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篇1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主要采用苏联的发展模式，而当时苏联理论界正在盛行社会进化论的风潮，社会进化论是以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基础的论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为标志，把人类社会划为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三个历史分期，并把蒙昧和野蛮时代分别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级。其理论模式逐渐变为“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并指导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民族理论和民族发展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定义和概念成为主导性的理论模式。这种单线进化论把民族的发展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界定为以狩猎―――游猎―――游牧―――游耕―――农耕―――工业渐次递进的进化发展系列，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对应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渐次递进的民族发展预设框架，然后把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甚至经常是相悖的各民族的特征和社会形态纳入了他们理论预设的硬性框架之中。

单线进化论的致命弱点是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很少注重各民族文化多元的结构和类型、历史特点和具体年代，而是把各民族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罗列到他们进化理论的框架之中，这就产生了裁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危险性，使各具不同传统、价值、历史的民族被规定为机械的堆积和随意的组合，使文化进化论成为单线机械进化论，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遗迹。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批评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完全忽视对已经形成文化整合和结构的研究，而热衷于对各文化特质即“文化遗存”的分析讨论，把极不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特质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纳入其进化的程序之中。其结果是“斐济的右眼，欧洲的左眼，一只腿来自火地岛，另一只腿来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也来自不同地区。”极为牵强和随意。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列维―――布吕尔也批判过进化论的方法论。认为他们用定理代替了论证，仅仅讲得通并不能代替论证和事实。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任何文化在道德上和科学上都不具有可用以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因而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的价值。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充分的价值。“承认权利、正义、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文化就有多少种。这里显示的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忍让精神。”他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做为自己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以亲吻来说：有些民族从来不亲吻，有的民族以擦鼻子表示喜欢，有的民族嗅后颈为示爱，有的民族吐唾沫表示祝福，有的民族男人们互相热烈地亲吻，而有的民族则感得那样没有男子汉气概。再以居住制和和继承制为例：有的民族实行从父居，有的民族实行从母居，有的民族实行父母两可居，有的民族实行新婚夫妇新居制，有的民族实行从舅居，有的民族实行父系或母系单系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重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系继嗣制，还有的民族干脆就没有继嗣制。各种居住和继嗣制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难以相互比较和评判。任何民族的文化，若离开了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时空、历史背景，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价值。

游牧文明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特定的草原环境和顺应畜群的习性而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它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驾驭畜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存续资源和节制自身行为的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生存方式。

游牧文明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不仅与游牧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游牧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传统习惯、精神和心理构型的文化载体。故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部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把它们简单地视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脱身难逃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释它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

车辆的发明和发现是游牧文明中的重要构型。以马和牛驾车，不仅能驮载货物，而且可以搬家、倒场、迁徙，甚至成为了游牧文明以车帐为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使游牧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构建了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④鲜卑的毡帐的制作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园，下容百人座，谓之‘伞’，云‘百子帐’。”⑤蒙古人古代的毡帐是放在车上的，“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五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十一匹牛排列成一横排，共排成两横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在车上，一个人站在帐幕门口，赶着这些牛。”⑥

游牧民族的车，由于形状不同，用处各异，车辆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叫法：木架上覆盖帐篷的带蓬马车叫做“Homurge-Terge”，装木板房的马车叫做“Cinggelig”，敞口木箱式马车叫做“Zadagai-Cinggelig”，车板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叫做“Hanggai-Terge”。搬家时的行进次序由来已久且十分严格：最前面的是“Muhulig-Terge”，车上坐的一般是儿童妇女；而后是“Zadagai-Cinggelig”，车上放着各种东西(锅、支锅架、炊事用具、燃料)；最后是“Hanggai-Terge”，车上装着拆卸下来收拾好了的帐篷。带领迁徙队伍的骑士一般骑马走在队伍的右边。

