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资源的概念篇1

关键词：民俗；民间；地域；乡土；乡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5-0044-04

Abstract：Byapplyingthemethodsofliteraturereview，comparativeanalysis，logicalanalysisandsoonandonthebasisofthecognitionofruralsport，thispaperextractedtheconnotationanddenotationoftheconceptofruralsportsandmade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sbetweenlocalsportsandfolkcustoms，folk，ethnics，andtraditionalsports.Logicalclassificationsaremadeonruralsports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heanalysisfocusesonthecharacteristicsofruralsportsandrevealstheattributesofruralsports，soas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furtherresearchofruralsports.

Keywords：folkcustom；folk；regional；rural；ruralsports

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乡土体育课程大家越来越耳熟能详，而“乡土体育”究竟是什么，大家却很难说清楚。只有弄明白什么是“乡土体育”，什么是“乡土体育课程资源”，才能够更进一步地挖掘、开发和利用乡土体育，才能更最大化地传承乡土体育文化这个独特的文化种类。因此，有必要对乡土体育的概念及其与民族体育、民俗体育、民间体育的比较、分类方法、特性等问题进行研究。

1乡土体育的概念认知

1.1乡土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乡”字的解释有4种：城市以外的区域，多指农村：～间。～村。世代所居住的地方或原籍：家～。离～。老～。回～。处所，地方：水～（多水的地方）。鱼米之～。政府组织的基层单位，属县、市或区领导。对“土”字的解释有9种：其中故乡，本地的：～籍。～话。乡～。年老思～。～生～长。以及民间生产的，出自民间的：～产。～布。～专家。这两种解释比较适合“乡土”一词的释义。近代学者王伯昂认为“乡土是属于吾人所居住之本乡本地的一切自然和人为的环境[1]。”朱典馨认为“本土本乡，乃是指学校所在地区，针对学生的家乡而言[2]。”吴明清教授就曾这样概括“乡土”的定义：“乡土是以自我为圆心，以情感为半径，画一片有家有生活的土地：生活中有人有事，土地上有景有物，交织成绵延不绝的历史和文化[3]。”吴教授关于“乡土”定义的解释，从目前可查的文献来看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从本质上说乡土是对应于城市或发达地域的一种表述，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变化，乡土已逐渐演化成为城镇和城市。因此，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早已变成了一种带有精神寄托的社会文化。

1.2乡土体育的概念

综合思考乡土的代表性定义，结合体育广义概念的内涵，将乡土体育这个复合词定义为：儿时的故乡或长时间居住地域内的一切体育元素、体育活动和体育项目的总称。这个复合词中的“乡土”既包括儿时的故乡，同时又包括后来工作、学习和生活长期居住的地域、社区或城市……。这就决定了乡土体育严格意义上说既包括浓郁乡土特色的体育，也还应涵盖现代社会中某个地域或地区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现代体育。当然，乡土体育内涵更多描述的是非现代体育成分，但并不排斥现代体育部分。从乡土体育定义的内涵来看，乡土体育具有地域性、活动性、民族性、民俗性、民间性、情感性等乡土特征，这里的地域、民俗、民间、情感等是有别于其他体育的原味特性。

1.3乡土体育与民俗、民间、民族、传统体育的相互关系

民俗体育是民间、民族体育的主要构成要素，与百姓民生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主要集中在节庆日、家乡民俗、宗教、祭祀等生活中，是民生生活传承的民俗活动文化形态，具有非个体性、延续性和规模性等特性。民间、民俗体育不是简单地等同，也不是相互代替。两者隶属上下级关系，不能简单地并列。“民间体育与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重叠交叉更多[4]。”乡土体育则更多地来源于民俗体育和民间体育，从民俗体育和民间体育的隶属关系来看，乡土体育多半来源于民间体育，也有一定比例的乡土体育独立于其他几种形式的体育分类。乡土体育与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相互交集，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这几种分类的体育总的关系是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有彼此隶属关系、并列关系，又有独立和不交集的关系。真正把这几个概念排个清晰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从目前的研究文献和实际来看很难做到。

2乡土体育的分类认知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乡土体育的类别进行逻辑分类，可以对乡土体育的丰富文化内涵有透彻的认识，分类的视角不同其内容也呈现出异样的类别归属，当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在具体的分类过程中也会出现相互交集等现象。

2.1从乡土体育外延的角度分类

2.1.1民俗体育类

中国幅员辽阔，民俗活动多彩多姿，在各种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祭祀活动等民俗活动中体育元素与传统体育项目拥有一定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乡土体育的形式和内容日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民俗体育中的乡土体育活动逐渐占据了各类民俗外在表现的主导地位。

2.1.2民间体育类

通俗地说民间体育是指来自于老百姓生活、劳动的实践中间，更多地来自偏远、闭塞的山区等落后地域，民间体育是乡土体育的根，乡土体育是民间体育魂。民间体育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全民健身工程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资源的重要土壤。民间体育项目来源于老百姓的劳动和生活，动作有劳动和生活的印记，难度一般不高，趣味性浓厚，老百姓乐于参与其中，它具有极丰富的地方色彩和区域特征。近年来，民间体育活动频繁，民间体育分类中的竞技健身类、嬉戏娱乐类和节庆习俗类中均含有丰富的乡土体育。

2.1.3民族体育类

民族体育简言之是指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发展长河中，通过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逐步发展和积累起来，极具民俗和乡土特质的特殊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有传统性、集会性、节庆性、游艺性、风俗性、表演性等，主要有强身、健身、娱乐等表现形式。从其特点和表现形式来看，民族体育极具乡土体育的特质，与乡土体育存在着隶属、并列、交集的多种关系，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体育是乡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1.4传统体育类

传统体育是指我国各民族传统的祛病、健身、习武和娱乐活动项目，具有各民族独有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体育的根基同样是乡土体育，只是民族体育经过历史的发展与积淀，已逐步脱离了乡土体育的原本含义，其体育文化的色彩更加浓重，但仍有部分特色不太鲜明的民族体育与乡土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一些娱乐活动的传统体育项目，还很难与乡土体育割舍。因此，从乡土体育宏观分类的角度，仍然将其作为分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2从乡土体育项目属性角度分类

2.2.1民俗游戏类

民俗游戏是老百姓在余暇时间内玩耍、消遣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娱乐事项，是构成乡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类别上看，主要包括智能、体能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游戏等。

