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1

关键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

一、引言

上世9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区域转向，社会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与国族史边界相同的空间范围，华北、江南、长江中下游等地理单位成为研究者择取的空间单位，不少研究在空间选取上出现越来越小的趋势。[1]区域选择的缩小，使研究者更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因此，作为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大历史学者号召“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2]口号的提出，区域史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学界的研究视角也逐渐转移到下层民众的生活。在整个学界注重区域史研究的氛围下，产生了一批厚重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如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科大卫、陈春生、郑振满、刘志伟等为代表，包括陈春声与郑振满合写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的研究》及其与陈春声合编的《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早期发展，1918-1937》、《日常与狂欢：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等等。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的关注较多的是下层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动态、社会习俗和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下文简称《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第1版）是研究区域社会的专著。全书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以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为对象，就该地区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结构作了详细的考察和细致的分析。

二、主要研究议题

《江村经济》共有十六个章节。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引言部分交待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开玄弓村，并交待了该村的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居民及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作者所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这里的人们是以农业为主的，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人们还种植麦子、油菜籽及各种蔬菜，江河里还有鱼、虾、蟹及各种水生物，也都是当地的粮食。此外，桑树还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来发展蚕丝业。研究范围――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并指出，本书旨在说明一定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时作者说明了采取这种小范围调查的用意，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研究的一种必要的补充。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立意非常合理，可以使读者立足于实际的地点，把问题意识代入实际的问题中，加强读者对问题的理解与探讨。

全书的主体部分为第二章到十六章，探讨了该村庄的经济发展问题与社会生活的结构。作者在书中的前六章，主要论述了开弦弓村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作者从选择开玄弓村的理由开始，对开玄弓村的地理状况及经济背景作了详细介绍。其次，作者从家庭关系、亲属关系、财产关系及村庄的邻里关系开始，对该村的居民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从第七章到第十六主要是探讨开弦弓村人的经济生活。作者从生活中最基本的消费开始，从住房、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等方面对该村居民的正常生活运作进行估算。其次，作者对该村居民的职业，包括农业、专门职业、蚕丝业、渔业等进行了详细介绍，探讨该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及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最后，从贸易和资金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民是如何在农业之外进行商业运作。作者通过上述的探讨，试图勾勒出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的变迁过程。

三、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角独特，以小见大。本书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作者从一个小型的地区着手，以小见大。通过研究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消费、生产、分配以及交易，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从而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从这一点上来说，个人觉得作者的切入点非常巧妙，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出于实际的考虑，作者把自己的调查限制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一方面，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大或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村庄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因此，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最为合适。

2、研究方法新颖。作者一改传统的搜集书本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将自己置身于实地，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搜集第一手资料。这将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实地，尽可能的回归历史现场，尽可能的获得第一手资料，简而言之就是要进行田野调查。此外，作者在界定调查区域的时候，很好的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给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3、资料详实可靠，考证精良。作者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写成这本书。这使得本书得出的结论十分可靠。此外，作者在1936年第一次访问开弦弓村之后，又分别在1957年和1980年再次访问码了开弦弓村，并且把这后两次与第一次进行了对比。这就说明了，研究结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寻找问题和寻找发现。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已有结论反复验证，精于考证。

总而言之，《江村经济》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作者长期学术积累的成果，对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脉胳以及社会史区域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该书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一部著作。

参考文献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2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方法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1-0045-02

产业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研究内容涉及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产业自身发展规律、产业与产业之间互动联系的规律以及产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产业经济学的传播和深入发展有利于正确理解现实经济中的结构变动、市场运行和企业竞争行为，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学过程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导致这种教学模式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本文探讨如何利用经济学方法论来提高产业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效果，进一步培养学生准确和深刻把握产业经济理论和相应的分析方法。

一、重视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在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学方法论结合了人们的一般认识规律和经济活动特征，主要目的是探索人们获得经济知识并将知识构建成理论，直至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和发展等规律。拉普拉斯称研究学者使用的方法的重要性与发现本身一致。

经济学方法论是源自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方法，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方法，并对经济学者构建系统性理论知识时采用的思想方法进行梳理。所以说，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探讨，它不仅是总结和概括了经济学的方法，同时还反思经济学方法中的优缺点。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经济研究五个步骤有相互依赖关系，根据前一个步骤才能开展后一个步骤，并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二、马克思唯物辩证方法论与产业结构理论

由马克思最先提出的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任何学科的基本方法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产业经济学的运用可以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学习中。产业结构是与经济发展双向关联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与唯物辩证法中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分析经济如何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如何变动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一国的储蓄率和资本产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需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会从较低的生产率部门转移到较高的生产率部门；库兹涅茨和罗斯托的研究成果对发展现在经济增长理论起到了重要贡献，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分别从总量和部门的角度研究现代的经济增长。应该认识到，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有目的的思想活动同时包含着思维能力是产生经济理论的途径，经济理论的产生是为了解释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同的理论之间虽然表面上存在区别，但是理论背后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解释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正因为它们在理论内涵上都是解决产业结构问题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归纳为同一学科体系的研究成果中。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情况时，要本着实践的观点，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真伪，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认知。

三、运用实证经济思想学习产业经济学

在产业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会涉及很多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案例，如何令学生理解并加深对经济结构变动、市场运行和企业竞争行为的学习，就需要在课程讲解中运用实证经济分析思想。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以方法论的形式影响和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产业，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要和学生明确实证研究是产业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产业内、企业间的市场关系的研究应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在学习产业发展理论部分需要运用实证分析的思想，产业发展是包括产业产生、成长和进化的过程，那么对于产业如何发展以及产业发展呈现什么样的特征，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学者进行探讨，如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论中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但是罗斯托（1971）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会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阶段。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应当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每一种理论都为解决当时如何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

四、计量经济方法与产业组织理论

在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组织部分的学习中，需要运用到大量的计量经济方法，这就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计量经济学（也译作经济计量学）分析经济问题时，综合了理论上的数量和经验上的数量，使得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分支。

比如，在市场绩效的学习过程中，利润率指标通过税前利润、税收总额和自有资本计算得出，Lerner指数运用价格和边际成本得到，Bain指数则是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的比值，会计利润的计算需要了解总收益、当期总成本和折旧，而经济利润是由正常投资收益率和投资总额计算得来。

市场绩效的评价在实际教学学习过程中，是一个面临较多影响因素的测算过程，这就导致学生接受新知识时不仅要针对如何设计产业绩效综合评价的指标，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运用实际经济数据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测产业的综合绩效。对于计量经济学运用到产业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到计量经济学的特殊性，特殊性有三点：一是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从研究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研究非确定性问题，这样导致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思路、分析新的方法结果；二是相比于其他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主要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作为基础方法来研究其他经济问题，不是纯粹的数学方法，应将它与数学方法进行区分；三是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与纯数学不同，故对计量结果的分析需要结合实际经济状况进而给出结论。

参考文献：

[1]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2]杨祥梅.经济学方法论及启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

[3]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10）.

[4]张华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三十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5]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论文，2006.

[6]贺允.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研究[D].延安大学论文，2011.

