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上的措施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国家两会和省农村工作会议及市、县、镇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发展支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振兴农村经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目标任务

根据《容州镇“一村一品”产业发展规划》精神要求，结合本村得天独厚的资源，积极引导村民种植石斛，重点抓好“一村一品”石斛示范基地建设。

三、主要工作措施

1、用足用活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近几年来，镇党委、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我们要学会吃透各项政策措施的精神，切实用足用活政策，使镇党委、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真正成为加快“一村一品”产业建设的重要“推力”。发展以石斛为主的种植业：（1）发动1000户石斛种植户，加入金地全作社组织。（2）在峤北四级路石脚与木井交；界处，建立50为亩石斛种植产业园。

2、大力培植种植大户，加快产业基地建设。积极挖掘农业产业的规模效应，大力培植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通过大户的辐射和带动，激发其他村民发展新产业的积极性，促进产业朝基地化、规模化、效益化方向发展。镇党委、政府对集中连片种植石斛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予以重点扶持，优先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力争在2015年，整个村培植种植户5户以上。

3、以农民知识化工程为载体，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一是大力开展石斛技术培训。按照“培训跟着产业走，教室建在基地上”的思路，充分发挥县、乡、村、组四级培训网络的作用，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石斛技术培训，今年力争培训农民100人次以上，使全村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人都能基本掌握石斛栽培技术。二是大力推广良种法。加强石斛优良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大力开展农业实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积极推广石斛标准化生产技术和无公害化生产技术，提升石斛质量，增加经济效益。

4、积极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高果品市场竞争力。加快石斛品牌建设，在石斛产业中开拓和培植石斛品牌；建立优质石斛生产基地，发展绿色农产品，并严格兑现各种奖励政策。

5、鼓励和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石斛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转变职能，创新体制，营造环境，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和积极参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重点抓好1个示范性石斛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让农民可学、可看，并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形成村、组比较完整的合作网络和比较稳定的新经济组织体系，达到“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农民”的目标。

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上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日本；农业保护政策；WTO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世界各国对农业都十分重视。于是各国为了保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进行支持保护。农业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为了稳定本国农业、保证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户收入不断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稳定所普遍实施的政策措施，也是各国政府扩大农产品出口的重要保障。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日本就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业的政策，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后，在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农业保护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加入WTO以后，中国承诺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那么农业必然会受到发达国家优势农业的冲击，所以中国农业政策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环境。由于国情国力不同，保护的措施、手段和力度不相同，从而使得政策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吸取日本农业保护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农业保护的历史及现状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农业保护政策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一个衰退期。此时日本非农业的需求减少，农业劳动力停止外流。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注重开发应用近代科学的新技术。50、60年代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农业劳动力急剧外流，于是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实现规模经济，战前劳动生产率平均为1.21％，战后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年率11.12％的惊人高增长，可见其显著上升。

二战以后，日本有选择的扩大农业生产：将重点放在如牛奶、肉类、蔬菜、水果等农业需求量趋于增加的农产品上；限制如水稻、大豆、油菜籽等需求量增加不大的农产品}对需求趋于减少，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农产品则促其减少或转产。

1961年日本颁布并实施了《农业基本法》，目的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缩小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农业基本法》规定扩大生产需求量增加的农产品，减少并转换需求量减少的农产品，合理化配置与外国农产品形成竞争的农产品，这种措施在生产政策上称为“选择性扩大”。同时，结合日本是资源稀缺国的状况，通过日一本先进的农业技术，合理利用国家的土地、水等资源，并对其进行有效开发和利用，使得日本的农业生产率和生产总值加速提高。通过稳定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交易条件，使其在价格与流通上更稳定。日本长期以来是细碎化耕作模式，此时《农业基本法》的规定打破其长期以来的耕作模式，向集团化、经营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扩大经营规模，培养人才，使得结构政策发生改变。此外，在科教文卫方面，《农业基本法》也进行了积极参与，用法律手段整顿农村的交通、卫生、文化等方面，并且以国家强有力的预算作后盾。

在《农业基本法》颁布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继出台了各种具体法律，从1961年到1968年，日本先后制定了加工原料乳生产者补助金等暂行法、蔬菜生产出厂安定法、山村振兴法和都市计划法等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日本的很多方面，包括：家畜产品价格稳定；蔬菜价格变动而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失；改善村容环境；防止从农村流出的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无秩序扩张等等。

