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类型范文篇1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主持人；角色转型；《喜子来了》

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和资本的不断扩大，信息技术已经从单一的工具渠道发展成为一个连接融合的平台，各类媒介逐渐融合成一个多功能化的有机体，全国各地方电视台纷纷加入传统媒体转型融合的浪潮中来。从传播学和信息论的角度看，广播电视机构的主持人是内容的“灵魂”“纽带”“主角”，承担着呈现内容的主导作用。当下，广播电视的下滑似乎没有报纸显性，各台大部分主持人压力不大，主动转型动力不足；也有的主持人在网络主播红红火火的局势面前，开始尝试触网融合探索，但尚未形成共识和趋势。那么，全媒体时代主持人要不要转型？该如何转型？本文通过对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频道主持人喜子及其栏目《喜子来了》进行深度访谈，初探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主持人转型的意义和路径，以期得到借鉴和启示。

一、媒体融合视域下主持人转型背景

计算之父马克•韦泽(MarkWeiser)说:“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察觉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①新媒体就是这样一种高深的技术，一方面使得媒体传播内容逐渐从“专门化”向“多样化”或“精准化”转变，新媒体和传统广播电视节目界定走向模糊化和交叉化；另一方面它给传统媒体发展带来冲击的同时，为传统媒介转型提供了可实现性，驱动了传统媒体及主持人的融合和转型。有专家断言：传统媒体已到了革新图存的紧要关头，曾经作为广播电视媒体中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生产要素的节目主持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主持人华少曾发表长微博《主持人还有将来吗》，质问“习惯活在报幕中的主持人，你的幸福会在哪里”。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变了，你不帅不美不年轻都没有关系；比起那些花瓶主持，人们似乎更喜欢网络平台上的“网红”主持人。那么，是什么让广电媒体的主持人声影逐渐黯淡？又是什么让“网红”们的影响力超过了精英主持人？1.裂变、蝶变、巨变的媒体生态让主持人深陷发展危机《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1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比重达到96.3%，移动互联网与社会受众的生活日益紧密。②面对以微博、微信、App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面对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技术（AR）、实时直播、全景视频等技术的广泛运用，面对网络视频、音频等平台的异军突起，毋庸讳言的是，广电媒体在纸媒断崖式跌落后也有慢慢走熊之态。在媒体整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在新的话题方式、议程设置、传播手段、渠道等变化面前应接不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也面临在网络新媒体上成长的“草根”主持人和自媒体大V带来的挑战。2.多元化、专业化、类型化的受众需求令主持人遭遇现实瓶颈在新媒体时代，受众以自身的教育程度和偏好为出发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体，获得自己想要的专属内容。每个人又可作为自媒体，随时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和话题。信息壁垒的消失，受众注意力逐渐从传统媒体分散到新媒体，受众的分众化和差异化日趋明显，对节目及节目主持人也提出更高要求。从综合到专业再到类型化，主持人似乎拼不过具有互联网基因的“网红”。满足“95后”喜好和偏好的“网红”在这个时代崛起，传统主持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基于中心化传播渠道建立起权威声音和形象的传统主持人影响日渐式微。3.频道、平台、渠道大转移，传统主持人全明星时代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在的电视没有台了，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上各种节目应有尽有。各种形式的直播眼花缭乱而随着车联网时代的到来，广播的频率也被淹没在蜻蜓、喜马拉雅等随时随地海量的音频流之中。在固定节目固定频道出现的主持人，其受关注度大大降低，全民皆知的主持人越来越少，老一辈电视主持人开创的“全民偶像主持”时代已宣告结束。在内容垂直化、受众圈层化、传播节点垂直化的背景下，关注新媒体、运用新媒体转型升级是传统主持人突破重围的必由之路。

