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运输物流方案篇1

非烟物流作为烟草行业的一种新型战略经营模式，已成为烟草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方式。目前国内外有哪几种非烟物流的运作模式？各种模式优劣势如何？又该如何合理开展非烟物流？

在当今国内外卷烟销量增长乏力的形势之下，非烟物流作为烟草行业的一种新型战略经营模式，已成为烟草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方式。然而什么样的非烟物流运作模式更适用于我国的烟草企业？是第三方物流服务还是物流与商业相结合的方式？本文将介绍并分析各种模式的优劣势，给出行业内开展非烟物流的合理化建议。

非烟物流运作模式有哪些

第三方物流服务是非烟物流的重要运作模式，帝国烟草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罗杰斯塔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

罗杰斯塔（Logista）是西班牙最大的卷烟经销商，公司在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和摩纳哥等国家拥有完善的商品分销体系和销售网络。西班牙整个烟草市场需要借助组建专业化的物流公司罗杰斯塔，使所有供应商、制造商通过其来进行配送，保证其市场份额。随着市场开放，罗杰斯塔不断为客户提供更广泛的物流增值服务，除烟草以外，罗杰斯塔公司还涉足出版物、文件包裹、药品、化妆品等行业的物流服务，现已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物流集团。

罗杰斯塔的非烟物流业务是依托烟草配送物流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在出版物物流方面，罗杰斯塔负责仓储各类出版物和图书，并将其送往当地分销商，随后用货车送至遍布全国的不同销售点（如报亭、书店、香烟零售店、百货商店等），并且24小时连续供货，提供48小时内的反馈服务。目前，西班牙国内110家期刊和图书出版商雇佣罗杰斯塔，将其2000余种刊物分销至各自可进入的3万余个零售点，年分销数量超过5亿册。罗杰斯塔在包裹文件递送、温控产品运输等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此外，该公司秉持满负荷运输与共同配送的物流理念，通常将不同类型的货品（如烟草、书籍、化妆品等）搭配运输，提高效率并最大程度降低物流成本。

另一种重要的非烟物流是物流与商业相结合模式，它又分为两种经营模式，其一为一级经销商经营模式，其二为网络和直营连锁店经营模式。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公司在上海烟草集团的领导下，实施集约化经营，整合了上海烟草和糖酒业的优势资源，专注于烟草、酒类、食品、百货的分销与配送。在非烟经营方面，作为供应链服务商，公司共、经销100多个品牌，拥有供应商客户80余家，经营商品主要涉及酒类、食品，商品销往大卖场、超市、便利店等多种现代连锁业态，年销售额近20亿。作为全国著名的酒类经销商，公司是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等名白酒的地区总或一级经销商，在行业内树立了诚信经营的良好口碑。

福建海晟连锁营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成立，所辖连锁店的前身大多是享誉省内的福建烟草标杆店。公司主营业务为卷烟零售，兼营岩茶、铁观音、普洱茶等。公司在省内九地市设立海晟连锁商贸公司，拥有165家连锁门店，665名员工。

在非烟经营方面，福建海晟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线上，公司拥有海晟尚礼网上商城，主营产品包括酒礼、茶礼以及滋补礼在内的一系列礼品，并根据不同人群、不同节日设置配套的礼品方案，更设有企事业专区方便销售。在线下，公司在福建全省设有上百家连锁直营店与加盟店，主营烟、酒、茶叶、食品等，营销网点遍布厦门岛内外，在主要商业街区有40多家自营连锁门店，拥有较宽的销售渠道和较多的忠实顾客。

几种非烟物流运作模式的优劣

对于进行第三方物流服务的非烟物流运作模式，其优势有：首先，在运作初期，可依托卷烟物流进行第三方物流服务。如利用现有的卷烟配送网络，采用共同配送的形式，将卷烟与相关商品一起送到各营销点，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充分利用营销网络资源。其次，作为高档消费品，卷烟的运输装备所要求的安全和技术水平较高，其配送车辆可达到运输一些高档商品（如化妆品）的标准，在这类商品的物流方面，在同行业其他第三方物流企业中占有优势。

其劣势有：首先，在非烟方面单纯只进行第三方物流服务，较多占用仓储与运输资源，需增加车辆的投入。其次，用于配送卷烟的车辆安全与技术水平较高，相对应配送成本也较高，适宜运输高档消费品，而对于出版物、包裹等物流递送业务，相对而言成本较高。最后烟草企业单纯向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对于进行物流与商业相结合的非烟物流运作模式，其优势有：首先，“烟酒茶，不分家”，利用线上和线下直营连锁店进行相关产品组合的销售，达到1+12的效益，提高各单个产品的销量。其次，利用实体店，为消费者提供体验式消费，并对不同类型人群设置不同产品组合，有利于拓展新消费者。最后，提高烟草企业综合竞争实力，如海烟物流通过发展非烟物流，由单纯的卷烟渠道商发展成为快消品区域经销商。

其劣势有：该模式非烟和卷烟物流业务需各自独立运作。非烟领域，快消品的终端利润和社会化物流运作成本，使卷烟的物流运作放到非烟领域是远没有竞争力的。当前中国社会化物流的最大优势是人工成本低，很多物流企业是宁愿加人也不愿上设备，这个中国特色决定了社会化物流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烟草企业在非烟领域应融入社会化物流，使用一些自动化程度较低的物流设备，这就使原有的卷烟物流技术与设备都无法应用到非烟领域。另外，线上商城和线下直营连锁店的建设也一定程度提高了非烟物流的成本，在短期无法形成经济上的收益。

非烟物流运作模式合理化建议

在我国，烟草行业的非烟物流尚处于初始阶段，根据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目前我国的非烟物流业务应以与烟草关联度较紧密的食品（如酒、茶、礼品）物流以及依托烟草配送的物流业务（如出版物分销，零售产品批发）为主。以烟草为主体，从相关联的衍生服务为突破口，是发展非烟物流的重要举措。

首先，在初期，可以运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运作模式，依托现有的卷烟配送网络，通过共同配送的方式，拓展其他相关产品的配送网络。其次，构建独立的非烟产品配送网络，形成成熟的非烟产品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最后，将非烟物流服务进一步拓展到营销方面，做到非烟物流与商业相结合，开展线上网上商城和线下直营连锁店为代表的非烟物流与销售网络。

在非烟产品的选择方面，应遵循差异化原则。“差异化”商品选择是适应市场需求的，挖掘市场空白，寻找商机是发展非烟业务的关键。举例来说，茶类商品，我们可以选择乌龙茶类来弥补市场空缺，大家都在销售绿茶，那我们就提供给客户乌龙茶的选择。茶叶市场以散装茶为主，那我们就销售礼盒装茶叶为主。酒类商品，我们可以根据容量的不同来差异化经营。比如市场上常见的茅台是500ml装的，我们可以经销小容量或者1斤装茅台。此外，根据不同年龄段和不同阶层的人群，设置对应的礼品套餐，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营销。差异化商品销售，能帮我们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以人为本，满足需求”就在差异化商品中得到了一种诠释。

