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法律法规范文

三、对完善我国应急法制的几点构想

(一)建立健全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律体系

1.应将公共应急法制纳入宪法的调整范围,明确其在我国宪政体制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应有地位。特别是将公民对突发事件的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纳入宪法之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宪政理念。

2.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改变我国目前应急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环节薄弱的现状,使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紧急状态法分别以一般的和特殊的应急法律措施,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

3.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单行法及其配套法律措施,增强应急法制体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对现有各层级的应急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纂和清理,消除各项规定之间冲突和矛盾的现象,增强法律规定的协调性。

5.完善应急法律的相关规定,纠正现存的疏漏和偏差。正视我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加强对农村应急法制的规定;建立起对突发事件预警、应急与责任机制的规定,实现应急管理关口前移;加强对应急法律程序的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加强应急法制的执行力建设

1.全面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严格按照应急法律制度执法。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我国应急法制的实效性不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执行力不足,而且法律相关规定的缺失致使在执行过程中,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太大,难免影响法律预设功能的实现。因此,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促使相关部门及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相关程序行事。

2.不断进行我国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加强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过程中的部门联动与协调,实现从横向到纵向的联合,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实效性。

3.强化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参与。鉴于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应当通过法律权利的设置、程序的保障等形式,强化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参与作用。

(三)加强应急法制中的具体制度建设

应急立法中,行政征用、强制隔离、捐赠制度、信息评估制度、巨灾风险保险制度以及救助、补偿、抚慰、安置以及对应急法制执行情况的监督等制度都略有提及,但均只是简单涉及。因此,应细化相关的法律操作规程和实施细则,赋予具体制度很强的操作性,使应急法制的内容逐步完善和规范,以增强其对应急机制的保障力。

总之,在高风险社会状态下,我们应随时做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准备。只有通过不断地加强和完善应急法律规范和应急制度建设,把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确保公民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能更有效地依法实施,我国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服务。编辑

参考文献:

[1]韩大元,莫于川.应急法制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马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应急管理工作.求是.2009(3).

[3]莫于川.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法学家.2003(4).

突发事件法律法规范文篇2

一、问题的背景

1.区际法律冲突的存在。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国家内部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随着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以后，香港、澳门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而这两个地区的法律又分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就在我国内部同时存在着四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法域－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由于各个地区法律不一，在各法域的民众间结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较之其他多法域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1）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一种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的区际法律冲突。从宪法角度说，单一制国家内部各个地区是每有权利从国家分立出去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虽然内地和港澳/:请记住我站域名/地区有法律冲突，不可能演变为国际的法律冲突。（2）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港澳台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法律冲突，如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法律冲突。（3）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同属于一个法系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属同一法系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香港属英美普通法系，澳门属于大陆法系，台湾法受德日影响较大，也属大陆法系。我们内地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法系。（4）各法域都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而在各个法域之上无最高司法机关，因此，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方面，无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5）在民商法领域，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在特定时期内属于平等地位的中央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之间法律冲突。比如在内地审理涉港澳案件时，作为全国性的法律当然应该适用于港澳，但是实际上民商法律不能够适用于港澳，还需在港澳法律和内地法律之间进行选择。

2.港澳航线的特殊性。香港、澳门回归后，香港、澳门已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沿海港口，根据国家原则，内地与港澳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应属于国内沿海运输，但根据两个基本法，港澳地区在航运政策上，仍保持原实行的航运经营和管理体制，仍单独进行基本自由的开放型船舶登记制度，不同国籍船东的船舶都可以在本地登记注册获准悬挂中国国旗和港澳区旗，进而再以中国船东身份经营港澳与内地间的海上运输，这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各国开放了港澳与内地的沿海运输权。因此，三地间的海上运输虽属沿海运输，但应有别于纯粹的内地港口间的沿海运输，应视为国际海上运输。另根据交通部的有关规定，将内地与港澳航线定为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内地和港澳航线视同外贸运输，体现两种制度的原则：航运管理应该依据内地与港澳各地的航运制度与法规来进行管理，港澳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港口，允许在港澳登记的船舶来经营。这就反映了在“一国两制”下，按特殊管理的航线来对待。故海上客货运输视同国际海上运输，在法律适用上，受《海商法》第四章的调整，而不受规制国内沿海、内河货物运输的《合同法》及据其制定的《水路货物规则》和《水路货运合同实施细则》之约束。这两者之间在承运人之免责、责任限制等方面规定存在诸多差异，就为实务中适用法律冲突埋下伏笔。

