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1

一、锐意进取、深改攻坚，加快行政审批改革步伐

（一）统筹推进，全面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按照职权法定、简政放权、权责一致、公开透明的原则，先后制定实施市县两级《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行政权力清单》、《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间的关系，切实做到行政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各类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

（二）逐步深化，实行中介服务收费清单管理。为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编制部门会同财政、法制、物价等部门编制了《滨州市市直部门（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并于2015年6月30日正式公布。《清单》共保留14个部门（单位）涉及46项行政审批事项的54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涵盖验资证明、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等中介服务事项，对行政审批事项名称、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及设定依据、实施机构、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时限等内容进行了公开。通过公布《清单》，进一步增加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的透明度和规范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

（三）集中力量，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为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推进普遍性降费，激发市场活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根据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经信委《关于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鲁财综〔2015〕14号）要求，财政、物价、经信等三部门联合对全市涉企收费情况进行了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经过清理，滨州市市级共保留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50项、政府性基金10项、经营服务性收费44项、协会收费21项。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2号）要求，及时对3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取消和暂停征收。通过此次专项清理规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全市涉企收费管理。

（四）优化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鲁政办发〔2015〕23号）有关要求，印发《关于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对保留、取消、转移、下放和委托的行政审批事项，提出了完善监管方式、加强风险监测、强化信用监管、推动行业自律、完善社会监督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对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逐项编制了《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

二、清理规范、突出实效，培育中介市场服务新秩序

按照“依法、效能、精简、合理”的原则，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行政审批服务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培育中介市场，改进和完善中介服务，建立政府指导、部门管理、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的工作机制，形成市场开放、竞争有序、执业规范、收费合理、服务高效的中介市场秩序。

（一）加快推进中介服务机构脱钩。去年，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滨州市规范清理中介机构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承担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事业单位，制定脱钩方案。目前，由机构编制部门认定的、在规范清理范围内的16家从事中介服务的机构，全面实现与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四分开”，其中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市安全科学技术服务中心、经纬能源利用监测中心等5家已完成脱钩改制，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已完成注销登记，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市防雷中心、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等10家已完成规范理顺。

（二）放开中介服务市场。对于企业关心、社会关注的从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安评”、“能评”、“水评”、“雷评”、“震评”、“图审”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全部达到3家以上。如，市发改委把在省工程咨询协会登记、在滨州市开展相关业务的16家中介机构的名称、资格等级、服务范围、联系电话等信息，在其门户网站、滨州日报、行政审批中心进行公告。这16家中介机构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和节能评估报告等市发改委都将予以认可；市住建局对在市局登记备案的25家建设工程招标机构、44家工程造价机构、13家房产评估机构、12家建设工程质量监测机构和5家房屋拆迁机构进行公开公示；针对企业反映的“雷评”市场垄断、收费偏高等问题，滨州市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引进了德州市防雷中心、淄博市防雷中心两家单位；针对市施工图审查中心的“行政化”和“垄断化”问题，市住建局将其由工商注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更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完成组织人员、业务开展、资产财务及办公场所“四分开”，同时，引进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施工图审查中心、山东建筑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施工图审查中心和济南齐鲁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3家单位来滨开展业务。目前，全市中介服务市场已全部放开，彻底切断了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的隶属关系，涉及市直主管业务部门的中介机构全部摘掉了“官帽子”。

（三）规范清理社会组织。对民政部门审查认定、规范清理范围内的60家社会组织进行集中督导和检查。截至去年5月20日，“四分开”的要求全部落实到位，68名兼（任）职的公务员和参公人员、19名事业人员退出社会组织。如，市住建局下设12家行业协会已全部按照“四分开”的要求整改到位（其中，注销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市预拌混凝土协会和市房地产开发协会）。

（四）培育中介服务机构。去年7月22日，滨州市“中介超市”虚拟市场（网上超市）建成并上线试运行。建立中介服务“网上超市”，旨在为业主、中介机构、主管部门搭建统一的信息查询、业务洽谈、监督服务和用户评议平台。目前，已有285家中介机构进入中介超市，比原来新增200多家，其中甲级资质90家，中介机构的资质和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优化环境、提升品质，打造政府服务新模式

（一）积极推进“三证合一”，优化完善营商环境。按照“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电视会议精神，滨州市认真研究、积极筹备，完成了信息网络的升级改造，实现数据实时交换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去年10月8日，滨州市颁发首张“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标志着“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正式运行。截至去年底，全市共为26881户企业办理“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同时，积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明确取消原有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等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任务，对于改为登记后置审批的事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的许可文件或证件，并及时做好与相关审批部门的工作衔接。切实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第一时间释放“一照多址”“一址多照”等住所登记改革的红利。截至去年底，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9.01万户，同比增长22.7%，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57554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3225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36户，市场活力得到不断激发和释放。

（二）创新服务，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滨州市积极探索把移动互联网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智能化水平，实现全市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服务管理事项“一站式”办理，“一张网”运行，“全流程”监督，全力打造智慧政务服务平台。一是办事流程一网通。变传统“面对面”的服务方式为“键对键”服务，逐步把电子商务“淘宝”模式应用于政务服务，用智能终端、移动服务等手段扩展服务渠道，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多库资源云共享。借助市级政务云中心，以“大数据”的理念，完善市级政务服务数据交换系统，建立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电子证照信息库和网上办件信息库，为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网上办事便捷度、实施网上监管等提供基础支持。三是网上监察全覆盖。将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按照应进必进的原则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对事项办理的环节、步骤、时限实行全程监察，超时督办。群众可以通过电话、微博等与受理部门互动，或作出评价，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行政权力网上阳光运行。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2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新公共管理；市场化；公共物品供应

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对于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减轻财政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认识仍然不是十分清晰，目标也不是非常明确，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改革设想。其中有一种改革思潮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这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泛市场化取向：除了对一些经营性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外，在我国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也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我们认为，某些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对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服务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对发端于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的误读，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使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误入歧途。

一、公共物品供应的市场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公共部门改革中，兴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化、私有化、放松管制、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签约外包(购买服务)、强调竞争、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和新责任制等。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国家针对公共部门和公用事业进行了“去国家化”或私有化改革，将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推向了市场，将企业管理的理念运用到政府管理中，使得一些公共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公共管理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布坎南和科斯等。政界的主要代表则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等。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低税收、减少政府赤字和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使新公共管理思潮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普利特就认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是右翼政府或者新右派的公共管理纲领；它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

