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篇1

一、儒家文化的元典精神

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儒家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

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

由“人”——“止”——“化”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的。因此，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

就本体论的思路说，中国哲人的思考传统不是从绝对客体着眼，纯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够发达，中国传统哲人注重的是价值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上，中国人重视的是人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以人生为本。而在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人的思路又是以人心为本。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奠基者那儿，就认定了人生和文化的价值不在天，不在地，也不在神，而是在人自身的心。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而到孟子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如此，道家也不例外，庄子把老子形而上之道落在人的心上，认为虚、明、静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中

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认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到了宋明理学，更把心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程明道已称“只心便是天”，对心作了形而上的规定。张载有句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强调的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是以人为本。人不仅与天地同体，而且是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高唱；“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斌公全书》卷6《答季明德》)他不但把人当作了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尺度，而且又把人心当作了赋天地万物以价值意义的本体。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庸》认为：“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是理想本性，教是对理想本体的追求、体认过程，教化实践过程本身就是道。因此，本体就是人生的创造过程，人生的本体流行就是人生在现实创造中对本体意向的自觉与贯通。在中国传统哲人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人生，而人生的本体则是指人生的应当，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也就是对天道的自觉体认，“一旦豁然贯

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样的本体实现状态仍是教的结果，是在现实人生修养中实现的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这种修养的思路是由内至外，由个体心灵至天下，这点在《大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次序表明了这个世界最终和谐与否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个体的心灵都能符合“各得其分”的分寸，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能“性道合

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那么，天下的大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就儒家的本体论而言，是以人生和人心为本；而从儒家的方法论而言，又是以“养心”或“化心”为本。

心如何养?又如何化?儒家哲人们拈出了一个“乐”字，“乐”不仅仅是养心的一种工夫，而且本身就是心的本体。整个儒家人文精神美育品格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所谓“诚”、“自慊”都是强调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毫无勉强、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如何达到这种本体状态，按北宋理学开山师祖周敦颐的说法是“寻乐顺化”。①返诚至宋，顺乐达化，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与隔阂，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论语集

注》卷4)。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中国信心;民族凝聚力;文化软实力

【作者】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学源,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田旭明,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中图分类号】C9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4-0001-005

“ChineseConfidence”:TherealityinterpretationofthePresentday

ChineseNation’sCohesiveForce

ShenQixin,DengXueyuan,TianXuming

Abstract:“Chineseconfidence”isnotjustanewsvocabularyorapoliticalslogan,butrathertheessenceofthenationalspiritandthespiritofthetimesthatleadth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Inconnotation,“Chineseconfidence”isadialecticalunityofthenationalandthetimes,andisalsotheimportantcontentoftheTheoreticalsystem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essence,“Chineseconfidence”isahighdegreeofintegrationofthesenseofaccomplishmentandsenseofmission,andisthepresentationofthebuildingofsocialistspiritualcivilization;Infunctionalpositioning,“Chineseconfidence”isthehighlightsofreinforcingthepresentdayChinesenation’scohesiveforce,andplayingagreatroleinraisingthenation’ssoftpower

Keywords:“Chineseconfidence”;Nation’scohesiveforce;Softpower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向世界成功展示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与世界携手共克金融危机的“中国信心”。“中国信心”立刻成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热议的话题,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信心”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和深刻本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具体表征,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深入研究“中国信心”的内涵、本质和功能定位,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信心”的内涵: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中国信心”不仅仅是一个新闻词汇或政治口号,而是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信心”体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它既包含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内涵,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又体现了改革创新的时代意志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在200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信心”,他强调:“我们的人民拥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意志,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历史悠久的中国在逆境中焕发更加强劲的生命力。”①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信心”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其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代中国人以天地为最大,由此而引申出人生哲理:人生应像天那样高大刚毅而自强不息,应像地那样广阔包容而厚德载物。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对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向全世界表达的“中国信心”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升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以团结、集体、责任、坚韧为核心,从传统文化中的“上下同心者胜”到当代文化的“全国同心者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愤图强、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力量,体现着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勇气。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和伟大勇气激励和鞭策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不断前进,我们才能同心战胜“非典”,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才能成功举办奥运并作出应对金融危机的高效决策;我们党和政府也才能把这些精神和勇气转化为国家民族的强大“信心”。

