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全文解释范文

关键词：释意理论;“两会”记者会;口译策略;脱离原语语言外壳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蔓延，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得越发重要。如今，中国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我国每年举行的“两会”记者会就成为了中国对外传递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国内形势与发展现状的有效途径，而口译则为实现中外交流沟通搭建起一座语言传输桥梁。释意理论作为国际上第一个系统的口译理论，在口译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指导性作用，强调译者所译的应为意思，即交际意义，而非语言符号本身。又提出口译的三个过程，即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与重新表达。本文旨在运用释意理论，以“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一概念为切入点，对2015年外交部长答记者问的口译实例进行分析与评述，探讨“两会”记者会中口译策略的应用。

二、释意理论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的翻译学家达尼卡・塞莱丝科维奇教授首次创建了释意理论，又称“释意学派翻译理论”，其主要观点是翻译即释意，故名“释意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系统的口译理论，在漫长的口译发展历史中始终发挥着指导性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通常，翻译被分为三个层次，即词义层次、句义层次和话语篇章层次。释意派将字译和句译称为语言翻译，将话语篇章翻译称为释意翻译[1]。译者的翻译对象并非词句等语言符号本身，而是话语中所要传达的意思，即交际意义。释意理论认为口译过程中存在三个过程，包括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与重新表达，其中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一过程是口译过程的关键所在，决定着口译完成质量的高低。它指的是译者在口译过程中记住的并不是词句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词句中所传达出的意思，即摆脱原有的语言形式，进而使译文能够准确达意、通顺地道。

三、“两会”记者会口译特点

“两会”记者会作为中国政府与外媒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其他场合的口译活动相比，“两会”记者会上的口译内容与形式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内容具有权威性和官方性。“两会”记者会的发言人多为中央政府官员，如总理或外交部部长等，他们的发言代表着国家立场，因此，发言内容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且多使用较官方的语言。第二，内容涉猎面广。媒体的提问会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内容涉及的范围广泛。第三，听众人群具有多样性。“两会”记者会的听众除了在场的媒体记者外，还包括各个国家收看电视直播或转播的普通听众，受众人群呈现出多样性。因此，记者招待会口译的语言特点为准确、正式、简洁，且不能带有译员的主观色彩。译文多为松散简洁，易于理解的小句，而非繁杂难懂的长句，以避免语法错误和遗漏信息，从而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2]。

四、释意理论指导下的“两会”口译策略

本文将以2015年外交部长答记者问的口译稿为例，以释意理论中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概念为指导，分析“两会”口译策略的选择与应用。

（一）语义解释

例1：：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热点问题解决，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中国作用。我们大力拓展对外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

Wemadeenergeticeffortstoexpandexternalcooperation，andourinitiativetoestablishaSilkRoadEconomicBeltanda21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wonsupportfromalotofcountries.

此句中的“一带一路”是汉语中的缩略词，翻译成英语时，尤其是当该词第一次出现时，应脱离原语外壳，将语义补全，译成“aSilkRoadEconomicBeltanda21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以免不熟悉该领域词汇的听众产生困惑。当然，由于该词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惯用词汇，在同传时或在其反复多次出现时可简单译成“‘BeltandRoad’initiative”。

（二）文化转向

例3：：“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既古老的多，又年轻的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isbothmucholderandmuchyoungerthantheMarshallPlan.Comparingonetotheotherwouldbelikecomparingapplesandoranges.

“不可同日而语”为中国古代文言文衍生出的成语，如果逐字翻译势必会造成目标语听众的困惑不解。但英语中恰好有现成的谚语与之意思相近，这样直接将中国的成语译成目标语的谚语，既可以将原语意思充分传达，又能够令目标语听众感到亲切，可谓一举两得。

（三）逻辑加工

例4：：中方将与缅方继续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好中缅边境的安宁，共同保障好中缅两国人民的安全。

ChinawillcontinuetohavecommunicationandcooperationwiththeMyanmarsidetojointlyensuretranquilityintheborderareaandthesafetyofpeoplefrombothcountries.