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也像企业一样，完全是利益最大化的，并不会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精神放在重要位置。因此，新公共管理提出削弱政府的要求。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取得符合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看一下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的财政状况，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所谓的“让政府缩水”仅是一句空头的口号，这一时期政府本身的总开支实际上并未缩减，被削减的是有关公众福祉的各项开支。因此，新公共管理未实现减少政府开支的目标，反而导致了“政府空心化”的问题，造成各部门公共服务责任和服务精神的迷失。

归根结底，新公共管理思潮片面地将公共部门假定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并依此假定提出了公共部门改革的各种主张，完全无视公共部门所具有的公共服务责任和意识，是对政府理论的一种误导。这种思想观念，更不符合我国对政府性质的定义以及由此建立的关于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泛市场化改革不利于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并且可能动摇国家上层建筑根基。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不加区分地鼓吹公共事业的市场化、私有化。我国一些政府部门也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公共部门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把一些公共服务推向了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教文卫等传统的基础性公共事业也开始试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表现在：减少这些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降低这些单位职员本来不高的福利待遇和财政负担比例，改变公共部门的性质，通过购买服务，变“养人”为“养事”，“养机构”为“养项目”，甚至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基础性、公共性科教文卫事业单位转企，等等。

客观地讲，一些公共服务供应的市场化可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如机关后勤市场化改革，企业福利的市场化改革，一些公共设施、市政公用事业供应的市场化改革等，都可以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则不一定能够提高产出效率和供应效率：相反，还可能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这是因为，市场在这些物品的供应方面存在失灵，可能造成供应不足和失败。而市场化机制尤其不适用于基础性、公共性的教学研究部门。

第一，基础性、公共性研究单位不能用市场化、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评价。基础性公共性的研究投入大、周期长、结果不确定，不能用急功近利的成果统计进行评价，也不宜用直接产生了多少经济价值进行评价。如果急功近利地用短期成果来衡量，永远也出不了像样的成果，只能维持那些短平快，小打小闹，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还可能助长弄虚作假和学术腐败。近年来，研究评价上的急功近利，已经对我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第二，降低基础性、公共性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待遇，极大地挫伤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科研人员安心工作，也不利于研究机构吸引一流的人才。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的人才，也凝聚了大批知识精英，理应获得较好的福利待遇。但是，经过几次工资津贴改革。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已经较大幅度低于相应级别公务员水平：即将进行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意将基础性、公共性研究人员的退休待遇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划一，也存在过于简单的问题。因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期间没有享受企业人员在职期间市场化的待遇，如果退休后的养老金又要与企业员工划一，是对事业单位员工的双重不公平。这种降低基础性科研事业单位人员待遇的改革，将大大降低这些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极大地动摇基础性、公共性科研单位的事业根基。如果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不愿从事科研工作，将动摇国家科技和知识创新的基础。

第三，“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等购买服务的改革，买得来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买不来大师和巨著。“新公共管理”的“购买服务”在一般的公共物品领域不会导致大的问题，比如公共设施、社区服务的提供，在设定了服务内容和标准之后，由谁来具体承担不会带来产品消费价值的损失。但是，科研单位“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则可能导致其他的负面效应。因为科研事业在“养事”、“养项目”的同时，还要“培养和造就人才”，而要培养和造就人才，造就大师，就必须养人、养机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如果不养人，科研人员为了生存，可能整天为“争项目”奔波，或者今天参加这个项目、明天参加那个项目，难以确保他们安下心来，长期坚持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就难以保证出大的成果和大的专家、学者。如果科研事业单位改革的结果是既不能出大成果，也不能出大学者，那这种改革就是不应该的。

第四，“购买服务”、“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将架空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组织和人才基础，严重影响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实力。基础性、公共性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载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将从根本上动摇国家意识形态的实体基础。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将严重影响国家的软实力。

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核心的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事业仍由公共财政负担，并没有推行“去公共化”的改革

虽然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了一些“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仍然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负担。

在日本，科教文卫机构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待遇，日本中小学教员的平均月工资约为40万日元，与一般公务员大致相当；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则比中小学教员更高，其中教授为60万-120万日元／月，副教授为40万～70万日元／月。在美国和英法等oecd国家，科教文卫公共物品也主要由政府负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摘要2007》的数据，北美和西欧的学龄人口只占全球的不到10％，其公共教育开支占全球的58％。美国的公共医疗和社会保健开支也主要由政府负担，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也是完全由政府经营的，从事基础性的医学研究，2006财政年度的预算经费达286亿美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在香港和新加坡，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基本由政府负担。其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开支占其总开支的一半左右。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享有较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吸引到了高水平的人才。新加坡的情况也跟香港类似。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部门都没有市场化、没有推行所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这些部门的开支，都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例，并且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降低；这些部门的职员待遇也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降低。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责正是兴办那些市场和市场化所不能兴办的事业，提供通过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

四、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作为科教文卫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责任

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关于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简单地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政府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边界是什么?如果没有深入分析这些改革主张的理论背景、现实基础、适用条件和范围等，将市场化改革泛化到自由主义经济世界都没有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应领域，无疑是误入了歧途。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3

[关键词]政府间横向关系；政府职能；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53-04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纵深前行，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有关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问题研究的基本论域不断扩展，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政区地理学等学科纷纷进驻，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个浩荡的研究社群。而通过展现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演进，探寻其间的路径导向及其缺失，并以此对照国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对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推进和实践指导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图景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随着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为传统体制所阻隔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与这一实践演变相呼应，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通过对相关研究展开梳理，可以发现研究格局呈现出如下分布：那就是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以及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

早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启动阶段，其问题论域就已被经济主题所引领，甚至可以说这一研究就是发轫于对推进经济发展的配合。比如有的学者就明确提出，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域内相关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证。横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主要具有经济意义，以经济协作为基础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缩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时间，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以市场导向为主，受利益机制支配的、能给区域内各成员带来超额利润的区域经济联合行为；但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区域内各行政单元间的良性竞争与紧密协作。因此，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合式进展还有助于破解“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迷局。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不一致，因此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与经济区相一致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改革思路。但是，行政区划调整并非破解“行政区经济”迷局的灵丹妙药，这一是由于区域的疆界是永恒存在的，即使行政区划也无法避免带来新的“行政经济”；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项复杂工程，其频繁调整不仅浪费大量社会财富、成本极高，亦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等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与其承担因行政区划调整产生的高额成本，不如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二)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

