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平衡的含义范例(12篇)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1
一、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在“统筹兼顾”中,“统”指的是统揽、总揽,就是宏观调控,适时适当地干预;“筹”指的是筹划、协调;“兼顾”则强调,既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又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要求我们在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时,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其一,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现实的事物,一般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在多种矛盾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结的。一方面,主要矛盾规定和制约着非主要矛盾,不首先抓住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也不容易解决好;另一方面,非主要矛盾又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有利于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发展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又必须注意掌握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发展。在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其二,统筹兼顾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众多方面、诸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些众多方面和诸多要素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在相互影响、相互交错运动中,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统筹全面发展,做到全面考虑、全面兼顾、全面规划,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全面进步;统筹协调发展,做到周密计划、平衡统一、合理安排、比例适当,实现从非均衡型发展不断走向均衡发展;统筹可持续发展,做到瞻前顾后、从长计议,保持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久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统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
二、动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一事物离开与他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事物的发展必然在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的辩证发展,因此,只有兼顾其他方面,协调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事物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就会导致事物的停顿和倒退。而这种协调平衡也是动态的,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又走向不平衡,再走向平衡,这样循环往复的促使事物向前发展。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层次上实现和促进动态平衡协调发展,就必须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不平衡来看待平衡,不能把协调直接等同于平衡。不平衡的存在是平衡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1]因此,不包含非平衡在内的平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包含不平衡在内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平衡来看待不平衡,借口不平衡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平衡,进而否认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平衡了又不平衡,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不能随意扩张。一旦条件具备,就必须及时跟进,力求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虽然允许在短时期某一方面问题可重点把握、适度超前,但这种重点把握和适度超前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条件而过度超前。一旦某个方面出现过度超前发展的情况,引起与其他方面发展上的严重失衡,必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始终注意和解决好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问题。只有保持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才能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跃迁。
三、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定。尽管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但是,“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质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这就是说,矛盾着的双方或系统中的要素只有处在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才存在着通过相互排斥而实现发展的可能性。斗争性的存在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同一性是在斗争性中获得规定和发展的。它们之间必须保持绝对的斗争性(非统一)和相对的同一性的和谐,也就是必须使矛盾的诸方面或系统的诸要素之间保持和谐的统一。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的协同作用,要素之间只有保持优化组合,才能够维持社会系统的和谐统一和良性互动,从而达到一种有序的稳定和谐结构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达到社会诸要素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这样才能求得最佳的群体发展效应,进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每个要素都具有特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要素都不可能替代其他要素,某一要素的发展都不应以牺牲另一要素的发展为代价。因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内,社会各种要素的发展应当是和谐统一的,这是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并不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僵死、静态的和谐统一,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中的和谐统一。体现在对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指导上,就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孰先孰后,而不是平均对待、齐头并进。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发展要求各个领域发展的协调与和谐,但是这些领域的发展任务不可能全面铺开、同时到位,就会出现发展过程中的相对不协调、不和谐、不统一,当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协调和谐统一。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2
关键词:竹子;生态化学计量学;内稳性假说;生长速率假说;适配与错配;养分诊断;平衡施肥;生态系统优化管理;竹林培育;
作者简介:杨光耀
竹子(竹亚科植物的总称)生长快速、材质优良,被广泛用于建材与家居;竹笋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备受人们青睐(江泽慧,2007;Chongthametal.,2011)。仅2001年全球竹材消费就高达3000万t、竹笋消费200万t(Kleinhenzetal.,2000;Kleinhenz&Midmore,2001),年贸易额高达45亿美元(Kleinhenz&Midmore,2001)。我国竹林面积近600万hm2,产值1600亿元,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董杰和张燕,2015)。竹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大大促进了竹林发展,但不合理经营导致了部分竹林衰退(楼一平等,1997)、产量下降(孟赐福等,2009)、地力退化(楼一平,2001;Guoetal.,2014)、环境污染(吴家森等,2009)等生产和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既与竹子自身的生长发育、开花结实等生物习性有关,也与人类采收笋材、垦复施肥等经营活动相关。然而,前人仅从竹子生物学、生态学和培育学等方面进行了零散的研究,不利于以上问题的综合解决。因此,竹子领域研究亟需一个统一化理论做指导。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从元素计量的角度来探讨生命运动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曾德慧和陈广生,2005;贺金生和韩兴国,2010)。它通过有机体内元素含量及比率关系,将生物的生长发育、健康状况、行为方式、生态系统动态、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层次、多学科问题联系起来,现已成为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生物学领域最流行的理论框架(Sterner&Elser,2002;Hillebrandetal.,2014)。在竹子经营与研究过程中,虽然人们早已发现竹子开花(何奇江等,2005;丁兴萃,2006)、发笋大小年(费世民,2011)、竹笋品质形成(林海萍等,2004)与体内养分含量及比例有关,竹林土壤污染主要是因为养分搭配不当和总量盈余(孟赐福等,2009),也提出了平衡施肥与养分管理技术(郭晓敏等,2013),但尚未形成一个从竹子基础生物学到生产经营的有关养分元素的统一化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竹林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