有了差异化的商品，那么如何将我们的“特殊”商品推销给消费者呢？现代营销背景下，要实现销售，就需要符合市场需求，满足客户需求。然而满足需求不仅仅是迎合客户需要，我们更要引导消费，将客户引导至选择购买我们经营的差异化商品上来。除了非烟领域现行的线上网上商城和线下直营连锁店相结合的营销方式，还应拓展营销渠道。如直营门店的体验式营销策略，增加商品的试用装，建立先试用，满意再购买的销售流程。

另外，团购渠道的开发也是非烟产品营销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文推崇的团购并不是指通过团购网站推销我们的非烟产品，而是通过自身的渠道发起团购号召。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下团购订单，订单内容可以包括烟酒茶任意组合。除了卷烟无法进行优惠以外，其余非烟商品可以根据团购数量的多少进行价格调整，以此为顾客让利。此外，可以根据企业客户团购需要建立VIP客户档案，制作团购商品目录册，将现有的非烟商品制成画册，提供给客户，让他们今后在采购商品的时候能够一目了然。同时，及时的产品信息沟通及客户关怀（如逢年过节的短信慰问、新产品的试用、价格调整告知等），将会拉近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茶叶运输物流方案篇2

赵金锁认为，藏族茶文化起源于吐蕃时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初期(吐蕃之知茶)、形成期(吐蕃之需茶)和成熟期(吐蕃之嗜茶)。在知茶阶段，中原地区与吐蕃没有茶叶贸易的发生，饮茶未成风气。需茶阶段中，官方组织了大量的茶叶运销活动，使饮茶的习俗广泛传播，意味着藏区内饮茶习俗的形成。第三阶段，藏族社会对茶的需求已经达到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程度。他认为，藏区与内地经济交流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地饮茶习俗的形成。而这三个阶段都与茶马贸易的形成发展有关［4］131。因茶马贸易形成的商路被称作“茶马古道，或“边茶古路、“茶马官道等等，“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5］23自唐朝后的历朝历代都对茶马贸易极为重视，相应的茶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13世纪，元朝在藏区建立了大量驿站，促进了茶叶贸易在藏区的进一步发展。清朝初期藏汉茶马贸易仍兴旺，但在多种原因作用下，至清雍正13年，延续700多年的官营的茶马贸易停止［6］，但茶马贸易一直以其它形式得以延续，贸易内容有所增加，影响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定点生产制度，列入民族特需用品继续加强管理，边销茶又有政治茶、民族茶、团结茶、友谊茶之称。［5］2420世纪50年代末期，茶在藏区种植成功，1971年，军区先后从四川、云南等地调进茶籽，在察隅、林芝等地种植，在青藏高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产茶区。针对藏区人民饮用茶的质量问题，国家多次强调加大对“低氟砖茶的研制，并拨专项资金予以支持。1998年，朱镕基总理作出:“赶紧组织低氟砖茶的生产的批示。1999年，四川省经贸委拨专项资金给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低氟砖茶研制及生产工艺研究项目。现在，拉萨市的茶馆已经很多，与茶相关的消费链条不断完善。

赖功欧认为，中国茶文化，自始便与人生哲学紧密关联，并从茶格、茶境和茶蕴三大方面进行了论述［7］。赵丽娟也认为，茶文化有利于培养人生价值，体现于重德、尚和、崇俭、贵真等四个方面［8］。在藏区，茶也成为了藏族的核心生活方式之一，并通过茶语言、茶消费、茶贸易与茶的文化观表现于外，成为一种生活的哲学(周晶，2004)。藏族同胞把茶作为日常生活必备之物，《明史》卷八十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所以无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摄入大量茶叶，甚至有的人家终日熬煮，以便随时饮用。这就为茶及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打下了基础。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有王妃珠牡向凯旋英雄们敬茶的情节，并以歌曲的形式唱出茶的起源、酥油茶的制作等内容。足见茶在藏族精神世界中的极高地位。

潮汕地区以茶礼之重而声名于外，藏族同胞同样如此。通过酥油茶的制作与使用展现了一种藏族同胞把“俭与“礼相结合的人生价值理念:重勤俭，强调物为人所用，去浮华而享其真。制作酥油茶的器具是家中重要的器物，打酥油茶用的“董莫(茶筒)多为铜质，甚至有用银制的。饮茶的茶具多为木碗，破损的茶碗一般不会再用，以阿里和达旺地区出产的木碗为佳，均十分珍贵，有的还用贵重的金属镶边。上层喇嘛中流行印有云纹等图案的瓷碗，在少数大活佛和大贵族中则备有银碗、金碗和玉碗。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具除了被视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外，更重要的是向客人表达高度的尊重。虽然传统的一些茶陶壶、配套的火盆以及厨房里酥油桶已经逐渐被搅拌机和各类保温瓶所取代，但茶所代表的礼仪元素依然。因为一直以来，藏族同胞把忽视茶礼往来视作败坏家门的事，藏谚“想要败坏家名，就会淡化茶酒正是指的这一理念。客人喝茶时，不能把茶碗中的茶汤全部喝掉，而应剩余少许，这被视为是对主人手艺的一种赞许，主人会再向碗中注汤，客人喝足时，应把少量茶汤有礼貌地泼于地上，这样主人才会停止注汤。在山南洛扎县嘎布乡还有唱茶歌的习俗，表达到客人的欢迎之情。在送别亲友与朋友时要敬茶，婚丧嫁娶中，也要有必要的茶礼仪。