3.法律之规定。早在最高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意见》中曾规定：“涉港澳同胞案件不属于涉外案件。鉴于港澳地区的特殊地位，审理这类案件，可参照民诉法第五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后在1987年出台《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嗣后又于1989年颁发《关于印发〈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对审理涉港澳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即在诉讼程序方面按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地五章的规定办理，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但在试行之民诉法废止后，最高院在其后所作的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意见中却未能重申这一原则。直至1993年最高院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二、冲突之概述。

由于前述之原因，港澳地区虽然与内地属同一国家，但在程序和实体方面按涉外案件处理，故不可避免地发生法律冲突。法律冲突是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各不相同，却又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民事关系，从而造成的该民事关系在法律适用上冲突的现象。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同胞或法人，或者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介入涉港澳因素，或者争议的标的物在港澳地区的，属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但作为一个涉港澳海事法律关系，并非有涉港澳因素介入，就成为冲突法调整的对象，还需看是否有了这种因素而涉及港澳法律或外国法或本国法的选择适用。即要存在法律冲突。目前涉港澳海事案件的法律冲突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内海事冲突。如前所述，我国国内的沿海、内河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分别受不同的法规调整，而内地与港澳航线视同外贸运输，而两个法律规范存在诸多差异，如责任基础不同，《海商法》规定承运人有十二项免责事项，而沿海运输中承运人享受不到驾船或管船过失免责；又如船东责任限制不同，由于水路货物运输有一个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特别规定，与《海商法》责任限额不同，故产生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此类冲突不属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冲突，但在实务中适用法律时亦有困惑。二是区际法律冲突。目前港澳与内地的海事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海事法律冲突规范方面的冲突，首先包括基于对同一事实，各地法律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性质，从而导致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引起的冲突；其次是由于各地的海事法律把具有共同内容的法律问题归纳到实体法或程序法，进而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引起的冲突；3再次是适用相同的冲突规范，但由于法律观点或法律概念不同，对同一事实的法律性质认识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引起的冲突，如同为海事责任限制，内地法律认为是实体性权利而适用实体法律规范，香港法律则认为是程序性权利而适用程序法律冲突规范等。2.与整个涉区海事司法制度及海事法律选择（适用）制度相关的诸如识别、反致（转致）、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留、对方法律内容查明等制度方面的冲突。三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当涉港澳案件因某事实因素而产生适用除内地或港澳法律以外的外国法律的连接点或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时，就产生了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

三、法律适用之解读

对于国内法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可从一宗案件得到启示。在原告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南南洋船务公司货损赔偿一案中，原告将一批柴油交由被告从福建肖厝港运往蛇口港（途经香港转换提单），在运输合同中定明“合同未及之处以交通部有关规定为准。”后发生海损事故，原告请求法院依照交通部《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51条的规定判令被告赔偿全部损失，而被告抗辩称，此案是涉港海事纠纷，《货规》不能适用本案，应适用交通部1959年的“关于海损赔偿的几项规定”，亦可适用海商法或国际惯例，该次海损属驾船或管船过失，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显然此案涉及对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问题，原、被告所签运输合同中的法律适用条款中所谓“交通部有关规定”，显指以我国交通部的部门规章，而不是《海商法》或国际惯例，故被告认为应适用海商法或国际惯例之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所涉及运输关系属涉港运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鉴于交通部就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与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有不同规定，本案“合同未及之处”显然应适用交通部对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作出的规定，否则同样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故原告要求适用《货规》亦不成立。对于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交通部在1959年了《关于海损赔偿的几项规定》，本案“合同未及之处”应适用这一规定。至此，通过对运输合同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找出了适用合同的准据法。由于水路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运输的两套规定，当一种法律关系同时受数种法律规范调整，或某一法律事实或行为涉及数种法律规范调整，而数种法律规范存在冲突，法官应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去解决。虽然海事案件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我国没有作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但结合《海商法》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并参照最高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尽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该法不适用用国际运输合同）但其所确立的一些法律制度，对涉港澳海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仍有指导作用。

