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秦汉时期；农业发展；表现；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145-02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封建社会鼎盛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和支柱更是取得了长足甚至是空前的进步。秦汉时期农业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科技的进步

种植业和养殖业是秦汉时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方面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首先，种植业中土壤耕作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各种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铁制农具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但在这一时期铁农具数量既少而且形制也比较原始，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铁制农具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取代了铜制农具和木制农具。在汉武帝时期，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搜粟都尉赵过在长安附近及三辅地区，教民“用耦犁，二牛三人”。汉宣帝时，据《汉书・循吏传・龚遂传》记载：龚遂做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简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平帝元始二年，据《汉书・平帝纪》记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以前庐江一带“百姓不知牛耕”。永平十三年，王景赴任庐江太守，“教民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东汉以前，九真地区（今越南中部）还是“俗烧草种田”。光武帝建武初期，任命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这是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用牛犁耕田。据《后汉书・鲁恭传》记载：和帝初，鲁恭上疏说：“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这是西北关陇等地区用牛耕。据《全后汉文・政论》记载：东汉中叶的崔■说：“今辽东耕犁，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这是辽东地区用牛犁耕地。

其次，种植业中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代田法和区田法的出现。

代田法在农学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耕地上的沟和垄是相间的，将作物的种子播种在沟里，这样可以达到防风抗倒伏的效果；其次是沟和垄定年互换，这样可以达到“种休更换”的目的；最后是新的配套农具的使用，比如耦犁、耧车。代田法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区田法的记载始见于《■胜之书》。区田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沟状区田法”和“窝状区田法”。在技术上的特点主要包括：一是深翻耕作区或者说沟中的土壤，据《■胜之书》记载“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这样可以避免水分和营养物质的侧漏，实现精耕细作、少种多收。二是严格规定每亩地的立苗数和每株苗之间的行距，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阳光。三是集中施肥灌水，据《■胜之书》记载“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同时还要进行精细的栽培管理。区田法的这些特点实现了高额丰产的效果。

另外，蚕桑业在秦汉时期也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在这一时期种桑养蚕也被当时的统治阶级看作农耕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积极鼓励农户从事桑蚕业。从《四民月令》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户在农忙之余就会种桑养蚕，一方面是用来自足，二来是为了纳赋。两汉时期的地主不但使用“蚕妾”从事蚕桑生产，而且在蚕事大忙季节要动员家中妇女儿童参加劳作，并独自完成养蚕、缫丝、纺织、印染等全部生产过程。另外，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专业性的以出售赢利为目的桑蚕业，在秦汉时期山东地区就有经营上千亩桑田的，其营业目的是赢利。在这一时期，蚕桑织品不但是人们主要的衣被原料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央王朝向北方游牧民族交换和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更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大宗商品，联系东西方的纽带也因此而称为“丝绸之路”。由于政府的鼓励等方面的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桑蚕业得到很大发展，同时桑蚕业在本时期技术上也有了重大突破，首先在种植桑树上开始出现温室栽培技术并得到了大力推广；其次在栽培方法上出现了“地桑”的技术，这种技术就是把桑树种苗撒播在地上，跟种植“黍”等庄稼一样对其进行管理，等桑苗长到一定高度之后就用镰刀从桑苗靠近地面的地方割除，但是不要伤及桑苗的根部，这样在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桑苗的根就会发新芽，比起树桑，地桑的桑叶有叶形较大、叶质鲜嫩的特点，同时采摘起来也比较省时省工；最后这一时期在饲养桑蚕上已经开始使用人工加温技术，据《四民月令》记载：“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

二、农产品的多样化

秦汉时期的农作物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的丰富多样，主要表现在：首先，粮食作物更加丰富。据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记载，到东汉时期已有八个麦的品种，七个禾的品种、六个稻的品种、四个豆的品种，麻的四个品种，黍有三个品种，竿有两个品种；其次，麦和水稻的种植更加普遍成为主要的农作物，麦在北方得到大力推广，南方的粮食种植主要是水稻并且已经推广到北方的部分地区，麦和稻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来源；再次，蔬菜和经济作物的品种进一步增加。据《四民月令》记载，当时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芜菁、芋、■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蓼、苏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蓝和胡瓜。雄麻主要用其纤维制造亚麻布及其他织物，雌麻则和芝麻和白苏等作为油料作物，蓼蓝作为蓝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为谷物食用了；最后，秦汉时期与西域联系沟通频繁并进行了物资交流，从西域引入了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三、农业经济发展地区的扩大