中国语言重意合，常常将表逻辑的连接词省略，句式常以流水句形式排列。而英语则重形合，词句之间逻辑关系相当明确，这就要求译者在汉译英时将汉语中省略的逻辑连接词补全。此句中，第二句与第三句应为第一句内容的目的，因此，需在第一句后用不定式“todo”做目的状语，将全句的逻辑关系表达清楚。

（四）情感表达

例5：：就在两天前，利比里亚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从中国援建的医疗中心康复出院，这条消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

Justtwodaysago，thelastEbolapatientinLiberiawasreleasedfromaChinese-runmedicaltreatmentcenter.Whatwonderfulnewsandwhatarelief！

此句中，译者将汉语中最后一句的陈述句用英语中的感叹句式表达，突出了部长此时想要表达的情感，即对埃博拉患者康复出院一事表示由衷的欣慰。如按部就班地将其译成陈述句，其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五、结语

当前，随着政府各项政策信息的不断透明化、公开化，政府与媒体的沟通变得日益重要。“两会”记者会作为中国政府与海内外媒体实现直接面对面沟通的一座桥梁，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就对现场的口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挑战。释意理论作为口译界公认的口译指导性理论，强调交际意义的传递，主张译文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实现整体意义的表达，帮助口译员更加有效地选择适当的口译策略，提高口译质量，更好地完成口译任务。（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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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五经之一还是四书之一(当然也是十三经之一)，《论语》这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最早结集，毫无疑问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经典。古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如果不单纯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是指:《论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充分涉及“治天下”所必须面对的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也正因此，中国历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几乎无不为《论语》所吸引。但是，从二十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到六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再到八十年代的“河殇”，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几乎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也一度成为对自己的传统和经典最为陌生的民族。

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终于又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经典的重要性了。有趣的是，曾经让中国人如此熟悉的自家经典，当经历百年的解构之后重新进入广大百姓的意识世界时，却俨然成为一个完全的新生事物，以至于以现代的口语稍加解释，经由媒体宣传推广，不但普通大众，就连大学生这类一般知识阶层的群体，也同样感到“受用”无穷。一方面，这说明经典毕竟是经典;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中国人看来的确是“抛却自家无尽藏”(王阳明诗)太久，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论语》几千年来曾经为历代知识人反复研读、解说，不仅广大儒家知识人耳熟能详甚至可以信“口”拈来，其中的道理也长期为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

据东汉赵岐(一八——二一)《孟子题辞》，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文帝即设《论语》博士。其后，两汉之间，仿效《论语》体例而作的著作有扬雄(前五三——十八)的《法言》，批评包括《论语》在内儒家经典的有王充(约二七——九七)的《论衡》。在此两端之外，出现更多的则是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譬如，公元前五三年张禹(?——前五)校订《论语》。公元前后包咸(前六——六五)即开始对《论语》加以注解，有《论语包氏章句》，提出自己对《论语》这部经典的“一家之言”。其后大儒马融(七九——一六六)有《论语马氏训说》，郑玄(一二七——二)有《论语郑氏注》。三国时期陈群有《论语陈氏义说》，王肃(?——二二六)作《论语王氏义说》，均各出己意。而何宴(一九——二四九)与孙邕、曹羲、荀四人合作，搜罗以往各家《论语》注，有《论语集解》，成为最早的一部汇集诸说的经典诠释之作，以往散佚的诸家《论语》注解，多赖此得以保存。

东汉末年，国家已乱。三国两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然而，即便在此期间，对《论语》的解释仍未止息。何宴、王肃之后，天才少年王弼(二二六——二四九)又有《论语释疑》之作。一般人唯知王弼注《老子》、《周易》，殊不知其人尚有注解《论语》的大作。王弼之后，还有缪播的《论语旨序》、李充(三二三年前后)的《论语李氏集注》、孙绰(三一四——三七一)的《论语孙氏集解》、范宁(三三九——四一)的《论语范氏注》、顾欢(四二——四八三)的《论语顾氏注》。而南朝梁人皇侃(四八八——五四五)的《论语集解义疏》，则仿效何宴的《集解》，汇集以往和时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十几家的《论语》注解，成为《论语》研究史上第一部极尽详备的注疏。以往一些佚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即在该书中得以保存。如王弼的《论语释疑》虽已亡佚，但其中五十多条却在《论语集解义疏》中保留了下来。

