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篇1

摘要：佛经故事《弃老国缘》是一个经典的佛教孝道故事。佛教独特的孝道思想与对中华文化影响甚大的儒家孝道思想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在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共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之中。在现代社会，仍可以看到这两种孝道文化的痕迹。

关键词：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佛教孝道思想儒家孝道思想

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体现的孝道思想

《杂宝藏经》卷一的《弃老国缘》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个国家名为“弃老”，其风俗是把老人带到偏远的地方抛弃。有一个大臣孝顺，舍不得将老父亲按惯例赶走，就偷偷在地底下挖了一件密室，将父亲安置在里边随时孝养。当时来了个天神对这个国家进行考验。所出的难题众人皆无法解答，这时，大臣回去请教老父亲，在危机的时候挽救了国家。事后，国王知道了是大臣的父亲的功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马尊大臣之父为师，并普告天下，废弃弃老的习俗，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都当加大罪。故事的情节和结局明确地宣扬了孝道的思想，而其中天神给国王出的几个难题和老父亲的解答更是突出地反映了佛教的孝道思想。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要敬信三宝，供养父母师长。故事中，天神变成一个连骸拄骨的饿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饥穷瘦苦的人？大臣的父亲说道“世间有人，悭贪嫉，不信三宝，不能供养父母师长，将来之世，堕饿鬼中，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身至脚，举动之时，支节火然。如此之人，剧汝饥苦，百千万倍。”①形象地描绘出不愿供养父母师长之人在地狱将遭受的痛苦。由此告诫世人要善对父母，为来世积福报。之后又从正面肯定敬信三宝，孝顺父母，精进持戒的人能获得福报，转生天上，胜过常人百千万倍。

第二，认为不但要供养父母师长，更要由孝到信，由信到忠。故事里天神变成一个身披枷锁铁链，全身冒火的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苦的人么？大臣的父亲答道：“世间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师长，叛于夫主，诽谤三尊，将来之世，堕如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众苦，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以此方之，剧汝困苦，百千万倍。”②在这里，佛经把不孝引申到不信，不忠。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更难做到对朋友信，对君主忠。这与《论语》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表达的意思有相通之处。

第三，指出了行孝的根源在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故事中天神问国王如何分辨两只外表一样马谁母谁子？大臣的父亲答道：“与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与子。”③正是因为父母恩情重如山，儿女后代难完报。父母在养育儿女时，受了无数艰难困苦，作为后代，应该生起感恩心，以报父母之深恩。佛在《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将母恩归为十种：一者怀胎守护恩，二者临产受苦恩；三者生子忘忧恩，四者咽苦吐甘恩；五者回干就湿恩，六者哺乳养育恩；七者洗濯不净恩，八者远行忆念恩；九者深加体恤恩，十者究竟怜悯恩。④而佛教的报恩不仅讲今世，而且注重来世，由此推及到对一切众生起好感，生慈心。因为万物都可能是过去父母的精神所化成的，所以要戒杀。这也是出于孝心的表现。

总之，佛教的孝道思想认为孝行应该不仅停留在赡养承欢的层面，并且需要提升到令父母出离生死轮回的高度。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认为行孝是持戒的基础和前提，而持戒又是善的源泉，归根结底，孝是众善之本，持戒和行孝的关系至为密切。各种戒律在外道之人看来可能太过严苛，但是佛家宣扬行善尽孝的思想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儒家“孝道”思想与佛教“孝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儒家正统的非难，儒家认为佛门弟子，违背父母意愿，辞亲别祖，不娶不嫁，绝嗣无后，是为大不孝。但是在古代，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捍卫正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佛教向往极乐世界，为来世积福祉的主张却在广大的穷苦劳动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和佛教都是兼容性比较强的学说，并没有盲目排外，因此，在将近两千年的互相碰撞、磨合中，两者出现了一些融合的产物。