自21世纪伊始，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以达成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正在成为当下另一重要研究路径。这是缘于现代社会行政生态环境的快速变迁，使得公共事务问题正日益变得“双边化”或“多边化”，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开始面临着一系列新型社会事务与公共管理问题。它既不限于纯粹的地方政府辖制范围内。亦不完全属于中央政府的辖制范围内，即是说并非往常的单一政府管理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其解决之道涉及到两个以上的政府间组织的行为交往与关系协调，需要多主体间的多边联合行动与协作，以及建立在各主体协调基础上的多边政策协商。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组织必须寻求更多跨越区域与部门界限的合作机会，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绩效最大化。部分研究者已经注意并着手从这一研究路径处“破题”，强调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来化解公共管理难题，并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公共事务处置中的合作实践予以了密切关注。但相比于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话语优势，这一研究路径的关注度与投入度还亟待加强。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与路径单一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的积累与深度，还是其对现实政策的指导效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整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显得过于单一。

(一)国内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关注度有待提升

政府间横向关系作为整个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结构框架的双层次支架之一，显然属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范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间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一度也曾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尽管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研究积淀与进展，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言，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研究主题，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却陷入到一种困顿的研究状态中。这种困顿具体又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就内维度而言，相对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并未同时等齐而进；二是就外维度而言，相对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政区地理等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持续积极跟进而沉淀下来的研究优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未形成充分、有力的主导话语权。而所述这些现时研究状态还导致了另一结果，那就是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一直未能在理论的推陈出新上取得有效进展。

(二)缺乏基础性、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

综观学界目前关于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讨论，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具体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抑或对国外学者经典理论的引进，主动进行适于

本土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自觉性还不够强。尽管众多研究者在其所著文献中的理论论证是自洽的，但却因急于开政策处方，模糊了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背后的逻辑，难以上升到系统理论建构的层面，并进入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理论研究“困局”。正是由于这一缺陷，相关论者所提的政策思路很难有效应对实践性问题，从而形成了研究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其应用绩效不彰之间的强烈反差。社会科学研究对政策运作实践所应有的理论回馈与学术贡献这一学科主旨并未得到彰显。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缺位与滞后，使得政府管理实践在现实公共事务的治理上缺乏系统和有效的机制，因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部分实际公共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在延续，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三)研究路径的单一与偏差

当前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路径中凸显的经济发展主题明显过于单一，业已存在一定的导向偏差。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影响政府间横向关系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变量，良性的政府间横向关系确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绩效。这一情势主要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压力以及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偏差，经济建设在政府职能中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而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要求政府问横向关系必须寻求到新的施展空间。而这一点从国外的情况可以得到佐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已基本上不再涉及具体经济事务，而在于通过联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进而间接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正因为经济活动与政府间横向关系缺乏直接联系，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出现过单纯或主要由于经济因素而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情况。这启示我们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不能也不应该拘泥于已有的研究路径与视角，而应该在积累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与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如此才能寻求到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之道。

三、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实践

通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可以发现各平行政府主体之间正在从双元分立(Dualsystem)的辅助与分工关系，向着伙伴关系(Partnerships)嬗变，越发强调合作、协力与对等的互助模式，不约而同地兴起“府际合作”(intergovemmentalcooperatmn)或“跨域治理”(interregion-algovernance)之风潮。而据以发展横向关系的场域，基本都是指向公共服务领域的交互活动。致力于推动实现将公共服务领域开辟为政府间聚合潜在互动伙伴、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实践场所，成为了各类理论的聚焦点。

主张将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坐标位落于公共服务，首要一点就在于其能通过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合作，以获取一系列有益效应。首先，地方政府间致力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提高资源运用效率的潜在功效，同时还可以通过减少重复和平摊日常成本以更好地利用现存资源。政府间通过广泛的合作，能够更加集中且无缝隙地进行服务供给、刺激创新，最终实现服务的增值。另外，多个政府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重要特色还在于它们可以形成一个“资源依赖结构”，由此他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通过更为密切的协商、妥协和谈判过程，形成一个公共服务的横向合作和协调系统并从中获益。这一系统可以使得分散的公共资源得以流动和聚集，进而有利于各分散主体的集体行动更为迅速一致地达成解决多边公共问题的政策方案。

与此同时，也有理论主张对这些有益效应的追求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达成，并对此进行了相关阐释。在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C.M.Tiebout)经典的“用脚投票”(Votingbyfoot)模型中，企业和公民之所以选择迁徙并居住在某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所征收的税收之间的一种合理组合，这种组合符合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于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并留住企业和居民，必然会努力提高本辖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存在多中心的地方政府格局下，不同地方政府将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展开竞争，每个地方政府都具有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动机，都想方设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选择。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多中心格局还会使不同的公共服务由不同的政府管辖单位来提供，它们通过相互合作进行互补，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由此观之，虽然发达国家中相关论者对于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具体维度各执一词，但在研究路径的基本导向上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均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置于公共服务的场域中，都将降低公共服务和政府施政的成本、提升效率以及公平性作为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所应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标。无论是强调通过政府横向间的协作以发挥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益，还是注重府际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其要旨都在于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尽可能降低政区间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程度，以更好地回应和满足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很显然，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理论研究中突出的公共服务路径导向与中国相关研究中凸显的经济主题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一研究旨趣映照在政策实践中，便是发达国家中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密切互动越来越成为其用于战略性地追求政治经济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客观上要求地区内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相互协作和配合，以避免陷入到大都市区治理的“巴尔干化”困境中。甚至有时中央(联邦)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其中，通过财政补贴、行政指导等多种政策途径促成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城市管理所面临的卫生、住房、供水、交通等公共服务问题。

