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篇1

关键词：奥肯定律；二元经济结构；劳动转移率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0-04

一、综述

GDP增长率、就业和通过膨胀是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指标，所以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可称是宏观经济学中两个重大的统计发现。其中，前者描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而后者则描述了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就奥肯定律而言，是在1962年，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Okun）所提出，用于描述GDP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即：g=α+β（ut-ut-1）（ut为失业率，gyt为经济增长率），他发现美国的GDP增长率每提高2%，失业率就会下降约1%。通过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后续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经济体GDP增长率的变化对其失业率影响的具体数字有所不同，但是奥肯定律的正确性一再得到了验证（Clark，1983；Gordon，1984；AdamsandCoe，1989；Holloway，1989；Prachowny，1993；Moosa，1997；AttifeldandSilverstone，1998）。

从内在原理上分析，奥肯定律的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可提供给粗糙的宏观分析一个可行的依据。当经济上升时，企业会得到更多的订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进而起到降低失业率的作用。可惜的是，当我们将该定律照搬到我国的经济分析时，却发现我国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竟然发生了反向的调整，统计上存在着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如图1.1）。

不少国内学者对此进行过一系列的解释。其中，早在07年，林秀梅和王磊（2007）就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检验了我国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结果由于官方授意的登记失业率并不存在经济意义，发现并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包括后来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实际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情况与标准奥肯模型中的参数性质有相当大的出入（李晗、蒲晓红，2009），中国就业人数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奥肯定律并不在中国发挥作用（尹碧波、周建军，2010），甚至有学者对奥肯定律的经验形式设立差分模型、缺口模型、动态模型、生产函数模型和不对称性模型，分别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标准形式的奥肯定律依旧不能成立（方福前、孙永君，2010）。总之，现有的研究成果都告诉我们，我们标准的奥肯定律在中国无法成立。

所以，很多学者对传统的数据指标进行了修正。例如尝试采用其他失业率替代之前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蔡P，2004）。还有很多学者通过计算不在岗职工数量来重新估算真实城镇失业率，并建立协整与误差校正模型，并引入虚拟变量，来验证在78年之后的三大阶段中的奥肯定律适用性，但其忽略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对模型解释力的影响。其他的研究还有很多，但都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所使用的数据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经济真实情况相差较大，二是它们的模型同样没有考虑到中国二元经济这一结构性影响。所以后文将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定约束上，通过对模型和变量进行调整，来试图解释和说明在中国奥肯定律是否成立，以及这背后的逻辑。

其中，A是经济体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为劳动转移率，表示每年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总就业的比重；为非农业部门的真实失业率，Δ表示非农业部门的真实失业率相对于前一期的变化量，也即失业率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变量。由①式可知，

在现代经济体中，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往往会高于农业部门，故模型本身结合经济学理论可以做出猜想：。

从①式还可以得出，在二元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将其特有的变量，即劳动转移率，加入标准奥肯模型中，对于解释失业率变化与产出增长率间的数量关系会更有说服力。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失业率不再变化，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可计为零，此时的经济增长率即为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也即自然增长率。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由经济体生产函数Yt=At・Lt可知：

即经济体的自然增长率近似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由此可知，①式中的即为潜在增长率，故：

因此，与①式对应的扩展奥肯模型的缺口形式为：

②式表明，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相对于潜在增长率来说，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受劳动转移率及失业率变动影响，其影响的方式及影响幅度由和的符号以及数值大小来决定，还需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进一步实证估计。

三、数据预处理和实证检验

1.数据预处理

本文采用蔡P（2004）的方法，将城镇失业人口数量由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得到。但城镇登记失业率所用人口基数为与城镇户籍人口数量大致相当，不能反映出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而且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在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指标，于是我们假设农村不存在失业，则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就等于农村就业人口数量。再用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农村就业人口就可以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劳动力要么在农业部门就业，要么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失业率很低。因此假设农村不存在失业对我们的数据处理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误差。再将计算出的城镇失业人口除以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即可得到城镇真实失业率，即：

③式中对城镇失业率计算公式中分子与分母都做了更接近现实的修正，因此，③式的计算方法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城镇失业率。

