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企业竞争力；知识动态能力；伙伴机会主义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07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29-05

TheMutualRelationshipamongOpenInnovation，

KnowledgebasedDynamicCapabilitiesand

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

――TheModeratingRoleofPartnersOpportunisms

YAOYanhong，OUYANGXue，ZHOUHuiping

（BusinessSchool，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

Abstract：Fromtheinsidecapabilityandexternalenvironmentperspective，thispaperinvestigatesthepossiblemechanismbetweenopeninnovationand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Basedonaquestionnairesurveyof271validsamples，resultsindicatethatopeninnovationincludinginboundopeninnovationandoutboundopeninnovationenhance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andknowledgebaseddynamiccapabilitiesmediatescompletelytherelationshipbetweenopeninnovationand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partnersopportunismshasanegativeeffec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openinnovationand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

Keywords：openinnovation；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knowledgebaseddynamiccapabilities；partnersopportunisms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封闭式创新已无法满足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任何实力雄厚的企业都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技术和资源，因此开放式创新已成为学术界和商业界的主流导向。如研发网站InnoCentive作为互联网公共平台，将外部科学家与公司内部亟需解决的问题连接起来，与全世界拥有不同研究背景的科学家共同解决问题。

Chesbroug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是动态环境中驱动企业创新成功和维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学术界认为开放具有管理挑战和内部互补性，为成功调动和应用内外部知识来源，企业需要更高阶的管理能力以协调外部知识流入和炔看葱禄疃。但已有研究更强调企业跨界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的需求，强调开放式创新对提升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2]，较少涉及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研究。同时，现有文献更关注企业外部因素对开放式创新的潜在影响，忽略了内在因素的支持作用。动态能力是对资

源基础理论的补充，相关研究已表明动态能力有助于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3]，而知识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在开放式创新中，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嵌于创新网络中，因而基于组织间关系的知识产权保护、伙伴关系等行为，对开放式创新产出和竞争优势的影响有待深入验证。

据此，本文从企业内部能力和伙伴机会主义两个角度，探讨知识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理；验证伙伴机会主义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影响，为企业增强知识动态能力，规避合作伙伴的消极行为，推进开放式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

1理论与假设

11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在管理领域颇受关注。开放式创新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且两者不相互排斥[4]。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整合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创新和商业化的过程，包括合作、聚合等方式[4]，如宝洁的联合与发展模式。现有研究强调内向型创新对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的作用，如Chesbrough等的研究显示内向型创新通过整合外部知识源，丰富企业的知识基础[5]。而外向型创新是企业将内部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输给外部组织，由其他组织进行商业化的过程[4]，包括外向许可、剥离和出售互补资源等形式。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将外部知识和创意整合到内部进行应用。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驱动因素。首先，企业通过知识流入获取的互补性资源能促进新产品创新、提升技术先进性。例如，内向型创新促使宝洁的研发效率提高60%，并从外部获取了超过1/3的新产品资源[6]。其次，内向型创新驱使企业及时获知、理解与把握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动，提升企业在创新路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上的科学性，降低产品成本及风险。故提出以下假设：

H1a：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更强调企业内部知识或技术的外部应用。当组织能生产比竞争对手更具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完全部署或使用独特的、不可模仿的资源或能力时，将形成竞争优势[7]。企业通过提供技术许可、特许经营等新型商业模式，促进内部资源重组与利用，使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快速商业化，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8]。如德州仪器多年来50%的净收入均来源于技术授权交易[9]。另外，由内向外的知识溢出，增强企业在产品和技术市场上的领先地位，获取巨大的战略收益[8]。如特斯拉公司开放其全部专利，以形成以特斯拉的电动车电池技术路径为基准的行业标准，扩大绿色电动汽车的创新与市场空间。故提出以下假设：

H1b：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

12伙伴机会主义的调节作用

在交易费用理论中，机会主义被定义为使用诡计的自利行为和不完整的或扭曲的信息披露，尤其是误导、歪曲、伪装、混淆，或其他迷惑方式导致的后果[10]。一般信息和知识是机会主义风险的关键来源，即一方参与者的知识被复制、剽窃或泄露给另一方参与者，甚至是竞争对手[10]。已有研究表明机会主义对信任和长期导向等关系结构产生负向影响[11]。

