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交媒体的看法范文

一、社交网络文本与短期股市行情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当前实际来说，社交网络已经发成发达，就以我国实情而言，已经出现了数量丰富的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等等。这些社交媒体聚集了数十亿用户，说明很多用户同时使用着其中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从股市行情预测来讲，社交网络文本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这是需要形成认识的。

第一，关信息，甚至是公布企业财报等重要数据。这些文本信息，会对股价走势形成直接影响。如果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些文本信息并展开相应的操作，便可以从股市中获利。

第二，社交网络中包含了大量的股票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会在社交网络上自己对一些股票的看法，或者是对股票的评价。投资者在网络上的发言，会形成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要么对股票保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要么体现出消极的态度。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情绪，会影响到其后续操作。如果消极情绪大，那么可能出现抛售股票的行为，这容易导致股价短期下跌。相反，如果情绪积极，那么可能出现抢购，容易导致股价短期上涨。

第三，在社交媒体上，除了与股票相关的企业公司和投资者之外，还有一类人的存在，那就是分析专家。从当前的社交媒体来看，有很多分析专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对股价走势的看法。这些分析专家，有些是真有水平，分析合理；有的则是滥竽充数，会误导投资者。分析专家的分析，也会给一些投资者决策带来影响，从而在短期内影响股市行情。

二、通过社交网络文本预测股市短期行情的策略

据实而言，股市行情和社交网络文本之间，切实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文本，来对短期股市行情合理预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搜集社交网络文本信息

要利用社交网络文本来对短期股市行情进行预测分析，那么首要条件，就是搜集到足够数量的社交网络文本。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数据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数据量越大，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就越高。利用社交网络文本来判断股市行情，那么就需要搜集到数量足够多的文本信息，在大量的样本中，才能准确分析出背后隐藏的信息。同时，在搜集社交网络文本信息的时候，要突出目的性，也就是要从不同的层面出发，搜集不同的文本信息，具体来说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社交信息，二是投资者文本信息，三是专家预测分析，四是政策信息。搜集这四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这样才能够提高短期股价预测的准确性。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重点关注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的搜集，这是影响股价走势的根源，同时也能影响投资者情绪。

（二）分析文本信息判断行情

在搜集社交网络文本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这些文本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短期内的股市行情。根据实践经验来看，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是影响短期行情的重要因素。比如2022年5月21日，中芯国际通过社交媒体澄清一则利好公司的谣言，导致股价跳水大跌6%。企业的这类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对股价造成很大冲击。所以，在分析中，就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对搜集到的各类社交网络文本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这一过程的实现，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数据信息分析能力。通过网络技术搜集社交文本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分析这些文本信息，提炼出其中的有效信息，并且依据信度来判断数据信息真实性，从而对市场行情进行预测。

（三）基于行情指导短期操作

通过社交网络文本分析预测短期股市行情，根本目的在于把握股市行情走向，从而对短期交易操作实现指导，能够从股市中获利。所以，这就需要基于短期市场行情的分析，来对短期交易操作进行指导。一般来说，短期操作要顺势而为，行情看涨则做多，行情看跌则做空。同时，要根据社交文本信息分析，对看涨或看跌的概率进行计算，概率越高，操作额度就可以越大；相反，概率越低，则说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不高，短期操作就要非常谨慎了。

对社交媒体的看法范文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以传者为中心的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使命主要是行使新闻事实告知受众的职能，新媒体在承接传统媒体传播的基础功能之外，更加发挥自身的互动优势，推动受众向用户角色的转变。《意见领袖对受众的情绪影响研究》一文以教师聚餐事件为例，探究意见领袖与受众情绪的相关性。

【内容提要】本文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从假新闻的产生着手，探究假新闻背后产生的动因，详细分析社交媒体中假新闻的传播机制。在当前的互联网背景下，以谷歌AdSense联盟为代表的互联网流量变现广告模式催化了假新闻的产生。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聊天机器人、监管体制的缺失以及受众在传播中的双重身份加速了假新闻的蔓延。

