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大学生论文篇1

摘要：本文从贫困的识别、影响贫困的因素和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就贫困的识别而言，探讨了贫困从单维到多维的转变过程，着重分析能力贫困的重要性。就影响因素方面而言，选择更符合贵州省实际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评价方法上，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贵州省贫困问题。

关键词：能力贫困；生态贫困；数据包络分析

一、贫困的识别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受到经济学领域的普遍关注。而贫困的概念也在人们的研究中不断深化，主要经历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以及Sen提出的能力贫困这三个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单一维度的概念，是指个体的收入低于其规定的临界值，即日常生活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情况。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个体所缺乏的日常生活必须资源。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Sen）在经济学领域最先认识到“能力贫困”的重要性，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及理论，并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个体贫困的原因是能力的缺乏。而收入贫困只是能力贫困的外在表现，其实质是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社会权利的不同，其基本可行能力受到剥削，导致与其他个体的差距。

二、贫困的影响因素

还需强调的是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我国对贫困影响因素的理论综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1）生态环境脆弱论。汪晓文（2012）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生产资金、农民工就业、贫困文化这五个因素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认为自然条件与农村贫困关联度最大，联系最为紧密。陈南岳（2003）对我国居住在生态敏感地区的人口做一估计，认为占贫困人口的比例不会低于80%，由此可见，生态贫困人口规模之大。（2）资本缺乏论。张车伟（2005）认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有因果关系，其资本的缺乏主要包括教育的不平等，营养的不平等，健康的不平等三个方面。刘修岩、章元、贺小海（2007）利用上海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数据，分析教育与贫困问题的关系，采用两阶段Probit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3）制度缺陷论。靳涛（2004）认为制度创新不足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农地使用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税费制度和农村基层行政管理制度四个方面。张秋（2013）也认为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制度贫困，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失去了致富的机会。（4）贫困文化论。胡鞍钢等人认为知识贫困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所以减贫要更多关注这方面的贫困。王子舟（2006）根据社会个体知识贫困衡量标准，分析指出我国知识贫困现象严重，对弱势群体的影响至深。

贵州省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地区，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为8006.79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是1.4%。贵州全省88个市（区、县）中，共有11个民族自治县，除玉屏以外，其余都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由此可以看出：发展滞后是贵州地区最大的特点。根据贵州贫困现状及特征，再结合上述国内学者关于贫困成因的理论，我们在考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还考虑从人力资本、人口素质、制度缺陷、贫困文化这几个方面来研究贫困问题。

三、研究思路阐述

本研究试图从多维角度考虑构建评价贫困的指标体系，并采用DEA方法研究贵州省贫困问题。具体而言，采用无输入的DEA模型评价贫困状况，构造DEA-Tobit模型探究贫困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提供参考意见。（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Sen，A.K.DevelopmentasFreedom[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2]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和网络DEA[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汪晓文.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2012，40（4）：137-142.

[4]陈南岳.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4）：42-43.

[5]张车伟.人力资本与贫困地区的发展[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11：17-18.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2

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过分倚重物质或经济、技术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忽视一些更为内在的因素的潜在影响，例如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或思想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同时，在文化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性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企图把经济的发展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必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发展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

（一）

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贫困或是发展来说亦不例外。尽管在今天看来，诸如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等环境（或物质）因素对贫困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但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里，这些因素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他们的命运，的确具有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在这种社会里，物质的限制对于落后的贫民们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贫困、落后，从物质着手，也就合乎他们的愿望与要求了。这也是传统社会漠视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环境等物质因素比在复杂的或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这样称呼的文明社会里更具约束力或神秘力量，就丝毫也不奇怪。一旦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够认识环境，并能主动地改造环境的时候，现代性也就呱呱坠地了。它首先意味着人能够摆脱环境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从神、命运或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解放，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进步。

因此，“环境决定贫困论”对于贫困者可能是一个真理，因为当他们在环境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的贫困又决定了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狭隘关系，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贫困，还不如说是贫困决定了他们的“环境”。实际上，还是他们的文化内在地起着作用。