开放式创新过程存在较大的知识泄露风险。由于大量参与者涉入企业创新过程，并接触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这引入了合作伙伴对关键战略核心资源的知识占有风险[12]。在内向型创新中，企业希望通过合作和技术购买协议等多种方式获取外部合伙伙伴的知识资源。为维持自身知识产权的稀缺性，外部伙伴可能存在不遵守合作f议的行为。显然，与投机取巧的合作伙伴维持关系需花费大量的成本进行协调。因而企业对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控制会消耗外部知识搜寻的资源投入，不利于知识资源的整合以及资源优势的形成。在外向型创新中，企业的知识资产及其收益难以有效保护。一旦合作伙伴存在搭便车或投机取巧等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关键资源可能外泄。这不仅增强了对手的实力，也会降低企业知识资产的稀缺性和专有性。故提出假设：

H2a：伙伴机会主义负向调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H2b：伙伴机会主义负向调节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13知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知识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当前多涉及知识动态能力的类型、维度与知识管理、网络结构以及与绩效的关系等[13，14]。Wang明确提出了知识动态能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企业动态应用和调整企业知识库来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13]。Han等将知识动态能力定义为组织通过动态应用和调整企业知识库并系统解决问题的潜力，包括知识感知能力、知识利用能力和知识再配置能力3个维度[14]。本文采用Han等对知识动态能力的定义进行研究。

内向型创新增强企业对内外部知识的感知。跨界知识搜寻驱使企业对内部资源现状进行盘存，清楚内部知识基础优劣，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搜寻。同时，知识搜寻是一个积极融入外部市场的动态过程，企业需主动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辨识市场机会和威胁，搜寻互补性的知识资源，丰富企业知识库的种类和数量。此外，通过跨界知识搜寻，企业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资源，促进内外部知识的有效结合，有益于提升知识利用率。另外，持续的知识流入给企业现有知识库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企业资源的柔性和灵活性，增加知识重新组合的可能性。

在外向型创新中，由内向外的技术活动刺激企业开放其组织边界，接触其他企业的技术产品，有利于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感知力和敏锐性，从而激发企业的技术灵感[15]。而且，企业通过出售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等无形资产能促进内部知识重组与利用[16]。同时，在对外知识输出的过程中，企业可观测环境变化、发掘市场机会和识别顾客的需求变动，及时调整资源配置或组织结构，增强知识再配置能力。

动态能力作为一种高阶能力，能及时捕捉新机会，重新配置和保护知识资产和技术以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Wang等提出知识动态能力是企业通过动态应用和调整知识基础以实现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13]。Teece认为感知能力强的企业，能更好地了解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及时推出新产品和技术，从而增强自身的技术优势。此外，企业的知识利用和配置能力越强，越能降低其在创新过程中的试错率，保证其在行业内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知识动态能力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H3b：知识动态能力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数据搜集

数据搜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预测试，通过MBA和EMBA课堂现场发放问卷100份，得到有效问卷90份，对题项及因子进行分析并调整；然后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湖南、广东、辽宁等多个省份的企业进行数据采集，委托企业以现场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发放问卷。行业涉及制造、汽车和生物医药等。调查对象主要为工作年限较长、熟知企业产品流程和市场状况的基层和中高层管理者，以及研发、技术等类别的核心员工。本次共发放问卷400份，剔除无效问卷129份，得到有效问卷271份，回收率为6775%。其中，男性占713%，女性占287%；高级管理者占2565%，中层管理者占1391%，部门经理占2609%，核心员工占3435%。

22研究变量

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各测量指标均在国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由2名熟练掌握中英文语言的研究人员通过翻译、回译和调整的方式进行编制。

开放式创新采用Hung和Chou开发的问卷[2]，包括内向型和外向型2个维度，各包含5个题项。

企业竞争力借鉴Yang等人开发的量表[17]，该单维度量表在Wu等相关量表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括5个题项。

知识动态能力在借鉴Han[14]，Wang[13]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含7个题项。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显示该量表适配度指标为χ2/df=1725，RMSEA=0048，CFI=0994，IFI=0994，TLI=0989。因此，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良好。

