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对社会的意义范文

事实说。“新闻是一种新鲜、重要的事实。”(胡乔木)

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把新闻等同于事实是错误的。

报道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

这一定义在我国新闻界影响很大，并为多数人认同。其关键在于。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它科学地回答了“新闻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

但新闻报道侧重指新闻机构发表新闻的社会活动。“报道”是一种以传播者即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为主体传递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只看到了新闻报道者与事实的关系，而未考虑到受众的重要性，这种传受关系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报道”既然是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是否在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产生之前就没有新闻呢?

信息说。“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

这一定义是从信息论、控制论领域认识新闻。新闻的本质是事实的某种信息。“信息说”符合“定义”的公式：被定义的概念=属+种差。新闻的本质属性是关于事实的某种信息。即属；新闻的本质特征是传播新近事实，即种差。

这一定义虽然将新闻最本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但同样存在疑问：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新闻所传播的信息是全部还是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在传播的信息中只有某一部分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新闻是一种信息，信息并不都是新闻，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究。

传播说。“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王中)

这一定义把新闻的落脚点放在“传播”上，显然它认识到了新闻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将传播者与受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反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者在向受众报道新闻的同时，受众以反馈的形式与传播者或其他受众进行沟通交流。“传播说”是对新闻“流”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动态的传播活动。

这一定义也有不完善之处。新近变动的事实经过传播就一定能成为新闻吗?这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没有传播价值就构不成新闻。新闻传播的是事实吗?新闻的本质是某些信息，传播的归宿点应该是信息，不是事实，忽略了唯物主义新闻本质论的观点。

从哲学角度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不确定性的消除。客观事实具有多种信息，新闻传播的只是来自事实的一部分信息，而未被传播的部分是构不成新闻的。“传播说”在这方面有待完善。

不同的新闻定义是对所处时代新闻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所做的就是弥补不足。可以说，“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以及未提及的“猎奇说”和“手段说”都是新闻定义研究成果具有时代性的精华。

结合“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新闻定义研究成果的精华和存在的不足，在现有学科领域知识的基础上，我认为，新闻的定义可归结如下：

新闻是人类社会中对公众具有知悉意义的最新变动的事实信息进行的传播活动。

“最新”，强调新闻内容的新鲜性和新闻传播的时效性特点。说明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并被发现的，且具有新鲜感，以可能的最快速度传播的变动事实信息。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些时过境迁、毫无新意的新闻(旧闻)就永远不能成为新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告诉我们：旧闻也可以是新闻。现实生活中那些虽然是过时的，却同样引起受众关注、具有报道价值的信息也是可以成为新闻的。

“人类社会”，新闻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新闻必须是人类社会中的变动事实信息。新闻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个范围。

“公众具有知悉意义”，强调新闻传播的公众性特点，只有对公众具有知悉价值的信息，才能为公众所接受而成为新闻。

“变动的事实信息”，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特点。新闻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任何客观事实都包含着多种信息，信息并不是客观事实的组成部分，而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中的某种信息，没有变动的事实信息，新闻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在我国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另一种认为“社会变动是新闻的本源”。我认为，变动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变动的事实的能动反映。事物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突破常规的变动才能产生新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实的变动将事实转化为新闻，是新闻的动因。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块石头，在未产生变动之前，它永远都不能成为新闻，而当发现这块石头是金矿时，它就会因为事实(石头)的变动而成为新闻。事实对于新闻的产生来说是相对的，只有发生变动的事实，我们才能从中发现新闻。

“传播活动”，新闻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它突破了“报道”的单向传播活动范畴，成为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活动。将新闻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可以很好地将新闻的“源”与“流”统一起来，防止把新闻片面地认为是一种报道或信息。同时，它也把新闻传播的五个要索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将反馈纳入其中可以说是新时期新闻定义时代性的具体体现。

新闻传播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本义新闻学

一、引言

白润生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民族新闻，以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和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白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是基本同意的。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所指范畴，还应将“新闻”的“传播活动”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事业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果少数民族新闻学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仅针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讨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事业的涵义

新闻事业是指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有组织的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资料显示，到2006年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200多种，共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

