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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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之心范文

关键词：史记；秦昭襄王；互见；典型细节；对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虽是一部史书，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可永雪在《史记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广泛吸取和融会先秦文学在写人叙事上一切精华成果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它不但为我国的传记文学确立了规模，树立了样板，而且在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等方面为后世小说和戏曲创作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题材宝库。”[1]从中可知，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其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产物，成就亦是颇高。前辈学人已经有过很多关于《史记》中对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讨论。其实，《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仅成功地刻画出了一系列传主形象，就是一些仅仅作为某些列传配角出场的人物，同样也会有鲜活、立体的例子出现。从这些配角人物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史记》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典型手法运用之纯熟与成就之卓越。下面我们就以秦昭襄王形象的塑造为例，简单进行《史记》人物塑造时的多“面”成一“人”分析。

一、通过互见的方式来表现人物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史记》中并没有单篇的传记，事迹仅散见于数处。而这些地方也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只是作为某一事件的参与人物出场，往往只有两三句话、三四个动作而已。虽然仅仅从这寥寥数语中看不大出昭襄王之形象，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他处关于具体史实纪录的参照，互见出一个昭襄王形象。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那段被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蔺相如庭叱秦王”一段，其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2]

一般人多认为“司马迁在这里流露出对有作为，有骨气的壮士的崇敬”。的确，司马迁对于蔺相如这样的人物的赏识，使得其不吝啬笔墨地渲染出蔺相如的铮铮铁骨与凛然正气。相应地，秦昭王就呈现出一种贪婪、软弱的形象，似乎猥琐不堪。但这只是从此传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如果参照他处的记载，则会得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秦昭王形象。首先让我们想一想，秦王为何提出“十五城易璧”之说？

原因很简单，这是对赵国的试探！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大增。但此时赵武灵王已死，赵国现今的实力以及即位者赵惠文王本人的性格，对秦昭王来说都是未知的，故他借此机会提出“以城易壁”，实则为察看赵国反应。

若赵王毫不理睬，想必实力强大，那今后还须同赵国修好；而蔺相如已经说了，赵国是“悉召群臣议”，“斋戒五日”，表现出一种对秦十分恐惧状态。至此，秦昭王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余诸如“十五城易壁”之事，已不重要。

况且若秦王真欲得璧，完全可刺杀蔺相如于馆舍中而夺璧，但他没有，可见其意不在璧。

果然，此后，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军，斩首三万”。[3]秦昭王立即着手展开军事行动，三次伐赵，皆获大胜，而之前五年内，秦赵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

同样，黾池之会，蔺相如再屈秦王，秦昭王同样没有因此而击赵以泄愤，为何？“赵亦盛设兵以待秦”，[4]秦昭王已经发现赵国目前实力还较强，若逞一时之勇，尽管可击破赵军，但已方想必也损失巨大。秦昭王完全清楚这一利害关系，故他先与赵修好，将兵力集中在楚、韩、魏等实力稍弱的国家上，不断开疆拓土，扩大实力，然后才在整整十九年后的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5]，一举消灭了赵国的主要力量。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可见，司马迁笔下的秦昭襄王，是一位多谋，善思，能忍，收放自如的雄才大略之主。而这样的形象，并非如同塑造项羽那样以本传大篇幅大事件大场面来正面完成，而是通过《廉蔺列传》中数笔言行、他人对待秦王的态度和《六国年表》中的史实相互映照来塑造的。之所以在《廉蔺列传》中呈现出一个贪婪、软弱的形象，那是由于《史记》互见法的体例所致。朱东润先生就说过：“太史公的办法是首先认定这个人的主要部分是好的，那么在他的本传里叙述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放在别的部分叙述了。”[6]王树范更是以刘邦为例，详细阐述了互见的特点，其云：“按《史记》的体例，一般地说，读其传则可以知其人了，然而对于刘邦尚需通过其他许多有关人物传记加以补充、验证。这是因为人物非凡、事关重大，有奈难言者，有不可不讳者。于是写《汉高祖本纪》，虽然基调不离‘帝王中心论’及歌功颂德模式，但却巧妙地利用了组织剪裁上的此详彼略和此舍彼取等‘散见’手法，才赢得统治阶级关卡放行。例如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汉高祖本纪》不宜‘实录且无隐’，所以仅以短短的百八十字略过，而在《项羽本纪》则以十倍的文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把刘邦虚伪狡诈，嘴甜心狠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再如《高祖本纪》置酒洛阳宫一段，崇扬刘邦知人善任而得天下的美德，但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以及英布、彭越、等一些功臣名将的传记里，却把他的妒贤嫉能、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的种种行径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给人留下难忘印象。”[7]因此，这篇列传作为蔺相如的本传，蔺相如的人格又是司马迁所推崇与欣赏的，故而在这里自然会极力地烘托出蔺相如的伟岸人格，作为蔺相如映衬者出现的秦王，自然需要一种软弱、猥琐的面貌。因为如果将秦昭王心中的算计在这里公布出来，那么蔺相如的形象不仅其高大性会大打折扣，而且极有可能被扣上审时不明，徒逞匹夫之勇的帽子，这自然不是司马迁所想得到的。

