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风险篇1

1．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本位制下的世界经济形成了国际贸易失衡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恐怖双失衡”模式，一方面，这种失衡难以解决并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监管部门开始反思以往微观审慎监管的漏洞，着力构建并推进宏观审慎管理以预防系统性风险，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决策界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给出解释，其中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理论阐述了宏观经济调整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融资成本等因素，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定价、承担，又进一步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和资产管理决策，最终影响总产出和金融稳定。可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理论着重从21世纪以来美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持续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信贷过度扩张、资产价格泡沫不断积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爆发等背景出发，论证了金融稳定目标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调整如果无法准确估算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水平，可能会成为经济剧烈波动的诱因。将视角转向中国，据统计2013年末我国M2余额达到110．65万亿元，M2/GDP接近200%，是l990年的2倍还多，宽松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经过微观传导的“黑匣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如何精准掌控，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话题。

2．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使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备受关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无疑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也面临更加多元的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多重目标。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金融稳定的视角看，货币政策被寄予了过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但由货币政策引发的各类风险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以美国次级债务危机为分割点，中国为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从短期看，2008～2011年中国经济虽然维持了高速增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2012年以来的大幅下滑埋下伏笔，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滑入8%以下区间。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以房地产等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都与货币政策紧密关联。除此之外，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格局、维护本国基本经济利益的视角出发，主动并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格局演变是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而宏观层面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为核心的改革，以及微观层面以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等为核心的改革，正是中国谋求与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的必经途径。这些改革蓝图都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立场的精准配合，重视微观主体风险承担问题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

3．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重构的核心要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或多或少与货币政策的剧烈调整和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有关。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强制结汇制度、美日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无疑与中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有直接的关系，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面临挑战，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路径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无疑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思路调整与之严密匹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多轮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汇率强权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助推中国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流出或流入中国，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埋下巨大隐患;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在4万亿美元大关徘徊，外汇占款正在更大比重上影响基础货币和派生货币，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严重干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三元悖论”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在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做出权衡，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由上可见，“形势极为紧迫、任务无比繁重、目标更加多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所涉及多方面问题的真实写照，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角度进行研究，并扩展到经济开放视角，是对当前及今后渐进式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货币政策立场取向等宏观政策调整问题的有效回应，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

二、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它对维护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极其重要。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家庭、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主体，它们受货币政策影响而调整其经济行为，这种调整决策未必理性。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微观主体风险承担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紧缩的货币政策则降低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可见，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泡沫化，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加速宏观经济衰退。以下是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的具体内容。

1．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制之间具有负向和正向两类关系，其中负相关系占主导地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追求收益机制，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名义利率下降，国债等资产的一系列无风险债券收益率下降，而银行负债的收益目标往往具有价格粘性，难以向下调整，而负债管理压力会迫使金融机构选择风险较高的资产，降低无风险和低风险的资产配置比重，从而间接提高银行自身资产配置的结构性风险。杠杆调整机制，金融机构有固定的(如商业银行)或顺周期的(如投资银行)杠杆比率目标，当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或利润遭受冲击时，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改变资产配置加以应对，而不是分配红利或增加资本金，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利润增加或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往往会选择扩大资产规模，原本无法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将获得贷款(主要是高风险业务)，可见，杠杆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忽视资产组合质量而盲目扩大资产规模。道德风险机制，经济下滑时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上升，在无预期情况下金融机构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和缩小杠杆水平加以应对;然而，一旦金融机构预期央行将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金融机构认为经济形势将会好转，信贷风险恶化只是暂时的，为弥补暂时性损失、保证中长期收益，反而会扩大高风险资产持有数量①;另外，导致金融机构逆势配置资产、道德风险加大的因素还包括政府兜底、保险制度和“大而不倒”等因素，都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风险转移机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和资产价值增加，在信息不对称、资本充足率受监管和金融机构需特许经营的条件下，风险中性银行受到风险共担效应(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在信贷筛选过程中越谨慎)和特许权价值(银行特许权价值越大则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就越小)的约束，降低了银行过度承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①。