二、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主持人转型路径分析——以《喜子来了》为例

《喜子来了》是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频道一档地方民生类栏目，时长25分钟，每日晚间19点黄金时间播出，节目团队20余人。该栏目结合地方文化和百姓日常生活，打造《想说就说》《喜女郎招募》和《喜子推荐美食》三大板块。首先，以《想说就说》为基础，打造以受众群体为传播主体的《老百姓脱口秀》，让受众自主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主持人起穿针引线和画龙点睛之用，既激活了受众的参与度，又抓住了受众群体的关注度。其次，以《喜女郎招募》为依托，充分挖掘武汉高校平台资源，改变一个人主持为“喜子+喜女郎”的主持模式，扩大和吸引受众群体面。同时，联合网络直播平台和微信公众号开展手机端的直播，吸引多渠道受众群体。再次，以《喜子美食推荐》为辅助，以美食为主题，采取密集性的日播方式，辅以主持人线下互动，推动产业发展。三大板块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相互依托，构建起线上线下的全媒体传播渠道。从2017年2月13日开播至今，栏目收视率取得了省网前十、市网前十二的好成绩，吸引了大批观众。作为《喜子来了》栏目最重要的“传播符号”，主持人喜子以其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深得本地观众的喜爱。身兼主持人和制片人二职，喜子面对互联网视频网站及直播平台迅速发展对于传统电视媒体的冲击，变“被动应战”为“主动出击”，从栏目播出形式、主持人功能设定、栏目内容制作、观众互动模式等多方面入手，电视大屏幕和手机小屏全开启，探索全媒体时代主持人融合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道路。1.主持平台转型：从电视荧屏扩展至全网平台近些年来，在线视频网站与网络直播平台先后崛起，对传统电视媒体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究其原因，在于在线视频网站与网络直播平台有着其独特的传播路径与竞争优势。相较于传统电视媒体，在线视频网站可实现观众自主点播与重复收看，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发展更赋予受众极大的节目收看自由。近年来，网络直播平台的崛起更让亿万网络用户享受到更加多元的内容选择、更为亲近生活的收看体验。《喜子来了》栏目组通过打造“全媒体节目”概念，将传统的电视主持录制扩展为“电视直播+在线视频录播+网络平台直播”的全网播出模式，观众收看途径由电视终端扩展到各类移动终端，在此过程中体现出媒体融合发展环境下电视栏目播出形式转型的三大新特征。一是全网域节目传播。除了传统电视平台传播外，《喜子来了》栏目还可在垄上频道官方网站点播收看，栏目中极具话题性的热点内容进行了单独编辑，上传到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等第三方视频网站，如主持人领衔制作的《喜子吃面》《喜子喝汤》等美食类专题系列栏目也成为网友热衷收看的热门视频内容。二是全终端内容获取。栏目组通过打造专属微信客户端，整合节目录播、在线直播收看等功能，使受众通过更便捷的手机终端渠道收看栏目内容。三是新媒体互动直播。《喜子来了》入驻直播平台，通过每天定时户外直播，让更多网络受众跟随主持人喜子与“喜女郎”深入大街小巷，发掘热点美食，共议社会民生。自主持人喜子及《喜子来了》栏目开设网络直播以来，累计收看人数已达百万人次，节目播出模式的革新丰富了节目内容与获取形式，有效提升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2.主持内容制作转型：从直播室栏目延伸至户外直播栏目播出形式的丰富，使得主持人及栏目组在内容制作上也面临新挑战。内容的质量与影响力是一个栏目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即使是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媒体融合，“内容为王”始终是媒体发展的根本立足点。③同传统电视媒体相比，互联网直播栏目在内容生产、传播模式、受众群体上均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产品，即网络节目，更需要被精准定位于用户需求之上。对此，主持人喜子及栏目组从三个方面进行内容设计与制作。首先，立足电视栏目中的热点内容，实现荧屏热点的网络发酵。2017年以来，栏目组先后制作了带有鲜明主持人风格的《喜子吃面》《喜子喝汤》等专题美食类节目，充分发挥主持人的明星效应，突显个人的主持风格，“大街小巷，走街串巷”的栏目口号深入观众内心。在网络直播中，主持人喜子与“喜女郎”通过手机户外直播的形式，将串访大街小巷寻找美食、品尝美食的过程展现在直播中，充分延展了电视栏目中热点内容的传播时效与舆论热度。其次，选拔“喜女郎”网络主播参与主持，丰富受众群体类型。众所周知，现阶段互联网直播平台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群体，而《喜子来了》作为一档民生类电视栏目，其主要受众为中老年人群。对此，栏目组在线上直播中邀请形象气质较好的大专院校学生、白领群体作为网络主播，以吸引年轻受众。这一直播模式不仅为“喜女郎”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为栏目本身培养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粉丝群体。再次，围绕社会热点话题，实现民生热点的网络互动。主持人围绕社会热点事件与民生议题，组织多场直播活动并取得较好的收视效果。例如，主持人喜子网络直播“武汉马拉松赛”、喜女郎直播“武大樱花季”等青年群体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连日直播报道使收视人数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为避免网络直播可能出现的庸俗化、低俗化现象，在每次直播中，均有《喜子来了》电视栏目组的编导跟踪拍摄，保障了直播内容与服务的品质。3.主持人功能设定转型：从“贫嘴大咖”转型至“全能主播”相较于传统电视媒体行业，网络直播节目制作门槛低、主播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很多“草根”主播逐步成长为网络红人，“网络造星”风潮下，部分网络主播的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传统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正因为网络主播的个人素质与专业技能良莠不齐，各类直播乱象时有发生。对于网络直播，很多电视主持人持观望态势，对网络主播不屑一顾；有部分主持人对于网络媒体的传播规律把握不准，无所适从。其实，电视主持人有着较高的业务能力与素质品质，在电视栏目向网络全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下，广阔的网络直播环境更能成为电视主持人突围拓展的新阵地。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主持人“走下荧屏，走进生活，走向线上，引领传播”成为每一个媒体融合栏目主持人的必由之路，贴近群众的民生类栏目主持人更应如此。主持人的功能定位与角色身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栏目运作过程中，绝大部分栏目主持人不会参与节目的选题、采、编等前期的工作，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只是强行记忆，尽量使出错率降到最低。”④作为《喜子来了》的主持人兼制作人，喜子继续保持着鲜明的“贫嘴大咖”的主持风格，将一个又一个普通百姓的小故事用风趣且幽默的语言串联起来，并赋予每段故事发人深思的点评。我们在访谈喜子时了解到：喜子每天的工作不仅是站在舞台上录制节目，他还参与节目的总体策划，并审核每一期节目的剪辑，他是采、编、播、制合一的主持人。此外，喜子还乐于接受网络直播的挑战，积极融入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中，协同栏目组的“喜女郎”参与网络直播。对此，喜子及其团队研究了多样化的网络直播形式与主持风格方案，在保持原有喜子主持风格的同时，话语体系更加接近年轻群体的表达方式，喜子从原来荧屏上的“贫嘴大咖”转型为全媒体上的“全能主播”。

