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欧盟；财政协调；财政赤字；相关性

0引言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开创了区域货币，各成员国放弃自己的货币，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同时带来了各国调整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化，货币政策交由欧洲中央银行（ECB）制定，各国只拥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权。因此，在经济目标上就存在两个层次：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整体与个别的统一，就必须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着力研究各自的财政政策如何制定以实现欧盟整体经济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协调统一，这一目标也成了长期以来围绕欧盟的主要问题。

《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简称“公约”）先后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国债占GDP的比例以及如何惩罚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但是，在欧盟发展过程中，马约和公约都受到过怀疑，原因是一些大国在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时候，惩罚措施却没有实施。尽管如此，马约和公约的作用还是被部分体现出来，它使得欧盟各国有了一个标准去遵守，最终实现整体与个别发展的统一，当然，要真正完全实现马约和公约规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Keynes（1923）[1]认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支付发行新债所需的费用，财政将面临可持续性问题，这可能是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最早论述。1995年，Caporale[2]首次以欧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进行平稳性检验，继而得出一国财政是否平稳的结论。

成新轩（2003）[3]曾对财政政策是否需要协调以及经济效应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种协调有利于经济的良好运行以及稳定发展。王保安（2004）[4]分析了欧盟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无论是赤字率还是债务率都是成员国谈判决定，而不是科学指标测算出来的，并且只有赤字率指标对成员国有强制约束力，债务率只具有参考意义。王磊，骆传朋（2008）[5]曾指出由于对公约的修改，使得人们对于欧盟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担忧，但是其修改不仅可以增强其灵活性，也有助于欧盟成员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修改是可行的。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扩散的风险急剧升温，一些国家的债务评级先后被调降，如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危机也日益迫近，市场压力以及希腊亟待救助的事实，使得欧盟财政一体化在解决这次危机的过程中也再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多年来，欧盟财政条约和公约内容也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研究欧盟财政政策状况及要点，对中国财政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从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的相关性分析出发，指出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方向，最后，就中国该如何汲取欧盟的经验教训来制定自己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点看法。

1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Eurostat2000和2006-2009年的欧盟各成员国财政数据，对成员国财政赤字作了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见附表。

根据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欧元区国家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相关。

德国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并不显著相关，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而德国与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的相关性不显著，显示出德国财政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这与德国是欧元区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分不开。

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波兰、芬兰、葡萄牙、希腊与欧盟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些国家大多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欧盟相关性也较高。当然，希腊、葡萄牙因为债务评级下降，欧盟帮助其偿债使得这两个国家和欧盟财政赤字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

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匈牙利、马耳他、奥地利、斯洛伐克即使在5%，甚至10%显著水平下与欧盟仍然不是显著相关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中多数不是发达国家。

冰岛、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不相关。

另外，由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法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等欧盟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财政赤字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显示出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希腊与英国、法国均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与另外几个发达国家也都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反映了希腊由于国家负债数额巨大，欧盟主要国家因为援助希腊而保持了相互之间较高的财政相关性。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马耳他、斯洛伐克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相互间即使是在5%显著水平下也都不显著相关，说明这些相对不发达国家之间还未能实现财政协调。

在财政赤字对GDP占比方面，根据2008和2009年的数据显示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2008年大部分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还能维持在3%以下，到了2009年，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纷纷使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大多超过了3%上限标准。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眼下中国所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与其说是因人民币贬值引起，不如说是美元走强所导致。特朗普新政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矛盾，他的“减税+基建+保护主义”政策与“强美元”并不相容，估计特朗普的政治蜜月期将非常短暂，外汇市场可能过早透支了美元上涨的动力，美元指数短期面临下调的压力。

自2015年“8・11汇改”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入上行通道，人民币持续贬值至今。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以来，受其施政纲领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影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更是进入加速上行通道，不断刷新近年新高，人民币持续贬值预期日盛。相应地，资金跨境流动加快，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从2014年中的3.99万亿美元的高点下滑至2016年11月末的3.05万亿美元（图1）。

