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特征篇1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倒“U”型理论；核密度函数

一、引言

正如Champernower和Cowell（1998）在《经济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一书中所指出的：“经济中不平等问题也许不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危机……但是，经济中不平等问题肯定是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个持久而又紧迫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矛盾。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成为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始于1955年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倒“U”型关系的理论，此后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倒“U”型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依据使用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利用各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倒“U”型理论进行实证检验。Summers（1984）利用国家间的截面数据对工业化国家、中等水平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不平等程度进行了对比分析后发现，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水平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下降，而低收入国家则在上升，但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水平国家，这说明国家间也存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

另一类是通过数理模型对导致倒“U”型曲线出现的原因进行探讨。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认为金融发展程度会制约不平等的程度，随着经济增长金融体系逐渐发达，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会逐渐缩小，使得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Banerjee和Newman（1993）考虑了初始财富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初始财富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影响逐渐减小，使得不平等程度降低，从而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

可以看到，关于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采用数据的不同，假设不同，则可能出现不同的结论。因而，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更要根据所选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符合模型的数据指标与合理的假设条件。本文在参考了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兰州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兰州市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动态演化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核密度估计，用以揭示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过程。这种方法克服了参数估计中对具体函数形式的依赖的缺点，弱化了主观因素对计量估计的影响，更好地还原了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具体方法如下：

假设X1，X2，…，Xn是未知密度函数f（x）的独立同分布的样本，fn（x）是基于该样本的F（x）的一个核密度估计。则：

fn（x）=■？撞ni=1K（■）

上式中，K（・）是一个已知的核密度函数，它满足如下条件：

■|K（u）|

hn被称为窗宽（bandwidth），也称为光滑系数。在非参核密度估计中，核密度函数和窗宽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所估计核密度的好坏。K（・）在理论上可以是一个非概率密度函数，也可以为负值。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K（・）的光滑程度将会对待估概率密度函数的f（x）光滑性产生影响，故一般选取核密度函数为K（・）概率密度函数。窗宽hn是一个与样本容量有关的一个参变数，为了保证估计精确度并缩小估计偏差，hn需要一个合适的选择值，hn过大，使估计过度平均化，估计有较大偏差；hn过小，会使得估计出现厚尾现象，增大了曲线拟合方差。现在，来讨论窗口hn的决定因素。

首先，给出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估计精度的测度公式――均方误差（MSE）：

MSE（fn（x））=E（fn（x）-f（x））2

MSE（・）是核函数K（・）、密度函数f（x）和窗宽hn的一个函数，当f（x）固定、K（・）被选定时，均方误差函数MSE（・）只与窗宽f（x）相关，对均方误差函数进行泰勒级数变换并求取偏导数可得：

■=-■f（x）||K||22+h2n？滋22（K）（f″n（x））2

式中？滋2（K）=■u2K（u）du，||K||22=■K2（u）du。只有上式取0时，选取的窗宽hn使得fn（x）的MSE最小，则：

hn={f（x）||K||22（？滋2（K））-2（f″（x））-2}■n■

由于本文中使用的是Gauss核密度函数，故本文只讨论Gauss核密度函数情况下窗宽的选择，将Gauss核密度函数

K（u）=（■）-1exp（-u2/2）

带入上式整理可得：

hn=1.06？滓n■

上式给出的是一个估计值，具体的估计方法参考的是Silverman在1986年提出的一个经验法则。他是假定密度函数f（x）是服从N（0，？滓2）的正态分布函数，从而得出上述结论。核函数的选取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理论界对核函数的选取对核密度估计的影响一般认为是不敏感的，不同的核函数的选择对核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本文采用的是正态核函数，对其他核函数不再具体一一讨论。需要注意的是，当维数大于2时，落在尾部的数据将会随着维数的增大而增多。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兰州统计年鉴》（1986-2010）和《甘肃统计年鉴》（1990～2010）。利用历年统计年鉴中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构成、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及构成共五个指标为基本的研究对象，采用非等分情况下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分析兰州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实证检验。

2.动态演化的检验。为揭示基尼系数的动态演化特征，需要对基尼系数的核密度函数进行估计。首先，对基尼系数的时间序列进行合理的划分，具体划分方法是：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划分为三个时期，时期1是指1986年～1993年、时期2为1994年～2001年、时期3为2002年～2009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划分为两个时期，时期1为1990年～1995年、时期2为1996年～2001年。然后，利用所估计出的基尼系数的密度函数，对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特征。

取高斯核函数（GaussKernel）对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进行核密度估计，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夏皮罗-威尔克正态性检验（Shapiro-Wilknormarlitytest）结果为，时期1：W=0.7648，P-value=0.0119；时期2：W=0.8968，P-value=0.2706；时期3：W=0.724，Pvalue=0.0042。从图2和夏皮罗-威尔克正态检验结果中的P值可知，时期1和时期3拒绝正态性的假设，时期2接受正态性假设。另外，从时期1到时期3过程中，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的峰值由大变小，然后再增大，但增大的幅度小于时期一，区间长度有小变大，然后变小，且三个时期都呈现出双峰的特征，中心也不断向右移动。

