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篇1

[关键词]传播工异化传播效果心理学视角

新闻传播的目的是让受众接受传者所传播的新闻信息，有效传播是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

然而，在新闻传播当中，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新闻传播后的实际效果与传播者的主观意图不一致，甚至相违背，这种有悖于新闻传播初衷的“异化现象”有着较为复杂的生成原因。本文拟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一些探讨，提升传播效果。

一、新闻传播异化现象成为不争的事实，影响传播效果

所谓“异化”，本属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不确定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如报刊、广播、电视等等)向为数众多、备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显而易见，大众传播的主旨在于向人们传递信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需求相吻合的一种自觉行为。传播异化则是指媒介传播的内容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众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

中国古代有一则故事：路人甲看到农夫犁田时翻出了一条泥鳅。他将此事告诉乙，乙转述给丙，丙又传达给丁……结果，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犁翻出的动物从泥鳅变为黄蟮、小蛇、大蟒……一直“升格”成从田里翻出一条龙!反过来这件事又传到路人甲的耳朵里。连他最后也认为自己看到在田里翻出的是一条龙了。这就是传播过程中异化的放大，而异化的延伸表现为：人们越来越关注信息外延部分而非信息所表达的意义本身。比如。电视中播放的关于洪灾的报道时，也许有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条信息所带来的刺激性，以及营救工作所带来的挑战性，而并非仅仅对洪灾现场或受灾人本身的关注。

客观而论，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作为我国新闻事业独特而又传统的报道形式――典型报道，在受众个体意识和自主性不断增强的今天。如果不创新，也会产生传播异化现象。根据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模式化、概念化”；50％的人认为是“空话、套话多”：39％认为是“对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挖掘不够”；32％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典型人物的时代特色挖掘不够”。这些问题不仅是典型报道“老”模式的致命伤，也使受众对主流媒体的典型宣传不再像以前那样笃信不疑，而是产生怀疑、厌烦甚至排斥的逆反心理，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二、从心理学视角分析大众传播异化现象的成因

受众是传播活动的对象，是传播信息的接受者。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中，受众是明确的，且人数较少。受众和传播者相对存在。一定条件下，两者的角色可以相互转换。而在大众传播中，受众具有多、杂、散、匿的特点。大众传播者和受众构成了社会传播过程的两极，两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重要特色。

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众作为当今社会上最庞大的无组织群体，他们因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对大众传播抱有不同的需求和心态，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受众由于存在着个体差异性。他们有着不同的认知兴趣和认知结构，因而每个受众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也就各不相同，从而在接受新闻信息过程中就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状态，这种不同的认知状态下产生的传播异化现象直接影响着新闻传播的效果。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认知偏差、认知偏见和认知对抗是产生大众传播异化现象的因素。所谓认知偏差主要是指受众的知识结构与传播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认知偏见则上升到了观念的层面；认知对抗是受众负效应心理的最高层面，是指受众在无法认同传播内容及传播者的观念时，会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甚至对抗意识。

1、认知偏差与传播异化

受众的认知偏差是指在受众头脑中不自觉地对传播者或对新闻信息的误解，从而导致与传播者主观意图的偏离。受众的认知偏差是由受众的思维定势、刻板印象、投射、期望等心理现象引起的。比如，曾轰动一时的“彭宇案”：南京一位名叫彭宇的年轻人主动搀扶跌倒的老太太，并在老太太的要求下将其送到医院，结果老太太却认定彭宇就是撞倒她的人，彭宇则坚决否认自己撞倒过老太太。双方最终打起了官司。彭宇被法官一审判罚承担老太太的一部分医疗费。共计4万多元。这一报道在报纸、电台、网络等多种媒体广泛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投射心理的作用，许多受众在不由自主地对被报道者产生同情的同时，萌生了“幸亏我没遇上这种倒霉事”的暗自庆幸，以及以后“好事做不得”的自我忠告。这与传者原本想通过对该事件的揭露从而更好地激励人们助人为乐的传播意图明显相违背。“彭宇案”这类在大众传播中社会负面效应被片面夸大，就是投射心理的偏差造成的传播异化。