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它的实用性。藏族同胞多居住于偏远高寒地区，茶中富含的茶多酚等多种成份可以充分补充身体所需微量元素，滋润肠胃，促进对牛羊肉的消化吸收，增强体质，从而弥补高原高寒地区蔬菜缺乏带来的影响。所以茶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藏族谚语说:“汉族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藏区人民把用来做酥油茶的黑茶称为“雪域黑金。茶的社会地位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社会交往纽带的角色，从而连接起大范围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互动。段继业认为，中国边茶(以砖共为主)的消费范围可达千万平方公里以上，而不仅局限于传统认为的“茶马古道［9］。仅以“茶马古道为例，学术界已有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研究，以“川藏道与“滇藏道为主。“茶马互市出现后，促进了“茶马古道的产生与发展［10］。“马帮是茶马贸易中的主要参与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有冒险精神(应对土匪强盗的威胁)还有勤勉精神(战胜艰苦的自然条件)、宽容亲和精神(相互忍让帮助)以及创新意识(勇于尝试)(伍皓、王妍、刘娟，2005)，这些精神对茶道沿边各民族与社会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茶马古道的存在不仅加大了藏区内人民的贸易互动与生活互动，也促进了与沿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推进了更大泛围的社会互动的发生。如段继业指出，砖茶向边疆地区的渗透与贸易产生了以下几个主要结果:改变了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缔造了少数民族的城镇、创造了一种边疆治理之途等［9］。由于藏区恰多为茶马古道的目的地，所以这股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的风潮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构成了其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煮茶、敬茶是藏族同胞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寺院佛事活动中，茶是必备之物，在一些教派中，佛事活动中的敬茶还要颂经，以表虔诚。正月里佛事活动较多，也是寺院集体饮茶次数较多的时期。通常情况下，寺院中每日要集体饮茶三次，一般早上为酥油茶，晚上为清茶。饮茶时，僧侣们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而坐，由司茶者斟茶，若想再喝，须将碗略向前伸静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时须保持安静与坐姿。在拉萨大昭寺内珍藏的上百年的陈年康砖，被视为护寺之宝。僧侣们向求医拜佛的百姓发放的灵药中多有茶的成份。通过茶在寺院中的显赫地位及僧侣们用茶的正规与虔诚性，向包括藏族百姓在内的广大佛教信徒传达了一种茶的礼仪化信息，并逐渐融入到藏族同胞的精神世界之中，从而深刻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

在藏区的许多地方，酥油茶是青年男女恋爱的有效媒介，红色的茶汤象征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川滇藏区流行的“茶会就是对这一习俗高度认可的象征。一些家庭中有了孩子之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在孩子满月前，先用茶锅上的锅烟子抹到婴儿的鼻子上，以防止被恶魔发现，此时熬的茶，茶汁要鲜艳，象征儿女相貌英俊。办丧事时熬的茶，茶色要暗淡，不能过于鲜艳，以示哀悼。在煨桑祭祀中，以茶叶熏烟，称为“槚酥，以获得佛祖的保佑。藏族的丧俗一般要做很长的法事，每天都要以酥油茶款待做法事的僧侣和来客，款待用的茶具必须是专门购置的，其他人不能使用。另外，一些家庭中要放置些砖茶随时备用，除了做茶汤外，还用于临时应急，如压东西，砌屋子;看望病人时，除了要带上水果、点心外，提上一壶浓浓的酥油茶也是很多地方的风俗;许多牧民还用熬过的茶渣喂牛马，因为他们相信茶叶能够催膘催奶，等等。“茶渣如油，给孩子吃的谚语又表明了鼓励孩子饮茶的习俗被藏族同胞广泛接受。

可见，茶已经融入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生活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茶在藏区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与重要的媒介作用。

茶连接起了藏区、云南与四川等广大地区，不仅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周云水，2008)，也加强了藏族与其它多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王丽萍，秦树才，2010)。藏文《甘露之海》(据有关学者考证作者为元明时期的藏族僧人)是在藏区传播和发展茶文化的第一部茶学经书，专门介绍与鉴别内地茶叶。表明了藏族文化界已经较深入地学习与研习内地饮茶及茶文化。这一过程主要以“茶马古道形式表现出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古道带来的文化互动做出梳理，主要有茶马古道编辑部(2003)、李旭(2005)、王缉东(2006)、杨海潮(2006)、赵金锁(2008)、王丽萍(2010)等。“茶马古道不仅连接了中国版图内的许多地方，而且远通至境外许多国家。仅以最古老的茶园:西双版纳产茶区为起点的滇藏古道而言，所产之茶除了销至地区外，还远销至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在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同，可见规模之大。正是这种长途的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沟通了不同民族与地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反之，长久以来，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间存在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则又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历史基础。主要体现为藏传佛教向云南的传入(沿滇藏茶马古道)，在丽江、维西、永宁等纳西族聚居区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地区的社会、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影响［11］。可见，以茶为媒产生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流动与传播，而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茶扮演了和平与文化的使者角色。

自茶传入藏区，其社会经济功能得到不断加强。唐政权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多采取怀柔、和亲、互市、册封、招抚等亲善政策，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使深入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唐蕃的联姻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据史书载，茶马古道可追溯到唐朝玄宗时期藏汉间的“茶马互市，当时唐朝统治者开设了“茶马交换所从事茶马贸易的管理［12］。至宋朝时，向藏区运茶之路逐渐明朗化，且呈不断增加趋势。在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实行茶马贸易，中心为黎州和雅州。开辟了由川西经甘孜、昌都至乌斯藏的长约5000公里的茶道。宋朝改唐朝“榷茶制为“茶引制，管理输藏茶叶。此时，茶叶不但成为宋王朝与藏族地区间的主要贸易商品，同时也扮演着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角色。元代承袭宋制，并增加“茶由(零售茶税)。据《元史•食货志》载:元六年(1270年)，包括输藏茶叶在内的全国茶税收银1500万锭［13］。此时，元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区的治理，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著名的“土官治土民制度，开创了因地制宜，“放权式管理与边区茶贸易的先河。使“茶马古道经济与政治地位更加突显。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样评价茶:“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朝主要设立了四个茶马司，管理输藏茶叶的13个市场，以实现“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同时实行与“朝贡制度相配合的“贡马赐茶制，以此来推动向藏区的茶叶供应。洪武五年(1372年)，输藏茶叶约500多万斤。清朝雍正年间，仅四川输入藏区的茶叶就达1200多万斤［13］。逐渐形成以“商帮、“四大茶号、“两大香号、“两大庄会为主的市场规模，贸易繁荣。但官营茶马贸易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官营资本难以为继。雍正13年，延续700多年的官营茶马贸易停止;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被“边茶贸易制度取代，商营取代官营成为与边区茶贸易的主流，商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一步加大了茶贸易量，同时也带动了其它商品的贸易额。至民国时期，通过川藏、滇藏贸易，输入的茶叶量继续攀升，虽然受到印茶及英印轻工产品在侵销的影响，边茶贸易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并未阻断总体贸易形势。据有关统计，每年从康定输到拉萨一带的茶叶达20多万包;从云南输到的茶叶约2．6万多包。

1911－1950年前后，由于英国向大量倾销印度茶及官僚资本的垄断与剥削，输往藏区的茶叶呈衰减状态。50年代后，国家十分重视对藏区的茶叶供应，扩大了输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仅雅安地区1986年茶的种植面积就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半，制茶加工能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四倍。藏区群众的茶叶消费量也呈逐渐增长的态势，由1955年的人均3．2斤到2008年的近10斤。1956年藏区试种茶树成功，后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几乎遍及南部28个区县。1988年时，的茶园面积已达3000多亩，1993年自制茶叶26万多斤。

