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篇2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11-008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Network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arryTOshima.TheRanisFeiModelofEconomicDevelopment：Comment[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3，53（3）：448-452.

[2]DaleWJorgenson.TheDevelopmentofaDualEconmy[J].TheEconomicJournal，1961，71（2）：309-334.

[3]TodaroMP.AModelofLaborMigrationandUrbanUnemploymentinLessDevelopedCountrie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9，59（3）：138-148.

[4]LarryASjaasta.TheCostsandReturnsofHumanMigration[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62，70（5）：80-93.

[5]StarkO，TaylorJE.RelativeDeprivationandInternationalMigration[J].Demography，1989，26：1-14.

[6]StarkO，TaylorJE.RelativeDeprivationandMigration：Theory，EvidenceandPolicyImplications[R].WorldBank，1991：656.

[7]BorjasG.SelfSelectionandtheEarningsofImmigrant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7，77（4）：531-553.

[8]RamónLópez，MauriceSchiff.MigrationandtheSkillCompositionoftheLabourForce：TheImpactofTradeLiberalizationinLDCs[J].The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998，31（2）：318-336.

[9]AlejandroPortes，Julia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andImmigration：NotesontheSocialDeterminantsofEconomicAction[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93，98（6）：1320-1350.

[10]DouglasSMassey.SocialStructure，HouseholdStrategies，andtheCumulativeCausationofMigration[J].PopulationIndex，1990，56（1）：3-26.

[11]WilliamJCarrington.MigrationwithEndogenousMovingCost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86（4）：909-930.

[12]GordonHHanson.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InternationalMigrationofLabor[G].NBERWorkingPaper，14490，2008.

[13]GustavRanis.AnalyticsofDevelopment：Dualism[M].YaleUniversity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B.V，1988：74-91.

[14]梅建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业劳动力转移[J].上海经济研究，2003，（6）：8-14.[MeiJianming.DualEconomicStructuretransformationandtheTransferofAgriculturalLabor[J].EconomicResearchofShangHai，2003，（6）：8-14.]

[15]胡铁成.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城市化的困境[J].江海学刊，2003，（2）：59-64.[HuTiecheng.DualStructureTheoryofDevelopmentEconomicsandtheDilemmaofChineseUrbanization[J].JiangHaijournal，2003，（2）：59-64.]

[16]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4）：14-22.[ChenJiyuan，HuBiliang.TrieconomicStructureofChinaandtheTransferofSurplusLaborForceinAgriculture[J].EconomicResearchJournal，1994，（4）：14-22.]

[17]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DuYing，BaiNansheng.OutoftheVillage：EmpiricalResearchofRuralLaborMigrationinChina[M].EconomicSciencePress，1997.]

[18]杨春瑰.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2）：45-49.[YangChunhuai.LogisticDiscreteModeofLaborMigrationandtheStabilityAnalysis[J].ChinaRuralSurvey，2003，（2）：45-49.]

[19]黄泰岩.知识经济的结构革命[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2）.[HuangTaiyan.StructuralRevolutionofIntellectualEconomy[J].ReviewofPoliticalEconomy，2005，（12）.]

[20]张宏伟.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ZhangHongwei.AnalysisFrameworkofLaborMobilityinTrieconomy[M].Beijing：EconomicSciencePress，2008.]

[21]肖六亿.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技术进步[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XiaoLiuyi.TheOriginalDrivingForceofLaborMobility：TechnicalProgress[M].Sichuan：SichuanUniversityPress，2008.]

[22]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ZhuNong.ChineseLaborMigrationandtheFarmingProblem[M].Hubei：WuhanSciencePress，2005.]

[23]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CaiFang，BaiNansheng.LaborMigrationinTransitionalChina[M].Beijing：SocialScienceLiteraturePress，2006.]

[24]ZhaoYaohui.LaborMigrationandEarningsDifferences：TheCaseofChina[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999，47（4）：767-782.

[25]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6）：52-62.[YouDanzhen，ZhengZhenzhen.FertilityDesireAnalysisofRuralWomen：EmpiricalResearchonAnhuiandSichuan[J].SocialScienceResearch，2002，（6）：52-62.]

[26]袁志刚.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和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YuanZhigang.LaborMigrationBetweenRuralandUrbanandUrbanUnemploymentinChina：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M].Beijing：EconomicSciencePress，2007.]

[27]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7-35.[ZhaoWei，LiFen.HeterogeneousLaborMigrationandRegionalIncomeDisparity：AnExpansionoftheNewEconomicGeographyModel[J].ChinaPopulationScience，2007，（1）：27-35.]

[28]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2）：80-87.[ZhangYongli，HangZuhui.CharacteristicsandTrendoftheLaborMigrationofNewGeneration：SurveyandAnalysisfromSamplesofTenVillagesinGansuProvince[J].ChinaPopulationScience，2008，（2）：80-87.]

[29]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1.[SunWenkai，BaiChongenandXiePeichu.TheEffectonRuralLaborMobilityfromRegistrationSystemReforminChina[J].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11，（1）：28-41.]

