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基本范畴范文

一、廉政价值观的概念及其内涵

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价值意识，而价值意识则是人们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全部反映中有关价值的心理、思维、精神活动的总抽象、总概括。价值意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这又是由于价值意识所反映的价值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反腐倡廉这一重大问题上必定存在价值关系和价值意识问题，也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

廉政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有其特定内涵。价值观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体观念。廉政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般属性在廉洁从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依据概念的属种关系，廉政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体观念。另外，从廉政伦理上说，公民都应当具有廉荣贪耻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廉政价值观的主体应当是从事和公务活动的人，是其手中权力运用的价值取向问题。由此，廉政价值观可界定为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关于廉洁从政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体观念。廉政价值观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

廉洁从政价值主体意识。价值主体意识是指价值主体要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使命，包括责、权、利的定位。廉洁从政价值主体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公仆角色，自觉用手中权力为人民廉洁从政。价值主体意识是价值坐标系的“原点”。从价值观层面透视腐败分子，其腐败根源就在于原点定位错误，忘记了“我是谁，应当干什么”。

廉洁从政价值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的标志，分为信念、信仰、理想三个层次，而廉洁从政的价值理想信念是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价值追求模式和目标定位。廉洁从政信念表现为对廉洁从政的基本认识和情感认同，对廉与腐能够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廉洁从政信仰表现为高度的理性自觉，因而比廉洁从政信念更加坚定而持久；廉洁从政理想是对廉洁从政信念、廉洁从政信仰的整合和升华，以系统的目标形态表现为廉洁从政价值意识的最高范畴。

廉洁从政价值规范意识。规范既是行为准则，也是评价标准。廉洁从政价值规范意识，就是价值主体对党和国家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认同和自觉贯彻意识，因而能够将自身行为与规范要求一致起来，自觉遵守行为规范并以此为判断行为的标准。

廉洁从政价值实践意识。价值实践意识是价值主体践行价值观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深层思维和心理特征。廉洁从政价值实践意识首先是将廉政价值观付诸实践的自觉能动性，同时表现为实践过程中的理性、情感、意志等价值观念和价值心理。

廉洁从政价值本位意识。廉洁从政价值本位意识，就是以廉政价值观作为从政的价值本位的意识。现阶段，由于外来腐朽思想文化和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流毒，官本位、权本位、钱本位等价值意识对人们思想观念有着不可低估的冲击和影响。只有牢固确立廉洁从政价值本位意识，才能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二、廉政价值观培育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牢牢抓住廉政价值观培育这个根本。这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着重要意义。

价值观在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文化从广义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而处于文化系统深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道德、理想人格、审美情趣影响最深也最持久的，是观念文化。价值观属于观念文化范畴，是人们深层的信念系统，在人们的价值活动中发挥着行为导向、情感激发和评价标准的作用。在观念文化的诸种社会意识形式中，价值意识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这些意识形式相并列的，而是渗透于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是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更深层的意识。因此，价值意识具有渗透性、贯通性、普遍性。价值观由此既表现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理，又显现出一种生活化、世俗化的气息。这无疑使其成为观念文化中的一个聚焦点，成为社会文化体系的内核和灵魂。

腐败文化必须用廉政文化来遏制。腐败的一个深层根源是文化问题。遏制腐败就要遏制腐败文化，而遏制腐败文化就必须用廉政价值观来遏制腐败价值观。腐败价值观是的价值观，是与廉洁从政相悖的价值观。遏制腐败价值观，制度只是一种外源性压力，解决不了人们灵魂深处的问题。如果廉政价值观在头脑中占据上风，腐败价值观就必然遭到排斥。廉政价值观能挤压腐败价值观的生存空间，净化人们的灵魂，为人们培植健康的精神家园。

价值观问题是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由利益多元引发的价值观冲突也日渐凸显。这必然影响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使廉政与腐败的斗争进一步聚焦到价值观上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但由于价值观本身的穿透力，西方腐朽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价值观很容易侵袭一些缺乏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的人，致使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只有抓住廉政价值观培育这个根本，才能加大治本力度，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构建与培育相结合推进廉政价值观建设