我们不妨对此传播异化现象进行分析，这种认知偏差中投射心理，指的是个体在接受外在刺激时，把自身的经验、情感投射到对象上去的一种现象。投射具有二重性。既可以帮助受众去体会、理解传播内容，使受众成为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也可以使传播内容经过主观因素的折射而产生畸变。由于投射心理的作用，受众往往不自觉地设身处地去感受被报道者的命运。并因之造成了认知偏差，产生了消极的情感和行为倾向，从而偏离了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就传播效果而言无疑是消极的，尤其是在批评性报道当中。其消极的结局往往由于受众的投射心理的作用而产生传播异化。

2、认知偏见与传播异化

认知偏见是指根据一定表象或虚假的信息相互做出判断，从而出现判断失误或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现象。在新闻传播中受众往往是带着已有的“固定成见”去接受信息，在一些心理效应的作用下产生了一些认知上的偏见。从而影响了受众对信息的理解。比如：在近年来对农民工的报道中，大多反映农民工“受到各级关怀”、讨薪难、春节返乡难，或是农民工欺骗、跳楼、、抢劫、偷窃等。这样，农民工被塑造为主流群体的“配角”，是受引导和帮扶的对象，容易被受众认为农民工是缺乏主动性和

独立性的弱者，折射出农民工无力、无能的单一刻板印象。形成受众认知上的“固定成见”，而农民工生活的艰辛，农民工本身的勤劳、善良没有得到真实和足够的反映。这样，容易使受众产生认知上一些偏见，而传媒在报道中也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传播、扩散了这种认知偏见，造成传播异化。

3、认知对抗与传播异化

认知对抗，又称逆向心理或逆反心理。是指受众由于某些心理因素所形成的故意采取与传播者持相反观点的认知状态。由于这种心理倾向和心理意识的作用，从而在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形成了一道抵御信息的心理防线。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传者的传播意图不能很好地实现，形成了大众传播的异化现象，也就是出现对新闻明显不信任的态度。产生抵触情绪。比如：有些会议新闻报道，没有考虑到受众的真正需求，报道模式单一，缺少新闻价值，形式呆板、枯燥无味。这种报道“千会一面，百会一腔”，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是工作简报。然而，“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人和被传播的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这样的新闻报道，既难以引起受众的兴趣，还会造成受众怀疑、厌烦甚至排斥的逆反心理。不仅如此，这样还容易使受众形成一种觉得会议新闻没新闻的心理定势，对其他众多会议报道也产生一种消极态度。这种认知对抗心理有悖媒体宣传的初衷，产生传播异化，直接影响大众传播的效果。

三、防范大众传播“异化”现象，提升传播效果

所谓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的讯息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的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任何一个有效传播的过程，都是由传者、媒介和受众三位一体共同完成的。有效传播是传者、媒介、受众协调互动的产物。

作为媒介的各种传媒。在大众传播中要增强受众意识，剖析受众认知心理、需求心理，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传播策略，以防范大众传播“异化”现象，提升传播效果。

1、为受而传

对于传媒来说，必须确立这样一种观念：为受而传。从“传者中心”转变为“受者中心”。新闻工作者采写的信息想要最终达到目的。就要把握受众的心理需求，研究受众面对新闻传媒所传播的新闻事实及观念。在何种心理状态之中最容易接受；研究传播者以什么样的心态进行新闻传播，效果最佳；传播过程中传者心理和受者心理的契合问题。只有紧扣受众的需求点、关注点。这样的新闻才能被受众所接受和欢迎。才能进一步谈及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不考虑受众心理这个关口，我行我素，凭自己主观臆断。其结果只能是传而不通，劳而无功。比如，人民网“人民时评”专栏，针对当下热点问题，社会、时政、财经、娱乐新闻等及时发表评论，语言质朴有力，没有故作姿态，没有不痛不痒的口号和高调，浓浓的关注之情跃然纸上，备受好评。其风格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熟悉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和阅读心理期待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新颖独特的角度，贴近受众、阐发与众不同的见解的结果。

2、沟通交流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要多接触受众，与受众进行双向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求，把受众的需求化解在对新闻的追求中。传者和受众之间应该是一个双向互动、反馈及时的传播关系，双向互动的结果为媒体及时了解和收集民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媒体向传者反馈受众的情绪反应、意见要求，传者根据反馈信息改进新闻报道，或对已经报道的事实的最新发展进行后续报道；抓住热门话题，吸引受众参与讨论，促使达成共识，因沟通而互相理解。比如，在2008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国南方雪灾报道中，《南方都市报》与其报纸子网奥一网建立联动机制，收集网友提问、献策，并将最为关键的问题以乘客身份向铁道部门提出疑问，而铁路部门就此作出呼应，借助媒体让公众得知危机时刻的风险和消息，达到了消弭误解、共渡难关的效果。而媒体与受众的有效互动。让民声及时得到了传递，媒体的报道得到了及时的反馈，媒体进一步对雪灾各方面的报道则更为及时、更为贴近民众。这样，传者与受众的双向交流，传播过程则更为有的放矢，以免异化现象的产生。