第一，佛教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早在三国时的康僧会，就把佛教的持戒与世俗的尽孝联系起来，认为戒酒是“奉孝不醉”。由此，中国佛教历来有倡导持戒与行孝统一，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⑤说的就是，行孝便是持戒，行孝与持戒都有一样的功德，持戒与尽孝合而为一。首先孝为戒先，行孝就是持戒；其次戒为孝蕴，持戒就是尽孝。大戒以孝为先，众善由戒而生，如无戒，善无从生，而无孝，戒无所依。故经云：“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佛遗教三经要义丁四说劝修戒利益》⑥

第二，佛教将轮回报应与孝道结合起来。佛经通过描述不孝之人将要受到的种种地狱苦难，和持孝之人将要获得的种种天堂福祉来从两方面告诫世人，应该敬信三宝，孝顺父母。而佛门之中又有众多感人至深的孝亲事迹，众高僧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指引众生。佛教伟大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报父母深恩，曾在父母生命垂危时，连自己身上的肉也割下来供养父母。后来又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在皇宫为父阐扬净土，令其闻法生信，超升三界。又如弘一大师每逢“母难日”，必于佛前虔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以此功德回向先母。有一次，他在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时，禁不住痛哭失声，忆及先母生前为他所受的种种折磨，比他自己过着无柴无米的日子还难受。

第三，送子观音的偶像崇拜融合了佛教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虽然佛教宣扬超脱红尘，无念无欲，不嫁不娶。但是由於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中国人民便在她的众多神通中增加了送子的神通，而且信徒众多，特别受还没怀孕的妇女推崇。这正是儒家注重子嗣繁衍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代表的儒家的孝道思想与佛教的孝道思想在本质是的一致的，都是为了对父母报恩，尊敬，供养父母。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孔子更强调对父母的尊敬之心，以及通过严守礼的规定，传承父母的血脉，继承发展父母的功业等方面来表现孝道；而佛教更注重为父母积福报，不仅在今生供养父母，而且为了不误伤的前世父母而戒杀生，并对一切生灵怀有敬畏之心。两者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有重大贡献。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这两者的孝道思想，吸取其中的精华，陶冶审视自身的行为举止，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有积极的意义。（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注解：

①（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②（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③（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页.

④释证严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页.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孔子；孝道

一、养亲敬亲的血缘孝道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这可以说是生物间的一种本能行为，但在人这里，孝则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它上升为一种德性，被世人所称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诗经·蓼莪》）而孔子在《论语》中将孝摆到了德性的高度，认为这是人从偶然的人成为德性之人的根本标准之一。父母无微不至地关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付出而无怨无悔，自然而然的对父母产生敬爱的心，对父母自然怀有报养的愿望，向父母行孝尽孝，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①孝道，最基本的伦理含义就是指“善事父母”。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表明了在古代“孝”是做人应该具备的起码德行。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乎？”②（《论语·学而》）孝，乃善事父母；弟，乃善事兄长。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基础。孝敬父母兄长的人不会做出犯上的事情，更不会兴风作浪危害社会，如果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顺此本性，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不能孝敬父母的人自然更加不会去与他人为善。因此中国传统的文化，孔子将它构建在孝的理念上，从人类自然的爱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开章明义》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二、“几谏”的尽孝之道

古有“三纲五常”之说，而“父为子纲”则是儒家孝道伦理在现代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误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但“父为子纲”的说法实际上是在后期法家思想的渗入后逐渐被君王利用而产生的。孔子有“无违”的说法，“无违”之说出现于《论语·为政》篇。③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子问孝，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待父母的孝道是指按照应有的礼仪来对待父母，而不是无论父母对错与否都严格的服从。

那么，如果父母有过，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④“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义。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父母有过时当微婉而谏，把自己的志意表见了，若父母不听从，还当照常恭敬，不能违逆，且看机会再谏，如此反复操劳，心里不能有怨恨。孔子主张以这样的礼仪对待父母，并在父母有过错时也不失礼仪的全谏，而并不是“父为子纲”似的惟命是从。