四、协作性公共服务：新型研究路径的提出

无论是对当下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理反思，抑或对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比较审视，它们分别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路径有效性的缺失，以及对公共服务研究路径导向的价值体认，而这都是对政府间关系与政府职能的内在紧密逻辑关联这一先导性命题的印证。这一命题可简单概括为：政府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定位及相关制度安排，在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间关系的实然状态与发展目标，而政府间关系本身则始终在以不同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要重新认识和界定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合理路径，首先须做的工作就是对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做全面的分析。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重心的

位移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动态性，政府必须根据社会矛盾关系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职能。当代中国政府根据时代要求对其职能定位所作的最大调整，莫过于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21世纪初，特别是在2003年和2004年，随着“非典”的暴发、环境治理和弱势群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与日益显性化，促使中国以突出公平因素和反思市场因素的作用为契机，开始集中地思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课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到了2007年和2008年，建设服务型政府又被分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标志着这一转变已经得到了决策层的确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发展的新阶段，意味着政府职能重心的重要调整：由主要侧重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更加注重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也应遵循这一逻辑，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于协调彼此间关系的认识，并开辟新的政策操作实践平台。

(二)协作性公共服务：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中的新型路径

现阶段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路径导向也应随着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与转移，进行适时的转换与更新。具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主体在双向及多向间的互动活动中，既要着眼于促进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又要致力于逐步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有效履行，推进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达成经济绩效水平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协调共进。笔者将这一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新的基本指导理念概括为“协作性公共服务”的路径导向，它是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在不断进阶的过程中，为融入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的重心产生位移这一时代背景，作出的最新理论回应与实践路向选择。

本文所言之“协作性公共服务”(coUabomdvepublicservice)，是指各个地方政府主体在彼此间的交互活动中，应该逐步将政策关切点更多地投射于公共服务层面的交流与协作上来，从而形成以有效协作为基础的政府间相互依存的公共服务结构框架，并以期最终将其作为政府主体间关系实践中的主导性政策工具，乃至整合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核心论述所在。协作性公共服务模式注重通过政策协调实现服务的整合，即在各政府主体保持分离性状态的前提下，为着共同的公共服务事业目标一起进取，共享收益。协商、协调、合作、共赢是协作关系的基本要义，成长于这一载体之上的协作性公共服务也是基于这同一逻辑，致力于实现各政府主体的共同利益。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横向间协作网络里。各个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以分享资源和权利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效应，从而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而共同提供可持续的整合型公共服务。尤其是在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导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主体间通过协作以提供公共服务将成为配合这一目标实现的最佳切入点。

(三)以服务增进公平：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的最大现实价值

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由于受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特别是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累积因果效应”的影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的常态现象。化解地区间差距问题需要集合各个方面的力量，特别需要各政府主体在处理彼此间关系过程中选择新的制度路径和政策设计，以加强政策导向和行动逻辑的协同性。而政府间通过公共服务合作的灵活方式，打破了地区、层级、行业的界限，更有利于联合起来集中资源，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

地区间差距作为一种综合差距，不仅表现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还表现为地区间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非均衡上。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层面关注更多的都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缩小地区差距而作出的政策努力也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层面。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严格受限的，政府调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相对狭小，效果也并不明显。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应只是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协调并举，更不是地区间经济的等量齐一，而是需要统筹达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均衡。因此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并非只是执著于拉近地区间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而是要更注重缩小各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将“以均衡公共服务水平来缩小差距、增进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操作路向。政府间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互助，使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明显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政策语境下，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推进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一项创新型策略和政策工具，是探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未来进展方向的一种全新推导和演练。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扩展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操作与行动空间，尤对于开辟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中新的实践场所而言，是既现实又理想的策略选择。它为理顺并重塑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和设想，亦与中国正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发展的主导战略走向相契合。在未来的政府发展战略期内，中国应以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为目标，进而有效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并最终铺设出一条适宜于本土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发展的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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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34

[3]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10

[4]陈剩勇，长江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基于政府磋商机制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7，(4)

[5]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3，

[6]陈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行政区经济研究的进展[J]，学术研究，2005，(6)，

[7]王健，复合行政――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4)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4

来自官方的最新数据，2012年，本市教科文卫体领域资产总额接近1.9万亿元，实现增加值2840.7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15.9%，较2004年提高1.4个百分点。五大行业市、区两级财政预算支出达到1241.5亿元，占到全市财政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强。规模以上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达到130.8万人，占到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

社会资本作用巨大，为探讨社会资本更广泛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的问题，本刊记者特别选取了新兴服务业的五大主体领域——教科文卫体，在梳理五大领域新兴服务业发展现状基础上，采访五大领域部分代表性企业及专家，表达企业声音，阐述专家观点。力图多方探讨社会资本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的切入点和机遇空间。

教育领域>>

本市教育优先战略继续巩固。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共有民办教育培训机构2500多家，年教育培训近400万人次。共有民办幼儿园和学历教育机构600多家，为全市三分之一学龄前儿童和十分之一本专科在校生提供服务。民办教育机构收入和税金多年保持20%以上增速，占到全行业的十分之一。

企业声音

好未来教育集团董事会秘书、战略投资总监杨强：

满足需求才能找到行业的“根

教育培训、教育服务是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人们的需求经历了系列变迁，在基本生活需求被满足后，对健康和精神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这实际是一种消费升级与层次跃升。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教育的投入要占到GDP的4%，但直到2012年，全国范围内才首次达到这一目标。北京对教育发展一直很重视，但因人口基数密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致庞大需求缺口存在，这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契机。满足需求缺口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也逐渐找到自身立足点。

教育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的是，它面对人提供服务，更强调责任感。比如好未来，主要为3到18岁的孩子提供教育培训服务。3至18岁是人生中很宝贵的时光，它不可逆转且无法重来，是人吸收知识、全面成长的黄金期。这就要求我们为孩子提供有品质的教育服务，并将之内化为一种良好学习体验。

实际投资中，我们需处理好教育与资本的关系，关键是处理好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的关系。资产经营是企业资本运营的基础。教育服务业要有实际的产业内容，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实际需要。满足客户需求，才给行业发展找到“根”。同时，资本运营也要强有力地支持资产运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教育培训才能用好资本推力。

专家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

界定好机构性质定位

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政府公立教育重点是给不同群体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政策一直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正规学校教育在内的多种教育，但公办与民办的竞争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方式与问题。