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地区的扩大首先表现在广大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获得了发展。自殷周以来，我国长城以北、西北和东北北部地区均为畜牧业经济区，而靠近长城内侧，从碣石（即：今河北昌黎县），经龙门（即：今陕西卦城县）西南折向天水、陇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秦汉时期的北地、上郡、五原、朔方、云中、西河、河西等郡在内的地区都是农畜两宜的半农半牧区。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随着秦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和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胜利，除丰富了牲畜品种和扩大了畜牧业的地区外，也在这片辽阔的地区兴建屯田和移民实边，从而扩大了粮食生产的面积。汉武帝攻破匈奴以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后武帝又置河西四郡，于是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由于屯田的大量兴建，以至从今新疆地区到河西走廊及宁夏、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汉简中，还屡见“农令”、“田官”、“候农令”、“别田令史”、“农亭长”、“代田长”、“农都尉”、“护田校尉”等主管农田的田官名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经济确有发展。其次表现在落后的江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的开发。秦汉特别是东汉时期，王景在庐江郡推行牛耕之法；任延在九真郡“铸作田器”，教民牛耕。可见江南的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这一时期的水利设施的兴建也出现了由北方延伸到南方的趋势，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水利的兴建由以北方为重点逐步转向以淮河流域和江南为重点，且出现了陂塘化倾向，扩大了耕地面积。另外，从东汉时期的人口分布我们也能看出端倪，这一时期人口分布虽然仍是北多于南，但是江南地区的人口获得迅速增长甚至有超越北方的趋势。可见秦汉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地区确实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大！

那么，秦汉时期农业取得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得益于农业生产关系的巨大调整与变革。完成了由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转化过程。自商鞅变法始，实行奖励耕战政策，加速了土地私有化进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和自耕农阶层的广泛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封建土地私有是人民“归心于农”、生产积极性高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国秦汉农业发展高峰之出现得力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次是重农政策的实行。中国古代重农理论与思想在西汉达到其巅峰时期，与中国古代第一次农业发展高潮相契合。西汉文、景诸帝皆强调农为天下大本，把劝课农桑作为朝政第一要务。贾谊、晁错系统、深刻地论述重农问题，为后世重农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另外，国家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促进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汉时期农业的快速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秦汉时期农业的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特色，也初步形成了我国传统农业的架构模式。秦汉时期人丁兴旺，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人们利用铁制农具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利用牛耕等畜力还有灌溉技术等进行精耕细作以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奠定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特色。同时，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全面发展。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纯粹的畜牧业主要分布于北方和西北的草原地带，其他地区则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在地理区域上，北方黄河流域主要种植麦子等旱作植物，南方则以水稻等种植为主。这样的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布特征是完全符合我国自然条件的差异性的，这一时期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架构模式。其次，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农业的快速发展，养活了众多的人口，同时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促使专门制作铁农具的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同时由于南北地区的地域差异，农牧产品的不一样，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另外，秦汉农业的发展所积累的文化积淀对后世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和耕作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2．正确认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战争冲突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暂时的，不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但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3．正确认识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和民族融合的概况，使学生明确民族融合是古代历史发展的现象，是进步的。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民族融合的规律。

4．掌握我国古代人口迁移和民族构成的演变过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与人口迁移的关系。

5．准确掌握并分析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及其成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闭关政策及其影响。

[知识归纳分析]

本专题包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展概况、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和民族融合、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管辖。还包括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关史实，以及侵略与被侵略的斗争等。

1．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中华民族是中华境内各民族的总称，民族构成的演变经历了五个时期：

(1)先秦时期：这是民族构成剧烈变动的时期。其内容包括华夏族的产生、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混融。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境内各民族被包容进来，“秦人”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2)秦汉时期：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稳定，民族界限比较清晰。“汉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也是民族构成剧烈变动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不断涌进中原，冲垮胡汉界限，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4)宋辽夏金时期：民族构成变动的步伐相对缓慢。民族政权对峙，民族战争不断，民族偏见强烈，民族隔阂严重。

(5)元明清时期：元朝以后，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固定下来。虽然元朝曾把女真、契丹称为“汉人”，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元朝建立以后，民分四等，实行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

明朝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关系颇为紧张，清兵入关初满汉民族矛盾尖锐。

2．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1)民族间经济发展的矛盾与统一构成了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

异，中原汉族成为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周边少数民族成为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

(2)由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结构不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为了发展经济，谋求生一存，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交流。各民族间除正常的经济交流外，因民族、地域、语育、文化等隔阂，特别是私有制、社会性质的制约，常常不能用平等交换物资的贸易形式达到目的，于是便诉诸武力，以掠夺的方式来满足经济上的要求。民族间的矛盾、战争由此产生。

(3)民族间的战争并不代表各民族人民的意愿，而是统治者为各自需要而发动的。游牧民族

对农业民族的掠夺构成了中原王朝的“边患”。中原王朝以正统自居，对周边民族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用“剿”和“抚”两种手段进行征服。

3．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指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民族间自然的融合，是历史上进步的和经常的现象，是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前提。