本文试从生态化学计量学角度,总结近年竹子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营养学、培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重点分析竹子生命元素的组成及内稳性特征、元素化学计量与竹子生理生态学过程的关系、竹子化学计量平衡的主要内外影响因子、生态化学计量学在竹林养分诊断与平衡施肥领域的应用等竹子生理、生态与生产问题,以期进一步丰富生态化学计量学内容、扩大生态化学计量学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也为竹林这一特殊森林的生产经营及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指导,实现我国“少投入、多产出、保环境”的战略构想。
1生态化学计量学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生态化学计量学主要是从元素组成及比率的角度来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是近年生态学中飞速发展的领域。自1840年德国农业化学家JustusvonLiebig发现植物生长与元素含量的关系并提出了“最小因子定律”以来,经过生态位理论(Grubb,1977)、最佳取食理论(Belovsky,1978)、资源比理论(Tilman,1982)、养分利用理论(Vitousek,1982)、Redfield比值(Redfield,1958)等理论的发展,Reiners(1986)提出“ChemicalStoichiometryoftheBiota”,将化学计量学理论用于研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到2002年,Sterner和Elser出版专著《EcologicalStoichiometry:TheBiologyofElementsfromMoleculestotheBiosphere》,系统地阐述了生态化学计量学的定义、基本理论及其应用范畴,标志着生态化学计量学体系的逐渐成熟,也为生物学统一化理论构建提供了新思路(Sterner&Elser,2002;曾德慧和陈广生,2005;贺金生和韩兴国,2010)。当前,生态化学计量学已发展成从生物大分子到生态系统,从微生物、动物到植物,从营养学、生态学到环境科学多层次、多学科都相互关联的综合性理论,并逐渐被应用于预测或解决区域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曾德慧和陈广生,2005)。其理论逻辑如下:
(1)生命是物质运动的最高级形式,一切有机体都是由元素构成;
(2)生物有机体都有其特定的元素组成及其比率关系,即元素计量内稳定性(stoichiometrichomeostasis);
(3)有机体内元素平衡是相对的,它易受外界环境(食物)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偏离);
(4)体内元素平衡变化或偏离会影响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健康状况和行为方式(Schatz&McCauley,2007;Rivas-Ubachetal.,2012);
(5)有机体具有维持元素内平衡的机制(homeostaticmechanism),它可通过生理或行为等适应性调节,在变化的环境(食物)中可以维持或恢复自身化学计量的相对平衡;
(6)不同有机体的化学计量内平衡能力有所差异,能保持平衡者正常生长发育,反之则异常,甚至死亡;
(7)群体中有机体的此消彼长会影响到种群动态、群落演替和生态系统的发展及其生产、生态功能的发挥(Sterner&Elser,2002;Güsewell,2004;Yanetal.,2015)。
通过生命元素这一线索,生态化学计量学将不同层次的生命活动统一起来,也将不同生命学科统一起来,并形成两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基础理论(或假说)(Sterner&Elser,2002;Andersonetal.,2004),即化学计量内稳性假说和生长速率假说。
化学计量内稳性假说(stoichiometrichomeostasishypothesis)是指在环境(食物)化学元素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生物有机体可通过一系列生理或行为调节以保持其元素组成的相对稳定(Sterner&Elser,2002;Elseretal.,2010)。Sterner和Elser(2002)提出有机体-环境化学计量关系公式:y=cx1/H。公式中,y、x分别表示有机体、环境元素浓度(或比率),c是常数,H是化学计量内稳性指数,反映有机体化学计量内稳性维持能力的大小。当H=1时,该有机体没有任何的化学计量内稳性;H>1时,有机体具有维持自身元素平衡的能力,H越大有机体内稳性越高(Sterner&Elser,2002)。
生长速率假说(growthratehypothesis)是解析有机体维持内平衡的机制性假说。该假说认为有机体生长速率与其体内元素化学计量比率紧密联系。高生长速率往往对应高N:C、P:C以及较低的N:P。因为有机体快速生长需要大量富含P的核糖体(蛋白质的合成场所)和RNA、DNA、ATP等物质(Elseretal.,2003;Reefetal.,2010)。生长速率假说是解析细胞生物学、生物新陈代谢、种群动态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理论框架(Niklasetal.,2005;Ågren,2008)。
另外,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别重视生物与环境的矛盾统一,认为生物元素内平衡需求与环境供应间的适配(match)与错配(mismatch)关系是推动生命发展的根本动力(Sterner&Elser,2002),也是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环境元素会影响生物的内平衡和生长速率(Méndez&Karlsson,2005;Rivas-Ubachetal.,2012);另一方面生物会通过吸收和释放体内元素而改变环境,进而对生物产生影响(Sterner&Elser,2002)。因此,生物与环境间连续而复杂的元素化学计量适配或错配反馈关系推动着生物与环境的协同进化(Abbasetal.,2013)。
2生态化学计量学在竹子基础研究中的应用
2.1竹子养分元素需求与化学计量内平衡
竹子体内含有30–40种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它们都与竹子生长发育、竹材(笋)品质等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蒋式洪等,2000;费世民,2011)。C、N、P、K是竹子的基本组成元素,C是生命的骨架元素与能量元素,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叶片C含量((512.13±11.13)mg·g–1)高于世界陆生植物的平均水平((464.32±32.10)mg·g–1)。N、P、K不仅影响竹子发笋数量,也会影响竹笋品质(郑郁善等,1998;蒋式洪等,2000);Ca、Mg分别与竹子根系生长和叶绿素形成有密切关系。另外,Si尽管不是生命必需元素,但竹子体内Si含量特别高,近年备受关注(潘月等,2013;戎洁庆等,2013;Umemura&Takenaka,2014)。
竹子具有较强的维持体内元素相对平衡的能力。郭子武等(2011)发现施肥对红哺鸡竹(Phyllostachysiridescens)叶片C、N、P含量及比值影响不大。其叶片C:N、C:P可保持在18.71–35.02、304.41–458.52,N:P变幅更小,仅为15.28–17.12。郭宝华等(2014)野外调查发现,尽管土壤N:P差异明显(4.50–13.69),但毛竹叶片N:P变化不大(12.60–13.69)。顾大形等(2011)通过盆栽实验发现,土壤N或P增加2–3倍,四季竹(Oligostachyumlubricum)仍可保持叶片N:P基本不变,其内稳性指数H(N:P)=2.85>1。庄明浩等(2013b)发现当CO2浓度由360μmol·mol–1增至500μmol·mol–1时,毛竹和四季竹叶片养分C、N、P含量及其比例都没有明显变化,说明竹子在变化的土壤或大气环境中,都能保持体内元素的相对平衡,符合生态化学计量学的“内稳性假说”。综合多种竹子的研究结果(周国模和姜培坤,2004;费世民,2011;庄明浩等,2013b),发现竹子叶片平均化学计量比值为C:N:P=380:16:1,其中N:P高于自然界陆生植物平均值(10:1)(Knecht&Göransson,2004),也高于国内一般草本植物(13.5:1)(Hanetal.,2005),而与阔叶植物(15.1:1.0)和常绿木本植物的平均值(15.2:1.0)相近(Hanetal.,2005),说明竹子与常绿阔叶木本植物具有相似的“植物-环境”化学计量学响应特征。
2.2竹子化学计量内平衡的影响因子
生物有机体生态化学计量内平衡易受到许多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不同物种、器官、年龄、发育阶段化学计量特征有所不同,而且土壤养分、气候、水分、人类活动等环境因子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化学计量内平衡(Aerts&Chapin,2000;Ågren&Weih,2012)(图1)。
首先,不同竹种的化学计量学特征有所差异。毛竹叶片N、P、K含量分别为21.44g·kg–1、1.33g·kg–1、13.15g·kg–1(费世民,2011),雷竹(Phyllostachyspraecox‘Prevernalis’)叶片N、P、K含量分别为8.86g·kg–1、1.07g·kg–1、6.55g·kg–1(吴家森等,2005a)。毛竹叶片N:P大于雷竹,而P:K小于雷竹。麻竹(Dendrocalamuslatiflorus)叶片N、P、K含量分别为56.9g·kg–1、4.4g·kg–1、8.1g·kg–1(邱尔发等,2004),苦竹(Pleioblastusamarus)叶片N、P、K含量分别为24.26g·kg–1、1.51g·kg–1、11.56g·kg–1(蒋俊明等,2007),麻竹叶片N、P、K含量都明显高于苦竹。不同竹种对环境养分变化的化学计量学响应的程度也有差异(Piouceauetal.,2014)。