相对于“环境决定贫困论”来说，将贫困视作一个经济问题，认为贫困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一种较为时新的观点。诚然，贫困的经济学描述、分析，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感性认知、明确的数量指标、精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政府机构的政策行为，以及对反贫困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测和评估。但是，却不利于对贫困真相的认知，因为它在强调贫困的经济学意义、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分析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⑴。

如果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脱离了贫困主体及其观念、思想和社会心理，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毫无用处，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经济开发计划，或者他们对经济发展项目的看法与实施者大相径庭，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经济开发计划或项目，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实际中全然行不通。

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发展，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发展观”，只是盲目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如果这些人民自身还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英格尔斯（AlexInkeles）的这句名言除了讥讽贫困者以外，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无视贫困者文化的热情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现代化改革家们。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考虑贫民的想法、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即他们所拥有的贫困文化（cultureofpoverty）。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Families–MexicanCaseStudiesintheCultureof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可谓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个人心态与群体互动关系兼具。实质上，他是把贫困看作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城市“贫民区”（或下层社会“Underclass”）的实证分析之上，至于乡村型的社区贫困是否完全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的研究却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

那么，什么是“贫困文化”呢？“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是同一个概念吗？“贫困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接下来，有必要具体地讨论一下“贫困文化”这个概念，厘清其含义及其主要特征。

在许多文章里，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注意到二者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的，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一词加以区别。

“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我们不妨也将它分为绝对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前者是指知识贫乏，乃至无知、低能；后者是指其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

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所言，“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Tylor，1871）⑴。这是对“文化”一词最早的较为正式的定义，但却不是唯一的定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文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式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鲁克洪(C.Kluckhohn)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等对“文化”所下的160多个定义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这些定义基本上都很接近，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已。他们认为：“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各种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文化的本质内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传统的观点，一是与之相关的价值观。”⑵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名词来概括，不妨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⑶。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贫困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不得不首先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对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必须面对贫困的事实，并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正所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⑴，即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极少会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广大贫困乡村普遍存在；而那种“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安贫乐命的落后心态，在一些贫困山区并不鲜见；对一些长期接受政府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人要知足，适可而止，钱挣多了会扎手，心想大了会扎肺，树大必招风，何必做出头的椽子？！”⑶他们自卑自贱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因而，一个贫困乡民（Peasant）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很显然，如果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只要不破坏他们现有生活的平静，维持他们脆弱的“收入——消费”平衡）；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在他们面前流产。

荷兰当代哲学家皮尔森就曾注意到：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清除贫民窟，将居住者迁入较好住所的计划，常常遭到强烈的抵制。他认为，“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虽然恶劣但却熟悉的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被他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已被承认很久的个性”⑷。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贫困乡村极为常见——挂在贫困乡民嘴上的俗语便是：“饿死不离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譬如，在“贫瘠甲天下”的“三西”地区，国家始于1982年决定从贫困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向河西、黄河可垦灌区计划移民70万人口，但遇到的阻力却令人“费解”——越穷越移不动，贫困者的反应是“人，住惯了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份”。截止1988年，在已完成的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江湖的手艺人⑸。近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实施的“迁移扶贫”和“吊庄移民工程”中，也都遇到类似的阻力。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⑹。贫民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topoverty)”⑺。

——贫困文化是穷人自我维护的需要。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物品的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⑴。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Hertzler）也认为，文化（或制度）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

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某一社会生活的经验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所言，“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每一个文化里都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无者。在这些需要的推导支配之下，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经验的统合；需要的迫切性愈大，则相关的行为愈能达到相合一致的情况。只要一个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则纵使最不调和的行为经过不可思议的转变之后，也会在此文化里成为满足固有需要的策略”⑵。贫困文化也不例外，它也是贫困群体（或社会）生活经验的统合，满足他们生存或生活的基本需要。

以婚育文化为例。许多人对贫困乡村屡禁不止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现象很不理解：即使你面对面地对他们宣传科学的婚配方式、文明的婚育知识和现代的生育观念，他们照样也要“我行我素”。但是，一旦你真正地深入他们的实际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也符合贫困乡民（peasant）的生活需要。