三个时期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密度的分布都表现出大、小双峰特征，这说明三个时期的城镇基尼系数都存在大、小两类收敛。时期2与时期1相比，时期2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的峰值由77.00附近减小到13.00附近明显变小，区间长度由0.05左右增加到0.20左右，明显变大且双峰特征表现得并不明显，密度分布函数的中心向右移动到0.25附近。这说明时期2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均值比时期，1要大，密度分布相对更分散，且具有明显的收敛性。时期3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分布重新变为明显的双峰特征。同时期2相比，基尼系数的峰值有13.00附近增加到50.00附近明显增大，区间长度由0.20左右减小到0.07左右，且密度函数的中心向右移动到0.35附近。可见，时期1到时期2期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均值变大且在更大数值下收敛。时期2到时期3期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均值继续增大，并在更大数值下发散。

取高斯核函数对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进行核密度函数估计，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

夏皮罗―威尔克正态性检验结果为，时期1：W=0.9462，P-value=0.7098；时期2：W=0.8236，P-value=0.09483。由于夏皮罗―威尔克正态性检验结果中P值都大于0.05，所以不能拒绝密度函数正态性的假设。另外，从时期1到时期2期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的峰值由20.00左右变为7.00左右，区间长度从0.15左右增大为0.25左右，同时，两个时期都存在多峰现象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并不明显，且密度函数中心保持在0.25附近不变。时期1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密度函数的峰值相对较大，区间长度变化相对较小，密度函数分布具有正态性特征，有明显的收敛性特征。时期2与时期1相比，时期2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密度函数的峰值明显减小，区间长度增大，但是分布中心变化并不明显。这表明时期2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密度分布更加分散，均值几乎没有变动，但密度函数的三峰收敛向双峰收敛变动，说明收敛性在更大数值下收敛性增强。

对城镇居民基尼系数重新划分为与农村居民一致的两个时期，即：时期1为1990年～1995年、时期2为1996年～2001年，并与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时期1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都呈现正态性单峰特征，分布中心都保持在0.25附近，但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的峰值要高于城镇居民，区间长度要比城镇居小。这说明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均值变动不大，但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密度分布更加集中且具有明显的收敛性。时期2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呈现出双峰特征，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密度函数则呈现单峰特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峰值、分布中心和区间长度都大于农村居民。这说明在时期2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均值和密度分布都要大于农村居民，但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呈现出双峰收敛，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则是单峰收敛。总体来说，时期2与时期1相比，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之间均值和区间长度差距拉大，且有单峰收敛向更大数值的双峰发散变动。

由以上三种基尼系数的密度函数分析可知，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数值不断增加，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分布中心基本上保持不变且单峰特征表现比较明显，数值存在较小的变动，收入差距基本上保持稳定。通过对比可知，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均值要大于农村居民，区间长度也相对较大，且密度分布为呈现双峰特征，这表明，城镇均内部收入不平等要大于农村居民，且分布也相对分散，收敛性特征也不明显。整体上来说，城镇居民内部、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拉大的趋势而农村内部则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三种基尼系数都在变动，但是动态形式的表现并不相同。

由于地处我国西部地区，资源较为匮乏，环境压力加大，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从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城镇内部收入不平等主要成因是失业者与就业者收入的不平等，贫困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兰州市城镇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则是导致总体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市场经济体系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但是却并不必然导致最佳的收入人际分配。因此，实施有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兰州市收入再分配能力也存在着缺失，主要表现在对于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缺乏有力的保障，对于高收入阶层缺乏有效的调节。政府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征收、惩罚手段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极为普遍；尽管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护等制度，但投入严重不足，管理和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致使相当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援助。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兰州市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布中心不断右移，数值不断增加，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布中心基本上保持不变且单峰特征表现比较明显，数值存在较小的变动，收入差距基本上保持稳定。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均值要大于农村居民，区间长度也相对较大，且密度分布为呈现双峰特征。城镇居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要大于农村居民，且分布相对分散，收敛性特征不明显。目前兰州市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短期和中期阶段，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后期，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应该长期存在。因此，应建立防止形成持续收入不平等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因此，现阶段应该通过采取积极促进失业者再就业，提高贫困家庭最低收入标准，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税级，加强对垄断性行业的监察等措施减少城镇内部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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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弟海，龚六堂.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经济学季刊，2006，5（3）：777-802.

3.Lindert，P.H，ThreeCenturiesofInequalityinBritainandAmerica.HandbookofIncomeDistribution，Volume1，EditedbyA.B.AtkinsonandF.Bourguignon，2000，theNetherlands，Amsterdam，2000.

4.李广众.中国的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发展.当代经济科学，1999，（11）.

5.黄泰岩.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调节政策.当代经济研究，200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离散选择模型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的前沿理论及应用研究”（项目号：71001054）。

小农经济的特征篇2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行为与意愿;实证分析

建立和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提高我国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研究较少,以农民为合作社发展的微观基础来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内在机理的实证研究就更是少见。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商品生产者谋取或维护自身利益、增强竞争能力的社会经济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第一行为主体和最终实施主体应该是农民,我国新形势下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该以尊重农民的行为与意愿为前提,以满足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农民的积极参与为根本手段。因此,了解农民的合作行为与意愿,对于把握未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方向,揭示现阶段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定政策支持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对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等部分行政村的200个农民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本文对现阶段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探索现阶段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决定因素。

一、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因素

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因素众多,本文这里主要是从农民的个人情况、家庭特征入手寻找影响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因素。从研究结果来看,农民个人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男性有76.3%的人愿意参加合作社,比女性(65.6%)高出了约11个百分点;受教育年限与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行为与意愿呈正比关系,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的人越多(受教育年限9年以上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分别比受教育年限6-9年和低于6年的农民的比例高1.7个百分点和12.1个百分点);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81.2%)比未参加过的农民的比例(70.6%)高出10.6个百分点;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比较了解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比不了解的农民(60.3%)高12.4个百分点。比较特殊的是农民愿意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例随年龄增长呈抛物线的形式,年龄小于30岁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为71.7%,年龄处于30-45岁的农民的比例增加到77.2%,而年龄大于45岁的农民的比例又下降到70.5%,基本与30岁以下的农民处于同一水平。