尽管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希望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的确，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变化观察，贬值实是一个伪命题。从2016年10月以来甚至略有上升。2016年9月30日，该指数数值为94.07；12月23日，该指数升至95.09，不能不说表现非常之稳定。

然而，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关注的仍然是美元兑人民币的双边汇率。2016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强劲拉升，全球的主要货币相对美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日元的贬值幅度超过13%，W元超过7%，人民币的贬值幅度约为4%（图2）。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小于其他主要货币。在美元单方面走强的背景下，人民币相对稳定。这也是以一篮子货币计量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大体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图3）。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其走势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国经济基本面的相对强弱。在中国经济逐渐走稳这一大致给定的前提下，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影响美元指数的强弱。换言之，目前人民币处于“被贬值”的窘境，美元的走势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性因素。除非走回资本管制的老路，否则我们可以做的并不多。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经济是否支持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

特朗普胜选后金融市场表现出人意表

本轮美元指数上行始于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之后，而特朗普意外当选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催化剂。金融市场初时对特朗普当选显然有点措手不及，但经过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演绎了一场经典的V型反转，可见资本市场的诡异无常。

美国大选以类似“黑天鹅”的方式落幕，投资者转而开始认真“学习”和“领会”特朗普的施政纲领，人们发现特氏的大幅减税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庞大基建计划，似乎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特朗普新政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迅速地逆转了大选前市场的避险情绪，进而推升通胀预期，刺激美元走强。

在乐观情绪的驱动下，美国股市上演了V型反转，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指数屡创新高（图4、图5、图6）。截至2016年12月23日，美元指数一路高歌猛进涨至103，并刷新13年新高；与大选前的低位相比，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逾80bp；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涨幅分别达8.3%、7.7%。

特朗普当选可能会是美国现代最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之一。应该说，虽然华尔街可能并不喜欢特朗普，但是资本市场还是乐意看到事情尘埃落定。当不确定性消除，投资者就会进场“抄底”，这可能是股市V型反转的真正原因。

特朗普新政的内在矛盾

特朗普当选支撑美元指数快速上涨的逻辑，在于特氏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增长、拉升通胀预期，从而提升自然利率水平，带动美元走强；此外，特氏“美国优先”的主张，试图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大幅减税以刺激消费带动美国经济；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张，如意算盘打的是增加就业职位和减少贸易赤字。

仔细推演上述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难以自洽的内在矛盾。

财政刺激与财政赤字的矛盾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大规模减税以及5500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市场普遍认为这将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推升对美国经济复苏和通胀的预期，导致此轮美元指数上行、美股上涨、美债收益率走高。

问题是，特朗普一方面想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大兴基础建设，是否可以兼得？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若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和基建计划得以完全实施，将使得美国2022年财政预算赤字/GDP的比率达到10%。即使部分实施，也将从目前的3.3%提高至8%左右。而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算，减税将使联邦收入减少9.5万亿美元。可见，大幅减税和扩大开支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无疑将进一步推升美国的政府赤字。

2016年，美国政府债务约19.8万亿美元，已超过18.1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其中公众持有的债权达GDP的76.5%，相对于2008年的40.8%已近乎翻倍（图7）。在目前政府债务已越法定红线的情况下，即便共和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如此大规模地增加财政赤字也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美国国会已将债务上限约束搁置至2017年3月，特朗普上台将马上面临政府赤字约束的难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矛盾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过四次财政赤字走高的时期，均发生在经济衰退阶段。前3次高赤字发生在共和党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分别是1983年（里根）、1992年（老布什）以及2004年（小布什）。最近一次出现在次贷危机之后的奥巴马（）执政初期（2009年）（图8）。不管你喜不喜欢凯恩斯主义教条，赤字财政都是应对经济衰退的首选药方。

那么，特朗普的财政赤字所为何意呢？

从短期看，美国经济已从次贷危机中复苏。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企稳的信号较为明确。2016年三季度GDP不变价环比增速创两年新高，10月制造业新增订单同比上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消费和投资环比也都有显著改善。通缩压力消除，价格水平稳步回升，10月美国PCE和核心PCE同比增速均创下两年来新高。就业数据持续好转，11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达17.8万亿，失业率下滑至4.6%，创下次贷危机后的最低水平（图9）。

