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时效性；教材；世界政治

世界局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正如所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一门的现实性很强的课程，思政教育需要“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此课程为适应时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尽快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提高此课程的时效性。

一、提高时效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导向性问题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思想政治的核心课程之一，此课程在引导学生具备国际视野的同时，务必引导学生识别披着“自由、平等、博爱”外衣的和平演变策略。党的报告指出，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清楚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西方国家自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和平演变策略，成功地诱发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转变。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就成为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导向性。不仅我国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上一些名牌大学同样将它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贯穿在学科体系之中。

（二）处理好学科之间的关系

世界性的问题大多存在历史渊源，表面上是军事、政治问题，深层原因则涉及经济与宗教，又与各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存在盘根错节的关联。教师在准备一个专题时，往往因材料过于纷杂而选择困难。而学生面对如此广博专题，知识储备、相关问题的理解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教师难以深入地把问题讲解清楚。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涉及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如何处理各学科之间在教学中的关系，是本课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处理好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对世界经济方面讲授不够，没有充分论证、揭示世界经济的基础地位。以特朗普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展开贸易战为例，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因素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二、提高课程时效性的对策

（一）调整教材内容

教材的观点普遍落后于时事的发展。例如：原来通行的观点认为，在冷战之后，世界局势成为“一超多强”，“一超”为美国，“多强”为俄罗斯、欧盟、中国、日本等。而现在，金灿荣认为当前是“二超多强”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二超”是中、美，而印度则被认为是新兴的重要大国之一。欧盟作为一个最有成效的区域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多数教材观点还停留在2016年以前。但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由于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之中，各种观点在网上流传，教师难以识别可信赖的信息，难以形成全面而可靠的认知体系。有些教师为避免麻烦，依然按原来主流教材将西欧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偏重讲授已成为历史的僵硬知识的授课方式，削弱了学生对本课内容的掌握和领会。不仅不能解答学生的疑问，而且容易使学生厌倦此门“过时而无用”的课程。

由于本课程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的问题不可避免，对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是极其必要的。首先，考虑到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及学生自学和复习的便利性，需要谨慎采用全部课程使用专题教学的方式，也需要慎重对待对教材进行过度删减的做法。其次，针对教材内容的调整，可考虑在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适当删减，并援引新近发生的现实热点问题，增加对现实热点问题的深度追踪与分析探讨，补充更新教学原有内容。再者，对于重点、热点问题，可采用專题教学方式，形成以教材扎实理论与原则，以解析最新热点问题为应用和实践的模式。针对教材相对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问题，建议适应安排时间将时事问题引入课堂。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安排“时事课前评”“时事课中评”和“时事专题评”，使课程紧密联系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国家的政策，解决教材往往落后于形势变化的问题。

（二）建立学科教学团队

建立教学团队是提高课程时效性的必要措施之一。提高课程时效性，需要把新近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解读列为教学内容，近几年来，重大国际事件往往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教师首先将最新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全方面的了解，才能较为准确地向学生传达信息。如此就要求教师短时间内掌握不同学科的最新动向和前沿理论，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老师来讲是较难达到的。从专业角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等相关因素都是学科大类，该课程涉及多门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同时，该课程又是一门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三位于一体的课程，教师既要具备一定政治素养，也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还要求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因而这门课程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

单独一个教师同时具备以上各学科的素养是较为困难的，建立教学团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解决办法。由于需要各个相关专业的教师参与共同教学，具体如何实施需要进一步探讨。部分高校采用不同专题安排不同专业的教师讲授，这样做法的优点是深化了某一专题的内容，但却容易造成割裂相关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使学生形成统一认识。教学团队的成员应该来自相关的各个专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召集几个专业的教师参加。

（三）时事热点问题与双语教学相结合

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此课程列入英汉双语教学计划。时事热点问题既是该课程的重要部分，也是时效性较强的部分。重大事件在国际上同样产生热烈反响，相关的英文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材料学生容易产生兴趣，教学效果较好。双语教学的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世界的视野”，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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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量化宽松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后，为进一步提振经济，美联储除了将利率降到几近于0之外，首次使用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分别在2008年11月24日、2010年11月3日和2012年9月13日启动第一、二、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因为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这些释放出的流动性也溢出到国外，导致资本外流，许多国家的流动性也受到影响，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在QE推出呼声越来越高之时，反向的影响又要显现。本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较为全面地总结了QE政策推行与退出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向、流量的影响

