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重法的基本原理篇1

在进入21世纪、即将迎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50周年之际，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的亮点之一是修宪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领域，本次修宪第一次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并赋予私有财产权以明确的宪法地位。毫无疑问，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规定，将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来了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在现代宪政国家中，财产权与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了公民最基本的三大基本权利体系，集中体现着人的基本价值与尊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体系，通常把私有财产权价值的保护作为社会追求的基础与出发点。为了实现通过财产权所体现的人的基本价值，各国普遍在宪法中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原则、界限与范围，并通过普通法律把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原则具体化，为公民实现私有财产权提供法律基础。

在中国，对私有财产权的性质与功能有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过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正当的利益在法律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基本制度与理念。从1954年宪法开始，新中国的几部宪法对公民的合法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问题做了不同形式的规定，但内容与体系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尊重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社会与法律基础。如没有形成私有财产保障的理念，财产权的保障对象不明确，基本排斥了对生产资料的保护，只保护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对公民作为财产权主体应享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给予必要的保护。在具体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上，现行宪法没有明确地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只规定限制的原则，没有从宪法角度规定补偿原则与程序。在公共权力与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采取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显得消极和被动，在具体保障力度上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财产权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财产的安全感，开始出现了向国外转移财产的现象，出现了强行拆迁、拖欠民工工资、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富的积累与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财产权的保护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在国家法律体制中提供有效的保护。在政府、民众、民间力量与知识界的共同推动下，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维权热”或“宪法热”，社会主体普遍要求政府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根据社会实践和民众权利的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确立了“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宪法修正案规定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实现保护私有财产的基本价值，要求政府和公共机关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为私有财产权拥有者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

现行宪法颁布后，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99年修正案中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过两次宪法修改，私有财产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次宪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基础，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即从单纯的管理、监督转为平等保护和引导，扩大保护的范围，使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统一的宪法基础。转贴于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而存在的，一旦被规定为宪法内容后就脱离民法上财产权的概念，为私法上的财产权保障提供法律基础。“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财产权价值。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财产权在宪法框架里具有双重性，即主观的防御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作为防御性权利，财产权是公民设防公共权力侵犯的权利，确立了公权力活动的基本界限。但另一方面，财产权又具有制度保障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每一个公民自由地行使财产权的制度或客观的法律秩序。因此，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实际上起着保障个体自由地利用各种经济条件的“自由保障的”功能。基于财产权的宪法性质，宪法修正案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现行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采取了列举的方式，把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生活资料，没有规定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财产权范围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财产拥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财富的积累经常伴随着不安与非议。从宪法原理上讲，凡是根据社会通念形成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益都构成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1982年宪法规定的所有权概念并不包括财产权的所有内容，它只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法完整地表述财产权的基本内容。为了明确公民私有财产中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宪法修正案以财产权代替原宪法条文中的所有权，并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根据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公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受宪法保护，如公民的股权、土地承包权、承包经营权、专利、发明权等。在公民的劳动收入中既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主要指持股分红、买卖差价收入、中奖等。

随着公民富裕程度的提高，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部分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在有些公民的收入中甚至超过劳动收入部分。非劳动收入与生产资料的活动也有着广泛的法律联系。要引导人们投资，就要承认投资收益的合法性。公民在实际生活中取得财产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在宪法中一一列举。根据财产权的性质，宪法修正案没有采取对财产权列举的方式，只确定一个原则，即合法的公民财产权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在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界限上，宪法的保护只限于合法的财产权范围，并不保护不合法的私有财产。在这里，“合法”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判断，旨在强调财产积累过程的合法性，要求社会成员通过诚实的劳动积累财富，树立合法致富光荣的社会风气。

（三）

私有财产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对于个人自由的伸张和实现其它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本质是实现自由的基本要求，是人作为有尊严的个体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个体拥有私有财产是社会协调发展与保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与任何权利一样，财产权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财产权的社会性实际上决定了财产权存在的界限。各国宪法一方面规定财产权保护原则，另一方面对财产权也规定了必要的限制。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确定合理的界限，使受侵害的财产得到合理补偿。征收和征用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限制的形式，但两者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征收是所有权的转移，征用是使用权的改变，一般在紧急状态下的强制使用，一旦紧急状态结束，被征用的物体要发还给原权利人；适用征收和征用的条件和补偿标准也是不同的，因征收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大于征用，故补偿标准相对更高一些。过去，在限制公民财产权时，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其标准，程序也不完备，由此引发补偿金标准不统一或过低等问题。宪法修正案为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规定了征收和征用的条件与程序，对公共利益本身画定了严格的范围。按照宪法的精神，权利人对公共利益本身的正当性与否可以进行判断。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体现国家国防、外交等重大的国家利益，既要考虑为公益而采取的国家政策的价值，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正义的价值。公共利益不同于团体、社会组织或商业的利益，应进行严格的限定。实践中存在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财产权的现象，实际上保护了商业利益和不正当的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财产权进行的任何限制，也不是无对价的剥夺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收或征用给权利人造成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财产损失，故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给予合理补偿是十分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对补偿制度的规定对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将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公民运用损失补偿请求权得到权利救济。

（四）

私有财产权在人们的关注和期待中已成为宪法的内容。随着宪法的实施，私有财产权的价值将通过各种形式凸显出来，改变着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与理念。修正案通过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将从宪法文本转到财产权的实现过程与社会效果的评价上。基于中国宪政经验与教训的认识，有些社会成员对财产权能否得到实现可能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历史的事实说明，宪法文本的完备并不自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需要以这次修宪为契机，在全社会宣传和普及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宪政价值，使财产权保护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私有财产权入宪对我国社会和法治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形成对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规范了国家权力活动范围；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依照宪法尊重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严格遵循法定界限；有助于鼓励人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创造性劳动，鼓励人们投资，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有助于建立公民权利救济制度。

权重法的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平等权基本权利差别对待合理差别

1平等权的基本概念、性质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体系中，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

平等权既是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平等权的性质，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不但具有综合权利体系的性质，同时又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宪法中有所反映才能彰显自己的地位。确立了其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确立其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如果平等权仅是一个基本权利而不是一项基本原则，就无法保持其完整性，也会影响它在众多基本权利中的指导意义。总之，对于权利性和原则性这两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对平等权性质的错误理解。

2平等权的基本内容

2.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基本内容的首要方面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规定的含义有三:①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②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绝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③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制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2.2禁止差别对待与合理差别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到两大原则:第一原则—平等自由的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适合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存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罗尔斯的意思是首先要平等自由，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到机会平等和合理的差别。