教育与市场结合紧密的主要是培训市场及作为课外辅导的民间机构，发展较快。要促进教育作为新兴服务业重要组成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对市场主体如何规范、分类管理。如果是盈利性机构，多要按企业的一般运作原则管理，如果是非盈利性机构则是另种管理方式。对社会资本进入教育的可产业化部分，首先是界定好机构性质定位，责权利明晰。所以应该先行梳理现有民办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在不同的教育层次明确不同的进入门槛，确立标准体系。对符合标准的市场主体，通过合适的管理政策，在同等竞争条件下，对公办教育和社会资本投资所办教育平等对待，给予平等的政策和市场机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教科院研究员王文源：

应关注一个动向两个问题

当前，在国家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要关注的一个动向是：民办教育的一个政策聚焦点，是民办学校将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从教育服务业发展角度看，分类管理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培训教育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培训教育的营利性产业特点愈加彰显、产业制度更加完善，其直接经济贡献率将提高，也可能导致民间资金和境内外资本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剧、行业规范呼声愈烈。

教育服务业正改造升级成跨消费性和生产性的一种新兴服务业。目前，教育领域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教育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在政策层面做出清晰划分。发展教育领域新兴服务业的前提是应对此加紧、加快相关政策研究论证，制定相关制度政策，明确政府责任、相关标准和规范。二是对教育服务业本身尚未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出细分，导致扶持鼓励行业发展政策难以落实。为此，应在专门研究基础上，对教育服务业进行分类，再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分别制定标准、分类管理和出台鼓励扶持政策。

北京发展教育新兴服务业应坚持“高端”，具体应有三个层次：一是“立足首都”；二是“面向全国”，发挥首都优势；三是“放眼世界”。首都在发展国际教育、扩大教育出口方面应在全国最有优势，也是发展教育领域新兴服务业应拿出有力举措的重要突破点。

企业声音

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

需求引导成长

当前，科技领域部分新兴服务业发展过多依靠投资拉动，创新驱动、内生动力仍显不足，需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对创新成果的应用。不仅需共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需标准规范、激励和约束政策、市场环境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需进一步探索将产业链薄弱环节作为改进服务的着力点，防止产业链环节缺失，避免“高端产业、低端环节”和“低端过热、高端不足”的倾向。市场需求是新兴服务业成长的关键，应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需求引导型增长”等做法，把市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探索通过需求端拉动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大力支持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服务业，使市场机制得到高效运作，促进科技创新向产业化、资本化方向发展。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院高级咨询师武文生：

从政策上扶持非盈利性科研机构

科技类服务机构对社会资本开放较早，促进科研机构发展有两个突破点：

一是除发挥部级和高校研究型科研院所的作用外，还要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完善政策环境，对非盈利性科研机构给予相应扶持，研究适合推动非盈利性科研机构发展的政策法规。

二是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推动政府增加对非盈利性公共服务的采购。以此给社会资本投资的非盈利性科研机构以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

专家观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

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和问题可能是行业管制。教科文卫体等领域管制还是较突出的。比如，民办科研机构能否享受相关政策的问题。

本市这一轮的新兴服务业主要指基于教科文卫体资源的服务业。这类服务业的竞争特点是品牌先导，北京发展这类服务业的优势也在于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而不像其他如高新技术产业等以高投入为前提的产业。没有高投入的前提，就意味着社会资本有更多机会。开放市场、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当前关键。

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一，要敢于正视现实。比如，教育产业化受到批评后，就不再讲教育产业化。实际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里是有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社会资本进来干什么。第二，要敢于放手。社会资本主要是逐利性资本，要放手让社会资本进入，让其充分竞争。

要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为首都的功能性产业，第一，建立研究专项资金，持续调研新兴服务业的基础、特点和规律，总结新兴服务业的成功案例。第二，设立官民结合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第三，在有条件的大学开设支撑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专业教育，为新兴服务业提供人才。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关峻：

要以社会投资为主

社会资本在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和问题是当前的融资渠道不适应新兴服务业多层次、多元化的要求。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没有结合起来，政府投资的项目社会资本进不去，社会资本投资的项目不在政府投资计划之内，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实现“以政府投资为主”向“以社会投资为主”的有序转换。

要促进社会资本进入本市科技服务业，首先要提高民间投资在服务业投资中所占比重；二是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在完善监管基础上允许中小企业发债融资；三是发展各类投资基金，发挥政府和市场双重资金保障作用；四是探索抵押物形式多元化。

发展现状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对外文化贸易总额达30.5亿美元。电视剧产量居全国第一，电影制作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票房收入连续四年稳居全国首位。艺术品市场总成交额占全国的6成以上，成为全球第四大艺术品交易中心。动漫游戏产业总产值达到180亿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网络游戏产业总产值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

企业声音

派格太合文化泛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健君：

建设产业发展的“路”和“机场”

1993年派格成立，我们在文化上起步比较早。我的体会是文化不单是事业，也可由市场经济力量参与。文化从事业向产业化方向迈进，现在仅是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从企业家、投资人及金融机构，要具有发展的眼光，去应对文化产业发展需求，资本与文化产业需进行深入对接，而非急功近利的短期逐利行为，这样才能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企业。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等，应更具前瞻性地从架构上考虑文化产业发展，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大格局。

派格太合所拍的“云南.印象”文化产品是个很好的文化精品，但到国际上推广时，却无与之相配的产业环境。在全球运营文化产品，需要用产业化的方式去与全球产业环境对接，但目前在很多方面，没有进行国际对接的专业文化律师，产业标准，技术标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支撑，无法有效地进行全球文化市场对接。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有必要考虑进行文化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和“机场”。

专家观点

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

市场主体要强身健体

从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来说，要发挥社会资本对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主体要有实力，要很强。在新兴服务业兴盛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命题是各种文化生产力是否能在其自身所钻研的领域，具有核心业务的强势或具有专业性上的优势，具有在价值链供应中的强势地位，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是否强，主要看其能否发挥应有的资源配置力。因为是鸡蛋先具备孵化出小鸡的内质，有效的外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认为关键问题是做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要在现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与政策条件下，强化自身职业能力和基本素质建设，以及对文化经济的运作能力。

市场主体强是谈产业发展的前提，然后才是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体制、机制更多发挥作用非常重要，但不是全部。政策提供导向，人们按照导向合法经营，倡导先进文化，这才到了社会资本最佳发展期。市场主体将精力集中于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提升上，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真正的优秀者和强者引领该领域，有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者才能脱颖而出。