二、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展现人物形象

除去上述这般跨越篇章界限的表现外，司马迁对于秦昭襄王的塑造也常用对于特殊细节的反复强调的手法。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形象，是《史记》中常用的方法，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中就明确指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风貌。”[8]如陈胜辍耕陇上发出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慨叹，陈平为乡里分社肉而想到分天下，韩信早年忍辱负重钻市井无赖之裆下等等，皆是能够体现人物的个性气质与才干抱负的典型细节。在秦昭王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上，《史记》中也能发现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体现突出其个性特征与情感状态的例子。且来看《范雎蔡泽列传》中“秦王五跪得范雎”一节，文中道：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孤也，先生奈何言若是！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9]

此篇中秦昭襄王亦非传主，只是作为传主范雎生平事件中的一位配角出现，但“跽而请曰”这一细节在这短短的段落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很好地将秦昭王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给展现出来。再加上秦昭王所言语气的诚恳、态度的谦恭，一个尊重贤士，气度不凡的秦王形象就这样塑造出来了。可以说，这段文字中的细节描写是司马迁精心选择的结果，秦昭王的言辞与跽请的频繁也确实是秦昭王在那个时候内心情感的必然外现。毕竟，作为一位由大臣拥立的新晋君王，怀着高远的抱负志向，但面对的是内有太后和大臣的局束限制，外有东方六国欲乘此机将秦国势力一举打灭，其怎不会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心急？怎不会去努力寻找一位属于自己的贤人辅佐？现在范雎来了，正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因此其内心的活动就不断地在一言一行中显现出来。这正是张新科在《〈史记〉与中国文学》中所提到的“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为人物安排一些言辞动作，让其内心自我暴露。”[10]的人物塑造手法之特色。

三、在对比中见人物

除却上述两点之外，《史记》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与普遍的手法，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以此将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地展现并在对比之中蕴含对于人物的褒贬。如项羽与刘邦，信陵君与平原君，窦婴与田等均是《史记》中有名的几组对比人物。温瑞萍亦云：“司马迁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人物的悲剧，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人，往往遭遇坎坷。劳苦功高、骁勇善战的李广横刀自刎，而平庸无为、名声不佳的李蔡却步步高升；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庸庸碌碌的弟弟苏代却得享天年……比较是随处可见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有对比，身份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形成比较，使我们对那时的风云人物有形象立体的认识。”[11]在秦昭襄王这位论述不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能发现使用对比手法的影子。且来看《楚世家》中关于“秦楚之争”的叙述：

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二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二十八年，秦乃于齐、韩、魏共伐楚，杀楚将唐，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打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史记《楚世家》）[12]

此处，明是秦楚两国相争，实则是秦昭王与楚怀王之争。秦昭王工于心计，先与楚约黄棘，散其合纵之盟，再待国力已复，挥兵强袭，连克楚城，楚怀王的软弱无能由此也一览无余。试想，秦惠王方卒，秦昭王初立，秦国的实力定然大损。此时合纵之盟若乘虚而入，秦必遭大祸。然而秦昭王通过“厚赂于楚”，先同合纵之盟中的楚国修好，这样不仅保证了局势的暂时稳定，还成功地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楚国，散了合纵之盟。秦国也得以休养生息，以图再战。楚怀王目光短浅，便衬出秦昭王眼光长远；楚怀王见利忘义，便衬出秦昭王老谋深算；楚怀王左右支绌，便衬出秦昭王指挥若定。虽是《楚世家》，秦昭王的形象便在这同楚怀王的对比中被塑造出来，这就是对比手法的效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驾轻就熟，以至于在秦昭襄王这样一位在整部《史记》中所占篇幅极少的人物上亦能体现出多种典型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得这位君王的形象立体、丰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到：“（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贾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3]正是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包括本文所述方法在内的各种艺术方法，才为后人塑造了如此光辉的一道历史人物画廊，而这道画廊也一直焕发着动人的异彩。

注释：

[1]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46.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39-741.