ThoughtChangesandPathExplorationofLaborMigrationTheory

SUNXiaofang

（SchoolofEconomics，Shan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thetheoryfromtheperspectivesofthemacromigrationmodel，micromigrationtheory，socialnetworktheoryandelaboratesonthedifferentconcernsindifferenteconomicperiods.Atthesametimeinthedualeconomicanalysisframework，thepaperreviewsthetheoryondomesticlabormigration.TheauthorsuggeststhatthelackofalogicallinkinthecurrentstudiesinChinaandthe

failuretocometothenatureofthephenomenonoflabormigrationarethemaindefects.Considering“shortageofmigrantworkers”，“tideofrushinghome”，“difficultEmploymentforcollegestudents”and“beachheadbattle”，theauthorproposesresearchprioritiesthatexploretheessenceofthesephenomenaand

establish

thegeneralizedtheorytoexplainlabormigrationinChinaeffectively.Itputsforwardthat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preferenceofsubjectoflabor（individual），whichiscalledheterogeneity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居民储蓄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057-04

1前言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但蒋静婷（2010）指出，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国情，我国经济学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及研究一般将人口规模作为解释变量纳入理论模型，却很少对人口结构的变动进行考察。事实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张新起（2012）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这种人口结构对一个国家来讲，最富生产性，同时社会的储蓄率高，人口的抚养负担轻。通常，我们会将这一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

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负担加重，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新技术革命，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汪伟，2009）。与此同时，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中的年龄结构关系密切（蔡昉，2010）。

根据罗默（2001）提出的研究与开发增长模型，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和内生的技术进步。最近关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指出，人口结构并非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总支出，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变量，最终传导并引发相应的经济后果（蒋静婷，2010）。人口结构转变的直接作用的传导变量主要有就业水平、居民储蓄率、社会保障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

关于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应的研究。胡雅琴等（2006）研究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有稳定正向的影响，孔涛等（2009）认为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徐洁香等（2013）指出储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认为我国现阶段应该维持高储蓄，充分利用高储蓄的优势，将高储蓄安全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最终完成工业化。

但关于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Mo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从微观角度解释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万春（2006）将引用修正的Leff模型，分析了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得出劳动人口比重与居民储蓄率呈正向关系的结论，并探讨我国的最优储蓄率的大小。李魁（2010）将居民储蓄率、居民消费率和进出口贡献率作为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得出生命周期模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储蓄率的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不少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在研究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大多研究的是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研究较少。其次，对人口结构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角度，缺乏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即使有少量的经济研究，但是，其建立计量模型的过程缺乏严密的数理经济分析和推导，严谨性和说服力不够。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在经典索罗模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以其对储蓄率变动产生影响的视角，实现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路径分析。

2引入人口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

21对索罗模型的分析

211经典索罗模型及其局限性

经典索罗模型的基本方程式为：

Δk=sy-（δ+n+g）k

其中，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投入k，社会储蓄率为s，折旧率为δ，人口增长率为n，技术增长率g。表明人均产出中未消费的部分即人均储蓄sy从两个方面增加了资本积累。另当Δk=0，可得到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此时，经济处于稳定状态，k和y的增长率都为0。

虽然该模型自提出以来对研究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在解释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未考虑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假设人口变量外生给定。因此，在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已经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故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将人口结构变化纳入模型，客观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212对索罗模型的改进与分析

为了在索罗模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将全国人口分为劳动人口LA和非劳动人口LN，总人口N=LA+LN。其中非劳动人口占比=LNN，且0

因为考虑到了人口结构问题，一国的储蓄就不能全部转化为产出，其中的一部分需提出用于非劳动人口的抚养。假设社会总产出为Y，非劳动人口抚养支出为YN，则社会的实际投资（此时认为储蓄恒等于投资）减为s（Y-YN）。

另外，考虑到非劳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用抚养水平系数β=YN/LNY/N来表示，其经济学含义为给予非劳动人口资金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以设为一常数值。由于一国抚养支出应小于社会总产值，故有0

根据以上所提出的经济变量，易知β=YNY，即YN=βY

加入折旧因素，社会总产出增长可以写为：

ΔK=s（1-β）Y-δK（1）

其中，K为资本总存量。如果用k表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存量，则k=KALA=KA（1-）N，其中A表示技术因素。

由此，得到人均资本投入量变化的方程为：

Δk=ΔKA（1-）N-（g+n+Δ1-）k（2）

将式（2）代入式（1），得到的改进索罗模型为：

Δk=s（1-β）y-（δ+g+n+Δ1-）k（3）

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即Δk=0时：

s（1-β）y=（δ+g+n+Δ1-）k（4）

由投入产出方程可得到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关系：

y=YL=（KL）γ=kγ（5）

将式（4）代入式（5），可得：

k=（s（1-β）δ+n+g-Δ1-）11-γ（6）

所以，y=（s（1-β）δ+n+g-Δ1-）γ1-γ（7）

其中，式（6）和式（7）为经济稳定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为讨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非劳动人口增长率Δ等于常数m，对式（7）左右两边对求导，并令倒数等于零得：

