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篇1

一、日共对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主政治势力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组织。日共经过一年的组织重建后恢复了活动，并于1945年12月、1946年12月、1946年2月分别召开了四大和五大。面对形势的变化，党代会《宣言》针对敌对势力对共产党的责难和攻击，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党从来不主张‘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还说“‘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这种主张，在任何社会里都站不住脚”，“将来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存在与那个社会相适应的私有财产”。(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6—247页。)从而开始了对未来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73年的十二大、1976年的十三大和当年特别大会制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中，日共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未来社会主义要利用经济手段的设想。十二大报告提出，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对于服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对于“开辟改善国民生活的财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将来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日共认为，日本革命将经过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排除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要求对美国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通过对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的统制，争取使垄断资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根据需要和条件宣布对某些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对待国内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上，“一定要根据需要和条件作出决定。特别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脱离了需要和条件，没有得到国民的同意，过急地实行国有化，必然会遭到失败。”但日共同时强调，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对大企业采取必要的民主限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出发，为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限制。”(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6—247页。)对于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其他大企业、大银行，则通过国会行使国政调查权、政府进行行政指导、修改禁止垄断法和制定新的法律，由工会和居民实行监督，实现面向国民的民主管制。不难看出，日共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对美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和某些日本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但是，对大企业采取的民主限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实出发所采取的必要的有益措施，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还得有商品、市场的存在。

而对于中小企业、农业和中小渔业部门，日共则采取不同于大企业的政策，即“广泛地保留私人所有和个体经营，尊重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设想，在这些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形式将是合作化。但到那时，也决不急于搞集体化，要等到它们感到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而要求集体化时才付诸实施，就是说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决不采取勉强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从事承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民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这些中小企业的力量，以便在维护它们的个体经营的情况下，使它们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渔业，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途径。”(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6—247页。)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共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1961年制定的党纲就明确提出，只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推行使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日本人民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剥削下解放出来，从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最后地解放出来。”党努力同一切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政党和人士合作，一方面尊重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市民以及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说服，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了节约和有效地使用生产力、保障国民生活和全面繁荣日本经济的手段。”即便这样，日共也并没有对未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更不用说提出一个具体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的模式，只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时期应对大企业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而对中小企业则不急于实行国有化，还要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当条件成熟时才实施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这就为以后提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思想基础。

二、当前日共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90年代初的使日共受到来自国内外和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日共中央认为，其政治原因是苏联“霸权主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破产”，虽然苏联最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集团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了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对内实行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错误道路，而这一错误又为随后的历代领导层所继承，并体现得更为严重”。(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报》。)经济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前苏联连“一枚螺丝、一根管子的生产都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压制了经济本身的活力。这是苏联东欧失败的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由此，日共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结合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991年，时任日共领导人之一的上田耕一郎发表了《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在分别于1994、1997、2000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上，以及在1996年对其重要文献《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的修改稿中，都提出了未来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将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目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构思，但是从日共领导人、日共决议和日共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日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混合经济”论，而“混合经济”论的实质是“采纳了将改革了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要素的体制”。这一模式不是苏联中央管理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方向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地说，这一经济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不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如果要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即采取“集体化是基于自发性的协同合作方式”。二是不将中小企业国有化。“应长期实行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三是不实行官僚统制，不采取命令主义。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被国有化了的基础产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也不实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要“确立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中发展的体制”。四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抛弃了“国有化、集体化”这一形式的社会主义。五是市场经济模式在价格上“不采取统制价格和管理价格”，即“物价就是市场价格”。日共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才可能“发挥日本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国家权力，就日本共产党的权力理论来说，“从成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到谋求成立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阶段，都要“得到国民的理解，根据国会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阶段，“如果共产党在国会里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成为少数派，就要脱离政府执政党，把权力交给在野党。”在社会主义阶段，“可以考虑对一部分大企业或有关交通、通讯、石油产业之类的燃料、能源方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由于国民支持的摇摆不定，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也会导致作为社会主义权力政府的崩溃和政权转让的情况。因此，不能强行地采取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另外，在价格、流通、生产计划方面，如果整个国家计划不能施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采取现在日本实行的‘行政指导’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其内容也只能是极其粗枝概略的东西。”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当前日本经济的各方面，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政策，即“以政府财政政策为根本，采取了商情刺激，或者根据商情调整政策。另外，通过日本银行实行了根据法定利率的‘利息政策’”。作为个别政策，在通商产业部，对于特定产业的特定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采取了产业培育政策。如在电脑、半导体部门，国家就特别实行了培育政策。在农业和水力部，有关稻米、播种、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等，几乎都在政府的计划支配下。即使牛奶，也是在严格的生产计划管理下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日本，对经济实行了相当力度的计划和指导，这在事实上已为日本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的操作层面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即使在“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中，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的体制”。如果以这个方向为目标，“在经国有化的基础产业里，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各部门或单位可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如果各部门决定的计划必须等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发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因此，“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然称之为国有化，但是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是与私人企业相同的。”