关于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问题，虽然国际冲突法与区际冲突法之关系有不同的学说。但主旨还是如何确定法律适用规范，两者的区别也不妨碍我们参考和借鉴国际冲突法的一般原则、规则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法律适用问题的关键就是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即应适用的具体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特定法域的实体法。明确了准据法后，就要正确地适用该实体法，从而得出正确、合理的裁判结果。当我们对案件的争议性质进行“识别”后，找出应适用的冲突规则。因冲突规则是确定准据法的基础。具体的说，“冲突规则”由“范围”和“系属”组成。“范围”是冲突规则包含的法律关系部分，“系属”是冲突规则包含的适用法律部分。就法律适用而言，内国法院在一定情况下承认和适用域外法是冲突法理论展开的基本背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只能类推适用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来解决目前的冲突。根据解决法律冲突的一般原则，对冲突所涉及的多个法域的法律应平等的进行选择，或可能是域外法，或可能是内域法。我国在区际法律冲突中也应适用这一原则，应根据《民法通则》和《海商法》中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节的规定来确定涉港澳案件应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适用法律不外乎有如下几种方法：1.意事自治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海商法》第269条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然，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明示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合同订立后或纠纷发生后就合同适用达成协议的，或者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协议变更原来选择的合同适用法律的，法院一般应认定有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现已成为多数国家处理国际性合同准据法方面一致接受的原则。2.最密切联系原则。《海商法》第269条在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没有选择法律适用或选择法律协议无效的情况下，由海事法院、海事仲裁机构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条所指“最密切联系的国家”通常是指与履行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因素的国家。在调整涉外、涉港澳海商合同关系时，应根据合同的具体种类和合同改造过程中的客观情况来确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合同有最密切的联系。每个涉外、涉港澳合同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接因素，如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当事人的办事机构所在地和营业场所所在地、船舶及当事人国籍、仲裁或或管辖地点、标的物所在地或被扣押地等。在审理案件时，要对全部连接点进行比较分析，从质和量方面进行衡量，从中找出与该合同的履行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进而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3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依照《民法通则》第146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几乎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法院可以选择适用。

四、法律适用之误区。

法律学说往往强烈地体现出法官的意向。法官对于向他提供的所有正反论据进行从容的、全面的思索，然后集中其丰富的学识和聪明的才智写一份关于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既详尽又合符逻辑的理由。举例说来，该法官的裁判可能与棘手的法律选择问题密切相关。然而，在两个本质性领域方面已经为法官作好了适用法的选择；其一为关于诉讼的问题，法官始终适用起本国法，即法院地法；关于适用法的问题为其二（该法官会不无例外地适用其本国法。而站在律师的视角，适用法的选择问题往往以选择的多面性以针对法官的单一性。实务中大量的案例足以形成这一论点。