游牧民族的车轮，多用桦木制成，这是因为桦木是在河水中“烤干”，其特性在于坚硬，不易破损，载重支撑能力强，一般一辆车能载重500公斤以上。特别适应于泥泞不堪的沼泽地或穿涉河流、轮高四尺，不易在沙漠、沼泽、河流中沦陷，轮正不倾，行驶自如，其制作内含力学原理。高大的轮车驾挽犍牛，系僵于两车之间，一辆接一辆，首尾相连，只需一个妇女在前车驾驭，则十几辆各类轮车就可完成远距离迁徙和流动。

依据游牧生活的不同用途，游牧人的车的类型和分类也是极为精密的。首先分为二大类：马车(Singgtlig-Terge或称Cinggelig-Terge)、牛车细分为房车(Muhulig-Terge或Terge)、运包车(Zada?鄄gai-Terge)，主要是装卸蒙古包和帐幕，有的还装卸畜圈棚栏的车。房车，这种车的用途主要有两种，夏牧时，下夜人的卧房，轮牧时，它成为几十辆车的头车，主要成为妇女和儿童乘坐和睡卧的驾车。用毡子和帆布包装而成，不怕风吹雨打，有时也成为产房车。蒙古古语说：“与其求邻，不如翻箱”可想而知，游牧人的箱车是百宝箱，装满了生活用品，类似于农耕民族的库房和工具房。货物车(Aciy-a，terge)主要是轮牧和游牧时装载各种家什，炊具、粮食和杂物的车。

房车是最适应轮牧、休牧、禁牧和游牧的定居模式，房车成本不高（哈尔滨地区制造的房车一般在3万到5万元之间），牧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敖鲁古雅乡整体搬迁和齐哈全年禁牧，牧民整体搬迁到移民村，各耗资六千万元到八千万元，盖起砖瓦结构永久性的房屋定居还不如国家从这一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房车，匹配给牧户。游牧与定居问题研究课题调查显示，一般牧户都拥有汽车和托拉机，拉上房车可以搬迁和迁移，既可以避免永久性居民点周围草场的退化，又可以给牧民自由灵活的搬迁和迁移的权力，还可以改变猎牧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房车上匹配煤气罐做饭，房车上匹配雅马哈发电机供电，房车中既有卧室，又有客厅，而且离地面很高，防潮、防水、防蚊虫，彻底改变过去猎民原始的仙人柱和帐篷、牧民的蒙古包和土坯房的生活条件。

帐幕是游牧民族适应于草原环境的又一个大创造。它的原则是节约、轻便、实用和防风、蔽风雪和便于拆卸和搬迁。古代游牧人的毡帐的制作材料主要是柳木、兽皮、绒毛和毛绳，它基本是由哈那、乌尼、天窗、托力(火灶和铁架)、上围(毛毡)、下围(毛毡)加上毛绳加固而成。用柳木做成伞架，蒙古语为“乌尼”，它是套扣在哈那上，哈那是把柳木钻孔，用皮条缝合相连形成，其下围为柳木结成网状围壁，蒙古语为“哈那”，用牛毛绳从各面绑缚，覆盖毡子和帆布，其上方留下一个天窗，以便除烟透气，保持包内清洁干净。包内中央放上托力(火灶和铁架)，是架锅做饭的地方，其搭建和拆卸极为省力简捷，既不用挖坑盖墙，也不用地基，便于保护脆弱的草原植被和游牧搬迁。

