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和方法论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科学观和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规范场论理论结构数学结构

正如江天骥先生总结的，“狭义的科学哲学(即一般科学方法论)主要研究以下三大问题：(1)经验科学理论的性质与结构，(2)经验科学理论的语义学，(3)理论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变化。过去往往把科学理论简单地看作一个全称陈述(或几个全称陈述的合取)，第一个问题便不需要加以专门研究……但是，要能够很好地解决理论评价问题也好，理论选择问题也好，都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以往归纳逻辑或科学方法论教科书所举的简单的科学理论的例子(例如：‘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或‘所有行星都按椭圆形轨道运动’)作为说明某一逻辑要点的例子是可以的，作为说明科学家如何评价，选择理论的例子，就完全失真。”[1](P1-2)可见，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是科学方法论中其它问题的基础，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科学理论进行。那么，作为最能体现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规范场论[2]，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问题一定有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一、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结构观

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特别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加上现代数理逻辑的工具，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先后发展了四种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主要观点：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语义学的理论观、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和科学理论的模型。

1、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

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thereceivedview)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构造，正如萨普介绍的“出于对物理学进展的回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熟知，把科学理论构造成公理运算就可通过对应规则给出部分可观察的解释，这种分析通常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公认观点’这个名称最初由Putnam[1962]引入)。”[3](PⅤ)事实上，坎贝尔在1920年出版的《物理学原理》一书中，为了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同日常语言中对理论一词的各种用法区别开，他指出“一个科学理论就是命题的一个连通集(aconnectedsetofpropositions)，它包括两组命题：一组由关于这个理论所持有的一类观念的陈述组成，即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理论陈述’；另一组由关于这些观念和其它性质不同的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组成，就是所谓‘对应定义’(赖兴巴赫)或“符合规则”(对应规则)(卡尔纳普)。”[1](P3)坎贝尔当时把前一组命题总称为假说，把后一组命题称为“词典”，并强调“类比”在理论应用时的重要性。坎贝尔对理论结构的看法，被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内格尔和享佩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授受并发展成所谓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或标准观点)。按照内格尔的区分，科学理论有三个主要部分：(1)一种抽象的演算，(2)一套规则，(3)对抽象演算的解释或模型。这套理论后来被享佩尔精致化为内在原理、桥接原理和导出原理三部分，并由于科学理论只是被部分地解释，而称之为科学理论的部分解释观。

这种“公认观点”最大的问题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名词严格地分为“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不能截然分开，并且“因为它对观察和理论区别的依赖使得它模糊了科学理论结构的一些认识论上重要并且具有启示性的特征。”[1](P108)另外，公认观点“困难的一个来源是这个可疑的假设：科学理论在其对象语言中含有一类语法对象(符合规则)，它们具有特殊的语义学的和方法论的功能(给予理论名词的解释)。”[1](P5)还有就是，“存在由汉森、库恩、费伊阿本德和其它马上起来反对‘公认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替代品，以及为其它理论观和科学知识观所作的争辩。”[3](P4)而使这种观点一蹶不振。

2、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

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都可统称为语义学的理论观(thesemanticconceptionoftheories)，相比之下，“公认观点”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语法分析，又称为语法学(语形学或句法学)的理论观。贝斯、范•弗拉森和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这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和苏佩斯，史尼德，施太格缪勒的结构主义(这也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理论并不是演绎地相连通的语句或命题的集合，而是由数学结构(‘理论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作为同实在的或物理地可能的现象处于某种表象关系而被提出来。”[1](P6)

在对“公认观点”的批判过程中，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逐渐明确“理论并不是命题或陈述集，而是可被大量不同语言形式描述或刻画的超语言实体。”[3](P77)范•弗拉森把理论结构看作构形相空间(confabulatedstatespace)，认为理论结构的语义学理论观中，重点应讨论诸模型及它们的逻辑空间，以及理论结构与世界关系。[1](P173-P187)也就是说，理论结构与经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构关系，这是通过把理论看作一簇模型，模型又是与世界结构同构而达到的。正如萨普后来总结的，“语义学观点把理论等同于某种抽象的理论结构（比如构形相空间），这种理论结构是建立在与现象的映射关系之中，理论结构和现象的关系是理论的语言形式系统的所指。其基本思想就是理论结构与合适地连通的模型簇等同。”[4](PP:S105)