三、结语

网络传播的类型范文

网络事件的定义和研究视角

学界对网络事件或新媒体事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定义。从传播学角度出发的定义，多集中于网络事件的传播载体、传播内容和传播范围。也有学者从社会运动角度考察网络事件，如杨国斌提出，“网络事件是勃兴于中国的网络公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这种研究取向将网络事件放在公民社会中社会运动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强调网络事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但是，并非所有的网络事件都可以放在社会运动的框架下考察，诸如“芙蓉姐姐”、“杜甫很忙”之类的文化事件，似乎并不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另外，这类研究很难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某类情感诉求和表达会促进某一网络事件的讨论，却无法促进其他的网络事件讨论。同时，这类研究过于关注传播者的话语修辞和情感动员，忽视了网络事件中受众的心理机制和选择行为。

另一种研究取向延续了勒庞开创的群体心理学研究传统，将网络事件看成群体的非理，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需要严加防范和管理。如郁彩虹提出：“网络公共事件，在广义上是指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狭义上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响应，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影响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②但是，网络公共事件并不一定是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影响的非正常事件。将网络事件看做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影响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或直接将网络事件等同于，反映出对网络事件的偏见。究其原因，是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已经预设了网络事件是负面的的研究立场。站在这种立场观察网络事件，看到的只能是网络恶搞、人肉搜索、网络暴民、群体极化、网络谣言等现象，而忽视了网络事件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

还有学者将新媒体事件放在戴扬和卡茨提出的媒介事件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韩敏认为：“新媒体事件是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开放式媒介技术为基础，通过公民新闻运动产生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事件。”③这一定义将网络事件与戴扬和卡茨提出的媒介事件概念联系在一起，有不少学者认同这种趋向。网络事件与媒介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即媒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威力，正如戴扬和卡茨所说：“电视事件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如本杰明所说的再生产与原生产同样重要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再生产比原生产更加重要的时代。”④但需要注意的是，戴扬和卡茨提出的媒介事件是以电视媒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只有对戴扬和卡茨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和创造性转化，才能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网络事件。

网络事件的分类

网络事件有多种分类方式，分类标准取决于研究取向。将网络事件视为网络，汪建昌将网络事件分为有矛盾基础的网络和无矛盾基础的网络；易触发街头事件的网络和不易触发街头事件的网络；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类。⑤这种分类需要对分类指标做出整合，使不同类别的组合能够对网络事件做出有研究价值的划分，否则这种分类可以无休无止地分下去，却对我们理解网络事件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