游牧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游牧经验和牧业技术。对于不同的牲畜的习性和种类进行分类放牧。牛的春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草厚及碱性大的地方和挡风的地方；牛的夏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有风、凉爽和离河水近的地方；牛的秋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有大量碱草的牧场。牛的冬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山的北麓、东北麓山阴或山谷、柳条丛之地。但在初雪时令，在草低、寒冷多风的地方，牧放牛群近20天，这样牛不仅肚子变小，而且增强抗寒能力。羊的春季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稍高，最好有挡风的石崖之地为宜，挡风雪，石逢中生长的酸性和辣性草，有杀菌力，有利于抓基础膘，为抓秋膘打基础。羊的夏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离河水稍远的地方牧放羊群，这种地方，干燥、空气凉爽、蚊虫少，羊群不燥，亦可预防蹄病和蛆虫病，让羊靠饲草的水分，少饮水，避免羊虚胖、体弱，到冬天没有抗寒能力。夏初，要频繁地迁徙，更换羊的卧盘，预防蛆虫病，便于剪高质羊毛。同时，让它们多采食“奥鲁盖”、“喜拉”“马镫”草、“它纳”“曼给斤”“塔仁那”、野葱等细草和嫩草。羊的冬营盘，游牧人一般选择地势稍高，靠近山头的沟口朝阳处，这种地方暖和、挡风，能保膘。马的春季营地，游牧人选择有尖草的地方牧放马群，预防马体虚弱。马的夏季牧场游牧人一般选择碱草之地，如“松草”“乌兰宝吐”等嫩草、细草、叶草，把马群赶到高山上去纳凉。秋季草场，马采食细、粗碱草，如“图勒根查甘”“哈扎禾”“乌兰宝吐”“马伴草”，少让马出汗，一天定时饮二次水。马的冬季草场，游牧民选择地势高而有细尖草的山沟的地方，如“阿给”草，少饮水，七天下一次碱地，吃碱草会使马发暖耐寒。马之所以得到游牧人的喜爱还在于：马是有很高道德水准的有灵性的动物，它绝不搞“”，种马不与自己的女儿同群，到三岁时就把女儿赶出其群。如果种马知道了与自己的内亲发生了“”，它就会从山崖上跳下自杀。这也是牧马人最欣赏的道德品质。经验丰富的牧民闻草味就知道草是否成熟，这个草场适合何种牲畜牧放。他用嘴咬尝草尖，然后看唾液的颜色呈黄或呈绿，就能判断出草的营养，牧民看草的影子是深或浅，就能判断出牧草是否长势成熟。牧民用手扒土查看场地的温度，就能判断出能否成为住营之地。牧民通过观察牲畜的采食、睡卧状态、嘶叫等行为表现以及畜粪的软硬就能判断出在什么时令、在什么地形、在什么样的草势和草类，可以抓膘、保膘和预防什么样的畜病。

牧民把牧点周围的草场一般命名为“突古拉金波里其尔”―――牛犊牧场，意为牛犊恋家走不远，故而命名为牛犊牧场。而把游牧半径的外延的最远的牧场命名为“阿都奈波里其尔”―――马群牧场，因为马的习性有两点，一则它们是善走的畜群，采食到距离牧点最远的地方，二则马是最挑剔的畜群，马只采食草尖，所以它们采食的游牧半径为最远，故而命名为遥远的牧场―――马群牧场。

游牧民的羊群中一般放5―10只山羊，山羊在绵羊群中至少起到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则带领绵羊采食牧草，山羊是善走的畜类，而绵羊是懒惰的畜类，如果没有山羊领群，绵羊就会卧盘，导致绵羊体能下降和草场的不合理使用，二则山羊和绵羊所采食的牧草种类不同，山羊和绵羊的混群可以导致牧草的合理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牧草的种类客观的要求游牧人不能定居在一个营盘上，这样，不轮换草场放牧，一则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要知道干旱草原都是腐殖质土的类型，30厘米―40厘米的草原植被，其下就是沙粒和石头，表现为脆弱的草原植被。网围栏放牧，把四季五畜不同的牧场用行政、机械、人为地分割开来，每一个网围栏中只可能保留一种或几种畜群在一个季节中的牧草种类，而其他畜群无法踏足和采食，不仅直接影响了畜群体能的质量，而且导致了畜群整体的退化，草场退化，出现了畜群品种单一，无选择性的采食，同时违背了游牧半径这样一个畜群牧放的合理结构，导致了定居点周围迅速退化，失去了生物多样性和畜群不同种类和习性所需的对牧草的选择。

