能。收益权通常只能是依附在某种确定的法律认可权利类型上的一个权能，它本身不能脱离其权利自身而单独转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的法律定性应该在既有的权利范畴内寻找，例如债权、知识产权、物权、股权等，而不能概括成债权的收益权、知识产权的收益权、股权的分红权。这些收益权与原生权利在外观上和实体上是一体的，因此，可将基础资产称为“现金收益”，把目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现的收益权回归到债权、物权等严格法律范畴的轨道上来，用规范的法律概念来定义基础资产，而不宜动辄创设新的权利。考虑到实务中的用语，本文仍用“收益权”来描述权益类基础资产。

基础资产的合法性问题。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基础资产的权属以及转让合法性。证券公司对基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要关注原始权益人取得基础资产的合法性、基础资产上是否有第三方权利、是否有司法限制、法律法规或合同对基础资产的转让有否限制性规定、证券公司以专项计划的名义持有基础资产的资格等问题。

基础资产的确定方法问题。对基础资产的确定应采用定性加定量的方式，即将基础资产界定在不超过预期收益金额的范围内的某项权益，以使其与专项计划的预期收益相匹配。这既实现了内部超额担保的目的，又满足了原始权益人返还残值的愿望，最终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真实销售问题。该问题的本质是收益权转让行为的法律实质是真实出售还是抵押融资。根据资产证券化法律原理，只有实现了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才能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真正脱离发行人的信用，即资产证券化完全依赖基础资产的信用，受托人对资产原始权益人没有追索权，属于满足证券化“真实销售”的实质要求。原始权益人与证券公司签署基础资产转让协议后，原始权益人将收益权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支付购买价，双方形成买卖关系。专项计划的收益来源于收益权，原始权益人仅有义务将收益权交付给证券公司在收益权之外，原始权益人对证券公司没有其他给付义务，因此，收益权转让不属于抵押融资。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力图将购买的资产的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非唯一还款来源），但由于要求有银行担保，银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始权益人追索，容易导致购买资产的行为并未形成“真实销售”。这是目前专项计划设计存在的一个较大弱点。如由股东或第三人对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银行仅向反担保人追索，则可避开上述瑕疵。

基础资产交易的公示问题。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专项计划应尽量完备基础资产的交付环节，以适当的方式向相关权利人进行公示。以债权类权益作为基础资产时，应将债权转让书面通知原始债务人。如果债务人众多无法逐个通知，可考虑在媒体和网站上公告，将转让事项通知其他债权人。对于特许经营权之类基础资产，目前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其转让涉及的公示程序，可考虑采取主管政府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方式，以降低制度不配套的风险。

关于现金流管理的问题

证券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对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管理，包括现金流的收取、运作、分配等。

关于现金流的收取。随着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展开，基础资产可能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原始权益人如以多个资产打包组成基础资产池，则现金流比较分散，由证券公司亲自管理反而可能增加专项计划运作的成本。此时，可考虑借鉴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贷款服务机构，在专项计划中引入基础资产服务商，由服务商受托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管理。通常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最为熟悉，可作为服务商，为基础资产提供服务，汇集现金流。

关于资金沉淀问题。资金沉淀将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成本。基础资产的原始现金流的产生时间与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时间不完全一致。选取的基础资产通常大于本息偿还所需要的现金流，将发生资金沉淀。因此，在设计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条款时需要充分考虑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特点。有的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期间只发生一次或几次现金流流入，如联通计划中，联通运营公司根据租赁合同只在指定划款日支付租赁费，其现金流的流入时间是确定的。有的基础资产现金流发生频率较高，如莞深计划中，每日均有车辆通行费收入。

为提高原始权益人的资金使用效率，专项计划对产品现金流需要做出合理安排，即产品现金流的安排应当尽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证券公司解决资金沉淀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三种：

措施之一：结构匹配。由于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是指原始权益人交付的特定时期内一定额度的收益权收入，并未限定收益权收入的具体交付时间。因此，证券公司在进行精确的现金流测算后，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中对基础资产交付时间和交付数额予以约定，可以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重新安排，实现基础资产现金流与产品现金流的匹配。因特殊情况发生不匹配，可以通过即时追索担保人来解决问题。由于银行担保是连带责任担保，且属于履约担保，实际上起到可靠的流动性支持和债权担保的双重作用。