受布尔巴基数学结构主义思想的启迪，在亚当斯(E.Adams)尤其是苏佩斯(P.suppes)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合论公理化思想的影响下，史尼德在1971年出版的《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观的建立，后来施太格缪勒和巴泽尔(Bazler,W)等人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应用，并与库恩合作用以解释科学理论之间的发展问题。这种观点试图用集合论谓词作为公理化的形式，将科学理论中多种函项，各种关系用谓词表达出来，先展示出理论的内在数学结构，由核心(core)K和期望应用(intendedapplication)I所组成的对偶(K•I)理论元素(theoryelement)，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网络(theory-nets)，理论网络又连成理论整体(theory-holon)[5](P13)。结构主义理论观和范•弗拉森、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一样，认为理论并不等同于提出理论时的命题集，而是语言外的理论结构，不过结构主义认为理论结构是可以用一个集合论谓词来加以公理化的集合论对象，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所使用“模型”是一个集合论的谓词。

3、科学理论的模型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涉及到“模型”，但它们中的“模型”互相不同，与“科学理论的模型”也有差异。在逻辑经验主义中，也常为了直观起见，建立一个已被完全解释了的体系(也可称为模型)，用来说明通过对应规则而被完全解释了的形式体系，它与部分解释了的形式体系的区别在于认识论结构方面，前者是逻辑上居先的命题决定出现在它下面的层次中的术语(或命题)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而有解释作用。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中的“模型”主要是指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的形式，正如“范•弗拉森认为的，‘模型’一词的用法是从逻辑与元数学中派生出来的，模型一词指的是‘模型类型’”。[6](P91)事实上，逻辑经验主义时代之前的模型一直处于被漠视的地位，直到语义学理论观那里，模型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R.B.Braithwaite在《经验科学中的模型》开始认为模型具有与理论不同的认识论结构，而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中的“模型”也得到重视，几乎达到与理论同等地位看待。到语义学理论观阶段，已有“理论是模型集”的口号[4](PPS111)。但是总体上来说，模型在科学哲学仍然被看作“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传统”[7](P34)。

近年来，在科学哲学中研究科学模型是为了“评定科学事业中模型的实际作用、功能。”[7](P34)当然，人们是逐渐认识到模型在具体科学中的作用的，“功能不同的模型都能发挥出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解释(例如,Harre,1960;Hesse,1966;Achinstein,,1968)，理论模型的解释优势经常与类比的应用相联系。”[7](P348)最后，人们认识到适合描述科学理论的模型，所具有的说明能力和创造，这基本上体现在常说的“建模”活动中。而对模型的科学哲学研究，也进入到“从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到它们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的阶段，也促使对科学模型的研究转向为自然化认识论的一部分。

二、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1、对现有科学理论观的分析

从上节对已有科学理论观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各种已有科学理论观是有其优点和缺点的。从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由于“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或陈述)集组成，对科学理论的分析也就是利用现代逻辑对其中的科学语言进行句法学(语形学)的分析，其中虽有语义方面的分析，但只表现为一种经验语义学。相反，不论是语义学的理论观还是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否认理论是命题的集合，而认为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考察科学理论的结构重点是看这些数学结构与现象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则从语义学理论观中逐渐对模型的重视，试图转变为直接研究科学模型，尤其是突出科学模型的自然化认识论作用。可见，科学理论结构观的这种发展趋势，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只是一种从语形学到语义学和语用学转向的趋势(因为自然化认识论更多的要涉及到研究者。)

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从数学的观点看，“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集组成，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则强调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科学理论的模型最终是强调数学建模，也试图直接以数学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这里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向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转向的趋势。

