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财务风险的研究篇1

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管理；风险预防与控制

引言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出现了内忧外患，据不完全统计：上市公司中存在财务管理漏洞的高达32%，年度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将近45%，每年因财务风险导致的额外支出额损失占净利润比例约为1.8%，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逐年呈2.3%上升趋势。因此，深入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风险预防与控制研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一、简述财务管理的风险预防与控制研究的内涵

（一）财务管理的风险预防

财务风险是指，由于举债而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作为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财务风险管理直接影响企业营运资金的周转和经济效益。而财务管理的风险预防就是要对上述所提及的风险做好各类管控工作。

（二）财务管理的控制研究

这里所谓的财务管理的控制研究是指，企业管理者们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从制度建设、人员管理、体系打造等方面，对现存风险及潜在风险进行的相关研究，目的是为了切实降低财务运营中的风险，同时，切实提升管控质量。

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常见风险分析

（一）筹资风险

筹资风险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过程中最易发生的一类风险，很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和经营状态不太好的公司都容易发生这类风险，它是指上市公司筹资过程中，出现不能按时足额的偿还借款的可能性以及股东权益的可变性。在部分上市公司中，由于借入的资金无法保证企业按时定额偿还利息，反而进一步加大了企业正常经营的难度，直接导致了企业的破产，除此之外，由于筹资风险的无形扩大化，也会造成潜在投资者对企业发展缺少信心，带动企业内部股东一起一并退出。

（二）投资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在财务管理中的投资风险是指，在上市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出现的投资选择、投资项目、投资组合策略等方面出现问题而使得公司方卖弄无法取得期望的投资回报的风险。这类风险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公司对外进行的投资活动，单就企业活动本身来说，如果控制得当，不会出现深层次问题，但是，如果在投资过程中缺少科学的规划，缺少管理策略的保护，就容易出现预期和现实之间巨大差异的产生，造成决策失误，从而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

（三）收益分配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在财务管理中的收益分配风险是指，由于收益分配可能使企业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在现实中，部分上市企业在处理收益分配问题上有不同的考虑，有的是从企业快速发展的角度考虑的，有的是从股东权益最大化方面考虑的，但是，无论是如何考虑，都要充分顾忌收益分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能性，尽量避免在收益分配环节上出现大的偏差和不良影响。

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风险控制与控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验决策现象仍很普及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经验决策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企业的高层领导者们对财务管理的内部流程、风险管控制度、各项法律约束条件等不够了解，在涉及重大投资时，出现盲目情况而导致企业遭受重大财务风险和危机。举例来说，在上市公司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时，很多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盲目相信自我主观判断，对相关项目信息掌握不充分，也没有经过严格的系统分析和风险评估，因此，容易导致出现投资决策失误，人为的扰乱了正常的经营管理过程，带来了较高的财务风险危机。

（二）制度方面存在诸多漏洞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制度漏洞还是客观存在的，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制度的套搬套用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外来的制度体系并不能完全符合本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二是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漏洞，加上原先企业内部就存在财务关系的混乱，两者相加容易出现更大的财务管理漏洞；三是上市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制度衔接普遍也都存在问题，在资金的使用和分配环节上容易出现权责不清、管理紊乱等现象，导致出现资金走向混乱、安全性能较低、资金使用和周转效率较差等情形；四是上市公司内部的某型专项制度缺乏创新。比如说：企业内部的预算管理系统没有根据企业业务转型而发生必要的调整，企业的市场监测机制没有根据外部空间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革新，企业成本控制制度没有积极参照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而及时做出调整等等。

（三）风险防控机制还不健全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的风险防控机制从总体上来说还不够健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应对财务防线方面缺少必要的手段，一方面是由于财务管理人员的整体防范风险的意识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应对风险的经验较为匮乏；第二，不能合理利用财务杠杆，要么就是片面的追求大规模融资导致财务结构不合理，要么就是轻视财务杠杆的作用，过渡追求低负债率；第三，财务预警机制不够健全，突出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财务模型都集中在寻找最佳的公开财务指标来预测财务危机，但是这个模型存在诸多缺陷，即稳定性不够，采用不同的样本得到的预警模型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同一模型的适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四、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风险预防与控制研究的几点举措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管理力度

这里所说的加强组织管理力度主要是指，财务管理部门并不是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运行的，在日常工作进程中，交织着很多业务往来，因此，作为上市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要做好相关工作，通过动员全员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组织横向和纵向的管理力度，形成管理的合力，从而真正提高管理的整体质量。实践中，大部分上市公司都非常重视定期培训机制的建立，通过培训，强化上下级的监管职能，磨合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打造优质的财务人员队伍，树立牢固的财务风险防范意识。