通过对藏区茶的社会经济发展简史的概括，可以发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对藏族与汉族产生的经济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现代社会中，茶在藏族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基于茶对农村地区藏族同胞生活的重要性，我们选取农村地区为例展开分析。在下文我们以多方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统计描述与相关分析法开展相关探讨。首先选取自治区内主要实物消费量作为研究对象。其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各项指标均按定距变量处理，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考查各指标与茶叶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表2)。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茶叶的消费量与肉类消费量、家禽消费量成显著关系，证明了茶作为藏族同胞核心生活方式之一的实用性原因:与饮食结构、健康需求紧密相关。在前文我们已做了相关讨论。从表2可见，茶叶与肉类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86，P=0．019＜0．05，系数解释力较强;与家禽的相关系数为0．863(P=0．027)。肉类的消费量均值(按所列年份)远大于家禽的消费量均值(16.2567＞0．0250)，所以，茶消费与肉类消费的显著关系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肉类价格在列表中处于高水平，由此我们可得到以下假设命题:茶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即收入增加，肉类消费才有机会增加，茶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反之，收入降低，肉类消费减少，茶的消费量也随之减少。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农村地区茶平均消费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关系。由于关于茶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善，国家统计系统的指标设计中并没有人均茶消费量的相关指标，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开展讨论。由于茶叶进口在国家统计中以“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指标出现，且茶叶的比重很小，我们将此项指标设为缺省。1990年和1995年的出口量也并未出现在相关统计资料中，设为缺省，我们得到全国人均茶消费量(见表3)。表中，根据需要对“出口量采用了一定的数据简化处理。

茶叶运输物流方案篇3

说起明星代言，福建人并不陌生。尤其是在闽南地区，周润发(斯得雅)、李连杰(柒牌)、林志玲(喜多多)、周杰伦(德尔惠)、郭富城(与狼共舞)、陈道明(利郎)、田亮(港士龙)、吴彦祖(赛琪)等国内一线明星，是司南地区的常客。

回顾过去，品牌代言人策略，曾经成就了众多闽南企业的辉煌；正视现在，品牌代言人策略走进茶企，正在树立新的品牌打造手法；展望未来，品牌代言人策略必将抬高品牌茶企竞争门槛。

茶企纷纷请明星“喝茶”

“刚签完约，我们正在设计宣传册，一个月左右陈文斌穿中山装和运动装对饮的形象将会出现在芸茗茶叶的门店和宣传册上。”春节前，在对外会上，厦门芸茗茶叶负责人范承胜透露。

其实，茶企请明星和公众人物做形象代言，还是去年掀起的热潮。去年3月，安溪铁观音集团对外正式宣布，“皇阿玛”张铁林、新民歌的四小花旦之一的张燕助力安溪铁观音，成为“凤山”铁观音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并拍摄大型音乐电视《凤山茶歌》，由张燕担任主唱。一个企业同时邀请两位明星担任形象代言人，被称为开了中国茶行业的先河。安溪铁观音集团副董事长王大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星代言对安溪铁观音迅速扩张品牌形象，很有好处。

无独有偶，2010年，八马茶业为顺应新营销策略，请来艺人许晴代言。如今在高速公路上，以及八马茶业的门店上，都能看到许晴甜美微笑的照片。

不久前，记者路过鼓屏路华祥苑门店，发现玻璃窗上的印刷品上，赫然换上了李冰冰执杯泡茶的宣传照。后经记者求证，李冰冰并未为华祥苑代言，而是在“金凤凰新品会仪式暨华祥苑2011产品订购会”上，亲临现场试泡金凤凰。

尽管华祥苑相关人员表示，请李冰冰只是新品，并不是请她做形象代言。但厦门新格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苏晓东表示，请李冰冰新品比直接请她做形象代言人“更巧妙”，效果更好。

代言人并非“仙丹”

品牌代言人策略在其它行业早已是屡见不鲜，福建不少品牌借此运作，效果显著。闽南系列运动品牌就是最佳成功案例，从默默无闻，到遍地开花，且占据国内运动服装大额市场，明星代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但对于茶行业来说，明星介入，是新的营销思路，势必将为茶行业品牌运作中注入时尚、流行元素，同时茶行业竞争将进一步升级，而消费受众群体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八马茶业、华祥苑茶业在整个行业品牌运作这块是处于领先位置，许多方面是值得其他茶企学习和借鉴的。

九峰茶业董事长叶清德告诉本刊记者，是否启用品牌代言人策略，任何一家茶企都要深入调查市场、分析利弊。启用之前更应注重自身内功的打造。万事皆俱时，品牌推广则水道渠成。“同时，每个茶企、每个品牌都有其引吸市场眼球的独特之处，也更要善于利用并发挥自身的长处，寻求品牌运作策略上的差异化。”他说。

叶清德并不建议每个茶企都引进明星策略。他认为，如果有强势品牌代言人的话，对于区域商招商、协助开展专卖店加盟商、提升消费者忠诚度都有很好的拉动作用。但是，茶叶的品质、包装、招商政策、产品定位、产品线、让店运营体系、品牌和管理的输出这些基础工作要做到位，再结合形象代言人，及重要媒体投放广告，对企业的发展才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否则，根基不牢固，就开始大做表面粉饰，对企业反而不是好事。

厦门专业茶营销策划机构总策划黄文阳先生持相似观点。黄文阳说，明星代言并非“仙丹妙药”，它只是企业营销的一小步。茶企要获得长足发展，最重要的仍然是内部实力，唯有团队建设稳固了，加上系统的营销策略，到时候明星代言，“可请，可不请”，选择在于企业自身。

二三线茶企何去何从?

目前，签约明星实行代言人策略的茶企，均为一线主流茶企。一线茶企带头牵起明星营销，二三线中小茶企何去何从?