对于一个贫困乡民或贫困乡民家庭来说，婚娶是一生的大事，它往往要消耗他们一生拼命累积的大半财富，甚至为了婚娶倾囊而出、到处举债也在所不惜。有些家庭为了节省这笔开支（对个别家庭来说，根本就是一穷二白，谈不上“节省”二字），他们就采取换亲、抱养童养媳或近亲婚姻的办法。而且，近亲婚姻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活、生产上的合作（对于贫困乡民来说，除了家族网络和亲属网络以外，极少有其它的社会合作关系）。土家族有句俗语，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甜浆稀饭不放盐，表姊表妹不要钱”，“姑家女，舅家娶；舅家要，隔河叫”。

在贫困的生活方式中，早婚早育也是很自然的事。俗语说得好：“早栽树，早乘凉。”因为贫困的生产方式一般都是粗放型经营，以劳力的投入为主要特征。为了维持他们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因而，早婚早育就符合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另外，对贫困家庭而言，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只要孩子稍长一些，即可投入劳动生产，养家糊口。这从一方面助长了他们“早育”、“多育”的想法。与此同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是迫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也是同样事实的反映。

高生育率也与贫困的许多特性相关。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在贫困社会中，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关于贫困与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莱普和科林斯在《食物第一》一书中所写的一段话可能会帮助你认清事实的真相，他们写道：“据电子计算机测算，一对印度夫妇平均要生6.3个孩子，才能保证有一个儿子存活下来。如果更多的子女有希望存活下来，那么夫妇就感到无需生育那么多孩子了。因此，两位熟知非洲情况的医生得出结论说，最好的节育措施莫过于让孩子吃饱。”⑶贫困家庭的子女能提供劳动力，这对家庭有较高的经济价值⑷。这种现象越在贫困地区越突出。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这种现象就极为普遍。例如，甘肃陇南山区文县堡子坝乡的寨子合作社，被调查的两个自然村，生5个孩子的很普遍，30岁的社长已有9个孩子，还有11个子女的。这两个村共有51户，只有1户不缺吃穿。又如，江西万载县和宜春市6个特困乡的480户贫困户中，1981年以来的初婚妇女早婚率平均为32.6%，个别地方高达53.3%。有的15岁结婚，20岁已有两个小孩。婴儿近3/4是计划外生育的，平均计划生育率只有28.4%，多胎率高达42.2%，最多的生了9胎。而且，在这种贫困社会里，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直接同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在本社会中的声望、势力紧密相关。这一点，恰好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的赛兰格的一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脚，赛兰格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以至这些贫困人口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轮回不已。

在一个贫困乡村中，重男轻女，也就更不足为奇了。一是由于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能够承担较粗笨的农活；二是女孩子终究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相反，男孩子长大后还可以娶个媳妇，增加家庭所需的劳动力；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三是养儿可以防老，这可能是贫困家庭所作的最长远的打算了；四是在贫困社会中，权力一般是以暴力维系的。很显然，男子对维系家庭的地位、声望或荣辱等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社会意义；五是在贫困乡村中，男性是家庭嗣业的象征，而女孩子（或女子）则不具有这些社会性、文化性价值。

也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贫困乡村经常发生“溺弃女婴”现象。因此，要评价穷人的婚育文化，必须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具体社会出发。比如，如果要问在贫困社会普遍存在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等现象对贫困社会的作用是好还是坏时，我们却难以明瞭地给予回答，它们的具体作用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基本需求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生存需要的层面来谈论贫困文化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论(needhierarchytheory)，生存需要（包括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其次为友爱、交往与尊重的需要，然后是求知、求美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较基本的需要会操纵个人的生活，一直到这些需要满足为止。这就不难理解，温饱有虞的人目光所及也不过是些眼前生存的东西，他们不会痴想太多，也不可能看得长远。正如经济学家丹尼斯古莱特(DenisGoulet)所言：缺乏自尊和自由往往是因为人们生活水平很低，仅能维持生存。缺乏自尊和经济上的限制容易产生安贫认命的宿命论意识，而缺乏“进取精神”。同时，“贫困文化”却能使穷人应付“意识到根据这一较大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而无法取得成功”时所感到的“那种无望或绝望”。总而言之，“贫困文化”是穷人在大社会中自我维护的一种文化，尽管对穷人以外的人来讲，“贫困文化”是如何地妨害了穷人的进取和发展。这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意涵，因而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短暂的贫困可能是由于物质的原因引起的，但是，长期的贫困则主要不是物质因素作用所引起的，而是一些非物质因素（即贫困文化）作用的结果。由于贫困文化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它往往使贫困长期存在。这主要是由于：