（二）完善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水平

上市公司通过完善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水平是可以切实提高防范财务管理风险的，笔者认为，公司高层管理者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落实推进：第一，建立健全较为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通过制度的建立，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率，强化资金流动的过程管理，加强财产控制即对存货和应收账款的管理；第二，建立健全相关的资本预算制度，实现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进行预算控制管理。通过这项制度，可以有效的编制现金流量预算的各类方案，定期总结预期先进的收支状况，进一步实现动态管理；第三，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的财务风险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建立，对风险等级可以进行定级，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可以保持弹性；第四，建立健全问责制。应当逐步加大对财务管理的人的约束，问责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在问责机制下，还可以进一步明确领导负责制，从而可以进一步明确责任区间和责任等级，能有效杜绝人为不利因素。

（三）适度负债，确定最佳资金结构

适度负债，确定最佳资金结构是应对财务管理风险的重要有效手段之一，在实际运营的上市公司中，只有权益资本而不承担负债运营的企业基本没有。实践证明：规避筹资风险管控得当，能够有效助推企业受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能保证企业长久可持续的发展，一般来说，总体资产负债规模不能超过70%。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负债资本的比例过大，一旦出现外部或者内部的突发事件，就会急剧扩大企业筹资风险，造成对企业发展的深层次伤害。因此，在负债比例和资金结构问题上，上市公司要有专业的技术团队进行认真的分析，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协调作用，同时，要根据外部社会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的方向，及时调整内部财务资本的结构比例，及时降低不可控制的潜在风险，实现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在通常定义中，所谓的最佳资金结构，是指在可以接受、可以控制的筹资风险内，总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市公司更要深入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尽量做到资本结构的合理化，保证适度的负债，千万不能急功冒进。

（四）优化决策，切实保障财务安全

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需要从不同程度加以优化，坚决避免出现主观臆断的现象，这就要求管理者们，特别是高层的决策管理者们要加强项目投资的评估机制，也要充分吸纳外部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要结合不同时期的投资政策导向和瞬息万变的市场运营动态，建议可以成立专业队伍或专业技术小组，制定多种方案，经过预审、整理、评估、再调整、表决、实施等一系列流程后，决定采用何种最佳的投资方案。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的概率，从而切实保障财务安全。

（五）加强培训，提升整体安全意识

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水平的切实提高来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员培训，离不开整体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虽然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却来不得半点马虎。笔者结合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基础性规划建议：第一，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对国家的政策有着清晰的研究，结合国家政策制定高效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体系，要能使财务管理制度有生命力，能够不断依据外部变化的环境而不断变化；第二，从上市公司内部来说，一定要在关键和重要的岗位上配备适当的人，确保能力和岗位职能相匹配，同时，要把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性；第三，培训方式是提高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质量的有效方式，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者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定期或不定期培训，此外，上市公司其它岗位的相关人员也要落实培训计划，一般的，培训经费投入应不少于年度支出的5%，培训时长保证在人均每年60小时。

结束语

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涉及到其他方面还有很多，而其防范的方法也会因为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所以本文可能对一些企业财务防范的方法分析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入，这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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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财务风险的研究篇2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传统能源面临过度的消耗，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迫在眉睫。与传统能源企业相较，新能源企业是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对诸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波浪能和潮汐能等能源开发利用的企业。新型能源具有可再生、污染小、储藏丰富的优势。但是，其能量密度低、波动性大，使得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发利用难度较大。因此，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诸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其中包括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相关配套设备的投资等，而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领域内的技术支撑和设备引进不成熟，缺乏相应的标准。

二、新能源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管理现状

（一）新能源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的成因

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因多种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活动产生影响，这有可能引发企业内部实际与预期财务状况发生偏离，导致财务风险发生。目前，国内新型能源产业起步时间较短，缺乏相应的商业模式，导致企业自身缺乏方向性和发展中的劣势。在政策方面，国家扶持力度不足，政策倾向性不明显，使得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企业发展前景持观望态度。从新能源企业自身来看，由于企业管理因素造成管理短视，忽视环保；财务管理因素造成筹资短缺或投资不当；经营因素造成技术开发方向性错误、投入过大或盲目；此外，还存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投资风险。因此，多种因素影响着新能源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财务风险。

（二）我国新能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现状

1.管理层尚未形成正确的财务风险管理理念

国内有关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报道相较国外还较浅显，企业内部对财务风险管理的认识参差不齐，甚至某些管理层不知道财务风险管理为何物；另外，管理层对财务风险识别滞后，重视程度不足，也缺乏对财务风险的定期监控、复核和评估。

2.新能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

新能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有以下方面。一是现金预算控制制度不完备。现金预算对于加强财务风险的识别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进行现金预算，可以避免因资金不足带来的偿债压力、资金过剩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多、收益下降的现象。二是企业存在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因管理层上下级之间信息交流不畅，管理人员会出现故意误解、、等现象。

3.我国能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不健全

在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中，新能源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不健全，组织结构不完善，缺少专业的财务风险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无明确的财务风险承担主体。调查发现，新能源企业中仅有大约50%设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其中有专业的财务风险管理人员的仅有1.45%，超过80%的新能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中无风险管理人员，更不用说有专业的财务风险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经理。