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与意愿也受到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从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来看,家庭劳动力人数少于2人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75.1%)分别比家庭劳动力人数为3-4人(70.7%)和4人以上(70.5%)的农民的比例高出4.4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越少,越想依赖于合作社的帮助;从农户产业结构来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明显高于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农民,其中从事养殖业农民愿意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例最高(76.6%),分别比从事种植业农民(72.3%)和以非农产业为主农民(69.8%)的比例高出4.3个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农户年农业生产成本超过3000元的农民(80.2%)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分别比年生产成本为1500-3000元的农民(72.1%)和低于1500元的农民(67.2%)的比例分别高8.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年生产收入超过5000元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收入低于5000元的农民的比例高3.8个百分点。除此之外,相信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带来受益(有预期心理?①)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84.7%)比持怀疑态度的农民的比例(68.1%)高达16.6个百分点。

二、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及其估计

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民预期心理等均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定出影响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决定因素,本研究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建立如下的经济计量模型:

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f(农民个人特征,农户特征,预期心理,其他)(1)

(1)式中,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共5个因变量。其中,将性别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和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设为虚拟变量,具体讲就是如果男性设为1,是女性设为0;参加过职业培训的设为1,未参加过的设为0;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为1,不了解的设为0。农户家庭的特征包括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数、产业结构、农业生产年生产成本、年生产收入共4个变量,其中通过农户农业年生产成本反映出农户农业生产规模大小对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通过农户年生产收入反映出农户富裕程度对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为较富裕农户(变量值为1),低于5000元的为不富裕农户(变量值为0)。预期心理指的是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获取利益的预期心理,相信能够受益的变量值为1,持怀疑态度的为0。

本研究中农民是否愿意合作为[0,1]变量,所以采用probit回归方法估计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民预期心理等因素对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具体建立的实证方程如下:

?y=φ(x1,x2,x3,x4,x5,x6,x7,x8,x9,x10,x11)+ε(2)

(2)式中,y代表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ε代表随机扰动项;x1代表农民参与合作的预期心理;x2、x3、x4、x5、x6、x7分别代表了农民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线性项)、年龄(二次项)、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和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共6个变量;x8、x9、x10、x11分别代表农户特征中的家庭劳动力数、农户产业结构、农户年农业生产成本、年收入共4个变量。?为了估计农民预期心理、农民个人特征和农户特征对其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我们同时估计出非标准化模型(probit)和标准化模型(dprobit),通过标准化模型估计(dprobit)确保预测值介于0-1之间(见表1)。表1中显示出多数变量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而且符号和预期结果一致,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估计结果。

(二)计量结果的评价

从表1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预期心理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其系数值达到0.16,表明了认为参与合作可以受益的农民比持怀疑态度的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高16%,从而证明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农民做出的贡献在影响农民是否选择参与合作中的决定性。

在农民个人特征的影响因素中,男性比女性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高11%,表明男性更愿意选择合作;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02,表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愿意参与合作的农民人数将增加2%,说明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越强;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农民要比未参加过的农民愿意合作的比例高4%,表明通过农民职业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合作意识,愿意合作的人数将提高4个百分点;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比不了解的农民愿意合作的比例高13%,调查中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多数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本质属性,都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官办”组织,显示出了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常识宣传的重要性。

在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因素中,家庭劳动力数、农户年收入的变量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家庭劳动力数和农户年收入对农民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农户产业结构的系数为0.03,说明了从“养殖业-种植业-非农业为主”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低,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越小;农户农业年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农户家庭生产规模的大小,其变量系数为0.07,表明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民合作的行为与意愿越强烈。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这200个随机样本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农民的预期心理是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直以来,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呈现出“小、散、弱”的“通病”,数量上庞大,但真正做大、做强、能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的是少之又少。这不仅使得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微薄,而且具有区域性、阶段性的特征,从而使农民对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持怀疑或观望态度,未能产生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带来稳定收益的预期心理,反而产生要受合作社约束、交纳会费等的思想负担。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上,应该保证合作社的组建要建立一个,成功一个,由少到多,有点及面。发挥出典型合作社的辐射效应,让农民看见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从而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第二,农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了解,对其参与合作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调查中发现,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本质,误认为合作社是服务于政府,受制于农村基层干部的“官办”组织,没有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农民担心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又走上了20世纪60-70年代“搞合作社”、“大锅饭”、“归大堆”的回头路,害怕合作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加强合作思想的宣传工作,切实使农民明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唤起或增强农民群众的合作意识。

第三,农民个人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影响着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农民的性别、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农户产业结构、生产规模等均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影响。农民个体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与合作,受教育水平高的比受教育水平低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比没有参加过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农户家庭中,从事养殖业的比从事种植业、非农业生产的愿意参与合作,从事种植业的又比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农业生产规模大的比生产规模小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合作等。

注释:

①这里的预期心理是指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带来收益的预期心理,其中包括农民生产产品产量的增加、农业新科技的应用、生产成本的降低、产品价格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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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建民,胡瑞法.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j].中国农村经济,2005(1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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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征兵.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2:36-39.