隋唐时期，虽佛教兴盛，《论语》的注解工作并未中断。陆德明(五五——六三)的《经典释文》和孔颖达(五七四——六四八)的《五经正义》自然包涵《论语》，而此前有刘炫(约五四六——六一三)的《论语注疏解经》，其后有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李翱(七七二——八四一)师徒二人各自的《论语笔解》。即便在五代宋初时期，仍有邢(九三二——一一)的《论语注疏解经》。

北宋以降，儒学进入复兴时期，关于《论语》的注解和诠释之作大量出现。南宋朱熹(一一三——一二)先作《论语精义》，后作《论语集注》，使《论语》成为其后元明清三朝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四书”之首。朱熹之前，《论语》的注解与诠释已经有程颐(一三三——一一七)的《程氏论语解》、苏轼(一三七——一一一)的《苏轼论语解》、苏辙(一三九——一一一二)的《论语拾遗》、吕大临(一四四——一九一)的《吕氏论语解》、范祖禹(一四一——一九八)的《范氏论语解》、谢显道的《谢显道论语解》、陈祥道(一六七年前后)的《论语全解》、游酢(一五三——一一二三)的《论语杂解》、杨时(一五三——一一三五)的《杨氏论语解》、胡寅(一九八——一一五六)的《论语详说》、张(一一三三——一一八)的《癸巳论语解》。朱熹之后，由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儒家传统新的核心经典，尤其是元代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论语》更是成为每一个稍有成就的儒家学者注解和诠释的首选。尤其在宋学的传统中，诠释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而建立“一家之言”者，几乎俯拾皆是。稍检《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对于朱熹之后《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诠释之富，即可令人叹为观止。在晚明时期，对于《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甚至超出了儒家知识人的范围，一些高僧大德也有关于《论语》的研究。譬如，晚明高僧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便有《论语点睛》的诠释之作。

不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着悠久的诠释《论语》的传统，在日本和韩国，对《论语》的研读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譬如，日本自室町时代后期，即有“四书”的注解本，至江户时期则广泛为人们所阅读。尤其林罗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首次以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论语集注》取代以往日本流行的古注，更是引发了日本《论语》诠释史上的重大变化。而林罗山本人还有《论语谚解》一书。到了十七世纪，伊藤仁斋(一六二七——一七五)更有《论语古义》之作。该书为伊藤仁斋毕生心血所在，其意义恰如《四书集注》之于朱熹。紧随伊藤仁斋之后，十八世纪日本又有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的《论语徵》，该书实针对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而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由古至今，甚至“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丰富。如今要想直面《论语》本身而“发人所未发”，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除非坐井观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韩国，以往对《论语》的诠释，绝不只是文字训诂的注解而已。即以中国的《论语》诠释传统而论，汉学固多注重文字训诂，宋学则显然以微言大义为重，从上面提到的诸多“某某氏论语解”，即可略窥一斑。历史上那些对于《论语》微言大义的种种发挥，说是历朝历代儒家知识人自己阅读《论语》的“心得”，可谓当之无愧。因此，只有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或者说，只有在对以往主要的《论语》诠释有了相当的了解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自出手眼”，有所谓“独得之妙解”。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象，但回顾二十世纪，不能不说其基本的命运和走势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尤其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成绩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一九六五年杨联升先生荣登哈佛燕京讲座，余英时先生赋诗为贺，杨先生答诗云:“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其中“谁期海外发新枝”一句，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境遇的绝好说明。从目前的成果来看，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来切近《论语》，仍然是海外着了先鞭。譬如，一九九四年，日本学者松川健二组织十七位学有专长的学者，对《论语》在东亚诠释与传播的历史进行研究，出版了《论语の思想史》(松川健二主编，东京汲古书院版一九九四)。该书不仅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由汉魏以迄明清二十余位儒家知识人注解和诠释《论语》的著作，还介绍了日本和韩国历史上四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研究《论语》的成就。再有，澳大利亚学者梅约翰(JohnMakeham)教授二三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释研究》(TransmittersandCreators:ChineseCommentatorsandCommentariesontheAnalects)，以诠释类型学的方式分别考察了何宴的《论语集解》、黄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四部可以说中国《论语》诠释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将诠释学的理论与扎实的《论语》诠释史文献紧密结合，一举夺得美国亚洲学会二五年度的列文森研究著作奖。可惜的是，相较之下，即便就《论语》在中国的诠释史而言，现代中国学人也还没有类似的成果。