其次,不同器官的元素组成及比率存在较大差异。毛竹叶、枝、秆、蔸、根中N含量变异系数高达85.5%,叶N含量(21.44g·kg–1)是秆(2.86g·kg–1)的6.0倍。Si含量变化更大,根Si含量为70.78g·kg–1,秆Si含量仅1.89g·kg–1,相差近37倍(费世民,2011)。毛竹的N:P、P:Ca表现为叶>枝>秆>根,P:K则为叶>根>枝>秆(刘广路等,2010)。苦竹的N含量及N:P均呈现出叶>鞭>蔸>秆;K:P和Si:P则表现出鞭>蔸>叶>秆(刘力等,2004)。雷竹、麻竹等竹种的K、P、Ca、Mg等多重元素的含量及比例也都存在器官差异规律(邱尔发等,2004;吴家森等,2005a)。以上说明竹子元素分布规律遵循植物元素“功能性不均衡分布”原理(Yuetal.,2011;Minden&Kleyer,2014)。
再次,年龄也是影响竹子化学计量特征的因子。1–6年内,毛竹秆C含量随秆龄增长呈上升趋势,N、P含量呈下降趋势(吴家森等,2005b;刘广路等,2010),故C:N、C:P随年龄增长而明显增加。不同竹叶(叶龄)差异也较大,一年生新叶N:P、N:K为13.35、4.78,2年老叶为21.45、5.23,老叶N:P比值明显大于幼叶(刘广路等,2010)。杨清培发现毛竹幼龄鞭N:P(7.0)明显低于老龄鞭(15.0)(未发表)。糙花少穗竹(Oligostachyumscabriflorum)也表现出同样的规律,1–2年竹秆N:P为13.68–13.86,而3、4年竹秆分别为20.18和27.88(陈世品等,2007)。另外,不同季节竹子也表现出不同的化学计量特征,生长季N:P明显偏低(黄伯惠,1983)。说明竹子化学计量特征遵循“生长速率假说”。
除遗传因素外,土壤、气候、人类活动等环境因素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竹子化学计量特征。顾大形等(2011)发现,土壤N、P养分供应水平及土壤N:P会影响四季竹叶片N:P值,但土壤对竹子养分计量特征的影响较复杂(陈志阳等,2009)。除养分含量外,土壤有机质含量、pH值、土壤微生物等都会影响竹子体内养分含量与比率(郑郁善等,1998),所以竹林的地下-地上化学计量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庄明浩等(2013b)发现CO2升高至700μmol·mol–1时,竹叶主要养分元素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会发生明显的适应性变化,毛竹叶C:N:P由406:15:1变为565:24:1,四季竹C:N:P由468:17:1变为614:19:1,表现出明显的P素限制作用。刘玉芳等(2015)发现长期水淹会显著降低河竹(Phyllostachysrivalis)鞭根的N、P、K含量,从而增加C:N、C:P、C:K比值。周先容等(2012)通过氮沉降模拟实验发现,氮沉降会显著降低青川箭竹(Fargesiarufa)叶片中C的含量,并增加N的含量,但没有改变P的含量,从而C:N减小,而N:P增加。
另外,竹子采伐、竹笋采收等人类活动也会影响竹林化学计量特征(Raghubanshi,1994)。然而,目前对竹子化学计量内平衡的影响因子及作用规律研究仍停留在少数单因素实验,养分、水分与光照等多种因子耦合交互作用有待深入研究。
2.3化学计量内平衡的变化对竹子生物学过程的影响
化学计量内平衡变化会影响到竹子开花结实、发笋成竹等生物学过程,也会影响光合作用、养分吸收、克隆觅食行为、群落稳定性维持等生理生态过程。
2.3.1竹子开花与死亡
竹子很少开花,但一旦开花就造成竹子大面积的突发性死亡,因此竹子开花一直是一个有趣而神秘的话题(Janzen,1976;Takahashietal.,2007)。近100年来,有关竹子开花分别从气候、管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假说(郑郁善和洪伟,1998),其中营养计量学说是目前比较普遍认可的一个重要机制性假说。
研究表明,体内元素含量状况会影响竹子花芽分化与成花过程。如P、Ca、Mg等元素含量增加会诱导花芽分化;N、K等元素含量增加会促进营养生长,而延迟竹子开花(何奇江等,2005;詹爱军和李兆华,2007)。
同时,元素比例变化也是竹子开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何奇江等,2005;丁兴萃,2006)。丁兴萃(2006)发现,早竹(Phyllostachysviolascens)开花体内C:N明显上升,符合C:N花芽分化机理(Corbesieretal.,2002);何奇江等(2005)也发现,开花雷竹叶、秆和鞭的P:K分别是未开花竹的1.97倍、2.80倍和2.24倍。另外,开花往往导致养分流失、比率失衡,促使竹子死亡(何奇江等,2005;丁兴萃,2006;詹爱军和李兆华,2007)。
2.3.2发笋成竹与退笋
发笋数量、成竹质量都直接影响到竹林生态功能与生产价值,然而有些竹子(如毛竹、毛环竹(Phyllostachysmeyeri))存在明显的发笋成竹大小年现象,即一年大量发笋长竹,一年行鞭换叶,产笋较少,每两年为一周期(南京林产工业学院竹类研究室,1974)。大小年现象虽有遗传原因,但与体内N、P、K等主要矿质营养元素的化学计量特征密切相关,如吴家森(2005b)发现小年毛竹叶中N、P、K含量均显著高于大年。Li等(1998a)发现:竹叶被竹蝗取食后,光合产物减少;改变竹子体内养分状况,可使大年变小年,小年变大年。在实际生产实践中,通过施肥、小年留笋养竹、大年疏笋等措施,可将大小年竹林改造成“花年”竹林(黄伯惠,1983)。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竹笋都能长成竹子,许多竹笋出土前就会死亡,或虽能出土却死在成竹之前,这叫退笋。大量研究认为退笋率高低与养分供应水平紧密相关,增加养分供给可以降低退笋率、提高成竹率(傅懋毅等,1988;Lietal.,1998b;郑郁善等,1998;Lietal.,2000)。
2.3.3养分吸收与分配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变化会影响竹子对矿质养分的选择吸收、运输与分配。庄明浩等(2013a)发现毛竹叶片C:N下降、C:P、N:P升高,可以促进竹叶对Mg、Ca的分配,增强竹根Na积累,提高Fe、Ca、Mg向上选择性运输的能力。顾大形等(2011)认为四季竹在土壤N供应充足时,叶片也会对N进行奢侈性吸收。同时,化学计量特征还会影响竹子的养分克隆生理整合过程,一般“富养”分株(或部位)供应“贫养”分株(或部位),老龄竹将N、P等元素转移到低龄竹及幼嫩部位,但不同元素的整合强度与体内化学计量状态有关(Lietal.,1998b;Saitohetal.,2006)。
2.3.4光合作用与代谢
化学计量特征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竹子光合作用。当施N量为250kg·hm–2时,与对照相比,1年、3年、5年生毛竹叶片的光饱和点均达最大,分别增加了5.2%、9.1%和7.0%,同时光补偿点降至最低,分别降低了49.5%、20.4%和31.8%(高培军等,2014),土壤养分会影响叶片N、P含量与比例,从而对光合作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宋艳冬等,2010;顾大形等,2011)。顾大形等(2011)发现一定范围内增加土壤N含量,四季竹叶片的N含量增加,N:P上升,提高了叶绿素含量,促进其光合作用。而当施肥量不足或过量时会降低毛竹叶片光合色素含量,结果其光合能力受到影响。苏文会(2012)发现当毛竹叶片N:P从20.70下降至15.29时,其光合产物淀粉含量从35.47g·kg–1降至16.21g·kg–1,降幅达54.3%。说明竹子叶片N、P化学计量特征对其光合作用影响较大。
2.3.5觅食行为与扩张
土壤养分不足时,竹子可调整鞭根形态、分布格局而表现出明显的觅食行为(Lietal.,2000;刘骏等,2013),以获取养分资源,维持体内养分平衡。施肥试验表明,毛竹竹鞭穿越养分异质环境时,它会避开贫养斑块,将大量竹笋有选择地放置在富养斑块(Lietal.,2000)。随着土壤N含量的增加,雷竹地上竹子数量增多、生物量增大,而且地下竹鞭长度和鞭节长度显著降低(Yueetal.,2005),表现出明显的觅食特征。毛竹扩鞭试验表明,林缘施肥不仅可以增加新竹数量、降低退笋率,而且可扩大新竹扩展范围,施肥组每年平均扩张5m以上(董晨玲,2003)。这些可间接说明,竹林向邻近森林扩张可能是为了维持体内养分平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觅食行为。
2.3.6竹林(竹阔混交林)健康与稳定
竹子作为典型的克隆植物,单株间个体大小和发育阶段不同,其元素化学计量调节能力存在差异。当林地养分(或光照)资源不足或失衡时,老竹个体C:N、C:P明显增加而逐渐死亡,新竹数量减少,竹林衰老退化。如果能及时地进行养分补充或疏伐,会大大改善林分健康状况(郑郁善和洪伟,1998)。
竹子扩张会降低邻近森林植物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白尚斌等,2013)。初步研究认为毛竹扩张间接影响化学计量内平衡是植物多样性下降的重要机制。毛竹扩张改变了邻近森林土壤的养分状况(宋庆妮等,2013),而不同植物对土壤养分变化的响应差异较大,其中栲(Castanopsisfargesii)、红楠(Machilusthunbergii)、交让木(Daphniphyllummacropodum)、赤杨叶(Alniphyllumfortunei)、金钱松(Pseudolarixamabilis)等内平衡调节能力较弱的植物最终退出竹木混交林,而南方红豆杉(Taxuschinensisvar.mairei)、钩锥(Castanopsistibetana)、黄牛奶树(Symplocoslaurina)等内平衡调节和可塑性能力较强的植物生长良好(杨清培,未发表)。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今后应借鉴入侵植物化学计量学的研究成果(Gonzálezetal.,2010)深入开展竹阔混交林组成与稳定性的生态化学计量学机制研究。
3竹子生态化学计量学的初步实践
生态化学计量学不仅是探讨生物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种群变化、群落演替的重要理论,而且还是林业生产的直接指南(曾德慧和陈广生,2005)。前期的竹林养分诊断、平衡施肥、优质高产竹林培育等都不自觉地运用了生态化学计量学的相关原理。
3.1指导养分诊断
营养不足容易引起植物组织老化,而过剩又引起植物毒害,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Güsewell,2004)。因此,养分诊断是保证林农业产品优质高产的重要措施,并将体内营养元素的含量及比例作为衡量植物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Sinclairetal.,1997;Güsewelletal.,2003;Tessier&Raynal,2003)。