【关键词】假新闻传播机制社交媒体美国大选

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与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和许多选民的预期相左，Facebook也因为对于假新闻的传播不作为而被各界问责。目前，对于美国大选的文章多集中于研究政治架构或是对于大选中各类门事件的回顾和分析，而社交媒体中假新闻的传播机制鲜有学者关注，研究仍存在很大的价值空间。

一、社交媒体假新闻的产生

社交媒体假新闻的造假村是由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的主编克莱格西尔弗曼（CraigSilverman）最先揭露的，随后NBC、BBC、CBS迅速跟进调查。BuzzFeed新闻通过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假新闻网站大都来自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个人口仅有4.5万人的小镇韦莱斯，当地人至少推出了140个美国政治网站。这些网站有听起来像美国风格的域名，如WorldPoliticus.com、TrumpVision365.com等等。①

运营这些网站的几乎都是青少年，大多数帖子都是从美国的边缘和右翼网站集成聚合或完全剽窃的。这些青少年编写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并到他们的网站，然后迅速把链接分享到Facebook上。从Facebook上点击新闻并访问网站的人越多，给假新闻网站带来的广告收益就越大。

此外，在马其顿这样的小国，精通网络的人甚至只是青少年都可以利用Facebook、谷歌来赚钱，这让当地少年引以为豪。大选结束后，运行这些网站的年轻人也知道靠大选带来流量的机遇结束了。虽然流量和收入将大幅下降，但他们之后可能会继续运营与运动以及健康相关的网站。

二、假新闻的盈利模式：谷歌AdSense联盟

假新闻的生产只是传播环节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传播假新闻。马其顿青少年为了增加点击率，在Facebook上买了大量账号，转发分享他们生产的假新闻。此外，他们用这些账号加入Facebook上的美国政治群体，垂直地把新闻推给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群体，让假新闻有针对性地传播到那些更容易相信假新闻的群体中，使得假新闻得以二次传播，再次拉动点击率。

目前互联网流量变现的方式主要依靠各大平台的广告体系，其中，谷歌的AdSense联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广告体系。

谷歌现有广告体系分为两种：AdWords和AdSense。AdWords是一种通过使用谷歌关键字广告来推广网站的付费网络推广方式。AdSense是针对网站主的互联网广告服务，它的作用是将谷歌AdWords广告放进个人网站。如果一个网站加入谷歌AdSense，那该网站就成了谷歌的内容商，即允许在自己网站上显示谷歌提供的关键词广告。谷歌根据广告在该网站被点击的次数给该网站主支付佣金。Adsense是根据网站页面内容而不是搜索内容进行广告投放的，Adsense在谷歌搜索中也是单独在右侧成列，不影响用户原本的搜索结果。

一般来说，一个网站的浏览会有百分之一的人点击谷歌广告，每次点击0.3美元，PV（pageview，即页面浏览量）一般每个IP地址平均为2个左右，即1000个IP的话会带来6美元左右。马其顿青少年制作的假新闻一旦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轰动，一个月浏览量能达到500万IP，月收入能达到好几万美金，而当地的平均薪水每月仅有350欧元。

三、社交媒体中假新闻的传播机制

（一）社交媒体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特朗普的团队对于社交媒体的重视程度远甚于希拉里，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Facebook帮助特朗普赢得了美国大选，被人称为Twitter总统。作为社交媒体的发源地，美国总统近年来对于社交媒体愈发重视。美国总统奥巴马，被称为互联网总统，因为他在竞选时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势，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和底层人民，获得了成功。

社交媒体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民众获取新闻的方式也愈发娱乐化和社交化，传统媒体失去了原先作为消息主要来源的优势。在本次大选中，主流媒体没有体现出本身的专业性，而是用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参与报道。此外，美国大選后，BuzzFeed网站对虚假新闻网站做了一个综合分析，发现在读者互动方面，虚假新闻网站远远领先于传统纸媒和电视。