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二)新闻事业在少数名族新闻学中的地位

将新闻事业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实际上，现在学界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也多是从大众媒介入手的。如张斌的《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民族新闻报道》，刘亮明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特点》，刘眷歌、金林的《浅析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张通生、马哲的《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的《维吾尔民文党报传播效果研究》，李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现状调查》等。马树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崔相哲的《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发展史》等系列专著，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闻事业的制约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类地区一般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因为缺乏获取发行和广告利润的动力，大量商业性质的报刊不愿将发行点铺设至县级市;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党媒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唯一类型的本地新闻媒体，其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财政收入和上级拨款，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少，本地党媒的内容制作和新闻传播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农村居民平时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群族内部，使用汉字和汉语普通话的能力较弱，使得该类地区的居民不愿购买信息产品或媒介终端[1]。

新闻事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和应用与当地实际情况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超越了新闻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显示出了强烈的特殊性。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研究范式，总结出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历史来源

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有没有新闻传播活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论新闻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2]，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在人类还远远没有新闻意识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它与人类社会共生，与一般传播同步。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涵义

新闻传播活动在“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或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2]”。“新闻信息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融于一般信息的传播之中，难以以一种绝对的标准予以判断[3]”。

以新闻概念的出现，或以新闻传播业的诞生作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现象发生的标志，显然不符合人类新闻传播发生史的真实面目，在理论上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解释[4]。宁树藩教授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作序时认为“新闻学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故称之为广义新闻学。”

(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阶段。由于进入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不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痕迹与惯性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产生有其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叶，比古代汉族地区的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出现之始，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不相符，大多是政府“输血”的结果，而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9万;平均文盲率为42.3%。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显然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正在于，新闻传播渠道和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姿态，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大众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经历着“从猿到人”的蜕变，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史的活化石。以西藏的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还过着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1951年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派兵侵占德根和梅楚卡地区，这个消息被博噶尔部落仰崩村的牙莫头人知道后，立即给德根头人送去一份信：一根扎有红羊毛的木棍，表示博噶尔人同德根人一道坚决抗击人侵者。德根人接信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给了人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为蓝本，考察其仍活跃于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远比研究在政府“输血”和帮助下建立的新闻事业机构丰富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其他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因大众传播的掀起、盛行而消亡，它们不仅和大众传媒同时存在，而且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不断呈现丰富与多样性的色彩。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魅力所在。

胡钰博士在《新闻传播导论》中将新闻传播分为三个形态：初级形态，从有人时代开始，持续到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中级形态，即人类在掌握语言文字后，意识到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但在物质形式上不能脱离，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脱离，因而出现了古代报刊;高级形态，以现代报刊诞生为标志，出现大众传媒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这三个形态中均有体现，甚至初级形态和中级形态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比重也恰恰是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真实反映。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正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也正经历着从初、中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而这正符合新闻规律的一般特征。

五、小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闻的定义尚有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报道说、事实说、信息说、手段说。除事实说外，其他三种新闻定义都将新闻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大众传媒就不存在“新闻”定义。这种新闻定义，在大众传媒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机械地运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显然就不甚妥当了。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概念，即把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称之为“本义新闻学”，实为报学的那种新闻学称之为“广义新闻学”。并大力倡导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与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学应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注重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

参考文献

[1]罗鸣.中国发展新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3]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30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5).

[6]张征，张玉荣.“战场”不能被当做改革的遁词[J].国际新闻界，2010(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8]周光明.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

新闻传播对社会的意义范文

一、解构：新闻文本交互与再制的表征

（一）新闻文本与意义建构

文本，是携带意义的符号的媒介化呈现，是带有明显吸引受众意图的客体。新闻事件被转化为意义相对完整的符号体系，以之来反映新闻事件，该符号体系可称之为新闻文本。新闻文本可以由声音、文字、视频、图片等元素来构成。互联网中的新闻文本具有高频互动、极速传播、即时生产、易于复制、形式丰富等特点。PGC和UGC成为新闻文本的重要生产方式。

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指新闻生产者按照一定规则、立场对新闻事件加以选择、加工。学者桑德斯认为新闻框架（包含媒体、记者、编辑的立场、原则，新闻价值规律以及利益关系等）借由新闻文本的生产加以体现。

（二）文本解读者的角色演变

传统的新闻受众在进行文本解码时虽然会启用对抗式解读的模式，但其行为是基于保护个人固有观念的防卫行动，是被动且私人性的，不能与其他受众即时交换意见，更不能借助新闻文本评判其固有框架。