1、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很显然，贫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也会像其它文化一样，通过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途径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生活其中的人，使其思维、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都打上它特有的标记，并且会逐渐累积下来，进一步强化它自身的“结构”和“形式”。这样一来，它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而且往往不易觉察，因为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互动以后，它已经内化为人们个性的一部分了。

2、贫困文化一旦出现或存在，在一个家庭（或社区）中，儿童必然会受贫困文化的影响，当儿童到了六七岁时，他们往往已经汲取了贫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要想阻止儿童吸收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一旦吸收了，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便成了他们个性和特征的永久组成部分。实际上，每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犹如经过编码的“遗传因子”，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成为承递绵延这种“遗传因子”的载体，从而体现它的活性功能。

3、即使一时消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也不足以根除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在今天，文化被看作人们生活方式的表现，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不再纯粹地局限于物质范围之内，更主要的是它的非物质或超物质的东西——通常所说的习惯、习俗、价值观、理念或意识形态——它们的变化往往要滞后于它们的物质形式或经济基础，并保持自身运行的一定“惯性”。因此，与其说“文化”是一个名词，不如说它是一个动词，它不仅仅是指一般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物质制品、建筑和艺术作品，也不消说是指工艺、技术、技能、知识或经验，而主要是指一整套的行为方式、礼仪、风俗、习惯和规则，以及与之关联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它们都具有活性功能，是个动态的范畴。因此，很早以前恩格斯就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列宁也曾指出：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很显然，贫困文化作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它也必然地具有这些特性。所以说，如果仅仅是由于物质原因或经济因素造成的贫困并不足虑，最可怕的是文化性因素所造成的贫困。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一方面起着维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贫困长期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矛盾地统合在一起。（三）

下面，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讨论贫困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1）贫困文化是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一种传统文化，或者认为，贫困文化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例如：穆光宗将贫困文化（或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高长江则直接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王培暄则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传统观念：①小富即安的狭隘满足观念；②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③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④轻视知识的文化观念。这些因素，像一剂化学缓冲剂，制约着商品经济这一新鲜成份并使其反应缓慢。赵秋成也认为，贫困文化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土壤，是长期与外界隔离的产物。倪虹也认为：贫困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抱残守缺、认命的固定的心理习性。由此，又产生出浓重的封建色彩的思想，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章国卿也是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他们拥有的是一套传统而且守旧的价值观念：第一，以农为本、重义轻利的封建小农意识；第二，婚育观念上的‘亲上加亲，多子多福’；第三，生活方式落后单一”。类似的观点还有许多，不一而足。它们要么视贫困文化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要么视作自然经济的反映，或者是符合小农文化的主要特性。

然而，台湾学者林松龄则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例如印度、古巴及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多数社会，其穷人少有被贬抑、匮乏的感受；少有自卑、愤懑黠抗的心态。非但少有对困境的绝望之信念，更滋生了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少感受到被大社会中其他阶层所孤立。”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不具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他说：“相对的在发展层次较高的富裕社会，贫困非但指示着经济生活的相对缺乏，还表示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包括物质生活外的各项社会次级需求（secondaryneed）的不平等。生长在这种社会中的穷人常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项外在的压迫，而导致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不平衡滋生了所谓贫困文化的各种价值。”

我们则认为，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的确，传统社会（或小农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或商品经济社会）来说是落后而贫困的，但是贫困与贫困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总而言之，贫困文化是一种穷人所拥有的文化，至于它更多地表现出传统性或者现代性，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在我国的贫困乡村，贫困文化更多地受传统价值所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贫困文化则不具备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的特性。