游牧文明是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草原、保护水源、保护山林、保护动植物、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俗，没有草原就没有游牧民的家园，游牧生态文明是游牧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游牧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生态压力，而且在流动中解决了城市垃圾这一令人类最头痛的问题，但凡游牧民族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自然保护区，故此，游牧文明是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文明类型。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池永明：《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经济论坛》第16期：14―――15，2004年版。

③参看赫斯科维茨：《文化人类学》。

④（西汉）桓宽：《盐铁论•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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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现实生活、倡导核心价值、彰显民族特色、弘扬草原文化，为群众呈现瑰丽多彩的艺术盛宴

展演：呈现舞台艺术的累累硕果。优秀剧目展演是草原文化节的重要内容。本届草原文化节期间共展演包括民族歌剧、蒙古剧、二人台、话剧、舞剧等剧种的8台优秀剧目。其特点，一是内容紧贴百姓生活和社会发展实际。如开幕式蒙古剧《敖包相会》以库伦旗库伦镇哈拉嘎查发生的故事为原型，传递了新农村建设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换取眼前利益的发展观。二人台《北梁》以包头市北梁棚户区拆迁改造工程为创作背景，讲述了棚户区几个小人物面对拆迁的思考与抉择。二是始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如话剧《太阳一定升起》反映了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追求实现着自立、自尊、自强的人生价值。舞剧《白骏马》表现了骏马忠诚勇猛、不屈不挠的性格，以真善美启迪人们的心灵。民族歌剧《蒙古象棋传说》、蒙古剧《黑缎子坎肩》、话剧《惊蛰》、二人台《万家灯火万家梦》等也通过对爱情故事、百姓生活、地区发展的演绎传递了敬老爱老、正义勇敢、坚守梦想、保护生态的正能量。

展演的其他艺术精品在贴近生活、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更突显了民族特色和我区文艺的发展创新。“草原诗画――蒙古语诗歌朗诵会”集中回顾了蒙古语诗歌的百年历史，并在诗歌朗诵中穿插长调、呼麦、蒙古族歌舞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唯美的诗画盛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无伴奏合唱音乐会”无任何乐器加入，纯粹的天籁之音震撼人心。“舞悦内蒙古――舞蹈精品展演”集中体现了建国以来内蒙古舞蹈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璀璨星空――草原新创歌曲演唱会”展演的歌曲都是近5年来创作的优秀草原歌曲。民族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充分显示了在文化改革发展背景下我区文化艺术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展映：给基层送去文化的给养。本届草原文化节“民族电影展映周”公益展映了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出品的《遥远的锡林郭勒》《警察日记》等影片和国产影片《走西口的哥哥没回来》以及农村数字电影平台提供的《无人区》《寒战》等22部900余场影片。展映采取影院结合露天广场、社区、工地、高校、广场、流动放映等灵活多样的放映形式，覆盖了全区12个盟市、旗县、乡镇及农村、牧区；并首次将反映民族电影发展历程的“老海报展”加入到展映单元中，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关心和支持民族电影。

民族电影展映的影响力及辐射范围逐年扩大，已经打造成群众共享的免费自助文化大餐。从最初只在少数场地共放映十几场内蒙古本土民族电影，到本届公益放映22部900余场各类型影片并实现基层全覆盖，充分显示了自治区文化惠民的决心和所做的努力。

展览：穿越时空解读民族成长的历史。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相映成辉――草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共展出文物200多件，以新颖的形式展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为欧亚大陆草原文明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该展览打破地域上的限制，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文博单位的馆藏资源精选，力求系统、全面地展示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遗存和文明进程，让人们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如果说文物精华展以物化形态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历史，“翰墨草原――内蒙古书法名家作品展”展出的以反映草原文化的历史诗词、文曲、箴言、谚语等为创作内容的65件汉文、20件蒙文书法作品，则以线条的艺术充分展现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

草原文化理论研究关注社会实践需求，拉近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的距离，为自治区改革发展提供不竭的文化动力和智力支持