茶叶运输物流方案篇4

关键词：茶叶包装；茶文化；设计

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文化内涵丰富，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渗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茶叶包装设计受到茶叶生产和消费的较大影响。随着现代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各种宣传方式层出不穷，茶叶销售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各种类型的销售卖场逐渐普及，茶叶的销售范围逐渐扩大，茶叶已经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媒介，这对茶叶包装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随着时展变迁，茶叶也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商品，茶叶包装也成为茶叶品质的重要体现。

1茶叶包装设计的内涵

包装设计是一门跨学科的艺术类别，是集人文科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茶叶包装首先体现其外在功能，即对茶叶的保护，通过对茶叶包装的材质、结构等元素的分析，以解决茶叶的挤压和冲撞等问题。其次是对茶叶包装的材料进行研究，解决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对茶叶的损害问题。此外，还要考虑到茶叶包装的重量、大小、回收处理等问题，以保证茶叶能够方便运输和使用；研究茶叶包装的形状、审美形象、工艺特点等，使其符合人体结构；还要研究茶叶包装的经济成本，使茶叶包装能够实现节约成本和环境的良性发展。从以上多方面内容来看，茶叶包装设计所关注的内容十分广泛，每一项都对茶叶包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茶叶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易碎性、氧化性和吸附性，每一个因素都会对茶叶品质造成损害。如果茶叶包装的密封性不合格，茶叶不仅会吸附周围的气味，会发霉变质，有的茶叶在泡水后色泽会变暗，影响口感。因此，茶叶包装的密封效果一定要好。一些高档茶叶包装一般十分讲究，为了能够使茶叶的保存时间更长，通常会采用真空密封或者填充氮气的方法。如果要保证茶叶包装具有防氧化、防潮湿等功能，就应该选择竹木类的包装材料，这类材料不仅有良好的防潮性能，而且不会造成污染。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茶叶包装都是用金属材质所制，使茶叶包装更显高贵之气，视觉效果更佳。茶叶包装通过外在的视觉设计以传达出茶叶包装的内涵体现，使茶叶产品得到宣传、美化的作用，进而促进其销售，以树立茶叶品牌。例如西湖龙井茶、安徽黄山峰等，这些茶叶不仅包装极具特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著名的茶叶品牌。茶叶包装的视觉设计主要是通过视觉元素和规律创造出茶叶包装的鲜明形象特色，表达浓浓的文化品味和时代气息。茶叶的销售对象是消费者，也是茶叶的使用者，不论茶叶还是茶叶包装，都是为消费者服务的，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茶叶和包装的重要作用。因此，只有以产品表达情感，以情感打动人是茶叶包装的内涵体现。茶叶包装不仅是科学与技术的革新，更是人们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现，它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并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减少废气污染，向着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成为人类发展的方向。在未来世界，生产厂家和设计师都应将目光投向环保产品的设计开发，而环保购物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产品的包装到使用，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绿色环保，符合环保购物的理念。如今，许多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将购买绿色商品作为主要购买原则，这也要求生产厂家在产品包装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环保材料，不仅能够减少资源浪费，而且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茶叶作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饮品，也是馈赠佳品之一，茶叶包装也成为展现茶叶品质的重要元素，因此，茶叶包装设计也要充分关注包装美观和消费者的利益。

2茶叶包装设计的审美性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茶叶包装种类繁多，竞争也日趋激烈，这对茶叶包装提出一定的挑战。包装设计的目标是解决商品的审美功能与信息功能的优化结合，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包装设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设计，具有多元化特点。茶叶包装越来越受到茶叶生产厂商的重视，为了能够使自己的茶叶产品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并且能够彰显特点，树立茶叶品牌，品牌主题、颜色和文字等元素都要更加突出，而且便于记忆。如今，许多包装设计师都运用了创新思维，使其茶叶包装的内部结构更合理，茶叶更易于摆放，外包装则更加简约，使内外结构达到最佳的契合。茶叶保存时间较长，因此消费者购买此类茶叶，看重的正是它的可保存性，这对于茶叶的包装结构有较严格的要求。茶叶要便于储存，那么包装就不能过大，而且在开封后，包装也失去了效用，会被丢弃，这样也容易造成材料的浪费，不符合绿色环保要求，因此，在人们的环境意识逐渐增强的现代，一些小巧的包装更符合设计要求，往往比较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简约的内部小包装采用简单的用料，体积也较小，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减少了设计难度，更突出了其造型特点，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我国地域辽阔，茶叶产区也分布较广，在很多地区都有极具地域特色的茶叶品种，这些茶叶在包装设计上也极具特色，不仅外表美观大方，而且彰显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茶叶包装中，图案是最直观的视觉元素，能够充分展现茶叶的地域特点，当前许多茶叶包装中的图案都以当地的建筑和景观作为主要元素，消费者从这些图案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文化氛围，好的图案能够使茶叶包装更具审美价值。尽管茶叶包装中的图案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但是简单的传统图案元素并不能彰显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只有在包装设计中不断地加以创新和改变，使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丰富设计思想和手法，彰显时代特色，才能开创新的视觉效果，给人以别样的审美体验。茶叶包装文字是对茶叶产品知识的介绍，让消费者对产品的性能、功效及文化特色有更多的认识。我国文字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中，书法运用到茶叶包装中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传统书法与茶叶包装的融合并不是书法的简单应用，而要充分掌握书法的韵律，同时不断创新，以符合消费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书法字体要与包装中的图案相协调，使茶叶包装更具整体性，给人以和谐舒适的体验。茶叶包装的图案、颜色和字体都是茶叶包装设计元素，彼此要相互协调，通过集中展示，传达出茶叶的重要信息。例如有的茶叶包装采用了传统的书法和祥云图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如果茶叶包装是以出口为主的，就要充分考虑西方环保要求，设计要简洁，在包装中要体现英文标识和中文标识。

3茶叶包装设计的民族性

我国是茶叶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由于茶叶对生长环境和地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大部分茶叶只在南方的山区种植生长。因此，优质的茶叶成为当今社会中的高档商品，不仅味道醇香，而且价格昂贵。为了增强茶叶包装的艺术性和视觉效果，茶叶包装设计结构也进行了较大突破，有的甚至出现了包装过度的现象。随着茶叶出口量的增加，茶叶运输销售也是茶叶包装设计的重要因素，茶叶生产企业也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对茶叶包装进行总结和改进，以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包装设计有其特殊性和实用性，还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如果仅对茶叶包装的保护和销售角度考虑是无法全面体现其魅力所在的，因此，将文化内涵融入到茶叶包装中才是成功的设计。因此，茶叶包装设计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民族特色元素，既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又与时展要求相符。将传统审美与现代思想相融合是当前茶叶包装设计的重要内容。随着企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个性化成为产品发展的潮流。对于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茶叶产品来说，突出其民族特色的定位是极具表现力的，越是民族性的包装设计越具有艺术魅力，越能赢得市场，因此，茶叶包装设计要从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做起。近年来，我国的茶叶包装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传统包装影响，缺乏文化内涵和创新性。其次，茶叶包装材料和空间设计存在较多浪费，不利于资源环保，对包装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最后，茶叶包装的图案和颜色缺少新意，在当前销售的一些茶叶包装中，色彩较单一，图案缺少美感。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茶叶包装设计产品，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元素，使图案造型十分精巧别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成功的产品设计不仅能够更形象地展示商品，也能够彰显文化的多样化特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只有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清晰的了解，对人们的心理、营销等内容有充分的认知，才能够找到商品的卖点，在市场竞争中立足。优秀的茶叶包装设计，不仅能够使人们从中获得商品信息，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新产品不断出现，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包装设计也面临着更多的机会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多功能、多类别、新形式、新结构的设计呈现在我们面前。设计师们不断追求更加简洁、理性，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设计。在未来的茶叶包装设计中，通过更多优秀文化的融合，更先进的工艺技术，更丰富的营销方式，茶叶包装设计会更符合消费者需要和社会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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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运输物流方案篇5