有学者对常见的网络事件进行了划分：民族主义事件、权益抗争事件、道德隐私事件、公权滥用事件。⑥并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事件的主要表现类型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分类方法显然没有涵盖网络事件的所有类型，而且各种类型的网络事件之间既有交叉，也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

还有学者从社会话语分析角度对网络事件进行了分类，⑦根据这一划分标准，网络事件可以分为：国家（民族）话语，主要体现为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社会事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等；公共性话语，主要体现为网络舆论监督、社会运动事件、社会道德伦理讨论等；民粹主义话语，如网络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民族主义等；文化话语，如文化名人、文化现象、文化反思与文化讨论等。从社会话语角度对网络事件进行分类较有新意，但这几种话语并未涵盖所有类型的网络事件，而且在一个网络事件中可能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社会话语。也可能在事件发展演化过程中，随着公众讨论议题的转变，事件的话语性质会发生变化。同时，网络恶搞现象似乎不属于民粹主义话语，而更接近于文化话语一类。

网络事件的传播阶段和传播模式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网络事件传播阶段和传播模式。范明献提出，“网络事件舆论的形成模式为，首先是网民上网发帖，引起网友的评论热议，网站将帖子置顶或放在首页，由此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在引发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讨论后，事件成为热点事件”。⑧汪建昌提出了相似的模式：首先，通过讨论引起网友话题聚合，随着讨论增加而出现公共舆论，意见领袖开始引领舆论风向。最后，传统媒体开始与新媒体进行互动，使得事件成为热点事件。⑨钟瑛对160起网络舆论事件进行分析后提出，网络事件的传播模式呈现出葫芦状模式。起初，某家媒体发掘信源；然后各媒体开始传播；在经过多家媒体共鸣后，形成事件舆论，并向社会各方扩散其影响。⑩

网络事件的传播阶段有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和六阶段说等多种观点。三阶段说认为舆情有发生、变化、结束三个阶段。金兼斌认为，网络舆论有三个演变阶段：首先，是议题的出现阶段；然后，是议题的存活阶段；最后是议题舆论的走向阶段。也有学者提出四阶段说。刘毅认为，舆情演化中存在涨落规律、序变规律、冲突规律和衰变规律。还有学者提出五阶段说，认为网络事件舆情有散播、集聚、升华、延续和终结五个阶段。

其实，具体将网络事件的传播过程划分为多少个阶段，并不具备太重要的学术价值，各类网络事件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模式不尽相同，即便在相似的事件中，各个阶段的出现时间、持续时间、阶段之间的划分也并不清晰，事件的传播过程也不一定是线性的传播方式。阶段的划分可以帮助学者们了解网络事件的传播过程，但学者们需要具体研究网络事件传播过程的结构、传播中的互动关系、信息流向和影响流向等问题。

注释：

①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

②郁彩虹：《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态势和应对策略》，《唯实》，2011年第8期

③韩敏：《商议民主视野下的新媒体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

④【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⑤汪建昌：《网络：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⑥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⑦郑恩：《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类型及叙述模式》，《当代传播》，2011年第6期

⑧范明献：《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传播的舆论引导》，《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⑨汪建昌：《网络：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网络传播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突发事件;网络传播;阶段划分;特征;启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现阶段我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较易产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严峻形势”[1]41。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重大突发事件总是对社会舆论迅速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形成舆论焦点和热点。突发事件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通常包括政治突发类事件、涉外突发类事件、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灾难性责任事故等。

进入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传播阶段，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是近年来的热点议题，常常呈现出即时快速、非理性强、互动性强、容易引发网络谣言与群体性事件等特征。“西安11·14爆炸事件”的网络传播在延续以往突发事件网络传播的特点之外，在网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控制方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突发事件网络传播阶段划分

作为典型的突发事件，“西安11·14爆炸事件”的网络传播经历了四个阶段：

阶段一，观望期。由于事故发生在周一上班的早高峰期，地点在人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牌附近，在事故现场附近的网友用手机拍摄视频及图片，率先通过微博发到网上，类似于“公民记者”的行为。随后有人在天涯网首页聚焦板块发帖发图，但并不确定信息与图片是否真实。通过微博与论坛的信息，进入网络传播的第一个阶段，观望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有大量网友已经关注这一事件，但由于网络传播中的多种不确定因素，比如信息本身可能是谣言，照片可能是合成或借用其他事故的照片等。受众非常关注自媒体中信息的传播，但参与程度比较低，通常只是非常简短的询问或者评论。“特别是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和初期，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人们往往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性质、强度、发展趋势以及危害程度等缺乏明确的把握，见仁见智的情况就更加难以避免。”[1]42