[7]程瑜.产业经济学：西方的发展与我国的借鉴[J].经济师，2007，（4）.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1篇3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是当前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对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对比分析，发现国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已趋于高潮和成熟，而国内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开始，知识就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积累。因此广义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发展的历史，一部知识管理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正规的商务实践，知识从上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植根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知识管理的本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北美洲的商务实践中。而中国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始于1998年。

一、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的演进

1.国外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知识管理作为人类的一个活动，早已存在，但是正式用“知识管理”这个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得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1959年，彼得·F·德鲁克在其《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这个新词汇，他认为产业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阶层，这些工人接受了大量的正规教育，具备获得与应用理论和分析知识的能力。同时，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彼得·F·德鲁克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也是最早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的人。

尽管上世纪50～6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提出“知识经济”、“知识工人”等概念。但是国外对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写了许多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比如：日本的野中郁次郎（Nonaki，Ikujiro）发表了《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那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知识主管（CKO），他就是雷夫·埃德文森（LeifEdvinsson），成为了总部在瑞典的Skandia公司的知识主管。雷夫·埃德文森成立了知识资本研究课题的权威领导，代表作有《发掘隐藏的智力，实现公司的真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理界的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很快被当作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国内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知识管理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从那时起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朴素的知识管理阶段：1997年两会召开之前，两会代表的桌前都收到了科技部的一个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9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在1997年的两会上，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直接引申到中关村关于风险投资、知识型企业、知识资产等中国实际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知识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一个高潮，并将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高潮。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朴素的知识管理思想。其主要的含义是：在企业中，认为企业业务运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处理、创造新的知识，知识无处不在。第二，知识能够不断的重用，而且在重用中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要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知识，要不断地推导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整理已有的知识，使得知识在重用中创新。朴素知识管理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组织分析、信息技术、人。

《IT经理世界》、计算机世界、《首席财务官》杂志、计算机世界网等媒体与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头羊深圳蓝凌公司在京共同举办了“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独家推出了“2005中国知识管理调查报告”。该报告重点调查研究了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成熟度现状分析以及中国知识管理调查趋势的分析。报告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并不乐观。“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的召开成为中国知识管理发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对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知识管理10年的节点上，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盛会的召开，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动力支持。会议探讨了知识管理实施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探讨了知识管理的评估问题。

知识管理方面的论著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翻译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学者的著作。国内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家培的《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王德袜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以及王方华的《知识管理论》等。

二、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1.国外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和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创造、发现和收集公司内部的知识与技能，第二阶段主要是共享和理解收集来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利用，第三阶段主要是修正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新的环境中。

Wiig认为：知识管理是有计划地、详尽地、慎重地对知识进行架构、更新以及应用，以将组织内部知识相关的效率以及知识资产的获利最大化的过程。CarlFrappaolo认为：知识管理就是通过集体智慧的杠杆效益达到增强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学科。

2.国内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内关于知识管理的内涵有多种表述。王方华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知识交换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分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企业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江文年，杨建梅等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通过创造一种协作和学习的环境，使得企业中的每位员工能够方便和快速地获取、共享、重复使用企业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以形成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并由此推动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充分肯定知识对企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激励个人将知识应用、整合到企业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陈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通过系统管理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效率、反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本价值的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是人类信息管理活动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形式和最新的发展阶段。

三、国内外知识管理会议

1.世界知识管理会议。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管理成为信息学家和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二、三届世界知识管理会议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第二次会议则主要重视和强调管理问题；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利用最佳的技术和管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评估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影响。

2.国内知识管理会议。在1997年的两会上，国内学者和专家首次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探讨，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胜利召开。研讨会上专家们主要研讨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管理的实践及信息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水平进行了探讨。此次高峰论坛侧重于研究国内知识管理在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应用和实践。

“2008知识管理实施论坛”于2008年5月23日在北京顺利举办。论坛总结了中国知识管理十年的成败得失。就知识管理实施的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展望，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管理中心（KnowledgeManagementCenter）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2008中国知识管理论坛”于2008年12月27日顺利举办。会议主要探讨中国知识管理的未来路径和发展轨迹，涉及到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案例、知识管理评估等多个方面。

四、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是在基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的。而国内的知识管理研究则更多的是在基于引进国外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知识管理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和探索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外不仅学者非常重视知识管理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机构。而中国的知识管理还停留在学术研究上，企业对知识管理的实践少之又少。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管理纬度来看，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优化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工具。不论对知识经济持何种态度，在管理领域中，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知识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家等，为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卡尔.弗莱保罗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2.彼得·F·德鲁克.杨开峰等译.知识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2004

3.陈锐.公司知识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卡尔·弗莱保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4

【关键词】电网运行；经济分析；策略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供电企业同样面临着成本控制与管理的需求。为了实现电网运行成本控制目标，电网运行活动中应进行经济分析及应对策略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电网运行的经济分析，了解电网运行成本构成及要点。同时针对影响电网运行成本的各项因素，开展优化与管理工作，实现电网综合运行成本的降低。根据电网运行经济分析的内容，分析活动中应在保障电网供电质量及供电需求基础上、强化电网运行安全性，以此为基础对电网系统中的变压器、线路等损耗进行计算与分析。充分利用技术优化及设备选型等方式降低电网消耗。借助现代城市建设活动中电网改造需求的契机，科学分析及评价电网运行经济性，为提高电网供电经济效益、降低供电损耗奠定基础。

1、强化电网运行基础探讨，提高经济分析科学性

为了保障电网运行经济分析效果，在分析活动开展前应加强对电网运行基础的调研与探讨。针对电网运行特点，确定经济分析活动的重点与方向，以此保障电网运行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与针对性。现代科技的发展加快了电网运行系统中各组成的科技水平，进而降低了供电网络的消耗。但是由于缺乏合理配置或参数设置不合理，不同设备的组合中存在着能耗高低问题。因此电网运行经济分析活动应对电网运行基础进行调研，针对不同设备的参数及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评价与分析，以评价结论为基础制定相应策略，实现电网运行经济性。

2、电网运行的经济分析及策略

2.1建立经济分析评测机制，指导电网运行经济分析工作

为了保障电网运行的经济分析科学性，现代电网运行企业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经济分析评测机制。以电网运行基础调研及运行设备的基础情况掌握，了解电网实际情况。以此为基础，确定经济分析工作重点，并引用评测机制完善经济分析体系，以此指导电网运行经济分析工作。在评测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中，电网运行企业还应综合分析电力输送的实际情况。以此保障电网运行经济分析工作的针对性，确保经济分析体系与制度能够真正指导电网运行经济分析工作，避免管理体系及评测机制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问题。

2.2完善经济分析管理体系，规范分析工作

完善的管理制度及岗位职责是保障经济分析活动有效性、科学性的基础，是现代电网运行经济分析活动的基础保障。根据现代电网运行的经济分析需求，建立健全的经济分析管理体系。由成本核算人员、电力技术人员组成科学的分析部门。借助技术基础及财务理论，保障经济分析科学性。同时，根据经济分析体系的组织架构，明确各岗位工作人员职责与内容。并以审核机制，强化分析工作及措施制定工作质量。针对电网运行特殊性及电力能源特殊性，确定分析工作内容与方法。综合分析并讨论影响电网运行经济性的因素，明确工作重点及改进要点，实现现代电网技术改进及成本控制目标。

2.3借助城市规划建设契机，加快电网改造脚步

在电网运行中，老旧电网系统是影响电网能耗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及建设对电力供应的需求，供电企业应加快电网改造步伐。借助城市规划建设契机，对老城区改造及新城区建设中的电网系统进行设计与规划，以此实现电力供应能耗降低目标。

在电网系统改造中，电力企业还应注重变压器系统新技术的运用及变压器型号的选择。通过对供电区域用电情况的掌握，合理配置变压器，减少输送能力。例如：住宅区电力需求主要集中在下午5点至晚上9点，早上6点至8点。这段时间是住宅区用电高峰。因此在变压器的配置中应采用自动切换技术，实现低用电量时段单机供电、高用电量时段双机供电需求，减少变压器运行能耗，实现经济运行目的。而工业区供电高峰则为早8点至晚5点这一时段，其变压器的设置也应进行相应改变。

2.4完善电网供电线路检修体系，降低线路能耗对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现代电网运行过程中，线路损坏、老旧是影响线路能耗的重要因素。虽然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加快了供电线路的更换与改进，但是不同用电环境及气候因素对线路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造成了线路能耗及线路故障的增加。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降低线路能耗对供电系统经济性的影响。针对供电线路损耗的不同，电力供应企业应完善电网供电线路的检修与管理。通过制度规范及有效执行，降低线路能耗对运行成本的影响，保障电网运行经济性。

2.5注重动力电经济分析及技术改进，提高电网运行经济性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工业开发区的规划实现了动力电的集中供应。针对动力电需求及动力电运用技术要求，电网运行企业还应对动力电供应进行技术分析与改进。运用无功补偿等技术，提高供电经济性及电网供电的经济效益。

3、以全系统经济性分析为中心，制定应对措施

针对用电负荷及用电区域差异带来的经济分析问题，现代电网运行的经济分析活动应以全系统经济性为中心。以保障区域电网及地区电网安全运行为基础、以保障供电质量为重点，利用全网现有输变电设备及技术改进方式，实现系统有功负荷经济分配，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对电力能源的需求，满足和谐社会构建对电网运行工作的需求。