2．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影子银行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McCulley于2007年提出，也称为平行银行系统。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影子银行:范围界定》将其定义为“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内部研究报告将其界定为从事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投连险中的投资账户、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的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具有储值和预付机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等融资性机构。影子银行的本质是金融脱媒，它实际上是资金绕过银行而通过其他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进行配置的一种现象。影子银行的核心特征是用复杂体系复制正规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向非金融机构、居民家庭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匹配和杠杆，因而替代了传统银行的功能。但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并非对立的，二者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而影子银行暴露自身风险或者受到临时冲击时可能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并进一步由实体经济对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形成反馈冲击，循环往复。这些内生或外在的冲击因素包括高杠杆化导致风险扩大、期限错配造成流动性不足、过高的关联性引起风险传递、缺乏监管使得风险可控性降低、内部治理缺乏约束等，这些因素通过抵押物贬值、银行资本约束、信贷利差结构变异等渠道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风险传染通道。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对过剩落后产能企业等的信贷供给，扩大了货币供应总量，减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对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等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率②。

3．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对企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最为著名的研究是MM定理，但MM定理在宏观层面没有充分考虑利率对投资率的影响③。货币政策的企业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资产价格机制或估值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家庭、企业的资产价格上升，家庭或企业贷款融资所能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增加，资产价格上升和估值提高会改变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及贷款损失估计，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度随之改变，促使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上升。收入及现金流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运行成本和财务费用下降，企业收入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动性增加，企业信贷融资需求更容易被银行接受;宽松货币政策会引致家庭收入增加，间接促使家庭储蓄增加;宽松货币政策使银行一方面降低信贷风险、增加资产收益，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管理更加容易，降低了银行对投资项目的筛选标准④。资产负债表机制，它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对借款者资产负债状况的潜在影响，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资产净值和抵押物价值下降，致使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大，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估计，提高信贷标准，加大项目筛选和贷款监督力度，进而激励企业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于低风险项目，实行更加稳健的经营战略和财务战略⑤。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还决定了企业承担货币政策风险的独特性:首先，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影响着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意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从变化的货币政策中获得相对多的资金，中小民营企业则较为困难;其次，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存在惯性和粘性，企业规模越大、所处行业越落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惯性越大;另外，外贸企业和非外贸企业之间由于外需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因需求端的变化而不同，外贸企业的敏感性更强。

三、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关键参数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其宏观经济效应，这种影响是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所忽视的。在后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尤其是其关键参数，发挥货币政策的精准宏观调控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机制，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关注下述两个关键参数:

1．纳入国际风险对国内经济传染的影响估计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会在金融资产价格联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实现国际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国际风险传染路径主要包括国际贸易路径、国际资本流动路径。国际贸易路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基本渠道，也是最为基本的风险传染路径，不同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紧密程度是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可能由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或逆差导致;另一方面，一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往往会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弥补逆差，投资者选择大规模提前抛售本国金融资产加速本国货币的贬值，而贸易伙伴国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加以应对。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导致央行被动发钞，进一步刺激了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需要以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和利率等货币政策来加以调整完善。国际资本流动路径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大趋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远远超出国际贸易规模而提出的，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下金融风险很容易实现跨国传递，国际资本流动路径已经成为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最重要的风险传染渠道。“三元悖论”进一步指出，在资本流动无法强制管控的现实下，维护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难以兼容，我国正面临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任务，国际资本流动必然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直接渠道。其他金融风险传染路径包括国际债务风险溢出渠道、金融机构跨国经营风险溢出渠道、投资者行为风险溢出渠道和他国货币政策风险溢出渠道。从当前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差异来看，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而日本的货币政策则通过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影响中国产出水平。因此，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应重视国际风险传染的多条路径，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

微观经济风险篇2

宏观审慎监管的两个核心要素分别为监管对象是系统风险，监管目的是金融稳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认为，系统风险是金融服务中断产生的风险，源于全部或部分金融系统遭受的破坏，它对实体经济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若某类风险仅对单一市场具有影响，但与金融体系的整体没有关联，即使影响再大，也不能称为系统风险。可见，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专门术语，具有明确的使用范围。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监管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识别系统风险，即发现、监测和计量系统风险及其潜在影响；二是降低系统风险的发生概率，即通过提高监管标准和针对性监管措施等，预防系统风险爆发；三是缓解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在系统风险爆发后，限制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尽可能降低经济损失。