小农经济的特征篇3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在2005年宣传“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一种金融理念，特别强调对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旨在让所有人享受平等的金融权利，体现一种公平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要求我国建立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显著改善，但是，依然面临着从宏观到微观等诸多挑战。其中，信息不对称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障碍。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能够有效缓解银农、银企信息不对称，预防信贷业务中的信用风险，并且帮助守信农户和农村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捷的方式获得贷款，从而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县域普惠金融发展。

一、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信息不对称

普惠金融的核心和目的是共享与普惠，旨在建立有效的、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尤其为小微经济体提供一种与其他客户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邹力宏，2014）。就当前农村地区而言，普惠金融机构与农村小微经济体（包括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农村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在贷前调查环节不能取得农村小微经济体完备的会计记录和贷款去向等相关资料，而农村小微经济体对于自己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贷款使用等情况比较清楚，在提供资料时总是避忧就喜、避实就虚，因此普惠金融机构便只能凭借农村小微经济体提供的信息和当地农业信贷市场的一般情况来研判信贷风险，无法准确掌握单个借款人的风险偏好、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贷款发放后，普惠金融机构也无法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农村小微经济体可能违背合同约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动，从而损害普惠金融机构的利益，当借款者违约、契约执行的难题无法解决，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表现出非效率的特征（谭文培，2013）。此外，农村小微经济体小额分散的贷款需求、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薄弱使得普惠金融机构收集和调查信用信息的难度和成本成倍增加，普惠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或较少为农村小微经济体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背离了普惠金融机构的设立初衷，阻碍了金融信贷向农村地区的流入，造成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不足。

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信号传递

（一）信号传递模型的基本假设

信号传递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向具有信息劣势的一方传递某种信号来表明自己的某些特性。本文以信号传递模型分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原理。在该模型中，局中人分别为农村小微经济体和普惠金融机构，其中，农村小微经济体是信号发送者，普惠金融机构是信息接收者。普惠金融机构对农村小微经济体的真实类型并不知情，为了选择最优行为，普惠金融机构需要从农村小微经济体的行动中对其类型做出概率判断，再选择最优行动。其基本假设如下：

1、信贷市场的两类交易主体：农村小微经济体和普惠金融机构都是理性的，二者决策依据都是使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

2、假定农村小微经济体所需资金为L+I，其中I是通过自身经营或利润留存能够提供的资金，L是农村小微经济体的资金缺口，需通过向普惠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来补足。假设普惠金融机构针对农村小微经济体的借款利率定价为r，还款方式为在到期日同时偿还所有本金及利息。

3、把农村小微经济体的产品质量、运营策略、管理水平、经营者素质及信用等影响未来收益的因素统称为农村小微经济体质量，并假定农村小微经济体的质量、未来收益、诚信情况等信息只有其自己知道。在提供贷款时，根据农村小微经济体的类型，普惠金融机构将要求提供抵押品Dθ，

其中θ=G，G代表高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

B，B代表低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抵押品的变现率为λ，0≤λ≤1。

4、农村小微经济体根据自己的类型向普惠金融机构传递信号x，x信号信息包括农村小微经济体信用情况、运营情况、财务报告、预期贷款利润、借款期限、还款来源等。为争取得到贷款农村小微经济体往往对信号x进行粉饰，但这需要成本。成本主要包括虚假信息被发现后处罚的损失和声誉风险。假定高质量的农村小微经济体不需要粉饰信号，其发出的信号为xG；低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发出的粉饰信号为xB。农村小微经济体的粉饰成本为Cθ（x），其中Cθ（x≤xB）=0。

5、普惠金融机构不知晓农村小微经济体的真实类型，只知道农村小微经济体属于类型θ的概率为p（θ）。普惠金融机构根据农村小微经济体发出的信号x，运用贝叶斯法则对先验概率修正得到后验概率p（θ|x）。普惠金融机构根据修正后的后验概率来判断农村小微经济体的类型并选择合适的授信方案。

6、获得贷款后，农村小微经济体运营成功的概率为βθ，成功后的运营收益为R，且收益R应大于贷款还款额H，即R≥H=L（1+r）。运营失败的概率为1-βθ，相应的运营收益为0。农村小微经济体若能够按时归还借款，将获得额外收益S（如提高信用，增加融资便利等）。

7、若农村小微经济体的运营情况良好，其履约概率为αθ，普惠金融机构将收回贷款和利率H=L（1+r），农村小微经济体得到的净收益为R-H+S；如果运营失败，农村小微经济体将选择违约，普惠金融机构变现抵押品，得到λDθ，农村小微经济体除了损失抵押品Dθ外，还会带来额外损失F（如声誉的损失，征信系统的不良记录妨碍以后再融资带来的损失等）。

（二）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实现过程

农村小微经济体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向普惠金融机构发出信号x，普惠金融机构在观察到农村小微经济体发出的信号x后，使用贝叶斯法则对其先验概率p（θ）修正得到后验概率p（θ|x），并据此来判断农村小微经济体的类型和预期盈利水平。农村小微经济体知晓普惠金融机构将根据发出的信号做决策，因而农村小微经济体将选择最优信号x*使得农村小微经济体的效用函数最大，即通过求maxU（x，θ），得出x的最优值x*。

信号传递博弈有三种类型的均衡：即分离均衡、混同均衡和准分离均衡。分离均衡是指农村小微经济体传递的信号能反映出它的真实类型，能够给普惠金融机构的判断提供充分的信息和依据。分离均衡是普惠金融机构所期望的均衡状态，即不同类型的农村小微经济体分别以1的概率发出不同的真实信号。以下来分析达到分离均衡状态需要满足那些条件。