结论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电网运行经济性关系到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关系到发电能源的有效利用。针对现代电网成本管理及控制要求，我国各级电力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电网运行经济分析体系。通过对所辖供电区域电力需求、电力设施实际情况的掌握，科学分析并评价现有系统设备使用情况。以分析评测结论为基础，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及改进策略，满足电力供应经济性需求、满足现代社会主义电力供应需求。

参考文献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5

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但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和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一直未变。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曾謇；中国社会经济史；治史特色

曾謇，又名资生，湖南安华县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习语言学，但对史学抱以极大的兴趣。1934年5月开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文章。1935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室工作，参与编辑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成为食货派的骨干成员之一。1938年1月，参加的民间宣传机构“艺文研究会”。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的编辑工作。曾謇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上）、《中国宗法制度》、《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等；学术论文主要有《食货》半月刊9篇、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8篇、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40篇；并在其他报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应该予以重视。本文拟集中探讨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分析其学术成就，以期对曾謇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新认识。

一、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

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者们一样，曾謇也积极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历程。他深受食货派关于中国魏晋至唐末为封建社会论说的影响，大力阐发“魏晋封建说”。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详细考察了三国时代的社会情形，认为“三国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剧乱时代。经过这一个时期，秦汉的社会转入于两晋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会。在东汉，社会经济虽已经陷入于动乱的状态中，但至汉末三国这个时期才以显明的姿态暴露出来，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虽然已即于典型的封建形态，但其主要转移时代，是在三国至东晋的这一阶段，所以三国及其前后的期间，恰是个社会转化的枢纽”[1]10。曾謇的论证为食货派“魏晋封建说”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謇的社会史分期的观点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存在较大的分歧。陶希圣称“：他（曾謇）以西周为奴隶社会，此后为封建社会，所见与我是不同的。”

[2]7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一文通过对生产工具、藉田制的深入考察，发现西周是奴隶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隆盛的奴隶社会[3]7。1946年，曾謇根据自己长期深入的研究，在社会史分期中提出了“三时期六阶段说”。（1）自殷周至嬴秦西汉为一期。此一期又可分为两大阶段。殷周二代至春秋，是氏族部落社会，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一阶段。自春秋战国至秦汉（西汉），氏族社会解体，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二阶段。（2）自东汉至五代为一时期。此期亦可分为两大阶段，东汉至南北朝为典型中古时期贵族政治。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一阶段。南朝至五代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二阶段。（3）自北宋至明清为一时期。北宋至元是近古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明清是近古时期的第二阶段[4]3。抗战爆发以后，史学界兴起了“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所有的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此派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派在过去数十年中，颇有日趋没落之势，最近之所以复活，含会有极浓厚的政治意义。”

[5]5在“理学派的历史观”的学术思潮影响之下，曾謇的治史旨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力宣扬经世致用之学“：学即用也，用即学也；舍学无以致用，舍用无以明学；未有学而无用者也，未有用而非学者也；学而不能用者，其学未至也，用而不能明学者，其用非正也。”[6]弁言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建国之时，曾謇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对抗战建国有所裨益。于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劫余的史料，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抗战结束之后，曾謇与陶希圣积极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筹建食货学会，期望推动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和发扬经世致用之史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添加了大量现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呈现出政治与学术交织的状态。

二、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

曾謇主张通过社会组织和经济要素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他在食货派学人中“专攻古代社会组织与意识”[7]2“，长于丧服、宗法、婚制，曾在北平晨报上《北晨艺圃》有《守三斋杂说》陆续发表几项创见”[2]7。曾謇主要着力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考察和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有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上册）一书详细论述了先秦中国社会中的民族、家族、婚姻等制度，内分绪论、殷周民族家族组织的比较研究、秦民族和楚民族的承继制、齐燕吴民族的婚姻与家族、青铜器铭文中所见古代民族婚媾和家族组织之一斑，普遍通行于贵族与富人阶级的一夫多妻制及形成一夫多妻制的两个主要来源、春秋时血缘婚与群婚制之孑遗、家族共同体的分解等八章[8]。此书收入陶希圣主持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方面，曾謇主要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使用大量的金文资料。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专门从金文考释周代宗法制度，认为西周有着极普遍而且极典型的宗法组织，它是在家产共有制下由嫡长子承继制度形成的[9]3。《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中国宗法社会研究》的导论部分。该文认为“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组织是变化的。由宗法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士人阶级也是变化的，依系于宗法社会而代表着士人阶级儒家的学说思想，当然也不能不相随而变”。宗法形态的特点一是家族财产公有，其管理和分配权操之于家长；二是嫡长子一支承继制的确立；三是一夫多妻制的实行[10]7。曾謇这些超越前人的新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曾謇对古代社会组织研究的兴趣一直未减，在宗法婚姻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宗法制度》一书，从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基础、周金文中的宗法记录、家族财产共有与嫡长子继承制、族外婚制与宗亲制度、宗法社会与儒家的礼制思想、典型宗法制度的分解等方面对中国宗法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1]。正是因为曾謇持续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而且方法得当，资料丰富，才使其在宗法婚姻制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三、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

曾謇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西洋的两位学习者———莫尔甘和恩格斯的著作”对其影响极大，他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多是以他们的学说为根据而参加我自己的主张的”[8]自序。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而且强调资料的搜集，不断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因为研究生产力需要大量相关的专门技术方面的知识，且资料较少，所以生产力方面的研究极为薄弱。但曾謇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却非常重视，广泛搜集史料，试图从生产力上去论证西周为奴隶社会。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通过对西周社会生产工具、生产力的考察，认为“周初没有铁的发现，生产的工具是青铜器物。因为铜的天然蕴藏不能十分丰富的缘故。所以青铜的耕种工具很少。

因而遂形成一种耦耕制。”藉田制是古代真正的田制。尽人皆知的井田制，只是战国时孟子一班人对土地分配的一种主张，这种主张在战国以前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实行的是耦耕制。每一个农夫，不能私有一件工具，所以纵使领有百亩的土地也没法耕种[3]7。另外，曾謇还对三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动力水冶与水碓进行了考察[12]。曾謇的学术探讨弥补了食货派在生产力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曾謇在土地制度方面用力颇深，与吴云端合著《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该书对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公有制、周初土地的分封与贵族世禄制度、秦商鞅的变法、两汉限田与王田、曹魏的屯田、两晋的占田与课田制度、东晋南朝长江流域庄围、北魏至中唐的均田制度、唐的租庸调、宋代方田、均田、元代赐田限田、明代屯田庄田、清代圈地、庄田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3]。他们对所论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不仅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新解释，而且开拓了诸多新领域。曾謇还对各时代的阶级阶层的社会等级身份进行了探讨。《战国时代的士人与客》通过对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的考察，探讨了战国时士人的身份地位[14]1；《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指陈了秦汉时期社会阶级的大概[15]16；《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流品》就秦汉时期依附于各阶级之间，不能明显划分阶级的各种社会流品如儒、侠、客、门生、故吏、部曲等进行了考察[16]13。此外，他还探讨了“奴产子”与“家生孩子”的问题[17]3。曾謇对历史上各种动乱社会的暴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汉末祸乱与中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残破》对汉末祸乱的发生、中原黄河流域都市和农村的残破进行了探讨[18]28；《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农民暴动》则对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农民暴动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9]19。时至今日，曾謇所开拓的诸多新领域仍有学者在研究。

综上，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在中国社会史分期中围绕“魏晋封建说”的阐发，着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研究，在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方面形成了独到的看法，对农业生产力、土地制度、社会等级身份、民众暴动也进行深入探讨，其中一些研究颇具开创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謇不失为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J]《.食货》半月刊,1937（5）.

[2]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1935（1）.

[3]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J]《.食货》半月刊,1935,1.

[4]曾资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之史的发展阶段[N].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6-8-3.

[5]曾繁康.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J]《.责善》半月刊,1940（1）.

[6]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M].重庆:南方印书馆,1942.

[7]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1935（2）.

[8]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

[9]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J]《.食货》半月刊,1935（2）.

[10]曾謇.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J]《.食货》半月刊，1937（5）.