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是系统风险,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关注跨领域问题，即所有金融机构共同面临的风险暴露。时间维度关注周期性问题，包括商业周期产生的风险波动，以及风险敏感性监管造成的顺周期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分为宏观审慎监测框架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两个部分。前者通过指标体系识别和监测系统风险，后者侧重于研发干预系统风险的政策工具。作为二者的基础，还应确立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监管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

宏观审慎监管的由来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9年，起因是西方向新兴市场发放的大量贷款。1979年6月，英格兰银行行长库克在库克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前身）会议上首次使用这个概念。他认为，微观审慎问题（单个银行贷款）的集合可以成为宏观审慎问题。10月，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拉法路西将单纯针对市场个体的传统监管方法称为“微观审慎方法”，认为必须辅之以“宏观审慎方法”，将市场作为整体进行监管。这标志宏观审慎思想的萌芽。

第二阶段始于1986年，起因是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用于“促进广义金融体系和支付系统的安全和稳健”。这是宏观审慎术语首次在公开刊物上出现。

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起因是亚洲金融危机，重点问题是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效应。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宏观审慎分析”概念，建立“宏观审慎指标”，用于评估系统脆弱性，并将其纳入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2000年，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奈特在国际银行监管机构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宏观审慎监管方法。宏观审慎监管开始从学术概念走向监管实践。

第四阶段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等系统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这个阶段，宏观审慎监管概念得到明确，监控框架趋于完善，监管工具不断拓展，监管范围扩展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宏观审慎监管受到了二十国集团的高度关注，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主题。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兴市场贷款、金融创新、顺周期效应，还是“大而不能倒”等问题，它始终面向微观活动，并源于微观活动的集合效应引发的系统风险，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微观审慎监管即通常讲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关注整个金融体系不同，微观审慎监管主要关注金融个体。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

一是监管目标不同。前者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后者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机构财务稳健性。二是监管视野不同。前者将金融体系作为整体，自上而下监管；后者关注单个个体，自下而上监管。三是对跨机构共同风险和风险关联的考虑不同。前者将其作为重点内容，后者认为不相关。四是对集中风险（AggregationRisk）态度不同。前者认为源于市场个体的集体行为，属于市场内生风险；后者认为集中风险与集体行为无关，属于外生风险。

联系

一是风险来源都主要是微观活动。比如,金融创新的所有开发和销售，都是微观市场行为。二是风险载体主要是微观主体。从“大而不能倒”的跨国金融集团，到不受监管的特殊目的机构，都是微观主体。三是风险监测很大程度依靠微观市场数据。单纯的宏观数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必须主要依靠微观监管数据。四是监管手段主要是微观监管方法。无论是监管资本要求，是风险管理规定，还是集团架构要求，都是适用于微观主体的监管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分工

宏观审慎监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央银行、税收和会计准则机构等多个监管主体。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大多是微观主体，监管工具主要是微观手段，金融监管机构自然成为宏观审慎监管架构的核心。这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充分利用自身专长，履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职责，发挥主导性作用。

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开展宏观调控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承担四项工作。一是控制流动性总量，防止流动性过度泛滥，降低资产泡沫化概率。二是监测系统风险的动态变化，分析系统风险变化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三是加强支付结算系统、征信系统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在危机时期提供流动性，参与对危机机构的紧急救助。税收和会计准则机构的职责相对比较清晰。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应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金融监管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境内和境外监管主体之间，建立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对系统风险开展全面监管。

用一个比喻可以较为形象地说明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分工。维护金融稳定如同在鱼缸中养鱼。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主要是管鱼，要特别关注体型庞大的大鱼（“大而不能倒”机构），关注体型不大，但却能引起鱼群恐慌的“闹鱼”（无监管实体），还要关注鱼群的集体动向（跨领域关联）。同时，还应避免饲养方法在鱼受惊的时候加强对鱼的刺激（顺周期效应）。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鱼缸被鱼撞破。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控制好鱼缸水量（流动性总量），加固鱼缸（支付结算和征信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协同其他监管主体，监测鱼缸的整体状况（市场监测和预警）等。