[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2.

[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45.

[6]朱东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施丁，廉敏.史记研究（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73.

[7]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7.

[8]韩兆琦.史记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6.

[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6-2409.

[10]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3.

[11]温瑞萍.《史记》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太原大学学报.2004，5（1）：16.

[1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7.

[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08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十五讲.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2]施丁，廉敏.史记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4]汪耀明.挥笔传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写人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司马昭之心范文

[关键词]嵇康；政治思想；儒道思想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具热情的一个时代。”（1）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魏晋思想家在我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独特贡献与特征。所以，在后世的文字记载中多有论述。近代以来，有学者对嵇康及其庄学思想，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他是外庄内儒。历史好像有一个规律，集权力量削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必定会得到发展与解放。就像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人们在这些时期，政治热情也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极大提高。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追求和觉醒。”（2）那些一展仕途的人，他们的政治思想倒是很直接地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上。恰恰是这种即远离政治又无不和政治相关的人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剖析与研究的。

一、历史背景

东汉汉末，天下大乱，曹操逐步武力统一了中国北方。220年，曹丕受汉献帝禅位登基称帝。226年，曹丕病故，诏令陈群、曹真、曹休、司马懿四人辅政魏明帝曹睿。231年，曹真逝世，曹爽承袭邵陵侯爵位。239年，魏明帝曹睿病重，任命曹爽为大将军，托孤曹芳于曹爽和司马懿，命二人辅政。由此，司马氏和曹氏宗亲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247年，曹爽软禁郭太后，独断朝政。5月，司马懿称病不朝。249年，司马懿发动，诛杀曹爽等人，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250年，令狐愚、王凌谋立曹彪未果，王凌被逼饮鸩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3）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254年曹芳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败。司马师贬曹芳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255年，母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兵败。司马师亦病死班师途中。257年，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斩，夷三族。260年，曹髦讨伐司马昭，途中被杀。同年，司马昭立曹奂为帝。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任晋王。同年，曹奂被迫禅位司马炎。自此，司马氏最终攫取曹氏政权。

二、嵇康政治思想剖析

嵇康生于公元223年。主上奚氏因避怨而从会稽迁至嵇山之侧，因而得姓嵇。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无师自通，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据此可知，嵇康寒门中人，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文人向来对政治抱有热情。嵇康成年后来到了国都洛阳，积极游走太学。刘孝标在《世说·德行》注中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4）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其实如此也不失为文人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选择，也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立场和人生悲剧。嵇康先后做的这两个官职都是闲职，未被委以重任。据《宋书·百官志》载：“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养老疾，无职事。”（5）在这里笔者认为，嵇康没有受到重用是因为，他当官的时期，实属曹魏末期，宗室尤不能掌控政权，况一远门外戚？若是曹魏政权能够延续的更久的话，他是完全有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的。无固定职事，也为他们做竹林之游提供了时间保证。

249年，司马懿发动，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诛杀曹爽极其党羽。嵇康虽然在立场上倾向宗室，但是他既无刀兵又无钱粮，故幸免于杀戮。在当时那种“动者多累，静者鲜患”政治局面下，很多仕人不得不为司马氏集团所用。唯有嵇康向秀等人，依旧坚守在竹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政治脱离。中国的隐士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的隐士，其实这个不常有。常有的则是因仕途失意而去归隐的“迫隐”之人，存身以待时命，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笔者认为嵇康他们应该属于后者。人出生以来都是入世的，学步，学话，与社会在进行着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他们躲避的是当时司马氏篡夺谋逆的政治统治，并非真正的信仰老庄思想而入山林，尽管他们一直试图体验老庄一样的生活。相反，像商鞅，韩非子，董仲舒，墨子等都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虽然我们把“商鞅，韩非子，董仲舒”归于法家，但是笔者认为“法”仅仅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运用的手段。其目的无不在践行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载：“叔夜情至之人，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非其本也。”（6）纵观嵇康一生言行，儒家思想贯穿其中，外道而内儒。