[11]曾资生.中国宗法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2]曾资生.水冶与水碓[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8-3-30.

[13]曾资生,吴云端.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M].上海:建国出版社,1948.

[14]陶希圣.战国时期的农夫与商人[J].大华杂志.1947（1）.

[15]曾资生.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7-16,1947-7-23,1947-7-30.

[16]曾资生.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流品[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8-13,1947-8-20.

[17]曾资生“.奴产子”与”家生孩子”[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8-3-3.

[18]曾资生.汉末祸乱与中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残破[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6-12-28.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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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绩效评价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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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自动补货模式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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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营销流程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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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过程的供应链工作流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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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管理的困惑与发展

实施绿色营销的意义与对策

借鉴ISO9000的管理思想精髓优化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及备件订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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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企业销售渠道的创新与优化

牛鞭效应的危害及其对策

基于供应链战略目标的性能检测指标研究

企业电子商务盈利策略探析

基于企业整体模型的供应链信息流研究

供应链性能评价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基于零部件归并问题的采购策略模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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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消费特征及营销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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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管理核心思想浅析

基于机制设计的供应链优化整合决策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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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浅析

供应链系统运行评价研究

"定制营销"理念的前瞻及潜力刍议

浅论企业的营销腐败

供应链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供应链中的信息流运作模式

基于过程的供应链重构模式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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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元明清时期的盐业在唐宋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继续实行间接专卖，发挥商人的作用。元代盐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关于明清盐业史的研究成果则十分丰硕。

(一)元代盐业史研究

元代盐业史的研究除了几部盐业和盐政通史外，专题论文不多。[日]田山茂

(二)明清盐业史研究

明清盐业史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出现了不少的成果⑥。此后至八十年代以前，仍有一些成果，如徐泓的《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台大文史哲学报》1974年第23期)、《明代前期的食盐生产组织》、《明代中期食盐运销制度的变迁》(《台大历史系学报》1975年第2期)、《明代后期盐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明代后期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台大历史系学报》1977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及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的盐商》(《扬州师院学报》1962年第16期)等。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仍然是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最系统的明代盐业研究成果是刘淼的《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该书探讨了明代盐业的生产技术、产权形态、灶户组织及赋役形态、引盐运输体制、开中制、票盐制、食盐配给制等问题。

陈诗启《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论述了灶户和封建主的生产关系，并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论述了这种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盐业的生产和组织变化，推论出在后期灶户急剧分化的条件下，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薛宗正《明代灶户在盐业生产中的地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探讨了封建国家严密控制下的盐业生产、灶产人身解放的历史过程、灶户生产的发展及其性质等问题。薛宗正《明代前期封建官府统制下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还论及了明代的盐政管理机构、封建官府严密统制下的盐业生产与灶户等问题。此外，藤井宏、佐伯富、徐泓等也论及了明代灶户问题⑦。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从明代海盐生产工序的角度探讨了明代海盐主要产区的生产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宋代私盐贩阶级结构初探》，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前引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姜锡东：《关于宋代的私盐贩》，载《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罗益章：《宋代官吏的私盐贩卖》，载《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分见郭正忠：《契丹盐业及盐务管理》，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论辽代盐体制的变化》，载《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金代的盐司与分司体制》，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西夏地区古盐产资源考辨》，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王兴文：《金代盐业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略》，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日]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载《东亚经济研究》1934年第18卷第2期。[日]小幡信一郎：《青白盐与乌池、白池》，载《京城帝大史学会志》1936年第10期。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载《食货月刊》1976年第5卷第10期。马淑琴：《西夏与北宋的青白盐贸易》，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杜建录：《宋夏青白盐问题》，载《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

④林文勋：《宋代食盐与周边民族关系》，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张秀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略论宋代的榷盐与边防》，载《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

⑤[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1月版。

⑥何维凝：《明代盐务概观》，《明代盐军与灶勇》，《明代之盐户》。分载《人文》1933年11月刊，《益世报》1937年3月21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4年第2期。朱庆永：《叶淇与明代的“开中纳粟”制度》，载《大公报经济周刊》1935年3月13日。刘厚泽：《明盐杂考》。载《中和》1943年第2期。吴云瑞：《明代之盐法》，载《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日本学者藤井宏、左伯富等刊发于四十年代的一批论文。

⑦[日]藤井宏：《明代盐场的研究》(上)(下)，分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3期，1952年、1954年；《关于明代的户口食盐法》，载《社会经济史学》1943年第13卷第3期。[日]佐伯富：《关于明代的灶户》，载《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4期，1985年。徐泓：《明代前期的食盐生产组织》，载《文史哲学报》第24期，1975年版；《明代后期盐业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年版。

李三谋《明代万历以前制盐业的非官业性》(《江汉论坛》1986年第3期)对学术界关于明代前中期盐业生产形式是官营性质提出质疑，认为正盐中既有纳税的内容又有交换的性质，还有应役的因素，灶户虽受国家一定程度役使，但不能因此抹杀盐业的私营经济性质。方志远《明代的户口食盐和户口盐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探讨了户口食盐法的推行及其向户口盐钞的演变、食盐与盐钞的分离等问题。李珂探讨了开中制下的盐商守支及报中不前、商灶购销脱节等对灶产状况和对明代盐制的影响①。黎邦正《试评明代叶淇的盐法改革》(《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则探讨了叶淇的盐法改革，认为叶淇改革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盐法变革，为清代盐制奠定了基础。林枫《明代中后期的盐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以两淮盐利为例，探讨了明中后期开中制下的盐税，分析了三商的经营成本及官盐销售量。刘淼《明代召商运盐的基本形态》(《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论述了在开中法条件下的“召商运盐”基本形态，对“中纳盐粮”制度的基本内容、开中则例及其确定，以及朝廷“召商”参与盐粮交易的性质诸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张丽剑《明代的开中制》(《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开中制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剖析了开中制与移民及屯田的关系。李龙华及日本学者藤井宏、中山八郎等也论及了明代开中法②。李绍强《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分析了从明到清榷盐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必然性、盐商资本流向及与封建官府的各种厉害关系，指出了盐政变革的局限性和循环性。吴慧《明代食盐专卖制度的演变》(《文史》1984年第26辑)则论述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余三乐《明庞尚鹏疏盐对策浅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探讨了明嘉靖、隆庆之际的盐政状况及庞尚鹏疏盐对策。

薛宗正、张皓、张正明等探讨了明代盐商问题。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探讨了开中制与开中盐商、内商和边商的分化、纲运制与包销商人等关系。张皓《略论明代盐商资本的形成与发展》(《青海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论述了明代盐商资本的来源和积累过程，并分析了盐商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方式。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山西盐商的构成、经济状况、经营方式等。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探讨了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的一些情况。此外，朱宗宙、藤井宏、寺田隆信等也探讨了明代的盐商问题③。转贴于

关于对各区域的盐政问题研究。汪崇筧探讨了明万历时期的盐利情况及清乾隆时期盐商营运方式、江广口岸平均盐价等。赵毅探讨了明代淮盐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认为洪武三年至万历四十四年淮盐的流通为官收商运商销制，万历四十五年至崇祯十七年为商收商运商销制，明政府通过核对查验盐粮勘合、盐引和水程图格来实施管理，并分析了盐商分化和淮盐壅滞的原因。张笃勤论及了明清淮盐分销概况及其对城市经济的影响④。曾玲《明代前期的福建盐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官府对食盐的垄断权贯穿了从开中到销售的全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官营逐渐朝民营转变。陈铿、赵建群《明代福建盐运制度的变革》(《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指出福建盐运有两种变革：运输方式由袋包制改为散装船舱，每引由二百至四百斤改为一千至一千三百斤以促进运销。覃延欢《明代广西盐法刍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认为，明初广西盐法实行开中制。但至中叶后，盐法逐年密酷，成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重要原因。余永哲《明代广东盐业生产和盐课折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广东是盐课折银最迅速的地区，这与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有关。孙福海、王金令《明代营口盐业》(《营口师专学报》1991年第3、4期)论述了营口盐业的发展状况、管理形式及发展原因等问题。黄国信《明清两广盐区的食盐专卖与盐商》(《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论述了明清两广盐区食盐专卖制度中的若干重要制度及其下的商人活动。黄培林、钟长永主编《滇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7年6月版)则论述了明代云南盐产地和制度结构及清代云南盐业的发展和盐产地布局的改变。董郁奎《明代江浙盐业述略》(《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探讨了明代江浙盐业生产、盐业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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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李珂：《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之探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再探》，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②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1年第2期。[日]藤井宏：《开中法的意义及其起源》，载《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版。[日]中山八郎：《开中法和占窝》，载《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刊行会。