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草原文化研究已在草原文化内涵、特征、核心理念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学术成就，草原文化的应用研究则是当前需要深入探讨的紧迫课题。本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由“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主论坛和“草原文化与蒙医药”分论坛组成，就是加大应用研究的具体体现。

对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的探讨纵深多维。与会专家解读历史、思考当代，对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进行了深入研讨。历史上草原文化与草原城市发展相生相伴。《论草原文化对历史上北方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一文，梳理了历史上北方地区城市发展阶段特征，分析了草原文化因素在北方地区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体现以及北方地区草原城市建设对当代的借鉴意义。《草原民族历史上的城市：都兰的文化地位及都兰古墓的保护开发》《论辽代松漠草原的城镇化》等文章针对辽代、元朝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草原古城或城市群的兴起、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草原文化发挥的作用以及城市发展对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探讨，起到了鉴古知今的作用。

围绕当代草原文化与城市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草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论草原文化在内蒙古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一文，论述了草原文化与内蒙古城镇化建设相融合的意义，草原文化在城市建设、居民生活消费、特色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展现，并提出要通过用草原文化理念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民族教育等途径，使草原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草原文化与城市软实力分析》一文，分析了草原文化对提升城市软实力的促进作用，并提出要通过大力挖掘和发展草原文化，借助草原文化的发展来推动城市软实力提升的观点。二是草原文化在当代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要融入草原文化》一文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融入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必须借力城镇化得到巩固和发展；《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城市建设中的传承与发展》《蒙元文化在首府城市规划中的体现》等文则用具体的实例阐述草原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城镇化进程与草原群体文化的适应研究》等文对农牧民工、海归人群、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等群体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三是草原文化与现代城市产业融合互生。《草原文化与城市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探讨》一文指出草原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是传承弘扬草原文化的载体，并提出了以智慧旅游、全域旅游、可持续理念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的观点。

对草原文化与蒙医药的探讨富有新意。蒙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蒙古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本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分论坛上，全区蒙医中医医院院长及蒙医药专家围绕蒙医药文化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开创性见解。

蒙医药文化治疗理念对现代医疗发展方向有借鉴意义。与会专家认为，面对医疗费用膨胀引发的全球性医疗危机，应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要充分发挥蒙医在防病、养生方面的独特优势。针对社会竞争压力引发的许多与人类行为、生活方式、环境因素及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心身疾病，要发挥传统蒙医学的优势，利用“蒙医互动心理疗法”等治疗现代疾病，让蒙医学中丰富的心身医学思想被社会认识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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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音乐界虽然对“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内容、口号方略以及“中华乐派是否能涵盖“草原乐派”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质疑，但对于提倡“音乐文化民族自觉”、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和“草原乐派”的提议多是赞同，并在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上，经常掀起自发性的热烈讨论。

笔者深受“新世纪中华乐派”倡导者的强烈民族音乐自觉意识和“登高一呼”之使命感的感染，在广泛征求老中青几代民族音乐人意见的基础上，写出提纲式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笔者欣赏“新世纪中华乐派”建设蓝图及其“四大支柱”方略，赞同“走出西方”的理念。

二、就地域范围而言，“草原乐派”应该有泛指蒙古高原和专指内蒙古草原之分。本文所提及的“草原乐派”是专指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草原乐派，是对应于中华民族这一范畴而言的音乐文化概念。它既是56个民族之“中华乐派”的一个分支，具有“中华文化”的统一共性；又是自成体系的客观整体，具有“草原文化”的独特个性。放眼未来，与内蒙古“草原乐派”相对应的中华乐派少数民族分支中还将会有“中华·西域绿洲乐派”、“中华·雪域高原乐派”和“中华·延边长白乐派”等。