嵇康不应司马氏征召，寓居河内郡山阳县。对于嵇康为何不应征召，吕兆禧《吕锡侯笔记》中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嵇叔夜以宗室联姻，一拜中散，便无意章绶者，诚见主孱国危，不欲俯首司马氏耳。故山涛欲举以自代，辄与绝交。观其书有非汤武之语，固有所指；而作《高士传》取龚胜者，岂非以其不仕新莽也。”嵇康为何选择山阳作为隐居之地，笔者认为这和汉献帝刘协禅位于曹丕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于山阳县有关。山阳国“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7）当时的山阳国，相对独立。所以，嵇康隐居山阳，不在司马氏的治下。这和政治流亡有相似点。另一个原因就是，山阳县流觞曲水，茂林修竹，环境宜人，贴近自然。正符合嵇康的道学价值取向的追求。

250年“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贰于帝，谋立楚王彪。”（8）司马氏集团“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公置于邺，明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就这样曹魏宗室被司马懿软禁于邺城，嵇康因而撰写《太师箴》，首先提出了先王君主之道“故君道自然，必讬贤明。”然后写“下逮德衰，大道沉沦……不友不师。“穆穆天子，思闻其愆。虚心导人，允求谠言。”进而提出臣道“师臣司训，敢告在前。”在这里，能够鲜明的体现出嵇康的政治观点。

公元255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9）。在当时那种“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0）的局面下，嵇康敢于不应司马氏的征召。深刻体现了嵇康“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士大夫精神。表明了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

司马昭标榜以孝顺治天下。为什么以“孝”不是以“忠”呢？鲁迅指出：“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因而嵇康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的反对司马氏虚伪的礼教。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司马氏又宣扬尧舜禅代，以表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嵇康因而做了《卜疑》“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予以讥讽。

260年，曹髦在讨伐司马昭的途中被杀。同年，司马昭立曹奂为帝。臣弑君，司马昭不臣之心显然。嵇康碍于世事也无十足实力拍案而起，所以，他选择了旧事重提，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喊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句时代的最强音。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有较为深刻的阐释，“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11）鲁迅先生这段话深刻的揭示了嵇康写绝交书的用意。这些都是嵇康鲜明政治立场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这也是嵇康被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吕安吕巽俱为嵇康好友。《三国志·魏书》二十一记载“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嵇康遂写《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吕巽绝交。嵇康也收到吕安的信，“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平涤九区，恢维宇宙。”司马昭知道以后要把吕安重新以造反罪审判。“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12）。钟会趁机进谗言于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司马昭也想借此机会杀嵇康于是借此案以“不孝”“录康闭狱”。《晋书》记载“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在狱中，嵇康做《忧愤诗》“匪降自天。寔由顽疎。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以表对于此事的愤恨。并作《家诫》告诫儿子要懂得如何处世，全身远害，免蹈覆辙。这正是嵇康儒家思想在嵇康一生的最后流露。鲁迅先生对嵇康教子平庸原因有精确的论断“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对于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及至行刑那天，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求让嵇康做他们的老师，司马昭没有答应。“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这样，旷代名士嵇康，俯首就戮。走完了他短暂而又光照千秋的一生。

三、嵇康政治思想剖析结论

嵇康一生，铮铮铁骨。其政治思想在其行为与作品之中体现地淋漓尽致。他在《答难养生论》中写“二人不得已而临天下……坦尔以天下为公。”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古之王者……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太师箴》中他要求君主“弃佞悻、远谀言、近贤者、求谠言。”作品中鲜明的体现了嵇康的君臣之道。他在诗中揭示了当时“世路多崄巇”然后想到“逍遥游太清”这正是嵇康在儒道之间挣扎游离的证据。在狱中所作《家诫》，让他儿子学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的圣王理想。而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道学“神人”和儒学“圣人”的统一。史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文人和政治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政治永远不会对文人开恩，文人却总是在政治漩涡中成长。文人玩不了政治，政治却成就了文人。所以，笔者认为，嵇康是一名胸怀儒家政治理想的穿着道袍的文人，外道內儒。

注释：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56。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155。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帝纪第一[M].中华书局，1974：19。

（4）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书第二册[M].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969。

（6）[清]陈祚明辑.续修四库全书集部《采菽堂古诗选》采菽堂古诗选补遗二卷八[M].天津图书馆藏清刻影印：2。

（7）[晋]陈寿.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丕[M].中华书局，1999，2：56。

（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帝纪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

（9）[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王桀传注引《魏氏春秋》[M].中华书局，1999，2：452。

（10）[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M].中华书局，1974：一三六〇。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501。

（1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桀传[M].中华书局，1999，2：452。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2]鲁迅.鲁迅全集[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3][明]吕兆禧.吕锡侯笔记遁翁随笔[M].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初版.

[4]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