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范文

美国网络曾热传奥巴马并非美国公民无资格竞选总统；韩国著名女主播宋智善因不堪网络谣言而轻生自杀；墨西哥2005年网上谣传沿海城市帕亚尔塔港将发生大地震引发民众惊恐和大逃离。可见，泛滥的网络谣言传播，对上至国家社会安定、下至公民切身利益都有可能造成潜在威胁，各国政府及社会对网络谣言“一片打声”。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国情不断探索治理网络谣言的措施，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治理网络谣言的常态化措施——谣言止于法治

明确立法，加强司法。网络谣言属于信息时代的产物，对其认识和治理有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将网络谣言治理纳入立法范畴，加强司法管制，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

美国司法部门在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关注网上谣言案，且惩治力度和社会影响都很大。2006年，美国一起因网络谣言诽谤而引起的普通公民之间的诉讼，创下了此类案件的最高赔偿纪录——1130万美元。近年来，针对社交网站谣言传播的复杂性和普遍性问题，美国司法部门对网上造谣的惩处有加重的趋势。

严格司法根植于国家法律系统的健全，因此，明确的法律法规是司法管控谣言的重要保障。美国的法律就规定，即便不知道诽谤者姓名，受害者同样可以向法庭提讼，法庭则有权要求网络公司根据IP地址提供被告的通信记录。在2008年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度政府重新修订了《信息技术法》，该法规规定，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

实施网络实名，加强技术监管。“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网络的匿名性成为谣言滋生的“沃土”。因此，加强对网络信息源监管成为治理谣言的必备手段。尽管效果和前景并不明朗，但许多国家仍旧在推行网络实名制、研发谣言识别技术的路径上不懈努力。

在实施网络实名制方面，日本和韩国走在了前列。虽然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决定，但通过IP地址备案和手机实名注册等方式，事实上的网络实名制在日本已悄然普及。韩国在2005年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网民在建立、访问博客时必须登记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通过认证方可使用。

然而，在控制谣言的良好初衷下，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效果有限。2011年8月，韩政府鉴于网民个人信息被大量偷窃和泄露，决定分阶段废除网络实名制。可见，网络实名制离不开信息安全技术的支撑。

在针对网络谣言鉴别和治理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均在研发和使用新技术上不断加大力度。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就于2011年7月宣布，启动“战略通信中的社交媒体”研究计划，旨在开发创新性技术手段，对社交媒体中出现的欺骗性信息等进行监测、分类和追踪。此外，俄罗斯也在繁复的网络监管中，将网络互动平台作为重点，对网民留言、论坛帖子实行24小时严格监控，并借助技术手段及时甄别，尽可能把网络谣言的发生与传播消灭在萌芽阶段。

应对网络谣言传播的危机公关策略——谣言止于公开

网络谣言传播所导致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仅会影响公民和机构的名誉及利益，还可能会威胁到地区性或国家性的公共安全与稳定。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谣言传播，主要还是源于相关重要信息公开不及时、渠道不通畅。

要主动公开信息。谣言止于真相，在危机处理关头，主动公开实情、让真实信息与谣言赛跑，成为许多国家谣言治理的“箴言”。利用新闻会、电视新闻、网站新闻等曝光真相来抵制谣言，成为危机公关的首选策略。

在2011年的美国独立日，美国国内微博上消息“证实”奥巴马遇刺。随后，又补发另一条消息称：“奥巴马过世，总统死了，大约45分钟前，他身中两枪，位于盆骨下部和颈部；身份不明，鲜血直流。”奥巴马的这则“死讯”，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像超级病毒一样传遍美国网络，引起民众高度关注。对此，白宫作出迅速回应，了关于奥巴马的一系列即时报道。谣言的源头——“被黑”的福克斯新闻网微博账户在当天更正声明。这些消息迅速出现在各大网站首页，使“总统遇刺”的谣言在股市、汇市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掀起风波前迅速破解。

要抢占新媒体高地。对于虚假信息的传播，必须以“快”制“快”，以“透明”平息谣言。当今网络时代，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抢占新媒体“高地”的重要性。

建立粉碎网络谣言的社会联动机制——谣言止于众智

互联网传播的虚拟性、高介入性和互动性，使得网络谣言传播极可能发生“蝴蝶效应”。因此，由政府、组织、个体联动形成的“谣言粉碎机”才可无处不在，让谣言无处遁形。

设立信息安全机构。成立专门性的网络安全机构，是管控谣言生成与传播的组织性措施。德国专门设置了政府网络安全机构，就包括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刑警局以及“青少年有害媒体审核署”，主要对网页内容实施审核。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科学技术理事会”也设有信息安全分会，统一领导国家信息安全建设与规划。自2008年起，俄罗斯政府又在联邦安全总局、联邦媒体与文化管理局和内务部内成立了专门机构，开展网络监管。

