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本原理范例(3篇)

daniel 0 2024-09-18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本原理范文篇1

论文摘要:跨文化网络传播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对人的文化生存带来诸多影响。在这些文化影响中,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文化冲突的易发性等问题构成了网络空间跨文化“交流的无奈”。这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摆脱这种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网络传播也需走向伦理结构。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

由此,我们需要拨开迷雾见本质—跨文化网络传播的核心是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达至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前提,然而传播技术改变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作为历史的建构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网络空间并不能造成现实文化基础架构的崩塌和重组。跨文化网络传播延续了“交流的无奈”,这并不是技术导致的结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无怪乎彼得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他们彼此虽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广告传播传播策略法制意识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日趋加深,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地球似乎成了一个村落,跨文化的广告传播不仅成为必要,而且已然成为现实。本文分析了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定义,归纳了跨文化公告传播的主要策略,提出跨文化广告传播法制意识的重要性。

跨文化广告传播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自跨文化传播学科建立以来,其研究也逐渐增多。目前,我国的有关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者主要关注于广告政策方面的研究,对于跨文化广告传播的专著不多。本文对其进行收集整理,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广告策略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法律法规建设重要性的观点。

一、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含义

我国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跨文化广告传播”定义,跨文化传播国外有两个词义,一词“Intercultru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学),另一词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流学)。目前,我国使用后者的较多,也有一些著作和学术文章。

1959年,《沉默的预言》著作出版,作者是爱德华·霍尔——跨文化传播学之父首次提出“跨文化传播”一词,至此传播开来,逐步得到世人的认可与热议。在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与交流的潮流,其含义也随之成为研究的重要部分。跨文化传播主要含义为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他阐述了关于文化、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的诸多观点,将这些观点用于外交、商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文化方面更广泛的领域。

跨文化传播途径主要在广告宣传领域占很大的部分,他的理论奠定了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基础,拓展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使得传播学的研究范畴更为具体、活跃,有的放矢于实践领域。

二、跨文化广告传播策略

跨文化广告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学科中重要的一部分,跨文化广告传播策略理论研究中研究中尤为重要。

1.一体化策略

“一体化策略”理论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李维特(Levitt)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他认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日益使世界成为共同的市场,消费者几乎趋同的品味、需求、生活方式将超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如果广告商实施市场一体化策略,集中资源,大量生产某种产品,用同一广告策略、同一品牌名称,塑造同一产品形象,就可达到很好的广告效益。[1]比如,广州召开的以“水”为主题的亚运会节目及广告创意,是各国都接受的“水”文化,“以珠江为舞台,以城市为背景”,以海心沙岛为亚运会开幕式场地,用江水连接两岸的城市建筑,如西塔、大剧院、博物馆、广州塔等,将天(焰火),地(建筑物)水(彩船、光帆)、空间(激光、喷泉),人(开幕式会场演员、运动员与观众),融为天地人合一的和谐宏伟场景,如梦如幻的中国传统观念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理念,各国来宾都接受“水”文化,这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依,都能享受理解精神之内涵,成为广州亚运会的理念创新和突破。

2.共鸣策略(Resonance)

1933年由加拿大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提出“媒介即讯息”及著名的“地球村”等概念。他主张“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这种新尺度是被我们的每一次延伸或每一种新技术引导进我们的事务中的。”媒介的发达使得全球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地球将变成一个“村庄”,“村民”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2]

“共鸣策略”在广告中主要以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内心需求、共同的友谊、共同的反应点等获得不同国家或地域人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不会影响各自生存习惯的特殊性,才能产生共鸣。比如,各国的歌迷崇拜席琳迪昂的音乐歌曲,功夫影迷崇拜李小龙和成龙,这些不同文化的迷群族的共同体验来自不同文化的融合点,跨文化广告可以超越各国文化而形成共鸣。

3.情境理论

1985年,美国传播学者麦罗维茨(JoshuaMeyrowitz)提出“媒介即情境论”:“媒介的作用取决于媒介所造成的信息情境,这种信息情境犹如谈话的地点场所一样,可以影响到信息的传播,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他主张:“新媒介,新情境”,“新情境,新行为”,他的大众媒介理论在社会中更具实际作用。如万宝路香烟广告,吸烟者会把自己的情感和幻觉带到广告的场景中,把自己的吸烟经历与吸烟享受联系起来,这种互动,起到广告活力的作用。

4.本土化广告策略

“本土化广告策略”,在体现“本土化”东西要接受“外来货”影响的同时“本土化”东西也要推出国外,与“外来货”挑战与竞争,各种文化的碰撞才能形成一种强势的格局,当一种品牌挺立时,从技术、产品等各方面也体现了世界先进的东西。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春节时曾向台湾投放了一则体现可口可乐公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的广告,符合“本土化广告策略”:建筑体现了福建闽南样式,服装是中国式的小长衫,选择的胖男孩是中国年画的模样,红色的“福”字是中国人喜欢的节日颜色,中国菜肴等都体现了本土化的设计,仅有“可口可乐”是个“世界性主题”,被世界各国接受的饮料,这种结合合情合理,为春节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我国对于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策略研究有以下一些方面:全球化广告策略、文化适应广告策略、文化互动广告策略、寻找人类情感共鸣点、实施本土化广告策略、宗教信仰差异、文化习俗差异、价值观念差异、重视词语翻译等。[3]