因为在分离均衡状态下，低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的最优选择是发出信号xB，此时粉饰成本CB（x）=0。而高质量的农村小微经济体发出信号xG。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对博弈结果的解释

（5）式表明，当粉饰成本实现C（x）>（1-βα）（D-D）时，信号传递博弈进入了分离均衡的状态下。从（5）式可以看出要达到分离均衡的状态，取决于以下因素：农村小微经济体发出信号的粉饰成本、普惠金融机构对高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和低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设置的不同抵押条件、低质量农村小微经济体的运营成功概率及农村小微经济体的履约概率。从本文研究角度可以得出分离均衡状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达到：

1、提高农村小微经济体发出信号的粉饰成本。由式（5）可知，农村小微经济体粉饰成本越大，该式成立的可能性也越大。可采取以下方式提高粉饰成本，比如建立可以多渠道了解农村小微经济体情况的信息平台，完善农村小微经济体信用信息数据库，实现政府、银行、农村小微经济体三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等。

2、提高农村小微经济体的履约概率。不断提高违约的声誉损失，建立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实施典型失信主体“黑名单”、诚信示范主体“红名单”曝光和评选，普惠金融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提高对有违约行为的农村小微经济体在信贷市场上的准入门槛，并加大对农村小微经济体贷款违约行为的惩罚力度。

3、设置合理、科学的抵押条件。针对农村小微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小微经济体设置相应的抵押率，并建立完善、规范的入押程序。除抵押外，也可以利用担保、联保等增级措施，作为抵押的补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县域普惠金融机构通过农村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能够准确掌握和判断农村小微经济体的信用状况，增加信号的粉饰成本，并通过失信惩罚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提高违约的声誉损失，从而督促资金需求方积极履约。因此，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增加粉饰成本，提高声誉损失，有效发挥征信的激励约束功能，对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拓宽县域普惠金融征信体系覆盖面

普惠金融机构具有小而散、数量多的特点，全国仅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就超过9000家。但是目前全国村镇银行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仅有150家，占全国村镇银行数量的15%。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仅有300家，占全国小贷公司数量不足4%。诸多为普惠金融提供支持的机构未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凸显现有征信体系对普惠金融的覆盖面有限。此外，央行征信系统主要采集银行信贷记录信息，有信贷记录的人群仅覆盖中国约24%的人口，部分普惠金融对象的信用数据未能纳入征信系统。因此，首先要进一步推进运营状况良好、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各类小微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发展，对其接人征信系统的途径、准入审核和政策许可，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其次要实现信用信息的广泛征集，降低普惠金融机构的信息收集成本；第三要为普惠金融机构提供更广泛的低成本征信增值服务，满足其多元化的征信需求。

（二）加强农村信用信息平台开发及运用

一方面，系统平台作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设施，承担信用信息采集、共享、传递以及辅助分析的重要职能，系统平台的建设及完善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保障。当前，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普遍存在功能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需要尽快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从而在运行效率和功能灵活性方面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系统信用信息的充分运用也是人民银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效的重要体现。在建立了完善的农村信用信息采集及平台的基础上加强应用，农村小微经济体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将大大提升，粉饰成本也将随之上升。通过人民银行、政府部门以及普惠金融机构对系统数据的分析运用，发挥系统数据在货币政策评价、政府目标考核、贷款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进一步突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三）强化守信受益失信惩戒机制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目标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发现和增进农户及农村企业的信用价值，促进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为了强化声誉效应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整合针对“三农”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完善落实财政奖励、补贴政策，建立健全“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创建机制，推进普惠金融机构贯彻落实支农助农信贷政策，从融资价格、融资金额方面对农户和农村企业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推进守信受益失信惩戒机制的落实，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办法，加强信息共享，定期将信用乡镇、诚信农户、诚信企业等予以公布。同时，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建立农村小微经济体黑名单制度，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资质认定、行政审批、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使失信者受到惩戒。

小农经济的特征篇4

一、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政策建议

（一）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必要性

1、新农村建设资金供给不足，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据统计，1999年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总额约为1200亿元，而国家财政用以农业的支出，1999年为1085.76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8.23%，2004年为2357.8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8.28%。也就是说，尽管从绝对额看已经增长了不少，但从相对比重看几乎没有变化，而且2000年至2003年间还呈逐步下降趋势。（表1）2004年财政开始加大农业支出力度，这还是在近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实现的。由于现行税制客观上约束未来财政收入不可能长期保持大幅增长，因此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保持国家财政用以农业支出的较快增长，难度是相当大的。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将难以保证如期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2、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2004年达到2357.89亿元，较上年增长34.39%，大大超过当年国家财政支出增长15.6%的速度，2005年和2006年及以后要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表明国家财政用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确实有了大幅增加。但是，可以说，这些资金量目前还仅仅是用以能够维持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最基本的义务教育等最核心的公共品的基本供给，还有大量的资金需求缺口无法满足。如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保障、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卫生事业、农村义务教育、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等等，由于没有资金来源，根本无法得到满足。这些本来应该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公共品，在完全取消农业税后，如果寄希望于主要通过所谓的农民自主、自愿或自治等方式解决，其结果只能有两个，要么回到税费改革之前，繁重的农民负担再次反弹，要么筹集不到资金，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不论那种结果，最终都将导致新农村建设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从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角度看，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是非常必要的。

3、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新农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曾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而20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小康社会”概念时，也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其的重要内容之一列入。经过近20年的努力，1998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为44.5%，农村居民为53.4%，分别达到和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要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客观地说，农村问题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与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或未得到足够重视有根本联系。“十一五”规划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希望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没有持续足够的资金支持，恐怕难以做到。因此，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看，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