协同社会组织合作。遏制和破解谣言传播，也需要采取合作性组织手段。不少国家均有社会合作组织帮助民众应对谣言。

日本的行业协会组织在抵制谣言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各种谣言在网络上迅速流传。日本总务省通知，要求“电气通信事业者相关团体”所管辖的电气通信事业机构在保证报道的同时，采取为大众所知的必要措施，以消除谣言的危害。因此，日本地震期间，与邻国漫天飞舞的谣言和民众恐慌相比，国内非灾区的普通民众反而更加平静。

法国一些网民和记者自发建立了辟谣网站，鼓励公众将有核实过的、有助于辟谣的信息公布于众。英国政府在社区设立了公民咨询局，由社会各界志愿者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同时，也能提高民众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效率，扩大知情权。

发动民众破解谣言。治理谣言、管理互联网离不开公共教育，以防患于未然。通过教育项目或社会项目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也是各国在谣言治理上的重要一步。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设立了“抵制谣言人”岗位，从普通民众中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从事破除谣言和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的工作。新加坡尤其重视在互联网教育方面对青少年和家长的教育宣传活动，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志愿者组织——互联网家长顾问组，由政府出资举办培训班，鼓励家长指导孩子正确使用互联网，强调培养孩子的鉴别力。

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范文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接触到谣言。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谣言又多了一种传播途径――那就是跨越地域的互联网。在网络上，人人都是消息传播者，过去被排拒在媒体之外的小道消息、八卦、耳语，当然还有谣言，如今可以堂而皇之的公开传播。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特点，谣言的发展达到了极致。无论从复制的速度和规模来看，谣言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其杀伤力也更为强大。网络匿名、自由和交互性强的特点为网民提供了隐藏身份，不必显示任何社会责任感的机会，使得躲藏在网络背后的芸芸众生，没有了面对面的尴尬和法律的顾忌，将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垃圾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进行倾泄。

于是，网络成了谣言丛生的地方。前几年比较“著名”的网络谣言有“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洛杉矶遭到暗杀身亡”等，近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有“河北玉田小孩被钉死在棺材内”、“高州工商打死了清华学生”、“含山农妇被蟒蛇生吞”、“金华惊现连环杀人案”等等，

而言之，网络谣言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添麻烦；大而言之，诚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新兴的网络媒体是极重要的战略阵地，对国家安全、社会人心影响巨大，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必不可少，同时网民也要自觉抵制网上不良现象，不造谣传谣，文明上网。

如此猖獗为哪般？

互联网技术造就了信息传播自由的特点，信息和传输没有严格的检查和核实系统，操作的方式（如个人网站、论坛、聊天室、新闻组、即时通讯等）也越来越简便越来越多样化，这为别有用心的个人或机构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提供了方便。

自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运作以来，伴随其高速发展，数亿用户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方便自由地进入互联网，于是就造成了网络谣言大肆泛滥的局面。

任何网络造谣者的目的是要快速而广泛地传谣最终是受众信谣，因此使用一般手法造谣并靠个人网站或通过论坛、聊天室、新闻组、即时通讯等功能传谣，范围和效果仍是很有限的。从发展看，今天网络谣言达到“高明”程度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制作环节，网络谣言炮制者采用新闻报道的手法，在形式上力求“逼真”，甚至盗用媒体的名义；二是在传播环节，令网络媒体乃至传统新闻媒体“中招”，通过它们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传播平台以新闻形态进行再传播，以证实其“可信度”。

从心理学角度说，谣言适应了某些人不正常乃至歪曲的心理需求。起因寻找须与社会生活里的不和谐现象相结合，比如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人的心理不平衡，那些生活相对困难、压抑、心理失衡的人更容易接受谣言，人在消沉、悲观时也容易接受谣言。

另外，互联网本身造就了信息传播自由的特点，信息和传输没有严格的检查和核实系统，操作的方式(如个人网站、博客、论坛、聊天室等)越来越简便和多样化，这为别有用心的个人或机构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提供了方便。

危害社会之“毒瘤”

谣言之所以会产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道不畅通，这就会给小道消息留下很大的空间。从高州事件来看，我个人觉得，政府的反应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往往是出了事以后，政府的反应都比较慢，没有给出权威性的解说，这样就为小道消息、谣言提供一个传播、流通的可能空间。从高州这件事来看，这种情况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对于这些谣言需要能够及时的反应出来，这样“大道”畅通了，“小道”消息就自然而然空间缩小了。