因为平等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两种类型。为了实现平等对待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某种限度的不平等或者倾斜去补偿另一项的不平等。这样就产生了差别原则。差别可分为合理差别和不合理的差别，不合理的差别就是差别对待，合理差别就是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合理的差别。

(1)禁止差别对待

差别对待也就是不合理的差别，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主要包括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出身、、教育程度、党派、财产状况等理由所采取的法律上的差别或者歧视。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宪法原则。

(2)合理差别

合理差比是指根据实质平等上的平等原则，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是为了保障实质平等权的实现，而由国家根据权利的基本价值理念衡量判断的结果。

3公民平等权的保护

保障公民平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保障平等权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平等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平等权不仅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其次，保障平等权符合人权的要求。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在宪法中的体现，所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也就是保障了人权。再次，保障平等权有助于公民其他的权利的保护。宪法中公民的平等权是公民其它权利的基础，对其它权利的实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目前平等权的保护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平等权的条款，而且在04年修宪中增加了保护人权的规定，但是平等权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3.1认清平等权的重要性，加强对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平等权的保护首先应体现在立法上，如果没有法律内容上的平等，保护公民的平等权就是一句空话。要把平等观念和平等原则贯穿于整个立法过程中，无论在制定宪法还是在制定其它法律法规中，以切实保护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竟争和发展。在立法过程中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宪法应借鉴和吸收先进国家和国际人权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把平等权的基本内容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第二，在其它法律中将平等权与其它权利结合起来，使平等权渗透到公民权利的各个领域，使公民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人格尊严。

3.2寻求宪法平等权的司法适用途径

权重法的基本原理篇3

内容摘要行政法制程序化与行政程序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首先表现为统一的法典的制定与实施。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其理论基础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在中国，则是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依程序法行政，亦即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以权利模式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

关键词行政法制行政程序程序正义

所谓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实质上是指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行政规范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性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它将表现为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增加，各种行政程序要件的完备以及行政程序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完善，其具体表现则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与实施。它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行政法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的促进。而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具体操作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则是两者的必然结合。

一、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公正合理的程序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基石。只有具备公正合理程序要件的法制才能协调运行。合理公正的程序一方面限制了行政官员的肆意和专断，维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我完整性，另一方面却给自由选择了一个适当的空间，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力。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良药，也是中国现实实现法治主导的最佳选择。由于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果和紧束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法可以作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可知，程序问题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西方行政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预算、结构、程序和职业公务员与政治领导的关系。行政程序改革强调的是提高行政管理责任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许多行政改革都既可看成是结构性的，又可看成是程序性的。与预算改革、特别是与程序改革类似，一些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行政程序改革往往是缩减行政程序。这可以在减少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中可以看到，在组织内部则可以减少文字工作等繁琐程序。改革行政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废除那些繁琐拖拉和高成本代价的程序，以利于政治领导的快速决策。当然，这只是对具有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的西方国家而言。对于行政程序意识普遍缺乏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吸收一切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具体而言，我们在行政程序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要件，同时要注意行政程序的繁简适度，在公平的前提下达到效率的目的。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其次要解决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与中国行政程序法制现实的结合问题，同时还应注意行政程序法的抽象理论基础在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应用问题。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不仅反映不同类型行政法的阶级本质和历史特点，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法的结构体系和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资产阶级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依法行政。由此出发，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行政法是保障行政权还是控制行政权，亦即行政法是“保权法”还是“控权法”的争论。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既有保权作用，又有控权作用，反映了20世纪以来行政法的新变化。1983年，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惟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行政法学应有更合适的理论基础。因而指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具体可以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目前，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突破了“保权法”与“控权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提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是“平衡论”。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公民与法人的权利应与行政机关取得平衡，但非平分秋色，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应以公民与法人的权利为本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权力论”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司法权力等不是某种特权或私权，而是社会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行使这些权力的机关和人员不应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的官僚机器，它们必须是不谋私利、不以权营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于“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恰恰是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从根源上讲，政府的权力正是人民赋予的，在总体上也很难说是平衡的。权利义务是在法律关系中和社会关系中讲的，因此，说政府自身和公民自身权利义务是平衡的，在理论上似乎很难说通。权利义务的平衡性、对应性是一切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普遍特征，因此，如果说权利义务的平衡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那么，它同时也是如民法等其它法的理论基础，这样它也就不成为某一特定法的理论基础了。诚如公共权力论者所言，作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既能解释其特殊性，又能解释其共同性和普遍本质。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正确地解释行政法的本质、功能；必须是行政法作为一种部门法赖以建立其体系，因而也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揭示行政法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无论是平衡论还是公共权力论都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平衡论强调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平衡，忽视了公民的权利本位问题，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点不符。公共权力论克服了平衡论的缺陷，但也没有显示其作为行政法专有理论基础的特色。按照公共权力论，把其作为宪法的理论基础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公共权力论提出法律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作用，对我们有借

，

鉴作用。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来看，一般都是沿着对国家行政权的运转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个轨道前进的。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也是行政程序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行政程序法更是如此。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限制和约束行政机关，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而行政程序法所应体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是建立行政程序的逻辑起点：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限制，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领域的依法治国，在行政法治领域，就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它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德法等国的行政法治原则一样，都是程序正义论的体现，构成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所有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涉及到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的区别问题。

从英美法来看，其行政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无所谓两者的区别①。就中国而言，两者的基本原则

都相互适应，因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往往互有交叉、不可分割。而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具体看来，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更侧重于形式上的公开性、公正性；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则更侧重于实体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另外，还需解决的问题是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行为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

权重法的基本原理篇4

关键字：物权法物权绝对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

一、物权法基本原则概说

（一）物权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物权法始终，反映物权的本质、和立法指导思想的根本准则，也是制定、解释、适用、物权法的基本准则。

整个民法有其基本原则，统辖民法的各个领域，而民法分则各编内容也均有其各自特点和一些特殊的规则，因此，在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中，民法分则各编中也设有针对该编内容、制度的基本原则。由于物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所以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物权法当然也是适用的，这里所讲的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在物权法领域适用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重要而基本的规则。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在整个物权法制度和规范中，体现物权立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其与物权法中的其他规则相比具有纲领性的作用，对其他规则具有整体的约束力。因此，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物权法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明确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物权法具体内容与制度的设计及其解释、适用和与把握，均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学理上，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有所谓的原则与体系结构原则之分，我们这里所指的仅限于体系结构原则；另外，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定物权法定基本原则”（或“指导思想”）并非同等概念，应予区别。