三、“孝即为政”的孝道观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主张“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在孔子那里是什么样的思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这很可能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观念与现象。⑤《论语·为政》说：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意思是说：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序，这也是从政了，如何才是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齐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一体，家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治理天下与治理家庭道理是一样的。而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出来。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孔子孝道思想中的一个倾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父母生不生病子女并不能控制，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而担忧自己做不义之事，这（下转72页）

（上接55页）样才能称为孝。推而广之，每一个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所以中国历代政治的第一要务是在“正人伦”，⑥“教育的第一要务在明人伦，伦理存，则人人具有集体生活的要件，有团结互助的基础，国家社会始有平之安宁之日，否则，伦常即失，人各为私，国家社会遂成一盘散沙了。”⑥《礼记·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也就是所谓的“泛孝主义”，从这可以看出，孔子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同时又走向了范孝主义的极端。

四、孔子孝道观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对于孔子孝的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孝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的地位，可以说，孝的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与基石。在孔子看来，孝悌之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的孝道观念对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是人类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时期孝文化的诞生，不仅完成了人从动物实质转变为社会的人的基本特征，也成就了作为偶然人向应然人的转变。教化的功效更是得以体现。孔子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孝为基础，在家国同构的思想下实现对社会的完善与对国家的治理。在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大力提倡回归儒学经典来实现中国崛起的今天，孝更应该被深刻的认识，使得家庭作为国家的小细胞得以正常健康的运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孝的思想中含有范孝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加以适当限制和积极的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这一点是应当给予注意的。

参考文献：

①李四芬，李上文：《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238页。

②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③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④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⑤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哲学；性德；西方儒学

我在留学英伦研究中国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的确能让很多中国学者为之感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却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学流派的知识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1］。面对这种种流派对儒家的解释，即使是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兴叹了。这就促使我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

一、西方“哲学”含义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的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实际则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奠定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样。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名词、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于是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能够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这就导致了语言解释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而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丧失了。这种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望洋兴叹却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是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否则，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要改变“科学的婢女”的境遇，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最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思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而有所发展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如果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后，那么这个中箭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二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一个有“德”的人。《说文解字》上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2］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一个得道之人，亦称为圣人。圣人所具备的德性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说它“外得于人”，是因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德性是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而获得的；说它“内得于己”，就是因为人性本善，这种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称性德。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

那么，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如何与病以药的呢？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吗？试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行为（如邻里纠纷、青少年斗殴、球迷酒后闹事，砸车偷盗等）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与此相比，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显然略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试举儒家的孝亲尊师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三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及儒学发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病症。因此，它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阶段。而这似乎也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外国人研究儒学，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自己研究的透彻。”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西方哲学的求知识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儒学的价值和它的“实用”性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认识到。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以宏观的眼光研究了历史之后，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更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实用”特征的逐步认识，也似乎预示了以“实用”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纪的兴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离开了道而追求器，离开了体而追求用，离开了根而培植叶，本末倒置，必然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战兢惕厉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的种种哲学流派是无能为力的。依靠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走出这个怪圈。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防身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是对某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合理性的预见、论证和证明（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成为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回归到古希腊的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时的功利、兴衰和成败，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胸怀天下，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之理，他们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仍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开明学者所赞叹、研究和津津乐道。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这是因为，首先，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皇权至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只言片语和诏、敕、令等律外之法为同罪异罚、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担任廷尉的杜周就专门观察推测皇帝心意决定刑罚的宽严。“人们诘问他：你既为廷尉，为何‘不循三尺之法，专以人主之意旨为狱’时，杜周回答说：‘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时皆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所谓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称王法）。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谓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谓不周密，科举制度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人治的统治之下，由于君权是法之所出，故君权高于法权。中国历代的法律，没有一条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权（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现的“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甚至随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惩治达官显贵的作用，更无法限制君权。然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约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达到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虽然儒家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实用性特征一旦为人们理解和重视，必将带给国家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国文化热在当代西方的兴起，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远非人们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们的武器，而是蕴藏着一种真正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会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21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cua,a.s.，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学文集[m].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