皮尤在2015年4月的报告中提到，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网络用户从Facebook获取政治和政府新闻，而这一平台受到来自朋友、同事等关系的驱动。②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的用户的比例仍在上升，这种上升不是由于技术的革新，而是更多的人从其他渠道转移到社交媒体上了，用户也更倾向于从不同的社交媒体获取新闻。③

（二）聊天机器人操控虚假社交账户

聊天机器人是一个用来模拟人类对话或聊天的程序。南加州大学研究显示，研究人员通过使用超过1000个功能来识别Twitter上的账户，包括其朋友、内容、反映的情绪及每条推文之间的时间。通过该框架，研究人员声称发现9%～15%的Twitter账户是机器人。但报告称由于机器人的复杂性，在该检测模型下，复杂的机器人可能也被识别为人类，15%的数字只是保守估计。④

社交媒体中的聊天机器人其实还包括自动与其他用户交互的社交媒体账户，而且聊天机器人在公共政策问题、政治危机和选举等政治信息中特别活跃。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聊天机器人的数量明显上升，并蓄意增加候选人的粉丝数，在Twitter上，他们类似新的自动语音电话，影响和说服选民。在大选期间，聊天机器人发出了约40万条支持特朗普的信息。在美国大选第三次辩论之后，Twitter上自动的亲特朗普的账户推送的消息是亲希拉里账户的7倍。事实证明，大多数这类账户，是由聊天机器人操作的，这也是计算宣传的最新工具。⑤

《经济学人》看好机器人的发展趋势，认为聊天机器人将成为继应用市场之后，下一个科技前沿。⑥但随着聊天机器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社交平台不对此加以管控，人工智能操纵政治参与的倾向可能会愈发明显。

（三）监管机制的缺失

由于新闻获取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多样化，传统媒体失去了原本的优势，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便利性使得受众也成为了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随着视频网站和社交网站的兴起，用户生产了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UGC（UserGeneratedContent）内容，以之前的监管体制和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理念来调控新时期的网络环境，力不从心，从而效果不佳。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的作用削弱，控制新闻内容和舆论变得越发困难。在新兴媒体时代，信息过剩、信息高度自由的情况下，把关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Facebook去年6月突然裁去了热门话题板块Trending的人工编辑团队，从而导致算法推荐的假新闻多次上了热门新闻排行。公众因为假新闻对Facebook加以指责，但Facebook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社交平台并非媒体机构，因此内容仅仅是用户的上传和分享，与Facebook无关。自从Facebook出了即时文章栏目（InstantArticles）之后，内容不跳转到媒体页面而直接呈现在Facebook上，截断了媒体网站的流量，也使得媒体的浏览量和Facebook的新闻分发算法直接挂钩。

尽管算法在新闻推送和内容分发方面提升了效率，但要做到完全取代人工编辑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实现。原因在于，虽然根据用户喜好进行个性化推送迎合了很多受众的喜好和使用习惯，但也非常容易带来内容质量的下降甚至是假新闻的肆意传播。在民众和媒体的谴责中，Facebook终于开始应对假新闻，并承诺会完善算法和体系来过滤假新闻。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2016年12月公布了Facebook解决假新闻的几项措施，包括用户举报、第三方查证、算法及内部判断、惩罚措施等。Facebook将用户举报的假新闻及其数据报告发送给第三方（如美联社和ABC）进行仲裁。如果该条新闻被认定是假的，那么Facebook会给它标记一个假新闻的解释，使这条新闻的排名下降。⑦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假新闻的传播问题，仅仅是加强了举报机制，把治理假新闻寄托在用户举报上，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目前难以推断和衡量。