接下来是对劳动转移率这一变量的构建。在模型推导中，我们定义了劳动转移率为劳动转移率，即每年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

由于农业部门为第一产业，非农业部门的就业量就应该等于第二、三产业就业量之和，再假设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全国总人口增长率相等，那么每年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人数可由下列公式计算出：

ΔM=非农业部门就业变化量+城镇失业人数变化-上期城镇人口×人口增长率

再求得每年转移人数与前一年的社会就业总量之间的比率，即为劳动转移率。

因此劳动转移率的计算公式为：

在对数据做出相关处理之后，就可以按照①式所述关系对模型做出实证检验。

2.实证检验

根据本文统计的“真实失业率”和官方给出的登记失业率之间有一定出入，但对于计量的检验来讲，影响效果并不明显，然而本文在开始会采用两个失业率相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实证检验，后半部分就只利用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的变化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从图3.1中可以发现，④式计算出的每年的劳动转移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转移率跟随者经济周期，保持着较为平缓的波动，遂可初步证明将其加入模型的合理性。

下一步，为了验证序列的平稳性，防止非平稳的序列在进行回归时，会出现伪回归问题，使得分析结果不可靠，本文对模型中使用的变量进行了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除了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序列、劳动转移率序列以及失业率的变化序列在1979到2014年间是平稳的。再对①式所对应的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现象并不显著。所以，可以通过稳健标准误下的OLS方法，来对①式中的变量所对应的数据进行回归，并通过引入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可以得到对比结果，如下表3.2：

由上表可知，在有和没有增长率一阶滞后项的情况下，劳动转移率m之前的系数非别为0.96和1.1，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劳动转移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以上升约1.1个百分点，失业率变化u之前的系数为分别为-0.61和-0.53，同样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了失业率变化对经济产出增长起反向的影响作用，即在短期内，失业率上升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而失业率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对后者，系数的值表示失业率变化1个百分点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会反向变化约0.53个百分点。但失业率变化的滞后项并不显著，这表明失业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

结合模型构建过程中的分析可知，常数项为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估计值，自1979至2014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为8.20%，这与中国经济的现实契合度与比较高。整个模型通过了置信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也证明了用修正过的失业率变化，以及劳动转移率来解释经济增长是有说服力的。

此外，由于变量是平稳的，故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进一步发现变量间的关系，当然，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因与果的关系，而是指A的前期变化能有效地解释B的变化。首先，通过白噪声检验（Lagrange-multipliertest），看残值是否存在自相关（表3.3）：

结果显示，可以接受残差“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即扰动项为白噪声。接着，通过Kurtosis检验（表3.4），所有检验结果均无法在10%的显著水平下排除扰动项正态分布的假设，故可以认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

再者，将78年到14年的数据截取为两部分，即78年到04年以及04年到14年两个部分，并通过后者的10个时期来与前者构成的趋势来进行比对，来发现本文模型长期的稳定性。从图3.2中可见经济增长率和劳动转移率在两阶段一直比较平缓，而失业率的变化波动较大。

接着，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3.5），我们可以发现劳动转移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失业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这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即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中劳动力随着经济周期反向迁移有着重要的关系。在经济上行期间，城市里工厂接收大量订单，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城市的“虹吸效应”把农民从土地里“拉”了出来；而在经济相对不景气的时候，工厂订单减少，农民工的需求减少，农民不得不返回农村，对劳动转移率产生影响。

最后，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劳动转移率变量m的系数β1所代表的经济意义。由图3.3可知的大小从开始的1.8左右逐渐下降到2014年不到1。β1的大小反映了中国两大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自1979至2011年间，实际的劳动转移弹性比模型估计出来的β1大，而2011到2014年，实际劳动转移弹性小于估计出来的β1，即模型在大部分时间段内低估了劳动转移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劳动力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之后，大多就业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因为劳动供给充足，伴随着制度成本的下降，劳动力价格和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从而带动经济出现额外的增长率，也即是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额外的贡献。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结合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经济体制现实，在标准的奥肯模型中加入了二元经济特有变量――劳动转移率，并运用了相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并且其影响较为显著。但估计出的劳动力转移弹性小于实际数据计算出来的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劳动力生产力差距。这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加速了中国经济出口部门的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增速上升。但自201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正如发展经济学经典的二元模型所预测的一样，人口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发生了逆转。而从本文所计算出来的劳动转移弹性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即从1979年到2010年，农村的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假设。但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趋于老龄化，农村也出现空心化等现象，人口红利消耗殆尽。而人口红利减少的一大重要标志便是人口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