发展现状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社会举办医疗机构3400多家，占全市医疗机构数量的一半以上，其中一级以上医院达到278家。全年社会举办医疗机构诊疗服务达到2100万人次，站到全市的10.7%。特色诊疗、高端体检等多种新兴业态快速发展，2004年以来民办医疗机构收入和税金年均增长分别在20%和15%以上。

企业声音

三博脑科医院院长、董事长张阳：

医疗产业人才为本

我对北京发展以教科文卫体五大行业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很赞同。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全国最好的医院。北京发展健康服务业，其中促进医疗机构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方面。医疗领域要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就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妥善处理好医疗事业与医疗产业的关系。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或是单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的领域应专注于对高端的疑难杂症、高端体检、特殊病的医疗服务等，体现专业化特色和优势。政府投资做事业，社会资本投资做产业。社会资本的纳税变成支持公益的投资，支持医疗事业发展，医疗产业的发展则通过市场化手段。要有政策，使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

医疗服务业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要有专业技术队伍和专家团队，要有顶级的专家，有一整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新兴服务业要以人为本，医疗产业政策应该激发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市场的开放度还需加大。二是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要给人才发展空间，给人才归属感。三是医疗设备要向全社会开放。四是要消除政策上的不公平政策。

专家观点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部部长李军考斯：

三方鼎立格局是关键

社会资本进入新兴服务业中的医疗卫生领域时，所遇到的最大瓶颈是政府对医疗服务资源的垄断。医疗卫生领域最核心的服务资源是医疗人才，当前对医疗人才的垄断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事业单位本身所形成的编制“围城”，限制了人员的有效流动；二是医师多点执业客观上受限于制度、环境和渠道，没有广泛实现；三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软性约束，使人才上升的通道基本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民营医院的许多年轻医生只能望洋兴叹。此外，医保限制也极大打击了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热情。目前，社会医疗保险对民营医院已经放开，但仅针对以提供基本医保服务为主的民营医院，商业医疗保险发展仍进展缓慢。

经过两三轮的改革，医改早已进入改革深水区，随着公办公营、公办民营、民办民营的三足鼎立格局逐渐形成，医疗卫生领域的垄断正逐渐消解。要推进医疗卫生领域资源垄断的瓦解，就要推动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即通过多种形式让社会资本进入公办医疗机构，进而进入医疗卫生市场，实现有效竞争。

要想把新兴服务业培育成首都的功能性产业，核心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改革政府投入模式，保障公平竞争，鼓励人才流动；同时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高新兴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和平等程度，让社会资本更容易进来、更放心进来、更愿意进来。

发展现状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全市共有体育场地6156家，青少年俱乐部203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117个。2012年全市体育产业实现收入777亿元，2009年以来年均增速高达16.8%。体育竞赛市场发展良好，赛事市场化运营模式基本形成，职业俱乐部快速成长，体育中介市场活跃，体育用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企业声音

匠心之轮国际网球学院总裁丁叮：

要善于利用国际经验

在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过程中，有很多可作为之处。现行的国家培养运动员体制下，民间资本培养运动员已进入投资视野和实践操作中。民间培养运动员很有必要，但同时，这其中也有很多风险。以网球为例，网球明星运动员培养的成功率低但成本很高。一个16岁孩子入选为明星运动员培养梯队后，从16岁到20岁能成熟参加比赛间，每年花费要在一百万元左右，而且随时会因伤痛或其他意外，无法成功走到比赛台前。同时，民间培养运动员过程中，一个很大的困扰，是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评判孩子是否有培养价值。

之所以体育产业发展未如人意，庞大的产业力量未能尽情展现，和民间缺少对国外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引进消化吸收后，真正加以灵活运用有关。只要对国际发展体育产业的经验善加利用，体育产业要发展很容易。成功的模式，能调动人发展产业的全部热情和激情。同时，在跨界投资日益活跃的今天，整合资源特别重要，整合资源有时需舍得让渡利益，付出价值，才能真正把核心资源整合进来。

另外，希望政府多给有规模有知名度，且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多些支持，让领头羊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作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专家观点

北京大学体育研究所副所长

何文义：

体育产业中的权益要明晰

新兴服务业的明显特征是以知识产权为主导，以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效益。它应是可复制的，是知识产权的再利用。体育产业在产权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大型体育赛事。大型赛事的所有权不属于市场主体，而是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或国外赛事版权机构。企业无法用赛事所有权去融资，这是现有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个是运动员的身份问题。运动员的产权需明晰，但目前国家培养运动员的模式，造成运动员权属不清晰，运动员要进行必要确权，在尽职之外，对运动员价值进行妥善的商业开发。同时，扩大运动员培养模式，使体育经纪业成为一个重要产业。

主体产业运营时，需要保护权益的长期化，才能吸引资本进入。在商业模式设计中，要考虑资本退出机制，有资本退出机制，才能吸引更多资本投入。体育产业只有放开产权，才能让专业做体育投资的人看到希望，才能大幅度提升产值。要让民间培养运动员，国家给奖励，这样才有产业价值。通过解放产权，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中的三个关注点：一是项目或产品有核心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权益才清晰。二是要有可复制的创新商业模式。体育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意规划和设计。三是要有人才团队。要有优秀的人才团队，包括营销和执行团队。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

扩大本市体育消费市场

本市体育中介市场活跃发达是可喜的，超大型企业贡献固然很大，但不少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活跃，今后应该让他们更多介入。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5

（一）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在全球的服务外包市场中，发达国家是外包业务的主要发包国，其中美国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欧盟和日本占三分之一，其他国家所占比例较小。发展中国家是主要承接国，其中亚洲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而印度是亚洲最主要的承接国，其次是中国和东盟；欧洲的主要承接国为爱尔兰和东欧国家；拉美的主要承接国是巴西。但是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加入了承接外包业务的竞争行列。目前，美国市场被印度和菲律宾垄断，欧洲市场被爱尔兰、以色列和捷克垄断，日韩市场则被中国垄断。但是，随着全球服务外包业的日益发展和完善，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吸引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最主要地区。