4.新能源企业财务人员专业素质偏低

首先，财务风险管理理论复杂，需要具备较好的数理统计知识，能熟练操作各种相关财务软件的专业的财务人员对其进行管理。我国新能源企业财务人员能动学习地最新管理知识、缺乏主动意识的现象。其次，财务人员风险管理职业道德缺失、风险意识薄弱。目前，大多数新能源企业财务人员缺乏风险管理意识，不能尽职尽责地履行职责，不能依据相关数据及时识别风险，盲目乐观。

三、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研究现状

企业财务预警也就是财务失败预警，指专业人员从企业提供的经营计划、财务报表和相关会计资料，利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对企业内部活动进行分析、判别和预测，找出隐藏的企业财务风险，尽可能早地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出警示，敦促管理层及早做出决断、拟定必要的措施，规避风险、减少损失。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在国内外都有研究。我国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研究开始比较晚，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以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对财务风险预警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对预警系统的方法的研究和分析方面。Fitzpatrick在1932年对财务风险预警进行了早期研究，也就是单变量预警研究。Beaver运用统计法，于1966年建立了使用多变量分析财务风险的预警体系。Altman对财务风险进行预警时采用了多元线性判别模型。之后，递归分类、功效系数法、多元判别分析技术等被陆续应用到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研究中。

四、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建立的意义

国内对财务风险的研究篇3

关键词：政府性债务研究综述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府债务管理理论得到较大发展，提出“政府隐性债务”概念（哈维・罗森，1992年提出存在隐性债务），并将财务管理理论运用到政府债务管理上。关于政府债务结构与风险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PolackovaBrixi（1998）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在矩阵中，HanaPolackovaBrixi提出“显性”和“隐性”或有负债概念，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承担负债的不同类型，为判断、分析和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构建了清晰框架。CoenKruger（1998）提出通过维持良好的宏观环境；提高财政透明度；建立流动、高效的金融市场等措施以防范地方政府或有负债。债务预警方面，MaJun（2003）通过对美国、巴西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规定以及哥伦比亚的“交通信号灯”系统进行案例分析，为一个假想的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套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Wales（2006）、Smith和Charle（2008）以美国弗吉尼亚的Fairfax省为例，介绍了运用计算机系统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仿真预警系统的方法。国外风险预警机制与我国国情差距较大，不做评述。

近年来的欧盟国家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引起了专家学者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普遍关注。国内学者对政府债务的研究以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此前“政府债务”、“公债”、“国债”这些定义并没有严格区分，更没有“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分税制的实施使得中央与地方的预算之间、债务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央政府债务也被学者分开来研究。当然，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国内学者们的研究还是集中在中央政府债务方面，此后，随着中央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等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超出了对中央政府债务研究的数量。

二、研究综述

综观学者们2007年以来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宏观角度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如：以刘尚希、赵全厚等组成的课题组（2012）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匹配格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公共投资边界调整等因素对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的压力测试；冯进路、刘勇（2012）借鉴国际上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和控制标准对我国地方政府当前及“十二五”时期的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的指标估算；杨志安等（2012）以辽宁省为例对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这些研究一般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形势不容乐观，并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借鉴。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探讨，主要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如：彭润中、赵敏（2009）对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哥伦比亚、巴西地方债务市场监管经验的介绍；财政部预算司考察团（2008）在对美国、加拿大州（省）地方政府债务考察基础上，对两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的经验总结和启示；张淑霞等（2012）对日本、巴西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借鉴；马广军（2012）基于国家审计的视角对美、日、法三国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方面的探讨；另外，实务工作者如王玉建（2012）对地方债务的规范管理进行的制度设计也较有特色。这些研究一般能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中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研究报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对策（2010）》，在对我国地方债务规模与构成、债务来源与用途等地方债基本情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借鉴美、日、韩等国经验，全面具体地提出了化解地方债务、预防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伏润民、王卫昆、缪小林（2008）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可持续性规模进行探讨。黄国桥、徐永胜（2011）从财政安全的视角，通过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生成机理，揭示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提出多策并举、标本兼治的政策建议。另外，巴曙松（2010），谢清河（2010），何杨、满燕云（2012）等均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唐洋军（2011）从财政分权的角度比较了中国和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问题，认为仅从金融机构防范化解信贷风险的角度入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融资平台的问题。刘艳华、洪功翔（2011）全面梳理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的理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进一步指出公私合作制是实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的有效机制。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证方面的研究多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的研究。（1）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刘星等（2005）采用政府债务指数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综合风险，并通过一些辅指标测算政府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裴育、欧阳华生（2007）从财政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和债务风险几个方面，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划分为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两大类指标。谢虹（2007）从直接债务与间接债务的角度选取了12个指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地方债务风险进行了预警。孙芳城、李松涛（2010）基于内部控制视角设定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预警指标。石亚琴（2011）基于审计免疫系统理论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李昊、迟国泰（2011）基于“公共资源+财政收入=支付义务+偿债义务”这一平衡理念出发，从“存量”、“流量”两角度确定的预警指标。冯进路、刘勇（2012）借鉴国际上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和控制标准对我国地方政府当前及“十二五”时期的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的指标估算。（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财政部预算司（2008）对国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的指标及美国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州风险预警模型经验的借鉴。赵晔、杨志安（2009）采用多变量判别分析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的预警分析。李昊、迟国泰（2011）利用Fisher判别分析法建立了静态视角下适用于小样本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同时利用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建立了静态视角下适用于大样本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洪源、刘兴琳（2012）构建出基于粗糙集-BP神经网络集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非线性仿真预警系统。（3）地方政府债务预警监测。刘星、岳中志、刘谊（2005）通过其建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对重庆市政府债务的预警监测。伏润民、缪小林、王卫昆（2008）在西部129个县（市、区）的债务样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Q型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对样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判断和评价。谢征、陈光炎（2012）建立了基于灰色关联理论―BP神经网络算法集成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预警模型。同时选用我国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在2007-2009年期间的27个样本数据，运用该方法对已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监测。