洪顺山等(1989)和张献义等(1995)发现竹子叶片养分状况与新竹产量密切相关,并将之作为竹林养分诊断的重要指标。此后,陈卫文等(2004)采用“临界值”法,制定了毛竹不同养分诊断的化学计量标准。
Li等(1998b)认为,除竹叶外,竹秆、竹鞭、竹根等组织的养分化学计量比也都可用于养分诊断,并初步提出毛竹叶、秆、鞭、根中N:P:K浓度含量比分别为19:1:6、15:1:26、23:1:11和44:1:54。郭宝华(2014)建议采用N:P作为竹林养分诊断的生态指标,认为土壤N:P<14时,毛竹林主要受到N素的限制。因此,今后竹林养分诊断应由单一的元素含量向多重元素比例转变,由单一叶片向多个器官转变,由单一的植物体测定向植物-土壤联合诊断转变。
3.2高产优质培育
合理计量施肥不但可以增加竹材(笋)产量,而且可以提高品质。傅懋毅等(1991)发现每年沟施复合肥3945kg·hm–2(N:P:K=4:3:1),则每度(两年)可增产春笋20000kg·hm–2,并认为这是毛竹笋用林最佳培育方式;在澳大利亚每年折合施N250、375、500kg·hm–2的复合肥(N:P:K=5:1:2.8),毛竹笋产量分别为8300、10200、14200kg·hm–2(Kleinhenzetal.,2003)。陈孝丑等(2012)发现施肥可以显著提高毛竹林的胸径。林海萍等(2004)筛选了优质雷竹笋用林最佳配方,当施肥量为尿素975kg·hm–2、复合肥1500kg·hm–2、厩肥112500kg·hm–2(N:P:K=10:2:1)时,最有利于雷竹笋总糖、脂肪及淀粉的积累,而减少灰分、蛋白质及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品质提高效果最好。另外,孟勇等(2014)发现添加一些非必需元素(如硒Se)对竹笋品质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也有实验发现仅施化肥会使竹壁变薄,竹材品质下降(洪顺山等,1992)。有机肥对竹材(笋)品质形成化学计量学机制值得关注。
3.3平衡施肥试验
为了达到竹林优质高产的目标,近年许多学者在养分诊断的基础上,开展了竹林平衡施肥试验与推广。洪顺山(1987)认为毛竹林N:P:K最适施肥比率为10:6:4.7;野中重之在1989年提出了N:P:K:Si配比为10:5:6:8(郭晓敏等,2013);胡冬南等(2004)认为经营目标不同,竹林需求养分的数量和比例有所差异,认为毛竹笋用林N:P:K最佳配比为10:3:2.2,材用林为10:6.8:9.8。2006年,我国编制了“毛竹林丰产技术国家标准GB/T20391-2006”,建议对I立地级的材用林施N肥100–120kg·hm–2、P肥20–25kg·hm–2、K肥40–45kg·hm–2,N:P:K为10:2.0:4.0。对II、III立地级的材用林施肥量翻倍,笋材两用林施N肥150kg·hm–2、P肥40–50kg·hm–2、K肥80–100kg·hm–2,N:P:K为10:3.0:6.0。但这些研究都还停留在经验上,缺乏真正的计量学机制研究,如洪顺山(1992)认为毛竹笋竹两用林最佳配方为:N肥310kg·hm–2、P肥83kg·hm–2、K肥118kg·hm–2,但如按苏文会(2012)竹材(笋)的养分含量与采收输出方法计算,林分N、P、K利用率仅分别为28.9%、20.3%、62.5%,养分供需并不平衡,因此平衡施肥需要引入化学计量学机制研究。
4竹子化学计量学研究展望
生态化学计量学理论初步解释了竹子开花、发笋成竹等生物学问题,也解释了竹林退化、群落动态等生态学问题,但这些研究还很不完善,仍停留在定性、理论和表观层面。如何使竹子生态化学计量学走向定量、应用和机制研究,对每一位从事竹子理论或应用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为满足社会对竹材(笋)优质高产、安全高效和环境保护的需求,我们认为今后的竹子生态化学计量学应重点加强以下研究:(1)竹子生态化学计量内平衡维持机制与影响因子;(2)竹材(笋)品质形成的化学计量学机制;(3)竹子-土壤化学计量学互作过程的定量化;(4)养分诊断与生态化学计量平衡施肥;(5)竹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化学计量优化管理。
4.1加强竹子生态化学计量学内平衡维持机制与影响因子研究
生态化学计量学认为元素组成相对稳定是一切生物的基本特征。本文发现竹子叶片多重元素比率平均为C:N:P=380:16:1。然而,竹种、器官、年龄和发育阶段等遗传因素,土壤、气候、人类活动等环境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竹子的生态化学计量内平衡(Reich&Oleksyn,2004;Sardansetal.,2012),进而影响其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等生命过程。同时,植物也会通过组织老化、凋落、转移与储藏等形式,调整养分吸收与释放,实现整体对多重元素(如C:N:P)比率的调节,但竹子化学计量平衡的影响因子及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以后应加强多竹种(尤其是经济竹种和珍稀竹种)化学计量内平衡特征研究;加强开花、发笋、大小年等基础生物学过程与元素化学计量的关系研究;结合分子、同位素等先进技术,深入开展竹子化学计量内稳性与其光合作用、养分分配、克隆整合等生理生态学研究;开展多因子(养分与水分)对元素内平衡的交互影响及竹子的响应机制;开展竹子化学计量特征与新陈代谢活性物质的关系研究(Rivas-Ubachetal.,2012),以提高生态化学计量学对竹子生物学现象、过程和机制的解释能力。
4.2加强竹材(笋)品质形成的化学计量学基础研究
竹材(笋)品质是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大径级、节间长、壁厚、枝下高长的竹材价格明显要高;外观漂亮、营养丰富的竹笋更受市场欢迎。尽管目前已开展了部分养分元素(N、P、K、Se、Si)对竹材(笋)品质形成的影响实验(孟勇等,2014),但相关的基础研究仍很滞后,高产优质的形成规律还未被充分地揭示与认识,可推广的高产优质培育技术尚未确立,制约了竹林产量提高和品质的改善。因此建议开展以下研究:1)竹笋品质形成规律及化学计量学机制研究,尤其是Se、Zn等非必需元素、有机肥与竹笋品质形成的生理机制;2)节长、壁厚等优质材用林定向培育的化学计量学原理与技术研究;3)基于光、温、肥、水等多种环境因子的竹材(笋)高产、优质和资源高效利用的化学计量调控机制研究。
4.3强化竹子-土壤化学计量学互作过程的定量化研究
植物养分主要来源于土壤,土壤养分也受到植物的反作用。因此,加强竹子与土壤养分元素的化学计量适配与错配互作研究,对竹林生产、环境保护至关重要。首先,土壤环境决定着养分形态、数量及其有效性,从而影响到竹子的生长发育(Fanetal.,2015;Zechmeister-Boltensternetal.,2015)。建议开展土壤环境因子与土壤、竹子养分元素化学计量特征动态关系的长期监测与研究。其次,凋落物分解和根际效应是影响土壤养分的一个重要过程,尤其是根际过程更应受到关注(Belletal.,2014,2015;Carrilloetal.,2014),所以应采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分子生态技术,聚焦于竹子根际过程及养分活化机制(如根系吸收与分泌、根际酸碱度变化、根际微生物活动),实现“竹子-根际-土壤”三者元素关系的量化分析。
4.4加强养分诊断与生态化学计量平衡施肥研究
养分诊断与平衡施肥是提高林业生产、维护系统稳定、选择合适管理策略的重要手段(Parketal.,2014),但当前竹林养分诊断仍停留在单一的养分测定(陈卫文等,2004;郭晓敏等,2013),很少考虑多养分、多组织的耦合效应,失衡超量施肥强烈影响到竹林土壤理化性质,并引起竹笋食用安全、水土环境恶化等问题。今后应以生态化学计量平衡理论为基础,改进养分诊断方法,根据不同竹种、不同林分、不同时期养分限制性的差异特征,筛选养分丰缺指标,建立多元素、多组分的养分诊断技术,提高监测精度与预测能力;形成生态化学计量平衡施肥技术,根据竹子和土壤的营养特点,筛选肥料种类、确定肥料用量与配比,实施时空精准施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实现多重元素间的平衡,竹子养分需求与环境养分供给间的平衡,肥料投入与经济产出间的平衡,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
4.5强化竹林生态系统生态化学计量优化管理
生命元素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形式将生态系统的各组分、多层次紧密联系起来(Carniceretal.,2015)。竹林是一个人工或半人工的开放生态系统,几乎每年都有竹材(或竹笋)等产品输出和外源养分的输入。产品输出和养分输入的失衡会改变竹子、土壤、微生物等不同组分的化学计量特征(Raghubanshi,1994;Venkateshetal.,2005;Zhangetal.,2013)。因此,今后应充分考虑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渗透性,根据物质守恒与能量守恒定律,综合考虑土壤、气候、经营活动等因素,加强竹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化学计量模型与理论研究,构建“竹子-土壤-微生物”多组分的“生态化学计量匹配模型”,竹子化学计量特征与群落组成结构、生态系统生产力多层次的多重养分优化计量模型,并通过长期野外监测与微宇宙模拟实验,找到具有竹子特色的“特征参数”,最后形成可视化的竹林养分预测和管理系统,指导竹林健康经营和环境综合效应评估,实现因地制宜、以产定肥的竹林生态系统生态化学计量优化管理模式。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3
奥苏贝尔认为,引导性材料即先行组织者可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加工同化。先行组织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说明性组织者,用于提供适当的类属者,与新的学习内容产生一种上位关系;另一类是比较性组织者,它为新知识的学习提供类推的材料,用于新旧知识的整合和辨析。在教学过程中,为了突破难点,实施新课程理念倡导下的高效课堂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初中所学过的“溶解平衡”是“溶解”和“结晶”速率相等的一种动态平衡,联系实际生活中水库的蓄水量,动态平衡是因为进水量和排水量相等,为学生设置理解动态平衡的类推材料。在学习“平衡移动的方向”这一难点时,为了深刻理解勒夏特列原理,可以组织材料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人们总是在研发新型药物用来抵御疾病减缓衰老,为什么彩民中了大奖后国家要收取一定的税费,某地区遇到灾荒,国家要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甚至可以引用成语去形容勒夏特列原理“减弱”的含义:“雪中送炭”而不是“雪上加霜”,可以联系物理电学中的“楞次定律”,起到深入浅出、化繁为简的作用,帮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加工同化。
