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篇1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当代艺术已然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发展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双向互动前进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艺术形式、艺术现象、艺术形态和艺术观念，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应看到，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领域，特别是中国画艺术批评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存在“好人主义”

近年来，国内艺术批评领域存在“好人主义”，艺术批评者进行艺术批评时，对艺术作品的缺点和不足简单带过，甚至是避而不答，只是一味做出好的评价。虽然这样的评价方式能做到不得罪人，但却降低了艺术批评所应有的作用，不利于激励艺术作品创作者认识自身艺术创作水平，进行艺术反思与艺术创新，推动艺术创作活动的长远发展。当代中国画艺术批评领域“好人主义”的存在，将使艺术欣赏者在面对不真实、不公正的艺术批评时，一是无法实现对艺术作品的深入了解，二是可能失去对艺术批评的信心，甚至对艺术批评敬而远之。

1．2存在过分西化现象西方艺术理论及艺术分析方法

存在精华之处，对中国艺术作品分析也有积极作用，吸收西方艺术理论及艺术分析方法亦成为中国艺术批评融入全世界的有效途径。但批评中国画作品都套用西方艺术理论与西方固有模式，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中西文化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些差别也体现在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中，突出表现为中国艺术创作对应中式艺术批评，而西方艺术创作则对应西式艺术批评；进而可言，中西艺术创作间存在差别，中西艺术批评间也存在不同之处。正因如此，不能完全套用西方艺术批评模式来评判中国画艺术创作，如果不能规避过分西化的现象，容易出现中国画艺术批评的民族模式和批评术语的丢失，而这种过于西方化的批评模式，也必然为众多的艺术欣赏者所排斥。

1．3存在盲目吹捧现象

近年来，国内艺术批评界存在盲目吹捧之风，这使一些优质艺术作品不被理会，一些低俗艺术作品却受到吹捧；使一些造诣不高但却善于投机逢迎的艺术家受到“好评”，而一些造诣很高却只致力于艺术创作艺术家备受冷落。中国艺术界所存在的这种盲目吹捧的现象，助长了艺术创作中肤浅浮躁的风气，而不客观实际的艺术批评也为广大艺术欣赏者所反感。

1．4存在庸俗化倾向

很多艺术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不是倾向于高品味的艺术作品，而是选择分析和批评低品味的艺术作品，甚至采用庸俗的语言进行评论。当代中国画艺术批评中所存在的这种庸俗化倾向，这将影响到中国画欣赏者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格调，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艺术欣赏水平的提升。现实是，绝大多数中国画欣赏者有健康的欣赏品味和审美追求，但庸俗化的艺术批评将使欣赏者对艺术作品有所曲解。

2如何建立当下中国画的艺术批评学说

中国画批评标准的混乱与缺失，是当下画家们及艺术批评家们的共识，如何建立当下中国画的艺术批评学说是广大艺术者们所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2．1艺术批评者肩负起应有责任

艺术批评在艺术创作及艺术欣赏领域起到重要作用，但近年来，我国艺术批评正趋向于衰落，在实际艺术批评过程中，很多艺术批评者想到的只是获得艺术批评的巨大影响力，却并未肩负起其在艺术批评中所应尽到的责任。为了纠正上述错误行为，广大艺术批评者应进行深入反思，在进行艺术批评时，能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不捧杀也不扼杀，做到摒弃“好人主义”，能够发现中国画画家艺术创作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做到艺术批评语言既不庸俗化，又能满足广大欣赏者的需要，对欣赏者审美水平及鉴赏能力的提升起到推动作用。除此以外，中国画艺术批评还应展现中国特色，这既包括在对形、神、意、象等艺术术语的表述上，也表现在艺术批评的行文思路上，在注重西方理论性分析同时，也应有对中国传统感彩的渗透。也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更能展现中国化的艺术批评文章来。