谣言的产生，主要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令大家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而这些现象又没有通过正常的渠道给予一种明确而透彻的解释，所以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这使谣言的产生有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其次，也存在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的一种猎奇的，求新、求异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孟威指出，“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网络媒体应该增加自己的责任感，加强管理和引导，杜绝谣言传播的可能性。媒体应该与社会上的管理部门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对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进行公开的、及时的报道，增加报道的透明度，不给谣言的传播留有余地。同时，网民也应该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辨析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加强个体抵御谣言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唐绪军认为，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有绝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谣言似乎找到了最佳的孵化器和生存地。谣言作为一种畸型舆论，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当谣言借助网络这一传播工具，比起口传谣言危害更大，已成为传播领域中的一大公害。

管住谣言的“舌头”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谣言借助互联网的特点，“杀伤力”更大。作为网站，要认真遵守宪法和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谣言等有害信息的管理。我们提倡商业自由，并不意味着默许对商业自由的滥用。

作为负责网站监管的部门，要继续严肃纪律，完善和强化制度管理，尤其是要建立起严格地问责追责制度，对违规的责任人坚决进行严厉处罚。

作为网站的使用者――广大网民，在享受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和网络言论的相对自由之同时，也要时刻牢记其公民责任。首先，对于一些未经证实或者难以证实，同时又可能引起巨大影响的信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瞎起哄，不要见风就是雨。谣言止于智者，谣言也止于责任。虽然网络是虚拟的，但责任如影随形且实实在在。现实有现实的法律，网络有网络的规矩，只要违反了都须承担责任。这是网民们必须紧绷的一根“弦”，否则将付出法律惩罚的代价。

网络本身是虚拟的，但网络谣言的传播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却是现实的。为此，有关专家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及时充分的信息机制，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管住网络谣言的“舌头”。

就网上谣言来说，相关权威部门不能忽视利用网络这一特殊信息传播阵地及时辟谣。其实，网络与其他媒体一样，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阵地。建立迅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现网上有谣传，权威部门完全可以通过网上进行澄清。假若对互联网撒手不管，任其自流，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得逞，以谣言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

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特征危害消解策略【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曾深受网络政治谣言之苦，中国也不例外。天津“8・12”爆炸事故发生后，诸如“天津港爆炸死亡1300多人，附近居民小区一个活口都没有”“有毒气体正在向北京扩散”等谣言的肆意传播，给部分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认知混乱。网络谣言，尤其是网络政治谣言就像“野火”，只要被点燃，不只是飞速蔓延，而且极难控制，危害巨大。

网络政治谣言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危害巨大

网络政治谣言是谣言的一种，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本文将其定义为，主要通过网络传播的，毫无根据的政治信息或严重失真的政治消息，以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为主要手段，以攻击政治人物、政治集团或具体政策、政治主张等为根本目标。从定义上可以看出，与一般谣言相比，网络政治谣言除具有一般谣言的全部特性外，其政治特性更为突出。该特点直接影响到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性。

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性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判定，即对政治人物的危害性、对政治组织的危害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性。虽然三层危害性各有差异，但是密切相关。从作用过程来看，政治谣言通常从攻击某个具体的政治人物开始，进而攻击其所在政治组织，随后攻击该政治组织得以形成、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制度。

表面上看，以攻击社会为目标的政治谣言不涉及具体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但是它容易导致社会认知混乱、阶层分化、群体对立，给公众带来不安全与不稳定感，甚至直接引发动荡。与此同时，消除这种不安全与不稳定感的责任却被谣言制造者不怀好意地强加给某个具体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身上，并且极可能因为“处置不力”给具体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带来影响。

有学者将网络谣言分为六类，即网络政治谣言、灾害谣言、恐怖谣言、犯罪谣言、食品及产品安全谣言和网络个人事件谣言①。其实，网络恐怖谣言、犯罪谣言、安全谣言及个人事件谣言很多时候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或者在传播过程中被引导到政治轨道上，从危害性上看，都应该视为网络政治谣言予以重视。

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特征：话题重要、证据模糊、内容攻击

从传播学“信源-传者-信道-受者-反馈”的基本思路分析，结合网络政治谣言在不同传播过程中的自我表现，可以将网络政治谣言的特征归纳为：话题重要性、信源模糊性、目标政治性、渠道回流性、内容攻击性、形式正义性、受众敏感性和传播病毒性等方面（图1）。

以最近的国际问题为例。在乌克兰危机事件中，前期关于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贪腐的传闻以及危机高潮中关于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一年后都被证实属于政治谣言。但是，它们都曾得到空前的传播，并成为推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力量，改变了乌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当俄罗斯前副总理、反对派主要领导人涅姆佐夫被枪杀后，社交媒体上很快出现了“普京知道凶手是谁”的传言，矛头直指俄罗斯国家最高领导人，这都充分体现了政治谣言的特征。

上述案例的话题重要性不必细言，信源模糊性同样典型。在相关信息的传播和再传播过程中，传播的观点鲜明，证据模糊，且多“据猜测”“据分析”“据内部人士”或“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或“按理说”“逻辑上说”，如此等等。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伯特与波斯特曼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