③朱宗宙：《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封建政府关系》，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新安商人的研究》，连载《东洋学报》第36卷1、2、3、4号，1953年6月、9月、12月和1954年3月。[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

④汪崇箦：《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赵毅：《明代淮盐流通及管理机制》，载《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张笃勤：《明清武汉的淮盐市场与城市经济》，载《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清代盐法研究最系统的成果是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对清代盐政的主要问题，如盐业的恢复与盐务的管理、销区、盐课、私盐、盐商、盐政改革等问题的沿革演变及历史原因作了系统论述。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生产》(《清史论丛》1983年第4辑)探讨了清代前期盐法的演变、盐商资本的动向以及盐业生产中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等问题。王佩环《清代前期盛京地区官盐生产供销概述》(《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论述了盛京地区的官盐生产及其供销概况。洗剑民《清代广东的制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第3期)论及了清代广东制盐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及本行业的特点。刘广志、林元雄、刘德林、彭久松等探讨了清代四川井盐的生产技术问题①。[新加坡]姜道章《论清代中国的盐业贸易》(《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论及了清代盐业生产中心、国家控制、贸易网络、运输手段与市场区域的空间结构。有关板晒法的发明时间，学者颇有争议。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在明代的福建首创了板晒法，康熙中期后，板晒法由闽南移民传人江浙，逐渐推广到浙江各盐场。朱去非《盐板晒盐考》(《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日]渡边惇《板晒法的兴起及其影响》(《东洋史研究》1963年第21卷第1期)认为，浙江的板晒法始于清嘉庆年间，陈锋赞同此看法②。

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清代盐业制度论(续)》(《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2期)探讨了清代引岸制的内容、特点及运行过程、引窝的起源及其性质、盐引的管理等问题，并与明代作了对比分析。陈锋《清代盐法考成述论——清代盐业管理研究之一》(《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清代盐法考成的内容包括产盐考成、征课考成、销引考成、缉私考成四个方面，涵盖了食盐产、运、销各个环节，并通过对盐政官吏的盐法考成，以达到整肃吏治、保证盐产、疏销盐引、完纳盐课的目的。其《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盐课岁人辨析》(《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则提出三藩之乱期间盐课急剧下降之说值得怀疑，由于这一期间清廷在盐课征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加征，盐课的实际征收额反而空前增加。张正明《清代河东盐课摊归地丁试析》(《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探讨了盐课摊归地丁制度产生的原因、实施办法、作用和利弊等。李克毅《清代的盐官与盐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盐官对盐政的影响。刘洪石《略论清代的票盐改革》(《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探讨了嘉道之际淮北的票盐改革，认为“纲盐改票”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将官督商运改为官督民运民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孙晋浩《清代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认为，专商制的盐政体制在前期使清政府获取了高额盐税，但嘉庆以后，由于专卖盐商经济实力的削弱和私盐的泛滥，出现了盐政危机，盐政改行了票盐制，但不久又复行专卖。石蕾《清代盐业的变迁》(《镇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提出了与孙晋浩相同的观点。张小也《李卫与清代前期的盐政》(《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则论述了李卫在滇、浙实行的盐政措施和改革。

不少学者探讨了清代地方盐政。徐凯希《略论晚清川盐破岸行楚》(《江汉论坛》1992年第9期)指出，清初实行引岸专商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淮盐阻梗。川盐进入两湖市场，推动了近代两湖行盐制度的演变。汪士信论述了徽商经营淮盐的情况③。林永匡探讨了清初长芦、两浙、山东、两广和福建盐场的分布、恢复运司盐业产销、打击私盐等措施及作用④。陈然《试论清初对自流井盐的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论述了清初对自流井盐的整饬和恢复，指出清初对自流井盐的开发是开发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建昌《西藏盐业及盐政史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探讨了西藏盐产种类和分布，认为藏盐向为民营，清末依内地例建盐政，征收盐税。何珍如《康熙时期的云南盐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论述了清初云南的井盐生产及清政府对盐务的管理。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论及了专商引岸制度、余盐措置与盐课归丁、封建盐务腐败与官引走私活动及四川盐枭的有关隋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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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广志主编：《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地质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林元雄等：《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技出版社1987年12版。刘德林、周志征：《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究》，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彭久松、陈然：《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②前引郭正忠《古代编》。

③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分见林永匡：《清代的长芦运司盐政》，载《河北学刊》1983年第3期；《清初的两浙运司盐政》，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载《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清初的两广运司盐政》，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清初的福建运司盐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关于私盐问题研究。王小荷《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论述了私盐的来源、贩卖情况、贩私人员、私盐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和影响等问题。吕一郡《清代湖广私盐浅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分析了湖广私盐活跃的原因及意义。黄国信《清代两广私盐盛行现象初探》(《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比较了两广人口和官盐额定销量，指出两广私盐高于全国，并分析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日]渡边惇《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原载《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集》1982年9月版)则探讨了长江下游、江浙地区的私盐流通及其密切相关的青帮、私盐集团的活动。[日]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认为，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私盐质优价低，购买方便，政府缉私不力。陈锋认为，盐商与枭徒的勾结及贪官劣吏的借官行私也是私盐泛滥的原因①。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1篇8

本次论坛以“创新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在经济、管理、科技、企业以及工程等领域致力于研究与探索中国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专家学者以及实务工作者，共同探讨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发展方向。

9月14日，2012创新型经济国际论坛在重庆工商大学博智楼隆重举行

在主题报告环节，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朝永作了题为《创新推动重庆跨越发展》的报告。黄朝永副主任详细阐述了重庆抓住机遇进行经济创新，在汽车、信息、化工等产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在国有企业体制、金融、土地制度、加工贸易、房价等五个方面的创新。

中国经济学会英国分会秘书长刘晓辉：《中国海外留学人员对创新社会的贡献》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科技领事施搏荣作了题为《中英在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机遇与合作》的报告。施搏荣领事认为，实现经济创新需要让优秀的人才担任研发活动，需要提供资金支持企业创新和创造产业技术，需要获得政策的支持。他特别强调科学创新不仅仅是竞争更是一种国际合作，而研发与创新则是合作的基础。

中国经济学会英国分会秘书长刘晓辉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海外留学人员对创新社会的贡献》的学术报告。她的研究主旨在于探索归国人员是否能提高经济创新、科技转换为经济的能力。她认为，归国人员是连接本地公司与外来公司之间的桥梁，能促进双方的相互学习与合作，从而吸取双方的优点，实现二者的双赢。刘教授以“中关村”的例子说明了创新需要吸引各国高科技产业的高素质人才、建立为行业所认可的种种体系。

大连理工大学孙玉涛博士：《自2009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新趋势对政策分析的系统框架研究》

在下午举行的创新型经济前沿论坛上，来自海内外五所高校的教授、博士们分享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代表围绕创新经济和创新生产两大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和交流。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9

高校开展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分析和思考

基于熵的高校大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法

基于CDIO理论的工程教育模式探讨——以车辆工程专业为例

基于产业发展的高校学科结构优化设计

高校双语教学评价体系的建构探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技术站能力查定数据处理与计算的实验教学平台的构建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本科生班导师工作探索与实践

道路运输组织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高校教学评价的内容构成与评价方法探讨

无机化学教学改革初探

基于自制远程测控实验系统的“智能仪器”课程实验教学探索

如何有效发挥汉语言文学在理工类大学人文通识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现代测试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大学二年级建筑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探讨——以建筑系馆设计课程为例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的教学改革探讨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应体现区域特色

竞技啦啦队教学与训练中的运动损伤调查及预防研究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拓展及其进一步发展