考察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案件（包括涉港澳案件）的法律适用，我们会听到许多批判的声音。“研究我国法院的判决可以发现，中国法官对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法律适用问题的忽视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好象不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中国的或者外国的某一实体法规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还没有发现我国法院的判决书有引用《民法通则》或中国其他法律中的冲突规则来说明或分析法院为什么要适用某一实体规则为判决的依据，这是我国法院对涉外民商事案件作出的判决书的一个明显缺陷。”肖永平教授如是说，虽然此批评有偏激之处，但无疑也指出了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中法律适用的痼疾。另有学者从统计学角度，对我国法院在审判实际中适用法律情况进行系统地实证研究，并发出了我国法院使用外国法的概率为什么如此之小的疑问。还有从事审判实务的法官对涉外海事审判中域外法适用问题，从量的考察和质的品估两方面，对涉外海事审判法律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滥用法院地法提出了质疑。最高院在2003年7月作出的《关于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情况的通报》中，对2001年－2002年我国法院审结的部分涉外商事海事裁判文书进行抽样分析后，也指出了不少法院对适用法律问题意识不强。故肖阳院长亦重申要贯彻国家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认真妥善地适用准据法，正确适用外国法律、国际公约和参照国际惯例审理涉外案件。在这些声音背后，需要我们检讨在审理涉外商事海事（包括涉港澳）案件法律适用上存在的缺失。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漠视和干预。航运实务中存在大量的格式合同，其都包含有法律适用条款，如提单、租约、保险单等，如约定的准据法是外国法，法官往往以其未经双方合意为由予以否定，甚至有将提单背面管辖权（包括法律选择）条款视为单方面意思表示而予否定其效力的情况存在。有的在某些案件的识别上存在恣意，如在无单放货案件中，法官往往以无单放货作为侵权行为而排除适用提单中所订明的法律。又如香港某公司诉香港某居民渔船抵押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当事人在与财务公司所订之抵押合同和抵押转让合同均约定选择香港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但法院在判决中以当事人未提供香港的有关法律，故认定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而适用我国法律。该案未通过系列途径进行法律查明，就认为排除当事人的合意，显然草率。笔者认为既然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了处理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就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尤其在香港回归后，以当事人未能提供为理由置当事人之约定于不顾，是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的，香港享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也成为一句空话。

（二）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精确判断标准，其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很难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往往助长扩大法院地法适用的倾向，使法律适用具有太大的随意性。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以特征性履行，保护当事人的特殊需要，以及合同与某个场所的明显联系等因素来确定并适用法律，但是当某种特定类型的合同明显地与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更密切联系时，应适用该国或地区的法律。而实务中常常只要案件与国内有连接点，就武断地适用中国法律。