伙伴机会主义在参考Stefan和Inge[18]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含5个题项。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适配度指标为χ2/df=1449，RMSEA=0048，CFI=0992，IFI=0993，TLI=0985。因此，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良好。

本文引入5个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是由于年限较长的企业可能缺乏采取开放式创新所需的灵活性。同时选取企业规模、市场动荡、技术动荡和竞争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这些变量在先前文献中被证实能影响开放式创新的绩效结果。

3实证分析

31信效度分析

数据搜集后，对构念进行信效度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结构效度。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610388，df=314，χ2/df=1944，RMSEA=0059，CFI=0933，IFI=0933，TLI=0925。参照判断标准，所有拟合指数都较为理想，该模型拟合度较好。此外，Cronbachα和CR都大于08，表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其次，因子载荷大部分都大于07，每个潜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AVE都大于05，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内聚效度。且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该模型表现出理想的判别效度。

32描述性y计与相关分析

表2为相关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各变量显著相关，且均处于中等相关水平，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33伙伴机会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多层回归分析检验变量间的交互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将控制变量进入方程与企业竞争力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后引入自变量得到模型2，再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得到模型3。最后，将所有变量与交互项都放入方程得到模型4。结果显示内向型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显著正相关（β=0198，P

为进一步解释上述结果，本文绘制出不同程度的伙伴机会主义与两类开放式创新的关系图，如图2和图3所示，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

34知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AMOS18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潜变量路径分析，拟合方程的相关参数如表4所示。可知模型一是最佳匹配模型，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拟合度最理想。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得到表5的最优拟合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结果及路径图（见图4），由于完全中介模型的3条路径系数均显著，因此，知识动态能力在内向、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间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支持H3a和H3b。

4研究结论与展望

41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组织内外部因素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内向型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均正向影响企业竞争力。这一结论与Chesbrough的观点一致[1]。现有文献强调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间关系的研究仍不足。本文的结果支持内向型和外向型创新不相互排斥的观点[8]，两种创新均有助于形成竞争优势。这表明在企业实践中需结合自身的能力特点，注重两种创新活动的均衡。

（2）知识动态能力在内向型、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该结论丰富了知识动态能力观念和资源基础理论在开放式创新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多聚焦于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产出的直接影响，及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获得性，忽视企业战略、文化、知识基础等内部因素。研究表明动态能力有助于培育企业的竞争优势[3]，但知识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本文发现知识动态能力在两类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的关系中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为企业培养知识动态能力，推进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新依据。

（3）伙伴机会主义负向调节两类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由于搭便车和知识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企业的知识资产及收益难以有效保护。本文检验了机会主义行为在内向型、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该结果解释了实践中因担心强大的竞争对手，许多公司不愿意转让技术的行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商业伦理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更好地管理开放式创新，值得进一步探讨。

42管理启示

本文对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启示：首先，开放式创新不同维度对企业竞争力均有正向影响，为管理者开放企业的创新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内向型、外向型创新在企业竞争优势上均能产生积极影响，企业应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实现两类开放式创新的协同作用；且企业应利用其组织能力来管理开放式创新环境以培育竞争优势。

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篇2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战略性资源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第一个提出知识资本概念的是加尔布雷思，之后有斯维比、布鲁金、埃德文森等对知识资本概念进行了研究，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概念。但从文献资料可总结出知识资本具有无形性、无限增值性、不可量化等特性。刘谷金和盛小平在其文献《论知识资本价值的测量》中提到斯图尔特提出的关于知识资本的H－S－C结构模型，即知识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顾客资本构成的。Bontis则将供应商、竞争者、大学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引入知识资本中，将顾客资本发展成关系资本———不仅包括顾客，还包括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6］。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知识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其作为企业一组无形资产，对企业创新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人力资本是知识资本系统中最重要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企业内部知识的创造与外部知识的获取均源于其能动作用;结构资本指存在于组织之中的保证企业正常、有序运转的知识因素，如企业结构、企业惯例、企业文化等，能为企业员工工作和交流提供一个和谐的大环境;关系资本指其所拥有的关于市场渠道的知识和所建立的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促进内部知识的积累。