但失业率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并不显著的反向关系。这种现象和中国此前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有重要的关系。两大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充当了就业的“蓄水池”，使得城镇失业在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随着中国二元体制的一体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贡献不断减小，城镇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加大。

因此，在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政策应该加大对城市就业的重视程度。中国目前是一个逐渐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纵使二胎政策的放开利好于老龄压力的缓解，但要实现“保就业、促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教育水平；还需要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还可以通过延缓退休等政策增加劳动参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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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yDaly，BartHobijin.Okun'sLawandtheUnemploymentSurpriseof2009[J].FRBSFEconomicLetter，2010，9（8）：2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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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碧波，周建军.中国经济中的高增长与低就业――奥肯定律的中国经验检验[J].财经科学，2010（1）.

[7]李晗，蒲晓红.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J].商业研究，2009（06）.

[8]方福前，孙永君.“奥肯定律”的五种版本及其不一致性[J].经济论坛，2010（10）.

[9]邹薇，胡翻.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2003（6）.

[10]蔡P.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J].宏观经济研究，2007（01）.

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会分工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它要受制于社会需求各因素及其规律的制约与影响，另一方面它又要回应社会需求，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拟从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四个方面来探讨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规律性联系。

一、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分工，是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不同部门，以及生产中的不同工序配置不同的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分工就其内容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本身的划分，即统一的劳动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部分，这是分工的客体方面；二是劳动者的划分，即劳动者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地固定在不同的劳动活动中，这是分工的主体方面。一切分工都是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的统一体①。社会分工可以划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两类。前者是指根据生理特点以性别、年龄的差别实行的劳动分工，后者是指根据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活动需要进行的分工。社会分工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生产力这个人类社会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正是通过社会分工转化为渗透社会一切方面的巨大推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分工与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推动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和专门化

职业教育为进入职业领域的个体做准备，因此，社会职业的产生与发展导致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而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职业既非从来就有，亦非永远不变，它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而改变。

原始社会的人类劳动能力很低，分工主要是性别分工，而不是社会分工，既无职业，也无职业教育。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社会大分工出现，商品交换逐步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出现分工。因此，中外奴隶社会及以后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都有非常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剧使职业教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得以发展，既有培养政府官吏、自由职业(如律师、医生)的职业教育，也有培养手工业艺人的学徒制教育。前者融合于以政治伦理教化：为目的的国家教育系统中，后者则隶属于家庭、作坊或行会，都反映出当时职业教育的非独立性和非制度化。

近代社会的分工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机械大工业和生产自动化三个阶段。产业部门的分工日益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产业领域中日益分裂出越来越多的独立部门，这种趋势造成社会分工日益细微化和精专化，社会职业具有独立的专业化的特征，职业流动机会不断增加，职业等级观念渐趋消失。各种职业提供的服务在市场。上互相竞争，职业的价值取向也以市场为导向。

与社会分工与职业发展的规律相一致，近代以来工业社会中的职业教育逐渐走向独立化与制度化，职业教育成为现代学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与职业分工的门类和技术结构相适应，分化出系统的专业设置和层次结构。而且职业教育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化，规模不断加剧，出现了“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倾向，职业教育不再被理解为某类群体所应当接受的具备“一技之长”的教育，而成为现代人所必须接受的“生涯教育”。

(二)职业教育由服务于“自发”的社会分工走向推动形成“自主”的社会分工

1．“自发”社会分工阶段：职业教育的等级性、入口性和片面性。原始社会的分工是原始自然分工，此时期不存在专门的职业教育。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为马克思所谓的旧式分工。在这种分工中，人是被动的、不自主的、不自由的，这是“自发”的社会分工。与此相适应，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职业位置主要通过直接继承而来，子承父业是普遍现象。甚至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劳动力基于不同的技术和教育进行分工之前，阶级结构的复制也完全通过资产阶级后代对物质资本的继承来完成。在这种历史背景中，职业教育处于国家教育系统之外，不被正规的学校课程所接纳，并且与家庭、作坊或行会的生产劳动融合在一起，培养社会下层劳动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