1961年《农业基本法》制定时，制造业劳动者家庭费用高于农户的人均家庭费用，农户家庭只占制造者的76％，但从60年代到70年代过程中的十几年，农家的生活水平明显上升，很多农户家庭户均收入甚至高于制造业劳动者家庭，1973年农户家庭收入达到制造业劳动者家庭的103％。

(二)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协议》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就之一。1993年12月，日本政府宣布接受《农业协议》。1994年末通过了《新粮食法》，日本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农业基本法》被替换。日本政府的如下调整：在《农业协定》框架下，日本承诺从1994年开始至2000年六年中日本将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降为12％。在WTO的农业补贴、“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的运用方面，由于这些政策都可以免于减让承诺，日本将过去补贴生产的费用放在了WTO规则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内，如农业基础设施；对于进口产品加价并且提高国内批发价，运用“黄箱”政策来保护农业，发展国内农业生产。

伴随着《新粮食法》的实行，并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农业协定》的束缚，日本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1999年的《大米流通法》、同年7月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2001年“农业经营政策大纲”等等，并且日本政府在2000年提出下一轮WTO农业谈判方案。2001年，日本提出要扶植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国内农产品竞争力，改善农产品销售与流通环节。

二、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

第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实行价格支持，如日本政府根据1961年《农业基本法》制定了农产品价格政策，引入“生产费补偿和平衡工农收入”的计算方法，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对某些农产品提供价格补贴。最突出的是对大米实行“双重价格”，高价收购，低价销售。乌拉圭回合谈判是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转折点。由于受《农业协议》的限制，日本在农业补贴的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黄箱”政策进行了削减，如农产品价格补贴、出口补贴等，但“绿箱”政策在扩大，如《农业基本法》中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科、教、文、卫的支持以及农村环境的保护等，这样一些“黄箱”政策通过方式变化就纳入“绿箱”政策的范围。

第二，从农业保护实施的政策法律来看，日本在一个法律出台的同时，伴随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如在《农业基本法》颁布以后，先后出台了“蔬菜出厂安定法”、“山村振兴法”、“都市计划法”等法律法规。

第三，在关税、出口补贴、关税配额等方面，日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国，主要对农产品实施进口，于是日本实施高关税、低补贴甚至对出口不补贴的政策措施，从关税水平与关税超过100％的产品种类上分析，日本的关税高达58％，进口关税超过100％的农产品多达142种，远远高于美国和欧盟。

第四，在补贴是否与生产与价格挂钩方面，日本的政策与他们各自补贴内容相脱钩，具有一定了灵活性，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WTO《农业协定》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农业协定》把国内支持措施分为要求减让承诺与可免除减让承诺。其中要求减让承诺的包括“黄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农业协议》框架下，成员方必须将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措施进行削减的政策。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

牲畜数量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对农产品营销贷款的补贴等。可免除减让承诺的包括“绿箱”政策、“蓝箱”政策、最低减让标准和最低差别待遇。“绿箱”政策是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中转移而来，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农业支持措施。

(二)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给中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要面临国际市场环境的压力，农业保护政策能够增加国内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借鉴国际上农业保护的先进思想和方法从而逐步完善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得中国的农业面向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

借鉴日本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中国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拥有各种地形和土地，中国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和环境状况，建立各种形式的商品粮基地。调整粮食作物品种结构，加大科教支农力度，使得优质品种、高产品种能够推广种植。支持中国的农业重点区域、优势农产品区域、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出口集中区，重点生产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等“双优”、“专用”作物。

日本每次农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会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健全农业政策，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中国在发展农业，实施政策时有法可依，为农业政策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真正实现依法治农，依法兴农。因此，中国也应建立一系列灵活多样农业政策和保护措施。

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扩大一般农业政府服务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农民和农村的实际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科研技术的推广，加大教育特别是农业教育的投入。这些都是“绿箱”政策所允许范围之内的措施。

(三)加入WTO以后中国农业政策应采取的改革措施

加入WTO后，中国承诺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一系列如高关税、复杂的非关税保护措施等都将逐步取消。从短期来看，中国农业直接地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挑战，必然受到发达国家优势农业的冲击，但是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中国农业竞争优势。为提高农业竞争力，保护农民利益，必须在WTO《农业协议》框架下，并结合我国国情，遵循如下思路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

第一，应在《农业协议》规定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内的政策措施方面加大力度。“绿箱”政策措施包括：一般农业服务支出，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援助补贴；与生产者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补贴计划；农业生产者退耕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蓄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落后地区援助补贴等。中国农业“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管理体制不完善，支持结构不合理。今后中国农业“绿箱”政策要在总量上增加投入，在结构上调整和完善，并且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增加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活设施改善、农民培训帮助等方面的投人。