①上古神话中黄帝蚩尤的传说与华夏族的形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大融合。

②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诸侯国间频繁的兼并战争，大大加强了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③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充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其中北魏更为突出。

④唐朝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发展。

⑤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朝更为突出。

⑥清朝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民族融合是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⑦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民族融合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落后民族在先进地区建立政权，终要适应相对发展的经济基础，引起本民族的改造，为被统治民族所同化。

4．古代人口迁移

古代人口流向有两类：一是由人口稀少的北方草原迁向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二是由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以南。

(1)第一种流动的主体是少数民族。

①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游牧生产的不稳定性和黄河流域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吸引。特点是人口迁移往往伴随着武装入侵进行。

②情况：战国到东汉时的匈奴，西晋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唐初的突厥，五代至宋的契丹，宋元时的女真、蒙古，明代蒙古瓦刺与满洲都先后南下中原。

(2)第二种流动：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干戈扰攘、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国之初，秦王朝“作制明法”，“治道运用，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统治制度方面建树颇多。秦始皇踌躇满志，甚至预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孰料事与愿违，秦自统一六国算起，仅维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开封建社会一代先河的秦王朝，为何享祚短暂，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细加分析，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严酷的镇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但只分派原秦国的官吏到各郡县任职，原关东贵族官僚则一律不用。与此同时，还迁徙关东豪富12万户于咸阳，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又下令将南蛮（楚）、东夷（齐）的贵族官僚流放。修建连接各地的驰道，也是要加强对原六国贵族的防范和控制。这些高压政策，加之统一战争中不少六国贵族官僚被杀害，引起了关东贵族官僚及其后裔的强烈反抗，有的甚至提出了“复仇复国”的口号。如原韩国贵族张良，在韩国灭亡后沦落为“黔首”，因而对秦朝怀有刻骨仇恨。在其弟死后宁可不举行葬礼，也要以全部家财寻访刺客，所以才有秦始皇东巡路过博浪沙，被刺客用大铁椎猛击乘车的事件发生。国破家亡的楚人更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相号召。秦始皇不分青红皂白地焚书坑儒，也激起了不同政见的士人的强烈愤慨。到陈胜吴广起义时，全国对秦暴政的各种积怨与忿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

浩大的战事和工程，耗费了不少国力。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北方匈奴趁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当时秦始皇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只采取厚币重贿的消极办法抑制匈奴进一步侵略的欲望，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胁，社会上甚至流传“亡秦者胡也”的说法。秦始皇要去掉这个心腹之患，派蒙恬两次率数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南北广大地区。为防御匈奴再度南犯，还下令修建了万里长城。这些举措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使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奢靡残暴给人民带来苛重的徭役赋税。经过长期战乱方实现统一的秦朝，本来就财政拮据，国库空虚，且百废待举。如能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注重发展生产，再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适当增加赋税徭役，人民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新政权才会获得喘息和巩固的时间。但秦王朝偏偏不是这样，全国统一后，仍连年征战不已，滥用民力。戍守边境，修筑长城，建造宫殿，筑驰道，凿灵渠，转输粮草，征调了大量民力。据范文澜考证：当时全国人口2000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数总计不下300万，占总人口数的15％。全国共修建了700多座秦始皇的离宫别馆。都城咸阳附近的270座宫殿，还用复道、阁道、甬道等建筑连接起来。特别是渭水以南的阿房宫，规模大得惊人。秦始皇不但为生前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苑囿，而且为死后修建了豪华的陵墓。据估计，仅完成陵墓的修建，就需要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每人服役120多天。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赋敛无度，继续大兴徭役，修造阿房宫，发民远戍。这种无休止、无尽期的征发，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徭役繁重，征伐频仍，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饷物资供应，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税一，另有口税。可是后来却增加到占农民全年收入的2／3以上。被榨干脂膏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庸君佞臣加速了秦王朝的垮台。秦始皇的最大失误之一，是未能在生前确立太子扶苏的领导地位。扶苏亲眼见到秦始皇实行的繁重徭役、过度赋敛和苛刻刑罚，造成了社会危机，曾屡次劝谏，因而被贬到上郡，不许他在咸阳过问政事。秦始皇直到行将去世，才下诏要扶苏回咸阳，想让他继承王位。但为时已晚，“沙丘之变”使秦始皇一生最后一个不失为明智的考虑化作泡影。扶苏被假诏书“赐死”，胡亥在赵高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登上了皇位，从此加速了秦的败亡。胡亥名义上执政，大权实则被赵高独掌。赵高玩弄权术，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则恣意“指鹿为马”，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与诛杀，使大批忠臣良将死于非命，严重削弱了统治的中坚力量。后人因此评论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

转贴于二

记取秦亡教训，是汉初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几朝君臣都十分重视的。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了40多年，进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正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采取了诸多改进措施。

“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3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