三、跨文化广告传播的法制意识

法制意识的增强是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有利保障,跨文化广告传播的法制法规研究要重视并加强起来。

1.了解各国的法律,遵守各地的政策法规

法律法规是一个地区和民族文明的产物。不同国家对广告的内容、形式和传播等也有不同体系的法律、法规。如,仅制作广告的物品;可使用的诉求类型和信息;对广告媒介及广告时间的限制;针对儿童广告规范;广告中裸体和色情的运用。比如,英国广告的报纸可发行全国各地;西班牙的厂商只能报纸上刊登广告;中国不允许利用色情作广告,而色情广告在一些西方国家不违法。转贴于

目前,各国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加强对广告的控制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跨文化广告创意必须了解各国的法律环境,熟知并遵守各国政府制定的有关广告的法规。如针对儿童的广告规范有《加拿大广告标准准测》规定:不得儿童作为广告对象,所有广告不得直接以13岁以下儿童为目标等;英国的《广告标准与实践》规定产品不得利用儿童的轻信和模仿意识,不得直接吸引或劝诱儿童购买等;我国的《广告审查标准》不得给家长施加购买压力的儿童广告等。[4]

2.广告传播风险

风险研究在国际上很重视,在广告风险研究中主要有“广告行业商业秘密风险”、“广告传播风险”、“广告财务风险”研究等。随着网络及其他媒体中的“虚假广告”、“诈骗广告”、“不实广告”等欺骗作用的危害与恶劣影响在不断蔓延,“广告传播风险”研究应该受到重视,也要更加深入研究,这些危害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造成了一定的不好后果。

中国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广告进入中国,也有不少的中国广告闯进国外的媒体,跨文化广告传播不再是一句空话,漫漫征途路避免不了风险的出现,如2004年11月,耐克公司耗资1亿美元“恐惧斗室”的篮球鞋广告在中国播放,因广告情节中冒犯中国的象征——“龙”而涉嫌“亵渎中国风俗习惯”,遭到中国网民的沸然声讨,也引起了海外的抗议。12月3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播放“恐惧斗室”广告片的通知》,各级电视台停止播放该广告。[5]虽然,耐克公司制作广告很有一套,但也难免遇到因文化定位不对而造成的广告传播风险带来的损失。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凡是“广告的表述或由于未能透露有关信息而给理智的消费者造成错误印象的;这种错误印象又关系到所宣传的产品、服务实质性特点的”均属欺骗性广告。肯德基在电视广告中推出了“健康牌”,称肯德基炸鸡“有人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是每日菜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广告夸大了肯德基炸鸡的功能,在播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专门对此展开调查,肯德基公司很快停播了这则广告。[6]在跨文化广告传播过程中,怎样规避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而带来的广告传播障碍与风险,是广告管理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3.增强法制教育

跨文化传播教育中,广告的制作离不开“语言”写作训练,广告经常在媒体栏目中首先出现,在媒体栏目中信息语言规范管理没有被监管,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这是“虚假广告”、“诈骗广告”、“不实广告”频频出现的主要原因,媒体信息广告语言的呈现要有规范,有监督,对于排列信息的人员应该接受有关的教育,如目录索引制作,持证上岗就会杜绝大量不良信息的引入,目前国家有各种文字目录标准、数据库数据规范、外语目录标准,还要有语言文字选择标准、网络信息用语违规法则、虚假网络信息文字界定、网络版权法规、港台澳网路信息语言对比等。这些都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帮助,目前,随之传播业的快速发展,从业人数的不断增多,跨文化广告制作与传播都要建立健全法制教育,只有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从业人员素质提高的问题,这是国家和谐社会需要做到的。

在倡导“绿色”环境中,跨文化广告传播也需要一片“绿色”净土的环境,这个环境建立与维护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涉及国内环境,也涉及国外环境。跨文化广告传播影响的国家地域广阔,影响的人群以国际大家庭人口计算,影响的人口层次也很全面,所以倡导“绿色”环境很重要。

参考文献

[1]秦祖辉,黄红英,万晓文.论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策略[J].商场现代化,2008(11).

[2]陈云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及传播策略[J].东南传媒,2008(7).

[3]李正良,李玉平.试论中国品牌的跨文化广告传播策略[J].新闻传媒,2006(5).

[4]马谋超.广告心理[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8).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论文摘要:跨文化网络传播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对人的文化生存带来诸多影响。在这些文化影响中,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文化冲突的易发性等问题构成了网络空间跨文化“交流的无奈”。这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摆脱这种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网络传播也需走向伦理结构。网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如何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

由此,我们需要拨开迷雾见本质—跨文化网络传播的核心是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达至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前提,然而传播技术改变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作为历史的建构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网络空间并不能造成现实文化基础架构的崩塌和重组。跨文化网络传播延续了“交流的无奈”,这并不是技术导致的结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无怪乎彼得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他们彼此虽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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