（四）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双重身份

互联网时代下，受众已经从内容的消费者（Consumer）变成了生产消费者（Prosumer）。在社交媒体中，受众不仅仅只是受众，在传播活动中拥有了双重身份，影响到内容的媒体的公信力。受众的公信力能够决定与其相关的人愿不愿意相信媒体的新闻。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受分享者的影响有多大。

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PressInstitute）和美联社的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了媒体洞察项目（TheMediaInsightProject）报告受众的信任度跟传播信息的信使更有关系。决定一位读者是否信任新闻内容的主要原因，不是媒体的公信力好不好，而是要看把新闻分享给他的人是谁。⑧人们更容易相信从自己信任的分享者处获得的新闻，此外，他们还会倾向于进一步传播给其他人。在另一项研究中，YouGov（舆观）调查发现仅有4%的人能够正确地分辨假新闻。

奥尔波特提出了谣言传播过程的三种基本机制：简化（Leveling）、强化（Sharpening）和同化（Assimilation），⑨一人之言不能称之为流言或者谣言，群体性的传播行为才会产生谣言这一结果。有相同经验的传播者更容易互相传播谣言，也就是报告的结果呈现的那样。

（五）民粹主义的兴起加速假新闻的全球传播

在此次大选中，特朗普表现出的反传统、反建制、反精英的行为，受到了广泛的底层民众的支持，但也表现出了民粹主义的特质。

民粹主义的定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者感知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⑩民粹主义虽然起源于19世纪后期，但民粹主义在当下却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而崛起，社交软件的算法推送导致的群体极化让民粹主义者们的声音在社交软件上被放大和回音，民粹主义的兴起加速了假新聞的全球传播。

除了美国之外，德国、法国、意大利、缅甸、澳大利亚等地都受到了假新闻的冲击，2017是欧洲选举年，假新闻的治理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媒体和政府的共同话题。

德国目前的重点是规范社交媒体公司。德国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大选，但社交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大量针对该国的难民的假消息。立法会议员正在考虑立法强制Facebook在24小时内剔除假新闻和煽动性言论，违反将面临重大罚款。

英国隶属于下议院的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TheUKHouseofCommonsCulture，MediaandSportCommittee）主席认为假新闻是对民主的威胁破坏了媒体的自信和公信。委员会还发起了一项针对假新闻的意见征集，调查主要关注到假新闻对于公众理解的影响，不同人口可能会产生的不同的反应，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责任，什么带来了假新闻的成长以及英国新媒体市场的特殊之处。

在今年10月全国大选之前，捷克政府在内政部已经设立了一个专业的分析和通信部门，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来监控内部的安全威胁，也将针对虚假宣传。据工信部说，它不会给任何人强加真相或者审查的媒体内容。该单位的Twitter页面上的推文解释说，他们将评估虚假信息是否严重影响内部安全，如果结果为是，它会通过公开可用的数据和事实，驳斥造假行为。

意大利反垄断局局长乔万尼皮特鲁泽拉呼吁欧盟成员国建立独立的公共机构网络，防范虚假消息，以反垄断机构体系为模型，而不是由私人的社交媒体公司来规范新闻业。在欧盟层面，额外的资源已提供给欧盟的中东战略司令部特别工作组，旨在对抗俄罗斯在前苏联国家试图影响通过误导和宣传投票。11

法国大选结果已经尘埃落定，有了美国大选的警示，此次大选打压假新闻的强度很大。谷歌新闻实验室联合法新社等17家新闻媒体启动交叉核实的项目，呼吁用户向平台提交疑似假新闻的报道并加以跟进。Facebook则和《世界报》等媒体建立联系，如果有两家媒体认定该内容是假新闻，则这条内容会被标注存在争议。

四、后真相时代：真相姗姗来迟还是辨别力的缺失？

《牛津英语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纽约时报》将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经济学人》发文说，后真相展现了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2016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特朗普被称作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代表没有事实依据，仅是靠断言感觉是这样。假新闻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并表现出感觉是真相，相较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社交媒体的用户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新闻。