在现、当代社会，社会分工的差异不再取决于出身，而日益由个体自身能力及其受教育水平决定。个体的地位、收入也日益依赖于其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与个体接受学校教育年限数和所获得的教育证书密切相关。当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一种机制分配个体进入到阶级结构中，并将这种阶级结构合法化。因此，教育代替出身成为当代社会分工的主要机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学校教育对社会分工产生深远影响、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并没有取得与普通教育尤其是学术教育同等的地位，并且成为那些在学术教育系统中所谓失败者的收容所，而且职业教育系统中的毕业生在社会分工中处于社会的下层。这也是职业教育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的重要缺陷。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只注重培养和传授个体进入某一职业的“入门技术”，忽视个体终生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致使个体被终生嵌入某种低层次职业当中，造成个体发展的某种片面性。

2．趋于“自主”的社会分工：职业教育持续推进个体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社会将要消除“自发”的分工，成为自主分工，即消灭人类劳动分工的固定化，消灭人们终生束缚在狭隘劳动中的现象。职业因此具有双重意义，即包含对己谋生和对群服务的作用，职业同时适应社会分工制度和人的发展差异的需要。相应的，职业教育也具有“对己”和“对群”的双重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日益专门化，众多职业对劳动者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因此职业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必须关注个体的终生发展，培养个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当前世界职业教育改革的趋势。1999年4月在韩国首都汉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技术职业教育大会的主题即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此次大会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时，在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全球化，信息和科学技术飞快进步以及从业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形势下，为了研究职业技术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及如何回应而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科林·鲍尔在会议上作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前10年计划”报告，指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不应该仅仅是‘需求驱动’，也应该由‘发展需要’来驱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应是人的整体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应能使社会所有群体的人都能人学，所有年龄层的人都能人学，它应该为全民提供终生学习的机会”②。这次大会慎重地指出技术和职业教育应当是终生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多学科的特点，是培养合格创造性劳动力的一种重要教育系统。可以说，当代职业教育应当越来越成为推进个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并不断加强个体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自主性。

二、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和方式。它具有三种内涵：(1)组成国民经济的要素的内容、性质和特点；(2)国民经济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和方式；(3)国民经济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用方式的变化。经济结构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我们习惯上将经济结构分为生产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业结构、投资结构、商业服务业结构等)、进出口商品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消费结构、教育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③。因此，教育事业，包括职业教育自身的结构，都是经济结构的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需要透析二者之间彼此联系、制约和促进的本质与方式，这不仅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一)经济结构决定和制约职业教育的结构

纵观职业教育史与人类社会经济史，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包括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层次结构等问题，均受制于经济结构。

人类经济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复杂与成熟程度的不同，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特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经济尚未形成结构，社会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因此也不存在职业教育。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功能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中的生产结构不断地分化并定型成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部门，而社会分工的加剧也使社会的职业结构得以确立和发展。伴随着上述经济因素的变化，技术结构也不断成型。但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低水平，决定了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只要附设于手工作坊，即可满足生产力培养的需要，而生产技术的低下也决定了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中科技含量的不足。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成型之后，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迁使职业教育出现学校化的倾向，专业设置基于产业需要而大大地拓宽，课程开发和课程设置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相适应和协调，科学技术含量日益增加。而且，职业教育在层次结构上也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并日益重视中、高级水平的职业教育。

当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多种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产业中第四产业即信息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就业结构中脑力劳动比例的不断增加；技术结构中高新技术比重的日益增加，并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等等，都对职业教育的规模、体系、专业、课程、教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职业教育培养经济结构的管理者和劳动力，使经济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

．

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结构同样具有能动的作用，表现为职业教育通过推动科技进步，使社会的经济体制、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等发生变化，从而在整体上促使经济结构得以发展变化。当然，这完全要诵过人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作为中介来实现。可以说，职业教育通过为经济结构的发育提供优质的劳动者和管理者，使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相吻合，从而使人的意识对经济结构的发育发挥优化的影响，并因此推动经济结构向更为合理的方向转换。