“化学平衡常数”是新加入到考纲和教材中的知识点,2010年以来连续在高考新课标卷中进行了考查。平衡常数还包括电离平衡常数(KaKb)、水解平衡常数(Kh)、溶度积常数(Ksp)。教材中列举了H2(g)+I2(g)=2HI(g)反应中的相关数据,从定量的角度给以深化,引导学生研究这些数据并从中找到规律:任凭改变浓度和压强,平衡时各种物质的平衡浓度的比值K=c2(HI)/c(H2)c(I2)是一个定值。从一个熟悉的内容出发引领学生进行思考,充分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刚刚学习的勒夏特列原理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K与什么因素有关?为什么温度变化会导致K的变化?是不是升温都导致所有反应的K减小?若是不同的反应,平衡常数K会有何不同?认真思考上述问题之后,使学生认识到化学平衡发生了移动和平衡常数的改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即浓度和压强影响了平衡移动,但是不会改变平衡常数K,而温度对二者都必然产生影响。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可以查出H2(g)分别与Cl2(g)和Br2(g)反应的平衡常数,总结出不同的反应K不同,并可以应用于判断化学反应进行的程度大小,并结合以前学过的元素非金属性质变化规律,将所学知识进行充分的辨析整合并得到升华。
在实际教学中,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常常对此部分内容难点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对于难理解的平衡移动和平衡常数只做简单介绍,不向学生提供较为丰富详细的材料就硬塞给学生这些抽象的概念,然后通过“题海战术”使得结果事与愿违。
参考文献: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4
关键词:合唱统一社会意义
合唱,是由人声演唱的多声部音乐,是声乐的最高艺术形式。一个合唱团队,少则十几人,多则可达几百人甚至千人不等。从形式上看,合唱是由多人来共同完成的集体项目;从本质上看,合唱包括融合、和谐、合成、合作、配合、合力等含义。合唱,既是“静态下的动”,也是“动态下的静”,更是动静结合下的和谐的乐音。它要求每一位演唱者在高度严密的组织下,与他人密切配合,积极尽力地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从而达到和谐、平衡与统一。因此,合唱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
一、和谐是合唱的核心
中国人崇尚和谐,合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崇尚。关于我国和谐思想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在王阳明以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之前,中国的哲学思想主要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物交融、主客浑一、人与自然融合”,①要求主客体的统一。而作为一种理论的出现,大概出自于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文化典籍——《易经》。总的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1.客观外在要求人与之和谐,因为宇宙是自控调谐的,宇宙的运动总是趋于和谐协调,呈现动态平衡,如四时循环、天地运转等都呈现有序状态,而人是宇宙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道”理应遵从“天道”。既然天道是和谐协调的,那么人道也必须和谐协调;2.人要求与客观外在的和谐,表现出合道而行,主动遵从,人天合一。这是人获得规律后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是获得求真层面的自由后,对求善、求美层面自由的追求。让客观外在合乎自身的要求,这便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在此,和谐应是客观外在与人或人与客观外在之间的交流、沟通与融合。
我国的和谐思想还与“和合论”有密切关系,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和合”的观念,《尚书·尧典》也给出了“和合”的理想模式:“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意思是说,音乐应该追求和谐,不要冲突、抵触,乱了次序,要起到沟通神与人关系并使之融洽的作用。②之后,儒、道、释等诸家均采用这一概念,用以概括自家的思想宗旨。一般说来,“‘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合贯通。和合论的基本精神,认为在处理事物内部或外部的关系时,都必须保持和谐、‘协和’。这种观念影响到教育,就是教育要使人获得全面的和谐的发展。”③合唱中既有“和”,也有“合”,合唱就是“和合”的声音艺术。毋庸置疑,人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都无法离开“教育”这一媒介,音乐也是教育方式之一。从记载上看,我国的和谐教育思想可以上溯到2500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其后,历代不少思想家、教育家都持和谐的教育思想。
音乐是最需要和谐的,而作为一定的形式表现,音乐在“合唱”这一特有的群体性活动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笔者以为,合唱在其本质上是人们群体意识的集中宣泄。这一点,合唱同戏剧一样,“是人类群体意识外倾的表现形式”,④它所强调的正是“求同存异”状态下的和谐之声,其中暗示了人尽其才的道理,合唱正是在比较充分地发挥主体性的前提下,根据一定的规则,让不同的声音统一在了一起,并成为美妙的、震撼人心的乐音,这恰恰符合了社会发展对构成社会的个体的内在要求——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谐是一种最美丽的对立统一,合唱作为艺术形式之一,它让人们在一定的约束之内,体验到了最大的自由,体悟到了和谐的美感。因为只有不同的声音按照一定的要求,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时,那才是合唱艺术。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歌唱者才是真正自由的,其主体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为人获得自由的方式往往有三种,即“认识论层面的求‘真’,是人获得自由的理论方式;价值论层面的求‘善’,是人获得自由的实践方式;本体论层面的求‘美’,是人获得自由的审美方式。人通过审美方式获得的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⑤从这个层面讲,合唱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有利于演唱者找到自己的角色位置,使之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人。
合唱的和谐之美,从理论上讲,一是音乐的构成美,一是演唱的声响美。从实践上讲,演唱时和谐的声响美是靠全体演唱者齐心合力才获得的,但每一个演唱者既存在个性差异,也存在感知与理念的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要求他们在指挥的统一调配下,求同存异。从哲学上说,和谐是协调一致的统一,是对立统一的高层境界。合唱的和谐,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和谐,是高度艺术化的和谐。为了达到和谐,全体成员的目标和要求必须高度一致,彼此之间必须诚信和友爱。因此,合唱活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的修行。合唱通过其自身的艺术的手段与途径,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人的灵魂。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而合唱则是艺术教育的主要形式。
我们都知道,宇宙、万物与人类是相互依存、同体共生、不可分割的整体,其精神内核用一个字表达,就是“和”。顺应“天人合一”的法则,正确处理好人我关系、物我关系以及身心关系,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均衡与圆满,这些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和境界。由此可见,如果合唱能在全社会普及并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将具有重大意义。古圣先贤都曾指明“和为贵”与“和为美”,“在美的直观中,心灵是处于规律与需要之间恰到好处的中点,正因为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才避免了规律和需要的强制”。⑥当然,这种和谐之美是美的高境界,是一种知道有限的无限自由,是个体主体性与社会约束性的对立统一。虽然桥梁只是由此岸抵达彼岸的重要中介,然而要想从此岸抵达彼岸,没有桥梁之类的中介是不可能的。“合唱”正是这种不可或缺的一种中介,因为合唱活动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能促进并巩固社会的和谐。
二、平衡是合唱的精髓
“平衡”是宇宙之本原,也是宇宙运动变化的一种和谐状态,平衡在其本质上是运动性质的平衡,是制约性质的平衡,即力矩式平衡。所谓的静态平衡或曰均衡,是平衡的一种特殊状态,指衡器两端承受的重量相等,引申为相关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均等或大致相等,是事物发展的相对稳定状态,表现为协调、和谐、胜利、成功等含义。然而事物的运动性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中庸”“中”“和”,无不体现出“平衡”的关系,这种平衡实质上是不断调整的平衡,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生克制化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动态平衡规律,掌握此规律就是为了求“中庸”,其最高境界为“适”,“适”就是对立因素统一在一起的合适程度。《尧典》中的“八音克谐”,所谓的“和合”,也就是“五行关系”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的动态平衡结果。运用平衡与不平衡相对,二者对立而互为根本,不断融合循环而逐渐趋向同一,并且此性质贯穿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始终,构成一对哲学范畴。平衡又是自然、社会、人生存在、发展的根本机制,万物依此芸芸而生。合唱的平衡,其含义即源于此。