2．2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和睦相处

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为推动二者的和谐促进与发展，应加强艺术批评者与艺术家的交流与沟通。但现实情况是，诸多艺术批评者与艺术家间缺少交流，甚至存在怒目冷对、相互谩骂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两者间的良性互动，致使艺术批评应有的推动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反而为欣赏者及国外艺术界所嘲笑。为确保我国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整体形象，有必要完善艺术批评者与艺术家间的关系。

2．3努力凸显当代中国画主体精神

学术批评篇2

关键词：教学艺术；批评艺术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4-226-01

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热情鼓励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赏识教育也成了时下的流行趋势，受到了追捧。笔者以为，适度的批评也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手段，甚至还能收到表扬所达不到的效果。可以说，合理的、学生能够欣然接受的批评也是一种教学艺术，是教师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整到最佳状态的一种有效方法，而且能对学生的为人处世和道德品质的养成施以有益的影响。

多年的教学生涯，我从中摸索到了以下几种行之有效的批评艺术。

一、暗示批评

所谓暗示批评就是运用眼神、表情、姿式、动作等身体语言对学生进行批评。这方法大多适用于课堂教学之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达情理。”国外一名心理学家通过长期实验指出，人的信息量有55%来自于面部表情。可见暗示的力量有多巨大。

上课之时，有的学生状态进入较慢，有的喜欢说说闲话或是吃点零食，小动作数不胜数，状况百出，倘若老师一个个点名，当然能让学生融入课堂气氛之中，可这势必花费大量时间去整顿课堂纪律，教学效果肯定收效甚微；而每一堂课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目的和任务。课堂上有点喧闹之时，教师有意稍作停顿，眼神注视着那些学生。寂静之中，学生自然会醒悟过来。这时候，一个眼神，一个表情足以让违纪的学生心领神会。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使用这类批评的关键是找准时机，要能营造出鞭策的氛围，往往是在课的精彩之处戛然而止效果为最佳。

如果课堂上个别学生的不良表现较为突出，已经在班上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该生自尊心又强，点名道姓的批评指责又很容易激起他的逆反对抗心理，此时教师的方式方法尤为重要。采用旁敲侧击的暗示提醒可使其注意力回到课堂内容。这需要教师拥有教育机智巧妙地将学生行为和教学内容有机联系。

暗示批评其实也是避众批评，顾及了学生的面子，维护了他们的尊严，这也会使学生内心更感激信任老师，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从而会不断地修改和调控自己的课堂行为。长此以往，课堂效益定会更上一层楼。

二、语言批评

现在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集家人宠爱于一身，虽不能说都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但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因而个性大多鲜明张扬。对他人的话语要么漠视无存，要么过于在意甚至无形放大。九十年代，老师可能常会教导学生“笨鸟先飞”，学生也会用这话来激励自己勤奋努力。可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恐怕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多说几回，有的还会生气，以为老师讥讽自己不聪明呢。

作为老师，对学生使用语言批评也是家常便饭，要是说的话让学生认为伤了自己，哪怕你说得再和缓，哪怕是再正确，再有理，学生也不一定会心悦诚服。更何况老师也是性情中人，面对学生的蛮横无理言行，难免会气愤填膺，情绪一激动冲出来的话语恐怕就有浓浓的火药味啦。这样，不仅没能解开学生的思想疙瘩，反而是极有可能挑起学生的“斗志”，致使他们误解、怨恨老师，进而和老师对立。所以，语言批评非常讲究技巧。

批评的场合、批评的内容、批评的方式都得小心翼翼地选择，并能恰到好处。最好是师生单独对话，避免给学生造成过重的心理压力；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也可以松懈学生的防范心理，为下面的谈话奠定良好基础。批评之时，要掌控好每个学生的性格和心理，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或是疾言厉色，严格要求；或是和风细雨，谆谆教导；或是推心置腹，理在情中；或是幽默风趣，引人深思。

语言批评的最终目的就算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要让学生知错明理，自我内疚和自我谴责，反省自查。并且能深深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由此养成自我管理、自我规范的良好的习惯意识；还能从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中逐渐成长成熟；也使师生关系更为和谐理性。