阶段二，公开期。在事故发生5分钟之内，西安各相关部门，如公安、消防、秦华天然气公司人员均已到位。陕西本地的门户网站华商网在事故发生一小时内已经有新闻，打开新闻链接后进入专题网站，最新新闻更新以分钟计算。搜狐网在当天上午9点多有图片新闻，三天内相关新闻的数量近150条;凤凰网下午2时有视频新闻，三日内相关新闻近300条。信息公开期的特点表现为借助传统门户网站的权威性事件真相，除文字叙述外，辅助以图片和视频，全方位报道事件，满足网络受众对信息真实客观全方位的追求。

阶段三，问责期。当受众从震惊转向反思时，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由公开期转入问责期。问责期要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通常为三到七天。其特征为门户网站的相关新闻居高不下，内容以追问责任、安全检查、赔偿金额、居民善后、爱心捐款为主，自媒体在这一时期作用巨大。新浪微博中有关事件的讨论非常热烈，天涯网站在聚焦板块中置顶“西安沙井村商铺爆炸”的讨论帖，并发出“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讨论。网络谣言传播与网络舆情均易形成于问责期，“网络舆情是指公众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所持有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态度和情绪，并且通过互联网和传播”，容易造成负面情绪的扩散与现实群体性事件。“西安11·14爆炸事件”的问责期，并未出现谣言盛行与偏激言论扩散的现象，相反大多数网友对恶意夸大死伤人数、恶意推测事故原因的谣言非常排斥，将其称之为蛊惑人心的“阴谋论”者，从而使网络谣言自然消亡。

阶段四，沉寂期。事件发生两天后，作为门户网站的搜狐网与凤凰网、作为论坛型网站的天涯网与本地门户网站的华商网都将头版头条的位置让位于“甘肃幼儿园校车被撞”的新闻，只在专题中持续更新，表明该事件已经逐步进入沉寂期。沉寂期通常发生在门户网站传播的五天之后，论坛传播的一周之后，只在网站的评论板块借助一些有深度的、反思型的文章保持较长时间的关注度。其特点是受众的关注度逐渐转移到其他重大新闻上，参与程度逐渐降低。各类网络传播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只有与事件关联性较强的受众在博客与微博中保持热度。网络谣言已无迹可求或无利可图，也同时进入沉寂期。

突发事件网络传播新特征

突发事件网络传播通常呈现快速性、广泛性、互动性、群体性、非理性等特征，“西安11·14爆炸事件”除具备以上特征之外，还展现出以下新特征。

其一，新媒体传播真实快速地引发受众关注。与“7·23”事故类似，“西安11·14爆炸事件”也是率先通过微博等自媒体传播的。3G平台的搭建，使手机超越电脑成为最随身、方便的传播媒介。网友在现场即时手机拍摄利用无线网络迅速传播到微博或论坛上，微博的巨大影响力与人气网站的关注度促使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受众视野，引起受众持续关注事件进程，并等待权威网站的最新报道。有学者提出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即新媒体(微博、论坛社区、博客或手机等)提出议题—媒介关注—全社会参与—政府行为的模式”[2]60。这种新型的议程设置模式肯定了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在突发事件中的影响力，“在新媒体环境下，网民个人能够通过博客、微博、BBS帖子、电子杂志、SNS社区、网络视频、手机视频、DV短片、手机照片、网络相册等多种方式实现信息的大量和广泛传播，成为突发性事件的信源”[2]59。微博等自媒体与论坛不同，博主通常非常重视自己形象的树立与身份认同，信息的草根性、原创性很强，并且在不断的转载中传播开去，短时间内可以形成群体性热点事件。

其二，网络新闻传播的公开性满足受众知情权。“面对网络谣言，主流网络媒体是最合适的辟谣媒体。相比于网友言论，它是权威的;相对于政府，它是第三方，更容易被网民接受;相对于电视、广播和纸媒，它的快捷性、互动性为其他媒体所难以企及。”[2]59网络媒体在“西安11·14爆炸事件”中的应急措施比较到位，包括大量图片、视频的上传，专业记者的跟踪采访，都表现出传统主流网媒的专业性。同时，正是因为信息公开透明的实现，这一突发事件在网络上并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谣言，也没有在当地公众中造成恐慌，网络舆情与现实中的群体事件均未形成。