（二）关于物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与学说

各国的物权立法上，通常并未对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而一般是通过若干相对集中的法条来表明，或者分散体现于有关问题的具体规定之中。因此，所谓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学者根据物权的性质和特点，从法理上对物权法关于一些重要、基本问题的规定所作的抽象概括。为确立物权法的基本结构体系和体现其基本理念与精神，并便于学习、掌握、适用及依的基本精神解释疑难，我国的基本法与单行法上一般均设有基本原则的规定，正在制定的物权法，也拟于总则部分一般规定中，对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

因各国或地区的社会制度、法律传统、法律观念与纯粹的立法技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关于物权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也有不同的体现。又由于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学者的归纳、概括，而学者们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故而对基本原则的认识与归纳也有不同。如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政治原则和体系结构原则，前者为私有财产制度，后者包含五项具体原则：就物权的性质而言，为物权之绝对性；就物权种类而言，为物权法定主义；就物权客体而言，为一物一权主义；就物权效力而言，为物权之优先效力；就物权变动而言，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公示原则。物权之绝对性系物权之基本性格，其他四个原则皆源于此种特性。[1]在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型代表之一的德国法上，其物权法除贯彻“私有所有权的承认”这一不言自明的政治体制原则外，学者较一致认可的原则也有五项，即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绝对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特定原则和物权抽象原则。[2]

对于我国物权法中应确立哪些基本原则，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主要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二原则说。认为各国物权立法共同遵循、我国物权法中也应肯定的基本原则有物权法定和公示公信两项。[3]

其二，三原则说。认为我国物权法应确立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和公示公信三项基本原则。此为拥趸者较多，也最为流行的观点。[4]

其三，四原则说。持四原则说的学者基本都赞同上述三原则，惟关于第四个原则为何，有不同的观点，如有的认为除上述三原则之外，还应承认物权的效力优先原则；[5]有的认为效率或效益原则也应当坚持；[6]还有的则认为另应肯定物权行为独立原则。

其四，五原则说。五原则说中，也有观点的分歧。如有的认为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公示公信、物权的效力优先、物权行为独立五项均应确认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7]有的认为只需变更其中的物权行为独立原则为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也有不少赞同前述台湾学者的观点或德国法上认可的五原则。

另外，在物权法基本原则的讨论中，还有学者对一物一权主义在当前是否还具有基本原则的价值提出质疑，有人主张舍弃已过时的内容而将其仍有价值的内容归入其他原则之中；[8]也有学者认为，公信原则是否有必要作为公示原则并列的另一原则，值得讨论，因为物权的公信力是物权公示原则作用的结果，亦即物权公示对第三人的效力，物权的公信原则与公示原则密不可分且可为其所含盖，故不应将其与公示原则并列。[9]

察学者所提出的物权法建议稿，大致可认为梁慧星教授主持拟订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肯定了物权绝对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物权的效力优先规则在一般规定中也有明确规定（但未明确其为“原则”）；[10]王利明教授拟订的建议稿中，提出了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原则，同时也明定了物权的优先效力；[11]法工委提出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中，则明确肯定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物权法定、物权公示、遵守法律、保护物权这样五个原则，对于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问题，虽未明确其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说明及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均有体现，故应认为对此给予了肯定。[12]

（三）简单的归纳与本文的基本观点

综而言之，立法上与上对于物权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的态度较为一致；对于一物一权原则的内容及其在物权法上的地位有不同的主张；对于物权绝对、物权客体特定、物权排他和效力优先等，在内容与制度意义上虽无异议，但是否均应明确为基本原则，态度有所不同；对于物权行为独立及无因性原则，则不仅立法例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理论上也有激烈的争论，但对于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国内学界多予赞同。

笔者认为认为：我国物权法中，对物权绝对、物权法定、物权客体特定、物权的排他性和效力优先、公示公信、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等重要内容均应有所体现；但既言“基本原则”，则其应具有宏观性、基本性、概括性，并应具有逻辑体系的和谐性和完整性，因此，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在上述重要内容的基础上再加抽象概括。而物权制度最基本、最重要、最具特点的制度，莫过于物权的性质、物权的类别、物权的变动三个方面。循此思路，经对物权制度基本理念与规则的合理归并与整理，笔者认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三项，即关于物权性质的“物权绝对原则”、关于物权类型的“物权法定原则”和关于物权变动的“物权公示原则”。此三原则之鼎立，足以支撑起物权法的基本框架。至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效益原则，我们认为这应属于物权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同时也是在依据不明时解释物权争议的基准，[13]但不宜列为体系结构原则；至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则，为社会政治原则，而不是物权法的结构技术原则，物权法的内容固然涉及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物权法中也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所体现，但不宜将其作为基本原则而加以规定；[14]遵守法律、保护合法权利原则，亦非物权法所独有之原则，而是民法的一般制度，应置于民法典总则中予以规定。关于一物一权原则的含义与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赞同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并主张将其作为所有权制度（而非整个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来定位；关于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问题，学术之争尘埃未落，各种主张均有其道理，如何取舍尚值斟酌，笔者赞同目前立法上对此争议不表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作模糊处理的建议。[15]

