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未来范文

人世间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因为，人的生命集结着无私的父母之爱和殷殷的社会之爱。青少年更是承载着人类建设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我们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和建设者，我们担负着强国的重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从我们的父母孕育我们生命的那一刻到我们呱呱坠地，我们就承载着他们的理想和未来，从我们呀呀学语到妙语连珠，从步履蹒跚到脚步坚实，我们听得最多谈得最多想得最多的就是理想，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有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

如果说大厦巍然屹立是因为有坚实的地基和强有力的钢筋混凝土的支撑，那么理想就是我们人生大厦的强有力的支柱。如果说航船在苍茫的大海中乘风破浪，直抵彼岸，是因为有罗盘在指引方向，那么理想就是人生这艘航船的罗盘，她将指引我们驶向美好的未来。

春暖花会开，倘若我们经历了寒冬的洗礼和蓄积，就一定会有绚烂的花瓣绽放如笑脸。宝剑锋从磨砺出，倘若我们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信念，并经历淬炼和打磨，就一定会有耀眼的光芒。倘若我们正在付出，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满园的芬芳。如果知道只有启航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彼岸，只有辛勤耕耘才会有丰厚的收获，只有敢于迎接挑战并不断拼搏进取，才会赢得胜利，取得辉煌的成就，那么，就让我们把握好现在。现在是若干年前的未来，未来又是若干年后的现在，理想与未来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一直守住现在，那么，未来永远也不会来!我们只有把握好现在，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的事，才有可能开创和塑造美好的未来。只有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甘于奉献，善于创造，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好的未来范文篇2

马有度，人称“小马哥”。重庆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药评审专家，科普作家，全国首席中医健康科普专家，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使，从事中医医疗工作50余年，经验丰富。

在天地万物之间，什么最宝贵呢？万物之中人最贵，对人来说最宝贵的是“命”。唐代药王孙思邈说得好：人命至重，胜过千金。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又是什么最宝贵呢？那就是生命的健康。怎么才能享有健康的生命呢？这就全靠我们头脑的智慧。说到中医的养生智慧，不得不提到一个古老而又前沿的话题――“治未病”。

治未病这个说法最早出自《黄帝内经》：“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什么意思呢？聪明的圣人，善于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疾病已经形成才去治疗，动乱已经形成才去治理，这就好像口渴了才去挖井，开战了才去制造武器，那不是太晚了么？所以，只有疾病还未形成之前就预先防止，那才是最好的办法。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就生动地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

中医又强调：“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编者注：上工即高明的医生；下工则是平庸的医生）。这个“治未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一是已病防变。因为疾病的转变是逐次加重，由浅而深的，要求我们早期发现，及时治疗，防止它恶化，切莫耽误治疗时机。这是“治未病”的第二层意思――“已病防变”。既已患病，尽早治疗，防止病情深入转变，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未病先防”，不让疾病发生，才是最好的办法。

对待疾病，首重预防，从源头上去治理，这就抓住了要害，抓到了根本。唐代药王孙思邈说得好：“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又说：“常需安不忘危，预防诸病。”宋代名医朱丹溪也强调说：“与其治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

古代前贤为让广大民众牢牢记住“未病先防”，还采用诗歌来宣讲，邵应节的防病诗写得生动：

爽口物多终作疾，

快心事过必为殃；

知君病后能服药，

不若病前能自防。

圣人先贤“重预防、治未病”的指导思想，是维护健康最为重要的理念。放眼当今世界，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艾滋病这些流行病、传染病正在严重威胁我们的健康，脑卒中、心肌梗死这些危险“杀手”也在一旁虎视眈眈。面对这两大类疾病的威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加强预防，尽早预防，全民动员“治未病”。

最好的未来范文

壹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贰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

事后王看到刘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种怅然若失里有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是部队出身的摄影师，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他从身体的壳里想要挣脱，但常常感到被几十年的经验粘住的痛苦：‘按下快门的时候，还是老套路。”