（四）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包括：于凌云（2008）、史朝阳（2012）从经济增长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机制的研究；孙芳城、李松涛（2010）从内部控制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探讨；从审计角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研究主要始于2010年后，审计署2011年审计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10万亿元的“家底”摸清后，总负债规模近7.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起更多关注，张龙平（2010）指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规范，政府审计机关不能缺位”。同时“社会审计应从程序性审计变为实质性审计”。石亚琴（2011）基于审计免疫系统理论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李玲、卢红柱、牟遥（2011）在对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历史作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问题的主要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进行的审计思考。袁洁、夏飞（2012）基于审计的视角提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三、政策建议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可分别从以下三个层面归结各方学者提出的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对策：

（一）中央政府层面。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中央政府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政策环境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为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提供良好外部条件。应根据物价形势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相关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信贷政策，在物价出现向下趋势的情况下，要适度放松银根，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提供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2）体制机制方面。首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把政府由“全能型”转为“服务型”，进一步“简政放权于市场”，将政府有限的能力放到其应尽和可尽职责上；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门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公共事业领域，从源头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应借鉴发达国家在公共项目融资方面的经验，为地方政府融资开辟多元化的渠道。其次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辖区财政责任制度，建立中央与地方债务风险合理分担机制，整体提高政府应对债务风险压力的能力。应合理确定事权与财权，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应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综合信用评级较低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取消税收返还。（3）债务管理方面。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纳入国家债务管理范畴，强化管理。由于发展中国家独特的政治与经济特征，中央政府在地方债务管理的事前和事后管理框架中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事前监管时，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具体的：设立全国性的政府性债务管理专门机构；构建以财政为枢纽的政府投融资预算约束机制；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应遵循预算原则。应将债务融资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政府公共预算应该是一般收支预算与债务预算的有机结合。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大多实行硬预算约束，以防止其过度负债，同时防范地方隐性债务的显性化。（4）制度建设方面。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逐步推行中期预算管理；改革政府会计制度：完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建立高效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以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快房地产税改革，开征以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为地方政府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二）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地方政府应严格遵循“适度举债，加强管理，规避风险”的原则，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全过程动态监管体系。同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的借用机制、偿还机制等。规范地方政府融资中的土地抵押担保行为，避免作为地方融资平台资产和抵押担保物的土地价值被高估。（2）有效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具体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逐步构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合理空间的评估体系；加快建立偿债基金制度：建立地方债偿债机制，地方财政部门应通过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调剂以及债务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的划转等途径，建立地方债偿债基金，专门用于各种地方债务的偿还；构建系统化的政府性债务风险监管框架和责任机制：目前的多头借债导致举债行为不规范，监督困难，应将所有债务归口财政部门管理，地方政府举债必须经过财政部门审核，纳入财政部门的债务专项预算，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3）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债制度，实现地方政府一级财权，一级债权。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要对现行法律框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和风险防范机制。具体的：首先需要全面编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其次需要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改革“任期内负责制”等不科学的官员考核机制，完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同时，建立严格规范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再次，健全地方民主监督，强化地方政府向当地纳税人和债券投资人负责的意识，债务融资项目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4）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对政府收支状况、赤字状况和债务状况等方面可以更全面、更详细、更及时地向社会公众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和不信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方面，预警信息取得困难，也要求加强地方政府信息系统构建与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应充分考虑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预警的信息需求，强制地方政府公开披露债务信息，力求建立一套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以确保信息的充分性、及时性、可靠性。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层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是明确角色定位。建立和完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分别设立以政府融资目的为主的“平台”载体和市场化企业两类。二是增强投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意识，探索建立比较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重点监测企业长短期债务比例、收益项目与非收益项目的比例、土地出让金收益占还款比例等指标，防止过度融资。三是拓宽平台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筹资融资格局。强化平台公司融资配套机制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的作用，实现各融资平台银企信息的互动与共享。加强商业银行间的沟通和合作，防止对平台公司的盲目多头授信或过度授信。四是建立偿债保障机制。建立专门的偿债基金，将全部的债务资金投资收益，以及土地出让收益、经营性项目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政府性基金等收入按比例纳入基金，并在每年年初预算时从地方的经常性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安排地方债务还本付息缺口。