互联网为新闻文本的传播提供一个社会化传播通道，即时互动、跨域共享、终端掌控的特质使用户不仅能够同时参照不同文本来解读同一个新闻事件，而且能够接触到同一新闻事件的众多解读者。技术赋权加上主体意识觉醒，社会化传播中的新闻解读者爆发出极大的消解能力，他们通过评论、弹幕、恶搞等方式抒发个人意见并将私人见解公之于众、互相交换。新闻文本一旦投入到该传播情境中，便会不停地变化，难以回到本初；不断有用户在文本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或声援、或极力反对、或联想到其他文本进行对照分析

解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解构正是在交互式传播和意义再制中完成的，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1、通过评论、弹幕、意见按钮等符号生产直接改变文本样态；

2、把个人对新闻文本的解读编码为表情包、恶搞视频、网络段子并投入社会化传播通道中，以次生文本来互文新闻文本，在互文基础上消解其原本的框架或意义；

3、用户参与媒介议程，社会化信息聚合平台通过大数据监测捕捉到用户使用的高频词汇或意见形态后，会将之反馈到新闻文本的生产部门，在追求点击率、关注度的媒介运营逻辑中，本初的新闻文本会快速被迎合用户视角的文本所取代。

二、激活：新闻文本在社会化传播中的价值再生

在社会化传播情境中，文本的传播与生产是共时进行的，用户在将之传播给他人的同时在不断地补充信息；用户在解构文本意义的同时也在赋予它新的视角和话语，意义解构和价值激活往往同时发生。

多主体的参与，为新闻事件的价值挖掘和延伸提供了多视角与多层级的关注与拓展。新闻文本的价值再生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1、原本没有呈现在新闻文本中或者被一笔带过的信息被网友挖出被加以强调，进而引起关注；

2、原本不受重视的新闻文本（不具有新闻价值或新闻价值较小的事件）因为触发某种潜在社会心态，因而成为被曝光的焦点；

3、由于网友不断地进行表情包等次生文本创作和传播，使得新闻文本的某个要素成为社交货币，进而成为现象级的新闻事件。

用户根据个人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去寻找共鸣点并加以解读，解读文本进入传播通道后，有相似经验或者文化语境的用户往往能一拍即合，此时将会吸引更多目光关注新闻文本。因此，用户在激活新闻价值的同时也延伸了其传播路径、扩大了其传播范围。

三、动因探析：互联网用户主体性的觉醒

互联网用户不再是无力的受传者，主体意识的培育是传播环境中多种力量共同使然。

（一）媒介技术赋权

互联网发展到web3.0万物皆媒、智能互联的智媒时代，媒介技术赋予了用户主动参与、高频互动，即时共享的权利。参与的脑力成本、技术成本、金钱成本、时间成本都大大降低，用户的主动性提高。

（二）娱乐文化的消解力量

互联网用户经历了看别人玩跟着别人玩一起玩自己玩/逗你玩的进阶过程，在接受娱乐文化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关注到个人的情绪、观念和行动力，并逐渐在个人表达、互动和分享中收获乐趣和满足感。主动评判、戏谑、调侃、恶搞新闻文本是娱乐文化长期培育的结果，娱乐的力量消解了文本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新闻受众学会了平视和对话原本高高在上的麦克风。

四、解构与激活的正向效应

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用户对于新闻文本的意义解构和价值激活过程，也是民间舆论打破官方和商业资本固有话语体系的过程，是个性化表达逐渐建立自由、独立的文化氛围的过程。它有利于私人经验的交互传播，进而挖掘潜伏的社会心态，形成公共议事空间。

文本可分为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生产的新闻文本是纯粹的作者文本，是根据新闻媒体的意愿编辑、传播的。在社会化传播中的新闻文本则是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的复合体，互联网用户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将自己想说的话加诸作者文本，显然作者无法阻止用户往视频新闻画面上发弹幕或者点击踩按钮。用户的私人经验借助互联网能跨越地域、民族、年龄、阶层进行交互传播。有可能某个新闻文本触发了大面积的公众情绪、催生社会心态，立刻便会形成相应的虚拟空间以展开共同话题的讨论。新浪微博的讨论组、百度主题贴吧、微信社群都是基于此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