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当前两大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困难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

自从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有两大问题日渐突出：一是负债额日益增多，二是财政赤字日益加大。

经过连续数年增发国债，这些年国债余额已达到6480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加两个百分点左右。如此巨额负债势必形成严重的后遗症。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6年的1％上升到2000年的2.9％,开始接近国际警戒线3％。2001年的财政赤字是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7年的4.2倍。

我国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显性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比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事实上，如果采用合并财政赤字和合并债务负担作为判断标准，我国赤字率指标可能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个百分点左右，债务负担率也可能逼近45％～60％的国际警戒线。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共同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实际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

2002年1月～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6488.12亿元，增幅12.4％。这是近年来财政增收的最低速度。而财政支出却在大幅度上升，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较大。引起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与股市下跌有关的原因是，印花税的减少和国有股减持收入的减少分别导致财政收入下降1～2.5个百分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强大的税收作后盾，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收入增幅却又不能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的税制结构条件下，税收的增长率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低于GDP名义增长率，但在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2倍～3倍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虽然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但却以税收负担不断提高为代价，这样将会妨碍经济的增长，操之过急会引发经济出现紧缩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不可能长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后必将逐步淡出。

稳健的货币政策效用递减

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却持续下降，通货紧缩现象反而有所抬头，货币政策效用减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一般只考虑实体经济所产生的货币需求。股市作为虚拟经济范畴，规模日益扩大，其产生的货币需求不容忽视，因而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过去一直延用的传统货币政策效用递减。

其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使金融“脱媒”现象愈来愈突出。一些优良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多地通过股市解决而不再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商业银行的优良客户减少，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成为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是股市吸纳了大量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相应地转化为名义需求的增长。在股市行情火爆的情况下，公众对证券投资收益预期与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预期的非一致性，使公众缺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动力，而对证券投资则有着极高的参与热情，新增货币大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股市，使固定资产投资在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却呈疲软之势。

其三是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货币乘数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股市的发展，使这些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储蓄利率时，居民的储蓄意愿下降，储蓄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会以现金形式漏出银行流入股市。在现行的股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下，居民的投资行为会使一部分广义货币转化为狭义货币，同时，企业申购新股或在二级市场交易股票时产生的客户保证金问题，又会使一部分狭义货币转化为广义货币。

积极的股市政策的传导途径

通过股市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消费和投资进行传导

积极的股市政策可以充分发挥股市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对居民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其一是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来剌激消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个常量，消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股市价格上扬使股市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虽然不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收入这一指标（居民收入主要是指现期劳动所得，不包括诸如租金、利润这样的收入），但它事实上构成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对居民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同时居民收入预期的变化将改变既有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预期的提高也会促使居民扩大消费支出。股市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持续的“牛市”状态配合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必然增强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居民的收入预期(包括固定收入和资本利得)也因此得以提高，从而扩大投资和消费的支出。

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可以认为，在一定的股市规则下，如按T＋1日的交割制度，其货币流通速度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在此条件下，股市交易和股指上涨对货币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从长期趋势分析，如果股市保持长期稳定的上涨态势，股票市值的增量就形成新创造的价值，股市交易就极易产生正和游戏，这部分新增价值对货币产生增量需求。另一方面，从短期趋势分析，如果不考虑分红派息、税收和手续费等因素的影响，股市短期交易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一种零和游戏。在此期间货币只是简单地、频繁地被周转使用，所以在此过程中，货币需求量也是一个刚性的实际需求。

由于股民保证金数额随着新股发行和股市升降，特别是开放式基金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在存款账户和保证金账户之间大幅快速流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货币供应量层次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理论来预期分析，随着股市火爆，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向股市转移，使M2减少，M1增加；当股市冷清，可能出现股市资金向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回流，使M1减少，M2增加。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2001年7月1日开始，将客户保证金计入M2，由此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央行已从货币总量上开始关注股市资产价格了。