智能游戏主要是以培养和发展未成年人的智能为目的的民俗游戏活动，表现为规模不大，适合在人数数量较小的集会人群中开展，玩耍操作简便、灵活，且趣味性浓厚，以口头语言表达和表述为主，以游戏者在玩耍的过程中共同裁定游戏的成败，共同对失败者进行“惩罚”，从中获取知识、锻炼智力和愉悦心灵。

体能游戏以培养和发展未成年人的综合身体素质为主要目的，通常在室外开阔地带进行，以身体行为为主要特征，有一定的危险性，能够引起参与者的强烈身体反应，深受参与者的喜爱。

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兼备两者的优势，参与者乐此不疲，口头和身体语言同时或依次进行，具有身体练习和智力练习的双重属性，这也是该类游戏在现代体育当中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所在。

2.2.2民俗竞技类

民俗竞技是以各种激烈的民俗活动为主要竞赛内容，以争夺胜负结果为目的的乡土游戏活动，主要特点是伴有浓郁的乡土特色。从表现形式看，包括身体素质型、技巧技艺型。

身体素质型是以比拼身体素质为主的竞赛类游戏活动习俗，有个人竞技和集体竞技两大类。

技巧技艺型是以娴熟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决高低为最终结果的游戏活动。

2.2.3非遗类

非遗类是指各地、各级别、各类别的立项项目中内含音乐和舞蹈的成分，而这些项目某种角度看其同样具备乡土体育的特性。因此，在划分时将其单独归为一类，丰富和弥补了乡土体育的内涵，同样是乡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集中于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曲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

2.3从乡土体育存在的形式角度分类

乡土体育与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之间的交错关系，造就了乡土体育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大致有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等。

2.3.1庙会活动类

各地庙会是指在某一特定日期举行的以寺庙为物质依托，以某一圣神祭祀对象为载体的精神崇拜活动。如滁州正月初九琅琊山庙会，农历正月初九既是玉皇大帝的诞辰祭日，同时也是碧霞仙姑的生日。千百年来，滁州及周边地区的百姓一直以琅琊山内的道教庙观和佛教寺院作为精神祭坛，举办盛大庙会。庙会期间的表演多为旱船、秧歌、舞龙舞狮、花鼓等乡土体育活动。

2.3.2节俗活动类

节俗是指我国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约定俗成的每年一度、有特定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如妈祖诞辰和“升天”纪念日、鄂西土家族的六月初六晒龙袍、重阳登高、端午龙舟等等，在这些节俗期间均要举办一些以体育活动为表现形式的表演，充分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特有或共有的乡土体育文化底蕴。

2.3.3民间艺术活动类

我国地域辽阔，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尤其以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艺术最具乡土体育特征，诸如龙舞、狮舞、麒麟舞、竹马舞、打春牛、打铁舞、荷花灯、灯、旱船舞、高跷舞、秧歌舞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乡土体育的丰富文化特色。

3乡土体育的特征认知

3.1乡土性

[JP2]从乡土体育的定义看，其首要特征即是乡土性。这一类体育多数是原汁原味的，来自城市或城镇以外、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非正式的体育游戏或竞赛项目。乡土性表达更多的是来自乡野、群众自发组织和开展、有一定基础的、传统的、别有韵味的原生态的游戏或竞赛活动内容，其特点是原汁、原味、原色，很多项目难以改造和创新，有的项目依赖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的依托于社会环境，在其他地域传承和推广具有很大的难度，这也是乡土体育显著有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的鲜明特性。

3.2地域性

每一类文化均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这就是地域性。乡土体育也是如此，各地各民族人民生活的地域、习惯、传统、习俗等各不相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活动方式自然也不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生产劳动与创造过程中，人民的活动烙下了明显的地域痕迹。地域性体现在活动的项目、内容、形式、规范、变换方式等，这一类项目在特定的地域和人们心中占有较高的地位，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价值体现在特定的时间或时间段内，人们根据生活、劳动、休闲的需要开展的浓厚地域特色的游戏或竞赛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他地域即使有类似的活动，其形式、内容、内涵也不尽相同。

3.3娱乐性

人类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生活、娱乐这三大主题，娱乐是从生产和生活中逐步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乡土体育从出现的一开始就具备了娱乐性的特质。乡土体育的娱乐性是其另一特质，人们通过乡土体育活动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在辛苦的劳动之余给自己和别人，给参与者和观众带来无穷的乐趣，一方面可以缓解疲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质。

3.4文化性

伴随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出现，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劳动的加工和再创造，人类社会创造和构建丰富的文化体系，体育文化就是自始至终陪伴人类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是乡土体育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无论是哪一类乡土体育项目都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

3.5传承性

传承的前提和条件是事物的吸引力，而乡土体育是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极具魅力的文化大餐，每逢节俗、庙会等重大的祭祀与庆典活动，乡土体育都如影随形。乡土体育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项目经过发展，在保留传统的前提下，大量吸收现代元素，变得更加适合表演，也更具观赏性。乡土体育及文化的传承是对传统的一种认可和接受，是对其特有文化价值的判定与肯定，在继承的基础上，人们经过挖掘、收集、整理、恢复、改造、创新等环节的不懈努力，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改造，使得传统的乡土体育和乡土体育文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4小结

4.1乡土体育可以定义为：儿时的故乡或长时间居住地域内的一切体育元素、体育活动和体育项目的总称。某种意义上说乡土体育同样涵盖现代体育的成分，只是它更多地体现的是非现代体育部分。同时也决定了乡土体育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民俗性、民间性、情感性等特征。

4.2乡土体育与民俗、民间、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相互交集，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

4.3从乡土体育外延、项目属性、存在的形式等不同的视角出发乡土体育的分类相对应有不同的内涵种类，在实际分类时出现了部分交集的现象。其特性主要包括乡土性、地域性、娱乐性、文化性及传承性等。对乡土体育的概念、分类和特性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乡土体育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伯昂.乡土教材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乡土文化资源的概念篇2

关键词：法社会学费孝通苏力梁治平乡土中国

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复兴于20世纪80年。又有人认为是晚近二十年来法学研究的新进领域，是提升中国法律学术水平的增长点。1但是目前中国法社会学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其发展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法社会学的理论开始的。在此基础上，以西方的理论成果为理论框架，以中国的现实状况为资源，构成法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作者认为中国法社会学的现状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现代性的进路。所谓现代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有学者研究认为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发展到当代的状况。其标准包括1理性主义，是对神性的挣脱。2强调规则的治理。前面提到中国的法社会学是没有基础的，其发展的开始都是着眼于西方的理论，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社会。用西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关注中国法治实践。如，苏力的本土资源理论，就是走多元化的现代法治进路。在作者看来，在中国这个本土资源如此浓厚的国家，地区差异大，民族多等特点，对中国的研究足以使中国的法社会学走上一条中国法社会学的道路。不管是中国的资源还是西方的理论都可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资源，发展中国的法社会学的。