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使服务外包市场发展面临较大短期压力。但是，作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从长远来看，市场潜力巨大。根据预测，2010年全球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超过600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来看，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轨迹相类似，全球服务外包目前正经历从爱尔兰等中等发达国家向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是，随着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服务外包的绿色引擎作用，将其确定为发展战略的重点，使得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二）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996年1月，IBM授权的PC机服务供应商――蓝色快车正式成立，以IT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服务商在中国出现。2000年，国务院颁布《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18号文），推动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双软认证启动，被视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起步之年。

目前，以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区域龙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呈现出“三大集群，东西映射”的产业发展格局，各示范城市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确立了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一批外包产业集聚、经济效益显著的国际服务外包园区，吸引发达国家IT服务和软件开发外包向中国加快移动。随着政府的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二、珠海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优势

（一）区域核心城市和交通枢纽优势

珠海已被国家明确定位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是连接粤西南与港澳的纽带。加上方便快捷的“一桥双港、五纵三横、两铁一网”交通网络，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水运方面，珠海与香港、深圳、中山等均有频繁的水路交通联系。陆路方面，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使珠海融入珠三角2小时经济圈；港珠澳跨海大桥建成后，珠海即成为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直接连在一起的城市。空运方面，珠海位于亚洲机场最为密集的区域，不仅拥有设计一流、规模完备的珠海机场，而且2小时之内可达周边澳门、香港、广州、深圳等四大国际机场。发挥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珠海市可以构建衔接内外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流、商流的枢纽体系，为发展采购与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外包产业提供扎实的发展基础。

（二）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优势

经过30年持续稳定发展，珠海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逐渐优化，产业集聚效应初见端倪。2009年，三次产业比重为2.8∶52.4∶44.8，已经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高附加值服务业为重心的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作为11个部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珠海市拥有超过200家软件企业，其中有7家上市企业，具有CMM2或CMMI2级以上资质的企业13家，正在实施CMMI3级资质评估的企业6家，通过双软认证的企业207家。作为广东省集成电路设计与生产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园区，珠海市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占全省IC设计收入比重的75.15%。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对于软件开发与集成、嵌入式软件、金融服务、物流采购服务、文化创意等相关外包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三）高效灵活的政策体制和政府管理机制优势

2010年，珠海政府继续深入实施“一体两翼”改革，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大力改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推进政务公开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办事效率，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形象。珠海享有全国人大赋予的地方立法权以及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特殊政策。珠澳跨境工业园为珠澳两地唯一24小时通关口岸，享有“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进出口税收政策＋专用口岸”三重特殊政策，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为中国首例。

（四）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和业已成型的产学研平台

在“教育立市”、“科教强市”战略指导下，珠海人才培养体系已基本完备，在全国率先实现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规模在广东省位居第二。同时，珠海积极发展产学研平台，拥有3家部级工程中心、16家省级工程中心和10家科技创新公共实验室，还将计划围绕“产学研示范市”建设多个产学研示范基地和博士后工作站。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和业已成型的产学研平台为珠海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以及专业人才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得天独厚的人居环境和商业环境优势

作为花园式海滨城市，珠海是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人口密度最小、人均绿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气候温暖湿润，空气清新宜人，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一流，素有“浪漫之城”和“百岛之市”的美称，联合国、国家先后授予多项荣誉称号，而且是全国唯一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城市。不仅如此，珠海还拥有众多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唐绍仪、容闳、苏曼殊等许多近现代名人均出生于此。珠海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密切的传统联系，有良好的重商、尊商氛围，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成熟的商业环境。

基于上述优势，珠海应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号召，抓住当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黄金机遇，加快实现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战略转变，带动珠江西岸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建设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生产业；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G31/G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8-0171-03

1国外发展生产业的政策措施

1.1成立专门的服务业发展机构,指导生产业发展

由于生产业涉及的门类较多,行业管理较为复杂,发达国家在推动生产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专门成立服务业发展或促进机构,从战略高度指导和协调生产业的发展。新加坡专门成立了服务业总体推进机构,及时监测和解决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扶持行为引导和强化生产业发展。在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方面,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物流协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协会不仅协助政府做好物流规划、制定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同时还开展物流研究,指导行业发展,举办交流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各种专业培训,为物流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

1.2出台系列产业发展政策,优化生产业发展环境

（1）生产业科技创新政策

创新是生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金融、信息、物流等生产业都是知识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因此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生产业的科技创新。一是注重服务业科研投入。美国是世界上研发投入最多的国家,研发投资额占世界的45％。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咨询、法律等生产业经历了一个以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和改造浪潮,美国近20年服务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平均增长率是其他行业的2倍。英国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生产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英国服务业的科研投资总额达到25亿英镑,是当年制造业科研投资增长速度的4倍。二是强化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2002年7月,英国贸工部出台了《投资与创新》的政府战略报告,提出要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加投入。随后政府出台了技术创新发展计划,积极鼓励大学与企业联手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2）生产业财税政策

为改善生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企业发展,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税收优惠、简化手续等政策。2007年韩国财政部等21个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了新的“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综合对策”。新加坡政府在金融、跨国营运总部、采购中心等方面也出台了税收优惠、简化审批手续、城市基础设施优先安排等优惠政策。

（3）生产业人才政策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生产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发展。他们的人才政策一是重视服务业人才教育。二是实施就业培训计划。三是引进高端人才。四是着力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

（4）健全的法律法规支持和保障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一系列法规,逐步放宽对公路、铁路、航空、航海等运输市场的管制,取消多项审批和限制,提高物流市场的竞争度,使运输费用降低,服务水平提高。美国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重点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限制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防范可能对经济社会造成危害的风险,美国大力促进《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协议》、《基础电信协议》等文件的签署。不仅积极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还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为服务业出口市场提供支持。另外,在促进商务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或专业资格认证程序,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务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运作的规范化进程以及契约签订的严谨程度。美国政府将所控制的价值增值环节集中于少数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企业,把非核心业务和附加值低的部分分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者专业化公司完成,降低了美国本土化的成本投入。