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股价上涨可能通过较多渠道来增加财政税收。近年来，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股市上涨带来的政府税收增加部分很可能会抵消个人储蓄的降低部分，从而继续保持个人消费率的增长速度，继续发挥股市财富效应。股市上涨带动财政税收增加，所以有助于减少财政预算赤字，进而可能对财政政策产生影响。

由于我国没有开征股票交易所得税，目前最直接的渠道是通过提高股市交易量来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税。股市上涨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交易量大增，由于印花税是以交易额为基数的，所以导致印花税大幅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税收最多时的2000年，我国证券公司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和印花税分别达到40.46亿元、64.88亿元和486亿元。而美国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收益变现来增加联邦所得税。

股价上涨影响税收的其他渠道很难量化。我国以业务收入为基数的流转税是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股市上涨使交易佣金收入和承销手续费收入大增，引起以营业税为主要形式的流转税大幅度增长。在美国，当有延期纳税优惠的退休储蓄计划中的股票资产价值较大时，从其中提款要纳的税也会较多。由于股价上升会提高应纳税不动产的价值，因此联邦不动产税收也有可能增加。由于公司的退休公益金计划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因此当这些股票资产增值时，公司的利润也会相应增加，因而对政府税收也有影响。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带来财政税收的进一步增长。

通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进行传导

股市政策的传导过程，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支持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增长，没有上市公司的优秀业绩，虚拟经济难免昙花一现，财富效应也就难以为继。但是，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可以带动实体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维持长达10年的长期牛市，道指冲过万点大关，屡创新高，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经济在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下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反过来又成为促进美国新经济奇迹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形成股市政策与经济增长互动的良性循环。

我国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

股市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策目标分析，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一致性。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致使股价上涨，而股价上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实现目标保持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剌激消费，即通过股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带来增量消费，同时通过股市财富的重新集中和重新分配导致消费结构的改善。其二是剌激投资，即通过托宾Q值理论带来增量投资。股价上升使股市的筹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企业从市场获得资金后投入到新的领域并取得新的投资收益，这也是货币政策努力的结果。其三是增加税收，即股价上升使政府税收大幅增加。如股市上涨导致成交活跃，交易印花税大增，证券经营机构收入和利润上升带来流转税和所得税同步增长。总之，股市资金供给的增加必然引起股价上升，股价上升又将带动消费、投资以及税收的增加。这无异于相应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最终刺激经济的增长。

因此，当货币政策失效时，股市政策应成为货币政策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对于我国央行来说，尽快建立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对于提高货币政策体系的有效性，促进金融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货币政策决定股市政策，股市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因为货币政策既作用于货币市场，又作用于资本市场，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影响股市资金面的变动，从而决定了股市政策取向。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结果，使股市资金的存量和流量发生变化，对股市资金面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因而对股市政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同时，股市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货币供应量带来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引起股市财富效应，其过程影响了银行存款结构，其结果改变了社会资金总量。首先，在实行了银证转账的前提下，资金在股市与银行之间的相互流动十分快捷，对货币供应量层次产生较大影响，资金的这种流动改变了银行存款结构。其次，资金在银行与股市之间频繁流动，收益率起决定作用，在银行存款利率调得过低的同时，股市投机收益却较高，必然导致更多资金从银行流向股市，股市价格的上涨对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通过财富效应传导机制剌激消费，通过托宾的Q值理论传导机制扩大投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改变了社会资金总量。

如何理解股市政策的反作用

股市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影响货币供应量、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但无法决定和改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等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格局和方式。不仅如此，股市政策对上述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也要受到具体的政策种类、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和限制。

股市政策的影响作用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在经济政策体系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最高层面的政策，取决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不取决于股市运行状况和股市政策。因此，股市政策只能影响具体政策的某一个方面和某一个局部，不可能决定整个政策体系的方向，也不可能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向。