微观经济风险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审慎中央银行独立性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且呈现不同以往的特点：既不是因为高企的通货膨胀，也不是单个金融机构问题，而是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信贷和资产价格高企背景下隐藏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并通过金融体系的传染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深为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性风险、重新认识金融危机、重新构建管理方式提出了预警。

一、系统风险与金融行业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但经济理论中的风险又不同于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这些概率可以像拿到一样客观地确定；也可以反映自己的主观信念），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另一方面，要是该经济行为者对不同的可能事件不能（或没有）指定具体的概率值，就说这种情况涉及不确定性）”，概念属于微观范畴；系统性风险首先由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1964年）使用用来描述一项投资总风险的一个部分，指“即使将这项投资与一个多样化证券组合中的其他投资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避免的这部分风险”，在时间维度、行业维度、集体维度分别呈现顺周期性、拥挤交易、羊群效应，概念属于宏观范畴。

货币和信用的结合产生金融，风险因信用而产生，金融机构是风险的主动承担者，其经营对象是信用。而金融行业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具备形成系统性风险的现实条件：

第一，金融业中回受机制缺乏效率。一般行业中，供求定律通过价格实现市场出清，商品供给的增加带来价格的下调，从而压缩商品的持有利润空间，抑制向该行业的投资，反之亦然。金融行业中，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体现为利率（价格）的下降，利率的下降将推高资产价格，金融资源需求者的资产负债状况表现得更为稳健，无疑将进一步鼓励其提高杠杆比率，增强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而金融资源供给者也具有继续向其提供资源的动力；当情况反转时，市场将表现为反向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加强。

第二，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极难确定。理论中，金融产品的即期价值等于未来的现金流在当前的贴现现值；但是这种定义的操作性极差，因为未来的现金流和贴现率均难以准确界定。现实中，市场情绪在金融产品的价格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没有成交，汇率、证券市场也可能大幅波动的原因。

第三，金融机构对时段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在时点风险的衡量、评估方面积累了充足经验，但对一个时段风险的演化和积累趋势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差。金融运行中的不平衡因素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乐观情绪下积累起来，当风险因素累计超过一个临界点时，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及其内生的传染性

金融危机是社会的金融体系中爆发的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这些恶化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的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支付结算系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通过资产市场通道、银行通道和货币通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传染蔓延，即通过各种经济部门间与各经济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单纯的金融部门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为系统性危机；从单一的经济体传播到其他经济体，升级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微观监管都无法有效监测、规避系统性风险，由此造成传染性较大的金融危机不仅破换了市场的效率，还会对健康部门或经济体表现出过度惩罚，同时也说明了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此来激活市场并充分维护市场公正。

三、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内在一致性

1979年6月28～29日，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CookCommittee)在一次关于国际银行贷款期限转换的讨论会中首次提到“宏观审慎”一词。此后宏观审慎概念逐步得到重视并开始大规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个金融体系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宏观审慎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宏观审慎管理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同属于审慎管理。在管理目标上，宏观审慎主要专注于维护市场公正和金融体系稳定，微观审慎主要专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性缺乏整体上的掌控；在风险模式上，宏观审慎认为系统风险内生，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形成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形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双向反作用，微观审慎认为风险外生，单个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不存在根本影响；在管理模式上，宏观审慎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微观审慎强调自下而上管理。

虽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在管理目标、风险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并不意外这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着根本上的对立。相反，宏观审慎建立在微观审慎基础上，作为风险管理的两种理念共同致力于金融体系安全，维护市场公正，促进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各种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较强的同质性、金融机构顺周期性的扩张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微观审慎难以单独管理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才表现的较为突出。

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包括其政策框架、内容框架、组织框架、立法框架等几个方面。