三、内蒙古草原乐派早已存在，并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如一代胡琴艺术大师色拉西和孙良分别在潮尔琴（马头琴渊源乐器之一）、蒙古四胡领域内独树一帜。色拉西在潮尔琴演奏艺术中创立的苍凉遒劲、深沉悲怆风格，与孙良在蒙古高音四胡演奏艺术中创立的刚健明朗、热情奔放的风格交相辉映，共同把蒙古族胡琴艺术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蒙古族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和以他们为核心的东蒙民间乐队，驰名中外，铸造了20世纪上半叶蒙古族传统器乐艺术的辉煌。他们的演奏技艺、编创的作品、几代弟子和学生，以及他们的音乐美学理念和所创立的科尔沁潮尔琴流派、蒙古高音四胡“孙氏流派”，曾在中华民族现代音乐史上异军突起、各领。以帕杰、毛依罕为代表的民间曲艺大师的“陶丽”（英雄史诗）与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艺术，早在20世纪前半叶就已享誉国际学界。蒙古族乌日汀哆（长调牧歌）艺术大师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扎木苏的歌唱艺术，于20世纪50—80年代，均曾因独特的歌唱技艺和草原神韵而轰动国内外乐坛。改革开放后，在马头琴、二胡、雅托噶（蒙古筝）、蒙古四胡、蒙古三弦、笛子等民族乐器艺术中，以齐·宝力高、刘长福、娜仁格日勒、胡力亚其、赵双虎、李镇等为代表的演奏家和教育家们，从演奏技法到作品创作，从教学传承到乐器改革，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同样在民族器乐领域中建设着草原乐派。

四、以色拉西为首的蒙古族“四大民间艺人”（色拉西、孙良、帕杰、毛依罕）以及赫勒琴（马头琴渊源乐器之一）艺术大师巴拉贡、蒙古中音四胡艺术大师苏玛、现代马头琴艺术奠基人桑都仍、锡林郭勒－察哈尔乌日汀哆歌王哈扎布、呼伦贝尔－巴尔虎乌日汀哆歌后宝音德力格尔等草原音乐文化的卓越代表，应视为当代“草原乐派”第一代音乐表演艺术大师。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在新旧社会的的转型时期，作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发展者，将蒙古族千百年的古老传统音乐文化，从草原民间带到城市舞台，从民间传承转入专业教学，成功地展现于中华乐坛和国际乐坛，并融入现代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之中。

五、“草原乐派”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1998年出版的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作者虽然没有对草原乐派做出十分清晰的理论界定，但已明确提出：“时至今日，内蒙古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蒙古族音乐家为主体，由多民族音乐家而构成的‘草原乐派’。”该著述中所列举的草原乐派成员中除了作曲家外，还有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歌唱、器乐、指挥等表演艺术家。这一观点恰好与当今“新世纪中华乐派”建设方略中提出的“四大支柱”（理论、教育、表演、作曲）之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当代草原音乐文化建设的实践已证明了“草原乐派”不应该受西方传统“乐派”概念——专指作曲家群体及其创作——的局限，而应该参照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四大支柱方略内容，即视理论为先导，教育为基础，表演为展示手段，成果与作品为检测标准，从而使草原乐派得以更科学的历史梳理和现实构建。

六、现代草原乐派队伍早已形成，且硕果累累。

1．以乌日汀哆歌唱艺术大师宝音德力格尔摘取世界桂冠、哈扎布和扎木苏歌唱艺术被誉为“草原美声唱法”为标志，证明乌日汀哆歌唱艺术是在中华大地乃至世界歌坛上独具特色，并可以与意大利美声相媲美的草原歌唱艺术。以拉苏荣、德德玛、木兰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蒙古族歌唱家，在继承前辈传统歌唱艺术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长短调相结合的蒙古族歌唱艺术之路，开创了当代草原歌唱艺术的新风。

2．作曲家美丽其格《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通福《草原晨曲》、《敖包相会》，阿拉腾奥勒《敬祝万寿无疆》、《美丽草原我的家》，腾格尔《蒙古人》、《天堂》，乌兰托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草原歌曲，不仅在内蒙古草原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作为草原文化符号，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享誉国际，受到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人们的喜爱。