3、引导受众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一、社会变迁与融合之道

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H.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二、技术争议与专业本质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de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J.Wilson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Pullen和Jeffrey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培养层次与教育创新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Professional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Based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Philosophy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ofthe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theScholarly)。Steven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事实说。“新闻是一种新鲜、重要的事实。”(胡乔木)

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把新闻等同于事实是错误的。

报道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

这一定义在我国新闻界影响很大，并为多数人认同。其关键在于。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它科学地回答了“新闻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

但新闻报道侧重指新闻机构发表新闻的社会活动。“报道”是一种以传播者即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为主体传递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只看到了新闻报道者与事实的关系，而未考虑到受众的重要性，这种传受关系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报道”既然是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是否在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产生之前就没有新闻呢?

信息说。“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

这一定义是从信息论、控制论领域认识新闻。新闻的本质是事实的某种信息。“信息说”符合“定义”的公式：被定义的概念=属+种差。新闻的本质属性是关于事实的某种信息。即属；新闻的本质特征是传播新近事实，即种差。

这一定义虽然将新闻最本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但同样存在疑问：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新闻所传播的信息是全部还是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在传播的信息中只有某一部分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新闻是一种信息，信息并不都是新闻，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究。

传播说。“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王中)

这一定义把新闻的落脚点放在“传播”上，显然它认识到了新闻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将传播者与受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反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者在向受众报道新闻的同时，受众以反馈的形式与传播者或其他受众进行沟通交流。“传播说”是对新闻“流”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动态的传播活动。

这一定义也有不完善之处。新近变动的事实经过传播就一定能成为新闻吗?这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没有传播价值就构不成新闻。新闻传播的是事实吗?新闻的本质是某些信息，传播的归宿点应该是信息，不是事实，忽略了唯物主义新闻本质论的观点。

从哲学角度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不确定性的消除。客观事实具有多种信息，新闻传播的只是来自事实的一部分信息，而未被传播的部分是构不成新闻的。“传播说”在这方面有待完善。

不同的新闻定义是对所处时代新闻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所做的就是弥补不足。可以说，“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以及未提及的“猎奇说”和“手段说”都是新闻定义研究成果具有时代性的精华。

结合“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新闻定义研究成果的精华和存在的不足，在现有学科领域知识的基础上，我认为，新闻的定义可归结如下：

新闻是人类社会中对公众具有知悉意义的最新变动的事实信息进行的传播活动。

“最新”，强调新闻内容的新鲜性和新闻传播的时效性特点。说明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并被发现的，且具有新鲜感，以可能的最快速度传播的变动事实信息。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些时过境迁、毫无新意的新闻(旧闻)就永远不能成为新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告诉我们：旧闻也可以是新闻。现实生活中那些虽然是过时的，却同样引起受众关注、具有报道价值的信息也是可以成为新闻的。

“人类社会”，新闻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新闻必须是人类社会中的变动事实信息。新闻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个范围。

“公众具有知悉意义”，强调新闻传播的公众性特点，只有对公众具有知悉价值的信息，才能为公众所接受而成为新闻。

“变动的事实信息”，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特点。新闻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任何客观事实都包含着多种信息，信息并不是客观事实的组成部分，而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中的某种信息，没有变动的事实信息，新闻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在我国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另一种认为“社会变动是新闻的本源”。我认为，变动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变动的事实的能动反映。事物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突破常规的变动才能产生新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实的变动将事实转化为新闻，是新闻的动因。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块石头，在未产生变动之前，它永远都不能成为新闻，而当发现这块石头是金矿时，它就会因为事实(石头)的变动而成为新闻。事实对于新闻的产生来说是相对的，只有发生变动的事实，我们才能从中发现新闻。

“传播活动”，新闻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它突破了“报道”的单向传播活动范畴，成为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活动。将新闻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可以很好地将新闻的“源”与“流”统一起来，防止把新闻片面地认为是一种报道或信息。同时，它也把新闻传播的五个要索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将反馈纳入其中可以说是新时期新闻定义时代性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