股市政策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对股市产生影响作用，其作用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短暂的和间断的，而且大多发生在股市行情连续单边上扬或连续大幅下挫的时候。比如，当股市长期稳定上涨时，股市政策才有可能形成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力度可能是不均匀的；当股市连续大幅下挫时，股市政策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有可能十分明显，其作用力可能呈加速状态。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结构失衡、储蓄率过低、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金融根源是违背信贷原则发放住房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多次衍生风险揭示不够，监管失职没有限制金融杠杆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通胀，利率上升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也刺破了金融泡沫。金融机构资产恶化、资本缩水，引致信贷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信贷紧缩引致经济下滑和大宗商品市场泡沫破裂。在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研究制定和具体执行货币政策，在省级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的配合下监管各级各类商业银行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根据1997年国务院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议事机构进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研究和规范。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货币调整和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的配合下发挥出来。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很多，主要涵盖了使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的买卖、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手段、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贷款的发放、调整利率的上下限政策、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政策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以2002年加入WTO为标志，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推动了经济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物质基础。2002以来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GDP连续5年保持10%以上增长率，2007年更是达到13%；2007年年中以前，高增长伴随低通胀，外贸连续6年保持20%以上增长率，且出口快于进口，使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从2002年的2800多亿猛增到2008年的1.95万亿美元；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增速达30%以上。2007年年中物价开始上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过热征兆显现。2007年年底“两防”（防通胀、防过热）的紧缩性调控措施出台。2008年经济趋势开始由升转降，当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奏效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传递到中国，使正在下行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内需与外需双双下滑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明显下行轨道：前期（2008年年底前）受国内紧缩性政策影响较大，后期（2008年年底之后）受全球危机影响越来越大。

二、货币政策及效果分析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由持续升温转为开始步入下行通道，物价涨幅由逐步升高转为持续下降。随着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变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由“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转向“保增长”，货币政策则经历了由“从紧”到“灵活审慎”再到“适度宽松”的转变过程。总体而言，人民银行根据年内不同阶段经济金融情况的特点，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反周期调节，较好地维护了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2008年年初，“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基础；2008年7月份以后逐渐放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和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产生了积极效果；一系列差别性货币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支持了“三农”、中小企业、灾后重建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中央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要求，2012年宏观政策的重心将是“稳增长”优先，除非国内外的经济基本面出乎预料地恶化，否则货币政策将平稳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2年回归“中性”。中国银行业有强烈的贷款冲动，偏离了适度宽松的政策。相对于8%的经济增长和预计的4%的物价上涨，17%的M2增长率、16.7%~20%的贷款增长率（5~6万亿元）是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给市场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和信心是货币政策的任务，经济的复苏要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内在发展动力的启动，不能靠信贷的巨额投放，中国要有经历经济转型痛苦的心理准备。理顺价格信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解决中国经济二元结构问题；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好有利于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用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有很多，主要是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刺激或抑制宏观经济的运行，这一效果体现了非对称性。换句话说，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有效程度。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时期，货币政策比较温和，国家作为货币的发行者，积极维护宏观经济调整，居民和企业可以维护政府的货币政策，因此这一切都是符合规则的。但是，当遇到货币贬值、经济崩溃及危害到实体经济时，货币政策就必须发挥作用了。例如，建国初期，发行人民币就是统一货币市场，改变日伪法币、军用票货币混乱的情况。又如，联邦德国发行的土地马克也是为了维护宏观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使用货币政策的产出和物价效应进行非对称性分析，修正物价水平和货币量水平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手段，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贷款的发放、调整利率的上下限政策，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危机时期不一定要用过度严谨的货币政策，也可以使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危机前和危机后的货币渠道对比，可以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渠道进行适当的控制。当前应该在某些方面适当刺激经济发展，在不同经济周期分别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结论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篇3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第六，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弥补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探讨以货币政策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问题。货币政策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信贷可得性比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融资困难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来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空间，只有在总量意义上，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和稳定价格指数这些方面，货币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对此，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可以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业银行的利差有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贷款利率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2）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加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稳定价格指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政策具有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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