二、物权绝对原则

权重法的基本原理篇5

内容论文摘要：我国物权法中应确立哪些基本原则，为物权立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物权性质的确认，是坚持一物一权原则，还是改采物权绝对原则，抑或将其分解为多项原则，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对一物一权主义的多种阐释进行分析后认为，无论是在宽泛的意义上还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将一物一权作为整个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来定位，均有不妥；关于物权性质的基本原则，应是物权绝对原则，一物一权主义中的客体特定与效力排他等内容可以归并于该原则之中。论文关键词：物权法基本原则一物一权物权绝对原则我国的物权法正在制定之中并计划于明年初颁行。为确立法律的基本结构体系和体现其基本理念与精神，并便于学习、掌握和适用，依我国立法之惯例，物权法中也拟于总则部分对其基本原则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对于我国物权法中应确立哪些基本原则，学界有不少的讨论，但在观点上既有共识也有分歧，至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我们认为，物权法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具特点的制度，莫过于物权的性质、物权的类别、物权的变动三个方面。循此思路，经对物权制度基本理念和规则的合理归并与整理，笔者曾提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三项，即关于物权性质的“物权绝对原则”、关于物权类型的“物权法定原则”和关于物权变动的“物权公示原则”，此三原则之鼎立，足以支撑起物权法的基本框架。其中，关于确认物权性质的原则应当如何概括，是物权绝对原则，还是一物一权原则抑或其他，目前尚有较大争议，较多学者所主张的依然是一物一权原则。有鉴于此，特撰本文对一物一权主义进行剖析、对其在物权法上的基本原则之地位提出质疑，并对取而代之的物权绝对原则的涵义作出阐释。一、一物一权主义与一物多权和多物一权现象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得对抗任何人的绝对性权利，为明确其效力并使其支配的客体范围特定、便于公示，确保物权的实现及维护交易的安全，自罗马法以来的物权法理论上遂抽象出“一物一权主义”。而国内学者对该主义似乎尤其偏好，诸多物权法著述将其奉为物权制度的一项基本规则。此点，已为众所周知。不少初习物权法者，就字面涵义来理解“一物一权”，认为其是指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物权，一个物权的客体也仅以一物为限。但在近现代社会，一方面有物权法上一物一权主义的奉行，另方面，因应现实生活之需要，“多物一权”与“一物多权”现象却又大量出现并获得了法律的普遍承认。例如：连绵不断的土地本属物理意义上的一物，却被人为地于土地登记簿中分为数宗，并归属于不同的主体；一幅土地上得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地役权（或称邻地利用权）及地表上下之空间权等并存，形成土地上之物权权利群或权利束；一幢建筑物得区分其单元、楼层及房间而由不同的所有权人获得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及共用部分的共有权；法人财产权及法人所有权概念时常被提及，且通常被认为系法人对其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及知识产权、债权等财产的“集合体”享有的一种综合性权利或“财团所有权”，与此相似，夫妻与家庭共有财产所有权通常也被认为是对家庭所有的全部财产作为一个整体而享有的所有权；在承认典权为用益物权之一种的立法上，允许典权人于典期内将典物转典，从而在同一典物上并存原典权人的典权与转典权人的典权；数项财产可以共同作为抵押物一并设定抵押权，企业则可将其所有的不同种类的财产作为集合体设定“企业担保”或“财团抵押”；一物之上，得设定数个抵押权，动产之上则得发生抵押权与质权及抵押权与留置权的并存，甚至一项动产之上还可能发生原质权与转质权的并存及留置权与留置权的并存，等等。面对这些现象，若仅从字面意义来简单看待一物一权主义，显然难得其解，以致困惑丛生。实际上，这些现象的存在，也引起了理论界对传统物权制度中一物一权主义的深层思考，并引起了其确切涵义究竟应如何理解、在物权法中的基本原则之地位是否动摇等问题的讨论。二、一物一权主义涵义界定上的分歧（一）对一物一权主义之要旨的不同归纳尽管一物一权是物权法上的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关于其要旨如何，并非没有认识上的分歧。诸种学说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类：其一，物权客体特定论。持此论者认为，所谓一物一权主义，又称为物权客体特定主义，是关于物权客体的原则或者说是对物权客体的基本要求。对于其涵义，有的谓：“系指一物上仅能成立一所有权，一所有权之客体，以一物为限而言。推而言之，一物只能有一权，故物之一部分，不能成立一物权，一物就有一权，故数个物不能成立一物权，物权之计算以一物为单位。”“依此原则，一个物权之客体，应以一个物为限，在一个物上只能成立一个所有权。”也有的学者认为：一物一权主义“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应以一物为原则，一物之上不能同时并存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物权。”或者表述为“一个物权客体应以一物为原则，一个所有权或他物权不能存在于数个物之上。”以物权客体特定主义来认识一物一权，莫如将其倒置而称为“一权一物”更为贴切。其二，物权效力排他论。持此论者认为，一物一权是物权的绝对效力或者排他效力的表现，是对物权排他性的形象表述。其本来要表达的意思，为“一物之上当然不可存在两个以上的所有权，也不可存在两个以上种类一致、效力相同的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或者说“意指同一标的物之上不得设立内容和效力互不相容的两个以上物权，尤指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其三，客体特定与效力排他论，或谓综合论。不少学者在解释一物一权原则时，并不单独强调其是指物权的客体特定性或者是效力上的排他性，而是两者兼顾，将其表述为“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原则上应为一物，在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并不能同时设定两个内容相互抵触的其他物权。”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一物一权原则实际上包括物权的排他性原则与物权客体特定性原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而以物权的排他性原则或物权的客体特定原则来代替一物一权原则，均有不妥。[12]在王利明教授主持拟定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4条中将一物一权原则表述为：“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物之上不得设立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物权。”（二）对“一物”与“一权”之涵义的不同解释具体到一物一权主义中的“一物”与“一权”应如何界定和理解，学者们的见解也存在着差异：关于“一物”的认识，可以概括出“客观一物论”与“观念一物论”两种不同观点。恪守罗马法原有精神的客观一物论者认为，物权的客体应限于特定的、独立的一物，集合物上不能设定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物的一部分或物的成分一般也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对于集合物上成立一个所有权与设定财团抵押以及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土地的观念划分等现象，或者对“一物”进行特殊解释，或者作为一物一权原则的例外情况来认识。[13]更多的学者则持观念一物论，认为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和独立性的衡量标准，与其说是物理上的，莫不如说是社会的一般观念上的、交易上的、法律上的。一个物具有物理上的特定性和独立性，固然为特定和独立之物，能成为物权的客体，即使不具有物理上的特定性和独立性，但在交易上认为具有特定性独立性之物，法律即可加以确认，允许它成为物权的客体。[14]也即是说，一物一权中的“一物”，是指“法律观念上”的一个标的物，它既可以是单一物，也可以是合成物或集合物，而不限于客观事实上的一个独立物。[15]关于“一权”的意义，也有两种不同见解。有的坚持罗马法之传统，认为一物上之“一权”，仅指一个所有权（可简称“一物一主论”）；也有的解释说，在现代法中该“一权”并不仅限于指所有权，也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亦即一物之一权，是指一物之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所有权，也不能并存两个以上内容、效力相抵触的物权（可简称“相斥物权不得并存论”）。三、两种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之要旨对以上诸种学说和认识，我们将其大别为“宽泛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和“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两大类。（一）宽泛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之要旨归纳依多数学者之见，在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罗马法上，一物一权中的“一物”，原则上是指物理上或客观上独立、特定的一个有体物；“一权”亦仅指一个所有权（亦即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而在现代生活中及法律观念与法律实践上，“一物”的衡量标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是指在“法律观念上”具有特定性与独立性的一物。客观上的一个独立物，自可成为一个物权的客体；客观上、物理学意义上的一物，可以在法律观念上被分解为或者说被视为数物（如建筑物之区分所有权、土地通过登记的观念区分等）；客观上或物理上独立的数物，法律观念上也可视为一物，而在其上设定一个物权（如集合物所有权、数物的一并抵押、财团抵押等）；物之部分或成分，若与物之整体分离或具备独立之经济价值而有排他的可能性（如取自土地之砂石、地上及地中之空间），亦可为物权之客体。