音响平衡是合唱的基础,需要处理好各声部及各织体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掌握各声部在不同音区时音响幅度的差异及伸缩度。要正确处理合唱中和弦的平衡关系,处理好和弦音响平衡与力度关系等诸多关系。音响的平衡也是相对的,处理好以上的诸多关系,展现合唱独特的艺术魅力,是指挥和合唱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的目的和任务。因此,它要求每个成员在独立唱好自己声部的基础上,能辨别出其他队员的音色、音量、力度等,使之与其他声部协调、均衡。这种调控是一种自觉、主动的行为,这种平衡的实现是合唱集体的不同声响的“生克”而统一的结果。所以,合唱所训练的不仅是一种歌唱的技术,更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和谐与平衡的意识。当这种意识内化为人的第二本能(即人们经过训练以后所形成的第二自然状态)时,人们就能把协调、平衡行为很自然地带入日常工作、生活中。
三、统一是合唱的关键
合唱的统一是相对的统一,是指完整、整齐,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这种统一是以“和谐”为指归的。合唱的统一,要求个人的演唱必须服从整体,服从于艺术效果。它包括演唱的姿势、呼吸、发声、音量、音色、表情、情绪等方面。任何一个人或任意一个方面不统一,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的艺术效果。合唱就其本质而言,是让相关的各不相同的诸要素按照某种需要,统一为和谐乐音的艺术活动。要达到相对的统一,必须强调团队精神。团队精神是一个群体共有的信念,是这一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会为之奋斗的共同诺言。没有统一,就没有和谐,就没有平衡。团队精神强调通过共同努力,相互协作来完成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有集体荣誉感、责任感与使命感。
我们的国家要统一,社会要发展,人民要富裕,民族要强盛,要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其中观念的统一至关重要,一言以蔽之,是某一群体的共同的信念。信念的真正确立和对这一信念清楚的认知,以及确立信念并坚定为这一信念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群体性活动内化为个体思想的一部分,要成为根深蒂固的共同情感才得以完成。这些东西在个体身上能够外化为民族情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意识等。确立共同的认知,并不是对个性的消灭,而是在确认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的类主体性的根本确立,这种确立的根本途径就是群体性的活动。通过活动将个体主体性统一到类主体性的平台上来,反之亦然。中华民族历来都是自强不息的民族,中华民族同时也是和平友爱团结协作的民族,强化团队意识,才能共创赢局。毋庸置疑,团队意识的强化,必须有一定的环境与方法作为支撑,而开展合唱活动,恰恰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
四、简便易行是合唱的一大特点
合唱与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相比,更易被人接受,也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参与,且不需要购买乐器,人人都可参与(除专业合唱团体外),因而容易开展与普及。人们在合唱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是任何形式的活动所无法替代的,其影响与作用是深远的。人们也可以在这些活动中,接受美的教育,提高素质,理解和谐。因此普及合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正因为如此,合唱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就没有衰落过。合唱集中反映了音乐的社会性意义,音乐的社会作用从古至今均被广泛关注。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就是《乐记》阐述的核心问题之一。它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手段,所谓“先王立乐之方”,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利用音乐的美感作用,端正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一致,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目的。因此《乐记》始终将礼、乐并列,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礼、乐的相互配合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基础,把音乐与道德、法律、政治等同看待。⑦如果把这里的“乐”言指“合唱”,或许更符合《乐记》此处的“内在语”,也就是通过“乐”让“民”能够学会“同唱一首歌”。
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发展,要靠千千万万炎黄子孙同舟共济,就像“合唱”一样,这一群体里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各尽所能,相互配合与支撑,让不同音色的声响交汇成和谐、平衡、统一的乐音。
注释:
①杨豪良.略论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发展.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②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第23页.
③燕国材.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1999年第2期.
④孙文辉.戏剧哲学——人类的群体艺术.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34页.
⑤周玉明.论人获得自由的三种方式.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第3期.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5
一、勒温的动力概念
在心理学中,“动力”一词含有力、能量和活动等意义,可包括所有决定有机体行为的~内在或潜在因素,对于不同的心理学家,“动力”可能会有着不同的涵义,他们所使用的动.力概念不尽相同,对待动力的观念也颇有差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动力心理学,他所侧重研究的是潜意识欲或里比多的作用;麦独孤是一位动力心理学家,他的动力概念:主要指本能和本能对行为的策动。勒温的动力概念(或动力观念)可概括为心理紧张系统,他不但注重需求和动力能量的意义,而且强调各种心理动力在一个系统中的交互作用,以及人的内在动力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一)心理紧张系统
心理紧张系统是勒温从概念的水平上对人的行为根源所进行的动力分析,他认为,*只要在一个人的内部存在一种心理的需求,也就会存在一种处于紧张状态的系统紧张的释放可为心理活动和行为提供动力和能量,从而也就构成了决定人的心連活动和「行为表现的潜在因素。为了证明这一理论设想,勒温指导他的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表验.研究,如蔡加尼克的实验,她让被试去做I8至20项简单的工作,但只有其中半数工作让被试完成,另一半则中途阻止不让完成,最后让被试对所做过的工作进行回fc。粮插勒温的理论可以预知:1.一件要完成的工作等于一种准需求,并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心理紧张。2.如果完成了工作,紧张就会消除。3.如工作受阻没有完成,心理紧张将继续存在,并且会影响被试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蔡加尼克实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勒温的理论设想,被试对未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量平均为68%,对巳完成的回忆量为43%,这就是心迪学史上著名的蔡加尼克效应。1927年蔡加尼克在德国《心理学研究》上发表了她的实验报告,她自己对这项实验'的解释是,“当被试接受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时,内心便产生一种完成这项工作的准需求,完成工作便意味着解除心理竖张,或使准需求得到满足,如果未完成工作,紧张状态继续存在,准需求有待实现。中途受阻未完成工作的被试之所以在回忆工作时占优势,一定与这些继续存在的准需求有关……所以回忆便可作为鉴定紧张系统存在的一种指标。在蔡力n尼克实验的基础上,也以检验心理紧张系统为目的,勒瘟的另一个学生奥芙散金娜进行了关于“受阻活动的重做趋势”的实验。她在其实验报告的前言中写到:“如果勒温的理论是正确的,意向性活动的潜在动力不是联想而是一种紧张系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对受阻活动的重做趋势。实验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勒温认为这一实验同样证实了“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向,可以形成一种准需求产生具有动力意义的紧张系统。勒温说,“这一重做(趋势的)实验表明,只要需求未得到满足,一种与目标相连的力便存在,并引导着朝向目标的活动。