-βc2+（2βc+mβ）-（βc+m+mβ）=0（8）

由于0

根据上面的理论推导，可以看出，当经济社会维持在一定程度的储蓄率、社会抚养比、非劳动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技术更新速度时，随着非劳动人口（即0～14岁人口和64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不断下降。

22生命周期假说

一般来说，当个体在青年时，由于经验和知识的不足，收入水平较低，相应的储蓄水平较低。中年以后，家庭收入不断上升并达到峰值，同时会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养老，导致家庭储蓄水平增加；退休之后，消费会超过收入，因此储蓄会减少。所以，储蓄水平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呈现出“低—高—低”的趋势，这个理论被称为生命周期假说。

同样的，对宏观层面的居民储蓄率分析，易知：若一个经济体中劳动人口比例较大，那么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会推高居民储蓄率；另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大使得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进一步减少了家庭用于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支出，最终能够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这就解释了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率。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改变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故本研究提出假设：社会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或老年抚养比）的不断增大，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

3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分析

31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研究借鉴联合国标准，将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64岁以上分别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以这三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作为人口结构的代表变量。1960年至2011年，我国人口结构及变化趋势如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所示。

图11960—2012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其中，少儿人口占比处于三类人口占比的中间位置，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始终占据总人口的最高比重，并始终保持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占比始终处于最低位置，但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在1960—1976年期间始终保持58%，1986—1999年处于62%，2005—2011年处于70%。而我国的少儿人口在1960—1976年期间始终保持在40%左右，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1976年以后，少儿人口比例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直至2011年降至19%。老年人口占比始终处于最低位置，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由1960年的1%上升至2011年的10%。

由此，按以上趋势可以推测，如果维持现有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我国少儿人口所占比例将会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逐年降低，而随着老年人口占比逐年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长的趋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老龄化问题将逐渐凸显。

32储蓄率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及图2所示，我国的储蓄率从1982—1989年均处于36%左右，1990—1992年保持在40%左右，1993—1995年保持在41%左右，1997—2001年储蓄率出现小幅下降，自2001—2008年出现由39%至52%的大幅度增长，2008—2012年又出现小幅度下降。

图21982—2012年中国储蓄率趋势

另外，与美国相比，我国同期储蓄率虽然在近三十年中有一定的波动，但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

回顾以往的文献，中国要实现由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和储蓄具有长期影响的人口政策。另外，就业、养老系统的设计、医疗保险、教育等都不可避免地与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关（汪伟，2009）。

所以，综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较高的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存在关联。

4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41计量模型建立

为验证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借鉴Leff（1969）的储蓄模型，在考虑利率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对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Leff模型，如下：

s=β0+β1g+β2w+β3chi+β4old+ε

其中，s表示储蓄率，chi表示少儿抚养比（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old表示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控制变量g表示收入增长水平（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w表示CPI增长率。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我国1982—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42计量结果阐释

根据相关系数，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存在较强的共线性，所以在模型中分别引入这两个变量，另外，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序列相关性问题，在模型中引入了随机项的滞后项，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st=4290+015gt+007wt-062chit+εt+110εt-1-033εt-2（276）（123）（100）（-377）（536）（-162）

F=7116R2=094LM（1）=175

st=-2779+014gt+007wt-477oldt+εt+125εt-1-045εt-2（-125）（272）（118）（-103）（612）（-217）

F=6301R2=093LM（1）=263

由回归结果可知，两个模型整体均十分显著，加入自回归项后，序列相关已被剔除。进一步，人均收入增长水平与居民储蓄率为正向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CPI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变动影响非常弱，且回归效果不显著。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着负向影响，并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少儿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储蓄率将减少062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也有着负向影响，但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在经济意义上说明了我国现在的老龄化还没有开始对储蓄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至此，我们对前文的假设进行了验证。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方向与假设一致，但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方向与假设一致，且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对于老年抚养比对我国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我国目前老年抚养比尚未显示出其显著的经济影响，但是，随着当下中年人群逐渐步入老年，老年抚养比会更大，终将对经济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5政策和建议

通过对修正Leff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少儿抚养比，是影响储蓄率的因素之一。因此，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和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才能使得人口与经济社会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结构与储蓄结构和经济结构协调发展。为此，相应的调节与控制政策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于我国现在相对充分的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更多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才能逐步克服抚养比过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加快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配套设施的改革和重构，多方面体现社会的公平性。解决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并不能只靠单方面政策，相反，需要社会各界在各个方面的协调和努力。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加强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城镇化改革的同时，把握好宏观经济的方向盘，不断优化财税制度，使我国最终实现“老有所终，少有所养”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10（1）：29-52

[2]张新起，景文宏，周潮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0）：139-141

[3]刘士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0

[4]刘家树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229-232

[5]郑娜我国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计量分析[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8（7）：21-22

[6]全倩倩，王诗卉，苗锐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企业研究，2011（8）：141-142

[7]董丽霞，赵文哲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