措施之二：资产管理。即证券公司将沉淀资金采用资产管理的方式来增加收益，但应投向国债、金融债、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低、流通性好的金融产品。

措施之三：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即证券公司在测算现金流后循环发行资产证券产品，并以专项计划名义设置现金储备账户，用于存储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了当期应付证券本息后的剩余资金。这些余款并不提前偿付给投资者，而是在循环额度范围内用于再次购买原始权益人的同类、同等档次标准的基础资产。通过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和多次购买基础资产，提前收回的资金又变成了基础资产，这样就不会产生过量资金沉淀，还解决短期基础资产与长期证券之间的期限不匹配问题。

关于统一流通平台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监会主管的证券交易所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的两大平台。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债券为主的证券流通市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流动性是金融产品的生命力。但是，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有限，使只限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性很小，截止2006年4月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仅发生交易1笔。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主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化并未实现，而资产证券化所特有的分散风险功能以及为普通投资者创设投资品种的功能也无法实现。从长远来看，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如果不能到交易所交易，则其证券化的作用将大大降低。

证券交易所市场同样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提供了必要条件。证券公司发行的以专项计划为载体的“受益凭证”均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从节约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的角度考虑，应统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市场，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证券交易所市场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种类和数量远远多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比较完善，且金融风险能够比较有效地向社会分散。所以，证券交易所市场应该成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主渠道。

总之，虽然资产证券化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金融创新工具，但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将大大推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只有在实践探索中领悟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不断解决遇到的重要问题，才能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制度。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文•L•西瓦兹著.结构金融―资产证券化原理指南.李传全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开国等编著.资产证券化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证券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证券投资教学；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G42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7（c）-0128-01

证券投资学是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但是高职学院在此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针对高职学院开设证券投资教学的现状作了深入的剖析，并对证券投资课程教学改革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些策略和设想。

证券业是知识高度密集型的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操作技能有较高的要求，中国证券业的发展时间短，而且粗放型经营，对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为了培养能适应证券市场新变化的复合型人才，金融学教学中证券投资学教学的广度与深度也要相应进行变革。教学应以培养适应证券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索在新形势下对证券投资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改革，以促使教学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我国高职院校证券投资专业教学的现状

（一）学生相关知识基础相对较差。从整个群体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生整体素质相对较低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形成这种局面：老师滔滔不绝的讲，学生似懂非懂的听。课程结束时老师觉得应该讲的都讲了，可是学生依旧觉得一头雾水。结果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考试只靠死记硬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二）缺乏教学实践设施，硬件建设水平滞后。中国很多高校金融证券专业的实验室建设相对滞后，即使有了实验室，部分高校不将其看做专业教学的附属设施，而是将它用于商业创收。同时由于教师资源的匮乏，导致了很多高校的证券投资学教学目前仍然停留在课堂讲授上，实验操作、模拟交易、案例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的教学或严重不足或放任自流或流于形式。

（三）缺少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目前，市场上的教材大都是国外证券投资理论的译著，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并不能完全适用。如果一味机械、教条地照搬，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误导，甚至会“误用”。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教材中对证券投资理论分析都是基于国外的现状，对本国证券市场进行的分析少之又少。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快、变化大，许多新事物并不能在教材中及时反映出来。这种状况急需改善。

（四）教学方法大多数学校仍沿用传统的“粉笔+黑板”，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在讲解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时会涉及大量的图表，而且这些图表在黑板上根本不可能画，结果造成学生听不懂，教师讲不明白的局面。证券投资学课程讲授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来提升我们的教学手段。但中国大部分高职高专学院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比较落后。没有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作用来丰富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效果。