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结构绝非消极地适应，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便证明职业教育本身对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近现代德国就得益于职业教育这一秘密武器。当它首次设立职业学校时，并不比英、法等国发达，但其在职业教育上的先行，最终使其生产力得以发展。这可以说明，职业教育是动态地适应经济结构的要求，并且对其产生能动作用。三、社会进步

技术，从广义来说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技术进步采取渐进和跃进两种方式，并且明显地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即“技术革命”。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模式可概括为：技术进步——产业的发展与改造——新兴产业的出现、传统产业的改造、落后产业的淘汰④。

职业教育必须适应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调整和改革自身的发展方向。职业教育主要通过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来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即技术进步实际上首先导致知识扩展，使知识更新加速，从而使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对技术与知识的创新，这种变化会使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并导致职业教育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技术传播、扩散和创新又要依赖于人力资源和与之相伴的教育，因此，良好的职业教育会大大推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一)职业教育需要适应技术进步的趋势，培养产业部门需求的人才

技术进步导致产业部门所需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发生变化，从业者必须不断提高其知识和技术水平，职业教育对此要做出积极而又妥善的回应。

1．职业教育逐渐向高层次发展。技术进步不仅使产业技术结构发生变化，也导致了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部门不断涌现，如核工业、电子工业、生物工程、航天工程、海洋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工程等，这些都促使培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必须向高层次发展。

西方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构成的持续变化，导致对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技术专业人士的需要，甚至在传统经济部门如农业，以及在快速增长的服务部门如广告，也产生了对介于学术性专业人士和手工工人之间的人才类型的需求。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零星的高职学校，时至今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样提出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并且使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产业部门的内部培训不断加强。20世纪60年代之后，企业日益重视对工人的技术培训，并且将公司职业培训与工作环境中的学习相结合。如日本广泛开展的企业内培训，是二战后提高其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重要举措。由于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大都实行终身雇佣制，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设备更新频繁、技术竞争激烈的现代，工人所掌握的技术和技能往往会老化，跟不上新形势。日本通过企业内教育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在企业内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和训练，是以培育新工人、技术员、监督者、管理者、经营者的顺序开始的。其特点有三：一是与生产实际密切联系并在生产过程中开展教育；二是为已就业人员提供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三是将企业内教育作为企业的一种“经营工具”。

(二)职业教育需要适应劳动力的部门转移

人类技术进步的趋势总是机器代替人力劳动，因此，技术进步也总是造成在生产规模不变时，生产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多余的劳动力需要从该生产领域中转移出去，并且可能会被生产规模扩大的产业部门、新兴的产业部门和其他服务部门所吸收。在人类技术发展史上，劳动力曾经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当代社会新技术革命的纵深发展，使一大批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从业人员不断从传统产业部门流向新兴产业部门，尤其向知识、信息产业部门转移，这使人们的职业变换、人才流动都变得异常频繁。

从历史发展来说，在农业人口大量向工业部门转移时，职业教育便进入学校教育系统，并且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和结构。在当代社会，劳动力的转移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比如我国当前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便涉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中也涉及这一问题。

(三)职业教育和培训推进技术的传播、发展和创新

职业教育和培训对技术的传播、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面通过培养人才得以完成；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将教育与企业结合，实现“产学合作”或“产学研合作”来推动这一进程。

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大量培养各级各类劳动者，使其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并且将其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这本身对于技术的传播、发展和创新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各职业学校在与企业、科研单位、高等学校的合作中，为了更好地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个体而采取“产学合作”和“产学研”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不断更新职业学校自身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将职业学校自身的科研力量和科学成果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推广，这对于技术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技术传播、发展和创新的渠道。

四、劳动力市场

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何谓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因此，为人们未来工作做准备的职业教育，必须考虑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Market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职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人条件；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而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它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市场管理非常严密，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为个体进人工作环节做一般性准备；二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

就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研究说明，社会需求对职业教育而言异常重要，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分析。

[注释]

①解战原．当代社会分工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35．

②周满生．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述评[DB／OL]．http：／／www．moe．edu．cn／moe—direct／fazhanyjzx／173．htm，1999．