二、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模型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不断聚集知识的过程。依据知识资本理论，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应当考察企业所拥有和一定程度上由组织所控制或能为企业所用的知识要素，而企业的社会网络是企业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三者的有效整合，为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重要思路。本研究同时考虑社会网络与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所持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网络除了能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之外，还能够促进知识资本的形成、积累及其作用的发挥，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这为分析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具体来说，内外部社会网络对企业技术、制度创新和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既有可能对企业技术、制度创新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同时，也有可能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技术、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一)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能力

内外部社会网络可能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内部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体现在:(1)高效的企业内部社会网络有利于企业培养共同价值观、营造高度信任的文化氛围，指明企业整体战略方向，组织创新活动，提升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Uzzi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社会网络影响企业技术、制度创新，验证了内部社会网络的成员会因为经常交流感想而提高获得资源许可的支持，并会改善信息的收集能力，从而加强在复杂环境中的竞争优势［7］。(2)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良好的关系可以带来相互的信任、尊重，内化共同目标，促使员工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从事企业并未明确界定的任务，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还推动企业进行制度方面的创新。(3)内部社会网络的规模能为企业带来非线性效益，网络的密度会影响到员工、部门、团队的态度和行为，网络的中介中心度可以确定企业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会促使企业组织制度创新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发挥核心者的桥梁作用，进而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外部社会网络中各个主体具有各种不同的资源、信息，前后一致的、紧密的外部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成功地达到目标。基于外部网络视角，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如何构建、保持和扩大外部社会网络的规模，合理、有效地利用外部社会网络。Nerkar和Paruchuri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能否从其他行为主体获取信息与资源，并有效实现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网络关系［8］。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部门、大学与科研机构、金融与中介服务机构等的联系越紧密，企业创新的来源就越丰富，其创新方式也越多，进而会加快企业技术、制度创新的速度。外部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和中介中心度会影响到企业运作的惯例和流程，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汪蕾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外部社会网络的某些特征通过创新资源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企业通过外部社会网络获取创新资源，形成自身独特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竞争优势，从而能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9］。

(二)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企业家的成就动机关系到企业创新行为、方式选择以及对创新的态度;管理团队的风险认知能力直接关系到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关键员工团队的胜任特征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效力。结构资本是知识资本的基础设施，在知识资本运营过程中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相互作用:是激励人力资本的根本力量，是企业吸收、整合、转化一切要素资源的根本保证;在为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的充分利用创造条件的基础上与它们共同作用，形成企业的创新能力［11］。而且结构资本能使企业高质量、有序地运转，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企业惯例和战略综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使企业获取、吸收、转化并开发知识，进而实现企业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其存量直接关系到创新的高度、并影响企业先行优势的取得，组织学习能力则关系到企业后发优势获得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关系资本管理的目的是推动企业积极从外部获取知识，促进知识积累，从而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同时Reed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关系资本对人力资本起杠杆作用［12］。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体现在:供销商满意度、市场声誉位次、公司信用等级的提高会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产品的盈利能力与产品市场的竞争关系之间的矛盾及企业上下游客户关系的相互制约创造企业创新的外在动力或压力，企业内部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产生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或压力，企业通过把所感觉到的压力传导到其创新神经中枢，再由神经中枢做出对来自内外部压力的反应，促使企业组织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活动。