另外，现代法上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已不限于有体物，无体物和权利，也可成为物权的客体。随着“以物之所有为中心转向以物之利用为中心”和他物权制度的发达，现代法上所谓一物一权主义中的“一权”，也不应再局限于所有权，而应指包括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在内的各种物权，其意义也不再拘泥于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物权，而是强调一物之上不得并存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抵触的物权。对此种理解，我们将其称为“宽泛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其要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四个要点：第一方面，为“一权一物”，即一项物权的客体原则上须为特定、独立的一物。其要点之一，是一个物权的客体原则上应为（法律观念上的）一物；要点之二，尚未与物之整体分离的物之组成部分之上，不能单独设立物权。第二方面，为“一物一权”，即一物之上不得并存内容相抵触的两个以上物权。其要点之一，为“一物一主”，即一物之上绝不得存在两个所有权（但不排斥所有权的共有）；要点之二，为“相斥之物权不得并存”，即一物之上不得同时存在两个以上性质、内容相抵触的物权。（二）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观念的重申近来，有学者针对理论界关于一物一权主义在解释上的诸多分歧，提出一物一权主义的准确涵义，应以多数日本及台湾学者的解释为妥当，即：“一物一权是指一物上仅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所有权之客体，以一物为限。”而诸多大陆学者所作的宽泛解释，并不准确。原因在于，一物一权主义为物权法学说上的归纳，目的仅在表达所有权与其标的之间的关系：其一，物权标的的独立性决定了一物之组成部分不得成立独立的所有权，只有完整的、独立存在的一物上才能成立所有权；其二，物权标的的同一性质决定了所有权必须设定于一个独立物之上，而不能设定于由数个物所构成的集合物上。将“一物一权主义”扩张适用于他物权，明显缺乏逻辑支撑，因为一物之上显然不止仅能存在“一权”，而是可以有“数个”物权并存。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论者还认为：因有对一物和一权这种限定，则以集合物上得设定“企业担保”、“财团抵押”等新型担保物权为由，认为其构成对一物一权主义的挑战或认为一物一权主义应予修正的观点，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集合物之抵押权与集合物之所有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法律承认一个抵押权得设定于集合物，不等于承认集合物上得设定一个单独的所有权。基于交易的方便或经济价值、整体效用上的需要，数个不同种类的物得被“捆绑”起来作为集合物而成为“一项交易的标的”，但并不等于集合物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物，更不等于集合物上必须设定一个单独的所有权。将集合物作为一个独立物并成立单独的所有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以集合物为标的交易中，构成集合物之组成部分的各个独立物，其所有权的变动并不因其为集合物的构成部分而与其他同类物有所不同：集合物中不同之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仍须个别进行，集合物中的动产，如无特别约定，其所有权变动也只能依每一单独动产的交付而完成。尤其是，如果非要将集合物作为一个整体而设定一个集合物的所有权，则还必须圆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构成集合物的各独立物上的所有权到哪里去了？重申原本或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原则的学者，还对一些学者借论证集合物上得单独设定一个统一的所有权而为双重所有权理论或者变形的双重所有权理论寻找某种新的依据的倾向，以及所谓的“法人财产双重所有权理论”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并表明“一物一权，不可动摇”的态度。[16]我们认为，以上论述中关于一物一权的应有涵义及集合物上不能成立单独所有权等观点的论证颇为深刻、精到，值得重视。不过，此“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观念虽值肯定，但其是否就一定应居物权法基本原则之“高位”，仍有探讨的余地。四、一物一权在物权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质疑（一）一物一权原则的坚持论、修正论与舍弃论在物权法理论以及我国物权法的制定中，对于应当如何对待传统制度上的一物一权原则，目前的观点可大别为坚持论、修正论与舍弃论（或称取代论）三种不同的主张。如前所述，坚持论与修正论者均主张仍应将一物一权主义奉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坚持论者中，采“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多物一权、一物多权现象与一物一权主义并不冲突，根本不构成对一物一权原则的挑战，故而原本意义上的一物一权原则应当坚持且“不可动摇”。但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多物一权、一物多权等现象作为一物一权原则的“例外情况”来认识（或谓一物一权原则的缓和、相对化）。持“宽泛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认识的学者，有的认为这种宽泛的解释就是一物一权主义的原本涵义，也有的主张此系因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对一物一权的涵义所作出的新解释。其目的均在于自圆其说，以求在坚持一物一权原则的同时对多物一权、一物多权现象作出合理说明。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之理解，应为对该主义原本涵义的准确解释，以此为判断基点，则宽泛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实际上是对一物一权主义内涵的扩张、修改或着说是对其理念的“修正”，故此将其称为“修正论”。一物一权主义的舍弃论者，则主张废弃一物一权主义，至少不能继续使其高居物权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但其中仍有价值的一些内容，可由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及物权效力排他原则或物权绝对原则取而代之。[17]甚至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一物一权原则即使在所有权制度中也已过时、应当废弃。[18]（二）一物一权主义在物权法上的应有地位笔者基本赞同舍弃论或取代论者的主张。在我们看来，若是在字面意义上理解一物一权，而对一物多权、多物一权现象以“例外情况”来为解释，则因例外情况实在是太多，足以动摇其“基本原则”的地位；若以“宽泛解释论”或“修正论”者的主张赋予一物一权新的涵义，着实已游离其原有旨趣，有削足适履之嫌，而且，寻出种种理由来解释多物一权、一物多权现象，不仅解释上颇非周折，而且也与一物一权的浅显、直观、练达的字面意义相去甚远，既无必要和实益，也难以使人信服（初学者还可能产生迷惘），且容易引起歧义，在实践中产生误导。而若是在“严格意义上”坚持一物一权原则，虽然解释上符合其原本涵义，且逻辑明晰，堪值信服，但由于其适用对象的限定性，因而恐怕只宜降格定位为所有权制度的原则，而非整个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在早期物权法上，系以所有权为核心来构筑物权制度，所有权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故当时认一物一权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尚属允当。而今日之物权法制度，已“从所有为中心转向以利用为中心”，他物权成为物权法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内容，如此，仍使仅适用于所有权而并不适用于他物权的“一物一权”居于整个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地位，显有不妥。故此，笔者主张在物权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中，舍弃传统法上的一物一权原则。当然，舍弃一物一权原则，决不等于否定物权客体的特定性与效力的绝对性和排他性之固有属性，惟将此内容包含于物权特定原则、物权排他性原则或一并统归于物权绝对原则之中而已。另外，笔者认为在所有权制度中，一物一权主义还有其适用价值：其一，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是所有权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此点必须承认；其二，在所有权制度中明确一物一权原则和理念，可以为摈弃“双重所有权理论”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其三，现代高层住宅所产生的区分所有权现象，并不违背对“一物”的限定性要求，事实上此与土地的分割所有系同类情况，而土地的分割所有，自古至今莫不如此，在罗马法上也并不认为其违反了一物一权原则或者是其“例外情况”。因此，笔者不赞同在所有权制度中也彻底抛弃该原则的主张。五、物权绝对原则的涵义阐释（一）物权绝对原则的意义物权绝对原则，是对物权所固有的基本属性的确认和申明，质言之，即是对物权法上关于物权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仅凭权利人本人的意思及行为即可实现且得对抗任何人等特性予以确认的一系列规则的概括。正是基于对物权的特有属性的确认，才有了物权与债权分野、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的差异及物权法与债权法的分立，因此，物权绝对原则应为物权法最基本的原则。各国物权法上无论是否明定其基本原则之地位，其实质内容都是有充分体现的，因此认为物权法上有物权绝对原则，绝非无稽之谈。（二）关于物权绝对原则的几种不同理解在理论上，关于物权绝对原则的意义，可有最广义、广义、狭义等不同的理解。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物权绝对性原则是对物权的全部特性的至高抽象，因而涵盖了其他结构原则；而自狭义上言，物权绝对性原则仅指物权的绝对权性和对世权性，并不包含客体特定、效力优先与排他等内容，于此意义上，物权绝对原则自应与其他结构原则并列而共同构成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体系。