这并不只是中国媒体人的困境，人人都容易被成见蒙蔽，刘香成在北京拍摄生活细节时，很多西方摄影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即使是让人尊敬的布列松，在1949年的京沪之行，也因为签证只有四十天，在刘看来拍摄略有仓促，带着法国式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莞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叁

我很喜欢《中国1976-1983》中的两张照片，是1980年，刘香成在云南拍摄泼水节，精壮的年青人在大货车上，扬起水桶和脸盆，脸上都是狂欢的神色，从车下走过的警察被淋得稀湿，青涩的小警察戴着大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斜斜侧身无奈走过，有种微妙的味道和氛围。

还有一张是傣族人戴着军帽，跳传统的舞蹈，老老小小一模一样的衣着，裤管卷着，每个身体上仿佛忽然活过来，但是“想动，不知道该怎么动，想试探，想了解，不知从哪里开始。突然之间就找到那种天真。”

刘香成说中国有古老的文化，但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有这种“天真”，他说，“我非常珍惜这种天真。”

这就是黄永玉为什么说他有一种“脉脉深情”。

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书中还有张照片，是一个曾经贴满大字报又被撕掉的墙前面，一对青年人坐在那儿谈恋爱，两个人的脚碰在一起，这是那时青年人谈恋爱的接触点，他们是两只叉。刘香成站在远处，长久端详这对谈恋爱的男女。“在政治运动的间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空间，人们都想坐下来享受这一点亲密。”

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

即使他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拍的是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题材――也一样出自对人性的微妙理解。当时记者不允许在直播中拍照，他混入直播间，在戈尔巴乔夫读完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后，他瞬间按了快门――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稿子放回桌子，而是猛地扔在了桌上，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把这个失落与恼怒的人从身体里抓了出来，同一刻，克格勃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

他抓着相机冲出大厅去发稿的时候，几百个记者对他一起大喊“fuckyou”，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家伙得到了独家新闻。

他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决定性的瞬间，拍出这张照片不是靠撞大运，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有这种了解才能预期新闻会如何发生。

肆

有天他约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着拍，也不找场地，相机放在桌上，先聊天，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从语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爷子谈兴很浓，说时穷得没粮票，家里为了节省，说你去政协食堂吃吧，去了，看见食堂里还有另一个蹭饭的――溥仪。

他俩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刘香成随手拿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刻之后，他开始边聊天边拍，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边谈边拍，谈话没有中断，拍照也是。

我从旁看，觉得照片的形成是人与人的关系，刘香成与被拍者的关系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用追问，也不用解释，两相一笑，那种“意会”的东西。

伍

拍完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

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时，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基恩・米利是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的传统首先从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只苹果或者香蕉，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老师让他把布列松当年全部的小样拿出来看，看布列松是怎么样选择出最后一张的。他说他看过几千张小样后，理解了布列松说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

这个瞬间不可能靠灵光乍现，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

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陆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他说简直不能忍受有些人拍少数民族，就算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内地上了学，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是简化丑陋得厉害，就是个符号。广州有个摄影师住在香港，拍香港，拿自己照片一再给他看，让他评价，他看了以后说，“你快回广州去吧，把你家门口拍好。”

时代已经脱离了王文澜的部队摄影师的阶段，但仍然处处都有另一种向世界取媚的倾向，他当荷赛评委的时候，常常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图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有些主题被过度表现，包括商业性的行为、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异域风情等等。这些图片占据了所有图片的90%，“没有那种对家园和人的亲切”。

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

他说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

他想了想，又说，悟性是什么，是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你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他的经验不到，那滴水就是掉不下来。”

柒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外，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我问他为什么会转向幕后，他说在默多克的传媒集团工作的时候，他去看各种商业化的媒体，但也看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有限，他也去报摊上买发行量很大的《人民日报》，报贩说没得卖，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

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子，说第一轮评委只要有一个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他打开电脑让我看他今年要出版辛亥百年的影像记忆，他从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手中找来的图片，以图片作史，他引学者唐小兵的话说，“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对文化的诉求都是政治性的。”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

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捌

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

他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已经六十岁，满头白发，他伴随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他曾经以为他永远看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但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它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