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政策范文篇1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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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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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形势;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资源和人口优势，把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创造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重要要素都达到了发展的瓶颈，过去凭借低劳动力成本、政府干预和破坏环境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同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趋于疲软，使传统的依靠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的需求管理模式难以为继。为适应这种变动，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经济学角度分析

传统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情况下，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对经济进行的干预行为，未来会带来通货膨胀之外，对经济产出毫无益处。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主张从长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的调整具有黏性特点，即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忽略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无一不是由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提升，进而使总供给能力一次又一次的加强，最终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1]。

此外，按照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将消费、投资和出口视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认为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之初，都是先产生需求，随后才有生产活动来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出，也就是供给。在这一逻辑的框架内，本应该继续探讨研究的供给侧分析认识，则被简化为市场决定供给结构，无需再作分析处理。同时，虽然三大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于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需要，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在需求侧带动经济增长，就其性质而言，三驾马车解决的是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带动长期的经济增长。虽然解决了产能过剩，能为资本的积累创造空间，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是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只考虑消费需求，将忽视真实的产品市场种类众多，技术更新迅速的现实。目前越来越多新的消费动力，来源于供给侧对消费提供了新的选择，而这一改变并非是由于消费需求本身发生了变化。

其次，只考虑投资需求，将忽视真实的投资供给无法满足投资需求的现实。资本市场中结构性长期失衡、资源配置混乱的局面始终无法彻底改善。因此，希望通过刺激投资需求来增加经济总量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再次，只考虑出口需求，将放大出口对本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贸易联合体的出现，都在通过供给侧悄然改变全球贸易格局，进而影响出口对本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之，“三驾马车”中所强调的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只有连接供给侧，回应为消费供给、投资供给以及出口供给，才能真正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由需求侧到供给侧的完整动力体系。

二、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现状分析

（一）原有的以需求刺激经济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在全球经济增长萎靡的背景下，我国的出口增长受到阻碍，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需求又始终不能有效的带动经济，因此，拉动经济的重任只能依靠政府推动基层设施建设投资得以实现。不能否认的是，在我国建设初期，各行各业的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在当时大规模对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的确具有时代合理性[2]。以政府主导的各类资金大量的涌入这些基础行业也确实收到了实际效果，我国持续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此。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实行的需求刺激政策，在时移世易的今天，已经不再是最佳选择。原因在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从普遍供给不足，发展到普遍供给过剩，尤其是制造业，有大量的亏损严重、必须依靠财政补贴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严重，房地产业也出现了高额库存的现象，并且持续恶化。

（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日渐加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制造业与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高额库存的问题。同时，关乎国计民生的医疗、教育、文化建设以及基本的公共服务，却出现了严重的供给不足。人民的收入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增长，但远不及房价和医疗费用的增速[3]。城乡差距继续加大，收入不均成为普遍现象，社会道德滑坡，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势必成为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健康发展的突出矛盾。

（三）人力资本不足

在人力资本供给方面，我国经过逐年的高校扩招，使整体国民受教育年限有所提高，但是从成果上看，人力资本的教育质量并不高。虽然我国也在积极地发展职业教育，但是距离真正能够培养出大批适应市场需要，适应产业升级换代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多年的人口红利优势日渐消退，新一代的年轻劳动力不仅在数量增长上出现了停滞，对于自身劳动的需求也发生了本质变化：当代新生的劳动力自身素质并没有显著提高，但却对工作的强度和工作之外闲暇的偏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4]。

三、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一）优化创新环境，推进科技创新

面对我国目前的经济挑战，实现经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建立优势，就必须要走创新型国家之路[5]。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该积极通过政策优惠，吸引激励企业和科技研发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的研究，并且审时度势的研究制定能够鼓励科技创新行为的新的优惠政策，包括科技投入政策、政府的创新扶持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科技人才培养政策。同时，要不断切实加强科技法律法规建设，用法律的框架规范科技创新行为，使科技活动在法律的监管下，能够做到有法可依[6]。同时，为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应简化政府的审批程序，在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阻力，政府应积极发挥政府职能予以处理。

（二）提升人民投资信心

我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后，刺激消费和增加市场供给已非易事，想要通过以往借助宏观财政或者货币政策的实行来带动经济，已经很难再短期内看到成效。当前的情形更多的表现为：人民不愿意消费，企业缺乏长远眼光，资本雄厚的人热衷移民和移出资产，种种现象皆根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则会影响需求和供给。

我国经济改革始终在不断变化，这是适应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但这种变化的背景对个人而言会增加很多确定性风险：曾经的国企铁饭碗，在国企改革中被打破，大批工人下岗自谋出路;曾经的最稳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也因为退休养老金计划与企业并轨，岗位吸引力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无法被充分调动，并且很难积极主动的进行创业和创新研究，因为这种选择的回报要在未来很长时间后才能体现，而在这段时间中宏观政策由于在不断的为适应经济作为调整，是不能被提前预知判断的。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们对未来的变化方向感到迷茫困惑，所以在面对未知性非常高的创新和创业时，很难作出果断坚定的选择。

因此，如果想在供给侧改革中取得成效，政府就必须为人们勾画出一个明确的、可以预期的社会前景和路径。通过制度改革，让人们坚定对未来的信心，并且能够对创新和投资的回报有预期，这样才能减少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同时，加倍重视市场化，政府与企业间应有明确清晰的界限，逐步减少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应重点体现在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法规规范市场化行为，为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树立投资信心。

（三）加速产业优化升级

应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并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同时，加快在文化、教育、医疗、能源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加快形成养老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的产业链，以此刺激市场释放出巨大的产业能量。在此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形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作为主体的创造力，激发市场活力，从而使得政府的作用更好的体现。通过这种模式，双方能够建立起长期平等的互赢互利的合作关系，并改变以往政府作为主导，决定基本建设的传统做法，充分激发市场的潜力，打破财政资金有限的限制，改变投入方式单一的不足，由社会资本承担从初始设计、运行中的建立和运营、以及公众需要的基础设施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双方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的优势，对经济发展形成合力。

（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

各级政府上上下下的行政审批，不仅会增加寻租行为，也会增加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进而导致企业投资动能缺失，创新积极性不高，这是目前影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7]。在今后以及一段时间之内，我国经济发展依靠的核心要素就是创新和创业，而这类活动的主体，必然是各个行业中的企业。因此，为了鼓励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必须要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意识，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总之，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针对当前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我国需要通过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改革来满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促进我国经济稳定而持续的提升。

[参考文献]

[1]贾康，苏京春.“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深化探讨[J].全球化，2015（3）

[2]冯俏彬.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新功能[J].行政管理改革，2015（11）

[3]刘伟.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兼论供给侧改革与发展新理念[J].人民论坛，2015（12）

[4]文建东，宋斌.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3）

[5]周天勇.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J].时代经贸，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