第二，帮助国家掌控社会为目的。法律的合法性来自国家的授予，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渗透到私人领域，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无论是乡土中国、送法下乡、还是王铭铭、梁治平等人的研究都是为了对农村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前提下，将法律送入乡村社会，破坏原有的习惯风俗。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对什么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有哪些特点如差序格局、男女有别、无为政治等。送法下乡中的乡土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法律是什么，在官方的理解来看就是国家制定的规则，民间法是没有送下乡这一说法的。将国家制定法送下乡的目的便是控制农村。杜赞奇认为，正式的国家政权虽然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却无法控制这些机构。送法下乡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来的：从为什么送法下乡，到送什么样的法下乡，最后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能有效促成法律真正下乡。国家是不允许有其控制不了的领域的。侯猛认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在本质上它是反法治的知识，因为在法治实践中，因为在法治的实践中，法律社会学不断的提出法治的漏洞，弊端以及可行性。2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体现了法社会学以国家为中心，帮助国家操控社会的一面。而非如侯猛所言是“反法治”的。相反，是推动法治进行的关键领域，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法律的手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似乎是一条新的路进。

第三，研究对象的单一性。在苏力的《送法下乡》，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王铭铭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无不以乡土社会的异状为研究对象。送法下乡关注的是怎样将现代法治发展到乡村社会，目的是改造和征服农村3。将国家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城市渗透农村。4乡土中国，着重在于介绍什么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乡土本色在于与土地的不可分性，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提到文字下乡是，他认为，文字在空间格局和时间格局中都没有下乡的必要，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这本书则是从各个角度阐述对农村的理解，如王斯福教授以庙会为切入点来阐释其的政治意义：庙会交流的一切是间接性的，从而避免中央政府对其交流行为的介入，同时它是一种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力量的展示，其象征体系传递着与政府权威虽不必然冲突，但并不相同的权威观念。5虽然作者认为将庙会与政治牵扯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

在作者看来法社会学涉猎的领域应该是相当是比较宽泛的，如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近年来躲猫猫事件、喝水死，睡觉死。孙志刚案件等等都是法社会学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以及司法的公正问题。程序正义问题是我们这个更加关注实体正义的国家所应当重视的。它不比乡村社会的问题来的更加犀利。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司法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社会腐败问题，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践问题，地方司法保护问题等等都是我嫩应当涉猎的。另外，外在秩序的追求我们已经足够的重视，把视野转向人的内在秩序的探讨似乎是学者应该重视的问题。喻中教授的和谐秩序原理强调，人的内心世界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另一个秩序世界。近些年由国家法律处以死刑的人数大致是十几万人人次，而自杀人数却超过了二十万。通过这些数据，足够使我们重视人的内心秩序的构建。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社会学的问题。

第三，概念不清。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至少老根是不常动的。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且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费老所在的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经历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6。到苏力的送法下乡时的乡土社会是否还是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在法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作者认为是不能含混不清的。虽然梁治平在认为乡土社会是一直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任在变化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乡土社会的雏形消失，他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的7。

再回到法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概念上来，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甚至对于该学科有不同的名称：如社会学法理学，社会――法律研究。还有一项疑惑认为我们应把法律社会学当作是一个学科还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再者是关于农民的概念。王斯福教授认为：农民是对农业人口的新定义，它既是一个行政术语，也是一个自然术语，该术语被定义为是一种落后但是并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否定的态度。8作者认为农民不过是一个中性概念，没有任何落后意义。并且现在农民工很多从事了城市建设的工作，俗称农民工。又是否属于农民的范畴呢？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值得讨论的。

侯猛认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反法治的知识，作者认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在于抛开先有的法律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将西方的理论同样作为资源使用而非理论框架。我们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学科。

1侯猛，“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100720.

2侯猛，“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100720.

3苏力“送法下乡”

4同上

5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乡土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出版。

7梁治平“乡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241。

8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乡土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苏力《送法下乡》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

3、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侯猛“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乡土文化资源的概念篇3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我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中，隐约萦绕着一种愈益浓烈的被称为“文化乡愁”的历史焦虑情绪，其负面效应已初见端倪。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乡愁本质上导源于现代性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物理距离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景观社会”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而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更使这种文化乡愁被赋予了悲壮性的使命。以健康、理性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当前全球格局中的文化冲突，是走出文化乡愁情结、重整中华文化气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选择。

一、文化乡愁析义

应该说，乡愁意识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和普遍性情绪体验。在西文中，“乡愁”和“怀旧”基本上是同义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含有回家、返乡和思乡的意思。1688年，瑞士医生霍弗尔首次使用了nostalgia一词，专指当时一种军队中士兵由于远离祖国和亲人而产生的强烈思乡病，并导致的身心上的不适反应。霍弗尔认为，思乡病的生理原因在于“轻快精神经由中脑纤维的持续运动，而中脑中仍然粘附着关于祖国思想的印痕”。1770年前后该词被引入英语。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的人群普遍怀念曾经的稳定生活，nostalgia的词义也就随之由个人的思乡扩大为一种集体心理情绪，抽象为一种时代的症候，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人群的漂泊状态。在汉语里，“乡愁”一般是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情怀，当然这与中国长期的传统农业社会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学者王一川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乡愁在当下则“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可见，乡愁是人们感时伤怀的一种情绪，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一种含有情感的记忆与回望，它本身蕴涵着强烈的怀旧情绪。自19世纪末2O世纪初以来，西方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使得“乡愁”、“怀旧”逐渐成为心理学科的重要范畴；而从上个世纪5O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了“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及文化变迁”，这一概念的病理学、心理学内涵在这个变迁的大背景下渐渐地被淡化，而其社会学、文化学的意蕴则愈益凸现了出来。以至于一种作为思想运动的所谓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已经悄然兴起，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乡愁、怀旧是潜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过去与故土，它便会或急或缓地涌流而出。一般而言，乡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前两个是其形下层面，后者则是其形上层面。乡愁既是一个时空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首先，乡愁是心理学的概念，它是人类羁旅异域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其次，乡愁是个地理和距离概念，离故乡愈远乡愁愈浓重强烈。再次，乡愁是个时间概念，乡愁的内容和对象往往是记忆中昨日的人与事。最后，乡愁还是个文化概念。因为有时，“故乡”或故园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包括了广义的精神家园，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把这个说成是“文化乡愁”，并曾解释道：“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但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无独有偶，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其新作《秦腔》后记中也表现出了同样浓烈的文化乡愁情怀：“我要以它(《秦腔》)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评论界有关专家认为，《秦腔》敏感地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农村巨变中的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古老乡村的一曲挽歌，也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的确，物理外壳上的家，并非人之真正安居的家。真正的安居之所，乃在于那种能安顿灵魂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认同和承认的“家”。进言之，传统的乡愁往往指向有限的场景、人和事，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抽象、模糊的意象，或者说是概念上的、象征性的，它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实指对象。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那么，现代怀旧却正是乡愁本身。