其三，网络论坛传播对突发信息的辨识度增强。由于转型期社会各种伦理观念正在重新塑造，在以往突发事件的网络论坛传播中，很容易形成群情激愤、谣言四起的状况，与所发生事件相关的负面情绪集结于突发事件之中。这种现状的产生与受众对网络信息的辨识度不高有关，在门槛较低、缺乏把关人效应的网络信息中，很容易产生极端的言论和态度。而这种言论经过网络论坛蝴蝶效应迅速外化，可能形成强有力的舆论，进而引起现实社会的群体事件。“西安11·14爆炸事件”表现出网络论坛传播对突发信息辨识度增强的特征，在传播的四个阶段，观望期与问责期最容易出现谣言与极端言论，并造成恐慌。而在此次事件中，虽然在观望期有网友提出恐怖性爆炸的说法，但几乎无人跟风;问责期同样有各类对事故起因、伤亡人数的猜测性言论，不但无人响应，反而在论坛中受到很多批评，形成交锋型的舆论，有助于推进事件更加公开透明。

突发事件网络传播新启示

“西安11·14爆炸事件”作为诸多突发事件中的一例，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许多新特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在于这一事件并未在网络上形成大范围谣言，也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群体性恐慌。以此可以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谣言控制形成以下新启示：

首先，事件本身的特点制约谣言散播。突发事件基本可以分为自然事件与人为事件两类，前者诸如地震、洪涝灾害等，后者诸如矿难、大型交通事故等。自然事件可能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天气恶劣，媒体很难介入而形成猜测型谣言;人为事件可能由于救援迟缓、问责制度不健全而形成发泄型谣言。“西安11·14爆炸事件”虽然是一起人为操作失误而造成的事故，但由于操作者自身也是受害者之一，公安、消防、天然气公司、医疗卫生与政府部门到达现场的速度非常快，救援及时而有序;在事故刚刚发生后，很多群众便自发救助伤者，一位摩的司机免费将一名浑身是血的受伤女性送往医院救治，久违的人间真情也深深打动了公众;陕西省省长、西安市市长都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慰问伤员，省长在媒体中公开表示歉意。因此，此次事件因为反应迅速、救援及时而得到广大网友的肯定。

其次，政府媒体信息即时公开消解谣言散播。“西安11·14爆炸事件”通过官方门户网站不断更新图片库，从现场到医院，增强现场感;不断更新死伤人数，表现出新闻敬业精神与真实性;不断细化事件原因，用以平息恐慌;不断增加超链接，如救人的摩的司机、遇难小女孩同班同学的捐款事件等等，从纵深角度展现事件的方方面面，使受众看到伤痛，也寻找希望。信息不公开、知情权的缺失成为网络谣言滋生的温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获取信息使受众易于相信模糊的信息;相反，即时开放的态度促使受众相信这一事件已经得到控制，进而持续关注事件原因的调查，从而理性地看待突发事件。

最后，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阻止了谣言散播。“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3]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网友素质参差不齐，在遭遇突发性事件时，如果信息传播不够公开有效，则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如果有网友刻意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又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西安11·14爆炸事件”集中反馈了中国网络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在事件发生的观望期，已经有网友散布是恐怖式袭击的谣言，由于缺少权威的信源，这一谣言基本没有得到响应;在情绪最易被煽动的问责期，虽然有网友恶意质疑，但没有盲从的受众与暴戾的情绪，谣言不攻自破。这一事件反映出网络传播的受众对于网络信息、言论的选择、质疑、评估能力不断增强。

网络媒介是把双刃剑，“互联网既是真相披露者，也是情绪煽动者;既有为建构所必须的解构，也有勇猛不能掩饰的粗暴”[4]。突发事件所造成的网络舆情与谣言也从侧面显露信息公开滞后的恶果以及中国现阶段网络状况的复杂性。但是，通过“动车组小伊伊事件”、“广东小悦悦被撞事件”以及“西安11·14爆炸事件”的网络反馈情况可以发现，随着自媒体对公共信息的参与增强和主流网站信息透明公开的不断实现，对于突发性事件，网民的暴戾之气与谣言的盲目散播均有化解的倾向，理性健康、真心真情的网络舆论氛围有望形成。

参考文献

[1]徐敬宏，李欲晓，等.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生成及管理[J].当代传播，2010(4).

[2]谢耘耕，徐颖.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源管理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