③靳晓黎．经济结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36．

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篇3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模式；异地转移模式

一、引言

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部门，一个是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化部门，一个是生产率比较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由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被现代工业化部门全部吸纳为止。这时，农业部门摆脱了沉重的剩余劳动力的负担，边际生产率随之提高，进而促使农业部门发展，达到工农业部门的发展平衡。

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和刘易斯模型一样，他们也假定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不同的是，他们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与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将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现代工业部门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第二阶段，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下降，造成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此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第三阶段，在现代工业部门持续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会得到不断的提高，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主要与两方面有关：第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第二是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是由城乡的预期收入差距决定的，而这种预期收入是通过迁移者的收益与成本的差额乘以城市就业率得出的。托达罗的核心思想是：（1）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预期收入；（2）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造成了失业问题严重；（3）应通过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刘易斯模型和拉费模型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强调以农村自身的发展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我国学者在上述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转变历程

第一阶段：1978-1988年，改革开放后的起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处在起步阶段，基本上以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在确保粮食产量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鼓励农民发展商业、服务业等个体经济，活跃农村经济市场。此外，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据计算，1984至1988这5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556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3.1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1984年的11.9%提高到1988年的21.5%。这段时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起步发展阶段，农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力量。

第二阶段：1989-1991年，转移低潮期。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的优势逐渐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速度减缓。80年代初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热，社会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工农业比例失调，通货膨胀严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家决定用3年的时间进行经济整顿，调整经济规模，改革企业结构，减少新增投资。乡镇企业的人数由1988年的9545.45万人，下降到1989年的9366.78万人，再下降到1990年的9264.75万人。在1989至1991的3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累计转移29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99万人，平均每年仅增长1.1%，出现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率的低潮期。

第三阶段：1992-1997年，飞速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且异地转移速度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一度超越就地转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此时是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省际区域间转移。同时，国家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第四阶段：1998-2004年，缓慢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很大并以异地转移模式为主。以1999年和2003年为例，这两年异地转移人数累计突破1亿和1.5亿，而就地转移人数仅为3000万左右。国有企业的不断深化改革，造成城市下岗人数持续增加。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奉行城镇保护主义，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为地提高农民工转移成本，农民工非农就业环境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逐渐下降。这段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1998年劳动力转移增速为0.6%，1999年只为0.4%。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快速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滞后长达10年之久的就地转移模式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劳动力异地转移数量仍然很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中，国家逐渐开始着重强调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通过加快推进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及其存在的问题

1.就地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就地转移模式是指在不发生地域转移的前提下，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其局限性。首先，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导致了转移要素的封闭性。其次，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的同构性严重。最后，乡镇企业与农业发展不衔接。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严重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2.异地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异地转移模式是指农村人口以就业为目标，长期或短期地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为主，就业领域发生变动的一种迁移行为。异地转移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如下：

第一，“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难解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就业模式中，逐渐孕育出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进城以后，他们的社会角色、资源获得途径及空间位置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被“边缘化”，成为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

第二，减缓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一方面，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城市自身不断高涨的失业率阻碍了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以资金、知识、技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代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大量下降。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会不断的提高，会进一步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三，农村社会“空洞化”现象严重。一方面，农民工常年在外，只有在农忙季节或春节等大型节日的时候回家，他们的父母、妻儿留在农村老家，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家庭”，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农村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长期大量的异地转移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

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的异地转移积累了不少的矛盾，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和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产业转移”战略也显示了就地转移模式的趋势。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实现就地转移模式的路径选择。

1.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探索农业与工业的衔接。大力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农村是以农业为主，其与城市工业化的不同之处就是要发展与农业相关联的工业化。首先，通过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多样化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其次，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发展相结合，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

2.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推进乡镇企业集中。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推动小城镇发展，逐步将小城镇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同时，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加强乡镇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的规模效应可以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反过来也为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3.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原有资源优势的丧失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换，使得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利益也越来越低。因此，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有承接能力的、土地和劳动资源丰富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是东部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要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发生变化，逐渐由异地跨区域转移向省内就地转移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周正宾.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江宗德.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3]段均，高定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调整：成因和涵义[J].人口与发展，2011（01）.