(三)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资本的广度与深度，而社会网络正是影响知识资本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因素。LandryR等提出知识是包含在网络与社区中的［13］。陶海青和薛澜认为社会网络中联系的力量、网络规模、网络位置、以及网络范围与种类均会影响知识的传递，不同类型的知识需要不同的网络路径以便实现有效传递［14］。社会网络对知识资本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体现在改善知识资本的质量。社会网络是个人知识与个人知识、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组织内外部知识的交流与沟通的重要途径，能够促使各类知识之间不断发生线性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使知识资本产生放大效应与整体涌现效应，各类新知识被不断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体现在影响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作用的发挥。社会网络关注如何通过人际关系的创造和维持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有助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可以消除成员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心理，降低技术学习的交易成本;社会网络中成员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会及时地进行信息共享与传递，提高技术学习过程中的透明度;关系网络中合理的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及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知识资本转换及共享的效率。企业的内部社会网络，为知识转化、共享及个体、团队与组织三个层次主体之间知识的重组与重构创造机会。具体来说，企业营造的高度信任的文化氛围和加强建设的知识共享文化有助于员工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信任和关系互动，有助于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的积累;企业在内部培养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学习型组织有助于提高主体间知识转化、共享的效率，直接影响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的增殖及其作用的发挥。整合后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会对企业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企业外部社会网络的最大作用在于增加关系资本。与顾客、合作伙伴等的知识共享是企业的市场反应，可以拓宽知识共享的广度，将对关系资本的放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单个企业难以实现知识资本的积累。Jarillo认为企业外部社会网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交易成本+外部化价格＜内部化成本”，促进知识资本被网络中的行动者吸收［15］。为了获得互补性的知识资源，外部社会网络包括企业及其各个利益相关者，使得各方能够实现知识共享。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的合作和沟通，促使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这种信任促进了关系资本的放大;随着知识交流与合作程度的加深反过来再次促进了关系资本的积累，最终形成知识联盟。因此，外部社会网络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及时、准确地传递知识，从而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企业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搜寻和关注于对特定问题相关信息的识别，获取的外部知识能够丰富自身的知识。对企业来说，为了接收新知识，需要改革其惯例和流程使其能够接触到新知识的源泉，之后才能发生消化新知识，并把新知识与现有知识整合，使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在自组织的情境下不断地进行优化。因此，外部社会网络通过影响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而推动了企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综上，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形成、积累、增值及其作用的发挥，并对企业技术、制度上的创新产生更显著的作用。

三、结论

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

根据网络联系是否跨越地域边界可将创新网络分为区域内联系和区域外联系，受Dicken空间尺度划分的影响[9]，也有的学者将创新网络细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创新网络，而且不断分化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曼彻斯特学派，重点关注全球生产网络，代表学者有JeffreyHenderson、PeterDicken、MartinHess、NEilCoe以及HenryWai-ChungYeung等；二是北欧创新学派，重点关注区域创新系统，代表学者有PhilipCooke、KevinMorgan以及PeterMaskell等；三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GlocalInnovationNetwork）研究，重点关注全球与地方相结合的创新网络。实际上，从经济地理学思想演变来看，创新网络理论可追溯到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基于距离的经济地理学传统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关注地方空间尺度，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基于关系的经济地理学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主要关注全球空间尺度，并逐渐向全球-地方（Glocalization）综合空间尺度转变，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10]。因此，本文重点从全球、地方（包括国家和省/市层面）和全球-地方三种视角探讨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关系。

由于构建区域创新网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有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个体通过在创新网络中可获得知识流动、外溢效应，从而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资源[11]。众所周知，知识与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创新能力大小可直接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成败，而区域创新能力主要由区域内知识流动及区域内主体构成的网络所决定[12]。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关系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厘清当前研究最新进展、存在不足以及有待研究的新方向，从而促进经济地理学者更好地开展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

1知识流动研究的兴起

知识流动的概念最早由Teece于1977年提出，他认为技术的国际转移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知识积累，OECD在1997年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指出知识流动主要指发生在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流动，同时还包括创新人才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13]。由于考察对象的不同，知识流动相关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与知识流动相关或相近的概念，如知识溢出[14]、技术扩散[15]、知识扩散[16]、知识可达性[17]、联系[18]。刘燕华等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交流与扩散的空间过程是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创新系统的重要方向[19]；曾刚等基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案例研究，主要探讨了技术扩散的过程及影响因子[20]；马铭波等则以国内乐器制造业为例，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可形成知识网络，知识通道则是知识流动及知识网络的保证[21]；李国平等分析了我國省际创新活动，证明了知识溢出的存在性和空间局限性[22]。

知识流动通常被经济地理学者认为是创新活动的基本形式，且知识流动的实质是促进创新要素的有效组合[23]。同时也有学者将创新看作知识流动的结果，不同知识的流动和学习整合则是创新的关键[24]。知识流动能有效促进创新，这在学界已有共识，但有关不同类型、不同渠道知识对创新影响的差异尚存争议。知识一般包括隐性、可编码化、科学、技术、文化、美学、表述和符号等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维持了地方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并有助于提升经济竞争力[16]，其中隐性知识和可编码化知识在学界应用最为广泛，二者间在表达形式、交流方式、转移难易程度、地理空间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25]（表1）。Bode以西德1990年规划区为例，对不同经济区域的知识溢出的空间形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知识对区域创新的贡献较低[26]；曾刚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欠缺，更加偏重于对外部科技知识的吸收，但仅仅停留在本土企业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上[27]；Liu、Buck研究表明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28]。