国外文献主要集中于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本土经济、价格等的影响，还有许多文献研究了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的影响。

学者们利用各国数据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Fratzscher、Duca、Straub（2012）通过实证分析比较Q1和Q2对资产价格和投资组合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布的影响，得到三个结论。第一，在资本的流向上，QE1促使资本从世界各地纷纷回流至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有助于投资资本在世界范围的重新分布；相反，QE2的宣布和财政支出却使得资本流向反而逆转为从美国流入国外。第二，在投资的类别上，资金在全球范围的债券投资都呈现出缩减趋势，而新兴经济体的股票投资变为热门。国际资本进出新兴经济体呈现出“顺周期”的特性，而美国美联储实施的政策措施明显加剧了这一现象。相反，资本流动在美国具有“逆周期”的特性。第三，采取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账户开放并不能使一国免受量化宽松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影响。一国资本流动对美国政策干预的敏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机构质量，即政治稳定程度（法制、腐败控制、监管水平），良好的国内政策和健康的实体经济有助于避免流动性溢出到该国。国际金融协会（IIF）（2013）提出，在量化宽松背景下，存在发达国家“推动”和发展中国家“拉动”两股力量共同促使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而且这种趋势在2013年将继续保持，流入新兴国家的国际资本中，约有40%流向中国。随着经济恢复平稳，资本的风险规避的需求减弱将促使更多资本流向亚洲国家（DongchulCho，ChangyongRhee，2013）。

一些文献还通过实证方法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对国际资本流量的影响。Morgan（2011）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亚洲的流动性影响不大。他以QE1和QE2政策实施的间隔时期（2009.11—2010.10）作为基期，比较了第一、二次量化宽松对资本流出方（美国）和资本流入方（亚洲）货币流动的影响。资本的流出方美国在QE1（QE2）期间的私人资本流出增加额占QE1（QE2）期间新增基础货币总额的40%（34%）；QE2期间流出的私人资本大体是QE1期间的两倍多。在QE1期间，亚洲新兴国家其他私人资本的流出与资本流入相抵，因此QE1对亚洲各国的流动性影响不大。而QE2期间美国私人资本对亚洲的净流入只占亚洲总资本流入额的12%。因此，通过对冲操作即可消除量化宽松的流动性溢出效应。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影响了我国汇率、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方方面面。虽然我国采取了严格的资本管制，过剩的流动性（尤其是逐利的短期国际游资）依然可以通过假报进出口货值和数量、国际收支表的其他投资项、净误差与遗漏项涌入国内（王世华、何帆，2007）。我国过剩的流动性不仅仅来自国外资本的流入——国内银行体系并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因此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迫跟随美国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大我国流动性的规模（潘成夫，2009）。关于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股价和房价的VAR模型实证检验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造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上涨；升值预期和资产价格上涨又会吸引更多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一旦资产价格上涨超过一定幅度，国际资本出于避险情绪，则会大量撤出，导致股价和房价下跌（朱孟楠、刘林，2010）。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间夸张的利润差距使资金自发地流向房地产行业，加剧泡沫的积累，放大流动性过剩的后果（方先明、王皓非，2011.07）。同时，过剩流动性大量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不仅推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王树同，2009；陈磊、侯鹏，2011），还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产生超调并引发震荡（姚斌，2009）。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还是初级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基本消费品的主要消费国，它们对货币控制的丧失将引发全球范围的商品产品价格波动。这些国家对食物和能源价格的敏感度更高，因此也更容易遭受价格波动引发的社会动荡（RonaldMcKinnonandZhaoLiu，2013）。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还造成了我国的金融抑制问题（financialrepression）。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其利率压低至0点附近，根据三元悖论，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被迫制定远低于市场出清利率的存贷款利率。存款者不满于收益不抵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下降，中小企业困扰于借贷难问题，于是以信托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应运而生，规模日益壮大。但我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善，影子银行的壮大很可能会埋下隐患，2012年温州老板的“跑路潮”就是个例子（RonaldMcKinnonandZhaoLiu，201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也产生了影响，但现有文献结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美元资产（以美国国债为主）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将会缩水（王爱俭、武常命，2010；方兴，2010）。另一方面，美联储和财政部配合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可令美国国债价格上升，使中国外汇储备产生浮盈；但同时，美国国债预期利息收益会因为美元利率和汇率的下挫而减少，中国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的存量产生浮亏；二者相互抵消，结果难料。但不论怎样，只要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中东和东亚的强吸引力不在，这些美元的资产价格早晚都会下跌，所以关键还是在于美国经济本身的走势（钟伟，2009）。