（2）贫困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很显然，贫困文化是一种次文化。由于这种次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这种“文化差距”（culturalgap）产生了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实际上既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又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3）贫困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关系：贫困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反文化，只有当它的价值、信仰、规范，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信仰、规范相对立时，这种次文化才是一种反文化。一般来说，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他们生存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但是，一旦这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这一点很像SP亨廷顿对“农民”所作的分析那样：“农民可以是捍卫现状的砥柱，也可以是革命的突击队。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取决于农民认为现有体系满足其眼前的经济、物质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需要集中在土地的拥有、租佃、赋税和物价上。只要土地所有制的各种条件是‘公正’的，也能使农民生存下去，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条件不公正，农民生活于穷困痛苦之中，除非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革命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大有可能的。……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在农村推进改革的能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贫困（aid-the-poor）具有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功能。当然，这种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维持他们的独立性，又要实际地增加他们的利益。

（四）

说到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辨明的是，尽管贫困文化具有冥顽的活性功能，不易根除，但是，这也并不表示生活其中的人没有摆脱贫困的可能。无论是文化贫困，还是贫困文化，最终都会归结为“人”自身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文化的贫困，最终还是“人”自身的贫困，而贫困的文化也是由“人”累积形成的。贫困文化也像其它形式的文化一样，“体现着和积淀着人的本质、能力与活动的自觉自为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是属于‘作为人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句话如果应用到“文化”上来，同样有效。正像文化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文化。诚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文化塑造人，这并不意味着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塑造。实际上，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是在不断地主动地改造着旧的文化，创造着新的文化，因为从本来意义上说，文化归根到底都是由人创造的。无怪乎，有人要说：“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来，今日的文化更是一种人的战略。”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更为内在的联系，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了这层联系的存在，以及这种联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可以片面地夸大文化的作用，否则，我们又将堕入“文化决定论”（culturaldeterminism）之中，一如环境决定论、生物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一样而偏于一端。如果我们过分地夸大文化的作用，或者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贫困文化，那么，他们除了接受贫困的命运安排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切的反贫困政策、计划和措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贫困地区“十八大”精神传播者受众者实效性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是贫困地区加大扶贫开发，实现到2023年“两不愁三保障”（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不再对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和扶贫成就等问题做阐述，仅在重新理清贫困地区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探讨当前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正确把握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关系，力求把理论宣传和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紧密结合起来。

一、贫困、贫困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的内涵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社会现象，历史上人们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给予了不同的诠释。其中较为著名的观点有：价值判断说、不平等说、政策界定说、发展不足说、权利丧失说、相对剥夺说、能力缺乏说等。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贫困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涵义：一是低收入和低消费；二是在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较少；三是没有权力、没有发言权、脆弱性和恐惧感。

贫困地区是指相对于其它地区，贫困程度更深，贫困人口更集中，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设施发展更落后的集中连片地区。贫困地区的范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研究目的与政策实施对象的不同，所使用的划分依据的不同而改变。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3年）》可知，到202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将成为主要扶贫对象，其中首次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确定为扶贫攻坚的重点。本文探讨的贫困地区主要就指连片特困地区。

连片特困地区是当前贫困地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2011年，国务院扶贫办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以2007-2009年3年的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指标为基本依据，考虑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的要求，国家在全国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据权威数据初步估算，新划分出的11个片区包括505个县，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亿，其中农村人口约1.9亿。如果把西藏、四省藏区、南疆三地州加进来，国土面积更高达339万平方公里，人口2.36亿。按2007-2009年三年平均计算，这些地区的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650元，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62元，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2667元，分别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9.1%、43.7%和73.2%。

连片特困地区共同特点是全国扶贫对象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工作难度最大，贫困成因复杂，多数都跨省区。从社会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等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但也不乏象滇西边境山区等在内的限制开发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比较突出。