知识流动是发生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任意两个或者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活动。实际上，作为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创新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多少，创新主体可从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中获益[8]，但他们也需要建立区域外部通道获取自身匮乏的知识[18]，知识的流动方式一般有创新合作、技术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29]，而企业主要通过与合作伙伴构建创新网络的形式获取知识，企业的研发人员或发明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人员在知识流动过程中，直接促进了知识流动[30]。根据知识流动先后关系，可将知识流动分为知识搜寻和知识转移两个阶段，知识存量较高的主体与知识匮乏的主体达成知识转移共识，知识匮乏主体对知识进行消化吸收，经过多次知识传递、吸收、反馈和调整，知识需求双方的知识存量发生改变，从而完成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31]。

2全球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對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幅提升。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商品链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跨国联系，国家政府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重塑了全球生产格局，出现了地方性产业集群和生产中心，形成了治理范围较大的诸多超国家集团。Dicken[9]和Coe[32]基于这种日益强化的跨国联系，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ProductionNetworks，GPNs）的概念。Yeung、Coe对全球生产网络假说进行了优化，提出全球生产网络2.0版，将最优化成本-能力比、市场需求、金融规则、风险控制等对行为者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以厘清不同产业、制度、区域对全球生产网络组织与运行的影响[33]。Ernst对ICT产业全球转移与技术升级过程进行研究后发现，旗舰企业（Flagshipfirm）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知识资源，与区外的客户、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了正式、非正式的创新合作网络关系[34]；杜德斌等学者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RD网络进行了分析研究[35]；王琛对珠三角地区企业创新活动进行了系统实地调研和分析后发现，企业所有制及其全球合作计划对全球创新网络具有重要影响[36]。

不论是全球生产网络还是全球创新网络，都是一种跨地域边界形成的跨界网络，而跨国网络则是跨界网络中最为重要的形式。跨国网络结构能有效降低知识流动成本，提高知识流动效率[37]。Gupta根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将跨国网络结构划分为全球和地方创新者、知识整合者和执行者四种角色[38]（图1）。Kogut、Zander对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的知识流动进行研究，发现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越高，知识向外部的转移则较为容易，反之则只能向内部子公司转移[39]。TEigland等研究指出企业价值观、个人知识以及岗位轮换等可有效促进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流动[40]。Ahuja研究发现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都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结构洞对于后续创新产出既具有积极也具有消极的影响，但在国际协作关系网络中，不断增长的结构洞对创新有负面的影响[41]。另外，Cowan等研究发现小世界网络对产学研知识的流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2]。张云伟以张江与新竹IC产业为例，对跨界产业集群网络的演化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43]。

综上所述，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较好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基于产业链的知识交流，较好地解释了后发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然而，全球生产网络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作用机理的差异，认为跨国公司对创新的贡献远远高于地方中小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3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关注地方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马歇尔式产业区、创新环境学派、创新发展空间、集群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44-45]。20世纪80年代，中小企业创新积极性逐渐增强，其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活跃的创新活动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Cooke[3]和Maskell等[46]率先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有效载体和形式，区域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了经济地理学者的长期跟踪研究，且多从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出发。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会影响知识在主体间的流动和吸收，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47]。毋庸置疑，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知识联系强度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且这种网络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以Coleman为代表的强关系学者们认为，网络成员间联系紧密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获取知识[48-49]，联系较强的网络可加快知识在创新主体间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50]。而以Granovetter为代表的弱关系学者则认为，强关系网络可能会造成知识和资源的冗余，带来关系嵌入性的问题，而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远距离且不频繁的联系）可有助于企业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更加有利于网络创新水平的提高[51-52]。对于这一争论，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创新网络规模较大，强联系和弱联系都能促使企业从网络中获得创新所需的知识和资源[53]。