论语全文解释范文篇3

关键词：训诂学；性质；释经学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82-01

训诂学是我国的一门传统学科。在漫长的发展中，它积累了丰富的训诂经验，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训诂规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成果颇丰。但对训诂学的性质问题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训诂学的有关著述，对其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些概述。

一、关于训诂学性质的几种观点

对于训诂学性质的讨论，语言学界专著或专论并不多。主要的观点在专家学者的训诂学专著或论文中会有一些体现。根据张月明《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的归纳，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如周大璞《训诂学要略》、吴孟复《训诂通论》等著作中有关章节。

（二）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或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或词义学。如陆宗达《训诂简论》、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等著作中有关章节。

（三）训诂学即阐释学。如申小龙《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评：中的训诂学思想》。

（四）训诂学是研究正确解释语言的学科。如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洪诚《训诂学》等。

（五）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这是张月明在以上几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自己的观点。

二、训诂学的性质是释经学

（一）从它产生的来源看，起源于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说明。由于语言的发展使人们在阅读古书时产生障碍从而促使人们对古书进行解释，这便是训诂的开始。中国训诂实践产生得很早，至少在战国之前就已经产生。但训诂学的产生和其他学科的产生一样，必须具备基本理论框架、专门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术语体系等条件。在传统的“小学”中，最早的训诂学著作是《尔雅》。后来研究表明，《尔雅》具备以上条件。所以《尔雅》标志着中国训诂学的产生。但是罗常培关于《尔雅》是汉代经师解释六经训诂的汇集之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同意。严格意义上的训诂学著作都是为了诠释经典而作。

（二）从它产生的目的看，是为了解经。张月明《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认为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时是这样说的：

“清代著名训诂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可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说释读汉文古籍当从词句入手，然后才能了解圣贤的思想。虽然戴氏所言仅提及解经，但这正是训诂之事。我们何尝不能推衍开去：释读汉文古籍均由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意旨。《尚书》艰涩难懂是因为语言古奥，而《易经》玄幽难明却恐怕主要在于易理包罗万象。因而《易经》训诂就不能只是释词解句，注《山海经》必得古代地理知识撑持，释《黄帝内经》须有医学知识佐助。否则有注几于无注。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一个训诂大师同时必定是一个汉语学家，而一个汉语学家则未必就是训诂大师。”

（三）训诂的对象涉及面很广，但都以经学著作为核心内容。从训诂的产生到发展，训诂的对象有一个从窄到宽、从单一到广泛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其内容，训诂的对象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

（四）训诂学家一般都在经学方面很有研究，一般也是经学家。正如张文所说：“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许慎‘五经无双’，郑玄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但我们的结论是古代的训诂大师必定都是经学大师。

综上，“训诂学是经学的奴婢”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所谓“奴婢”，意义很明确，就是为经学服务之意。如果以上各点可信，是不是可以说，训诂学存在的唯一目的说是为经学服务，就是为了诠释经学。

三、结语

训诂学是全面研究前人对古代典籍的解释实践及相关论述，总结其解释方法，确立其解释原则、探讨其解释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训诂，即关于古代语言的解释。因此，有关同源词的研究，词族的研究，语义系统的意义关系的研究等，都应该从训诂学的领域划分给相应的其他语言学科。训诂学的任务应当是求出古代典籍语言解释的一般原则、方式、方法和规律，目的是帮助人们读懂古代典籍，而不是探索词义的系统和根源。它只有保持用语言解释古籍这一特色才会不断发展，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