[19]大陆学者孙宪忠先生在其著述中对物权绝对原则的阐释，大致可认为属于广义或者说中间意义的理解。依其解释，物权绝对原则（PrinzipderAbsolutheit）或称物权绝对性原则，即物权权利人绝对行使其支配权的原则，或权利人对妨碍其支配权的任意第三人绝对排斥的原则。物权法专家建议稿第2条中关于“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之概念规定，同时也就是对物权绝对原则的宣示。其涵义可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物权人依自己的意思行使物权具有绝对性，即物权人对标的物有绝对的支配权，除遵守法律之外，物权人可以完全基于自己的意思行使其权利，而不必借助于任何他人；其二，物权排他的绝对性，即确定某人对某物享有某中物权，也就同时排除了其他任何人对该物享有同样的物权，权利人并可以根据其权利排除任何第三人的干涉。在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的阐释中，还提到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的物、物权优先于债权而实现、法律对物权的全面保护手段等内容。不过，关于物权的客体特定，其是作为一项独立的原则来认识和定位的。[20]笔者认为，对物权的绝对性原则，如若从最广义来界定其涵义，则其内容过于宽泛，物权法的其他原则均将被其吸收，以致形成物权法的唯一原则，物权法基本原则的体系将无以构成，对物权法之结构体系的构建也无助益，故不宜采用；而如若从狭义上来界定物权绝对原则的涵义，则与物权的性质紧密相关的几项内容势必将被分解，而形成若干个并列的“具体原则”，物权法基本原则的体系将会显得庞杂、散乱，此亦非最佳选择。既称“基本”原则，自应对密切相关的若干具体原则予以合理归并，方为允当，如此看来，以物权绝对的上述广义或中间意义解释为基础，并加以适当扩充来界定物权绝对原则，最为得当。（三）物权绝对原则的内容我们认为，在较广的意义上来界定物权绝对原则或物权绝对性原则，将其作为确认物权之性质的原则来定位，则对其中的“绝对”、“绝对性”一词就不能仅局限于从“依自己的意思即可实现”的“绝对权”一层意义上来解释，而应从支配的可靠性、支配客体的特定性、权利行使的任意性、效力的强大性、实现的自力性及保护的严格性等多重角度来理解。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物权在内容上为对特定的物的绝对支配权。这一层涵义表明：其一，物权是对客体得为直接、可靠、绝对的管领控制的支配权利；其二，由物权的支配权属性所决定，其客体须为特定、明确、具体、既存、独立的有体物（特殊情况下权利等也可视为物），此即所谓“物权客体特定原则”。2．物权在行使与实现上具有任意性与绝对权性。这一层涵义表明：其一，物权人行使物权，只受法律的限制，其他则完全听凭自己的意思，不受他人的干涉；其二，物权的实现、物之利益的享受，仅凭自己的意思和行为即可达到，无须借助他人的意思及行为予以协助，义务人只须承担消极的容忍或不为妨害的义务。3．物权在效力上具有对世性与排他性。其涵义包括：其一，物权为得对抗任何人的权利，其义务主体为不特定的一切人；其二，一物之上不得并存两个以上的完全物权（所有权），也不得并存两个以上性质、内容相抵触定限物权，在相容物权之间，顺位在先者得压制、排斥顺位在后者而先行实现，此既所谓的“物权排他性原则”；其三，除法律另有特殊规定外，同一物上既有物权又有债权时，物权优先，此即“物权效力优先原则”。4．物权在保护上也具有绝对性。物权人于其标的物之支配领域内，非经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害或干预，无论何人之擅行侵入或干涉均属违法，将发生物权人对妨害的绝对排除力，此即所谓物权保护之绝对性。[21]其意义可从三方面来理解：其一，物权为得要求世间一切人就其对标的物之支配状态予以尊重的权利，任何人也均负有不得侵害、干涉的义务；其二，同一标的物上发生数个权利实现上的争议时，物权人之权利得凭借其排他效力及优先效力而得到有效的保障；其三，任何人侵害物权时，不问有无过错或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物权人均得对之行使物权请求权，以回复物权应有的圆满状态；于构成侵权行为时，物权人并得对之请求损害赔偿。显然，物权保护的方法较之债权等更为全面，物权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也更为严格。（四）物权绝对性的限制任何权利，皆有其限度，具有绝对性的物权也不能例外；主张物权绝对原则，决不意味着物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现代各国法上均对早期的极端个人本位的物权绝对无限制原则进行了修正，我国物权法的制定中，也须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除民法上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规定当然也适用于物权外，法律上对于物权绝对性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物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利”方面的规定上。同时，法律上关于物权优先于债权效力的例外规定，物权请求权或物权的追及效力得因第三人的善意取得物权及取得时效期间之届满等原因而被阻断的规定，也可作为物权绝对性的限制来理解。还应当说明的是，对物权绝对性的限制，目的并不是将其“相对化”，更不是抛弃物权绝对原则，而只是对旧的极端的物权绝对原则的修正，使物权人行使权利时必须尊重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得滥用其权利，不得妨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以贯彻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协调发展的精神。为防止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藉口无端地侵害、剥夺物权人的正当权利，在立法上还有必要提出：为公共利益而对物权的行使设置限制，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国家征收、征用自然人、法人的财产，必须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并应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22]（本文原载于《政法论丛》2009年第3期）关于各种观点的介绍与整理，可参见刘保玉编著：《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51页。刘保玉“关于物权法体系设计的几点思考”，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6期。代表性的著作有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以下；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以下；王利明：《物权法论》（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以下；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以下。刘保玉：“论担保物权的竞存”，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崔建远：“我国物权法应选取的结构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钱明星：“论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温世扬：《物权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第11页以下。[1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13]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第18页；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14]崔建远：“我国物权法应选取的结构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第28页。[15]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第388页；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第12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16]尹田：“论一物一权原则及其与‘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冲突”，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17]参见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刘保玉：“论物权之间的相斥与相容关系”，载《法学论坛》2001年第2期。[18]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以下。[19]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于其所著《民法物权》中，一方面将物权绝对性作为物权法之基本结构原则而与私有财产制之社会政治原则并列，称物权之绝对性系物权之基本性格，其他四个原则（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优先效力、物权行为无因性及公示公信原则）皆源于此种特性，并将其归于物权绝对性之基本原则麾下；另方面，又把就物权之性质而言的物权绝对原则与其他四个原则并列，而称物权法之结构是建立在该五个原则之上。我们理解，这正是在最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意义上对物权绝对性原则所作的诠释。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20]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98页以下（此部分解释由孙宪忠执笔）；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156～163页、第191页以下。[21]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第26页以下；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第82页。[22]参见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05～107页、第192～194页。