[4]惠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

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就业;劳动力

自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200多年间，以资本为主要战略资源的制造业凭借其大规模、标准化和装配线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20世纪末，信息技术在全球迅速扩散，工业化由传统的“用机器生产机器”发展为“由机器控制机器”模式。科技进步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国家经济结构和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在生产过程当中用自动化设备逐渐取代劳动力，这种现象是会导致就业问题的加剧，还是会有利于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

一、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就业关系的理论

1、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斯密的学说

亚当斯密认为随着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扩张，社会总需求的结构和数量不断变化，工人总会找到另外的工作，或者去新的行业制造新的机器，或者从中间部门间接获得收益，因此技术进步是不会减少就业的。

2、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双重影响说

马克思（1897）在《资本论》屮不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技术进步创造就业机会的观点，而且探讨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双重影响。在技术进步对就业促进作用和机理中指出：首先技术进步能够为工厂创造更多的利润和剩余产品，企业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其次个别企业率先运用先进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利润，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降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增加就业弹性，扩大就业规模。也就是说虽然应用机器的劳动部门排挤了工人，但能够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劳动力就业的增加。

3、新经济增长理论学说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外生的技术进步变革为内生，认为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就业。如宇泽弘文（HirofumiUzawa）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源的教育部门，将索落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由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形式，并且经济中不存在任何固定的生产要素，经济将实现平衡增长。FernandodelRio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物化和非物化技术进步比例的变化，技术进步率决定了经济增长率，物化的技术进步通过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而降低了工作的分离率，减少了失业。

二、当今科学技术进步下劳动力就业模式特点

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引领着当代经济的发展，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企业组织倾向于扁平化，劳动力就业的模式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特点。

1、从劳动性质上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许多工作是披着脑力劳动外皮的简单操作性工作，比如流水线操作与维护的人员，而现代企业中最稀缺的劳动资源是具有创新特征的专业技能劳动者。

2、从劳动内容上看，劳动力就业由专业化转变为部分专业化部分全面化，交叉边缘学科人才需求增加。

3、从劳动场所上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企业的办公成本正在逐步降低，劳动力的就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4、从劳动时间上看，劳动力由终身就业开始变为阶段性就业，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一些岗位的缩减或消失，另一些岗位的增加和新设，劳动力的就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5、从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来看，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劳动力不再像工业经济时代逐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呈现出跳跃性和多向性。比如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其劳动力来源尽管也有一部分由前一级的基础产业，但更多的却是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

6、从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来看，在技术进步初期，资本家购买高效率的机器设备，投资在不变成本的比重逐渐增大，而投资在劳动力上的可变成本在不断降低，劳动力需求下降，但随着当代技术的进步，传统的规模化生产已经成为熟练生产，创新劳动需求增加，这就更需要人而不是机器，即企业的投资向劳动力要素倾斜。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充分就业新模式的协调

科技进步改变了劳动力就业的模式，使劳动力就业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技术进步速度加快背景下，科技进步与充分就业模式的协调问题就聚焦在人力资本。任何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在淘汰一些就业岗位的同时，在其它相关领域必然要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就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升级与劳动者实际的技术升级之间的时滞长短。当技术进步突然降临，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停留在原有技术水平时，结构性失业必然发生;反之，如果劳动者对预期的技术进步事先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或接受了相关培训，那么新的技术进步就不一定减少就业甚至可能增加劳动力就业。无论从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角度，都可以通过增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来解除劳动力本身的束缚，进行劳动力升级，使劳动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样每一次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就业模式变化而引起的充分就业问题会被相应配套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抵消甚至创造就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春梅.中国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对其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作者简介

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篇5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7/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06－02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2]成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刍议[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TheResearchonCoursesConstructionofLaborEconomicsinSocialTransitionPeriod

DENGYong-hui，CHENShu-jun

（HarbinUniversityofCommerce，Harbin150028，China）

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篇6

[关键词]服务业就业效应理论综述

一、引言

没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提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上所述，中国服务业调整和变化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的理论支持、遵循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的服务业才能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和真正意义的发展。目前，关于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研究国内、外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加以梳理，深入透彻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发展服务业、提高有效就业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外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1.配第-克拉克定律