（一）政策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宏观审慎分析和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分析是指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检测，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可以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宏观审慎监管是指监管当局为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经济波动给金融该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金融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以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市场公正和效率。

（二）内容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涵盖了系统性风险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来源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因此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也应该涵盖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建立早期预警模型、优化预警指标、强调宏观压力测试，集中关注金融机构顺周期活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强调延长风险评估的时间跨度，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变化衡量的期限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校准审慎工具使各项预留缓冲在经济上行时期得到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动用，起到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作用，主要工具有：逆周期资本缓冲、前瞻性拨备制度、对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的监管、杠杆率限制等。

空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加强系统关联度的测量和系统重要性的衡量，将有系统关联和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纳入系统性风险评估，减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同质性导致的市场失衡和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导致的道德风险，灵活地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做出反应；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根据系统重要性校准审慎性监管工具为金融机构内部化溢出成本提供额外激励，主要工具有：对影响系统关联的重要性工具监管、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解决外部性的税收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三）组织框架。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外在载体，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应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来主导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不可比拟的内在条件：第一，宏观审慎管理是对系统性风险防范方式的创新，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统功能及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中央银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这与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相一致；第三，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不仅是一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中枢，也是系统性风险扩散的重要渠道，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途径，中央银行理应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第四，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在社会融资总量、经济金融顺周期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累积情况等信息基础之上，中央银行具有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信息优势。

（四）立法框架。虽然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先天基础，但现实中，一国若干经济部门会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产生盘根错节的桎梏影响（在金融分业监管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需要从立法角度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树立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绝对权威，其他任何部门均需配合或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操作，确保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的实现，这与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消除系统性风险、完全规避金融危机，但至少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大程度缩短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也并不意味着替代或包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而是与之一起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创新管理方式；从立法层面赋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外着中央银行凌驾于其他部门而不受制衡，恰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可能是相对独立性，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述的重点。

五、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较多，但对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却鲜有论述或论述不深。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均是政府的内阁成员，独立只能是性对独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就连向来以保持高度独立性自称的美联储也概莫能外。

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在于：理论上，在信用体系下，纸币和国债（特别是我国的央票）都是政府负债，离开了政府的信用支撑，根本不可能流通，中央银行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实务上，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促进其稳重行事争取更大的公众支持，防止金融机构为逃避责任而将系统性风险完全归咎于中央银行；政治上，为防止政党（政治）选举干预经济决策、人为制造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财政上，中央银行具有支付结算系统和公开市场业务，各项业务收入为其保持相对独立性提供了一定的财政预算条件。

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制衡机制是对立统一关系，独立性建立在完善的制衡机制基础上,制衡机制为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设。本文旨在论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央银行承担此项职能的现实可行性及为确保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实施而赋予其相对对立性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完善制衡机制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对这一课题继续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1]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M]第二卷、第三卷2000年

[2]赵静梅《金融危机救济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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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谦《基于资本监管角度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思考》[J]武汉金融2010年第8期

[5]闫海《后危机时代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创新》[J]财经科学2010.10总第271期

微观经济风险篇4

（一）企业数量多，资金需求短、频、急

根据最新的企业划分标准，我国99%以上的企业属于小微企业，约有6000万户。如此众多的小微企业，一方面满足了商业银行对日益增长的客户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给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小微企业资金需求一般额度较小，且时间要求十分急切，贷款频率较高。与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的特点相比，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流程、管理模式及审批手续却较为繁琐、费时，不仅周期较长，而且手续复杂，因此，不能有效满足广大小微企业客户的需求。

（二）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

小微企业不仅业务经营规模小，产品种类较少，而且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也相对较小，资金实力弱。调查显示，我国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的年经营规模仅有100万元左右，这种较小的规模不仅使得小微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呈现出灵活的反应能力，而且有利于它们迅速捕捉市场机会，调整经营策略。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小微企业的这些特点，也给企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使他们极易受到宏观调控和行业周期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国内外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小微企业的先天性特点使其很容易陷入生存危机，从而大大增加了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