二、当前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贫困地区而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从根本上讲就是解放思想，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求真务实，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科学化进程，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而奋斗。从目前来看，贫困地区人民响应国家号召，正有条不紊践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但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各级管理者对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的政治觉悟高低不一，思路不明，职责不清，造成执行混乱。如所谓的宣讲团有部级的、省级的、市级的和县级的等，可相互之间又没划定宣讲的层次、对象和范围，优势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整合与互补，没真正把好事办好。二是宣讲成员素质有待提高。目前，贫困地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主要人员由专门宣讲员、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热心民众等人员构成。宣讲团成员普遍存在培训力度不够，调研不足，宣讲内容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对象，不注重针对性，只看过程，不看实效的现象；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则大多忙于政务，自身政策水平也有待加强学习。三是有调查显示，这些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不到15%。对大多数人而言，自觉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意识薄弱，能力不强，但又渴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少青壮年外出务工，当地难以培养综合素质较好的学习“领头羊”。有点能力的又以事多为理由，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提高。还有的是居住分散，交通条件不便，难以实现集中、有效的全覆盖等等。更有甚者，不懂汉语。最后是基层组织也迫于经济压力和人才缺乏，学习贯彻的创新性不够，有实效性的办法不多，整体效应不明显。

三、以重点把握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关系为突破口，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全面学习和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实效性。

针对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贫困地区应抓住当前发展机遇，牢固树立如期建成“两不愁三保障”的美丽家园的愿景，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本原则，处理好传播者与受众者的关系，全面学习和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力求把无限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贫困地区“十八大”精神的传播者主要指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其它少数热心于此事业的普通民众。这些先进知识分子是专家、学者，对“十八”大精神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影响着对“十八”大精神的解释力，决定着民众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程度和实践力度。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活跃在扶贫开发一线，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是贫困地区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的中坚力量。其他的热心人士是股暗流，通过志愿者、社会公益活动、民间文化交流等渠道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起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者对受众者的信息传递，其实就是一个平等交流的过程。过去，一代代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党政领导干部以其艰辛的努力，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并积累了宝贵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面对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只有切实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用百姓语言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才能彻底解答贫苦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作为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传播者（主要指先进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干部），最起码应具备以下三点素质：

一是要有高远、纯朴的大众情怀。大众情怀，简言之，就是关注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全面发展，这也是坚持科学发展，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出发点和归宿。传播者只有坚持实行人性化、科学化、个性化、生活化和幸福化的教育，真正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才能让受众者与传播者产生共情，产生同理心，见证和体会到党和政府扶贫攻坚的强大决心。

二是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反贫困历程已全面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的困难前所末有，做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不具备较为宽广的眼界和较深的学术修养，如果不时时深入学习、调研当前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如果不能彻底的先说服自己，是抓不住要害，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语言赢得他们的尊重和理解的。

三是要有善于创新、百折不挠的实践品质。在贫困地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奉献，而不是追逐名利的美差。在充满选择和诱惑的今天，惟有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坚守信念，勇于实践，不畏艰难，善于创新，与贫困地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真挚的感情关注百姓疾苦，以科学的理论解读热点难点，以鲜明的态度发展群众利益，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助一臂之力。

贫困地区学习宣传“十八精神”，应立足贫困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实际，注重差异性，经过一定路径，使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贫困地区大众所理解、所认同，并以此具体指导实践。为此，传播者可借鉴现代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传播过程中，对交流的对象、内容、方式、时间、场景、预期值等因素都应做到胸有成竹，全面提升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层次性和实效性。针对贫困地区不同受众者群体，具体要求如下：

基层党政干部。基层党政干部，年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年轻的，“凡进必考”，文化素养都相对较高，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线主力。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自觉学习“十八大”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号召，更是自身岗位的内在要求。对这一群体宣传教育的重点不在普及而在于不断提高。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4

贫困大学生入学在心理适应方面比普通大学生面临更多的压力。朋辈辅导作为新型的心理辅导实践模式，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入学适应问题，本文探讨了基于朋辈辅导的相关心理辅导方式。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适应；朋辈辅导

贫困大学生入学，面临的是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家庭经济困难一定程度上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在贫困生入学初期，如果不能良好地减轻其心理压力，走出心理贫困的处境，尽快地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将会继续影响贫困大学生的大学生涯，甚至对其今后的择业就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此，在入学初期，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心理适应辅导是非常有必要的。朋辈辅导重在预防和发现，对于发现贫困大学生入学存在的心理问题，促进其对大学校园生活、学习的适应有积极意义。

一、贫困大学生的入学心理压力

新生入学普遍面临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等，由此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应感。如果适应问题不及时消除，轻则出现偏执、逆反和冷漠，产生孤独感，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重责产生自弃、逃避和破坏等消极行为[1]。而贫困大学生群体，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艰难的经济处境，往往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压力。