3．辛沪光交响诗《嘎达梅林》拉开了草原乐派交响音乐创作的历史帷幕，堪称“草原交响音乐的奠基石”。1989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永儒布交响作品音乐会”，推出交响组曲《故乡》，交响诗《额尔古纳河之歌》，交响音画《戈壁驼铃》、《蜃潮》等交响音乐作品，为全国少数民族作曲家之首位。首都专家高度赞誉“是一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和浓郁蒙古族音乐色彩的、非常精彩的高水平音乐会”（陈佐湟），“永儒布的交响音乐已将蒙古族音乐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蒙古族交响音乐创作已进入高层次发展阶段”（中国音乐家协会贺信），“达到了部级水准”（王西麟）。以莫尔吉胡、杜兆植、阿拉腾奥勒、李世相、恩克巴雅尔、乌兰托嘎、王瑞林、好必斯、段泽兴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草原作曲家分别在交响曲、协奏曲、交响管弦乐曲、大型交响合唱、清唱剧、艺术歌曲、民族管弦乐等不同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4．娅伦格日勒指挥的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与永儒布指挥的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合唱团的蒙古族无伴奏合唱，以及受其影响而建立或派生的北京“草原恋”合唱团、“新牧人”合唱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百灵”合唱团等，不仅成为我国合唱乐坛异军突起的劲旅，而且频繁走出国门，不断在国际乐坛摘金夺银。与此相应的莫尔吉胡、永儒布、辛沪光、阿拉腾奥勒、恩克巴雅尔等草原作曲家创作或改编的《圣主成吉思汗》、《四季》、《孤独的白驼羔》、《草原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八骏赞》、《陶爱格》等一大批融民族传统与现代技法于一炉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在国际和国内频频获奖，享誉国际合唱乐坛。

5．传统音乐开始全面复苏，蓄力待发

（1）阿拉坦其其格、扎格达苏荣、乌日采湖为代表的第三代乌日汀哆歌唱家连续在国际比赛中摘取桂冠，再次把乌日汀哆艺术魅力展现于世界舞台。

（2）断流数十年的陶丽（英雄史诗）、色拉西潮尔琴艺术、潮林哆（带有持续低音的潮尔合唱），以及在内蒙古草原上早已失传的浩林潮尔（呼麦）、冒顿潮尔（胡笳）、托布秀儿（马可·波罗曾描绘过的二弦乐器）等蒙古族传统（民间、宗教、宫廷）复音艺术，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复苏，蓄力待发，在国际乐坛和学界引起广泛影响和高度重视，其中乌日汀哆、呼麦与潮林哆均“申遗”成功，被我国或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以齐·宝力高为代表的马头琴艺术走出国门，将精湛的马头琴表演艺术展现在国际舞台；旅日青年演奏家李波在日本从事马头琴演奏和教学已18年，期间多次赴美洲、欧洲、大洋洲进行演出和文化交流，并出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已两年余；青年马头琴演奏家赛音吉雅在日本开办了马头琴国际艺术学校……

6．现代蒙古族音乐教育体制初步确立

20世纪50年代始，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为代表的艺术院校，聚集了色拉西、宝音德力格尔、昭那斯图等一批蒙古族传统音乐优秀传人，开创了蒙古族专业音乐教育先河，培养出以阿拉腾奥勒、德德玛、拉苏荣、白达瓦、李镇、腾格尔、娅伦格日勒等为代表的优秀民族音乐人才，以及希日莫、敖特根巴雅尔（潮尔、马头琴）、赵双虎（蒙古四胡）、胡力雅其（蒙古三弦）、娜仁格日勒（蒙古筝）、刘兴汉（蒙古笛）等现代蒙古族传统器乐教育奠基人，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内蒙古现代民族音乐教育的缔造者、领军人物莫尔吉胡。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办本科双语（蒙汉）音乐教学三十余年。截止到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一百三十余名，其中蒙汉兼通者二十余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18名，为草原乐派培养了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后备人才。