波林注意到,勒温所用的紧张(tension)—词与注意(attention)和意向(intentioiO有:关,并认为“或许这一概念的应用,就是一种动力心理学的真正标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勒温与意动心理学的关系,事实上勒温的老师斯顿夫就是一个意动心理学家,并用意领心理学的观念影响了勒温的思想。正如“意动”和“意向”都需要一定的对象,“紧张”也必然要有它的确定目标。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行为或心理活动的目标也具有一种力,勒:温称之为引拒值(ralence)。正的引拒值具有吸引力,负的引拒值具有排拒力,所以人的-行为不单是由于内在需求和紧张的推动,而且还由于目标本身的吸引(或排拒)。需求的强度增加,与该需求有关的目标的引拒值也会增加,而引拒值的增加,'又会反过来影响到需求的强度。因而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人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他的心理紧张系统便包/括了这种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了紧张与目标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与弗洛伊德的里比多说和麦独孤的本能说略作比较。弗洛伊德和麦独孤所追求的都是对行为动力作一种实体性的解释,把动力本质归结为里比多或本能(一种实体),遵循了一种旧物理主义的能量说。在他们那里行为的动力模式带有很大的机械性,人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里比多或本能所提供的能量本身,;然而勒温则倾向于对行为动力作一种关系性的解释,把动力本质归结为包括人与环境在内的各种力相互作用的心辱紧张系统。这种从实体概念到关系概念的转变不但是一种动力解释的差异,而且涉及到二种动力观的转变。勒温的动方研究是以新物理学的世界观为背景,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考察勒温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生活空间或动力场,并借以探讨勒温动力观念中的整体意义。
(二)紧张系统与生活空间
在勒温看来,“紧张”始终处于—种系统之中,因而要其庄理解“紧张?,-诅就必強理解这种系统的意义,对需求与紧张,紧张与目样,目标的吸引力与排拒力,以及各种力的相互:作用都有所了解。或考说,理解勒温的动力就必须同时理解他的动力场,而这种动力场也被勒温称之为“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包括在一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勒温说为了理解或预测行为,就必须把人及其环境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因素的集合。我们把这些因素的整体称作该个体的生活空间,并用B=f(PE)=f(LS)来表示生活空间包括了人与.其环境,行为便发生在这种生活空间中,它旣是人与环境的函数,也是生活空间的函数。与勒温这一行为公式相联的,是他陈述生活空间时所提出的一个动力原则:“实在的是有影响”,存在于生活空间中的事物或因素都必然对个体当时的行为有着实际的影响。这样勒温所讲的生活空间就既非一般的纯客观环境,也非考夫卡的意识中的行为环境。生诖空间以对人的行为发生实际影响者为存在标准,将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并表现着整体所具有的格式塔性,即其中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其它部分的变化,都必然与整体有关。场的意义充分体现在生活空间中,故勒温及其学生也就把生活空间看作是人的行为动力场。
勒温曾借助于拓扑学来描述生活空间以及生活空间中的动力结构,借助于向量学來分析生活空间中的动力作用以及动力和行为的方向,故勒温的心理学又有“拓扑心理学”和**向量心理学”之称,而拓扑心理学与向量心理学的结合,或动力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也即在生活空间或动力场中来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便形成了勒温的场论,因而场论也就被认为是勒温心理学的象征。笔者把动力与整体看作是勒温场论的基石,把紧张与生活空间看作是勒温心理学的二个最基本的概念。它们旣具有动力性,又具有整体性,勒温动力观念的本质,便是这二者的结合与统一。
在1924至1933年间,勒温曾指导他的学生围绕心理紧张系统和生活空间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较为著名的除了蔡加尼克和奥芙散金娜关于心理紧张与记忆和重做趋势的实验,还有丹波和霍普等关于欲求水准的实验,巴克(R.Barker)关于挫折与倒退的实验和玛勒_(V.Mahler)关于代替满足的卖验等。这些实验不但为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学说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且检验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观点,为整个实验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或许正是在这种章义上,波林称勒温的动力研究是对弗洛挣德体系的科学改造。事实上,勒温的研究和理论可说是整个动力心理学中的一次革命。他不但推动了动力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把“动机心理学从清规戒律中解放了出来”,而且以心理紧张系统引起了动力心理学研究从实体概念到关系概念的转孪,把新的科学观运用到了心理学的动力研究之中,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低进作用。
二、勒温的动力模式
把勒温的动力概念扩展开来,便表现为一种基本的动力模式,勒温把它称之为#准稳.定平衡过程”。正如勒温的动力概念与实验研究都引起了动力心理学中的革命,他的动方模式也为动力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挺之前,求乐论是动力心理学研究中的主导传统,如联想主义、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他们都以“避苦求乐”为研究人类动机的唯一标准。然而,在人类思想史中还有一种关于人性和动机的基本观念,那就是稳态论传统。稳态论主张有机体内有一种自我保护和自然平衡的倾向,强调人所具有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它强调整体、系统和功能,具有有机论和生态论的特点。勒温首次把这一传统思想系统地引入了动力心理学,并从中阐发了稳态动力论,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稳态(homestasis)这一概念是坎农1929年创用的,1932年他在《躯体的智慧》中对稳态的意义作了具体的阐述,然而稳态所表示的这种有机体自然平衡的思想却由来巳久。希波克拉底和斯宾诺莎就曾对这种思想有过论述,贝纳德在1859年提出了著名的有机体内外环境论,坎农的稳态概念就是从贝纳德的“内环境”中推导出来的。坎农认为,“稳态
这个词不是表示某种固定不变的事物或一种停滞状态,它表示这样一种情况种可变的而又保持相对恒定的情况稳态的失调就会产生有机体的紧张状态,并促使有机体通过适应性行为去获取新的平衡。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便遵循了这种稳态论的动力模式。
勒温在表述他的心理紧张系统时指出,只有当需求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才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由这种紧张所激发的行为不是为了避苦求乐,而是为了获取新的内在平衡。勒温说,“心理过程通常出自趋于平衡的倾向,正如普遍的生物过程,以及物理、经济或其它过程一样。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向一种过程,以及稳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都可以从这样一种事实中推出》即在某一点上平衡被打破了,于是朝向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的过程便开始”[7]。平衡概念甚能表现稳态的心理学意义,它不是表示静止,而是蕴含着变化,体现为过程。因为一种平衡既是一种活动的目标或结束,也是下一次浩动的准备或开始,目标的设立便已蕴含了动力作用。沃尔曼(B.Wolman)说,“勒温提出有机体倾向于平衡,这是仿效坎农和戈尔茨坦。勒温把稳态M则运用于心理力在一个系统内的活动,但没有提稳态这一概念”u]。勒温把平衡看作是一个动力概念,把紧张系统看作是一种“准稳定平衡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社会变化的三个步骤:“解冻一流动一重冻”。也即打破原有的平衡,趋向新的目标,并在新的水平上重获平衡。勒温的动力理论不但遵循了稳态论的基本模式,而且表现出强调整体结构和系统等有机论的特点。此外,勒温所主张的心理宇宙为一种开放系统也与稳。态论的基本观点一致。贝纳德和坎农都把有机体看作是一种开放的生物系统,在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保持着相对的内在平衡。
长期以来,心理学史家们多偏重于动力心理学中的求乐传统,基本上忽视了来自稳态论这一方面的影响。波林在他的《实验心理学史》中论述“动力心理学”的时候,便只讨论了求乐传统与活动心理学的影响,未能注意到稳态论传统和有机论在动力心理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在笔者看来,只有认识到稳态论在动力心理学中的意义,认识到槔态模式与求乐模式的差异,才能更好地理解勒温的动力理论以及整个动力心理学。事实上,勒温本人曾明确指出,不能把人的需求局限于自我对获取快乐和奖励的需求,动机的求乐论是片面的,不充分的u]。勒温的动力研究和动力理论所体现的是一种稳态论传统,他的心理紧张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稳态动力模式。这种动力模式发展为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平衡和认知不协调理论,并且对人本主义的动机学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勒温的动力观
“动力”:在许多心理学家那里被用作动机的代名词,如吴伟士,他创用了“动力心理学”,同时提出以动机学(motivology)来代替心理学。波林也曾说,,“动力心理学这一领域就是动机心理学”⑴。然而笔者则认为,“动力”中还有动机之外的意义,在勒温的心理学中(以及在任何其它一种动力心理学理论中),动力不单单是指动机,而且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就此而言,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就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整体动力观,对此可作如下讨论。
(一)动力与整你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休观是勒温动力研究的一个自然基础,心理紧张系统发生于生活.