（三）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轻率。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外国法的查明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香港、澳门毕竟是同属一国家，法律查明的途径不宜完全按最高院设定的几种方法。实务中法官常常以当事人未能提供或提供的外国法不合要求，而排除其适用。对涉港澳案件的法律，可参照外国法的查明来处理。在涉港案件中，因香港的法律制度属英美法系，法律文牒繁复，其法律渊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衡平法、习惯法等，给我们了解香港法律造成了一定障碍。但就港澳的法律而言，因内地法院通过中央机关易于查明，故法院应依职权调查。特别是在内地与香港先后达成了《送达文书安排》、《仲裁安排》，与澳门达成了《送达文书与调查取证安排》的情况下，更有条件查明港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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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区别于法理学从微观抽象视角研究法律冲突，鉴于行政法视野中法律冲突现象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已经占据了我国法律冲突的绝大多数，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本文旨在通过时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的实证分析得以令我国国内法律冲突之类型“一览无余”。【论文关键词】行政法律冲突实证分析类型化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表现形式错综复杂、“多彩多姿”。为了得以全面、系统、规范、深入地描述和分析我国法律冲突的现状和全貌，辨明各种形式法律冲突之异同，仅靠澄清法律冲突的内涵与外延显然难以达致，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多变性也需要通过类型化的方法来弥补概念性思维的不足。类型化的研究进路可以通过开放式的思维模式，阐释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管窥法律冲突的全貌，得以为法律冲突的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尝试性思路。虽然本文并非直接关注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本身，但是通过对法律冲突类型化的研究进路，无疑将会对法律冲突的预防、排除及其消解具有“对症下药”式的基础性意义。一、关于法律冲突之界定学术领域中的许多论争不是始于论题，更不是始于观点和论证，而是始于对概念的理解和定义。故澄清法律冲突的涵义显然会对准确深入把握法律冲突之全貌大有裨益。所谓法律冲突，是指调整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法律规范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效力上相排斥进而互不兼容的现象。可见，法律冲突由三个要件构成：一是关于法律冲突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法律规范间出现“管辖”交叉点是构成法律冲突的连接因素，是产生法律冲突的根本原因，只要是生效的法律规范，是否违法在所不问；二是关于法律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共同调整同一个法律关系的不同法律规范必须在内容上有所差异而引发效力上竞相排斥；要件三关系到法律冲突的结果，不同内容的法律规范因调整同一法律关系而导致互不相容、竞相适用。由于行政法律规范与法律规范是种属关系，法律冲突的一般理论当然也适用于行政法律冲突，行政法律冲突只是法律冲突在行政法视野中的特别化。可见，行政法律规范的范围和种类直接决定了本文研究视野下的法律冲突的界限。鉴于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效力层级太低、数量过于庞杂，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无疑会令文中所采用的法律规范实证分析方法变得异常复杂而又难以操作，因此本文对于行政法律冲突类型化分析的尝试仅限定在效力等级在地方政府规章以上的行政性规定范围内，具体包括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中调整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规范以及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当然，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具有涉外属性，但由于公法冲突往往具有很强的属地性，故本文对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类型化研究主要限定在我国国内同一法域下行政法律体系内部所发生的法律冲突问题，排除国际公法冲突以及区际公法冲突。二、我国法律冲突的具体类型类型化研究旨在综合多种分类标准以实现具有立体分类结构的法律冲突的体系化，以便能够为构建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提供“全景式”的分析视角。可见，最关键之处就在于确定一个标准，作为分类归纳整理法律现象的基础，使法律研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形态各异的法律冲突产生原因不同，外在表现形式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其对法治的破坏力也会有所差异，相应地可能就需要适用不同的冲突解决机制。故本文将以构建冲突解决机制为中心同时兼顾考虑法律冲突产生原因以及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共同作为类型化的基本依据。（一）类型一：层级冲突之纵向法律冲突与横向法律冲突根据行政法律规范制定主体间的隶属关系，行政法律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层级性，相应地，行政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为上下级法律规范间的纵向法律冲突以及同级（包括准同级）法律规范间的横向法律冲突，事实上，层级冲突是最早进入学界研究视野、学界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冲突类型，同时，这也是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所力图规制的主要冲突类型。1．纵向法律冲突纵向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为上下级行政法律规范在管辖交叉点上的竞相抵触，具体包括以下三种形式：(1)违宪冲突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违宪冲突对一国法律权威乃至法律体系和谐统一的破坏是最具毁灭性的，必须彻底得以避免。