属性识别理论在高校贫困生困难等级评价认定中的应用

国际科技学术论文与国内硕博论文英文摘要主位结构的对比研究

浅谈虚拟学习环境及其在当代教育中的应用

分享资源共赢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公开课程材料”计划对我国英语教育资源共享的启示

大学生就业能力解析及就业能力提升策略——基于SWOT理论的视角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的实证调查与法律分析

中介组织参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探讨

对高校辅导员兼职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思考

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中美法学教育教学方法比较

提高经管类本科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质量的几点建议

应用化学专业化工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关于强化高校金融类课程实践教学的思考——基于西华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外汇交易模拟实习”课程教学经验

基于日语新闻广播语体特点谈日语新闻听力教学策略

关于在机械类专业课程中实施有效教学的若干探讨

比较教学法在“给水工程”教学中的应用

从Sturm-Liouville问题谈分离变量法的教学改进

法理学本科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工程管理专业工程施工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加强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四川民办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论四川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成就及主要问题

民办高校产权归属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理念探究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解读

高校校园网应成为校风学风建设的前沿阵地

大学生和谐人格建构的德育机制分析

财经类专业型高层次人才应用能力培养的探索

“3+1”:一种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

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保障机制优化

本科论文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我校与东汽合作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近代文化史公选课教学改革的思考

市场调研课程教学改革初探:面向实践导向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财务管理教学改革的探讨

基于MATLAB的数字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实验设计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10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时空拓展；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2）05-0001-02

政治经济学是高校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学好政治经济学对于奠定经济学专业基础至关重要。但由于该课程理论深奥、逻辑严谨，仅靠教师课堂单向传输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激情，学习效果也大打折扣。因此，改革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一直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长期探索的课题。“教学模式就是学习模式。在帮助学生获得信息、思想、技能、价值、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时，我们也在教他们如何学习。”[1]教学模式是在教学实践中通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的，并为建立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联系提供方法论指导。近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实践中，尝试进行时空拓展教学模式探索，该模式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学科研究于一体，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充分挖掘学生潜能，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一、课程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如何通过课程教学内容的诠释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提升学生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是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面临的共性问题。近年来，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探索课内教学向课外扩展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尝试。

（一）课内——经典与现代结合，注重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

1.政治经济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相关内容学习

相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应与《资本论》选读、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等课程相关内容学习相结合，使学生从源头上理解基本理论。如在讲授资源配置问题时，既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节约理论，也介绍西方经济学帕累托最优理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时，既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也同时介绍其与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理论及现代西方主流按要素分配理论的联系与本质区别。通过比较和对比，引发学生深入思考，透过现象分析认识问题的实质。

2.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讲授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创

新发展相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观点对当今世界和社会是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这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必须面对且需要引导学生思考的重大问题。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迥乎不同，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应与时俱进。如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中，主要分析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而非生产领域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需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来理解。通过课堂引申分析，使学生认识到不仅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而且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从而加深了学生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3.课程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拜金主义盛行，浮躁、短视与急功近利困扰着当代大学生，通过政治经济学教学，启迪学生重塑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在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让学生了解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献身精神和治学态度，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进行了理想信念教育。

4.课程教学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相结合。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一种真诚的、理解的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的、安全的课堂氛围。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多元交往，师生关系是决定课堂情感的主要因素。教师平时应尽可能多接触学生，善于利用QQ、E-mail、微博等现代技术平台与学生进行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沟通，营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从而把信任、尊重、激励和爱心带进课堂，使学生在对教师信任和尊崇的环境中主动接受知识传授。

（二）课外——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

1.课堂教学“走出去”。一方面，应在安排教学计划时，有针对性地遴选与教学内容高度相关的单位进行考察，并指导学生写出考察报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交流；另一方面，应鼓励学生参与教师主持的与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关的课题研究，并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到农村、社区、工厂、街道进行调研。

2.社会教学资源“请进来”。为了拓宽学生经济学理论视野，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企业家到校讲课，并与学生一起研讨经济社会问题。如聘请专家、企业家进行马克思借贷资本的发展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马克思地租理论与我国土地制度、英国“圈地运动”与我国“暴力强迁”等专题报告，不仅使学生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动态，而且大大加深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观念构建和对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思考。

二、课程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第一学年开设，其学习状况直接关系着学生的专业发展。为了提升深化课程学习效果，使该课程真正为经济学专业学习奠定基础，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系统设计了学生大学阶段学习研究本课程的规划并付诸实施。该计划从一年级阶段的课程讲授、课堂提问、作业布置、名著选读、读书笔记、课外答疑、小论文写作，到大学阶段的科研内容设计、调研与创业创新竞赛指导、学术论文撰写发表、毕业论文及考研就业指导等环节，都有较为明确的可操作要求。一年级阶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应突出重点，联系热点，而且应从创设问题情境出发，通过课堂提问、案例分析等形式，鼓励学生质疑和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的探究激情和创造力。名著选读环节教师指定书目，指导研读方法，定期交流读书心得并适时归纳总结。对于小论文写作，学生不易入门，教师选择与已学理论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确定论题，并对小论文写作方法和论文的规范化要求进行详细辅导，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写作技巧都得到锻炼和提高。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仅要接受知识的学习和训练，还要进行科学研究的训练”[2]。这是培养和增进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为此，在大学阶段，一方面要注重科研与社会调研的设计，引导学生关注当前国内外重大经济问题，结合基本经济理论尝试撰写学习报告，学会撰写学年论文和调研报告，并通过参加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和学生自办学会、刊物，使高年级学生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着力对学生课外实践创新竞赛项目进行指导，鼓励和指导学生积极申报科研项目，参加经济管理类模拟大赛和创业比赛，在经济学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某些理论认识的创新，在实践中体验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性。虽然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教学侧重点，但理论传授与科研训练、社会实践始终贯穿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全过程。

三、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

课程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引导学生大胆质疑、勇于探究，在实践中锻炼协作研学能力。

（一）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

无论是课题讲授还是课外实践，教师都应为学生提供大量学习资源，既应有参考书籍、课程幻灯片、课件、网络资源等有形资源，也包括学习方法、调研设计、问卷分析、项目申报技巧、论文写作要领及考察调研单位筛选、咨询专家推荐等无形资源，如阅读书目，既应有哲学、经济学、历史、法律类书目，也应有自然科学、政治学、文学及人物传记等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名著应为必读书目，学生不仅应重点反复读，而且应通过研读，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促使学生主动对基础理论进行探究性学习。

（二）着眼学生研学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中应有效地创设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有效互动场景，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注意提高学生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的能力。如组织课题讨论时，应以提高讨论的针对性和研究效果为出发点，教师事先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省情市情拟定讨论题目，让学生根据讨论或思辨主题，结合自己比较关注的问题，自由组合形成团队，分头查找资料，集中分析问题，浓缩精华观点，写出发言提纲，精心制作PPT，选代表在限定时间内陈述团队观点，对不同观点学生之间可进行辩论，最后由教师适时进行归纳、总结、点评，使学生对基本问题和主要观点达成共识。通过课堂讨论，既可创造师生积极思考、充分参与、相互启发的教学氛围，又能满足学生希望参与教学的要求，有利于学习效果的迅速提高。

（三）引导学生集体探讨、协作研究

现代教学不仅应使学生通过教师课堂传授获取知识，更应使学生在研究中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和手段，提高获得知识的能力。为提高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应对学生科研环节进行科学设计。需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内容和兴趣，组成研究小组申报科研课题；鼓励学生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联合参与竞赛项目；支持学生自办经济管理学会并定期开展活动，主动进行校际相关专业学习与实践活动交流，培育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跨学科联合研究的能力。

作者：韩留富

参考文献：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篇1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吴存存：《明清社会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万振凡、孙桂珍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性质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密联系的商品性生产。在当时，它不仅没有阻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它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徐宏英分析了山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王加华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美棉的推广使得华北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产生了一定的开放性，但仍保持传统的内聚性(中国农史1)。陈炜、赵健研究了民商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广西地方志3)。彭南生主张以半工业化来描述近代中国若干乡村、若干行业手工业的发展进程，认为：半工业化是一种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适合于对近代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史学月刊7)。彭南生还从“地方能人”的视角分析了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原因(江苏社会科学4)。他还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论述了近代中国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5)。李靖莉分析了黄河三角洲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吴惠芬介绍了清末浙江的蚕丝业改良(农业考古3)。陶德臣从茶农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及利益分配等诸方面分析了1840—1917年茶农的经营状况(中国农史1)。陶德臣还分析了近代中国茶业经营制度的创新(茶业通报3)。