（三）管理不规范，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

纵观国内小微企业，大部分属于家族企业，其经营风格和经营模式受企业主个性的影响十分明显。企业的经营管理还停留在经验管理层面，多数企业尚未构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有些虽表面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行的仍然是传统管理模式，大量的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凭企业主的主观臆断作出，从而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此外，会计制度不健全、披露虚假财务信息是我国小微企业当前呈现的另一个十分突出的且带有共性的问题，而目前我国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建设还十分滞后，征信平台尚不完善，加剧了银行和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导致银行面对小微企业贷款时表现得十分谨慎。

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贷风险

小微企业主为了尽可能地逃避税费，在向金融机构和政府工商、税务等部门上报会计信息时，往往不愿意提供真实信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风险，其结果又加剧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二）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的信贷风险

一方面是由于小微企业主经营不善造成的，许多小微企业主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管理经验缺乏，商业信誉较差，这些问题将严重威胁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安全；另一方面是由于小微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造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的弊病，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科学的决策过程，往往由企业主个人决定，凭经验和喜好管理企业，从而导致企业经营决策的误差较大，后果严重的甚至造成企业倒闭。

（三）银行信贷管理粗放导致的信贷风险

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的审批往往重抵押物或担保，而轻现金流，忽视了对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全面考察，这种片面性评估不利于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的控制。此外，与小微企业的庞大数量相比，商业银行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客户经理数量明显不足，导致这种信贷业务人才短缺的最重要原因是岗位待遇不高，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不仅如此，现有的小微企业信贷从业人员普遍缺乏经验，业务水准不高，职业道德水平也有待提高。面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压力，这些小微信贷从业人员通常盲目授信，许多信贷业务存在资料虚假、数据失真、抵押无效、拿回扣等违规违法行为，其结果必然增加了操作风险。

（四）外部环境恶化导致的信贷风险

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包括：一是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这种变化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有着显著的影响。由于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实力弱、经营不确定性大，极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在外部经济处于低迷期时，小微企业的信贷违约率会迅速上升，自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大大提高。国际著名的穆迪公司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小微企业在经济衰退期的债务回收率比在经济繁荣期低1/3以上。二是产品的更新换代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受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一些新产品和新工艺将代替旧产品和工艺，小微企业如不能及时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必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从而致使企业倒闭关门。三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毫无疑问会产生重大影响，当小微企业的经营方向与国家宏观政策相悖时，企业生存环境必然急剧恶化，最终也将导致信贷风险的发生。

三、控制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的对策

（一）健全征信体系，化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完善的征信体系是解决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要建立和完善小微企业征信体系，一方面政府要及时出台与征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的上报、披露、使用和保护，将信用产品的加工、生产、使用都纳入法律范畴，为小微企业甚至全社会创建一个开放自由和公平公正的信用环境。同时，通过立法扫清制度障碍，建设全国联网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协调来自工商、税务、海关、财政、统计、社保以及银行、电信、电力等部门的信用数据，构建小微企业征信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各方将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整合并向社会开放。另一方面要健全与之相应的征信监管办法，净化征信市场氛围，为惩戒失信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保证征信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此外，为了惩戒失信部门或企业，应该建立失信举报制度，动员各方力量，实现征信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统一。

（二）规范管理，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在企业管理方面，小微企业主要及时转变传统的家族式管理观念，构建适应企业长远发展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及时引入职业经理人进行企业管理，同时要注重吸引社会优秀的中高层次人才加盟，适时补充新鲜血液，不断激发企业管理的内在活力。在会计制度方面，小微企业要在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企业经营管理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在人员素质方面，除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以外，还要经常组织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开展业务水平培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通过选派管理人员参加政府部门、高校或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职业经理人培训班或中高层企业管理人员研修班等，以提高小微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