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乡愁

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现代生产交往方式的日益扩展和相互渗透，这种从欧洲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交往方式，逐渐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并通过无形的手影响着全球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域性因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思维空间、精神与民族心理等都发生着微妙的相应变化。

对于参与全球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在来势凶猛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面前，短时间内还来不及多想，“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似乎原来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一切规范都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都要被全球资本的消费逻辑格式化而重新编码。在剧烈而快速的时空置换中，正如美国学者斯诺所说，本世纪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旧的文化习惯的被迫断裂和在新的生存方式面前的生疏与不适感，带给人们的震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前全球化时代，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交通工具的限制，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统治，服从宗族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联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全球化之世界性交往普遍化的状态下，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变动性、功利性特征，人们的存在已经是“世界历史陛而非地域性的存在。例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中剥离出来，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在全球无声地流动、游走。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文学引以自豪的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呈逐步衰减之势；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这一生存悖论使得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乡愁更为浓烈和真切。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敲碎了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之文化心态。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确实已经远不如某些他者文化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性意义，而且也同时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价意味。此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开始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平衡，而有了痛苦、失落、焦虑的负面体验；自大与自卑两种极端的心理在此情形下得以同时产生。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固守传统，以及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心理似乎成为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榜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以唯传统文化是尊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国从来就未断绝过；即便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中西文化“结合论”的思路，也常常因为难以在彼此之间掌握好分寸而左右为难。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沉浸既久又让人顿生进退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之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征之一种。而令人伤感的是，我们不是自觉自愿地而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出走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抑或受人提醒)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家园时，我们便会禁不住驻足回首，遥望身后那渐去渐远、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在此意义上，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文中认为：“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具有本民族的体温。换言之，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尤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究其原因大概是：

第一，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天然有着深深的恋家情结和乡土情结。家乡、故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家”通常被视为生命的本源，所以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切、最浓郁、最真挚的一种“恋家”情结。正是这种恋家的情结，牵引着一代又一代游子思乡的神经。

第二，中国人由于具有厚重的乡土意识，所以常常是身在外而心在“家”，出门“在外”的“孤儿心态”或是边缘心态比较明显，更易体验到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一方面失去与家乡、亲友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

第三，相比起其他民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愈益强大的内聚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文化寻根的愿望非常执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域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乡愁也变得更为厚重和悠远。

三、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

从其效果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文化乡愁与传统怀旧相比，它所指涉的范围更为深广，显然拓宽了后者的视域而具备了开阔的历史跨度。现代怀旧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真正体现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以，怀旧心理可被看做是现代人要求把握现实、防止自我在虚幻和迷茫中自我迷失，与现代性对立的一种批判力量；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但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其限度的，我们也不可过分地高估文化乡愁的意义。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怀旧主要体现为回归的姿态，它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望乡”现象。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总结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觉察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乡愁与怀旧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躲避和逃遁，它把我们所不想回忆的痛苦和压抑置于意识的底部而隐藏、忘却了，以致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再想起；同时，它又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大强化了、美化了，过去被赋予了一种温暖的激情、甜蜜的忧伤、神圣的价值和绝对的善，以致人们把自己营造的回忆当做历史的真实，其实过去未必就真的那么美好。因此，就文化乡愁、怀旧本身来说，在怀旧中寻找童稚与宁静本无可厚非，但要防止这一情绪的过度泛化而带来的消极性后果。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现代文化乡愁情结呢?在笔者看来，当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首先，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进程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全球化反映了西方掠夺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实质就是西方大垄断资本企图凭借经济实力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当前，资本向全球扩张，“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依照文化传播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所以，我们要认清、承认这一现实。

其次，要以自信、健康的心态，大胆地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往和交流。无论中西文化，还是南北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拟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亦效仿拜占庭帝国。”从罗素简短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借鉴是先进文化兴盛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都必须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常言道“有容乃大”，一种文化的容纳能力取决于它对其他文化的接纳程度和给予其他文化多大的空间，而文化容纳空间的大小又与这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所持的态度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是不和谐的引。

乡土文化资源的概念篇4

“本土资源”与学术取向

《送法下乡》据说是一部法社会学著作。从法律文学转入法律的社会学实证，苏力为法治的本土资源和“地方性知识”温情辩护的研究立场，在送法下乡、审判委员会、法官非专业化等本土特色的基层司法制度上全面开花，使先前《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后现代法学与保守主义倾向有了更明确的发挥。有评论者甚至用上了“反法治”的标签。如果说明“反”这个字是悬置了价值判断和祛除了意识形态语义遗产的，那么我以为这还是基本公允的评价。而关于“悬置价值判断和祛除意识形态语义遗产”，正好是我此文中批评（注意这个词也要悬置和祛除）苏力的重要进路。