四、小结

通过归结国内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我们认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不仅是财政部门的职责，审计部门、银监会、地方人大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优势。应建立审计部门、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财政部及其派驻各地的监督机构“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联手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管。其次，强化预警系统，把风险控制在事前。不仅地方政府层面需要建立债务风险预警系统，通过有效的债务风险预警模型监控本级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微观层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应通过有息债务占GDP的比重、有息债务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等指标监测自身债务。最后，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中的责任人的制约。可以从审计角度，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充分关注债务筹集、使用、偿还和绩效等指标，关注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把经济责任审计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控制联系起来，强化问责机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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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国内对财务风险的研究篇4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对这些公司进行筛选。为了研究结论可靠，进行了以下筛选程序：剔除2008年度新上市的公司，因为部分新上市公司上年度财务数据是模拟的，这可能导致计算误差；剔除所需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缺失以及数据为奇异值的上市公司，经过上述筛选后，最后的样本公司为411家。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主要包括：

（1）变量定义。主要包括：

一是财务风险变量。本文选择用美国学者EdwardAltman提出的Z记分法来衡量企业财务风险，在稳健性检验部分，用单变模式之一的债务保障率作为企业财务风险的替代指标。本文所用的Z记分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到，公式为：

Z=1.2×营运资金/总资产+1.4×留存收益/总资产+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0.6×股票总市值/负债账面价值+1.0×销售收入/总资产

根据对过去经营失败企业统计数据的分析，Altman得出一个经验性临界数据值，即Z=3.0。企业的Z记分值高于3.0的为较安全企业，低于3.0的为存在财务危机或破产风险的企业。

二是内部控制质量的计量。本文参照证监会等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以及相关文献研究结果，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五个方面来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内部控制五要素的权重，即内部环境30%、风险评估20%、控制活动25%、信息与沟通15%、监督10%，最后计算出总分即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ICQ，公式为：

ICQ=30%IE+20%RE+25%CA+15%IC+10%IS

三是控制变量。根据企业内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2）模型构建。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FR=β0+β1ICQ+β2Roea+β3Size+β4Growth+β5Age+β6On+β7Lawsuits+ε

二、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将全部样本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根据财务风险指标Z-score的不同区间进行分组统计和非参数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Z-score平均为2.257，低于经验临界值3.0。说明上市公司存在着财务危机或有破产风险，当然这也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有关。内部控制质量全样本均值为5.818，不同Z-score区间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着差异，Z-score低的样本企业明显低于Z-score高的样本企业，这在K.WallisTest也得到了明证。全样本盈利能力均值为0.203，财务风险低的样本企业其盈利能力明显优于财务风险高的样本企业。企业规模全样本均值为21.606，但财务风险低的样本企业其资产低于财务风险高的样本企业。成长性和经营单元数组间差异不明显。

（二）相关性检验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系数如表3所示。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盈利能力、上市年限、诉讼纠纷与财务风险的关系也与理论预期一致。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与财务风险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不一致。控制变量成长性、经营单元数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且与财务风险的关系不显著，因此不会进入后面的回归分析。

（三）多变量线性回归本文对样本数据采用Stepwise进行回归分析，变量选取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小于0.05时进入，大于0.10时剔除。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多重共线性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最大为1.142，容忍度Tolerance在0.9附近，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方程的DW值为1.945，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控制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盈利能力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财务风险越低；上市年限的系数显著为负，上市越早监管要求相对宽松，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健全程度较低；诉讼纠纷的系数显著为负，其财务风险显然与其成正相关；企业规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其财务风险越高，与前面的分析不一致，这可能与2008年金融危机中较大规模公司市场萎缩相对幅度较大有关。

（四）稳健性检验为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机构对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两项指标评分结果之和来替代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ICQ）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以单变模式之一的债务保障率指标代替财务风险Z记分（FR）。得出的结论与前文一致，说明内部控制的评价方法并没有造成研究结果差异，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没有通过稳健性检验，原因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行业影响极大，外需萎缩、生产停滞，企业资金困难。这也说明单一模式的债务保障率不能反映企业的总体状况。

三、结论

本文从企业内部因素着手研究了其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建立了分析模型，并利用2008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年报，对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金融危机状况下，拥有更多资产的大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更高；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财务风险越低；上市公司涉及到经济纠纷、诉讼，其面临的财务风险更高。