工商业及市场研究对1928—1937年中国经济建设的评价学界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林刚认为仅以棉纺织业而论，其状况很难简单概括，他撰文尽可能如实地反映了棉纺织工业10年间运行的真实面貌(中国经济史研究4)。刘淼以晚清时期江南地区苏经丝厂和苏纶丝厂的改制为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了企业改制过程中股份制的确立、资产的评估与重组、商办公司基本制度的确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4)。朱光华介绍近代上海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演变(上海工业3)。武晓芬介绍了近代昆明机电工业的产生、发展及影响(经济问题探索6)。林建宇讨沦了军阀与近代自贡盐业之间的关系(文史杂志3)。刘经华简论了民国初期中国食盐贸易的自由化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他还撰文论述了民初食盐就场专卖制与就场征税制之争(民国档案3)．孔祥宇论述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实业发展的贡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王奎认为汉阳铁厂从选址、经费的筹措、设备的购置、人员的配备以及内部的经营和管理都与张之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襄樊学院学报1)。郭红娟分析了资源委员会的“国营事业”经营理念(民国档案3)。戚厚杰介绍了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及其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民国档案1)。邵金耀从机器造纸行业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机器造纸工业发展的影响(民国档案1)．

李玉介绍了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汪炜杰探讨了洋务民用企业对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迪(池州师专学报1)。战后初：明(1945—1949年)，国民政府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先后派遣了两批工矿人员赴美实习，张维缜分析了资源委员会在其中的作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定光平、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也是一场广泛的经济民主、政治改良与民众教育运动(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樊卫国认为上海人文环境是近代企业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代沪地市场变迁和企业运作莫不受其侵染(史林2)。王卫星分析了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启动模式与发展特点(学海3)。罗肇前总结了晚清时期，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还是实行官办，所进行的三个回合的斗争(史学月刊10)。杨在军、张岸元探讨了近代中国股份制的起源(江西社会科学1)。师呐论述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中的传统因素(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刘德强、陈俊芳、姜秀珍研究了近代企业生产战略、营销战略、多元化战略、虚拟经营战略的演变历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陈佳琪研究了晚清中国企业聘用洋员的现象及其后果(辽宁大学学报1)。周智生分析了云南商人为促进滇藏商贸交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研究1)。

“浦口条件”是西方人对清季津浦铁路借款筑路模式的称谓。它不同于以芦汉铁路借款为蓝本的“以路作抵”模式，而是以地方税捐为借款担保，中方可以获得对铁路修筑和管理更多的控制权。通过研究，马陵合认为“浦口条件”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存在是短暂的，并没有改变清末民初“以路作抵”的基本定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马陵合分析了中国近代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认为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3)。他还发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一文(天津社会科学3)。徐卫国从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人手，探讨了1927—1936年6月中国国有铁路的经营效益及财务状况。认为各项利息负担是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铁路财务状况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军、政欠款更加重了铁路经营的负担(中国经济史研究4)。艾萍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广西民办公路兴起的原因(广西地方志1)。尹铁探析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的原因(浙江教育学院学报1)。

刘兰兮通过对埠际贸易和铁路运输量的考察，探讨了<1927—1936年国内远程贩运贸易的发展}脉络及商品结构的变化，指出从1925年以降，在大宗商品的远程贩运中，农产品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品比重上升。由此，作者指出，商品结构的变化表明。本时期国内工业有较大发展，但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仍有重要作用，不能高估本期民族工业的发展程度；同时说明广大农村的大部分农产品并不进入流通，或以地方小市场或小区域市场为限(《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发生了由以国家控制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变革，樊如森总结了这种转变并分析了其后果(中国农史2)。谢世诚研究了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49年6月中共完全控制山东为止，山东国统区的米粮市场与民众生活(民国档案1)。戴建兵、史红霞研究了1921年到1935年上海的黄金市场，认为上海金市不仅是中外商人避免交易风险的工具，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黄金流通及可利用金银比价进行投机的重要黄金市场(黄金3)。霍新宾介绍了抗战前夕广东的米粮市场及其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刘志英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及当时报刊等资料出发，系统研究了沦陷时期上海华商股票市场的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樊如森、姬天舒认为进入近代以后，北方药品的供销在种类、规模、运营方式、运销路线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使近代北方的药品供销体系得以逐步构建起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陈为忠认为近代华北的花生进入国际市场后，形成了烟台、青岛、天津和上海四个以内地中小市场为依托、以港口为龙头的外向型运销体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郭锦超分析了中国近代区域市场的发育特征(学术论坛2)。宾长初论述了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圩市在3个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徐木兴截取杭州地区近代市场嬗变这一时空个案，从近代市场嬗变的具体指标上勾勒出杭州地区市场嬗变的粗略表象(贵州文史丛刊!)。郭锦超从5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华北商品市场发育的特点(江海学刊5)。

财政、金融与货币陈策分析了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的情况(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潘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并没有确定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而是采取了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易继苍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盐税与统税改革(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张根福研究了汪伪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山东大学学报3)。张晓辉分析了民国前期广东外债对财政的作用，并比较了早期军阀割据时期和后来陈济棠统治时期，外债的不同用途(广东史志2)。丰箫通过研究嘉兴县1945年前后的乡镇财政，分析了县级政府对于乡镇财政的投入，自治下乡镇财政体系及其实际运作(中国农史2)。潘指出了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所存在的4个方面的问题(浙江大学学报5)。商丽浩、田正平研究了中国教育财政的近代化(教育研究10)。

何英、翟海涛介绍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华商“保险行”的兴起(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石丽敏介绍了抗战时期四川的人寿保险业(文史杂志1)。王晚英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先后举办的战时运输兵险和陆地兵险(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4)．毕明志、汤传志简述了1928—1936年广东省的金融立法(五邑大学学报2)。乔小平简要分析了近代买办)时民族保险业的投资和经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4)。

朱荫贵主要通过统计表和其它史料，考察了1927—1937年期间钱庄业的整体演变状况，进而分析了钱庄业快速衰落的原因在于其角色定位的改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一翔也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作为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的改造与变化(上海经济研究1)。高海燕认为中国钱庄通过与外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使得钱庄由此加速了自身的近代化进程(浙江大学学报1)。1929至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虽有所不甘，但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吴景平认为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还只是外在的、间接的(历史研究2)。张徐乐也总结了上海银行公会结束的始末(中国经济史研究3)。李一翔评述了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的停业风波，认为这表明四大金融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步加强(史林3)。唐云锋、刘涛论述了1914—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博弈的三个阶段(思想战线3)。薛念文介绍了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1)。易棉阳比较了北洋时期的中央银行与近代西方中央银行，并总结了其明显的时代特征(许昌学院学报1)．通过对政府政策和金融界两个方面的分析，赵秀芳认为抗战前十年中国金融业有明显的现代化趋向(文史哲4)。李玉研究了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认为这是近代经济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嫁接的结果(南京大学学报3)。曹流认为近代商人应对1883年金融风潮的举措、方法暴露了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伦理的内在缺陷，折射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混乱、无序(商业研究12)。杜恂诚研究了中国近代票据贴现市场的产生(中国金融11)。刘永祥分析了近代民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管理制度(辽宁大学学报4)。