尽管苏先生在研究中反复强调法治是一门实践的“而非玄思的”事业，说理论其实没有多少用。但这并不妨碍苏力在此书中表达了他对于纯理论建构的学术“野心”（含有值得尊重的褒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地方性甚至个人性更强的知识，所以请原谅我要不断在括号里为一些词汇做当庭辩护），并的确作出了称得上原创性的努力。书中说，如果你接受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么本土资源就是一个丰富的学术宝藏，就可能是“幼稚的中国法学”的突破口。这话的意思是如果反之中国的法学家在学术上根本就没戏可唱。这是十足的金玉良言，尤其对年轻法学研究者的学术取向称得上醍醐灌顶。官员和管理者的行政取向要受到个人效益与各类补偿的制衡，假如投资教育和投资城市中心广场是两个备选项，官员们通常会选择“城市中心广场”这样的政绩工程。因为教育是无底洞，是不会一炮而红的。这样的分析我们在当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研究中随处可见，并不会被视为对谁的人身攻击（顺便说，这也是推导出民主宪政在公共领域内之所以必要的一个思路）。而学者的研究取向何尝不是如此，个人学术地位与收益（如何以最小的研究投入得到最大化的学术效用）、学术时尚甚至欧美学界的新动向新趣味都会是选择“进路”的极重要的衡量。这话说出来等而下之有诛心之嫌，等而上之也是一幅后现代的解构派头。这种衡量与取舍如何带来理论外和理论内天人合一的交织，是否足以构成理论生产体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断裂？甚至各种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在关于理论的交流和论争中，而疏离了关注的问题，并使真正的社会现实沦为手段和原材料？

这是后现代意味极浓的法社会学课题，放在这里存而不论。我的真正质问是，当“本土资源”被当作一种可能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宝藏时，事实上我们看到在《送法下乡》中，“本土资源”这一概念被清洗了。大量对于法治如何中国的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本土资源”被研究者抛弃，这些被抛弃的部分恰恰是看上去不太可能在学术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资源（在学者眼里是资源，在文本外是活生生的甚至是更重要的现实）。这一有着“概念先行”之嫌的立场在作者对基层法院民事上诉率持续下降的分析中有最明显的体现。作者得出结论说基层司法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不断加强、严重的司法腐败不过是媒体与受众共谋而出的假象。而收案数在10年间的巨幅增长、诉讼成本的成倍增长、判决未执行比率的增长、判决结案率的大幅增长，以及司法腐败的预期（即便是被夸大的假象）对上诉率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或者未被提及，或者被武断的否定。除了一份关于上诉率统计的初始资料外，全文的大胆立论几乎看不到实证的影子，而充满片面的臆断。其逻辑的不周延和轻率之处比比皆是（萧瀚兄曾对此书看似雄辩实则混乱的逻辑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略），实在难以想象出自一位名声卓著的法理学家之笔。

理论上的学术立场取舍，会对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构成什么样的干扰？从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送法下乡》，就是一个现成的值得细致分析的个案。

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

有一天一位女士突然冒出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她说：“现在农民才穿西装。”

随后我进行了一段时间服装的社会学观察。发现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几乎都穿西装，很便宜，批发市场几十元一套。在我老家，农民们几乎也普遍穿这种西装。城市中产阶级除了职业场合，平常都是夹克了，偶尔有流行的唐装。那么说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呢？短短20年时间（再加上50年之前近百年的铺垫）就到了这个局面，你在最荒凉最贫穷的地方看见的都是满眼西装了。至于民族服装主要留给了春节晚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若要讨论中国服装文化，就有人拒绝承认，说那是西方的，唐装、中山装和旗袍才叫本土资源。这就悖离了本土资源论者所标榜的经验主义，反倒将“本土资源”这几个字意识形态化。将“中国”与“西方”这一对概念偷换成“实然”与“应然”的对峙。对于活生生的，与西方经验重合但正在强势生长着的“本土资源”却视而不见。

这个被视而不见的本土资源在当今中国（包括苏力叙述中的基层），就是以市场化为根基的一个近代与现代夹杂的民间社会，和一个以西方化和现代化叙事为主体的观念世界的强势存在。在越来越多类似苏力提及的陕北某地的广大乡村，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接受关于民主观念和程序性的法治要求。举例说在我看过的许多上访材料中，指责政府部门不讲程序，缺乏某个图章或某道手续，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上访者们理直气壮的武器。

“本土资源”的冷冻化

这种新的本土资源的强势存在，与苏力视野中的本土资源有一个明显的此消彼涨。但这种此消彼涨几乎完全被苏力忽略。这种忽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他关于“送法下乡”或审判委员会功能分析的相关篇章，几乎令人看不出时代性。如果说这些文章的分析是在1978年或更早一点，其分析似乎也完全（甚至更加）吻合。例如“送法下乡”被苏力解读为国家权力对乡村进行有效渗透和控制、意图建立“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努力，他认为这甚至“可能是既定制约下唯一可行的方式”。这个观察是极为精当的。但从1978年到2000年，之间发生了什么？那种将司法完全捆绑在党治和行政之下，参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和合法性建构的传统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依赖的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价值背景，在这20余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其进一步的趋势如何？这些都不在苏力津津乐道的范围内。

出于后现代色彩的思路和作者公开承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底色及对“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的信奉，苏力反对应然的“玄思”，而喜欢做悬置价值判断的社会学式的实然的诠释。然而法学的本质离不开关于人类社会某种应然状态的研究，价值立场是悬置不了的。价值相对论者往往也并不彻底，所谓相对只是想伸张自己这一维的价值合法性，并推不出对另一维价值合法性的否定。但在苏力的研究中，西方法治秩序的价值似乎被预先否定了，本土资源（将衰落的那一块而不是蒸蒸日上的那一块）的价值却被预装在操作系统中。其间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一个是应然的，而另一个是实然的。这就把经验主义改换为了“国情论”，把注释法学包装成了后现代。苏力反对目前法学研究中的概念化传统，这是极不错的。但他却将“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再次意识形态化，偷换为“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再进一步将之偷换为“西方”与“中国”的对立。这就使得他对某种本土资源的实证研究事实上排斥了其在当代中国经验中的消长，而不可避免的冷冻化。

举例。在谈到陕北收贷案中，村干部不同送法下乡的庭长商量，自作主张的免了当事人400元的交通费和诉讼费，而庭长未予反驳反而默认。苏先生夸张的评论说“如果让一位不了解中国的西方法学家或法官看见”，那么“不当场晕过去至少也要瞠目结舌”。这段话透露了作者整本书当中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已带有先验性的价值立场，即我们和他们是多么不一样，而这并不是我们错了，我们这样做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珍惜的。这么做有它的用处，在既定条件下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作者对于当代中国经验的隔膜或者以偏概全，和对“中国”这一概念的相当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化，对于一本以实证研究自居的法社会学著作来说，实在是颇为滑稽的。哪里还需要什么西方法学家或法官啊，类似此案的做法经过了20年不断生长的活生生的经验和传统的嬗变，我把这个故事摆给不同地区的法律从业人员包括我老家县城的法官听，以及摆给我的学生听，百分之九十的反应都是摇头、愤怒、惊讶或老于世故的喟叹（但的确没有晕过去的，因为见得太多）。