(二)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也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弘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世界表明的“中国信心”,并不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激情口号,而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政治诉求的意识自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从的“寒冬过后必将迎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春天”,到的“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这些信心之词都凸显了以“振兴中华”为主体内涵的爱国主义政治诉求。“中国信心”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为政治诉求,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全国最广大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决心,蕴含了中华民族对社会的强盛、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富裕的期盼,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能够克服困难,赶上时代,追求强盛的精神特质和时代风貌,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振兴中华为价值追求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我们党和政府能够感召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树立和坚定“中国信心”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所在。

(三)改革创新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改革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主题,改革创新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创新精神统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面貌,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中国信心”的树立和彰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结果,是改革创新精神的产物,它既来源于中国民族理论研究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又显示了改革创新精神的巨大能量。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将“改革创新”作为长期坚持的治国之道,将“改革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改革创新”贯穿着“中国信心”形成的整个过程。从党中央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行动,再到“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领先世界的‘神七’载人航天飞行”,无不吹响了改革创新的时代号角,改革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在当代最重要的精神品格。

(四)以人为本精神。以人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的核心和本质,它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内政外交中体现“中国信心”。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取得抗震救灾胜利和成功举办奥运盛会,到中央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再到总理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的“信心之旅”,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国内老百姓和企业的信心。“中国信心”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认可,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中国信心”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是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它内隐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本意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树立“中国信心”的最终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中国信心”的最终价值取向就是在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好较快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克服金融危机等不可预知因素的挑战,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推动社会的全面文明进步,进而提升“世界信心”构建和谐世界。

二、“中国信心”的本质:成就感与使命感的统一

“中国信心”既来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和升华的结果,其实质就是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未来展望基础上的成就感与使命感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可以说,“中国信心”所体现出来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就是人民群众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提升的时代展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创新精神统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面貌,我国实现了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较为充盈,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更加成熟,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从对非典、雪灾、特大地震等突发性自然灾害的沉着和冷静处理,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来看,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日臻完善,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成就感、自豪感、归属感和使命感空前释放。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了“中国信心”形成的基础:“‘信心’来源于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来源于中国有一个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源于中国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回旋余地;最重要的是来源于政府坚决果断的决策,决策的力度和决策的速度。”②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在改革创新精神的引导下,人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诚如胡鞍钢所说,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洗礼,已经在实践中提高了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可能率先复苏的力量源泉。这也成为“中国信心”得以树立的重要社会基础。

显然,从“中国信心”的来源和基础看,“中国信心”是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成绩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浓缩和升华。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时还建立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的事实之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全球经济从中国的发展中不断获得新的推动力。据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统计,2008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2%,今年将进一步增至50%。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悲观气氛下,相对于欧美各国的普遍士气低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则显示出高昂的斗志和信心,而相对于美、英、日、德、法等国超出预期的经济衰退幅度,中国经济却依然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希望所在和信心来源,这就更加凸显了“中国信心”所蕴含的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

“中国信心”并不仅仅是一种由过去改革发展成果所带来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它还表现为一种科学、务实的使命感。这种科学务实的使命感首先体现在我们党和政府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经济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处在前列;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30年持续发展为我国打下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内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不协调;剧烈的社会变革与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形成摩擦;利益分配中的客观现实与主观错位引发各种疑虑;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与不良风气招致群众不满。就外部而论,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但中国以廉价资源提供者身份参与国际分工,不可避免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对话中形成了并非完全平等、合理、安全的经济关系,金融风暴等外部因素也影响到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向全世界表达“中国信心”,向世界宣示了我们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使命和决心。世界各国透过“中国信心”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于自己在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提出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并置于监督之下。中国也向世界承诺,在克服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更加坚持又好又快方针,努力实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也会更加努力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中国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给世界添麻烦”的同时,还提出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些使命汇集到一点,就是要通过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的精神和实践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这些承诺和实践,世界各国人民不仅看到了中国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且也看到了中国战胜困难的“能力”。来自各方面的最新监测数据表明,我国在去年四季度以来出台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效应已初步显现。这更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信心”的理解与认同,使国际社会更加信任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三、“中国信心”的定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展现