由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的用户作为自媒体新闻的者，使得新闻的时效性大幅提升，但未受过训练的内容者很容易使得新闻变得片面、情感化甚至信息谬误。每天浸淫在社交媒体中的青年也习惯了在谣言和辟谣之中选择自己想要的观点。

此外，心理学上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前文提到的造假村的发现者克莱格西尔弗曼之前曾经做过研究，人在看到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信息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而是对信息产生质疑。就如人们在面对假新闻时，虽然新闻被辟谣是假新闻，但仍然会觉得感觉起来确实是特朗普会做的事情，而选择相信假新闻。真相只是变得很次要了。更多的民众还是愿意相信符合自己的观点的新闻。

对社交媒体的看法范文篇3

上个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流派思想家葛兰西(1893:422)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好表述是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价值的。“有机”的含义是指，知识分子是社会组成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当我们今天再以这种有机的联系为认识基点的时候，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仍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具有认识自我及解析思想观念，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实践的作用。然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今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被高速发展的传播技术与媒体所笼罩的网络世界，并不断地把知识分子培育成一群更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空间中，在这种不得不面对的环境中，媒介知识分子被唤起，开始触及一个知识分子本当思考的与社会的关系和传播的问题。

何谓媒介知识分子？从广义上说，当前以大众传播为主要交流方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介为主要交流手段，在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人类传播越来越来趋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对人类交流的现实进行思考，感到怀疑、焦虑、批评、甚至有些绝望的，身在智识阶层的人。从狭义而言，媒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媒介关系最靠近，能与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工作，通过大众传播的讯息生产与传递，对社会产生可能性影响并与媒体发生直接关系者。这样的媒介知识份子从何而来？我以为，正是由于人类用于交流的传播媒介不断地经过进化、分化与异化，加之人类交流的变态发展，从而给人类社会与日常生活带来愈来愈大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知识份子群体因传播媒介力量的增强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相应的思考的群体。也就是说，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表面上知识分子看似独立的个体行动方式，而是通过与媒体这种更大力量的社会机构发生关联而得以形成的。

在大众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2006:12)看来，虽然传播科技不断变化，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大众传播现象依然存在于传媒机构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包括媒介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也反映公众与社会其他机构的意愿。大众传播所从事的正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公共传播的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传媒是在一个公共领域运作；媒介提供社会所依赖的信息与处理公共事务；而且可能形成舆论和影响。在大众媒介潜在的社会意义面前，我国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机构的关系既非自由的，也非控制的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使用的、满足的与潜在影响的关系。

由于发生一些关联，我国媒介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助媒介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媒介信息方面；在研究领域触及一些与技术性相关的，以信息传播策略与效果为核心的所谓传播学知识的建构；或者以知识分子的名义，接受各种有影响的大小媒体的采访，成为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评论、意见和看法的专家。然而，媒介知识份子并不是单纯掌握大众传播与媒介知识的人。

爱德华•萨义德被视为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和创造性的评论家。他对知识分子身份与作用的思考发人深省。他认为：“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爱德华•萨义德,2007:61)多年来，萨义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经常拒绝回答这样一种提问：“你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有兴趣这样问，他为何对媒介摆出这种强硬态度？对于大众传播，他意识到那些在广播、电视、印刷品和互联网上源源不断地贡献思想与话语的知识份子正在被看作是具有统治的力量，而这些经常在媒体上活动的知识分子也正在依靠这样的活动，获得自己具有统治观念的良好感觉。显然，萨义德的拒绝一方面是自觉地放弃这种统治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唤醒我们对“媒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意涵的一种警觉。他把这些经常通过媒介对社会随意发表意见的人称作具有统治观念的“政策知识分子”。这些人通过媒体所制造的公共言论与利益、权威和力量密切相关。(爱德华•萨义德,2006:144)实质上，萨义德的强硬旨在对抗着美国媒介知识分子自认为所具有的那种“纵览整个世界”的对力量与威权，追逐各利的贪婪。即使身在其中，就意味着拥有合法的代表权？当然，这些人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了自我价值的满足感与简单地认同媒介的权力，但在他们离开之后，就会全然忘记自己对社会和与媒介的责任关系。