[关键词]商业;商人;甘肃

[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30-04

鸦片战争前,地处偏远的甘肃封建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商品种类少,商人数量少,经商规模小,商人对官府的依赖性很强,受官府的严格控制,商业是封建农业经济体系的附庸和补充。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资本主义商贸业萌芽,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变,商业和商人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甘肃传统商业种类单调,主要商业种类有茶马贸易和盐铁买卖,其中茶马贸易属于官民贸易性质,经营者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并享受一定的贸易保护。而盐铁则由政府垄断经营。

就茶马贸易来看,清朝甘肃主要有湖南茶,也称副茶或茯茶、附茶、湖茶、官茶等。当时,商人从湖南安化等地茶场收购茶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由水陆站运输到陕西泾阳加工,炮制成大小不等的砖茶,再运到兰州茶司,由甘肃布政使司(藩台衙门)按国家规定,分发给当地各茶号。各茶号再将砖茶批发给经营牲畜、皮毛的商人和屠户,由他们分销运往蒙藏各地,他们将茶运到牧区后,再换取牛羊皮毛,运回到汉区,经过加工后,分销给经营皮毛的商人,然后运到全国。清末民勤“马合盛”商号在陕西泾阳设加工点,实行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经营,通过骆驼运输。该商号拥有骆驼最多时,光单峰白骆驼就有500峰,可见其规模之大。

茶商有一定的行业组织,叫茶柜。茶柜分东、西柜,东柜多由山西、陕西、甘肃的汉族商人经营,西柜主要由回族商人经营。同治以后,甘肃茶商受到打击,东柜所剩无几,西柜也只剩“魁泰通”一家,西柜遂依附于东柜,联合经营。以后,左宗棠招徕湖南人组建了南柜,南柜势力渐强。南柜多为官僚商人,而东柜则为民间商人。辛亥革命以后,南柜失去政治上的依附,逐渐零落;而东柜的山、陕商人则顺应商业贸易进步的潮流,依靠在商业上的成熟和老练,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在茶叶行业独占鳌头,地位日显。以后,陕西商人又独自组建了新的茶商组织――新柜。

茶叶贸易需要官方的控制和保结,凭茶票进行经营活动。清时茶票由总督署发放,民国时由省财政厅发放。左宗棠经营西北时,整顿茶务,以引为票,三年一发,每发一次称为一“案”。光绪五年(1879),发第1案,1票为50引(1引即16封,50引亦即800封,1封即1块,约5斤),1引是80斤,50引合计4000斤。茶商至少要领1票才可经营。领票的商人需在陕西或甘肃有房产,还需有同行三家的连环保结,这样可以保证税收不致缺漏。以后逐年增加茶票,发过几次票。到光绪二十六年(1890)时,已经发到第8案,发了628张票。光绪三十三年(1908)发第11案,发了1800多张票,最多时曾发到2400多张票。

20世纪20年代,近代商贸业日益兴盛,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增多,官方对茶票的发放越来越盲目。到民国十七八年时,1案茶票就已发到2000张左右,盲目地发放使大量茶业积压,难以销售。抗日战争时期,茶票已经发到第21案了,第22案又发了2000张。但当时社会动荡,交通堵塞,茶叶运输困难重重,茶票便成为一张废纸。以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几家茶叶贸易公司,进行茶叶的垄断经营,民间茶商无力竞争,势力逐渐衰落。到20世纪40年代,茶叶贸易在法币贬值等社会动乱因素的冲击下,生意难以为继,茶商生活困难。①

除茶马贸易外,还有盐铁买卖,盐铁买卖由官府垄断,在此不赘述。

羊毛是甘肃出现的受资本主义商贸业影响较大的商品。当时,到甘肃经营羊毛贸易的主要是平津地区的买办和洋商,他们聚集在农牧毗邻区,开展交易活动。随着人数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在交易地区逐渐形成了河州、夏河、循化、石嘴山、丹噶尔(今青海湟源)、肃州(今酒泉)等羊毛交易地。同时,也刺激了地方商贸业的兴起。当时,在各交易点出现从事中间生意的人,青海丹噶尔一带称为“歇家”。“歇家”懂藏语,熟悉藏区情况,他们从牧区收购羊毛,然后再出售给买办和洋商。

洋行收购羊毛时,持有满清政府颁发的护照,护照规定各地必须保障洋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持海关发的三联单,凭三联单在内地收购羊毛、皮货,免征国税,享有免税特权。本国商人则没有什么待遇,要贩运皮毛,每经过一省须纳税一次。一些本国商行也往往拿着洋行免征税收的三联单在内地进行贩卖,偷税漏税。洋商收购羊毛后,先从河州通过羊皮筏子运到包头,皮筏上插有英商和德商的白旗,税局的人看到这一标志后,不再征税,免税通过,到包头后再转运到平津。当时仅河州就有九家洋行。洋商和买办一方面把物美价廉的羊毛收购运输到外地,另一方面又向西北输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的日用品,称为洋货,主要有玻璃、钟表、布匹、火柴、毛巾等。当时兰州城里就有专门经营洋货的京货行。货物从天津用火车运至包头,再由骆驼从包头运到兰州。

进入民国,近代商业发展步入新阶段,商品种类、商业资金、从商人数等以及新的行业都有了新的进展。甘肃大宗出口产品不只限于皮毛,其他如水烟、鸦片、玉石、粮食等的出口都有所增加。其中,水烟、鸦片等均以兰州为加工中心,向外销售。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一开始甘肃近代商业就是入超,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入超达4000万元。

近代商业的兴起刺激了城镇的发展,新行业不断出现,比如行栈业就是一例。清末兰州市的行栈业就已萌芽,当时它只是过载行,也即中间商,经营代客买卖,承揽货物运输,经营水烟等土特产品。经营者多为客商,规模小,多为自营兼代客买卖,没有成为独立的行业。1943年以前,兰州没有专营行栈业,后来,因调整行栈税收,行栈业才兴起。1946～1949年,兰州行栈业进入鼎盛时期,参加行业公会组织的行栈有104家。行栈业多为赊账,故信用十分重要,经营行栈的需具有两家殷实的铺保,经过商会和行政机关的批准才能开业。行栈发生意外,铺保要负连带责任。行栈业不接待过往旅客,专接待各地商号来兰推销、采购的人员。在业务上,以代客买卖、代客转运、代办信托业务、代客报关纳税为主,从中收取佣金、堆栈、食宿等费用。②