在苏力着重提及受益颇大的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中，其实也存在这种冷冻化的倾向。比如在《乡土中国》，费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架构津津乐道并将之称为“长老统治”。然而写作此书的时候（40年代末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的崩溃、政权的不断下移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当时农村的劣绅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中国大部分乡村的现实经验事实上已和费老书中的描述相去甚远。但《乡土中国》与《送法下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挽救历史经验式的社会学研究，费老的观察与思考放在20年代还是40年代，其观点对于今天的借鉴价值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社会学是更接近于史学的。而后者却是一部企图为法治中国寻找突破口的法学著作，它已经不再像上本书一样停留于对法律文学的分析并仅仅在理论进路上为法学研究带来新鲜感和启迪，而且企图和必然要在现实经验中对中国的法治实践和主流法学研究取向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注重苏力的分析和思路，不要太注重他的结论”这样的说法就已经不适当了。

“本土资源”的意识形态内核

事实上有两种关于法治秩序的理想，对我们来说一种是实然的，即苏力所讲现代国家自上而下的构建权力关系和维持合法性基础的过程。这种法治秩序往往需要一种强势的大一统价值背景，作为可以自上而下推进的合道性资源。比如某种“奉天承运”式的神学背景或儒家礼教下的道德秩序，来保证法治（法制）的实证主义的效用。这一价值背景在近代极度弱化的时候，中国进入宏伟的革命叙事，作为一种价值的脑白金，革命迅速提供了另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以僭取传统意义上的“天道”，继续构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所提及的传统意义上的本土资源基本上被打碎。在废墟上，革命叙事逐步形成了另一套具有现代意识形态内核的新兴的“本土资源”。即苏力所论述的本土资源。

任何本土资源，包括中国农民身上的西装，以及西方民主法治的经验和价值积累，其实都是地方性经验与观念的结合。但为什么民主法治与中国经验的结合是值得怀疑的，而同样作为西方价值的现代革命叙事与中国经验的结合却并不引发作者的质问呢？如果仅仅以“实然”和“应然”的对立做答，不就成了“成王败寇”的新版本吗？某种“本土资源论”的最大问题，是其将解构力量全部指向一个应然的现代价值，而对一个实然的前现代语境则保持了缄默。这也是今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与西方后现代的最大区别。西方后现代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实然的现代经验，因此与现代性的精神一脉相承。而中国的后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却不可避免的成为对实然语境的辩护和保守。而事实上，苏力所批评的法学的概念化和对经验的忽略这一中国法治的病灶，恰恰就是作为中国当代经验的现代革命叙事及其依靠的欧陆文化和黑格尔主义的一个深刻影响。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哲学品质有些微了解就知道这并非自古如此的本土资源。苏力对于概念化的批评，其实都可以容纳在英美经验主义的法学传统之中。如秋风所说，中国的法治当离开大陆化的立法崇拜，走一条英美普通法的道路。这也是哈耶克开出的道路。这与苏力的立场本来大同小异，但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概念化法学之间的差别，却被苏力偷换为了中国本土资源与西方法治价值之间的先验性对立。

在一个价值去魅的当代，传统意识形态的价值含金量开始下降，造成在它支持下得以整合的制度资源发生耗散，不足以继续支撑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渗透和确立，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软政权化，甚至抽象价值上的政治合法性困境。这是为什么国家必须继续借助“司法”的资源，以送法下乡的方式参与权力关系和合法性的维修重建工作的重要原因。然而苏力对此的解释却仅仅是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才使得当代司法具有这种政治性的功能。这就把意识形态完全撇开了。但为什么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会带来政权的弱化？为什么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借助人民公社制度才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因为对此拒绝批评，苏力就将司法的这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政治性功能，看作是建立现代国家的“也许更加有效的方式”。而看不到这恰恰反映出自上而下构建权力关系和合法性基础这种模式的严重危机，以及司法已经可悲的成为了这种危机下所能利用的最后的资源。

而另一种关于法治的理想则反其道而行之，自下而上的将权力关系构建在“同意”和程序性的民主宪政之上，并坚持将法治的价值内核置于实证的法制之上。这个内核在哈耶克看来，就是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的价值。韦伯将这种程序化的理性统治视为具有合法性的现代统治方式。如果不说韦伯说本土的费孝通，不说观念说经验，那么有趣的是，苏力推崇的费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分为三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横暴的权力”，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契约化的“同意的权力”，另一种则是既非民主也非不民主的“教化式的权力”。上述两种法治理想之争，其实就是“同意的权力”与“教化式的权力”甚至“横暴的权力”之争。而费先生恰恰认为，中国旧时在上层是“横暴的权力”，但在广大乡村则是“同意的权力”和“教化式的权力”占据主流。这才是费先生所看重并欲保守的本土资源。

苏力的研究和他提供的思路在法学领域无疑是原创性的。但因为简单的认同现实本土资源，而对其中的意识形态遗产和危机之外的法治思路都不置一辞，因而简单的将法律移植的失败归结于概念与经验、西方与本土之间的不可兼容。却抹煞了法律移植之所以失效的一个根本症结，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法律移植过程和革命叙事的高度重叠，造成对乡土中国本土资源的彻底摧毁及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统治合法性转型的反复无常的失败。自清末以来一百年的时间，现代程序化的法制技术都是自上而下，在各种意识形态化的尚未去魅的统治方式下被强加于本土社会，然后依靠意识形态和价值世界的高度统一来整合老百姓的欲求。而这种方式的几乎所有特征恰恰都与宪政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程序化和个体权利的立场格格不入。

按摩和充血

如果对照《大河移民》一书中作者引用某位高层领导对于群众上访的看法，“现在许多问题靠法制一时还解决不了，所以要靠党政制度来解决”。我们可以说苏力对农村司法制度的整个研究就是为这句话做了最全面的理论诠释。在今天，法治如何中国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概念与经验的对立，而是一个技术化的法治秩序与一个意识形态背景下的（非技术化的）党政制度如何才能如胶如漆、梅开二度？他们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每当其中一方失去说服力的时候，另一方如何可能站出来救场？