（二）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许多国家通过本币贬值来增强其贸易竞争力，而美联储却利用其世界货币的地位，不顾别国的利益，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这很有可能引发货币战争（Cline，Williamson，2010）。新兴市场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倘若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这些国家将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权利。当美联储采取货币政策操作时，盯住美元国家将不得不承受溢出效应带来的痛苦。因此，美国在与这些国家之间进行货币政策博弈时，根据纳什均衡，美国始终是占优的，最终的均衡结果是美国独立制定全球货币政策（张明，2010）。不少国内学者曾对外汇占款冲销效果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研究，且结论基本相同，即我国无法完全按照期望对冲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产生的外汇占款，抵消效应不容忽视，我国面临币值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两难选择（黄武俊、陈漓高，2009；谈正达、唐琳、胡海鸥，2011）。

关于应对措施，学者们常常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进行阐述。在货币政策方面，首先，为了减少资本的流入规模、缓解升值压力，中国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需要拿捏准确，以防超出实体经济需要的超额货币涌入虚拟经济，形成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加快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其深度和广度，以分流资金、提供风险规避（潘成夫，2009）。其次，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带有典型的经济转型的特点，因此传统的通货膨胀预警指标需修正和提高，容忍度要适度放大。再次，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结构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因此在采取总量调控的同时，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的结构，实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陈燕，2011）。最后，在汇率上应该实行更市场化、更透明的汇率制度，增大汇率弹性、稳定升值预期、缩小套利空间，并逐步淡化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关联程度，加快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孙立坚，2012；陈磊、侯鹏，2011）。在财政政策方面，潘成夫（2009）建议增加财政赤字，以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储备资产缩水带来的不利影响。而通过将当前全球经济局势与20世纪30年代进行对比，BarryEichengreen（2013）却提出，新兴经济体的最优应对方案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同时，要开展国际性的政策协作，从而减少不确定性，使经济更快恢复。

（三）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

一些学者还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中国可能遭受的新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忧。杨琳（2011）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投机炒作所带来的通胀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减轻之时，可能很难迅速调整到位，这会加大实体经济的波动。谭小芬（2010）指出，产出缺口将随着经济复苏的进程进一步地缩小，从而通货膨胀压力将会上升，那么美联储必将逐渐收紧银根并逐步全面地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那么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拆借市场利率将会走高，这会令美元逐步升值。部分套利交易会随着美元的企稳走强而平仓，大宗商品价格会开始下挫，国债利率上扬，资产泡沫也就可能随之破灭。资产价格可能会因为大量投机性资金撤出中国而出现大幅波动，从而形成中国金融稳定的巨大隐患。她提出，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实体经济，也需要适当关注资产价格。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忽略了股票、房产和信贷泡沫，只关注物价的持续走低，便放松了警惕，错过了挽救衰退的时机。梁权熙、田存志（2011）通过对20个新兴市场国家1976—2006年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对开放国家的企业而言，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银行体系在融资功能上可能具有较强的替代关系。“突然停止”或银行危机都不必然导致产出的大幅下降；如果不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突然停止”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果国际资本流动不出现大幅的逆转，银行危机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但“突然停止”和银行危机的叠加效应将严重降低产出增速。因此，构建一个稳固的银行体系对于一国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PeterJ.Morgan.ImpactofUsQuantitativeEasingPolicyonEmergingAsia[J].ADBIworkingPaper，2011（11）.