随着创新网络研究的深入，网络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42，54]。近年来，有关知识流动的网络研究多以知识网络研究为主，Beckmann以科学家为单元对学术性知识流动的经济结构模型作了探讨，并首次提出知识网络的概念，认为知识网络是进行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和活动[55]。之后，国内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汪涛、曾刚综述了知识网络的研究进展，认为在知识网络的地理空间尺度、非地理距离的定量计算及知识网络的演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难点和技术瓶颈[56]；TerWal以德国生物技术知识网络为例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生物技术知识网络内地理邻近的重要性不断下降[57]；李丹丹等以生物技术的知识溢出为例，在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上知识溢出网络拓扑和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溢出的影响因子[58]。

综上所述，地方創新网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基本形式和载体，近年来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也较好地解释了开发发达地区地方科技创新资源、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促进区域发展的现象和途径，但对创新资源禀赋条件短缺地区的现实重视不够，对地方高校、研究机构、区域政策等对区域创新的贡献有所夸大，忽视了国际知识流动、科技合作，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地方创新的推动作用[59]。

4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区位要素也逐渐向技术创新要素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地理学者强调全球和地方两个空间尺度创新要素互动的重要性，对全球和地方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开展了大量研究[9，60-61]。Hennemann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评估了中国科学知识生产系统融入全球的情况，研究指出知识网络受到内部和外部动力的共同影响，内部动力为精英高校的主动融合效应，外部动力为全球知识系统的涓滴效应[62]；Lorenzen、Mudambi以印度孟买电影娱乐产业集群和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例，对于集群网络的研究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即构建了集群内外部联系理论分析框架及运用了社会网络理论[63]。基于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赵建吉、曾刚构建了技术守门员分析框架，以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发现技术守门员是集群实现全球地方联结的重要管道，技术守门员便于集群实现更为迅速的技术流动[64]；由于产业集群可看作是创新网络的形成基础，集群创新网络是创新网络的扩展，能够有效地解决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的问题[65]。Bathelt等认为集群与知识距离之间的通道越多，本地集群内公司受益于本地蜂鸣的质量和价值就越高[66]。

20世纪90年代，Robertson首次引入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并指出全球-地方化可能会替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概念[67]，目前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研究尚不多见，Bathelt在提出本地传言-全球通道模型以来，又对本地创新主体与全球创新主体的知识交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区域发展受益于本地知识与全球知识的交互作用[9，68]；Huggins等将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结合，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效测度的网络资本概念，并建构了本地与全球网络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发展路径理论分析框架[69]；苗长虹基于全球-地方联结视角对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过程进行了分析[70]；司月芳等学者则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全球-地方联结下创新网络的概念，并对其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进展及未来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指出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是指特定产业、技术领域内，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具有相关关联的创新主体为追求创新而建立的地方和全球网络合作联系的总和[71]。

综上所述，经济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中知识流动的差异，且关于全球创新网络、地方创新网络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在解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是，虽然学者们对创新网络的空间尺度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概念描述，缺乏对不同空间视角下的创新网络主体的结网过程和机理、知识流动机制的探讨。

5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全球、地方、全球-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创新网络已成为经济地理学者近来关注的核心领域，同时创新网络也是各创新主体知识转移的重要载体，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创新网络研究的全球-地方新趋向来看，现有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创新过程，是近年来创新领域逐渐兴起的研究热点之一。知识流动有助于实现创新，但有关知识流动的研究侧重于知识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缺乏对知识流动的规律性特征进行总结和归纳，未来可以基于较为成熟的技术空间扩散规律进行知识空间扩散规律的研究。另外，知识流动与创新绩效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纵观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知识流动的讨论多是如何提高流动效率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对创新绩效提升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涉及不多。

第二，作为知识流动的载体，近年来关于网络的讨论呈现空前的繁荣，包括知识网络、创新网络等。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学者们多集中在网络结构及特征，而对于不同阶段的网络演化动力及机制研究尚少，尤其缺乏研究不同网络间行为主体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来提高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创新合作结网的本质就是获取区域或企业自身难以获取的知识，通过结网创新主体可以在网络内转移知识，并促使创新主体实现创新，可以判定知识流动是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核心方式。然而，由于知识类型不同，往往会造成知识转移的方式与效果的不同，已有研究多认为知识可分为编码化与隐性知识，并认为缄默知识在本地范围内较易传播，而编码化知识更加有利于非本地范围内传播，对于隐性知识如何在非本地的网络内流动及机制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