如果将这两者比喻为逗哏和捧哏的关系，那么法官下乡与老百姓上访一个好比自上而下的按摩，一个就好比自下而上的充血。和法官下乡所体现出的本土语境相比，上访才是今天最具中国特色并不断生长着的另一种同样被苏力漠视的“本土资源”。其普遍性和规模在基层法治和准法治的制度中，都远不是法官下乡所能比拟的。老实说，我对后一部著作的敬重也因此远远超过前者。为什么要上访而不是诉讼呢？其实苏力的研究已经间接指出了答案，既然司法下乡和“科技下乡”、“文化下乡”一样，是国家权力构建有效统治的“最有效的”方式，既然司法没有从国家权力的逻辑与功能中脱离出来，这种不脱离并且得到了实用主义的辩护，那么离开司法这个傀儡而寻求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的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上访），自然也就是同样持实用主义立场的老百姓们不得不依靠的“进路”了。

甚至在正规的司法体系内，上访也开始成为一种现实法治秩序可依赖的本土资源。去年发生在陕西的一件传奇性的“刀下留人”的案子，就是律师闯进最高法院得到一通电话而阻止了死刑的执行。个别场合下的正义即便在司法体系内部，也要靠上访、靠充血，让最高司法机关涨成个猪肝脸才能获得。这就是现实经验对某种本土资源论的最好讽刺。自上而下的按摩如果在现实语境下还有切实的用处，就不会有自下而上一次次风起云涌的充血。这充分证明我的上述看法，司法下乡已经是在非法治秩序可以动用的最后的、并注定将被继续耗散的资源。近年来，已有好几个国家一级的机关如劳动保障部等频频发出关于群众上访日益增多要求正确对待的通知。尤其是最高法院2002年5月的一份通知引人注目，因为这个通知竟然要求各地法院“将信访工作与审判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这等于是宣布正规司法制度已经濒临全面失效。在维护社会正义和厘清权利纠葛方面，要准司法的行政制度反过来救场。这恰恰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不能独立运作的一种报复和反弹。在苏力的理解中，司法部门是把“按摩”的功能纳入了其中，而现在法院又被迫要把应付“充血”的担子也挑起来。基本法治思路的缺失已经使司法实践开始不堪重负。

乡土文化资源的概念篇5

关键词：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选题背景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逐步引起国家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在“实施建议”中都专门提出了“课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建议”问题，为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开发和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提供了指针。如何充分挖掘整合乡土历史资源，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却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育工作者面前崭新的重大的课题。

河北磁县具有丰富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早在6500年前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原始的渔猎业与种植业。三国魏黄初三年(222年)设临水县(县治在今磁县城),迄今逾1700余年。境内有著名的商代文化遗址、北朝墓群、古磁州窑遗址、保存完好的明城隍庙大殿等文物古迹。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馆藏文物1.4万件。名人志士不乏其人。“受人于危难而不辱使命”的战国名相蔺相如(其墓址在南城乡头羌村)；“屡建奇功,貌美无双”的北齐名将高肃；驰名古今的金代“三坛盟主”(诗、书、画)赵秉文；“从知捧日丹心在,无奈凌霜白发何”的明代翰林学士蔺从善；明代“学有建树双进士,勤政为民父与子”的纪杰与纪纯；“文武兼备,勇卫国门”的明代兵部尚书张镜心；被陈庚将军誉为“越狱大王”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王维纲,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

河北磁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乡土历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也是我们课题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本课题的基本概念

（1）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即我们生活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与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古民居、历史遗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相关的资源。这种资源学生可以看的见摸得着，他们能亲自参与去发现、去了解、去感悟，并把这种朴素的情感转变为一种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深切关怀和执着追求。

（2）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与学科课堂教学的整合，就是将乡土课程资源与教科书的课程资源有机地组合起来，为学科教学服务。使教学更贴近学生的认知现实，产生强烈的真实感、亲近感和认同感，加深对学科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提炼历史的纵深度与广阔度，形成立体的历史感受。

（3）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与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不仅是学习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开放、个性化、创造性的课程开发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通过结合乡土历史资源来实现的。这对学习者感知历史、认识历史提供了载体，也为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

（1）通过磁县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与现行教材资源有机整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将历史研究性学习与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相结合，丰富历史课程资源的内涵，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3）促进教学模式的改进，积极探索开发和利用历史学科资源的有效途径。

（4）促进学生自主、互动性学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合作探究精神，形成创新能力。

（四）本课题研究方法：

（1）文献法：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查阅与学习，了解研究前沿的最新动态，提升教师教育教学的理论素养，提高课题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调查法：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设置了一定的学生问卷或教师问卷，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指明方向，让课题研究切实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3）行动研究法：在研究中我们采取互动研究的方式，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让“教研”与“课题研究”有机结合，提高了研究的效益。

（4）经验研究法：在研究中我们及时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不断对行为进行反思，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保证工作有序、有效的开展

（五）本课题实施步骤

本课题自实验研究分九个阶段进行。

（1）启动课题，建立课题研究组，进行了宣传发动，明确分工。

（2）查阅文献，掌握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

（3）调查分析乡土资源情景，进行课题的可行性研究。

（4）确立研究对象，拟订课题实施方案，明确研究思路，落实研究任务。

（5）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利用乡土资源，形成阶段性成果《磁县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资料集》。

（6）依据教学实践，撰写研究论文。

（7）认真梳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教育改革和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

（8）组织课题组成员全面整理资料，总结相关经验，写好课题结题报告。

（9）推广课题实验成果。

乡土文化资源的概念篇6

依据《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规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应提高培养学生参与现代生活的能力。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应结合乡土的课程资源，这不仅有利于乡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课程资源，有利于培养高中生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与思想品德的形成。本文试就如何结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与生活实际，阐述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乡土课程资源应注意选材的适时性、德育性、适度性和经济性等应用原则，并遵循教师在乡土课程资源应用中的主导地位和调动学生参与乡土课程资源应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策略。以期达到抛砖引玉活化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