近代商业的发展,需要较为规范的币值兑换机购,以保证商业的运营。从清政府到地方军阀,或是以后的国民政府,政府银行主要为应付地方财政的挹注,便利军需费用的调拨垫支以及统治集团的俸禄薪支,真正为周转调剂民间市场资金而开设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当时兰州市面流通的货币有银锭和铜钱两种,银锭和铜钱需要专门地方兑换,也需要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来辨别真伪和成色,这就需要专门从事银钱兑换和鉴别的商号从事金融生意,这样私人金融机构的前身银钱业便出现了。银钱业的出现,表示从事银钱业的商人的出现。

最初的金融商人称为钱商,以开设银楼、钱庄、金店以及同样具有调节资金周转性质的典当业为主,从事加工、鉴别、兑换、贷息、汇兑等金融业务。银楼、钱庄(钱铺)、金店原来都有渊源关系,银楼主要承接银两的来料加工,附带搞一些兑换业务。20世纪30年代,兰州才开设了主要开展兑换业务的钱庄,或用银元兑换铜元,或用铜元兑换银元,无须大本钱,有二三百元就可以周转经营。一般来说,1枚银元可兑换10枚铜板,一进一出从中可赚取三四枚铜板的微利,一天兑入上百枚银元,可获微薄利润。抗日战争时期,兰州外来人口增加,金银在兰州相对集中,钱庄的微薄经营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开始扩大业务,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金店。金店既加工黄金、白银的饰品和金条,同时又承担不同币值的兑换业务。也就在这一时期,才有了专门的银钱业。银钱业的规范化是近代金融从最初简单的来料加工向近代金融以存款、放贷、汇兑等业务过渡的必然过程。经营银钱业的钱商附带做一些金融投机生意,每天将各行业零售所得的银两与铜钱收到自己的店内,再兑换出去,以应市面需要。每兑换一两能得到利钱二三十文,叫作“明利”。当时兰州市面上主要的银钱业分山、陕两帮,有30多家,最多时有60多家,每家从业人员有10～15人,共计六七百人。各家资本最多时,白银总数不过20万两,资本最多的一家也只有6000两银子。③

另外,早在清末,兰州商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街市就出现了商人自发组织的民间金融组织,即东市、西市、南市。东市在今天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天张掖路以西,南市在今天中山路一带。各市以内的各行业,都算同业,按同业情况实行会首制。会首由各商号轮流担任,参加同业不到三年的,不能担任会首。每户无论大小,每年交纳库平银50两,作为会费。会费用于调集余缺,周转资金,互相补给。1936年以后,官方介入管理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国民政府时期,将会首制改组为同业公会,将会首改为主席,主席由选举产生,取消轮流制。1942年以后,又改为理事长制。

甘肃近代金融商人除银钱业外,还有票号,或称票庄,经营此种业务的是清一色的山西人。清同治年间,甘肃就已经有票号了,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因晋商遍布各地,各号常有金融活动,而票号就为各商号提供方便开展汇兑业务。最初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条汇,以后又有了电汇,总计四种业务。票汇、电汇与现今所行相同。信汇是收款人凭汇款人所寄的信取款;条汇凭条取款,付款票另凭汇款票号的信付款,收款人别无条据。④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军阀为扩军筹款,聚敛财富,也开办银行,以各种形式回拢民间资金,但这类金融机构缺乏信用,无金融运作规范,不仅对近代金融业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甘肃近代商人分类复杂,从所属社会阶层看,分官商和民商;从地域看,有外埠商人和本土商人;从民族看,有汉商和回商;以经营方式看,有行商和坐商。清末外埠商人主要有晋、陕、津、川、湘等地的人。其中,商人的地域分类格外突出,几乎成为甘肃近代商人很有特色的构成。外埠商人以晋商、陕商、川商、平津商人为主,其中晋商人数最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陕商次之,多贩卖土产和湖北、陕西土布;川商多在陇南进行木材、百货等的贩运;平津商人在清末到甘肃农牧交错地区进行羊毛贩运。本土人将外埠商人称为客商。客商资金雄厚,制度健全,经营较为规范,一般承接较大的生意。

在客商影响下,本土商人呈现增加趋势,甘肃本土商贸业有一定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东部秦安、中部河州、西部民勤三地。三地各处东、中、西地带,有各自的商业需求,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商贸集中区。秦安商人多为小商贩,其商贸活动围绕宝鸡、兰州到天水一线展开;民勤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以赴新疆、内蒙古搞驮运为主;河州商人主要为回族,从事藏区和汉区的农牧产品贸易活动。进入近代,甘肃回族商人成为本土商人的主体。本土商人资金少,大多数从事小生意,在乡村拥有一定的田产,向职业商人的转变比较缓慢。

回族商人是甘肃近代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本土经商力量,他们秉承了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在传统社会就有许多人从事专门的商业活动。清末回族聚集的河州,有许多人以马、驴、骡等牲畜驮运商品,人们称为“脚户”。河州有回汉脚户数百家,远可达西宁、兰州、汉中、成都、三原等地,近则往返于县乡和村落之间。用骡子等牲畜驮运的,称为“脚骡”,专供人乘坐的脚骡称为“单骑”。甘肃近代回族军阀政治兴起后,回族商人有相当部分成为官商。

回族民间商人的发展也和其他商人一样,随着近代社会的进步势力渐兴,官商则借助军阀的力量进行特权经营。在洮河流域和临潭等地,由回族组成的商帮赴藏区进行商业活动,远至四川的甘孜和青海的玉树等地。他们搭帮而不合股,每帮10～20人,以牛载货,携帐篷、炒面、器具及自卫的枪支,至交易地点后,各投其主,交易用货币或物物交换,每年一次。其携带的货物,均能获对半利润。民国十八年(1929)以前,由于西道堂采用集体组织经商的措施,商业在这一带较为兴盛,回商比较多,商业很发达。此后,随着西道堂力量的衰弱,商业也日渐衰微。在陇西南地区,也有藏商从事商贸活动。他们一年一次携带日用品到藏区换取木材,待夏秋水深时,通过水路从藏区把木材运出。⑤