[2]MarcelFratzscher，MarcoLoDuca&RolandStraub.AGlobalMonetaryTsunamiOntheSpilloversofUSQuantitativeEasing[J].EuropeanCentralBank，2012（10）.

[3]RonaldMcKinnon&ZhaoLiu.HotMoneyFlows，CommodityPriceCycles，andFinancialRepressionintheUS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ConsequencesofNearZeroUSInterestRates[J].AsianDevelopmentBank，2013（01）.

[4]朱孟楠，刘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与资产价格——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0（05）.

[5]方先明，王皓非.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7）.

[6]谭小芬.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0（02）.

国际经济政策范文篇3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较，有一重大不同之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从而使它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1、风险或危机具有比过去更迅速的传导性。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贸易、金融、信息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自由市场，通过有效的分配与再分配，使各地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了，各种经济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生力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形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各种衍生品组成的金融网络，把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快传导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让一国的虚拟经济的风险扩散到本国或别国的实体经济。

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业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迅猛发展，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迅猛成长，使资产价值加速虚拟化甚至“泡沫化”。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达到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实体经济的5倍。当时全球虚拟资本日平均流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全球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这表明全球资金流动中只有2％用在国际贸易上，绝大部分资金流动均用在金融市场的资本竞逐上。①在全球虚拟经济的发展中，美国自然居于首位。据统计，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该年美国金融机构杠杆负债率达到GDP的130％以上。②

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可以说当时虚拟经济尚未形成，更谈不上迅猛发展。如果说，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先发生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而后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银行倒闭)；而在此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则经济危机(或风险)往往先发生于金融业的虚拟经济，而后由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并扩散到别国或其他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如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如此。这次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扩散到欧洲，震撼了全球，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导致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

金融业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必然营造出虚拟经济，它一方面“利”在拓宽了融资渠道，节约了融资成本，有助于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然而，它的过度发展或任其自由发展，也会带来巨大金融风险，甚至酿成金融海啸或危机，其弊也确令人“悚然”。所以，虚拟经济及其发展，是把“双刃剑”。我们既不能因其“利”而任其自流泛滥，也不能因其“弊”而扼堵窒息，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完善过程中，对金融市场化改革开放不应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而应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源起有一个正确认识，对改善金融市场监管以及改革世界货币体系进行积极的探讨。

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肇发于美国，有多种原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的原因，还有政策的原因。

1、就国际货币体系讲，第二次大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可按35美元一盎司黄金向美国兑换黄金。尽管这个“双挂钩”的世界货币体系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做出了贡献，但无法解决自身所固有的矛盾：美元的发行随着世界对流通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不断扩大而膨胀，而美元对现黄金的承诺毕竟有限。正因超量的美元发行使美国难以承受兑现黄金的压力，致使美元上世纪60-70年代经历多次危机，1971年美国不得不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

尽管美元摆脱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国经济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却使美国处于放手扩大货币发行的优势地位，使世界实际财富流向美国，而“虚拟”财富流向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的欧洲美元、石油美元和亚洲美元，还可通过精心“包装”把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推销到国外，把金融风险向世界各地“分散化”。正如法国《世界报》2009年3月22-23日合刊刊载的《美元基准统治的终结》一文指出，世界受这种美元基准体系之害：世界经济几十年来一直依靠该体系，它使得美国陷入大量的信贷、债务和赤字之中；如果美国没有这种“过分的持权”，使其“无需担心赤字”，它就不会像迄今所做的那样超支生活，就不会吸纳全球3／4的储备。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它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居于国际货币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2、就政策和监管层上讲，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达，而且更重要的还在疏于金融监管。可以说，正因为缺乏有效监管，才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在传统情况下，房屋抵押贷款，杠杆率一般在三四倍，而美元次贷危机中看到的杠杆率均超30倍，何以至此?这是由于美国金融创新发达，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新，按揭贷款被证券化――即所谓“按揭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MBS)，金融机构把多件按揭贷款包装在一起进行证券化，看起来将风险分散，对投资者(多是银行)具有较大吸引力。当许多投资者(主要是银行)购买了大量MBS之后，再进一步包装证券化。这一系列的证券化进程造出风险不断分散而缩小的假象，并发行到世界各地，而且杠杆率普遍超过了30倍。特别是近10多年来，美国金融业创造出新的衍生产品“信贷违约保险”(CreditDefaultInsurencs，CDI)和“信贷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其规模在去年已达到6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6倍。据报导，美国衍生产品总规模又高达530万亿美元，相当美国GDP的40倍。一旦次贷爆发危机，整个金融泡沫将破灭。