4、“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部署，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城乡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城乡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5年我国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47。“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是推动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工商税收体系主要是对城市第二、三产业征收，新农村建设特别税采取对现有主要工商税种征收附加税形式征收，能更好地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真正落到实处。

（二）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可行性

1、“十一五”规划为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提供了制度铺垫。“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得到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使纳税人在思想上有了较充分的准备，认识上容易统一，纳税人的服从度较高。

2、坚持宽税基、轻税负原则，纳税人容易接收。选择现行增值税、营业税等征税对象为税基，税基尽可能宽些。实际税负设计控制在2%左右，这样不至于给纳税人增加太大税收负担，容易实施。

3、税制设计技术和征管技术可行。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可设计采用附加税形式，对现有增值税、营业税等应纳税额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不会使税制复杂化，征管成本低，易于征管。

4、韩国乡村发展特别税的成功经验可借鉴。乡村发展特别税为韩国应对乌拉圭协议挑战、克服金融危机和推动“新村运动”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为韩国政府筹集了约15兆韩元的税额，使乡村经济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继续得到较快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为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韩国国会将“乡村发展特别税”的征税时间延长10年的决定也表明该税得到政府和纳税人的认可。实践证明，韩国的乡村发展特别税是成功的。而韩国乡村发展特别税开征的背景与我国现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韩国的乡村发展特别税可为我国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提供许多成功的有益借鉴。

5、我国过去“两金”的征收为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积累了宝贵经验。我国分别从1982年和1989年开征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开征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到1996年全面停征，由税务部门负责征集的“两金”共2444.59亿元，为缓解我国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的紧张状况，筹集财政资金，平衡财政预算，减轻中央财政压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种曾经征收专项附加税的传统，使纳税人对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有较好的熟悉度，征收机构也有相关经验。可以说“两金”的征收为我国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保障措施

1、宣传保障。开征前应对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的重要意义大力宣传，尤其是对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对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的重大意义要重点宣传，要让广大纳税人深入理解和接受。要让每一个纳税人明白，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不仅仅是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而是涉及每一个城乡居民未来生活进一步改善的重大举措。

2、单独编制新农村建设特别预算，制定科学的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量资金，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筹集的资金仍然是很有限。因此，对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所筹集到的资金必须事先进行科学规划，确定不同项目对资金需求的轻重缓急，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为确保税款的有效使用，每年单独编制新农村建设特别预算，全面系统地公开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情况，给纳税人一个清楚的交代，让纳税人放心纳税。当然，科学规划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的前提条件是要科学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规划好了，才可能制定科学的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制度。

3、完善税款使用监督制度和责任制度。由于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属于特别目的税，其税款必须专款专用，严格按新农村建设特别预算安排使用，不得挪作他用，由各级人大制定监督制度和责任制度并实施监督，明确税款使用责任，使税款使用依法进行。

二、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制设计构想

（一）征收目的。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战略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筹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应在制度上保证现有财政用以农业的正常支出基数不但不减少，还要随经济发展有所增加，这样才能真正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是用以补充现有财政用以农业的支出不足，而不是取代现有财政用以农业的支出，只有这样才能因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而实实在在地增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资金投入。

（二）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设计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等七税种的征税对象为征税对象，以上述七税种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列入征税对象主要出于“宽税基层、低税负”的考虑，而将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列入征税对象主要是出于调节贫富收入差距的考虑。计税依据：设计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等七税种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这样便于征管，节约成本。纳税义务人：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为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的纳税义务人。

（三）税率。按低税负要求，税率设计为附加税率10%，实际税负为2%左右。就是说，如果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等七税种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的话，以2005年上述七税总计约17839亿元（增值税为国内增值税部分）收入计算，附加税率10%即可每年筹集2000亿元左右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收入。而10%的附加税率，如果按七税种的征税对象计算，实际税率只有2%左右，实际税负很低。

（四）税收征管。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应归国家税务局征管，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专门用以支持新农村建设。按简化税制原则，采用附加税形式，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的应纳税额时，同时缴纳新农村建设特别税。

小农经济的特征篇5

关键词:农户信用;信用体系;发展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8-0056-03

一､沧州市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现状

(一)农户征信体系基本框架

沧州市农户征信体系建设始于2002年的“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以下简称“三信”)创建活动,迄今已历时5年｡多年来,由政府牵头,农村信用社主导,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农户小额贷款为核心载体,以“三信”创建为主要形式,以信用户经济档案和借还款信息为主要信息平台的农户征信管理和服务模式｡之后,在全辖统一研发推广的农户小额贷款前台化操作系统,更是把所有信用户基本识别信息､经济信息和借还款信息纳入计算机,实行电子化管理,为小额贷款的审查和管理提供了方便｡随着个人征信系统的成功运行,沧州市农村信用社作为首批试点,成功接入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入库个人信用信息47万余户｡迄今为止,沧州农户征信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户小额贷款前台化操作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统一构成了农户征信体系的雏形框架｡

(二)农户征信体系建设初具规模

截止2006年末,沧州市全辖共有乡(镇)175个,行政村5576个,农户123万个｡2000年初,沧州市农村信用社对全辖所有农户基本情况和信贷需求进行调查摸底,除去鳏寡孤独､在外务工以及少数拒绝摸底的农户以外,全部建立了信用档案｡在此基础上,通过评议审核,至2006年末,累计创建信用乡(镇)35个,信用村2052个,信用户39．6万个,分别占全辖的20%､36.8%和32.2%,使农户征信体系涵盖的范围迅速扩大｡