廉政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在反腐倡廉中的具体体现。因此，能否抓好廉政价值观培育，不仅是反腐倡廉建设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系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确立。由于对廉政价值观的研究起步较晚，要尽快取得成效，需要把构建和培育结合起来，双管齐下，以构建促进培育，以培育深化构建。从构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廉政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定位，特别是廉政价值观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功能指向等问题，为培育廉政价值观提供科学依据；从培育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规划，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经常性教育，并以此推动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

突出信念教育，夯实精神支柱。大力加强廉政价值观教育，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价值意识。通过系统教育、有针对性强化等方式，加大廉政价值观的普及推广，挤压腐败价值观的生存空间。遵循信念、信仰、理想的递进演化规律，通过科学引导，促进廉政价值意识从自发提升到自觉、从心理水平提升到观念水平。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思维方法，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增强对廉洁与腐败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能力。加大对腐败文化尤其是腐败价值观的批判力度，深刻揭示其产生根源及严重危害，形成以正压邪的舆论态势，为弘扬廉政价值观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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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于2010年2月24日正式颁布实施。近日，我对《廉洁准则》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对《准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下面，我结合办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就如何抓好贯彻落实谈一些个人的体会和想法。

一、深刻理解，准确领会《廉政准则》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证。但由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干部队伍的形象，严重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了党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央在1997年3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基础之上，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修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成就了又一部高质量、高层次的党内反腐倡廉法规，也标志着依靠党内制度治理腐败进入到新的阶段，反腐败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与试行了1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相比较，去掉“试行”二字过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包括总则、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实施与监督、附则，从14条增加到了18条，由“30不准”增加到“52不准”。其中“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一章，详细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方面的“禁止”，这八方面“禁止”是：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不仅内容和篇幅大大增加，而且新的《廉政准则》显得的更细致，涵盖面更广，将党员干部的工作、生活以及涉及廉政的各个方面都纳入规范范畴，以更加完善、规范的要求，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具有很高的法规制定水准和实践针对性，充分体现了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工作思路，体现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沿始终以强化自身建设取信于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党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

二、充分认识颁布《廉政准则》的重要意义

《廉政准则》是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为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对于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贯彻实施《廉政准则》重要性的认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及中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深入学习，深刻领会，高标准抓好贯彻落实。

三、结合我办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贯彻落实《廉政准则》，促进廉洁从政，贵在身体力行，重在狠抓落实。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一是认真组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当前开展的“三新”主题教育活动，把学习《廉政准则》作为党组中心组及全体干部职工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组织机关干部特别是班子成员逐条逐条学，原原本本学，全面把握基本内容，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切实增强廉洁从政的自觉性。

二是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班子成员及各科科长要带头学习《廉政准则》，带头贯彻落实《廉政准则》。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上来，一手抓农综扶贫工作不动摇，一手抓廉政建设不放松，把学习贯彻《廉政准则》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实。

三是检查对照，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各科室及全体干部职工要结合当前开展的“三新”主题教育活动，按照《廉政准则》规范要求逐项对照检查，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加以解决。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强化廉洁从政意识，严格规范自身行为，严防发生违反《廉政准则》现象。切实做到能干事、干实事、不出事。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机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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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对实践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央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反腐倡廉建设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复杂性、严峻性、长期性、艰巨性，尤其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持，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性与实效性。然而，从反腐倡廉研究的现状来看，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象比较明显。据报道，2015年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与形势和任务要求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研究还显薄弱，制度建设理论支撑不足。”10月23日，他就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时又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还相对薄弱，对党的制度建设研究明显不足，党内规则的目标任务、体系框架缺乏理论支撑。”王岐山书记的以上判断，完全适用于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状况。可以说,理论滞后于实践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软肋，突出表现在反倡廉理论研究的碎片化上。

所谓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碎片化，简单地说，就是反腐倡廉理论研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基本范畴与话语体系，研究成果零星散落，散见于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与专业性、深度与广度明显不足。反腐倡廉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课题，当然需要从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切人研究，但如果没有共通的基础、基本的范畴，那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就难以沟通交流、形成共识，更难以整合与升华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会制约研究成果对反腐倡廉实践的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呼吁创建“廉政学”，是非常有见地的。