参考文献：

国内对财务风险的研究篇5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对审计风险的考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所谓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的错报或漏报，而审计人员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高审计风险不仅可能会导致事务所支付高额诉讼费用和巨额赔偿，而且可能会使事务所遭受严重的声誉损失，因此，事务所在对审计风险进行定价时，通常会要求相应的回报以弥补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在现实的审计业务中，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有很多，尽管事务所既不能对这些风险因素都加以准确地衡量，也无法准确判断导致审计风险存在的具体事项，但是许多变量仍有助于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大小进行较为准确地判断(Firth，1985)。由于企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比较容易衡量，因此，在理论界，学者们主要通过研究审计收费与企业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①，借以考察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定价(Simunic，1980；Francis，1984；Beatty，1993；等等)。2001年12月中国证监会要求我国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进行公开披露，由此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定价行为进行研究(伍利娜，2003；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等等)，但是国内学者在研究设计中通常只是简单地借鉴国外学者所采用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中的国家而言，一方面，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Kornai，1986)，由此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中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渐深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硬化(BrandtandLi，2003)，由此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与此同时，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由于两者产权性质的不同导致了两者预算软约束程度的不同，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程度也可能存在着差异。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是否会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呢?而且对不同性质的公司或者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是否会根据公司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对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调整呢?本文具体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拓展事务所审计定价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定价行为。

二、文献回顾

在Simunic(1980)最早对审计定价进行的实证研究中，他就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三个变量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从而考察事务所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审计定价。Simunic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出现亏损或者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较高，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后来的学者在借鉴Simunic(1980)审计定价模型的基础上，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审计意见类型、总负债比率、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等变量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②，从而研究事务所对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审计定价行为。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美国市场而言，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会考虑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例如Beatty(1993)以美国IPO的公司为研究样本，直接考察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他发现对于IPO后申请破产的公司而言，公司在IPO时支付了较高的审计费用；O′Keefe、Simunic和Stein(1994)对美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总负债比率和内在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对于其他国家市场而言，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例如Francis(1984)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总负债比率、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收费之间都没有相关性，然而Craswell、Francis和Taylor(1995)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却发现，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以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的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Firth(1985)对新西兰市场的研究中，他发现公司是否出现亏损和公司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而公司股票的非系统性风险会影响事务所的审计收费；Seetharaman、Gul和Lynn(2002)对英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相关性。对于上述不同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Simunic和Stein(1996)认为除了国别之间不同法律环境的影响外，还因为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变量来表示企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

随着中国证监会2001年12月要求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进行公开披露之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他们也考虑了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对事务所审计收费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伍利娜(2003)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和是否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韩厚军和周生春(2003)发现上市公司的总负债比率和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相关性；朱小平和余谦(2004)的研究则发现，被ST的上市公司其审计收费较高，而公司的速动比率和资产收益率对审计收费没有影响。虽然这些研究成果为考察我国的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审计定价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但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只是简单地借鉴国外学者所采用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针对这一研究缺陷，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理论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时是否会对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定价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是否存在财务风险；二是事务所所处的法律环境。具体对于我国而言，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之中，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对公司的预算软约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Kornai，1986)，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问题的考虑，通常会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来援助公司，由此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渐深化，使得公司的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硬化(BrandtandLi，2003)，由此提高了公司的财务风险③。对于我国事务所面对的法律环境而言，我国投资者诉讼门槛高而事务所赔偿责任小的法律现状，极大地降低了事务所承担的法律风险，并导致了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低下(刘峰和许菲，2002)。但是2001年在证券许可证的年检中，中国证监会对国内八家事务所所做出的市场禁入的监管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事务所的审计风险意识，李爽和吴溪(2003)和李爽和吴溪(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就表明，与自愿性事务所变更相比，在这次的监管诱致性事务所变更中，后任事务所在审计报告行为上会更加保守，对公司的风险评价水平有所提高，并增加了相应的审计收费。2002年1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的正式启动，由此将增加我国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监管措施的加强和法律环境的改善将促使我国的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重视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即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越高，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就越会收取较高的费用，原因在于：一方面，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越高的公司越可能在会计报表中进行错报或漏报(KreutzfeldtandWallace，1986；KinneyandMcDaniel，1989)，相应的，事务所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审计这些公司，由此导致审计收费的提高；另一方面，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越高，事务所面临被的可能性越大(Palmrose，1987)，事务所因此就会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来弥补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Altman(1968)、Ohlson(1980)以及陈静(1999)等国内外的经验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的负债比率越高，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公司的财务风险也越高。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虽然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而言，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而言，当国有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出于政治目标和个人私利的考虑更愿意对国有上市公司提供援助(BrandtandLi，2003)，由此会更加软化国有上市公司的预算约束。因此，即使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陷入相同程度的财务困境，国有上市公司更为软化的预算约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财务风险，相应的，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就可能对它收取较低的费用。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负债比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