美国经济步入了复苏阶段，美联储甚至进行了两次加息操作。特氏的财政刺激和基建开支计划，与美联储加息的政策意图正好背道而驰。在最近的美联储会上，主席耶伦公开对特朗普的财政刺激计划表示担忧。因为经济复苏向好的形势下，财政刺激将加大美联储实现低通胀目标的难度。耶伦称，在目前失业率新低，劳动力市场稳固，财政刺激对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并非必需，同时强调决策层应将债务占GDP的比重纳入考量，并对减税计划是否能改善经济表示怀疑。

显然，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与耶伦的货币政策出现矛盾。特朗普是要赤字财政刺激经济，耶伦是要加息压制通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出现矛盾，特朗普会撤换耶伦吗？他如果这样做，必然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难以估量。

从当前的经济走势看，急于推出大幅减税和扩大基建的新政，似乎不合时宜。毕竟经济正在复苏，财政刺激没有现实的必要。此外，依靠赤字财政来推行也异常困难，于经济长远发展不利。估计特朗普上任之后会对其政策进行修订和细化，但究竟如何兑现竞选诺言，仍然有待观察。

美元升值与贸易赤字的矛盾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隐患，面R很大的挑战。尽管失业率大幅下降，但2016年11月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却下降至62.7%，接近70年来最低水平。说明美国的适龄人口中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仍然不高（图10）。

此外，美国的人口结构开始老龄化，0-16岁人口占比持续下降，60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提升，这在中长期将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在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下行的背景下，美元没有大幅升值的基础。

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主张收紧移民政策、驱逐非法移民；实施贸易保护，寄希望制造业重回美国。这些反全球化的措施将同时损害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的福利，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进而拉低美国的外需。

如果美元保持强势，将对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从历史经验来看，里根政府时期也曾经面临着严重的贸易赤字问题。当时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于1985年与其他国家签署广场协议（ThePlazaAccord），大幅调低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的价值，以期提振美国的出口贸易，促进内外均衡（图11）。可见，在贸易赤字的压力下，传统智慧是放弃“强美元”政策，压低美元汇率以保持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目前特朗普的言论看，他并不喜欢强美元政策，他在人民币备受资本外流压力而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还一再声称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从而迫使人民币升值，可见他的思维之另类。

如果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攀升，如何为美国的赤字融资是另外一个难题。国债收益率走高，既意味着融资成本上升，虽然利差扩宽可能推高美元指数，但是又会进一步扩大财政和贸易赤字，如此演绎很可能成为一个死结。

利差走势预示美元指数进一步上升乏力

从利率平价的角度，还应当考察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差趋势来研判美元指数的走势。一般而言，美日与美德利差是考察的主要对象，美债利差走阔将引起更多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从而推升美元汇率。从数据上看，美德利差与美元指数的走势相关度更高一些。2016年10月以来，美10年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90bp，涨幅逾50%，推动美德利差走阔，进而推升了美元指数。

从历史波动区间来看，美、德的利差已达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以前，美德利差的波动区间主要位于[-80，80]bp，中枢大致为3bp。而后随着欧债危机爆发，欧州央行QE力度加大，美德利差走阔。2012年起美德利差持续上行，目前已超过220bp（图12）。笔者倾向于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利差水平将趋于收敛，这无疑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走向。

从中国的情况看，近来央行货币政策聚焦于降杠杆、防泡沫，货币政策趋于保守，通过锁短放长抬升资金成本，事实上变相地进行了加息操作。2016年8月下旬，央行重启14天和28天逆回购，并暂停3月期MLF投放，续作1年、半年期MLF的公开市场操作。2016年9月以来央行资金投放加权利率已显著上行超过20bp至2.56%。（图13）

公开市场资金成本的抬升将传导至国债收益率，进而影响中美利差。事实上，受我国近期债券市场收益率快速上行的影响，中美利差已经从2016年11月底的底部反弹（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