二、高职院校进行证券投资教学的改革措施与发展前景

（一）根据以上我国高职院校证券投资教学存在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两点改革想法：（1）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与实训课相结合。理论课与实训课相结合是教学的基本模式，在课时上采取平均分配的做法，每周一半时间在课室上理论课，另一半时间在模拟实验室上实训课。理论课教材采用国家规划教材，实训课借助证券公司研发的证券模拟交易系统进行证券模拟投资训练。证券投资的理论体系虽然比较简单，但随着研究者们的研究创新，各种新的观点和角度也不断涌现。作为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本人立足于“常识性”的知识点，这些“常识性”的知识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必须掌握的基本的投资理财知识，主要包括：证券投资的概念、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证券交易的过程、证券投资品种（重点是股票和基金）、证券基本分析法、证券技术分析法、证券投资策略及证券投资方法。由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品种仍然是股票，因此，实训课基本上就等同于“模拟炒股”课。当然，作为证券投资的一个主要品种的股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代表我国证券投资的现状。（2）大胆的进行教学课程、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教材方面的改革。在课程设置上应与证券市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相适应。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应包括三大模块课，分别是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和专业辅修课。专业基础课应包括：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投资银行学、证券投资基金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专业必修课程。专业技能模块课应包括：上市公司财务分析、公司理财、衍生金融工具、证券法律法规等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设为选修课程。同时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考虑，应鼓励证券专业的学生掌握跨专业知识。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进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应该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运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方法与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教材方面首先应该以我国证券业的现状为基础，通过参考国外先进的理论来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教学理论，不能盲目的遵从书本上的条条框框，从而把路走歪，走死。其次应注重教材中对实践科目的安排，证券投资不是只让学生记住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种正确的利用证券投资盈利的方法。

（二）我国证券投资教学的前景及展望。

我国目前的证券业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市场的发展还不够成熟，逐渐扩大的市场对高素质的证券投资类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如何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的证券投资专业人才是一项所有本专业教师都应思考的问题。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目前国际战争局势稳定的大局下。金融市场变成了世界各国追逐利益的主战场，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实力还比较薄弱，对于培养证券投资人才这一事业，展望未来：方兴未艾，发展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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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专利证券化；操作流程；法律风险

专利证券化（PatentSecuritization），是指发起机构把专利将来可能产生的现金流剥离于企业之外作为基础资产，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再由该特殊目的机构通过重新包装、信用评级以及信用增强等手段分离与重组基础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因素，并向投资者发行以该基础资产为担保的可流通权利凭证，借以为发起机构融资的金融操作过程。专利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在专利领域的延伸，它代表着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由实物资本转向了知识资本，是金融证券领域的重要创新。1985年耶鲁大学获得一项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发明专利，1987年耶鲁大学将这项专利许可给制药企业Bristol-MyersSquibb公司研发生产一种名为“Zerit”的抗艾滋病药物。耶鲁大学以此获得高额的专利许可费。2000年耶鲁大学为了进行项目融资将Zerit药品专利许可费（2000年9月6日至2006年6月6日）的70%以1亿美元转让给一家名为RoyaltyPharma的公司。为了支付这笔转让费，RoyaltyPharma公司对专利许可收费权，进行了证券化处理。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专利证券化的开端。随着人们对专利经济价值认识的提升以及企业经济转型升级所依赖的融资需求的高涨，利用专利证券化进行融资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我国作为新兴国家，专利的延伸利用和企业融资难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专利证券化的操作步骤

专利证券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融资过程，主要参与者有专利权利人、特设载体（发行人）、证券投资人、专利被授权人、以及信用增级和信息评级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完整的专利证券化要进行以下三个步骤：

（一）挑选适宜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将基础资产信托给SPV

首先，专利权人要根据融资需求挑选基础资产来进行证券化运作。基础资产应当是能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以确保专利支持证券的还本付息。其应满足三个标准：（l）原始权益人合法拥有处分和收益权；（2）应是可预期有稳定现金流或能够转化为可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3）资产达到一定的信用标准。[1]其次，要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转移基础资产。SPV是专利证券化的核心环节，其具有阻隔和化解专利证券化中潜在的法律风险的作用。从法律上来讲，这种隔离和化解法律风险的机制既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信托、合约等其他形态。[2]无疑，信托是最好的化解法律风险的办法。专利权人通过信托的形式将专利的未来收益权出售给SPV，这样SPV获得基础资产的所有权，而不是知识产权本身。这样就确保基础资产不被列入发起人破产资产的范围，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对基础资产进行结构重组，并完成信息增级和等级评定