虽然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但是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公司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程度却可能存在着差异。具体来说，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处于该地区的公司其预算软约束的程度会有所减轻，原因在于：一方面，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也更加深入，与其他银行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对盈利目标的追求由此会硬化国有商业银行对上市公司的预算约束(BrandtandLi，2003)；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可能比较低，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也有助于硬化对上市公司的预算约束(DwatripontandMaskin，1995)。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预算软约束程度的减轻会提高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的财务风险，相应地，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就可能对公司收取较高的费用。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负债比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增强。

四、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1年至2004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且上市至少满三年的公司。在样本选取的过程中，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①金融类公司；②ST、PT公司；③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④当年所聘事务所为国际“五大”的公司④；⑤财务数据异常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之所以选取上市至少满三年的公司，是因为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的面板数据(paneldata)。本文最后得到900家样本公司，共计3501个样本观测值。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以及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

国内对财务风险的研究篇6

关键词：财务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110-04

引言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企业的风险管理，尤其是财务风险管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首先，企业经营活动中必不可少地要涉及到资产的流动和周转，对于权限设置、合同审批、应收款项等问题，一旦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较为复杂，有些企业甚至需要同时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因此，除了常见的财务风险外，企业还面临国际商务欺诈、结算方式、汇率折算、国际贸易壁垒等国际财务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企业的整个业务流程中，稍有不慎，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总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极其复杂的生存环境，任何企业都无法获取支撑自身成长壮大的所有信息，这决定了企业财务活动必然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多数企业尚未将财务风险管理纳入日常经营管理范畴内，企业财务风险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近年来，市场中还不断出现民企老板“逃债跑路”，乃至一些较为优质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崩塌倒闭。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之一，在于作为财务风险预警与防范的“利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未能发挥作用。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公司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对中国上市公司内控实施状况进行调查并调查报告。2010年7月，德勤了《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查分析报告》。研究报告显示，国内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正在逐年提升，有58%的企业已在之前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定及审计意见。但从目前已披露的相关评定来看，上市公司离达到监管层标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系统建设等方面有待加强。此外，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实施遇到障碍；半数以上管理层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缺乏内控管理长效机制。如果中国最优秀的上市公司群体整体的内部控制机制尚不尽如人意，那么，中国企业整体水平则可以说令人堪忧。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试图提出一个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以期用完善的内控工具，有效地实施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评估与防范。

一、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防范的机理分析

（一）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的关系

学术方面，探讨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关系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国外方面，有学者认为当财务信息不准确、不及时和不完整时就存在风险，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组织内部控制不足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内部控制是组织内部用于目标的组织设计和程序，它可以减少财务风险的发生。国内方面，黄秋菊（1994）提出了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有一定的相关性。何庆光等（2004）指出企业内部控制包括企业管理控制与企业会计控制两方面，并提出了实施内部控制的目的是通过对风险的管理，化解企业的各种风险。鄂秀丽、吕长江（2008）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在不同时间、不同法规政策背景下，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预警指标或财务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袁晓波（2010）利用上交所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的年报数据，通过分组检验和总体检验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指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的构建和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财务风险。总的来说，现有研究普遍支持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

实践方面，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在美国的COSO的最新报告中得到明示：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Tumbull委员会也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在风险管理中扮演关键角色，内部控制应当被管理者看作是范围更广的风险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中国，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定企业内部控制由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个要素构成。从要素构成来看，将内部控制与中国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经营管理实践紧密联系。其中将风险评估要素定义为：“是及时识别、科学分析和评价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采取应对策略的过程，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风险评估主要包括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对风险评估要素的分解，实质上对应的就是ERM的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策略与企业的具体要素的分解，即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映。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内控基本规范并没有照搬照抄以COSO报告为代表的国外内部控制框架，但整体上凸显了财务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二）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的相互作用机理

1.从各自的概念内涵来看，财务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核心理念。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是指在财务风险识别和度量的基础之上，管理者针对企业所存在的财务风险因素有目的地施加作用，即选择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减少损失的目的。财务风险管理一般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企业内部控制是以风险管理制度为基础，以防范风险、有效监管为目的，通过全方位建立过程控制体系、描述关键控制点和以流程形式直观表达生产经营业务过程而形成的管理规范。可见，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是以风险防范为主要目的。完善的内部控制要求必须能够适时反映企业面临的各种内部和外部的风险因素，并且采用准确的风险识别方法进行风险识别，找出哪些风险会对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控制，同时，还要求针对不断变化的风险进行准确评估。可见，财务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核心理念，也是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风险防范和风险监控，二者密切相关。