（三）加强信贷管理，创新信贷模式

针对小微企业及其信贷特点，商业银行也要实行不同于大企业的有针对性的信贷管理模式，即“四单”管理：单列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单独进行信贷评审、单独予以考核激励、单独配置专营队伍。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对分支机构进行业务考核的过程中，要将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市场占有率、小微企业客户数量以及利润贡献率等作为单独考核指标，纳入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考核体系之中，并单独对这些指标配套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划拨专项业务发展经费，配置专项信贷额度。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信贷风险防范与业务绩效奖励并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把商业银行信贷人员的物质奖励与小微企业信贷资金规模、小微客户数量、贷款质量及效益等综合指标相挂钩，从制度设计上调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授信积极性，从而促进和保障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健康发展。在小微企业信贷模式上，可实行分步贷款，通过对小微企业业务细分，将整个贷款按照业务的流程进行分步发放，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信贷风险。

（四）全面考察企业，注重实地调查

在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建立之前，商业银行在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时，不仅要关注企业的财务信息，更要关注企业的非财务信息，从全面审慎的角度出发，多方面考察小微企业的贷款偿还能力，合理确定小微企业的授信控制量。要全面了解和评估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必须通过实地调查、走访等形式来获取企业经营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企业经营的真实情况，以最大限度地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在对小微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时应更多地将实地调研作为判断依据，减少对企业的正式财务报表等书面文件的过分依赖。在调查的基础上，商业银行要从风险控制、客户管理和价值发掘的角度对授信的小微企业进行科学细分，进而对它们实施差别化的信贷业务发展策略。同时，为了保证调查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商业银行要注重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的设计，可以采用“三问三看”的信贷调查方法，即“问人品、问经营、问风险，看报表、看流水、看凭证”。此外，在调查过程中还应严格执行“双人实地调查制”，最好是客户经理和风险岗位人员共同开展实地调查。这样有助于将信贷风险的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把控小微企业信贷风险，从而有效降低信贷过程中和信贷之后的风险。

（五）重视生产技能，创新信贷产品

缺少可抵押物是小微企业信贷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而商业银行最为关注的莫过于抵押物，这种银企之间的信贷矛盾始终是小微企业融资的绊脚石。鉴于此，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式值得反思和重构。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商业银行应该逐步转移传统的信贷关注点，即将关注信贷抵押物转向关注小微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劳动技能，因为经营能力和劳动技能最能反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还要根据小微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产品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创新信贷产品，以满足小微企业不同层次、不同产品的资金需求。

四、结语

微观经济风险篇5

【关键词】小微企业；财务风险；风险管理

小微企业创造了我国超过50%的税收，超过60%的经济总量。小微企业对于国家税收，市场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是“稳增长”、“保民生”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小微企业由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压迫和自身实力的不足，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因此，提高企业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不仅有利于小微企业自身的持续良好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小微企业的界定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是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提出的，目前主要是指那些产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产品或服务种类单一、规模和产值较小、从业人员较少、利润微薄或者处于创业阶段和成长阶段的企业，包括法人企业和自然人企业。小微企业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大中型企业而言的概念。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对小微企业界定的标准和方法也不同。由于小微企业经营方式灵活，组织成本低廉、专业进退便捷等优势，其更能适应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因而，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小微企业都是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二、小微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一）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

小微企业普遍遭遇流动性不足的难题，既有民间资本压制和银企沟通不畅这些外部原因，更有经济环境以及小微企业自身的组织方式和发展状况等内在原因。小微企业缺乏大企业那样直接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实力，更多采用的是内源性融资，融资渠道单一。

（二）缺乏投资分析造成投资失误

由于缺乏投资分析和科学论证，小微企业投资决策失误很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其结果不但没有为企业带来发展，反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陷入破产的边缘。小微企业在投资决策前，首先应该进行市场调查，及时捕捉投资机会；其次还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程序，认真进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还需筹集充足的资金，保证项目进行中的资金供应。同时理智分析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一般收益越大，风险也越大。

（三）人才的缺乏和流失

市场竞争越来越是人才竞争，小微企业的业主们普遍认为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就是人才的匮乏。小微企业资金少、规模小，对于人才的聘任、考核、培养以及提拔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导致小微企业难以吸引并且留住人才。

（四）成本费用核算不到位

大多数小微企业由于产品品种少，经济业务较为简单，对本企业成本核算的要求较为宽松，使其内部缺乏科学有效的成本费用控制体系。账册和会计科目设置不全，费用分配标准不适当，成本结转程序不科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企业产品定价不准，成本费用过高，不利于市场竞争。