廉政理论研究早已有之，但一直缺乏相对独立的“廉政学”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从文献梳理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识之士就曾呼吁创建与研究“廉政学”。他们纷纷指出：“廉政，在历史和现实生活天平中的分量，决定了我们需要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对待，来研究，实行科学的抽象。”“解决廉政问题，毫无疑问，需要行动，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做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历史经验，认识吏治的规律性。因此，把廉政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创建和丰富这一政治学的分支——廉政学是十分必要的”。这些观点有道理、有价值，但20多年过去了，虽然无论廉政建设实践还是廉政理论研究都有了很大的丰富与发展，“廉政学”却仍然停留于学者们的口头与书面倡议阶段，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廉政学”尚未创立，但有关方面已经在积极推动。如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监察部驻教育部监察局共同推出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促进了廉政理论研究的专业化与独立性;中央纪委所属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在其2013年度科研课题申报指南中，将“廉政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作为15个参考选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反腐倡廉建设规律与新形势新特点，应加快创建包括“廉政学”在内的“廉洁学”，而不能局限于“廉政学”。廉政，顾名思义是廉洁政治的简称，包括廉洁政府、廉洁从政等范畴。在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中，除了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廉洁从政等常见词汇外，廉洁文化、廉洁社会、廉洁从业等词语同样屡见不鲜。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之后，这一新观点先后载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献，成为法治中国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借鉴这一表述,反腐倡廉建设同样需要廉洁从政与廉洁从业共同推进，坚持廉洁政治与廉洁社会一体建设。

从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实践来看，实际上也呈现出了廉洁从政与廉洁从业共同推进、廉洁政治与廉洁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态势，也就是反腐倡廉建设全覆盖、全面推进的态势。典型例子有三:一是巡视全覆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是之前完全没有的要求。二是日前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央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不仅适用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而且将适用领域从单一的廉洁从政拓展到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四个方面，实现了廉洁要求的全覆盖、全方位、全天候。三是日前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一起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它被广泛誉为“史上最严”的党内法规，将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首次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这六类。之前，在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中，常见的是“廉政纪律”，“廉洁纪律”难觅踪影。但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确定的是“廉洁纪律”。

以上三个例子，充分说明反腐倡廉建设领域远不限于政治领域，表明创建“廉政学”已不能适应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从反腐倡廉规律来看,也不应限于政治领域。古人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以上名言表明，廉洁是官员与百姓、政府与社会共通共享的价值，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能为政治与政府所垄断。各地各部门开展的廉洁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等活动，体现的就是这一原理。

综上所述，无论从反腐倡廉规律还是实践来看,都需要加快创建“廉洁学”(可简称“廉学”)。此外笔者关注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十多年，但就笔者阅读所见,没有看到有关国外冠名“廉洁学”的文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外反腐倡廉理论也是碎片化的。十八大后，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力度加大、成效显著，受到国外广泛关注和好评。加快创建与发展“廉洁学”,有助于增强我国反腐倡廉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反腐倡廉理论国际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创建“廉洁学”，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要夯实廉洁学的理论基础，在基础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增强廉洁学的自主性、自洽性。从体系看，廉洁学可细分为廉洁政治学、廉洁哲学、廉洁文学、廉洁文艺学、廉洁史学、廉洁法学、廉洁经济学、廉洁管理学、廉洁社会学、廉洁心理学、廉洁传播学、廉洁教育学、比较廉洁学等子学科。

在创建与发展“廉洁学”的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廉洁法学”。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强调的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意味深长。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呢?怎么促进领导干部“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需要强化有针对性、参考性乃至指导性的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创建并发展“廉洁法学”,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廉洁法学是廉洁学与法学的交叉之学。相对于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可以称为“元老”的成员而言，廉洁法学是新成员，类似于近年来兴起的体育法学、航空法学、证券法学、卫生法学等。同时，廉洁法学构成丰富,具体可细分为廉洁法理学、廉洁宪法学、廉洁行政法学、廉洁刑法学、廉洁民法学、廉洁商法学、廉洁刑法学、廉洁诉讼法学、廉洁国际法学等子项。如，廉洁宪法学重点研究宪法中与廉洁有关的规范，性质类似于常见的财政宪法学、军事宪法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