7．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内蒙古“基础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学理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雪的转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音乐学队伍民族自觉意识增长，开始走向成熟，学术意识和水准大幅度提高，由此成为现代草原乐派的一支劲旅。其主要标志是在蒙古民族音乐学主要领域内有了经过历史考验的奠基之作和老中青结合的民族音乐学梯队。

（1）蒙古族音乐形态学奠基之作：吕宏久《蒙古族民歌调式调性初探》（1981）；蒙古族音乐史学奠基之作：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1998）；蒙古族音乐美学奠基之作：满都夫《蒙古族美学》（2000）；田野调查取得重大学术突破的典范之作：莫尔吉胡《追寻胡笳的踪迹》（2007）；学理型研究突破性新作：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博士论文，2007），《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博士后论文，2012年出版），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2012）等。

（2）老中青民族音乐学梯队已经形成。

第一代：以莫尔吉胡、王世一、达桑宝为代表；第二代：以乌兰杰、满都夫、吕宏久、赵星、白衫、柯沁夫等为代表；第三代：以白音吉尔嘎拉、阁日勒图、松布尔、胡格吉勒图、李世相、好必斯、邢野、李宝祥等为代表；第四代：以包·达尔罕、杨玉成为代表。

七、草原乐派的文化特征

1．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美学理念

守护游牧文明，坚持以“天人和谐”、“天地万物和谐同寿”为核心的绿色文明传统；遵循蒙古族传统美学理念，崇尚大自然和英雄题材；热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之创作手法；追求深沉博大、苍茫辽阔、雄浑激越、崇高壮美、“心灵歌唱”、“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等最高美学理想和境界。

2．总体思想特征

广袤无际、神奇无比的蒙古草原，天人万物共谐的理念，是草原乐派热情讴歌的永恒主题；根深叶茂、绚丽多姿的北方草原文化，是草原乐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不遗余力地热情讴歌草原大自然（视草原为母亲）的绿色情结；珍爱草原万物（以骏马为万物生命之代表）的生命情结；赞颂为保护草原土地、为草原苍生和民族利益而战（以神话史诗中的英雄格斯尔和江格尔，现实生活中的成吉思汗、渥巴锡汗、嘎达梅林等为代表）的英雄情结；尊重传统文化、崇尚圣洁（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情结；以及渴望和谐共处、广纳一体（以乌力格尔、漫瀚调、二人台艺术等蒙汉族交融文化以及汉语歌词的现代草原歌曲等为表象）的融合胸怀等，是草原音乐的总体思想特征。

3．美学特征

寓深刻于淳朴，蕴崇高于自然，着意反映草原时代精神、民俗风貌和人民内心世界，因而蕴意丰富深遂，格调苍茫雄浑，旋律优美深沉，形象鲜明挺拔，意境超然高远。

4．作曲技术特征

深深扎根于草原传统音乐文化沃土之上，坚持“旋律万岁”（莫尔吉胡语）、“旋律永远是音乐的灵魂”（永儒布语）的美学理念和技法宗旨。同时，兼收并蓄、广取博收，为我所用。在多声部创作中，植根于民间音乐传统，多喜用二度、七度碰撞，四、五度和音与和弦重叠，三和弦加和弦外音及其重叠，多种形式的调式交替与旋宫转调以及西方大小调与民族调式的巧妙结合、下属和声功能的连续开发拓展，全音阶、多调性的慎重运用等，创作出融蒙古族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于一炉，具有鲜明草原风格和独特艺术神韵的现代蒙古族音乐。

八、结语

草原乐派“以他们的美学境界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草原民族乐派人性、人情、人本的情怀及其本质力量，展示了草原民族乐派发展的深厚底蕴和广阔前景”。（满都夫语）

在当今世界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古典与新潮并存的多元格局音乐文化中，草原乐派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既要站稳脚跟，坚持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广蓄博收。当前，特别要提升理论先导意识、强化力作创作意识和提高创作能力，铸造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表演队伍，建构突出草原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和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