这种转向到底正确与否，值得我们反思。虽然，萨普后来回忆道：“公认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核心，在有一千二百多人作为听众的那个夜晚它死亡了，那是1969年3月26日——一个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的Illinois会议的第一天晚上……C.享佩尔这位‘公认观点’的主要发展人，作为会议开始发言人，人们指望他提出公认观点的最新方案，相反他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放弃公认观点及其赖以存在的句法学公理化方法(Hempel1974)，突然我们意识到战斗胜利了，而会议变成我们现在应向何方的热烈探讨。”[4](PP.S102)这是萨普在1998年的两年一度的科学哲学联合会上的回忆，并指出“公认观点”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头两条是“理论不是语言实体因此是不适合个体化的”和“对应规则带来的混乱”。但是，三十年后，语义学和模型的命运又如何呢？1998年的会议上，NewtondaCosta和StevenFrench总结道，“8年后，在《科学理论的结构》（1969年Illinois会议的总结性论文集）一书出版时的后记中，萨普声称‘语义学的理论观……是作为取代分析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的唯一竞争者’(1977，709)。20年后，他坚持认为‘今天语义学的理论观可能是科学哲学家们广泛持有的关于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Suppe1989,3)。30年后我们在哪里呢？大量的工作是关于科学模型的性质、它们的应用及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8](PP.S119)并在最后总结道：“或许在科学哲学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科学实践的表征。”[8](PP.S125)这种回顾表明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探讨还是以理论和模型的关系为重点，并更看重科学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公认观点”和后来的理论结构观都有偏颇。公认观点虽然由于把理论视为语言实体，进而分成理论语言和经验语言两个层次，又不得不用容易引起混乱的对应规则连接起来，其最大优点是使用了大家所熟知的以命题为要素的公理化体系，符合人们对理论结构的处理习惯，比如发现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可适当调整某些命题；其最大缺点却是如此划分的结构有许多内在不一致性，并且不利于整体把握理论与理象之间的适宜性，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虽然克服了公认观点的缺点，但是它对句法学的排斥也就不利于直接指导科学理论中命题的修改，也不如“公认观点”中句法学和经验语义学那么精细；其优点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中的数学结构的凸显有利于整体评判，其中对模型的强调也弥补了理论与现象分裂的一些缺点。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试图直接以科学模型为研究对象的努力。

2、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规范场论最完备的数学基础应该是纤维丛理论，纤维丛理论是相对完备的一套数学体系，要想越过纤维丛理论，而直接对像规范场论(包括量子场论)这样的物理理论进行句法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明确的对应规则与具体的经验名词逐条对应就会出现前述公认观点的困难。实际上对于量子场论的解释分歧也很大，比如P.Teller(1990)的谐振子解释，试图用量子化的谐振子描述量子场论，认为量子场形式地等效于谐振子的无穷集，从而我们就能想象按形式上等效于振子的量子化方法对场进行的量子化，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比量子场更好地理解量子化振子”。而另一种关于量子场论的解释是玻姆（1987）的因果性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量子场有跟经典对应物同样的本体论，虽然其动力学完全不同，那么我们能理解经典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理解量子场到什么程度。然而，NickHuggett和RobertWeingard认为，量子场论只能在某些范围内可用谐振子的方式解释，谐振子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误导，相反可能有些解释会比Teller的更好，而玻姆的解释也有诸如不满足洛仑兹变换等问题。[9](PP.370-388)事实上，能从规范场论中直接推演出一些能用实验测定的参数就很不容易，比如标准模型中三代物质粒子的质量，必须通过引入所谓的汤川耦合项，使其成为标准模型中待定的参数，可见，要找到“公认观点”中的观察名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由于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的确避免了对应规则和观察语与理论语言区分的麻烦，强调具体的有个性化的理论分析，使其更有活力。比如范•弗拉森的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结构主义对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解释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把它们用到规范场论上，虽然理论结构会更清晰，但是也会有其麻烦，比如用语义学的理论观分析规范场论，一定要寻找规范场论的超语言的结构，不论是抓住其中的对称性引起的群结构，还是几何属性引起的纤维丛理论这种数学结构，仍然面临当这些数学理想化条件满足时，它们与现象如何联系起来之类的问题。不论是萨普用实验检验的办法以达到一种准实在论的终点，还是范•弗拉森强调每个真实系统只是理论描述的状态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情况以强调其模态解释观，或者结构主义强调理论元素形式的网络结构以便阐明科学理论的动力学变化，都会因为仍然固守经验主义的教条，最终避免不了形式主义的特征，也就是用各自的科学哲学框架去套某一科学理论是如何与现象结合的，却达不到预期目标。这正印证了DavidPearce和Veikk.Rantala所作的评论，“首先，完全抛开句法来描述理论T等于把语言的有意义方面连同无意义方面一起抛弃了。没有语法和语汇，对理论T的逻辑分析或证明论分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不难看到，使用语言学和语义学概念所能作出的区分比集合论描述所能作出的更为精细。”[1](P329)