(三)以农户征信体系建设为依托的小额贷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农户征信体系的发展,搭建了农村信用社与农户之间的交流平台,初步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与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信贷决策提供了信息保障,促进了小额贷款的长足发展｡截止2006年末,全辖农户贷款余额为74亿元,占信用社全部贷款的50.1%,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信用乡､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二､农户征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有农户征信体系规模较小,涵盖范围较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首先,以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操作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中农户信息为基本框架的现有农户征信体系规模相对较小｡沧州市共拥有农户123万个,32.2%的入库率涵盖面很窄,尚有很大部分农户的信息不能进入到征信范围之内｡

其次,入库信息只有农户基本识别信息和借还款信息,除此以外诸如农户的完税信息､守法信息､财务管理信息､产品质量状况､盈亏状况和个人违约情况等方面则没有完整记录,不能提供查询服务,信息采集范围相对狭窄｡

再次,由于农户提供原始资料有误､信用社录入差错和信息更新不及时等多方面原因造成已入库信息失真现象较为突出,使征信系统的功能打了折扣｡

第四,目前农户征信信息与城镇居民征信信息全部纳入个人征信系统,采用统一的信息采集方式､采集范围､信用记录和报告方式,不能充分体现农户信息采集和应用的特点｡

(二)农业生产属于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农民增收困难,资金承载能力差,使征信体系建设的基础先天薄弱

征信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和产物｡以信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资金的承载能力和盈利水平并最终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是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但是,目前农村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较差,从根本上弱化了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首先,农业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最大的产业,风险不确定｡每逢遭霜雪雨和病虫等自然灾害,就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歉收,甚至绝产绝收｡如梨枣种植作为沧州市的传统特色产业,却长期难以打破“涝梨旱枣”､靠天吃饭的一般规律,可见自然条件对种植业的影响程度｡

其次,农村工商业大多属于家庭作坊式的初级产业,无论从规模､技术含量还是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发展潜力小,缺乏竞争力,资金承载能力差｡

再次,农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在逐步显现｡一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资金需求很小；经营情况较好､信用程度较高的专业种养殖户和私营企业由于完成了前期创业,资金需求降低；信用不好､经营较差的农户的资金需求虽然比较旺盛,但肯定不会得到支持,因此,农村信用社目前出现了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两难”的问题,资金有效需求不足｡再加上农业保险至今缺位,风险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业的弱质基础｡

(三)部分农民信用缺失､观念老化､把握市场的能力差造成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主体弱化

农户､农民､农村经济组织是征信体系建设的主体,其信用意识､素质水平､经营能力等直接决定着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因此主体的弱化是制约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

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量入为出”､“勤俭持家”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的传统生活模式,“自给自足”､“小富即满”的消费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生活传统,观念老化使得众多的农村居民对征信体系的建设漠不关心｡有些经济基础较为殷实的农户怕露富,更是拒绝信息的采集｡

其次,很久以来,较低的文化层次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得农民的经营能力得不到提高,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农村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无论干什么,只要眼下市场好,就会“一窝蜂”地一拥而上,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造成后续市场供需错位,产品降价滞销,“谷贱伤农”的悲剧屡屡上演,长期的增产不增收使得农民对市场失去信心,对征信体系的建设期望值也降低｡

再次,诚信缺失､信用环境欠佳使农户征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村建设等的推进,以及诚信宣传､“三信”创建､法律维权等措施的实施,农村信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是受一些小农意识､市场经济反面事例影响,失信事件也是屡见不鲜｡主要表现一是农民信用观念差,主动归还贷款意识欠缺,大部分农户贷款到期都要信用社催收;二是对信用社开展的“三信”放款有扶贫认识,如果经营的好就还,经管的不好就不还｡由于农民搞种植､养殖､办企业总是“一窝蜂”,所以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者市场行情逆转,就会造成普遍亏损,失信也会“一窝蜂”｡如某信用社2000年提供贷款20．5万元,支持一个自然村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由于受气温等条件影响,蔬菜质量不好,销售受阻,第二年有很多农户停止种植,贷款到期后催收,农户相互效仿牵制,拒不还款,至今未收回;三是“三信”创建过程中,由于很多农民缺乏诚信意识,提供虚假信息,造成农村信用社有相当数量的摸底数据失真｡从统计数据反映,截止2006年末,沧州市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余额74亿元,不良贷款余额9．1亿元,占比达到12.3%｡

(四)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主力机构势单力薄

近些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金融市场的逐步淡出,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业务逐步萎缩,农村信用社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主力军｡从2000年“三信”双摸底(即对资产和资金需求全面调查摸底)至今的农村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农村信用社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保障等各方面的相对薄弱已经突出地显现出来｡

首先,人员总量与工作量矛盾｡沧州市农村信用社目前拥有员工4655人(含临时工),信贷岗位工作人员885人,而全市农户数量为123万个｡在双摸底工作中,平均每个信贷员要面对1390个农户,从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到村民评议､评审组评议､公示､挂牌､发放资信证,建立信用户信息档案数据库,对有需求的信用户发放贷款并进行贷后管理,资信证还要每年一检,其工作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农村信用代办站撤销后,共工作量更是呈数倍增加｡