原则上如果下位法与宪法相抵触，那么该规范性文件自然应当自始无效，“违宪冲突”似乎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正如凯尔森所言，违宪法律自始无效可能只有在“存在一个超越于制宪机关之上的专门监督机关才有可能完全取消‘违宪法律”，，事实上，“普通的立法者也可以被授权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宪法的立法者来行为，宪法使立法者有权、或者适用在宪法中直接立下的规范，或者适用立法者自己可以决定的其他规范”，因此，违宪冲突也是一种无法完全根除的客观存在。在我国，违宪冲突主要体现为下位法与宪法在具体条文内容上的相抵触以及下位法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方面。比如某一法律对宪法明确规定的事项在范围上作了扩大、缩小或者变更，或者下位法的具体规定与宪法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不一致等等。(2)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上下位法间的冲突是行政法律冲突中最为普遍的冲突类型，具体指在行政法律体系中，除了宪法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级别高的规范性文件与级别相对较低的规范性文件间因管辖交叉而引发的冲突。根据《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八种形式：其一，行政法规与法律的冲突；其二，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的冲突；其三，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冲突；其四，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的冲突；其五，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与行政法规的冲突；其六，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与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冲突；其七，较大的市地方政府规章与同级人大地方性法规与上级（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冲突；其八，较大的市地方政府规章与上级（省级）地方政府规章的冲突。相比于违宪冲突，上下位法间层级冲突更为常见，我国行政立法主体多元化、多层级性以及立法主体权限不明是导致上下级法律冲突广泛存在的直接诱因，在具体内容方面，既可能表现为下位法与上位法在基本概念层面以及范围层面（包括主体范围、适用事项范围、行为幅度范围、权利义务范围、期限范围五个维度）相抵触，又可能表现为下位法直接越权立法，也可能表现为下位法与上位法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相抵触，当然，上位法如被修改或废止，而下位法没有及时做出回应的，也会引发法律冲突问题。(3）变通后的不一致通常情况下，上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等级层面原则上要高于下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但在特殊情况下，有关立法主体还可以在宪法以及地方组织法授权以外的其他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立法权。根据《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经过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的经济特区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权做出与其上位法（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规定，虽然这种变通规定属于上下位法间的法律冲突，但因为经过特别法律授权而具有了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属于越权立法的范畴，但是该“合法冲突”规定仅在其所辖区域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而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立法的权限，《立法法》第66条同时又进行了特别限制，因此，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其上位法（包括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的冲突还要作进一步区分，如果是属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中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乃至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相冲突的情形的，则属于违法的越权冲突，而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其他冲突则因得到法律的特别授权而可以合法存在。2.横向冲突不同于纵向冲突，横向冲突是指效力等级相同的行政法律规范因出现管辖交叉但内容不一致而引发的法律冲突类型，具体表现为同位法冲突与准同位法冲突两种类型。(1)同位法冲突同位法冲突包含两种形式：既可能发生在不存在隶属关系的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间，具体包括部委规章之间的部门立法冲突以及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的不同地区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间的地域立法冲突；也可能发生在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规范性文件间以及同一规范性文件内部不同法律规范间，其中对于同一立法主体在不同时期制定的法律规范间的冲突表现为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即时际冲突，而对于同一立法主体先后制定的调整特别法律关系的特别规范与调整一般法律关系的一般规范间的冲突则表现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冲突即特别冲突，当然，还可能出现时际冲突与特别冲突杂糅的情形，即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和旧的特别规定发生冲突的情形。