然而，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管理当局既鼓励衍生工具发展，又放松对它进行必要的监管。不仅如此，它还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2000年金融泡沫破灭后，美联储连续12次降息，大力营造虚拟经济的繁荣。如今次贷危机爆发，迫使曾名燥一时的格林斯潘不得不在卸任后承认自己当政时的“失误”。

格林斯潘的所谓政策失误，决非偶然。因为过去执政8年的共和党政府和格林斯潘都崇尚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所代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推

崇市场机制“万能”说，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以这种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放任”政策，适合美国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发展的需求，激励金融机构(如银行)和各阶层投资者盲目追求虚拟经济的繁荣，而忘掉“道德风险”。

3、美国过度举债的生活方式，乃是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靠举债支撑的过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它虽带来经济繁荣，却没有坚实的基础，导致国内储蓄率持续下降，不仅处于低水平，甚至降至零以下。据统计，美国国内储蓄率从10.08％降到1995年的4.6％，在2004、2005、2006和2007年分别降到1.8％、-0.4％、-1％和-1.7％。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储蓄的最低水平。不过，这次居民储蓄率大跌并非由于收入不够，而是过度消费。由于美国利息率近些年来连续大幅下降，大大刺激了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价格又大大增强了虚拟的“财富效应”，膨胀了人们抵押贷款消费的能力，终于导致金融泡沫破灭，酿成一场从银行到居民的大范围的支付能力的危机。

美国人民形成过度举债消费的生活方式，也非偶然。既有经济结构的原因(如大批制造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地区)，更有政策导向的原因。战后以来，美国为了避免30年代“大萧条”再度袭击，长期沿袭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大力鼓励消费，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把危机和失业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进而鼓励消费，诟贬节俭。他在书别引用孟迪维尔的“蜜蜂寓言”③，借用寓言中的一句话：“导致经济繁荣的并不是储蓄而是消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届得主萨谬尔逊在其《经济学》④教科书便据此专辟一节大谈“节俭是非论”，宣扬消费带来市场繁荣，节俭会给社会带来失业。长期以来，正是在凯恩斯主义这种思想熏陶和影响下，一种“重消费鄙储蓄”的“消费主义”思想意识弥漫开来，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在“消费信贷”、“分期付款”、“抵押贷款”盛行起来的同时，人们对“道德风险”的意识便日益淡化了，泯灭了。

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及政策等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所酿成的，可谓自食其果，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的金融风险及危机，却通过美元的无约束地发行，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由美国金融体系渗透、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使世界金融体系充满了泡沫和“管涌”。美国次贷危机扣动了“扳机”，便一发不可收拾，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还进而引向世界性经济危机。

三、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手段已经不够用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即所谓严重“生产过剩危机”(“市场失灵”)，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借助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虽未能消除周期性衰退，却使西方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再度袭击。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还只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一国政府只关注本国的宏观经济调节，即在一国范围内实施“政府干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靠各国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更难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如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表明一个重要事实，一国经济的失衡或震荡会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传导到邻国或更远。同样，境外的经济(或金融)的震荡也会传导或扩散到本国。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本来很健全，也遭到外来投机资金的冲击。既然如此，那么各国政府与人民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有新的手段。