关键词：

乡土课程资源；高中思想政治；应用；策略

一、乡土课程资源概述

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关于课程改革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就是课程资源。所谓课程资源是指课程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课程资源在结构上可分为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校内课程资源指除教科书之外，还包括教师和学生以及师生本身不同的经历、生活经验和不同的学习方式、教学策略都是非常直接的课程资源，校内各种教室和各种活动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校外课程资源，主要包括校外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多媒体资源、乡土资源、家庭资源等等。乡土资源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们受到该地域长期发展形成的历史、人文、地理、经济等多方环境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产物。它既包括具有地方特色精深的载体，如当地特色建筑，独特自然景观，反应地区历史的图书馆、纪念馆以及当地杰出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也涵盖了隐性的地方特色精神以及理念，如当地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风土习俗等。乡土文化与当地的人们息息相关，因此把乡土资源融入高中的思想政治教学方面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黄浩森对乡土课程资源概念的理解最具代表性：乡土课程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出的某一具体行政地区范围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和其他方面反映了文化心理学和一系列的积极意义和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当地的历史、地理、生态、文化、习俗，人物和风情。生活经验和社会科技进步等能促进教育课程目的实现的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对于学生如何学习的方面，乡土资源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能感受到的文化，学生经常接触因此很容易产生共鸣。兴趣是学习的内在动力，也是学习动力的来源，因此学生对于学习家乡文化所表现出的较高的积极性正是我们教师把乡土资源带入课堂非常可靠的保障。因此，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合理开发和利用乡土课程资源，无论对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还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建立健康人格的培养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乡土课程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乡土课程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学课堂中利用乡土课程资源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面对内容如此广泛的乡土资源该如何合理利用，利用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都是这的我们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合理利用乡土课程资源，需要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一)适时性原则

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及时反映国内外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所以采用的乡土课程资源也一定要努力反应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特征，这样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的教育教学应该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社会出发，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学生自身出发，引导学生注重现实社会。在教学中充分利用乡土课程资源，及时补充反应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围绕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某一章节、某一框题岁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等综合素质的教育。培养学生重视身边的事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现时社会现象，探讨社会热点，从而不断发展自身素质。因此，教师既要传授理论知识，又要分析当前时事热点新闻和地区建设发展的新成果，因地制宜的把这些资源与教材知识融汇在一起，更有效的使学生对政治课堂产生积极性。同样，对学生来说，也是有效融入社会、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并提高学生社会实践的前提与保障。

(二)德育性原则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要引导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乡土课程资源的广泛运用，不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重要体现，也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课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教师应注意很多未经确认的、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不宜引入课堂中，所采纳出引动到课堂的乡土课程资源务应递正能量，并且能体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精神。因此，引用乡土课程资源，既要传授学生知识，提高学生理解知识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教师应充分挖掘材料中的德育因素，放大其德育效果，发挥材料的德育功能。

(三)适度性原则

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虽然乡土课程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节、每个问题甚至每个知识点都要运用到乡土课程资源，不是对乡土资源的简单累加或者机械重复。因此，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和目标，正确地选择乡土资源，有针对性地提炼出有德育价值的课程资源，使其能有效的辅助完成教学任务，集合高中生的学习特点适应高中生的成长规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素养。

(四)特色性原则

乡土课程资源的特点是地域性极强，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所以不同地域之间的乡土资源在种类、结构、形式等方面都有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展示不同地域性的文化特色。比如，思想政治课中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在过程中应尊重民族性差异，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而且不同民族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开发资源是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或者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非常高的地区学校应加重对美丽自然资源、红色人文资源、历史遗迹等的开发与应用。这些更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要具有创造性和发现的精神，并且收集乡土课程资源必须坚持特色性原则，一定要满足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域的学校对乡土课程课程资源的要求。

三、乡土课程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发挥教师在乡土课程资源应用中的主导作用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组织者，如何更好的应用乡土课程资源是对于一节有效课堂来说至关重要的。因此教师要树立开放的乡土课程资源观，要不断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并建立本地乡土课程资源库，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素质，上好每一节思想政治课。

1.教师应树立开放的乡土课程资源观

课程资源是指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评价等整个课程发展过程中科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总和。课程资源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的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扩充学生知识，补充教材。而教师作为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必须树立开放的正确的课程资源观，主动积极的发觉身边的一切可利用资源，能够跳出教材和文本去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源，使其与课堂教学和知识内容有效的结合，认识课程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乡土课程资源作为最贴近学生生活的校外课程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教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教师应积极补充乡土课程资源的理论知识

教师对乡土课程资源理论知识的缺失就限制了乡土课程资源在教学中的开发与利用，也影响到新课标理念的落实。作为专业的在高中思想政治老师必须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重视身边的事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现时社会现象，探讨社会热点。巧妙利用本地的经济、历史、地理、人文资源，融入到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当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教师之间要建立乡土课程资源库

教师作为课程资源的抉择者和操纵者，应积极主动地利用乡土课程资源并强化这种意识。而建立乡土课程资源库就需要各年级的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把积累的乡土课程资源整理、归纳，教师们之间相互沟通，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源库，有利于共同发展和完善校外课程资源。

(二)调动学生参与乡土课程资源应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把乡土课程资源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对学生的实践水平与探究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就是使学生更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热爱家乡的清洁，使学生了解时事新闻，还可以与教师一起搜集与家乡文化有关的材料，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化被动为主动，在实践中升华情感，熏陶自身。

1.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利用乡土课程资源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主要是通过授课的形式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的素质，要求教师克服枯燥无味的单纯讲义式的呆板教学形式，更好的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要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及其手段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以加深对政治理论概念的理解。思想政治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依据学生的状况和教学需要，应合理恰当的运用乡土课程资源，运用多种课堂教学手段活跃课堂气氛，思想政治教师在教学中可采用小组讨论、情景表演、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在课外活动过程中开发和利用乡土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教学中，特意强调了要以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注重学生体验探究的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师需根据教学内容是适当情况下组织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运用当地的乡土课程资源参观当地的纪念馆、自然景观、红色革命遗址、教育基地等，教师要指引学生在探索发现中求得知识，使学生在走访调查中自己感悟与体会，共同开发政治课中的乡土资源，亲身感受当地丰富的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此外，还可以通过课下布置拓展性作业来利用当地乡土课程资源。拓展性作业是对教学内容的一种延伸和拓展，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做调查研究、归纳整理资料内容、亲手操作手工制作、设计创新。将乡土课程资源布置到作业中，改变了以往作业繁多又枯燥无味只走形式的状况，实现了新课程标准中强调学生应主动体验与过程的要求，也锻炼了学生亲自动手的实践能力。

四、总结

乡土课程资源的应用是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并施展其特有的魅力。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对乡土课程资源的应用要因地制宜，要通过教师对教材的文本转化，课堂教学中的渗透，开展课外实践活动以及布置拓展性课后作业等形式把乡土课程资源有机的融入进课程教学体系中，并注意选用材料的适时性、德育性、适度性和经济性，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拓展教学空间、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资源品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乡土课程资源服务与地方教学的优势和作用，才能更大限度地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时效性。

作者：朱效雨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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