三、批语批评

这种批评方式主要运用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作业完成情况。教师批改作业常常留下批语，好的批语能使学生如沐春风，学习热情倍增；不当的批语能使学生自卑自弃，丧失学习兴趣。

批评批语不仅要因人而异，而且要把握好分寸，在含蓄委婉的批评中要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和鼓励；同时，这类批语一次作业中不可使用太多，尽量做到言简意赅，突出其强调性和针对性。写好批评批语，体现了一位老师的智慧，更体现了一位老师的艺术。妙用批语批评教育鼓励学生，事半功倍。

学术批评篇3

关键词：批评；教育；尊重

批评是说服人的艺术。中学生的思想大多处在萌芽状态，犯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因此，在班主任工作中，批评是日常管理教育学生的常规手段。正确地使用，可以起到扶持正气、打击歪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那么如何使批评更有效，更能让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呢？

一、弄清事情的缘由，抓住批评的关键

批评想得到预期的效果，使学生心服，就必须深入了解被批评者的心理，抓住问题的关键。比如，我发现有学生在互相抄作业，大致分两类：一是偷懒习惯了；二是剩下难做的，借校对为名，“名正言顺”抄别人答案。根据上面分析，抓住学生心理，我批评道：如果抄作业有作用的话，老师早把答案拿出来让抄了，又何必让同学们白费力气呢，同时，老师何必花大力气去批改它们。抄作业是害了自己。正所谓，“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没有播种，哪来收获。”你们说，对吗？

学生纷纷点头。可见，他们还是愿意上进的。之后，我为解决学生做作业困难问题，专门组织班干部成立作业帮扶小组，既杜绝学生抄作业现象，又能让班干部帮着解决同学作业中的难题，效果较好。

二、了解错误的轻重，选择批评的方式

对学生中经常出现各类违纪行为，班主任必须把握各类错误，注意采取最佳批评方式。

1.间接式批评法

这种批评方式适用于机敏、自尊心强的学生，主要以暗示为手段。我们班有位学生，因为迷恋打篮球，没有参加值日扫地。第二天，我就表扬所有的值日生为班级的卫生争得满分而做出的努力，同时用眼睛注视着那位没做值日的同学，看得出他有点不好意思。以后，这位同学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2.谈心式批评

谈心是一种较好的批评方式。一些调皮生总以叫同学的绰号或同学家长的名字（谐音）为乐。于是我找他们谈心，指出全班同学一起学习是一种缘分，并且告诉他：当你叫同学绰号时，想过他们心中的滋味？反过来同学给你起绰号，你有何感受呢？从那以后，很少有学生来告状此类事情。

3.感化式批评

对于性格内向、个性倔强、软硬不吃的学生，需长期用真情去感化他们。记得有一名女生性格较内向，比较孤僻，成绩也很差。有一次英语不会背，英语老师说她：“你怎么这么懒，回家都干什么去啦，今天你就在这里背熟后再回去。”她倒好，反驳道：“我连语文都不会背，还背什么英语呢？”

我接过她的话：“是老师平时对你的关心太少，不了解你学习困难，我给你补习补习吧。”于是，一连好几周我到她家中，不厌其烦地教她拼读英语单词，几周后，她真诚地对我说：“老师，往后你就不要来了，我一定认真学习，不懂就问了。”从此，她的学习明显有了进步，各科老师都反映她学习态度转变很快。

4.批评还应注意语气和场合

批评要选择场合，注意语气，切忌暴躁，否则会产生逆反心理，适得其反。要经常鼓励学生：“老师相信你能做得更好”。不要总给学生心理压力。老师应站在孩子一方看问题，替学生着想。学生觉得老师平易近人，通情达理，这样师生间易搭起心灵沟通的桥梁。

三、尊重学生人格，注重批评的语言艺术

批评是一种语言艺术，所以必须讲究言辞方法。

1.善用曲语

班主任发现学生的不良行为后，不可一味地居高临下粗声大嗓地去责备，要善用曲语，这样既维护了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又达到了批评教育目的。