总之，时际冲突与特别冲突共同构成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间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2）准同位法冲突立法实践中，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既可能因为立法主体间存在直接隶属关系而引发纵向法律冲突，又可能因为立法主体间是平级关系而产生同位法冲突，而如果出现不同立法主体间既不属于上下级领导关系、又不能被视为同级别立法主体情形时，对于其制定的不同规范性文件间的法律冲突，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可将其视为准同位法冲突，具体表现为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间的冲突、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冲突以及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和省级地方政府规章间的冲突。而根据授权原理，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授权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具有相同的效力，故对于经过特别授权制定的法规如与法律冲突的，也同样应被划归为准同位法冲突类型。可见，准同位法冲突类型实际上是来源于《立法法》的特别规定，因需要适用独特法律冲突解决机制而区别于同位法冲突类型。（二）类型二：有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与无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冲突解决机制可以发挥法律条文的作用，为存在冲突的法律规范拾遗补缺，帮助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对法律冲突的危害起到了很好的稀释和消解作用。但实践中法律冲突的具体样态并非已被《立法法》所完全涵盖，故以是否具有冲突解决规则为标准对法律冲突进行类型化研究，无疑会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价值。1．有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毋庸置疑，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的存在得以令法律冲突对法治破坏力消失殆尽。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有两种形式：一种为直接解决机制，包括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以及新法优于旧法规则；另外一种为间接解决机制即需要有权机关裁决规则，包括制定机关裁决规则和特定机关裁决规则。可见，无论是针对具有隶属关系的立法主体制定的具有层级关系的法律规范所引发的纵向冲突，还是效力等级相同的法律规范间所产生的部门立法冲突以及准同位法冲突，也包括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间的同位冲突，《立法法》均已建立相应的冲突适用规则，只是解决冲突的途径不同而已。2．无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尽管我国不同地域的地方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地方政府规章）均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但因为需要结合各自所辖区域特点进行自主性立法，所以不同地方立法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原则上地方立法仅在各自地域范围内有效，不同地域的地方立法并不存在管辖权交叉的可能，但法律关系主体跨区域的频繁流动，导致适法者常常需要在相冲突的不同地域立法规范中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然而，对于这种地域立法冲突，法律尚未规定明确的冲突解决适用规则，而实践中不同法律关系主体的跨地区流动早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常态，适法机关常常要在竞相冲突的不同地域法律规范间做出抉择，因此，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冲突适用规则以摆脱当前适法窘境。事实上，确立地域立法冲突适用规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笔者建议借鉴国际私法冲突规范适用规则，确定若干系属公式，如被告所在地法、人民法院所在地法、当事人住所地法、行为地法、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地法等，以便针对不同情况适用不同地区的法律规范。（三）类型三：合法冲突与违法冲突尽管我国已经在《立法法》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中专门建立了针对下位法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的事前批准程序以及事后监督备案程序，但由孙志刚案件引发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则鲜明地印证了违法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不容否认，当前中央乃至地方对立法文件的定时清理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令违法的立法文件难以继续安然无恙地“隐匿”，但正如违宪冲突也是一种无法杜绝的客观存在一样，下位法违法已然成为无法彻底根绝的现实，故以引发法律冲突的法律规范是否合法有效为标准，作为对法律冲突类型化研究的另一路径，无疑会对完善法律冲突控制机制大有裨益。1．违法冲突所谓违法冲突，是指由本因违法而应无效的法律规范引发的与其他法律规范间的法律冲突，属于法律规范间的对抗性冲突类型。无效法律规范既可能由其实体性越权也可能由其程序性越权导致。《立法法》第87条对有权机关改变或撤销适用对象的规定，实为法律规范的违法无效划定了界限。违法无效的法律规范本应自始无效，不得发挥法律的功能和作用，但实践中常常因立法监督机制的失灵而导致其不仅能够实现其效力内容，而且还会引发法律冲突问题，可见，违法冲突在本质上即具有特殊性，作为一种本应“扼杀在摇篮中”的冲突类型，不仅应当在事前审查机制中将起铲除，而且应当在事后监督程序中得到彻底根除，违法冲突消除过程实为有权主体对法律规范“去伪存真”过程，违法规范将被撤销而排除适用，合法规范继续存在，故违法冲突存在多寡理应成为检验立法监督机制完备与否的重要标尺。2．合法冲突所谓合法冲突，是指发生在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间的法律冲突类型。从实际情形而言，合法冲突主要由四方面因素引发：一是立法权限不明确，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合理冲突；二是立法授权不明确，由此引发“政出多门”；三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使得相关立法依据条款界限不清；四是立法的连续过程，法律的废、改、立引起相关规定难以及时配套。可见，与引发违法冲突的法律规范间彼此对立不同，合法冲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得到法律“认可”，竞相冲突的法律规范有权在法律体系中共存，显然属于非对抗性冲突的范畴。虽然合法冲突属于法律允许的冲突类型，但对于一国和谐、有序的法律体系而言，只要是法律冲突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否则适法者会在纷繁复杂而又前后不一的行为规范面前“手足无措”，陷入适法困境。