专利证券化能否成功融资的关键在于基础资产的品质优劣。信用是产生投资价值的源泉，正是因为基础资产本身的信用才吸引了众多投资者。[3]在实现真实销售以后，SPV要根据专利基础资产的特点，对专利基础资产进行结构性重组，以实现风险对冲，以降低总体风险、增加信用。同时要完成证券的信用增级和信息评级。“信用增级要结合市场对证券的档次、期限和利率进行具体设计”[4]。例如，美国BioPharmaRoyalty信托是通过设计Zerit药品专利许可收费权证券次级结构（subordinationstructure）来实现信用增级的。BioPharmaRoyalty信托将专利证券分为：优先债券、次级债券和受益凭证三级别。优先债券以专利许可费进行超额担保，具有本息偿还的优先权，其信用最高，但收益率低，一般向社会公众发行。次级债券是在保证支付优先债券以后，才予以支付的债券，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收益率要比第一级别高，而且保险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对次级债券进行保险，次级债券的目标市场是追求高收益率的投资者。第三级别的证券为受益凭证，代表投资者对信托财产的所有者权益，主要是吸纳风险，这类证券不公开销售，由SPV自身保留，本息偿还的优先权低于第一级别、第二级别的证券。[5]通过这种划分次级的方式达到了优化证券的自身结构、提升证券信用的目的。SPV信用增级完毕后，要聘请正式的信用评定机构对待出售的证券进行评级，并向投资者公布。信用评级机构对证券客观公正的评级，可以帮助投资者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以决定是否购买，这对于专利证券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三）发行和销售证券，进行证券发行后的管理。

根据不同情况，对证券的发行可以采取私募或者公募的方式进行。若采取公募的方式发行，需要聘请证券发行人和承销商。证券发行后的管理主要涉及到专利权许可使用的管理和证券发行的管理。专利许可使用权的管理重点防止专利价值外溢，以维护专利权人和SPV的利益。证券发行的管理，主要涉及专利的许可使用问题和证券发行后的买卖和专利证券化的操作流程图本息偿付问题。一般由SPV委托托管人将从专利许可受让人那里收取的专利许可使用费作为本息偿付给投资者，将剩余收益返还给SPV。

二、我国进行专利证券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实践证明，成功的专利证券化能够帮助企业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提升专利资产的流动性，从而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然而，证券市场本身具有风险性，专利本身价值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再加上我国相关制度环境的不完备，这都将加剧专利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专利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具体而言：

首先，专利固有特性导致其市场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从而给专利证券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风险。专利权具有知识产权的一般特征即时间性、地域性、客体无形性。专利权的时间性意味着专利权不是永久的，就我国而言，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为10年，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专利的时间性针对法律对专利的保护期限而言的，而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中，专利还存在经济寿命问题，专利的经济寿命是指专利权有效使用并能够给使用者带来超额收益的整个期间。一项专利权当其使用者从该项专利技术的使用中所获得的收益不能超过未使用该项专利技术的其他生产者的平均收益时那么这项专利技术的经济寿命便告结束。专利的经济寿命专利的经济寿命受“专利类型、专利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可替代性”[6]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的变化发展都会导致专利价值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专利证券化的风险。专利具有地域性，一项专利在一国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这项专利在他国会受到保护或受到同样程度的保护，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专利保护制度的差异增加了专利价值不确定性的风险。专利权客体的无形性使得专利具有反复使用的特点，从而使得专利更容易被侵权，无论是合法的反复授权还是非法的盗用侵权，都会使得专利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价值受到贬损，从而影响投资人的利益。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专利证券化的信用基础是专利这个无形资产，它只有通过生产经营实践，价值才能释放，否则其价值只是一个概念”[7]，一旦投资者的本息得不到偿，几乎无资产可清偿给投资者，这不同于基础资产是有形资产的证券化，所以专利证券化对信用增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行专利证券化的前提是基础资产的稳定性。专利证券化发行所依赖的未来收益现金流应当是稳定的并可以准确预测的，评级机构才能更好地对证券发行进行评级，投资者才能准确地评估该证券的价值来进行投资。专利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无法对专利的经济价值做出精准的预估。而基础资产现金流稳定性的欠缺将直接导致专利资产的预期收益评估比传统金融资产而言更为复杂，从而增加专利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这将影响专利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其次，专利主体和专利证券化基础资产结构的复杂性可能给专利证券化带来一定的风险。相比其他资产，专利的权利主体和专利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结构更加复杂。就专利权权利归属而言，同一专利上可能存在共同的发明人，也可能含有在先的合法权利或者职务发明问题等，这样会导致专利权归属不明确。就专利证券化基础资产机构而言，由于专利权客体的无形性使得专利具有对有形资产的依附性。专利基础资产本身很难独立地满足提供未来收益的要求，专利必须和其他有形资产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营利。这样，在专利证券化操作流程中，基础资产往往就会延伸到专利所依附的有形资产。若想要充分发挥专利资产证券化的效用和价值，其他相关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如产品设备、生产线、生产技术等一般也会被纳入进来。但是不同资产，特别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资产转让时相关的法律程序要求是有所不同的，这就使得专利证券化的操作过程具有高度风险。