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15岁提高到20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奴隶制社会的一套严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对汉初统治者来说，这个教训特别深刻。刘邦入关之初，就谴责秦“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苛法。汉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依法办事，吏治较清明；二是在法制内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较前大为宽松。

亲善邻邦，稳定边防。秦朝初年周边民族不断内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导致国力衰落，这对于西汉政权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刘邦初时虽有贸然进攻匈奴之举，导致“白登之围”，几乎丧失建国之基，但事后冷静分析了形势，改以“和亲”代替战争。吕后时，尽管匈奴冒顿单于骄傲无礼，还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对待之，并许以“和亲”。文、景两帝，也都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友好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心纳谏，重用直臣。汉初的政治智囊们普遍认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所以不时提醒最高统治者：如果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离垮台就不远了。汉初的几位帝王比较清醒冷静，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贤者各尽其言，无疑是受了这些见解的启发或影响。当初刘邦攻进咸阳后看见秦宫的珍宝美女，曾经心旌摇荡，在受到樊哙责问后，便立即打消了贪图眼前富贵的念头。刘邦晚年还割爱纳谏。他喜爱戚姬及戚姬生的赵王如意，有意废太子而立如意。但群臣认为，自古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大错是不能废的，凭一己好恶而废立，是为政之大忌。高祖终纳群臣所谏，舍所爱而不废长立幼。

汉武帝敢于杀伐决断，执法严厉，是出了名的，但总体上也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喜重用直言相谏的骨鲠之臣。为了避免偏听偏信，使下情上达，他还鼓励“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在他治下，形成了一种言路宽、忌讳少的政治清明局面，有不少大臣敢于犯颜直谏。大臣汲黯曾当着众臣之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听后大怒，拂袖退朝。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因此怪罪汲黯，相反，对汲黯更加信任敬重。重用直臣，采纳大臣们提出的正确建议，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良好效果。元朔二年，主父偃上“推恩策”。汉武帝采纳了其建议，解决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倡俭抑奢。秦王朝统治者“大兴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为此而征用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致天下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文景之治”更是开创了接连两代清明的俭朴之风。而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首先与统治集团对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认识大有关系。文帝之前的社会状况，一方面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另一方面是复苏的经济面对日益见长的奢靡之风，呈现出不堪其负的态势。对此，贾谊在《治安策》里，有非常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概括为：衣饰务求华丽，饮食务求铺张，居陈务求虚荣，视听务求声色。富人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几乎吃尽了五方美味；至于歌舞翩跹、灯红酒绿的淫荡生活，商贾富户竞相攀比，花样翻新。这样一来，生产与消费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于是，初步稳定下来的社会局势又显得动荡不安了：杀父害兄、谋夺家产者有之，偷盗宗庙门帘祭器者有之，白昼抢劫肆意行暴者有之，诈骗粮食赋税者有之，伪造凭证巧取暗夺者有之，乘坐公车、挥霍国家资财者有之。总之，为奢靡而追求财利，什么道德良心、社会规则，都难以阻止人们去铤而走险。在痛陈了奢靡之风的危害之后，贾谊指出：当前为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抵制奢靡，倡导俭朴之风；穷家底只有过紧日子，社会才不会由于经济失衡而陷入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移风易俗”，从而“使天下回心”。贾谊的主张深为新即位的汉文帝赏识，并决定把倡俭抑奢作为一项保证长治久安的根本政策加以推行。

贾谊还指出，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贾谊的这个主张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皇亲，根本不把朝廷倡俭的申令放在眼里。汉文帝见他留在京里影响不好，便遣归封邑。但刘长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挥霍国家资财，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效仿。仅因每年乘公车游山玩水的费用，就给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文帝以整肃官风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郡县罢献、侯国罢贡制度的确立，堵死了王公显宦获取奢侈品的重要渠道；列侯一律回封地就食制度的确立，使得吏卒运输开销越来越大的状况顷刻改善；裁减宫省郎员、官府吏员的数额和解散中枢警卫部队，大大减缩了国家军政开支；皇家苑囿一个个碾平散为农田，御用的马匹转给驿站，为落实取消宴游和射猎活动的命令提供了保证。还有官员俸禄的调整，廉吏要求的规定，公车制度的整顿，以及倡俭抑奢法令定期向民众宣讲的举措等等，无不体现了对制度保证作用的重视和依靠。

一般说来，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好，但事实上，有了制度如不能实行，坏作用反而更大。汉文帝为了避免那种耽于空言、不见落实的状况出现，首先对高官显贵采取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态度。文帝前元二年冬十月，朝廷颁布了诸侯一律回到封邑去的诏令，但时隔一年，仍有许多人滞留长安。于是，文帝颁诏重申，并对曾在挫败吕氏阴谋、保住汉室江山的斗争中立下大功的重臣周勃，给予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结果骇得列侯纷纷打点行装，返回封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