网络政治谣言的目标政治性，是指虽然谣言信息模糊，但却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手段，指向一个“政治目标”，如政治人物、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等，或者是提出政治诉求。但无论明示还是暗示，其传播的内容都富有攻击性，其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诉求，因而往往使用极端的语言和不容置疑的态度，让人觉得“就是这样”，以挑起事端、加剧矛盾、分化社会。

网络政治谣言的形式正义性通常表现为信息传播者抢占道德或法律的制高点，以悲天悯人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将谣言传播者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或悲情的受害者，以便唤起公众的同情、认同和共鸣。

受众敏感性则是网络政治谣言制造者充分利用受众信息不对称和心理不平衡的特点，紧紧抓住受众敏感神经，“哪壶不开提哪壶”，努力触碰受众的“痛处”，激励受众自觉地加入到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队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政治谣言往往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字样包装。为提高其可信度，许多政治谣言往往先通过一些意见领袖或灵通人士输送到“民主”“自由”的渠道中，经过包装后，再回流到目标渠道。比如，一些在国内没有得到认可的谣言，经过包装，以海外媒体报道形式回流到国内，以“被揭露”“被证实”“被肯定”“被丰富”等新面孔重新回到国内的传播渠道上，以增强其可信度和传播效果。在此过程中，传播病毒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示。

利用舆论冲突要挟政府，造成网络空间内“杀声一片”

从传播学看，网络舆论形成的线性框架的基本模式是“舆论议题出现-舆论扩散-意见形成-效果”。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与传播同样符合该模式，但由于其鲜明的政治属性，在传播机制中会存在一些变异（图2）。

变异一：在议题出现阶段，强行“注入”政治属性。无论引发舆论议题的事件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性，网络政治谣言的制造者都会主动“挖掘”其中的政治性，从而使之成为网络政治谣言。

变异二：在舆论扩散过程中，远离事件本体，确定“政治目标”。网络政治谣言逐步远离最初的“导火索”，将受众的注意力从技术和操作层面转移到“政治”层面，逐步暴露其真实的“政治目标”，导致广为扩散的信息主体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的利益和诉求。此类传播偏向与技术无关，是网络谣言制造者主观引导的结果。

变异三：在意见形成过程中，不解决具体问题，主动分化社会。网络谣言动机研究发现，只有18%的网络谣言具有利他性，而利己性和无利性分别占42%和40%②。可见，网络政治谣言的动机较少具有利他性，关注的并非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其“政治目标”的达成。因此，网络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在公众意见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分化社会，造成网络空间内“杀声一片”，进而利用舆论冲突和社会分化来要挟政府或政党，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

变异四：效果阶段表现为议题暂时沉淀，伺机再起。网络政治谣言通常不会像其他谣言一样，随着信息公开或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自然消失。由于网络政治谣言涉及的政治目标、政治生态、政治价值等核心问题会长期存在，同一类型的政治谣言在一个事件过后往往还会借助于另一个事件重新包装传播。

注意“空窗期”的信息，消解网络谣言

网络政治谣言将导致社会分化、公众对立和群体极化，其危害性较一般谣言更为严重，如果放任自流，指望其自生自灭，则会付出更为高昂的社会成本。因此，对网络政治谣言主动加以消解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根据对危害性的判断，将谣言的攻击目标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从大的方面来看，网络政治谣言攻击的目标主要是政治人物、政治组织和社会，且通常是从政治人物开始。因此，要尽可能减少其攻击目标，不要给其扩大攻击目标的机会。解决问题时不回避主要矛盾，如果企图通过转移目标来加以消解，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会引发新的不满，而且会增加网络政治谣言的可信度和攻击力，增加谣言消解的难度和社会成本。

第二，以平等视角，构建对话平台。考虑到网络政治谣言的形式正义性这一重大特征，以及网络政治谣言中的一个天然假设，即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与普通公众是不平等的，掌握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消解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时，就要采用平等的视角，构建一个新的对话平台，以充分可信的表达方式与公众进行诚意沟通，让不同的话语主体能够获得同等的表达机会。沟通是否平等和诚意，直接影响到沟通的效果。

第三，注意“空窗期”的信息，避免被动。“空窗期”是指官方对具体事件的调查所需要的合理的时间。比如黑龙江村民徐纯合被枪击案发生后，在上级机关调查事件期间一直没有充分的信息，给了各种谣言传播的“空窗期”。等调查结果后，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信任”的刻板成见，引来一片质疑。因此，消解网络谣言首先要及时对“未经官方公开证实”的信息进行“证实”或“证伪”。而在“证伪”时要充分考虑到公众对于“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的接受程度，不能予以简单重复式的告知或否认，而应充分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即使正在调查，也不能“无可奉告”。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博士，北京青年报社高级编辑）

【注释】

①李乐：《网络谣言刑事追责问题探讨》，《福建法学》，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