一次我发现一位男生上课时，不时地回头与后排的女生说话。据我判断，这位男生早恋了。于是，我找他谈话，巧妙地避开“早恋”这个容易使他陷入难堪境地的词，而向学生讲起了有关果园的事情。我说：“小时候我住在农村，有大片果树园。有一年秋末冬初，果树上竟然开出了一簇簇小小的果花。不久，居然也结出了山楂般大小的果子。可惜没过几天，霜冻来了，小果实也冻死了。后来，我才明白：不该开花的时候开花了，不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了，是会受到自然规律处罚的。你是否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迪呢？”这位同学若有所思，点点头。后来，早恋现象消失了。曲语侧击的方法，解决了“早恋”这个棘手问题。

2.忌讲气话

如：“好！看看到底谁说了算！”“走！到校长办公室去！”“毕业鉴定上见”等，这些气话极易刺伤学生的自尊心。因此，班主任应忌用过激过火的语言，要做到不讲气话，平等、民主地对待学生，让学生由衷地喜欢你，乐于接受你向他们提出的每一点要求和建议。

总之，在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人格，老师的语言要饱含深情，态度要蕴藏期望，表情要充满关怀，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看得起自己，没有在大庭广众下丢面子，也没有受到较大的精神压力。这样，学生就容易接受，乐于接受老师的批评

教育。

参考文献：

学术批评篇4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着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着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着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着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着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着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

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着名的“发愤着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着《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着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着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着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着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着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着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着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着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文秘站:)《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着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着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着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着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学术批评篇5

一、说服为主，不简单粗暴

教师的教育对象是一群天真活泼、调皮有个性的孩子。百人百性。体罚和变相体罚都是简单粗暴的行为，这个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易使师生情绪对立起来，导致师生关系恶化。刚上初中的学生，他们一方面自控能力较差，今天做错的事，即使是接受批评，不久也许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另一方面，有的学生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如属于留守儿童、网络影响等因素，身上的毛病较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掉的。当你费尽苦心刚改掉他一方面的缺点时，他的另一方面的缺点却又露出了“小芽”。面对此种情况，千万不要着急、泄气，而要耐心说服引导，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多方面多途径地教育引导，直到学生认识到错误，改正并养成良好的习惯。

二、旁敲侧击，不要指名道姓

这种批评教育，在课堂等公共场所使用比较恰当。如在课堂上不注意听讲的学生多时，若只点个别学生的名字，其他学生感觉老师没有发现自己，感觉从中捡了个“便宜”；个别被点名的学生认为在大庭广众面前点名没有了面子，况且只点“我”的名字，这不公平，形成了对立的情绪。所以个别点名不能以一儆百，反而会弄巧成拙。不如在课堂上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或者在不停止上课的情况下适时走下堂台，走到违犯课堂纪律的学生们旁边，这些可能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而且表扬中有批评，批评中有提醒，学生容易接受，乐于改正，既培养了融洽的师生情感，有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三、就事论事，不要揭人短处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当过“浪子”的人都不愿被别人提起他那不光彩的历史，这是人之常情。教师批评教育也要注意这一点。一个学生不管他过去犯过什么错，我们应看的是现在的他。不要动不动就提他过去的错，以此作为批评教育的材料。这样学生就会觉得老师总不相信他，总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从而感到失望、迷茫，甚至产生逆反心理，破罐子破摔，甘愿“这样坏”下去，这势必给今后的教育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四、一分为二，要看到闪光点

对学生坚持一分为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落后的学生。在他们的优点比较难发现时，努力去寻找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和闪光点，注意关注他们的点滴进步，哪怕是极微小的一点，都要紧抓不放，还要适当放大，说给她听，表扬他，使这闪光点在他身上发展扩大，切不可把后进生视为“绊脚石”扔掉而后快。

五、因人而异，要讲究批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