有人曾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了防止经济(或金融)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传导，应实行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为此有的人甚至谈论什么“世界政府”。我认为，所谓“世界政府”之说根本不现实，即使实行地区范围内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即实行地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不现实。以欧盟为例，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欧盟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地区的“统一市场”，90年代末才确立了地区的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欧元)政策，但迄今英国尚游离在“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之外；至于欧盟地区统一的财政政策更谈不上。因为世界各地不仅有国别之分、与利益的分野，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富国与穷国之间、南北之间在某些方面还有利害冲突。

那么，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国人民所能有的唯一选择，则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是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里的迫切需求，即以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的方式，履行地区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的宏观调节职能来实施“宏观调节国际化”或“政府干预国际化”。诚然，进行这种国际合作，必须以尊重各国、平等协商、互助互利为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合作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发生；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应对和克服风暴。当亚洲金融风暴肆行时，我于1998年12月发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际化》一文(刊《宏观经济研究》创刊号)，呼吁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后又发表《金融全球化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一文(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9日)，提出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初级到高级稳步推进，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开始，增加彼此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进而举行政策磋商和政策协调，再而达成协议或采取共同行动。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有了多种形式。有双边的、如中国一美国官方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有地区的，如东亚地区10+3框架下财长会议；还有全球性的，如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今年4月20国首脑会议以及之前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合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事。还需指出：G20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它的活动具有全球意义。它最早成立于亚洲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

12月，一般属于对话性；但今年4月伦敦会议，其作用与性质有了显著提升，已就一系列重大决策达成了共识，其意义将是深远的，甚至是历史性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中，毋论是何种形式(双边、地区或全球的)，抑或何种等级(对话、磋商、政策协调、一致行动)，各国政府除了应维护本国的权益外，还应有一种“国际责任感”。所谓“国际责任感”，就是国际合作中，各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人民的福祉负责，对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负责，也要尊重合作伙伴、邻国或本地区人民的福祉，尊重他们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至于一些经济强国或大国，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更应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要对合作伙伴多释善意，多做贡献，必要时为顾全大局而不惜自己受损，切忌损人利己甚至以邻为壑。总之，“国际责任感”，是当代国际合作所赖以持久发展的道义准则之一，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时代文明。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币面对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宁可自己蒙受出口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金融局势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信任与尊重。在20国伦敦金融峰会上，大家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贬值竞赛”，就是要求顾全大局，反对以邻为壑。人们有理由要求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国际责任感”，才能确保这次抗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取得成效。

四、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实际上是实施地区的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调节，这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但这一要求，突破了传统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是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当初建立这些机构主要是帮助战后有困难的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后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之间有明确分工，世界银行主要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则为出现外贸逆差而有支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周转性的短期贷款。二者都没有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不适应上世纪60-70年代后出现并日渐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要求。要在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实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能突破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进行。为共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召开的G20首脑会议，第一次是应美国前总统布什之邀在华盛顿(而不是联合国或华尔街所在地的纽约召开)，第二次是英国首相布朗做东道主在伦敦召开。均不是由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主持召开的。会议主角是G20国首脑及部长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虽应邀出席，却作为被讨论的对象，由首脑们和部长们决定对IMF增资和扩大职能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这充分表明，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机构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需要有G20之类的新机制来进行。

其实，传统秩序和机构之无能为力和对新秩序和新机制的呼唤早已显示。远的不讲，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利率上调导致美元汇率在1979―1984年问上升了60％，1985年国际汇率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旅馆(PlazaHotel)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这次重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参加。我在广场协议之后两个月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履任，依然深感这两个国际机构充满怨艾、失落及无奈的情绪。但我冷静一想，这两个国际机构确实没有调节汇率的职能。第二年，1986年，上述五国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七国财长和行长在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定期就汇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息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外贸差额以及外汇储备状况等九大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政府协调。这一来，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便机制化、制度化了。后来，国际汇率市场多次出现巨大波动，七国财长和行长多次联手采取集体干预行动，取得成功。