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上的措施范文

1.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农”问题的6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这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9亿农民的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

2、农民减收增负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农民减收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是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四是农业投入不足，投资环境恶劣。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建总投资的比重已由“六五”的5%、“七五”的3.3%，下降到1997年的1.6%。五是我国农业深受土地资源约束。具体表现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全社会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及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不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城市，并不断牵引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

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一是县乡两级政府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明确自身的职责，财权和事权没能有机协调，使得他们“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情，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这些费用最终都基本上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二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这就是所谓农民“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三是基层政权组织吃喝风严重，不规范行政，为了能填补经费缺口而“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四是农民负担征管不规范，征收的部门多、标准高、项目多；征收管理的方式方法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如农业税征收现金、农业特产税按人或地亩平摊、屠宰税按人头征收、村提留乡统筹层层加码，强行代资代劳等）。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农村管理体制不顺。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要有新思路，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3、中外农业发展启示

中外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显示，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途径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农业、兼业化、减少农民和补贴农民。发展农业是最为原始的一条提高农民纯收入的途径，特别在非农产业不发达、农业供给不足等历史条件下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增收道路。但前面的数据已经表明，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条道路的全国总体性的增收作用已经很有限了。减少农民被认为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之道，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历史轨迹就是如此。理性分析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将有限数量的资源和收益分配给少数农民必然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被誉为世界农业发展典范和农民收入典范的荷兰也离不开这条道路，从1950年至今天，荷兰的农场数目从40万个减少到10万个，农业劳动力从约58万人减少到28万人，正是在农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才使得荷兰农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减少农民，则荷兰就不能达到目前的劳动生产率，也就不会具有目前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以及与国内其他产业的竞争力，结果也就不会具有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兼业化是维持和提高农家收入的另一条途径，日本为此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即使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许多农场在经营规模达不到常规收入水准时，其选择不是退出农业经营就是进行兼业化。荷兰中央统计局(CBS)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999年荷兰的兼业农场比重为12%。农业补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又一条途径。日本、美国和欧盟的农民享受着大量的农业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农业补贴，他们的农民是不能保持现有收入水平的。一旦存在较大的从业者产业收入悬殊的话，其农业经营就很容易在国际竞争中或在国内产业竞争中落败。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用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方法和政策措施往往是上述四条途径的不同程度的混合。重要的是，决策者如何因时因地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以及如何从眼前的政策选择过渡到长远的政策选择。

4、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途径：制度创新

(1)从宏观决策上进行转变。首先，要改变主要依靠增加产量增收的方针，实施重质量、重产品竞争力的新策略，通过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农产品品质，提高产品产业竞争力等措施来拓宽农民增收的路子。其次，要改变单纯依靠拓宽生产门路增收的方针，实施生产流通一起抓的新策略，让农民从流通中增收。再次，要改变用“计划的办法”抓增收的工作方式，实施用“市场的办法”抓增收的新策略。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学会运用市场的办法，改变引导农民增收的思路、方式和方法，搞好产前服务、产中生产、产后加工与销售，这样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

(2)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以市场为导向、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按照产、销一体化要求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产业化模式，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减少农产品经营风险、节约农产品交易成本、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如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下与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农业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服务等矛盾的有效途径。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

(3)立足实际，发展优势产业。通过招商引资，重点扶持等措施，引进、发展绿色食品龙头企业，建立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4.1制度瓶颈形成的制度约束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征收和减负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

4.1.1户籍制度创新

应该将户籍制度改为居民登记制度，实行“一证一号”（一证指身份证，一号指社会保障号）走遍天下的制度，只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带动具有能动性的劳动力资源顺畅地流动起来，才能促进其他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帕累托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4.1.2农业投融资制度创新

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改善农村投资环境，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还可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

4.1.3农地流转制度创新

一是农户可以放弃土地承包权，二是以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代表负责土地的流转，建立农地产权市场，以保证土地有效使用。三是农户可以转包土地，也可以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入股，组成合作社或各种公司等。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效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国，增加农民收入。

4.1.4农村财税制度创新。

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可以进行如下创新：“费改税”。采取措施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尤其是乡、镇政计的事权，并以此为基础的费改税才是农村财税制度创新的核心。

4.1.5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

要消除目前我国农业产业组织不适应生产力的状态，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推进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农业公司化经营是农业企业化的理想或高级模式。

参考文献

1.韩俊.农民增收问题的新探索[J].中国农村经济2003.5

2.徐荣琴.对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03.6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