1.由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贫困大学生周围环境单一，进入大学后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方式单一，部分城市学生也是处于城市的最底层，父母有着微薄的收入，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金钱至上的思想横行，同时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教育产业化，学费越收越多，生活费用越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来越高。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就不仅是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产生对其心理的冲击也在加大，部分不堪经济压力之重的贫困学生极易走向心理极端，做出有伤自己和家庭的事情，甚至演变为对社会的反抗和敌视；为了凑足学费生活费，很多贫困学生在高考后就要开始打工赚钱，自尊心比较强、内心自卑的学生，会因为贫困感到羞愧难当，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拒绝接受资助和捐助，长此以往，自卑心理愈来愈重，为学习和生活埋下隐患。

2.由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由贫困、简单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环境的变化给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带来挑战。大学生在入学之前的生活经历比较单一，学习是其主要任务，对贫困学生来说，因为经济资源匮乏，便更没有机会接触新生的、有趣的事物，阅历浅、经验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经济状况普通的学生更弱。之前闭塞的消息和传统的观念、习惯在缤纷的大学校园里与新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冲突。环境的不适应使其心理不能随之做出平衡的动态变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适应感导致心理压力，诱发心理问题。比如自闭、孤僻，逐渐脱离大学生的主流群体，偏离大学生涯的正常轨道。

3.由人际关系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际关系薄弱的贫困学生，初入大学，面对家庭优越的同学，由于家庭背景、兴趣爱好不同，很难走到一起，建立和谐的同学关系。社会上“见钱办事的不良风气影响恶劣，若在学生之间盛行，则更是触到贫困学生的心理逆鳞，易对自己形成不合理的评价，陷入人际交往的困惑圈子。因贫困而自卑，因自卑而封闭，因封闭而影响心理健康。

4.由学习活动引起的心理压力

相对而言，贫困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观念更为牢固，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进入高校就是整个家庭的希望。而达到目标实现理想的贫困学生进入大学后，欣喜和好奇随着经济压力和纷繁的学习任务而减退。为了家庭的希望，他们需要在学习上有更加出色的成绩，同时，还要身兼数职来缓解经济压力，这就承受着比普通学生更大的身心压力。既要学习，又要为生计奔波，没有经济实力和精力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于是，贫困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防卫反应，出现敌对态度和强迫症状。

二、基于朋辈辅导的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适应辅导优势

朋辈心理辅导的理论是基于行为主义理论认为的“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不是因为科学性的事实依据，而是因为最近、最信任的朋辈的意见，朋辈的行为变化为其行为变化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示范[2]和人本主义“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切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主张。

朋辈辅导（PeerCoaching）的原本概念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或由于某种原因，让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以实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教育方法[3]。那么，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朋辈辅导员即有贫困生经历或者对贫困生的情况非常了解、能够把握贫困生心理的大学生，但是能够掌握必备的心理咨询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娴熟的语言技巧。在朋辈辅导过程中，尽量少给或不给建议，而为其提供倾听、支持和帮助的过程。贫困大学生朋辈辅导群体的以上特点，在贫困学生的入学心理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适应辅导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首先，相似的经历，在朋辈心里辅导过程中更容易运用心理咨询的技巧。同样是贫困大学生的身份，在辅导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心理的隔阂，使辅导双方产生友情，朋辈辅导员因为感同身受，更会注意以适当的方式尊重新生的心理贫困问题，以真诚的态度积极为新生解答心理困惑，对当事人充满关切和爱护，同时，接纳自己、自信谦和，诚实可靠，真诚坦白，及时关注其生活中心理变化的发展，在新生叙述心理问题的同时，产生同感，设身处地地为新生着想，能够引导贫困大学生尽快解决心理问题，融入大学生活。其次，贫困大学生更愿意向具有相似经历的人吐露心声，朋辈辅导的方式更易收到良好的效果。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当大学生遇到心理困惑时，首选的倾诉对象是朋辈群体，选择向心理咨询师倾诉的仅占3.2%。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对自我心理的保守和矛盾的心理需求，更加倾向于向有相同经历或经验的人吐露自己的心声。而在大学校园里，朋辈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比与心理咨询师方便地多。心理问题的出现，往往没有确定的时间，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和与朋辈的交往过程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这样便可以及时地得到解决。再次，朋辈之间的交流方式多样，朋辈辅导简便易行。目前在大学生群体中，除了面对面交流，电话、网络以及新出现的各种及时通讯软件都为学生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相比与心理咨询师单一的固定工作时间内面对面的咨询方式，朋辈之间的辅导就有了更多的方式。面谈辅导、电话辅导、网络辅导、信函辅导、现场辅导等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朋辈辅导的过程更具灵活性，简便快捷。最后，朋辈辅导的交互关系，促进辅导双方共同成长。在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过程中，求助者和被求助者的角色关系不是绝对固定的。朋辈辅导员在辅导过程中也会发现新的问题，甚至注意到自己不曾关注过的自身心理困惑，是他们自问我总结、自我提高和自我加压的过程，可以使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更好地认识自己、丰富和充实自己，优化个人素质，增强个人能力[4]。在互帮互助的心理问题探讨和解决过程中，角色的互换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他们的共情能力，在日后的人际交往中，有更多的优势。