甘肃近代客商以晋商最多,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声望卓著,他们何时到甘宁青经商,没有确切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期,甘肃就有山、陕商人的足迹。比如陇西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而会宁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⑥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已有晋商在甘肃的各府州县城进行商贸活动。甘肃的晋商分绛太帮、上府帮、南路帮,其中,绛太帮势力最大。绛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原为绛州),太指临汾地区的襄汾县(原为太平县)。在兰州经商的绛太人最多时达1万多人,他们除从事百货生意外,还垄断经营海菜行(酱园)和行栈业。上府帮指榆次、太谷、介休、平遥等县的商人。南路帮指临津、稷山、万泉等县的商人。晋商足迹走遍甘肃的各个县城,从东部的天水到西部的安西,从北部的宁夏到西南的西宁,凡较大的县城或集镇都有他们开设的商号。

晋商诚实守信,同行之间的借贷和交易,很少有订合同契约的,全凭彼此的信誉口头承诺办事。每个店铺里都张贴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晋商的资金较雄厚,大的商户资金上千元,也有上万元的,中等商户资金数百元,小商户为几十元、百来元的。经营形式有自营、合股和领本经营,自营生意东家就是掌柜的,合股生意由股东推荐掌柜的,领本生意由东家聘派掌柜的。近代初期,以自营和领本生意为多,以后合股比较普遍,尤其在进入民国以后,多为合股。合股的股东根据股份的多少在店内担任一定的经营管理业务,合股的商业经营规模较大,比如在安西县的“晋兴协”、“长胜西”等,都为合股经营,他们采用自采、自购、自运、自销的方式,很快便发展起来。民国十年(1921)以后,“长胜西”有800多峰骆驼,可以驮运的就有400多峰,有40多人参与贩运,东至包头,西达新疆,都有驮队的足迹。他们经营范围很广,除贩运、销售货物外,还开设药铺、酒坊,养殖骆驼,开耕土地。这种股份制经营发展得都很快,一般都盛极一时,但很少有子孙能延续下去的,到一定规模后,便面临资金庞大、股东分化、难以经营等问题,最终无法驾驭而衰落。⑦晋商在甘肃近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经营理念、内部管理、吃苦精神等都对甘肃近代商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客商为了联络乡谊,彼此关照,以便在异乡能立足从业,组织会馆,开展各种联谊活动。早在清中期,山西商人就创办了同行业组织――会馆,名称有山陕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等。清末兰州有影响的会馆有山陕会馆(俗称大会馆)、陕西会馆(俗称小会馆)等。清后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增加,各地商人都纷纷建立会馆,在兰州可以说是会馆林立,有建于1821年的浙江会馆,建于1864年的两湖会馆,建于1874年的四川会馆,建于1877年的广东会馆,建于1891年的八旗会馆,建于1905年的云贵会馆等。进入民国,这些会馆有的延续了下来,有的因社会动乱而解散。1918年,兰州的陕西商人建立了陕西新会馆;1922年,四川商人建立了四川新会馆;1917年,原江南会馆改建为皖江会馆;1923年,山东商人建了山东会馆,原八旗会馆改为直鲁豫奉吉会馆。⑧兰州的大会馆,在其他府县城多设有分会馆。

甘肃近代商业资本较少,以1924年调查的河西张掖为例,当时拥有5000元至5万元资本的本地工商业户约42家,民勤、永昌等地来此经商的约有19家,拥有银币1～8万元的晋、陕、豫帮商户有9家,拥有银币8～13万的直、鲁商帮有12家,拥有银币10～20万的京津帮及官僚商人约有10家。⑨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西张掖、武威和宁夏的商业发展得很快。当时,张掖全县有16万人,而城内外居民有8000余人,大小商户500余家;宁夏全城有人口2030户,1.9万余人,大小商户320余家;肃州(今酒泉)城内大小商户有300余家。⑩到30年代后期,凉州(今武威)拥有资金达二三十万元的商人有数家,远远超过同期青海西宁的商业资本。当时西宁全城大小商号有四五百家,商业资本共计才有30余万元。在偏僻的县城近代商业也开始显现,如在夏河县,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商民约2600人。

甘肃近代商业渠道有这样几条:东道从兰州到西安有18个马站,这条商道货物主要以从陕西、河南等地贩运来的土布、纸张和京津货物为大宗;南道从兰州到四川等地的商道,有28个马站,主要经营茶叶;北道从河西或兰州等地经内蒙古草原通往包头,主要运输洋货、茶叶等;西南从青海运羊毛到兰州,再从兰州向外运输;东南的货物一般是进口,北和西南的货物则是出口;西道通向新疆,当时人们把新疆称为口外,到新疆做生意叫出口。新疆商道主要运销口内货物,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商道。这条商路人烟稀少、路途艰难,从兰州出发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此间有48个马站。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

货物多由骡马驮运,也有人背运的。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商道由人背运单程需两天半。河西等地市场上的进出货物均由骆驼驮运,多从北线运输,穿越蒙古草原到绥远等地。

辛亥革命以后,官商人数增加。当时,地方军阀对一些商品实行垄断经营,涉足盐、茶、鸦片、木材、粮食等的运输和买卖,常利用不法手段牟取暴利。1915年,马麒由西宁镇总兵升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蒙番宣慰使后,遂派其外甥马辅臣经办茶卡盐池的产、运、销等事务。所有茶卡盐池的开采、运销、收税等业务,都由马辅臣一手包办。此后,马辅臣在西宁、湟源等地设立了盐店,独掌茶卡盐池的大权,成了西北最大的盐商。官商利用手中权力,垄断经营,牟取暴利,迅速发迹。马步芳掌握权力后,和马辅臣争夺利益,最终将盐的经营权收归财政厅,表面上看归地方政府经营,实际仍为官僚经营,只是马步芳将盐的经营从马辅臣名下变为自己名下而已。官商还涉足鸦片贸易,鸦片高额的利润,对地方军阀很有吸引力,鸦片贸易成为军阀敛财的重要渠道。

总之,甘肃近代商业规模小,发展缓慢,从商人数也比较少,经营有限,但与封建社会的商业和商人对比,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自主经营,较少受权力干预。另外,经营种类也有很大不同,商品种类增加。近代商业对近代城镇的兴起和社会的发展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近代城镇的发展和社会职业分工的多元化,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

[注释]

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到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

②陈茂春:《兰州市的行栈业》,《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

③马钟秀:《清末民初兰州的银钱业》,《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

④郑立斋:《我在兰州天福公钱庄的经历》,《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

⑤王树民:《陇游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⑥甘肃省图书馆藏:《多榆堂文集》第1卷。

⑦王曙、张希才:《清末至民国期间安西的四大商号》,《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⑧陈永华:《兰州清代会馆》,《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⑨马晓余:《二十年代张掖驼商贩运鸦片侧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⑩林竞:《西北丛编》,《西北民俗文献》第6卷,中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