权重法的基本原理篇6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行政法研究以来，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名称就有30余种不同提法[1]（P107-108）。但这些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制度层面，侧重从制度层面构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强调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的制定、实施与运用方面的功能，而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展开探讨[2].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判定标准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表现为下列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具备法律性、特殊性、涵盖性和适用性[3]（P46）；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考虑原则的特殊性、普遍性、层次性、法律意义和表述上的规范性[4]（P46）；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标准必须是国家行政活动的所有环节遵循的原则，并且符合宪法原则和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还要反映出一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对行政法作用的基本认识[5]（P31）；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具体考虑它是否确实贯穿于行政组织规范、行政行为规范和监督行政行为规范之中，是否贯穿于每个行政法律关系始终，这是判断行政权行使是否合法与合理、检验执法和适法的标准[6]（P53-54）；第五种观点认为，在贯穿性、指导性的基础上增加三项标准：即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体现出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揭示出行政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唯一性[7]；第六种观点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有四项，即应当融入现代精神，应当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应当反映行政法的目的，应当是行政法中最高层次的规则[2]。

笔者认为，确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标准应从理论的高度来探讨。既要强调其特殊性，又要考虑其背景和法律价值；既要从制度层面上去提炼，又要从价值层面上去探究。确立标准应有三条：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法的基本价值和现代精神。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理性、秩序等都是法的基本价值。行政法有其特定的规范对象和制度内容，但其价值追求并没有特殊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充分体现法的基本价值，并将其融入到行政法律制度之中。

宪法与行政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现代行政法是各国宪法的具体化，是动态宪法，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与保障。现代是现代行政法生存与延续的基础，现代精神也直接影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综观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无不以其本国的原则为基础。

我们在探讨行政法基本原则时不能忽视行政法与宪法的关联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宪法原则，但行政法是在近现代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失去了宪法基础，行政法就无法存在。行政法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将精神在行政领域具体化。作为行政法精髓所在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最大可能地反映现代精神。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反映行政法的历史使命。现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对社会权利的合理分配（偏于控权）以实现平衡，这真实反映出现代行政法——尤其是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8].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历史使命与具体制度之间的桥梁，将对行政法的各个环节、各项行政法律制度的建立起指导作用，而这些行政法律制度又直接影响到行政法历史使命的实现。因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充分反映行政法的历史使命。

（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涵盖整个行政法体系的最高层次的规则。行政法应遵循的原则很多，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普遍性、涵盖性和统帅性。即使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将行政法律规范法典化，但这并不能否定行政法体系存在着具有普遍性、涵盖性和统帅性的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行政法基本原则既是隐藏在法律规范之后的思想浓缩，也是一条主线支撑着法律规范的整个体系”[9].因而，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行政法规中最高层次的规则。这种规则无论是已为法律所规定，还是深藏于法律条文之中，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原理都将对行政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根据以上标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应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整个体系以及全部运行机构中，统帅和指导具体行政规范的最稳定的核心，调整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最根本的准则，它体现了行政法的精髓，决定着行政法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社会效果等。

二、法治行政原则的基本含义

法治思想在各国行政中都是一个共同的理论源头。英国是最早制定近代宪法的国家，在19世纪确立了“法的支配”即“法治”（Ruleoflaw）原理。英国法学家A.V、戴西在《英宪精义》中阐述了法治原则的三个含义，即正式的法绝对优于专横权力；一切等级平等地服从司法法院形成或运用的普通法；宪法规范应通过普通法来实现个人的权利。在英国行政法上的法治原则一般具有以下涵义：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治原则不局限于合法性原则，还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具备有一定内容；法治原则表示法律的保护平等；法治原则表示法律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无所偏袒。其在英国行政法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越权无效”。美国受英国法治原则的影响，认为法治是美国行政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在美国，法治原则一般称为法律最高原则，也称“法律至上”原则，具体包含下列几个因素：（1）基本权利。法治原则要求在宪法中必须规定公民享有某些基本的权利，作为一切立法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2）正当的法律程序。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政府和官员不正当的侵犯，必须在程序方面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3）保障法律权威的机构。广大的司法审查权力，是美国法治的核心内容，它使法律上的法治成为实际中的法治，包括反对不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力，要求法律本身必须受到审查，必须符合一个更高的标准[10].德国行政法理论与法治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产物，意思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即国家依法实现法治，所以也称“法治行政”或“法治政府”（governmentbylaw），后来发展为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合法性原则，包括法律至上和法律要件；二是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在合法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11]（P185-186）。“法治行政”是日本行政法的原则和基础。具体包含三项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其基本要求是，政府的行政活动必须有国会制定的法律依据。二是法律优先原则，其基本内容是，法高于行政，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三是司法救济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一切司法权归属于法院，法院具有行政纠纷的终裁权；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时，享有不可剥夺的获得法治救济的权利[11]（P237-238）。

各国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表述不同，但却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是都体现了“法治主义”的精神，二是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发展，尤以德国传统行政法和日本明治宪法下的法治原则逐渐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转化表现突出。法治主义事实上是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而得以发展，唯有“法治行政”才真正揭示了法治主义的实质，唯有实质主义法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

法治作为治国的方略，是与人治相对而言的，其要义是以人民权力（利）制约、抗衡政府权力，而绝非相反。法治与“人治底下的法治”在本质上是殊异的，后者重视法制（LegalSysteen）而不讲RuleofLaw——实质上也仅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我国在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前，客观地说并无完整的法治理论，更无法治行政的实践。所以在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属于思想范围，是学者们在借鉴国外法治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法治走向的理性选择。