“中国信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展示,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一个亮点,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精神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③这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一般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的感召力;二是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政治经济制度及发展模式的同化力;四是外交影响力和塑造力。从“中国信心”的内涵来看,首先,“中国信心”是在内聚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等精神特质,并结合时代性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适合时展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内表现为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对外则表现为竞争力、融合力和协调力。其次,就政治价值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信心”就是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物。再次,就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来说,“中国信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自我发展与完善的结果,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发展模式上,“中国信心”是长期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以至于“中国模式”或者说“北京共识”越来越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对世界产生强大的同化力的结果。最后,从外交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方位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空前提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向全世界传递了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我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和认可,而温家宝总理的欧洲之旅更是被冠名以“信心之旅”,这也成为“中国信心”形成的直接因素。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信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展示,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信心”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中国信心”的树立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发展找准了新的着力点,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包含三个层次: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首先,“中国信心”体现了自强不息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是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脊梁和精神品格。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境界,一种精神境界,更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它体现了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族践踏侵略时,共同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会使人们凝聚在一起去反抗,即使他们身处逆境,也满怀信心,对民族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民族的统一与振兴。同样,当中华民族面临金融危机等影响国内发展与稳定的外部挑战时,我们一样有“信心”去战胜这些外部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与稳定。这样,通过共同的文化、精神信仰,通过以振兴中华为目标指向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信心”的树立有利于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其次,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向心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执政党是否以维护和发展民族成员的利益为核心价值和历史使命。“中国信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精神,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信心”的人本价值取向,由于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成为民族团结凝聚的重要精神纽带,从而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产生极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再次,“中国信心”蕴含着厚德载物与“和合”精神。“天地人和谐合一”是中华民族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它主张“和”、重视“和”并以“和”的眼光去看待整个世界,它提倡“仁者爱人”,认为“仁”的最高境界是“爱人”,“爱人”不仅是指爱亲人,爱家庭,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申为爱国家、爱人民。这就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

既然“中国信心”的科学定位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那么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信心”,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效能?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精神的归宿,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的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中国信心”、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路径和载体。在具体的建设路径上,一是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精神力量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二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中国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而巩固“中国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才能为“中国信心”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奠定物质基础,才能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是指高校针对大学生思想、心理和行为上的特点，通过创新国防教育现有平台，充分利用国防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大学生中开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养新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具有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称。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是青少年民族精神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拓宽民族精神培养的渠道，并有效增强民族精神培养的实效性。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等四个特征。这是民族精神的基本特性和内在品格决定的，也是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得以存在、丰富和发展的基础。

其一，本质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华民族精神在数千年的繁衍、传承和发展中已经深深打上中华烙印，而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具有鲜活的民族生活内容，其实质就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品质的教育和培养。这种培养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我们本民族独特的民族表现形式、民族气派和民族审美风格。它反映了青年大学生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体现了本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和性格品质。

其二，过程的传承性。民族精神是历史概念，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传统，伴随着民族自身的延续发展而逐渐形成和丰富发展。因此，任何民族精神都不能凭空产生，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也不例外。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必须遵循民族精神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传承原有的国防教育经验和民族精神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进行塑造和发展。这种塑造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的过程，使得民族精神在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从而构成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

其三，内容的时代性。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也是与时俱进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变化、随着民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始终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事业进步的作用。其四，体系的开放性。纵观世界民族发展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智慧、理性思维及进取精神，是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的。一种优秀的民族精神也必须在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且取得实效，就也必须首先是一个开放的思维体系，在实践中善于学习和综合其他培养模式的优长，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

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的现实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研究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型学科。”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的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必须具备并能有效发挥其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培育人才方面的基本和重要功能，这一点十分重要。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可见，支撑功能是民族精神的首要功能，也应该是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的首要功能。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利用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传媒手段上的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以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国防教育中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首先要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尤其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撑，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坚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长，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才能有效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才能支撑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