可见，无论是从语言哲学的层面看，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语形学(句法学)、语义学到语用学考察的转向，还是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到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转向，都强调科学实践的作用，前者通过强调语用学维度而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后者通过强调科学理论中的数学结构而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实际工作中对数学工具的依重。其实，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阿佩尔在论述科学主义和先验解释学的关系时就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子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0](P108)。而在具体方法上，如果说P.苏佩斯的著名口号“科学哲学的正确工具是数学，不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1](P178)中的“数学”，还不是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是指使用数学研究科学理论而不是使用逻辑方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也应跳出语言和经验论的范围，重新思考。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退一步回到科学知识的先验基础，比如在康德认为本义上的自然科学包括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即普遍必然性是可以通过数学表现出来的，康德甚至强调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中有“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构想在其中交互影响”，那么对于最好地体现了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一些物理学基础理论，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量子场论、规范场论等，其中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先天地和所使用的数学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方法上，就要进一步进入到科学理论的数学基础，所以在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始终要抓住其中使用的数学，这是是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行的。在科学方法论中，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最好是直接分析其中的数学及其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分析在一般自然科学本身内部就是如此进行的，表面看来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是无意义，因为这是科学工作本身，而不是哲学研究。但是，站在现代数学的高度综合这一特征的角度看，规范场论是完全可以用纤维丛理论形式体系化的，纤维丛理论本身就是对规范场论的最好公理化体系，或者说最好的理论结构，最好的数学模型。只要我们比苏佩斯用数学分析科学理论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直接分析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相比之下，如果说已有的科学理论观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是因为它们能规范地研究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找出不同科学理论的共同结构，从而好进一步研究这些科学理论的解释，不同理论的比较，相互关系以及评价等问题，但这些工作用在一般科学理论上或者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泛泛的研究是可以的，而面对象物理学中的规范场论这种基础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显然不够，也没有必要。

事实上，把纤维丛术语和规范场术语对应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的各个分支，甚至各种时空观、物质结构观和自然界中的四种相互作用都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给出一种统一的说明。而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规范场论等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包括对同一种理论的不同理论提法也可比较研究。当然这种观点是从规范场论开始才明显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江天骥主编，卡尔纳普等著，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M]，华夏出版社，1990年。

[2]李继堂、桂起权，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关于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6)。

[3]FrederickSuppe,TheStructureofScientificTheories,secondedition,1977,Pv。

[4]FrederickSuppe,UnderstandingScientificTheories:AnAssessmentofDevelopments1969-1998，.PhilosophyofScience,67(Proceedings).

[5]WolfgangBalzerandC.UlisesMoulines,StructuralistTheoryofScience:FocalIssues,NewResults,WalterdeGruyt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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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aM.Bailer-Jones，追踪科学哲学中模型的发展，科学发现中的模型代推理[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8]NewtondaCosta,StevenFrench,Models,Theories,andStructures:ThirtyYearson,PhilosophyofScience,67(Proceedings).

科学观和方法论范文

1．国际标准化概念

研究方法国际化或者标准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同、广为接受和业已证明为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方法），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按国际统一的科学规范要求从事和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工具操作性，研究过程的客观、量化、实证和严谨性，以客观描述为主，少有主观臆断和模糊性思维判断。标准化实质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统一的研究标准、手段和评价尺度。这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其科学评价的前提标准。标准化的目的就是采用科学方法获得科学结果。到目前为止，我国曾有过很多学者采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作为科学研究的文献索引，加以引证。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伪科学和学术垃圾以及学术浮躁，以科学手段，高效率地获得人类对社会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2．国际标准化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标准化实际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国际化发展的主题，量化和实证是主要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是其主要的实验记录手段，突出研究的专业技巧性和工具性是主要特点，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程序是其基本要求，创造新的方法论是研究的价值目的。