法治原则在建立法治国家中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其含义从各国来看不很确定。法治的形式和含义随各种法律而不同，但行政法是适用法治原则最主要的领域。作为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原则，法治行政原则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含义：即政府行政行为应有组织法上的依据；政府行政行为应有行为法上的依据；政府遵守之法应为合乎理性之法；政府违法行政应负法律责任。

三、法治行政原则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综观行政法史，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发展脉络大致是：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立足于本土资源，笔者认为，法治行政原则应以“控权—平衡论”为其理论基础。

控制与平衡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社会现代化为二者在行政法内部的连结提供了共同基础。行政法应始终保持控权功能，有两个基本缘由：第一，权力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即“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现代行政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作为权力运行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第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权力是实现权利不可或缺的，但它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况且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所以需要对权力进行控制[12].社会权利包括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则是行政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社会权利是社会利益的外观形式。行政法领域内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因各自扩张倾向导致的矛盾，外化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公共利益以个体利益为基础，实质上是个体利益社会标准下的有机组合，二者的同质性与同源性决定了二者必然体现为一种均衡。控权的视角与均衡的视角聚合便产生了控权—平衡论。即在认识现代行政权扩张的必要性、客观性与依法保护的前提下，又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背离法治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在行政法主体内合理分配社会权利，以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至最大值的平衡状态。控权—平衡论为现代行政法提供了方法论与价值观，即控权是实现平衡的手段，控权是平衡指导下的控权；平衡是控权的目标，平衡只有通过控权才能实现[8].控权—平衡论作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兼容了法治行政原则的内涵，旨在揭示行政法的历史使命并推动其实现，是法治行政原则建立的基础。

四、法治行政原则的特点

行政法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其内涵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依据法律、职权与职责的统一五个方面[13]（P42-5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四项：即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14]（P44）。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并分解为三项原则：即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6]（P54-55）。二十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过30余条行政法基本原则，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原则。

笔者认为，法治行政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最为确切的表述，其有别于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的原则，如职权法定、法律至上、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限制，职能分离，权责统一，遵循法定程序等，一般只强调了依照或根据法律，而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此不得而知。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来讲，单讲“依法行政”已不适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法治行政包含了“依法行政”的诸原则与内容，并以之为基础，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则比依法行政有了更高的理念与更现代化的内容。从实质上讲，“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代表了两种法治主义。用“法治行政”代表“依法行政”，其表面意义在于防止顾名思义的理解的产生，一则防止以法治理老百姓的曲解；二则防止超越法律位级的无效行政；三则防止作为口号式的滥用，如由“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类推下来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镇）”、“依法治村”、“依法治厂”，还有“依法治水”、“依法治税”等等。其实质意义在于正确揭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即“法治”而非“法制”。从“依法行政”过渡到“法治行政”，是行政法治史上的一个飞跃，是人们对政府法治的要求从形式走向实质的标志。“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之争，实质上是“法制”与“法治”论战的延续。退一步来讲，如果说“依法行政”可以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原则，那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只能是“法治行政”，而不能与行政管理的原则相混淆。

至于将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与法治原则并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是实现法治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包含在法治行政原则之中的应有之义，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原则，即使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不能与法治原则并列同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行政法治原则，狭义的理解与依法行政原则一致，广义上的理解与法治行政原则相同。笔者认为，作为思想范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用“法治行政”来表述最为确切。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下，“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行政”，也应是国家建立“法治政府”的方略与目标，怎样实现法治行政，是建立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之所在。

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原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点。

（一）法治行政原则更可体现行政关系主体平等的特点。从法律地位来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行政权力行使者。依法执法与服法、守法是平等的，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尤其是现代行政除了权力行政外，还逐渐强化了行政服务、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在法律地位上双方都是平等的。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与人员只能当被告，作为原告的公民或法人与其是平等的诉讼主体，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从行政关系主体的地位看，依法行政强调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单方的职能行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所涵盖的应是包括行政关系主体双方权力和权利的行使和地位的体现。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法治行政原则不是依法行政原则。

（二）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实现的特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现代行政权来源于公民权利，从根本目的上也服务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行政权力在设定、目的及运行上充分实现这些权利，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至少主要有六项：即评判权、抵抗权、竞争权、选择权、知情权、协商权[15].行政相对人上述权利的实现应得到法律的保障，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应涵盖此内容，体现其精神。法治行政原则则体现了保障行政权力得到行使的同时，也要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

（三）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交融与合作的特点。在我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有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提案权，可以说是享有部分立法程序性权力。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分别有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力，这在形式上虽仍属行政权范畴，实质上则是立法行为，立法权渗入行政权，是行政法的大势所趋。在我国司法权渗入行政权，表现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仲裁法，对某些行政纠纷加以裁决，带有准司法性质的职能。这样，分权由原来控制行政权力的主导思想，又注入了分工合作的因素，“依法行政”已不能涵盖权力交融与合作的特点，但其可以由“法治行政”体现出来。

（四）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多元化趋势的特点。现代行政权实际上在实行着既扩权又消权、放权，既限权、控权又参权、分权、还权的复杂演变[16].为了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充分运用非官方或半官方组织所拥有的雄厚的社会资源，把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行政权分给非政府组织去行使，这样使部分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过渡。为了体现现代法治行政的民主性，表示对行政的支持，公民和行政相对人直接“参政”，参与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的某些具体决定。同时，将政府所“吞食”的社会权力与权利“还归”于社会。如把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社会中介组织行使。部分行政权还原为社会权力与权利，体现了现代行政权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即国家行政机关已不是惟一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其行政权部分地还归社会主体。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依法行政”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行政主体学方面的要求，是行政管理的一项原则，是以前“依法办事”的翻版和延续，而在当代社会行政权多元化趋势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行政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当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

总之，在建立法治国家历程中，展望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可谓任重道远。作为贯穿行政法全部、体现行政法内在要求的基本原则，应该从根本上摈弃“人治”观念，这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用“法治行政”来表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妥切的，且它对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研究和实践将有着重大意义，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1949-1990）[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2]薛刚凌。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1999，（1）。

[3]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胡建淼。行政法教程[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

[5]张尚族鸟。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黄贤宏，吴建依。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再思考[J].法学研究，1999，（6）。

[8]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J].中国法学，1997，（6）。

[9]黄洁，王福友。论行政权力的有限性[J].中国行政管理，1996，（10）。

[10]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11]胡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12]孙笑侠。论法律对行政的综合化控制[J].比较法研究。1999，（3）（4）。

[13]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1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