（五）先进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难以得到应用

我们国家的小微企业大部分是家族式企业，程序过于简单，决策权高度集中，无章可循，管理行为边界模糊不清。财务管理人员普遍素质偏低、水平不高，应付日常事务已经焦头烂额，更无暇去学习和应用先进的财务管理技术。因此，绝大多数小微企业更多地倾向于简单、传统、易操作的管理方法，而对更加先进与科学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弃如敝履。

三、小微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筹资活动是企业发展壮大必经的过程。针对筹资风险，小微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风险能力，选择对本企业最有利的资本结构。所谓最佳资本结构是指使企业预期的综合资本成本率最低同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在借入资金时，企业应慎重考虑各种因素，选择合理的筹资顺序。在安排资金时，短期筹资的资金只能用于流动资产，中期、长期债务可以用来构建固定资产或用于长期投资。企业所筹集资金的偿还期与其相应资产的变现期相适应，以提高各种资金利用率，保证企业按期偿还资金。企业应确定客户的资信等级，并对客户的偿债能力进行评估。要树立资本结构控制观念，参照国家要求、同行业平均水平、竞争对手情况建立企业资本结构控制标准，如一般生产企业资产负债率应控制在40%～60%。

（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不仅要控制与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有关的风险，还要控制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风险。首先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对财务上的管理要按照规定进行，例如财务部的员工每个人的职责必须明确，账本设置齐全、会计资料清晰、真实；其次，其他部门也要建立与财务制度相配套的制度规定，例如销售部设台账，月末与财务对账，车间的出入库单月底也要和财务对账等等。总而言之，各部门的职责设定应当环环相扣，并按照制度规定办事，才能起到良好的内控效果。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实现各部门内相关人员的相互制约，从而避免管理上的漏洞，控制企业的财务风险。

（三）培养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

1.增强风险管理意识

风险管理意识缺失是现在小微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薄弱之处，想要克服，就必须首先从管理层树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管理层要将财务风险管理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从内心重视，将财务风险管理视为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可以尝试在企业中开展有关风险管理的讲座，从意识形态上将风险管理由上至下，植入每个员工的思想之中，从而树立起企业整体的风险管理文化，使每个员工都能有针对性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防范财务风险。如此环环相扣，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整体的财务风险。

2.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财务人员的素质低是形成财务风险的又一重要原因。现阶段，许多小微企业缺少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才，由于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较差，从而导致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此，小微企业可以先吸收一些高素质的财务专业人才。要舍得在人才招聘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要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其次要加强对现有人才的督促与培训，不仅要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还要提高其风险管理的能力。设计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定期培训与定向培训相结合，还要制定培训考核制度，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不合格者必须继续参加培训，如果不参与培训或者是屡次考核均不合格者，予以解聘。

（四）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财务预警系统，是通过设置并观察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化，而对企业可能或即将面临的财务危机实现预测、预报功能的财务分析系统。小微企业要时刻监测自己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可以利用此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差距并对自身潜在的危机进行预警，使企业实施财务监控，尽早发现财务问题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财务部门要充分利用财务信息，主动研究市场发展动态，全程监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能够有预见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将可能受到的风险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企业的财务预警可以分为长期预警和短期预警。长期预警以财务指标分析为主，短期预警以现金预算管理为主。

（五）寻求专业帮助

现阶段，对于各种风险管理的专业帮助有许多来源，尤其是许多咨询公司已经在风险管理方面有所涉猎。通常以合同或项目为基础，咨询公司会在企业需要的领域中提供高度熟练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所要考虑的就是确定将这些专业人员放在公司的哪个岗位，怎样才能通过其他部门的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专业人员的才能。

作为“保民生，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融资及财务风险控制问题已经受到国家高层的极大关注。发展小微企业刻不容缓。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7次提及小型微型企业，在回顾去年经济工作时，他提到“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从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身处国家重点扶持的宏观经济形势之下，小微企业也要正视自身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积极改进，全面提高企业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寻求自身的突破与发展，并为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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