就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看，主张质化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统一，它也是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方法，但是，其包括很多具体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我们对质化方法很熟悉也普遍使用，依靠逻辑过程或悟性过程等抽象提炼方法获得研究结论，但是，主观成分很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化方法依据数据和定量经验等的推演、分析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客观性很强，少有主观悟性参与，它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仅限于个别学科的使用，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但是，使用的程度非常浅显，特别是存在着研究方法服务于假定结论的普遍倾向。没有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把握。这是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所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坐而论道者多，会做实验的少。

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看，目前的研究工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突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选题没有新意，重复研究是国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忽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不顾质量，仓促抢先发表，“占山为王”的现象。内容上多是主观分析的结果，很少有通过量化实证建立的原创性。因此，选题和内容上的原创性是研究必须首要注意的问题。

（2）选题普适性问题。研究选题立意要有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没有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称其是社会科学。因此，不论研究的对象具有什么特殊性和地域性，都要透过特殊揭示其蕴藏的一般规律。反映规律就是科学，科学也就是具备普遍适用性。

（3）研究的持续性问题。反映规律的同时，还要对其做持续研究，不断验证规律。国内对很多问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就好似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再探讨了，一劳永逸，这是机械研究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把一个问题搞透，彻底把握它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这样也才能形成专业化的学者。国外很多学者终生就研究一个问题，成为专家。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髦研究什么的现象。

（4）量化文献考察。对研究问题从纵横两个向度做最大限度的文献穷尽考察，是确定研究问题可信度的关键前提。历史上或者是别人如何关注和论述这个选题；完成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本项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解决什么新问题；如何延续研究成就，等等，这是任何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和遵循的研究方法。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对文明成就的继承，更是寻求研究的科学起点。

（5）选择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设定选择已经验证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检测手段，收集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数据，特别是问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检测问卷的科学可靠性，科学问卷是研究问题的主要标准依据。

（6）量化检测手段问题。我们经常提倡创新理论，但是理论的创新历来缺少一个理论检测环节，现行的检测职能是由实践来完成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验证和检测理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理论还需要技术性的检测手段，依靠技术性手段科学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是科学探索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光有指导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本学科的专业技术手段，这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看，这些检测手段有很多种，常用的有5种：（1）三角稳定结构方法；（2）可信度测试法；（3）内在关联度测试法；（4）差异性检测法；（5）因素分析方法；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检测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一般性、可借鉴性和科学性。可以成为衡定类似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模式，也意味着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方法。科学模式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模式测试（社会科学的AMOS平衡理论）［1］得出的定论。目前在国内采用上述手段反复检测研究结果的学者很少。

以上几点只是创立规律性社会科学结论的十几个科学步骤中的基本要求。依据这几点基本要求，就能做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基本要求。

3．国内研究方法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主的研究方法；三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综合创新”方法。

3.1国内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及其弊端

现行国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基本和原始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五大类方法：

（1）逻辑研究方法。这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里总结的古代人的逻辑研究方法，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普遍使用。

（2）经验归纳法。培根在其《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诞生。

（3）假设演绎法。培根提出其方法的同时，笛卡儿在《论方法》（1637年）则提出了其理性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二元论［2］。

（4）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三大哲学研究方法——先验研究方法（康德）、辨证研究方法（黑格尔）和现象研究方法（胡塞尔），也是国内研究借鉴的三大现代方法。

（5）其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经典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补充的研究方法，例如，休谟和夏夫滋伯利等就提出过怀疑论的质疑研究方法，现在也广为使用。一些著名经典哲学家如赫舍尔、穆勒、孔德、耶方斯和现代的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等基于经典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广泛为人们运用。

上述方法都是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借鉴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比于当代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还都属于经典的基本方法，特点是重宏观抽象，缺少微观把握；理性分析较多，实证特点不很鲜明，往往是总结和归纳的思维过程是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过程，弊端是思维序列往往与实际序列不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作为科学（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般的科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也存在发展和创新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普遍使用的量化、考证研究方法引入唯物辨证方法中，在突出对事物质的定性功能作用（质性分析）的同时，强化定量的功能作用（量化分析）。量化研究方法本来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非常明确地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