当然，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起到对法律冲突消极作用的弥补功能，二者一正一反正好抵消，但同时自然就对合法冲突适用规则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重视法律合法冲突的预防与补救是防止因合法冲突而引起社会失序的必要保障。（四）类型四：显性冲突与隐性冲突社会现实永远都比法律规范预设情境复杂得多。有些法律冲突可以因贴有预设的客观标签而容易被识别，比如法律规范间的纵向冲突与横向冲突类型，当我们对该种冲突类型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了如指掌时，稀释并消解该种冲突对法治的破坏力就成为一种可能。但在实践中发现，总有一些法律冲突是立法者无法事前预见的，或者即使有所预见，也无法确立一种单凭涵摄就可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适法者需要在个案中裁决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因此，以法律冲突的可识别程度为标准进行类型化研究，将有助于探求限缩和控制适法者主观裁量余地的解决机制，尽量实现法律冲突适用规则从定性到定量模式的完全转化。1．显性冲突显性冲突是指法律规范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三个维度上所发生的冲突，因其烙有明显的客观印迹而谓之为“显性”。显性冲突往往脱离于个案事实，在立法阶段就已存在，因不同法律规范内容抵触或不一致但管辖权却又交叉而引发。可见，显性冲突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极易识别的特性，往往可以通过构建“对症下药”式的冲突解决机制而得以令该种冲突的危害力得到抵消，也就是说，立法者可以事先通过固化价值取向和法益权衡标准而实现预设法律冲突适用规则的绝对化。适法者面对显性冲突，无需考量发生冲突的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而只需诉诸立法者所型构的法律冲突适用规则，当然，这无疑又对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的完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隐性冲突与显性冲突不同，隐性冲突仅仅存在于法律规范适用阶段，我们无法从具体的法律规范中发现该种冲突的丝丝“痕迹”，当某个“疑难案件”出现时，隐身于法律规范背后的潜在冲突被“激活”了，从而引发隐性冲突。可见，谓之“隐性”，乃是指立法者事前无法预见这种冲突的各种情形，而只能委诸适法者在个案中的具体衡量。追根溯源，隐性法律冲突的无法预见性正是来源于法律规范基于内在逻辑结构不同而被类型化的两种不同规范形态—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因为法律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所以法律规则间的冲突较易识别，谓之“显性”；而法律原则有着法律规则所不具备的重要性维度，即原则具有“分量”，对于不同原则间的冲突只能通过“称重”或“衡量”的方式并结合“个案情势”确定该原则适用的程度，故包含法律原则的冲突（包括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以及不同法律原则间的冲突两种），不仅难以预见，而且很难通过具体适用规则实现冲突解决机制的量化和精细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隐性冲突，我们只能依赖于适法者依据“情境思维”在个案中进行法益衡量，适法者可以堂而皇之地依据自己的主观见解进行裁判。事实上，我们可以凭借实践的日积月累，逐渐具体化须填补的评价标准，形成统一的法益位阶体系，当然，面对隐性冲突，适法者每次仍然必须认真考量个案的具体情势，事实上也不会出现一个个案与另一案件完全相同的情形，但事件比较可以促成类推适用，通过对事件作某种程度的类型化研究，也可以令法益衡量变得更容易些。同时，加强对适法者法律适用论证过程的监督和评价，也将有助于令适法者的判断余地日渐缩小。三、结语统一、完备、和谐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石。正如黑格尔所言，法的“完善性只是永久不断地对完整性的接近而已”，法的完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立法的不完备才是一种恒常的客观存在。虽然追求良法完美之治仅是法律世界的乌托邦而已，但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并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则应当成为法学界乃至立法学界孜孜追求的目标。注释：参见刘红："法律冲突的概念辨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SeeLiuHong.OntheConceptofLegalConflict[J].1HubeiSocialSciences，2009.参见刘莘主编：《国内法律冲突与立法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SeeLiuXin.DomesticLegalConflictandLegislativeMeasures[M].Beijing: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cienceandLawPress.6-7(2003).注意上位法效力优先不代表上位法适用优先，在上下位法间发生法律冲突时，适法者优先适用上位法，如果上下位法间并不存在法律冲突，既然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具有更强的明晰性与可操作性，反倒是下位法优先适用于上位法。沈秀莉："论法律冲突及其消解-兼评《立法法》之相关规定"，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ShenXiuli.OnLegalConflictandItsResolution[J]．6JournalofShandong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edition).2001.参见胡玉鸿、吴萍："试论法律合法冲突的制度成因'，，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6期。SeeHuYuhong，WuPing.OntheInstitutionalCausesofDueLegalConflict[J]．6Study＆Exploration.2002.法律冲突的控制机制能够抑制法律冲突消极作用的发挥，但违法冲突与合法冲突对控制机制要求不同，违法冲突控制机制应当侧重于对违法冲突的事前排除，尽量令违法冲突得以彻底根绝，而合法冲突控制机制侧重于对冲突后的补救机制的完善，重在建立对症下药式的冲突解决机制，以抵消合法冲突的消极作用。参见雷磊："法律规范冲突的含义、类型与思考方式"，载《法学方法》第7卷。SeeLeiLei.Meaning，TypeandThinkingWaysofLegalConflict[C]．JuristicalMeans(vo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