对于我们也会有这种体验责任感的临界状态。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有一些自觉地放弃包括“统治”观念在内的所有媒介观念，坚决不与电视等大众媒介打交道的人，也有抱持改造社会，传播文化，与媒体保持密切关系者。另一方面媒介也在加强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不仅如此，媒介还不断地表现出一种专家崇拜的倾向。此时正是知识分子省察真实生存状态的契机。如果知识分子只有与媒介的使用与自我满足的关系，没有某种出入于媒介的距离感，丧失思考能力与反思自我与媒介的关系，那么终究会有一天，媒介知识分子有可能很快地转身仅仅成为一些具有媒介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加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媒介人物”而全然丧失掉知识分子的特有性格。

从传播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有一个最为明晰的道理，这就是，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应是双向的互动与对话性的关系。媒介知识份子一方面可以把媒介作为知识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把媒介视为反思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对象。进一步而言，生存的现实需要媒介知识分子既能处身于媒介之中，又能身在其外，对媒介的信息生产与社会影响产生清醒的认识，并获得通过媒介来反思自身的真实体验。如果缺少这一种能力，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就会沦为一种道具或工具的关系，就会产生为媒介所使用的道具的感觉。

只有在意识到一种重要的关系，并在自觉地揭示媒介真相的努力中，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才能转化成思想的能源，从而变成促进人类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动力。如果仅仅满足于专家的身份，与媒介和社会发生关系，接受并帮助媒介制造现实与流行观念，那么知识分子的本色就会模糊。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专长到头来也是与知识不相干的。相反，“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因为这个行动涉及到了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为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处于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的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个具有普遍性且为焦点的问题上，这就是，大众媒介制造了社会“现实”，构成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让人们获得了所谓“现实”的体验与感觉等。这与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规模与覆盖面、惊人的传播速度与缺少时空感有关；又与大众传播的单向流动、不对等的关系与权力、非个人的，匿名的、有目的、标准化的及商业化等特性有关。简言之，大众媒介已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我们自己和“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来了。媒介已经成为将我们与社会组织、事务、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重要中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这种具有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作为与社会诸方面发生关系的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与自我、与社会、与媒介发生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对话关系可以赋予人类交流以更高的品质和交流在其中不断流动的意义。

所谓互动与对话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传播创造人的关系。传播构成并潜藏着人类的各种关系，而最重要的关系则是一种平等的，充满人对人的尊重的，以能看到和体现出人类崇高责任感的相遇关系。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强调交流者与对象之间的积极协商、相互理解与共同创造，也强调在与他人或社会交往中，进行自我的认识与反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知识分子最常使用的以争论为交流方式的批判式的对立关系。英国对话思想家戴维•伯姆(DavidBolm,1996:6)指出，“争论”的含义不过是“敲打”、“碰撞”、“冲击”或“震动”而已。争论者常持怀疑主义，强调思想分析，但是当每个人都在为坚持自己的思想，否定他人而寻找理由和申明证据时，争论也就处在思想易于消解于怀疑之中，容易形成双方对抗的关系，使交流处于中断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争论对于人类交流的意义远不如对话对人类关系的建设具有更多的适用性和建设性。

总之，知识分子需要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于人类的传播问题。传播不仅意味着相互影响，使人产生多重的情感体验，还呈现为一种交流在社会、历史、伦理意义上的复杂关系。传播研究中的功能论者常说，传播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传播或交流，人们就无法形成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周围的这个世界。因此，对于我国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与媒介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参考文献]

[1]葛兰西(1983).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

[2]丹尼斯•麦奎尔(2006).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爱德华•萨义德(2007).知识分子论(单德光).北京: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