1.3推动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发展,带动生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生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的推动。一方面,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服务外包对生产业的促进作用。例如,韩国将服务外包提升到战略高度加以培育,通过建立“外包服务提供商数据库”“外包服务需求企业”等网上检索系统,对外包服务企业实行“国家公认资格证书”制度等推动服务外包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带动生产业发展。如美国,为了促进和扩大生产贸易出口,专门制定了“服务先行”的出口促进策略,重点促进其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工业服务)、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行业发展。同时,美国十分注重对国际市场的分析和研究,近十几年来为开拓服务贸易新兴市场,美国对新兴市场做了大量针对性调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并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为服务出口公司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机会。

1.4推进行业改革与制度建设,促进生产业发展

金融、电信、运输等生产业属于垄断行业,为促进这些生产业发展,发达国家积极采取了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完善立法等措施。例如,英国政府于1991年打破了英国电信公司垄断英国市场的局面。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为推动一体化发展,英国1986年实施了《金融服务法案》,1997年成立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此外,英国政府于1993年专门成立了8个工作小组对法律法规体系进行了梳理,以解决知识密集型生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知识产权和法律法规等问题。

1.5重视对服务企业的咨询与培训,服务生产企业发展

发达国家政府十分重视对企业的服务,包括提供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服务项目,以促进服务企业发展。美、日、德、英等国,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职业教育等。同时,在行业协会的组织和倡导下,还全面开展了在职教育,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英国政府还在每个地区建立了顾问署,作为专门的企业管理和咨询机构,并在全国雇佣了1000多名有公司背景的退休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高层顾问,负责帮助企业制订发展计划,引导企业改变经营策略。同时,积极开展企业高层培训,由企业自己报名,制订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

2对我国加快发展生产业的启示

2.1转变对生产业的认识

长久以来,消费需求以物质需求满足为主,在政策设计和思想观念上都对制造业生产部门非常重视,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重视不够。近些年虽然对服务业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了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更多地关注于消费业和部分传统的生产业,如餐饮娱乐、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商贸服务等,认为这些服务业能极大的增加就业,解决就业困难的问题,而且见效快,有利于短期的GDP增长。从而造成对现代生产业的投资忽视、发展滞后,没能充分发挥这些产业对经济的巨大作用。为此,必须从适应全球产业分工和促进制造业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角度,认识现代生产业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加快发展生产业。

2.2强化生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

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生产业,无论在服务品种、服务模式和服务效率上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和业务创新对该领域的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通过以服务内容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品牌,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美国服务业提高了效率,拓展了服务模式,加速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要将现代服务业发展放在与高新技术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规划布局。一是加快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和重点科技服务机构建设。整合科技资源,吸纳具备条件的公益型院所,搭建具有区域性、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科技服务平台。二是加强高端服务业技术研发与示范,实施高端服务业技术研发与示范专项,利用新技术手段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如围绕发展现代物流业、研发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物流运营管理服务系统、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物流园区信息管理系统、港口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关键技术、第三方物流集成服务平台技术、物流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多式联运智能服务平台技术、虚拟通关技术、产业价值链协同电子商务服务技术、大宗物品电子商务服务技术；针对高端服务业中的工业设计、科技服务、服务外包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开展相应的支撑技术研发。三是建立服务业引导基金,用于重大科技服务机构建设项目的拨款、贷款贴息。四是建立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体系。通过该领域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我省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工业设计等重点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大幅提升,达到国内领先；提升大型服务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一批技术实力雄厚的高端服务企业。

2.3加强对生产的顶层设计与规划

从国际上看,生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及我国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北京金融街金融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业集群等。因此,应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对生产业布局进行区域规划,制定相应的区域性政策,以加强对生产业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依托制造业集聚区、高等院校集聚区等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通过对生产业集聚区给予与工业开发区相同的政策扶持,引导生产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实现生产业的区域性集聚式发展。

2.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完善和细化服务业发展指导目录,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生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推进服务价格体制改革,完善价格政策,使生产业逐步实现与工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基本同价。安排财政预算资金,重点支持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建立促进生产业发展的引导资金,扩大创业基金规模,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生产业的投入。以产业集群为依托,重点加强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的生产功能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对生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倾斜力度。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服务企业予以信贷支持,支持中小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建立科技创业基金的退出机制。规范服务市场秩序,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保护自主创新。

2.5大力发展民营生产业

一是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歧视,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市场经营权,积极吸引民营企业投资生产业,实现生产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二是加快对交通、电信、金融等垄断业的改革步伐,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推进生产业的资源配置由以政府为主向以市场为主转变,通过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引入竞争机制,以降低生产的供给成本,扩大市场供给,满足经济对生产业的需求；三是在不影响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以促进生产业的技术引进、管理创新为目标,鼓励生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提升与外商投资的合资合作水平；四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跨国经营,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开展海外并购,加强战略联盟,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供应商的合作水平。

2.6优化外部环境

一个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市场环境作保障,尤其是良好的诚信体系作保障。与实体产业相比,生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信用体系的支撑。许多生产企业之所以不进行服务外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生产企业不诚实经营,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生产企业不得不自我提供。如物流业中,寄送物品被盗、损毁破坏,不能按承诺时间及时交送货物现象；会计、审计业中,经营发生假账现象；一些行业垄断经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霸王条款”、高收费、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等。市场不规范、无序竞争,企业之间诚信缺失,又缺少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生产业必然难以健康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打破行政垄断,形成多元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整顿和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严厉打击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大力倡导“规范服务”和“诚实守信服务”,优化行业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引导行业发展、规范行业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强化行业自律管理；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加强对企业生产、交易履约情况的监督,形成全社会自下而上的监管体系。

另外,我国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产业,提升现代服务业整体水平和效益。电子商务服务是基于电子信息网络,特别是互联网,为企业、机构和个人提品或服务交易及相关的电子认证、在线支付、物流配送、信用、服务器托管、数据处理等服务的业务活动。电子商务服务产业是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主导要素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运行平台,科技含量高,人员素质高,附加价值高。它通过产业要素的联合、重组、优化、价值形态转换实现增值,孕育着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是发展潜力非常大的新兴产业。我省应加强电子商务基础理论研究及核心关键技术开发,面向未来大规模协同化、网络化、个性化的电子商务应用需求,研究开发为新一代电子商务服务支撑技术与平台；探索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创新发展的法规、政策、标准及创新体系；建立电子商务综合研究机构；培育和营造产业化发展环境,推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投融资机构等社会力量建立电子商务服务业产业联盟和产业促进机构,共同参与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加速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产业,带动生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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