三、基于朋辈辅导的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压力适应辅导方式

贫困大学生入学，需要进行相应的心理测试，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个人的心理特质，进行不同方式的朋辈辅导，提高辅导的效果。

1.个体辅导，“我是被重视的

个体辅导即一对一辅导，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单一交往，对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对一切都产生排斥心理和封闭自我、自卑的贫困学生采取一对一的朋辈辅导方式。个体辅导要求朋辈辅导员与受助者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较深，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能够谈及内心深处的想法。在辅导过程中，朋辈辅导员要尽量消除受助者的顾虑，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受助者内心的问题及心理入学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把握事情发生的始末缘由，使受助者情感得到宣泄。

2.团体辅导，“我是真实的

团体朋辈辅导是在多个具有朋辈关系的成员的参与情境下，借助讨论、分享的方式使成员获得支持和知识上的增加的心理帮助过程。要求辅导过程能够结合参与者的基本特点设计游戏环节，在游戏与合作中使心理贫困学生逐渐融入到集体，发挥自己在团体中的作用，提高其人际沟通的能力。

3.社团辅导，“我们是一家人

社团心理辅导是指以社团为载体，朋辈辅导员作为社团管理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心理健康辅导活动。通过观看优秀心理学电影、举行心理情景剧比赛、进行心理学论文征集以及编写心理学刊物等方式，让心理贫困学生在有心理辅导特色的系列活动过程中，发现并理解、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方式操作起来要相对困难，需要社团管理者对成员的心理状态有所把握，及时发现并解答心理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及时干预；同时，社团心理辅导面向的受助者群体最好是无严重心理问题、有一定的自助能力的贫困学生群体。

4.自助辅导，“我也是有价值的

自助辅导是指贫困学生自身在入学时就能够有主动寻求心理帮助、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态度的积极辅导方式。其主要源于助人、自助的朋辈辅导原则。心理辅导期望通过其帮助，使来询者增强其独立性，而非增强其依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赖性，以能够在日后遇到类似的生活挫折和困难时，可以独立自主地加以解决。对于已经接受辅导和未接受辅导的心理贫困学生来说，积极的发展和自我悦纳都能促进其本身接受外界环境，融入外界环境，适应大学生活。

以朋辈群体作为辅导主体，对贫困大学生的入学心理适应进行辅导，是对贫困大学生心理疏导的有效方式，具备易接受、时效性、方便性和相互作用的特点，有助于他们适应新的大学生活，完成由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角色转变，同时，在疏导自我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适当地与朋辈辅导员角色转换或参与团体活动，在自助的基础上助人。

[参考文献]

[1]张骞，张大均.加强学校挫折教育，健全学生心理素质[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6（1）：69～72.

[2]UNAIDS.PeereducationandHIV/AID：concepts，uses，changes：Reportofconsultion[C].Geneva：UNAIDS.（UNAIDSbestpracticecollection.）1999：39.

[3]许占鲁.论朋辈教育制度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29）54.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5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fordevelopment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leastdevelopedcountries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