其次,人员素质与工作质量矛盾｡一方面,农村信用社从业人员学历层次相对较低,技术人才､专业人才较少｡沧州｡全辖信用社系统现有工作人员中,本科及以上398人,专科1999人,高中及中专1914人,初中及以下344人,科技人员61人,农村信用社成立之初就形成的子弟较多､裙带关系复杂的痼疾至今没有完全消化｡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属于地方性金融机构,核心技术攻关力量薄弱,科技创新､业务创新能力差,因此,在现代金融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员素质相对落后的问题更加突出,极大地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五)外部保障措施不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征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农户贷款担保难的问题非常突出｡一是专业农户､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没有统一的信用评级,缺少具有担保能力的担保机构；占用土地属于租赁性质,没有抵押资格；厂房､设备､产品等抵押品变现难｡这些都造成农户贷款寻保难｡二是目前大部分农户贷款属于自然人担保和农户联保,联带担保责任追究难,而且有很多农户找不到担保人｡

其次,法制保障不能到位｡主要表现：一是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信用制度建设已有10多年了,除90年代出台了与企业相关的诚信法规(如《合同法》)外,其正规范公民特别是农民个人信用管理,保护农民信用利益等专门的信用管理法律还是一片空白｡二是法律维权威本较高,相反失信成本则偏低,农村信用社依法收贷得不到有力的司法保证,农村信用社胜诉后,执行不到位或根本得不到执行致使欠贷不还者有恃无恐｡

三､进一步完善农户征信体系的框架设计

(一)确定农户征信体系的涵盖范围｡农户征信体系的农户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大农户概念,不仅包括世世代代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业的农民,而且应该包括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专业种植养殖户､农村工商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采集信息包括个人基本身份识别信息､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经营情况及其家族成员主业信息､盈利情况､人品素质､完税情况､守法情况､银行借还款及银行卡使用情况等,且农户个人信用信息要与所经营的实体信息和家族关系相关联｡

(二)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农户征信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各方真正提高认识,各负其责｡一是应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从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去认识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倡导,积极推动｡二是明确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做好后续各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人民银行管理社会征信业的职能,从履职和发挥一方金融核心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要在现有征信系统的基础上,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的特点,创新思路,积极研发,提供信息平台和技术保障,为深化农户信用体系建设竭尽服务｡三是农村信用社依然是征信体系建设的主力军,要发挥其扎根农村,点多面广,人熟路通的优势,在已有的“三信”摸底档案的基础上,拓宽信息采集的宽度和广度,最大限度地丰富农户征信体系的内容｡

(三)根据征信范围,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是征信宣传的主要对象,由于农民多年以来生活在经济文化都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征信宣传要从农民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张贴横幅标语,海报,现场咨询,举办专题文艺演出等,深入乡村,深入田间地头,贴近农村,贴近农民,广泛开展宣传,帮助民众牢固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使征信建设深入人心,切实为农民群众所接受｡

(四)以个人征信系统为依托,建立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从信息采集､上报､更新､管理以及信用评级入手,规范信用报告的查询及异议处理,保密管理,突出农户征信体系特色,切实符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课题主持人：赵继放

主笔人：张国贞张云亭

小农经济的特征篇6

摘要：在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下，我国提出了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以此来适应现今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从现代农业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性出发，通过分析二者的概念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230142

现如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不断的改革和深化，其中农业经济因为改革而发生的体制改变比较大。原来，我国农业经济实行均田制，即一亩田一个人，可在经济改革的要求下，农业经济必须向着更专业、更规范的经营方式转变。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小农经济向社会生产的转变。为了使农业经济更快的适应并加速这一转变，我国提出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的伟大构想。

1现代农业特征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性

1.1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步加快，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体系已经无法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渐渐突显出来：农业生产太过于分散，没有产生可以直接依赖的主体；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人力依然是主要劳动力；没有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意识，多数农民还局限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没有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对农业经营体系进行转变是很有必要的。

1.2现代农业特征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

现代农业特征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属于同一内涵，都是为了实现农业经济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现代农业即应用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化的管理，以此来适应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培养农育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的农村合作社，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社会化的基础与服务，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有效解决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利于农业经济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2现代农业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业的现代化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条件，新的农业特征要用新型的经营体系来支撑，两者属于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

2.1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符合现代农业特征的客观要求

什么样的农业特征需要什么样的经营体系。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下，传统的农业经营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农业发展，这个时候，构建一个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就变的很有必要。

现代农业要求农业经营方式要更趋于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机械化是指生产技术的机械化，用机器代替人力，既能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又能提高生产效率；科学化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是在以前还是现在发达的21世纪，这句话都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的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必要时还可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引用，在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的同时降低了成本；集约化主要是增产方式的集约化，传统农业的生产属于粗放式，即精耕简作，现代农业的生产属于集约式，即精耕细作。对增产方式实行集约化，既能保证质量也能保证产量；市场化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特征，市场化是指经营循环的市场化，市场是经济的载体，农业经济也是一样。农民在进行生产的时候要面向市场，做到一切生产都是为了市场而投入，生产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得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符合现代农业的要求的，尤其是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农村合作社是农民与市场进行交流的最主要平台，是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实现现代农业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2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应对现代农业新挑战的有效措施

根据国家第二次农业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现在从事农产品种植的农民人数较少，土地也明显不足，在这较少的人口中，女性的人口比例要比男性的人口比例大，平均年龄在50～60岁以上，这就意味我国在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在这诸多的挑战中，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农民的人口老龄化和后继无人的问题[1]。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可以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要求培养专业的农育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等生产可以依赖的主体，对农业生产进行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服务，对农业现代化的实施起促进作用，既解决了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也保证了农业的健康发展。

3总结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既符合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又能为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贡献主要力量，两者属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