七国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增加了俄罗斯而成为八国集团，但就宏观政策合作讲，起作用的还是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但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只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或所谓“富国俱乐部”，未能反映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促成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兴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后，由7国集团发起于1999年成立20国集团，把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当然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只是一种对话机制。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情况，迫使美英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不得不吸纳主要发展中国家而召开20国集团会议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对话、磋商和协调，20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所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要比七国集团更具有全球性，而且会议的性质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要着重指出的是，G20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跟G7一样实际上都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们不是由联合国召开或主持的，IMF虽被应邀出席，却成了被讨论的对象，而主角是与会各国的首脑或部长。20国首脑和部长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其中：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联手扩大财政支出，预计明年年底其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改造金融监管体系，对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所有重要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建立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等等。这种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重大决定是联合国所属的IMF和世界银行无法做到的，而且对IMF的增资是由20国而不是由联合国提出和决定的。如果说，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还只是意味着对旧世界秩序的一种“突破”，那么，20国集团伦敦所产生的机制，则意味着世界新秩序的孕育或胚胎。无怪乎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3日头版报导采用了如此醒目的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

五、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从七国集团到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果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也能制度化成为国际合作机制)。从欧盟到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制度化会议，都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为平抑危机、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只要还保持以无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无法防止美元滥发、再度酿成像今天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一个以没有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乃是这场国际危机的深层次的体制根源。无怪乎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主张将旧体系“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即立即彻底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目前一主多元格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因为“推倒重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或金融重大波动，损失大。而主张“渐进式”改革者可分两类：一是美国虽口头上要求改革。但仍力图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多数是真想进行“改革”，他们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欧元”的出现，就是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霸地位，争取至少平起平坐地位的重大行动。此外，不仅英镑、日元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而且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人民币也在加速国际化进程。自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关于“改革”的建议，纷至沓来。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好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决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更重要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3月25日发表评论说，“美元朝代尚未落幕，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信誉和实力。尽管俄罗斯主张摒弃由美元主宰的世界，但不妨看看，世界上有哪个投资者在这场危机中惊慌失措地把美元换成卢布吗?”因为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任凭意愿，而是靠国家的经济实力。据日本《选择》月刊今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欧元诞生10多年，曾一度咄咄逼人，可是去年秋季以来，欧元都对美元、日本大幅贬值。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

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金砖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不过，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主席在G20金融高峰会议上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我们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目前，除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外，俄、印也在推卢布、卢比国际化。中国央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央行及中国香港金管局签订了总额为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4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还应提及，国际社会还有一些人鼓吹“亚元”，如美国著名亚洲经济专家、卢杰斯大学教授杜达(M.J.Dutta)教授多年主张建立“亚元”，今年3月刚出版《亚洲经济及亚元》(AsianEconomyandAsianMoney)一书。这一切表明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强劲。随着国际货币多元化日益发展，美元的主导地位将日益下降，一个与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势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知。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

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作出承诺，形成有力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3、充分发挥G20创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新机制的作用，探索、创建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G20伦敦会议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需长期探索。例如：(1)强化金融监管问题如何落实，是由各国分头进行，还是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并形成统一的法规和规划以共同遵守?对各国执行金融监管如何进行监督?如何建立监督机制?(2)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稳定局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新形成的合作组织，它们如何与联合国已有的IMF、世界银行等金融合作机构进行合作和联系?如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机构(如IMF、世界银行等)中的话语权与表决权?如何改革这些机构中的游戏规则?如何赋予原有合作机构以新职能而在新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如何将新旧“两张皮”融为一体?(3)如何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个与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个议题在G20伦敦会议期间虽曾提出，但需有较长时间逐步探索和推进。

至此可以说，G20金融峰会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国际化政府干预)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标志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孕育，并由此培育出或逐步构建出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4月6日发表《一个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视野》指出，“G20预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取代旧秩序。”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3日发表评论文章说，“世界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创立或催生一个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和一个世界新秩序，将是国际社会寄望于G20集团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虚拟经济的发展与现状》，新华网2008年5月21日。

②《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2008年10月27日。

③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05页。

④萨谬尔逊：《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5页。

参考文献：

①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②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w.w.NortonandCompany.2000.

③CunterMeissner《CreditDerivatives:Application,PricingandRiskManagement》BlackwellPublishingLtd.2005.

④刘力：《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