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最早提及由于不同产业间的相对收入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过的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克拉克（M.A.ColinClark）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分布结构变动趋势，解释了经济进步过程中就业结构的演进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存在的收入差异。该定理被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2.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认为，“工业化”过程并不表现为劳动力以向工业转移为主，相反，是以向服务业转移为主。具体的，他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相结合，对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进一步从统计分析的角度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1）农业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过程中；（2）工业的国民收入的对比重大体是上升的，而工业就业的相对比重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业的就业相对比重在所有国家均呈上升趋势，但其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略逊与就业上升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他采用统计学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工具，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加工、整理和分析，对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相互联系进行计量和分析，最终发现经济规律。

3.富克斯服务经济理论

富克斯（VictorR.Fuchs）以统计学为研究工具，主要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详细地说明了从工业向服务经济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中服务业就业增长情况及其成因与影响。富克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增加大幅度高于工业和农业。富克斯通过他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后认为，就业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定量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在农业和工业部门比服务业快。富克斯还对服务业产值和就业的周期性比动的影响做了说明。他认为，在经济周期中，服务业的就业比工业稳定，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不稳定。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服务业中有相当比重的个体经营者，他们受就业影响相对小，从而使服务业就业相对稳定。

4.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钱纳里（H.B.Chenery）和塞尔奎因（M.Syrquin）提出，如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的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结构变化就是“标准产业模式”。典型的就业模式反映出，在结构转变时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较慢。而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即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对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出现规律性的变化。基本特征是：在劳动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份额下降，工业所占份额变动缓慢，而服务业将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5.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刘易斯（A.Lewis）通过对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存在过剩人口，而有限的耕地和简单的生产技术限制了产量的继续增长，因此农业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有时甚至是负增长。这部分过剩的劳动力被称为“零值劳动人口”。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零值劳动人口”的存在。在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工资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有效地促进了二元结构逐步削减。

费景汉（H.Fei）和拉尼斯（G.Ranis）于1964年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他们的转移不会对农业总产出水平产生影响。第二阶段，部分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他们不仅使农业总产出水平下降，而且使其它未流出劳动力的人均报酬下降。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吸收，决定社会劳动力在工、农两部门间分配的主要因素是竞争性的工资水平。不仅农业部门要向工业部门继续提供剩余劳动力，而且工业也要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必然转化为商业化农业。

三、国内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与服务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角度进行，国内学者在国外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创新的方法和观点，在服务业的就业效应问题的研究上，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1.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由于我国高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特殊国情，使大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而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空间。赵农华（2002）、魏作磊（2004）、江小涓、李辉（2004）、蒲艳萍（2005）、张秀娥（2006）、严浩（2008）等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其中，宋湛（2005）认为，“我国非农产业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部分，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非农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马利彪、高文博（2008）对服务业就业需求和服务业劳动力的供给进行预测，认为“吉林省服务业未来在拉动就业方面的潜力很大”。冯亦封（2012）提出，“浙江推进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增加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其中，生产业就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相对更为显著。”

2.拒绝盲目发展服务业，重新审视服务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李冠霖、任旺兵（2003）通过对比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国际标准模型理论，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已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空间有限。程大中（2003）在研究技术进步对我国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有效劳动增长率为负，即通过服务业增加就业的做法已影响到服务业本身的发展。程永宏（2005）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分析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至多只能吸收农业或工业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和就业新增人口，但不能降低失业率”。

3.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还应重视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来吸纳劳动力

赵建国（2000）、喻桂华、张春煜（2004）等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宋晓丽（2004）在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中得出结论，“在倚重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同时，第二产业也将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领域，尤其对多数进城农民，第二产业仍是他们就业的重要领域”。朱莹、蒋乃华（2006）对江苏省第三产业就业效应分析时指出，“协调发展三次产业，一方面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它的高附加值和高就业率的功能；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和‘泡沫经济’现象”。

四、小结

本文阐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对服务业经济理论，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理论在理论方法上的演进过程，以及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研究的创新成果。

保持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发展就是要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产业。因此近年来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通过对传统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我国创新的研究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方法上更好的理解服务业及其就业拉动效应，并最终运用到实际中，适应我国与世界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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