最后，对专利的不当评估也是专利的风险来源之一。专利资产的自身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实践中还缺乏比较可行的、统一的方法对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缺乏共同价值基础的专利证券化操作是无法完成的，在专利权真实销售、信用增级、信用评级、证券发行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以对专利价值的客观准确评估为前提的。SPV在专利权转移环节需要对专利进行恰当的评估以决定是否向企业融资并向原专利权人支付何种对价，在选择专利、构建专利池时需要评测出具有较大发展前景和经济价值的专利，而信用评级机构和增级机构更需要对专利进行准确的评估以评定专利的信用度，增加投资者的信心，降低市场风险。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尚不完善，所以这很可能加大专利证券化的风险。

三、完善我国专利证券化的规制

首先、应当优化SPV的构造，充分发挥SPV的风险阻隔作用。风险隔离机制是专利证券化操作流程中的核心环节。专利证券化的资产信用有赖于独立的特定资产，专利证券化若要成功运作，就要分离基础资产与附着其上的风险，在发起人之外设立SPV，就是为了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SPV往往以公司形式、有限合伙形式或者通过信托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根据我国情况，在政府主导型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下，SPV的构造不宜完全由市场运作，应将其设计为由政府出资组建或以政府出资为主的机构，既可为投资者提供基本的信心支持，又能保证国家技术产业政策的贯彻。日本、菲律宾等国提出的证券化思路，也主张由政府出资组建SPV，对知识产权实行政府采购，然后进行证券化。[8]SPV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风险隔离：一要建立独立的SPV主体，实现SPV与发起人的责任分离，互不影响；二要实现发起人和SPV之间的真实销售，转移专利未来收益权。这样，如果投资者投资失败，其不享有对专利权人的追索权。如果专利权人经营不善导致破产，SPV的专利基础资产也不会被纳入清算范围，投资者的利益就不会受到影响。

其次、加强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完善专利评估制度。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增级机构是专利证券化中的重要环节，它们对专利的经济价值、盈利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对专利证券进行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因而其评级结果和增级手段对专利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以及投资者的决策有重大影响。因而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增级机构是专利证券化市场的良心。我国证券市场的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基础较为薄弱，目前具有全国性证券券市场评级资质的机构少之又少，权威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更是凤毛麟角，并且评级结果存在客观性不够、公信力不强的问题。专利证券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公正合理的价值评估、信用评级和可靠的信用增级，所以应加强对信用评级、信用增级机构的监管，完善专利评估制度，保障专利证券化的顺利实施。

最后、建立专利证券化权利登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专利权客体的无形性使得专利有可重复利用和可分割使用的特点。这种不确定性就需要一套清晰有效率的登记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确定专利权权利归属；另一方面一旦发生冲突，“可以明确地依照登记的先后范围来决定权利冲突人在对抗过程中的优先性，而这种对抗的过程对经济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便能够得到控制。[9]这对于构建和完善我国专利证券化制度，避免种种潜在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专利证券化一般涉及专利权人、特殊目的机构（SPV）、专利许可受让人和投资人四方主体。在专利证券化的操作流程中，这四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式通过合同的形式来分配的。在专利证券化中，支付投资人证券本息的资金最终来源于专利许可受让人，然而，专利权授权合同的高度待履行性，专利许可受让人是否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还取决于授权方是否承担诸如技术指导等若干合同项下的实质义务。[10]因而，在专利证券化过程中要就专利权人和专利许可受让人的授权合同内容充分披露，便于投资人对证券所蕴含的风险做出判断。

参考文献：

[1]参见黄锡生：《资产证券化基本问题之探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8卷第1期。

[2]参见：钟瑞栋：《知识产权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参见：钟瑞栋：《知识产权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艾毓斌，黎志成：《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载《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6月第16卷第3期。

[5]参见：袁晓东：《美国专利资产证券化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06年第3期。

[6]冯晓青、张艳冰：《防范风险-大力完善专利证券化的规制》，载《证券日报》2013年7月8日第A04版。

[7]参见艾毓斌，黎志成：《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载于《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6月第16卷第3期。

[8]参见艾毓斌，黎志成：《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载于《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6月第1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