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实质就是要以科学量化的手段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和和谐发展等思想观点做量的内涵规定，强化这些科学理论的量的转变功能和工具操作性。量化理论观点内涵便于实践操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在操作中能真正实现以量的积累带来质变的科学方法的确立，避免以往方法论的缺陷而导致的空洞和操作离位。理论是从无数量的现象中总结提升（抽象出质的定性）出来的，在返回实践的指导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量的规定，这样的理论内容才丰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各门科学，运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量化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才能解决。

3.3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

这是指张岱年等学辈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4］研究方法观。它是中国哲学研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依据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中国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综合创新”被认为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这个方法的缺憾就是综合的过程要人来把握，因此主观综合分析色彩突出。传统的“正言若反”和“执两用中”作为认识和操作方法，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思维特点、认知主观化和操作主观化的特点。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三大类研究方法总体上看，需要突出解决的是增强客观量化分析环节和考证研究环节，即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推演和思维过程获得质的结论，而应该通过展示和考证事物的量的实际客观积累推导出质的结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每年的成果甚丰，在国际学术领域很有影响，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可归为如下几点：

（1）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需求热点不同，惟一交叉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这在很多国家社科研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从客观发展水平上看，国外的发展需要与我们的社科研究成就不很匹配。

（2）我国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上；或者是从特殊性的研究上还没有总结提升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3）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加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相互借鉴难度较大。

（4）中国大多数学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存在着语言障碍。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还无法用国际认可语言写作，加上社会科学产业化环节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成果向国际世界转译和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5）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方法主要以主观定性为主，方法为体系建立服务；国外以实证定量为主，方法是研究的终极价值。尤其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规范。这直接影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

（6）全国缺少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职业或专业机构，监督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没有明晰的统一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以及监督机制，特别是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对研究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现象很多，导致学术浮躁，研究成果科学含量低。

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而是当成意识形态问题对待，所以，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历来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追求建立体系和论证体系，而不是为社会和文明发展提供创新方法论。研究方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方式和产出结果，目前关于研究方法在学界没有任何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业和职业规范要求，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完全是学者自己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准所决定的，不是学术行业的法律规范约束。因此，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成为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陈旧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标准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因此学术成果的产出方式也就不科学。所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谨慎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开启价值，但是，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研究热点与国际匹配不上，研究方法再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统一认可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成果交流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开启价值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借鉴。如果不规范研究方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多都会是徒劳无益，这不仅浪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也使我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很微薄。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

4．国际化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这表明理论探索既是方法运用，也是方法的创造。理论只有验证（以往方法）和提供（新的）方法，让人们把握和运用所创新的方法，才能付诸实践。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同时强化实证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这是研究方法国际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采用国际认可的统一研究方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意识形态原因。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往往不是学术观点的交流，而是研究方法的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5］；并且，黑格尔也提出过“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的阐述。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理论是否为人类认识自然、协调自然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人们操作和有助于人们改善处境，这是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因此，研究方法就成为国际学术成果价值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关键衡量尺度之一。

（2）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原因。比于自然学科，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科，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人文主观因素参与较多，在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和交流学术观点容易出现不分伯仲、相持不下的结果，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则更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产品）国际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符合国际统一认可的ISO系列标准，否则不被认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产品走向世界，也有统一的国际规范化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产品的诞生过程（即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要求。这个工艺流程就是操作方法体系。使用国际认可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和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4）要拥有知识产权，首先要拥有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必须首先是符合国际要求、得到国际认可的产品，然后才能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品考核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产生的手段和过程是否科学，特别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新理论方法才会有产权价值。

以上4点表明，作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为，“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6］。研究方法是目的也是手段。重视方法的价值意义和采用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切入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接的首要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意义：

（1）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可使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可和借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就。采用国际统一的学术研究衡量标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与国际接轨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才能实现为人类探求真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贡献的目的。

（2）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和调控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使哲学社会科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功能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当务之急必须要实行研究方法的国际标准化，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契机、前提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Arbuckle，J.(1997).AMOSuser’sguide.Version3.6.SmallWatersCorporation，Chicago，IL.

［2］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N］北京：光明日报，2001-5-8（4）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序言部分

［4］高秀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N］北京：光明日报，2005-5-23

［5］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6］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