汪敬虞通过19世纪60年代“同治银币”方案的提出这一具体史实，对英国政府、英占香港当局和中国政府三方在币制问题上的不同考量，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根据、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分别加以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张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晚清的币制问题，认为：晚清时期的货币制度沿续了明中叶以来的诱致性变迁(江汉论坛4)．齐春风概述丫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并分析了其原因(近代史研究5)。樊建莹．郭晓平简述了抗日战争中抗币与法币、伪币的斗争及其后果(许昌学院学报1)。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冯筱才根据大陆范围内各地宁波同乡组织的调查，对1911—1949年宁波同乡组织的性质、功能及其与商人事业的关系作了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民国初年，随着政治、经济变迁的演进，以及西力东渐的影响，江南的民间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冯筱才、夏冰研究了苏州隐贫会的发起、组织及其活动具有代表性(史学月刊1)。冯筱才还以“五四”、“五卅”为中心研究了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认为他们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近代史研究1)。刘菊香介绍了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广西社会科学2)。明清时期湖州城乡日趋繁荣的丝绸经济孕育了湖州商人群体，而近代上海开埠则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方福祥研究了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学术月刊3)。郭绪印认为近代上海会馆具有3个特点：商业性、后来居上、长盛不衰(学术月刊3)。郑成林研究了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的关系，认为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近代史研究3)。高红霞通过对泉漳会馆在近代上海活动轨迹的梳理，比较它与同籍商人、行业团体、同乡团体的关系，探究了上海开埠后闽商尽显颓势而泉漳会馆一枝独秀的原因(史林3)。张学军、孙炳芳介绍了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中州学刊3)。刘建生、任志江分析了晋商近代化转型的原因(税收与企业2)。刘建生、燕红忠还从官商结合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衰落的原因(山西大学学报1)。魏文享综述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展望(近代史研究2)。陶士和认为近代浙江实业家群体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结构改变的一个必然结果(浙江学刊3)。陈志波探讨了绅商对近代广西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广西教育学院学报3)。阎广芬、王树林对近代商人崛起的社会结构背景进行了具体考察分析、总结概括了近代商人崛起的群体趋向以及时代特征(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个案分析了近代中国商会的中介性制度(天津社会科学3)。徐凯希论述了近代荆沙商人团体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范学院学报4)。林雅从领导权、经费来源、公牍程式、自治权和成员身份等5个方面论证了清末商会是商人的新式社团组织，还介绍了商会的主要活动和作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3)。

马俊亚研究了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认为地缘差异在工人中造成的矛盾，有时这种矛盾甚至比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更明显，影响更深远(史学月

刊1)．葛庆华研究了从太平天国战后到民国初年，河南移民对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和风俗习尚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史学月刊1)。何黎萍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妇女的职业状况，认为在国统区妇女就业机会、职业环境和生活待遇反而更加恶化，在解放区，农妇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成了纺织运动的主力，得到了广泛的职业平等权(史学月刊1)。谯珊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认为它对成都城市化与现代化产生多重影响(社会科学研究3)。194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职员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都曾经对上海职员阶层进行观察和调查，岩间一弘、甘慧杰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了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的生活情况(史林4)。杨兵杰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围绕着中国是否实行和如何进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工资等级制度厘订、退休养老制度等诸多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并提出一套相对完备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江沛概述了天津娼业历史沿革，并从娼业人员群体构成娼业行规、娼业经营与收支分配、暗娼业活动特征等方面，对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2)。

章开沅认为张謇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其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事业并非局限于实业与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南通师范学院学报3)。陈争平认为张謇对经济立法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近代中国第一、第二次经济立法高潮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民初经济立法高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南通师范学院学报3)。王观龙、张廷栖认为张謇是近代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中国工商1)。马金华论述了张謇的外债思想和实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赵明远分析了张謇推行股份制的历史贡献(南通师范学院学报3)。程斯辉介绍了张謇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倪俊明综述了1949年以来学界对郑观应研究的概况(文史哲1)。李白茂论述了郑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宜春学院学报3)。卢伯炜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培育了近代中国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安徽史学3)。冯秋季分析了范旭东的实业救国思想(河南大学学报3)。贾熟村介绍了作为军事工业专家的创办山东机器局的徐建寅(临沂师范学院学报4)。徐玖平通过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管理思想的研究，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精神的启蒙、成熟与完善(管理评论3)。朱宗震分析了黄炎培和儒商伦理(探索与争鸣8)。施祖军研究了中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湖南社会科学5)。易伟新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的作为(云梦学刊3)。高超群通过对清末民初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一生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商人伦理中“做生意就是做人”，这一原则的具体历史表现(银行家5)。

外资、外债、外贸与华人华侨经济林日杖对五口通商时期外商在华经营策略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外商经营策略运用效果的深层原因作了探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王海虹以英美烟公司为例分析了中国近代外商广告营销手段及特色(皖西学院学报1)。

吴景平分析了北洋政府最终未能与列强达成全局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债方案的原因(历史教学问题1)。蔡志新认为孔祥熙的外债思想包括维持外债信用论和举借外债论两部分内容，并分析了其不足之处(甘肃社会科学2)。张绍华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庚子赔款对河南经济生活的损害(平顶山师专学报1)。张锡科探讨了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军事外债问题(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马金华综述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晚清外债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3)。

陈争平认为，编制抗战前5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既要遵行国际上通用的基本定义和分类标准，也要根据战前中国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对待前人估计要按三个原则进行修正，据此作者修正了前人有关进出口商品贸易收支的估计，推算了华侨汇款项目，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887—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关于抗战前5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蔡晓荣介绍了他对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的新认识(福建论坛4)。王国平认为在论及近现代中国关税制度时，应区分协定税则的不同形式(江海学刊3)。樊如森认为近代以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由传统的农、牧、工、商业经济向现代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一嬗变与北方沿海港口尤其是天津港的开埠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史学月刊6)。汪德平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李芳清总结了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特征及其历史启迪(学术研究7)。19世纪中期，粤港洋面鸦片走私猖獗，中国政府为此广设关卡巡船，专责查缉走私。但港英政府和商界认为是对香港的“封锁”。陈新文认为“封锁”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海关之争，鸦片税收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近代史研究1)。汪德平分析了近代中国沦为粮食进口大国的原因(江汉论坛6)。张晓辉认为广州沦陷后，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米镇波探讨了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的问题考述(南开学报1)。詹庆华对海关贸易报告作了系统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他还介绍了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厦门大学学报4)。连心豪、谢广生介绍了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民国档案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实施关税自主数度修订海关进口税则，张徐乐认为历次修订对民族工业的某些行业在某些时期的发展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对于进口关税的财政性及其作用，也应作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历史教学问题2)。曾桂林认为岳、长开埠对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重作用(云梦学刊1)。

戴一峰借助地域社会的研究视野，把近代侨批局置于由东南亚华人移民所建构的环南中国海跨国社会空间内，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集中考察侨批局制度建构的基本特征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菊池一隆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魏明枢探讨了晚清时期客家华侨在国内的经济投资(史学月刊6)。邱建章讨论了晚清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河南大学学报5)。

城市化与社会变迁腾建华、刘美平认为：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是导致中国形成“两极产业结构”进而形成“两极城乡结构”的主要原因，而近代历史中形成的“两极结构”又恰恰成为建国后中国进行赶超型工业化和限制型城市化的宏观背景(北方论丛1)。孟晋认为民国初年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河南社会科学1)。曲晓范认为满铁附属地作为一种空间载体在体现日本殖民侵略罪恶的同时，也给东北带人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手段和西方科技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附属地所在的东北南部城市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上急速向近代化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陶火生分析了中国小生产文化心理的近代转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林志友比较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

谭玉秀从土地开发、近代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与近代市场体系的初步构建三个层面，探析了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地区城市化的启动因素(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马学强认为近代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史林3)。郑忠比较了南通、无锡、常州3个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安徽史学4)。姜忻分析了1929—1937年青岛城市经济的特点(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徐凯希论述了近代沙市社会经济的变迁(江汉论坛7)。朱英探讨了西方商风东渐对近代上海商业文化的催生作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

汪光华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西寺产的嬗变，认为：民国时期江西寺产的衰败是近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寺产不断融人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李海英、李峰分析了近现代青海地区清真寺寺院商品货币经济形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3)。谢庐明认为赣南农村墟市中闭塞与顽固的非正式制度是制约赣南农村市场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阻碍了赣南农村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徐中林探讨了近代几次现代化尝试的基本情况、作用及失败原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王荣华评述了1980年以来西北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状况(宁夏大学学报1)。解学诗系统分析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背景和观点(近代史研究4)。

陈勇勤撰文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主要线索，以及三个阶段和所涉及的四种经济成分(甘肃社会科学1)。

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徐建生研究了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认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中央集权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好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统制经济等经济理论流派及学说，共同构成了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背景。其间，西方的影响和时局的催化是普遍因素，并且存在一个向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