三、对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点认识

日本共产党结合日本国情对日本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行及其机制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日共认为，“要是放任市场经济的话，市场经济就具有威胁国民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营中，‘市场的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能与计划经济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成为开辟社会进步发展道路的要素。”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条件孕育成熟于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日共于200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指出，21世纪“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成熟的世纪”。其标志是，首先，“人类在20世纪赢得的世界史的进步，是全人类向21世纪新体制发展的准备。”民主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秩序的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规制以及国家用法律和行政指导、财政和税收、公共投资、金融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经济的介入，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同时，也成为推动向新社会前进的‘重要线索’”。再次，许多国际组织“承担起了调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国家垄断资本各项政策的任务”，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全球化，里面也隐含着迈向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重要线索”。这些都为日本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条件”。所以，日本共产党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利用“资本主义全部成果和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可能的。(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报》。)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

中图分类号：A2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15-02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指导思想的变化：由“直接过渡”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到1918年3月外国武装干涉以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指导思想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做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1]219-212“当时设想不必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221“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的问题。”[1]221当时设想“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经济制度也就直接进入了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1]221“所谓直接过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不给旧经济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的准备期，而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2]2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种设想是失败的。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直接过渡”思想和战时的紧急措施相结合

“1918年3月，英、美、法等国家开始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反革命势力也发动武装叛乱。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进行抗争，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以保证国防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2]5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的内容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在分配中实行阶级口粮制；对经济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实行配给制和义务劳动制。”[2]6-7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粉碎外国的武装干涉，保证战争的胜利，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迂回过渡的指导思想

当战争结束后，人们越来越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当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1]176。“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3]70迂回过渡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并主张利用外国资本；在国家调控下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货币流通；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2]8-11

二、采用新经济政策及其引起的争论

（一）采用新经济政策

“1920年由于四年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三年的内战，苏俄国民经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业的总产量只相当战前的50%，工业的总产量只相当战前的1/7；粮食、衣服极端缺乏。”

“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为了满足人民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要求，俄共（布）十大，做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2]12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税的形式仍然是以粮为主的实物税，但是粮食税额低于余粮收集额的50%。每一农户的税额取决于他家占有土地的数量、人口的多少、收成和财产状况。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他即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卖，交换工业品和手工业品。”[2]12这个政策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在流通方面，允许自由贸易

“最初只允许在规定的地方范围内，农产品与小工业商品进行实物交换。但是，这种交换一展开，很快就突破了地区限制，并使货币交换自发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苏维埃政府后来便取消了地区限制，并使商品交换、工资、税收等逐步货币化。”[2]13当时，列宁认为：“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1]347-348列宁认为在经济生活中要运用商业进行自由贸易，提高苏俄的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人民的水平。

3.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现国家资本主义

“尚未收为国有的小企业，仍归原业主经营；已经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则通过租借合同，租给私人企业资本家或合作社经营。某些国家尚难以经营开发的厂矿、企业，可以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对双方都有利的厂矿、企业、油田、森林等等，坚决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或者与外国资本家建立联合股份公司。”[2]14苏维埃政府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现国家资本主义。

4.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对国营企业实行了企业经济核算制，改变了平均实物分配制，在承认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按照工人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能力为标准的劳动报酬极差制度，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2]14苏维埃政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5.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1921年随着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底的过渡，列宁提出了利用消费合作社发展工农业之间的流转。从此消费合作社向农村供销社方向上发展。1921年到192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销售合作社、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数量由12850个发展到31137个。合作社变成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2]15苏维埃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列宁强调合作社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没有独立起到过作用的经济形式，由于政权性质的根本变化和全部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国家手里，它的性质也就根本变化了，所以列宁说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了合作社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4]211“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5]686

（二）采用新经济政策引起的争论

“实行新经济政策取得了空前重大的成就，首先是生产力迅速的恢复，1924到1925年度农业总产值达到了战前的87%；1925年的大工业产量相当于战前的75%。其次，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社会稳定，市场繁荣。”[2]15

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的成功，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和广大的劳动群众继续执行经济政策的信心。但在制定和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却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叫喊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破产。党内的一些反对派也死抱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放，攻击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放弃十月革命的成果，回到资本主义；有的人则拜倒在资本主义面前，主张对私人资本做更大让步，建议把关系国家生存的大工业部门都粗让给外资本家。”[6]300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一直施行到1929年。

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的国家来说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7]399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劳动生产率。”[8]18

（二）列宁晚年主张利用国外资本、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列宁晚年提出实行对外贸易；强调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提出了向资本主义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的任务。列宁晚年主张利用国外资本、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三）提出必须把工农业生产成果和生产者的利益挂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列宁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的每一步都吃到了苦头。”[1]191列宁提出必须把工农业生产成果和生产者的利益挂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列宁通过办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实践，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的主要的理论贡献是破除了追求单一公有制的模式，主张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小农组织起来，活跃小农经济，发展生产力，创造出完全合作化所必需的文化、物质条件，逐步地引导农民实行生产联合，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形成用各种形式联系和联合起来的合作社组织网，实现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大农业的国家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列宁论证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列宁制定了实现合作社的路线、方针、政策。”[2]25-27列宁通过办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实践，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张伟垣，等.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的前景[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3]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马啸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叶宗奎，严宜生，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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