2.从两者的运作机制来看，财务预警系统的建立是内部控制中最关键的环节。控制活动是针对关键的财务风险控制点而制定和设计的，因此，企业在制定控制活动时主要就是寻找关键控制点。内部控制活动随着现代管理手段的发展也越来越复杂，按其目的划分，主要可以归为前馈控制、同期控制和反馈控制三大类。但是在控制中，前馈控制是主要的，其他两种控制是次要的。这就是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所以，要实现企业财务风险的有效控制应先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建立完善的体系从而达到事先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避免给企业带来损失。财务风险的事先防范的主要工具是财务预警系统，而后者是指采用及时的数据化管理方式，通过全面分析企业内部经营、外部环境各种资料，以财务指标数据形式将企业面临的潜在危险预先告知经营者，同时寻找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和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中隐藏的问题，并明确告知企业经营者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张疏而不漏的“安全网”，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能有效地识别、防范财务风险。同时，财务预警系统的建立是内部控制中最关键的环节，对于预测风险意义重大。控制活动是企业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企业应当根据风险分析和评估的结果，抽取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核心价值指标，鉴别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确定良好的控制活动，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财务预警系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组成部分：财务信息收集与传递、财务预警分析的组织机制、财务风险分析机制、财务风险处理机制。其中，财务信息收集—传递机制是基础，财务预警分析的组织机构是主体，财务风险分析和财务风险处理是核心和关键。

二、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一）建立基于财务风险的内控评价指标体系

一般来说，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的变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市场数据为基础，如股票收益的波动、贝塔系数等一类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投资者具有较强的投机因素，以市场数据为基础的风险衡量方法并不适合。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提高，以会计数据为基础衡量企业财务风险更合理。通过会计数据衡量企业财务风险，主要是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函数公式，运用多种财务指标加权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来预测财务风险。然而，这种方法对上市公司较为合适，对于非上市企业，由于执行会计政策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及记账与核算的不规范性普遍存在，因而财务数据质量较低，也缺乏可比性，因而，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主要是参照五部委2008年6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2010年4月26日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并结合中国制造企业的财务风险特点而设立的。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财务风险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制造业一般是由研发、产品和生产过程的设计、生产、营销、客户服务等作业链构成，最能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特点，因而本文拟定的指标体系主要是基于制造业的特点。

首先将内部控制指标体系划分为5个一级指标（ui，i=1，2，3，4，5），然后在每个一级指标内部设置出具体的二级指标（uij），即本文的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指标体系主要由上述二个层次构成，具体（见下页表1）。

（二）基于AHP方法的指标权重的确定

1.指标权重设置的方法选择。指标设定出来后，剩下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了。指标权重的初次评判，可请公司高管及外部专家独自作出评估。如何将各人的评估结果进行综合，得出一个权重值，则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法；二是用较为复杂的层次分析法（以下简称“AHP”）。AHP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其核心是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予以量化，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决策依据。在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估时，由于目标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该方法最为实用。

2.运用AHP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1）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构造，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指标间重要性的比较和分析。矩阵表示同一层次各个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值，由若干位专家判定。（2）对各指标权重系数进行计算。AHP方法的信息基础是判断矩阵，利用排序原理，求得矩阵排序矢量，可计算各指标权重系数。

3.确定评价因素的评价值。在此将一个企业内部控制情况分为优秀、较好、一般、较差、差等五个等级，企业财务风险和内部控制成反比例线性关系，所以将企业财务风险水平也分为大、较大、一般、较小、小五个等级。为了更准确地评价，本处将所有情况以1～10分等额标识，分值越高表示级别越好，即优秀（9～10）、较好（7～8）、一般（5～6）、较差（3～4）、差（1～2）。由评价者据此对每一项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所有评价值的加权平均分即二级指标的最终评分。各同类①二级指标的最终评分分别乘以所确定的各自权重后加总则为其所属一级指标的得分。以此类推，各一级指标的得分分别乘以所确定的各自权重后加总则为该公司整体内控水平的得分。根据该得分的所处得分区间则可以确定该公司的内部控制等级，从而最终也可以得出该公司的财务风险水平。

三、A公司内控体系运作绩效分析

A公司的核心业务是高端照明节能产品研发推广、城市照明节能系统管理与服务、大型高端照明工程，属中国优秀的专业照明机构。A公司在节能型产品研发领域拥有非常丰富的研发和应用经验，承担国家863计划重大科研课题，拥有国内顶级水平的专家以及电气驱动系统、光学设计、结构设计领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A公司发展迅速，业务规模持续膨胀，为满足业务的扩展速度，其设立了多家或基于不同的细分产业，或基于不同的经营地域的分、子公司，股权关系变得复杂，管理幅度加大、管理层级延伸，因而财务风险随之加大。

结束语

本模型的指标设定以上市公司的相关指引作为指导，充分考虑了财务风险因素。因素权重集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降低了传统权数确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成分。该方法建立在分层次、单目标、单准则两两对比判断基础上，最易区别优劣高低，并容易检验，避免了繁杂计算的错误。在各级指标的得分计算汇总了各类人员的意见，较全面地反映了评价对象的优劣程度，因而评价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评价者可通过该方法发现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为加强环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科学、合理地评价企业财务风险提供了依据，也为定量评价开辟了新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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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友刚，胡兴国.内部控制、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J].会计研究，2007，（12）：51-54.

[3]林钟高，郑军，等.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研究[J].财经研究，2007，（4）：132-143.

[4]朱荣.企业财务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