空间之中,而生活空间便是一个心理的格式塔^它是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力产生与表现的场所,是一种具有整体特性的动力场。勒温以此为背景所阐述的心理紧张系统不但具有动力性,而且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和系统性,具有格式塔整体性所具有的一切特点。
勒温曾说J在研究心理能量和心理紧张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它们在一定的心理系统中所占的位覃,因而就必须以在这种系统中行之有效的格式塔理论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勒温以整体性原则来指导动力研究,同时也以动力研究丰富了整体性原则。勒温的动力研究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突出人的情感、意志和人格,这样研究者所面对的必然是人的整体性或整体的人,而不再单单是人的感知觉或人的某种个别属性,。这样格式塔的整体原则便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这种动力与整体的结合,构成了勒温心理学.的基础与核心。.勒温说,“动力整体这一概念在动力格式塔的孕含性意义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已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展开了广阔的前景,势必会产生对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昀重要突破”⑴。在这里,勒温的动力理论所展现的已是一种心理观,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论或认识论的意义。笔者也在这种意义上提出了勒温的“整体动力观”%它蕴含着整体与动力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此外,这种整体动力观还包含着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动办的过程性、发展性和系统性的解释,包含着一种整合心理学的倾向。
(二)动力与过程
任何运动都必然体现为一种过程,所以动力研究从本质上说也应该为一种过程的研究,从过程中能够进一孝地来理解动力和动力的发展。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过程始终占弯相当重要的位置,但却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理解勒温所论述的过程对.理解勒温的动力是很有必要的,并把过程所蕴含的意义看作是勒温整体动力观的一部分。
勒温曾以“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来标示自己的动力心理学理论。他说,一旦接触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的注意中心也就从客体转向了过程,从状态转向了状态的变化”。
二般来说,勒温在阐述他的心理动力时,总是要涉及这一动力的过程。他认为在任何心理过程中,内在的力与外在的力都会由这一过程本身来改变,动力的意义便体现于过程之.中。.勒温的仓理学以研究“朝向目标的行为”而著称,而朝向目标便包含着一种过稈性,心理紧张系统中便具有这种过程的意义。勒温对社会变化的动力解释也体现在“解冻一流动一重冻”的过程之中》
过程本身蕴含着发展的意义,因而动力的观点也和发展的观点有联系’勒温曾把心”理的动力过程看作是生命的发展过程,以“条件发生”(ccmditkmal-genetk)的概念来注解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条件发生”意味着潜能和表面现象背后的动力因素,意味着一种动力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表现出过程中蕴含的另一种意义——时间性,勒温曾提出“心理过程本身是在时间上扩展的整体”,据此他为生活空间确定了一个a现实原则”
(“现在的事件只受现在情境的影响”),并用它作为衡量心理上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个标准。.这种时间观念和心理事件的真实性与个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发'.展便意味着时间观的扩展和真实水平的提高,因而时间观念或时间维度也是勒温动力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成分。
过程的意义还体现在系统之中,动力与过程在系统中得到统一,组成了一个整体笔-者认为,勒温的心理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动力场论,是系统论在心理学中的反映。事实上勒温本人就是一位系统论学者,他的心理学研究曾促使了一般系统论的发展。普汶(L._Pervin)指出,“过程(正如一般系统论所尽力阐明的)是动力心理孥的核心”,并认为动.力的过程性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勒温整体动力观所蕴含的过程性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潜在意义。
(三)动力与整合
把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理解为一种观点,整合是其中所包含的一种积极意义。心理.学中的动力研究既包括动机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被波林称之为“人性心理学”的部分。这:种人性心理学范围广泛,其本身便要求一种综合性研究,而这种综合性研究自然地孕育了一种致力于心理学统一的整合倾向。
科弗(C.Cofer)也曾认为,在发展一种整合的人格理论或行为理论的种种尝试中,动.力概念起着关键的作用。动力研究的领域为整合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条件,麦独-孤曾明确表示他只是以动力观点来研究人性问题,由此而阐发出来的心理学理论要把以'往“所有学派的有效的原则和方法都结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关于这一点吴伟士.更是积极,心理学史上的“中庸之道”便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每一个学派都是好的,虽则;没有一个学派是够好的”,因而学派应该綜合起来,去走种“中间道路”在吴伟士看:来,动力心理学似乎就是这一道路的路标。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1篇6
关键词:平衡化皮亚杰综述
一、引言
平衡化是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皮亚杰认为平衡化是个体认识发生发展的基本因素,在认知结构的发展变化中有着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近年来关于平衡化的研究逐年增多,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为了清楚地了解这些研究和成果,我们在认真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平衡化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藉此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关于平衡化的研究。
二、平衡化概念的提出
关于平衡化概念的提出,皮亚杰说:“发展的三个古典性因素是:成熟、物理环境的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作用。最后两个因素不能解说发展的连续性的性质,第一个因素本身也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智慧的发展不包含一种遗传程序的因素,如同本能依据的因素一样。因此,为了协调以上三个因素,我们将要增加第四个因素,这就是平衡化或自动调节。”[1]关于这段说明,我国学者丁芳、熊哲宏、王锡伟、石向实、寇德婷等认为皮亚杰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平衡化的概念,而且给出了提出理由,即皮亚杰是在驳斥和批评传统认识论关于影响认识形成的三种因素时提出的。[2―5]
三、平衡化的本质
关于平衡化的本质,我国学者陈英和、张向葵、刘秀丽、谢小良、邹黎华等认为平衡化是:个体保持认知结构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的内在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潜藏于个体发展背后的一种动力因素,当主体的认知结构或图式不能够与环境适应时就是认知不平衡,当主体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图式与环境相适应时就达到认知的平衡;另外平衡还是一种动态过程,包含着同化和顺应两个方面。[6―9]美国学者约翰・桑切克和阿特金森认为平衡化是为一种机制,用于解释儿童如何从一个思维阶段向下一个思维阶段进行转换。[10―11]我国学者张景焕和美国学者AnitaWoolfolk、JeanneEllisOrmrod等认为平衡化是认知结构(认知图式)与环境需要之间达成的平衡,当主体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图式与环境相适应时就达到认知平衡,当主体的认知结构或图式不能够与环境适应时就是不平衡。[13―14]我国学者唐卫海、刘希萍、孔凡哲、曾峥、吕世荣、周伟群、王志元、陈晓西,美国学者M.P.德里斯科尔、理查德・D.帕森斯,新加坡学者陈允成等认为所谓平衡化即同化和顺应之间的平衡,正是同化顺应之间的不断失衡、再平衡促使认知结构的不断发展。[15―20]王之璋则认为平衡化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平衡化是认知建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协调或适应的状态和关系;(2)平衡化又是主客体相互适应的过程,其中,同化和顺应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两种机能,主体客体协调适应了,那就达到了认知平衡化,反之,就是不平衡;(3)平衡化是一种调节机制。皮亚杰把平衡化作为建构主义的内部机制……皮亚杰的平衡化概念除了稳定性与变动性以外,还具有补偿性和主动性的特点。这种补偿性和主动性的特点,就是上面他所说的自我调节的机制,可见,皮亚杰把平衡化作为主体自我调节活动的同义语。[21]
四、平衡化的特征
皮亚杰非常重视对平衡化特征的研究,他在著作《儿童的心理发展》中说:“首先,稳定性是平衡化所具有的一个特征……其次,每一个系统都是受到外界干扰的,而这种干扰往往会改变这个系统……最后,我们要强调的平衡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我们的所谓平衡化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实质上是一个主动的过程。”[22]
我国学者王之璋研究了皮亚杰提出的平衡化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第一个特点是平衡化的建构性吸取了康德的合理思想,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认识建构理论。……皮亚杰的平衡观十分强调结构的平衡化。……第二个特点是平衡化的矛盾性。……第三个特点是平衡化的主体调节性。”[21]
五、平衡化的模式
关于平衡化的模式,皮亚杰指出:“平衡化的模式可以在动力学、热力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测验学方面有不同的术语,我们只讨论三种曾经应用于和可以应用于心理学的模式:第一种是关于场力的模式,这种平衡化模式的定义是力的全部均衡(失力代数和是零)……第二种是盖率论的模式,……在神经上对较小的补偿的适应和对较复杂刺激的新适应所显现出来的平衡化过程。……这种心理模式应为心理学所保持而转变成为一种分化的活动。第三种模式是在外部干扰和主体活动之间的补偿作用所达到的那种平衡化的模式。”[22]美国学者阿特金森认为:“从根本上讲,处于平衡化状态的系统,就作用于这个系统的力或在系统之内的力来说,是具有某种均衡或稳定的系统。平衡化过程涉及到采用由主体所做出的连续的策略,以至采用一种策略的结果增加了他采用下一种策略的可能性,直到他达到最后的策略,成功的建立起比先前的任何一种策略所取得的平衡化都更稳定和更持久的认知的平衡化。”[11]
六、平衡化的水平
前苏联学者奥布霍娃认为平衡化有六种水平:“1.平衡化起初只把遗传和运动结合起来,这是第一种水平,即反射水平;2.把习得的知觉和技能结合起来,这是第二种水平,即知觉水平的平衡化;3.是在能重新找到消失的客体连续运动之间建立平衡化,这是第三种水平,即感知运动水平;4.在运动之间建立平衡化,不过这些运动是可预见性的运动,这是第四种水平,即直觉水平;5.进一步的平衡化是控制预见本身,这是第五种水平,即具体运演水平;6.平衡化控制过去所做的或能够做到的全部可能有的动作,这是最后的第六种水平,即形式运演水平。”[23]
七、平衡化的阶段
关于平衡化的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皮亚杰在其著作中没有明确指出,皮亚杰只是给出了有关平衡化阶段的一点看法,他说:“当我提到平衡化,一点都不意味着认识机能能够达到一种固定的状态。获得平衡化是受限的和受约束的,并且有一个超过已获得的平衡化去达到更好平衡化的倾向。……简单的说,这就是持续的追求更好的平衡化。”[1]
我国学者陈英和、张向葵、刘秀丽、谢小良、邹黎华、孔凡哲、曾峥等认为平衡化的阶段主要有三个:(1)童满足自己现有的认知模式,处于暂时的平衡化状态;(2)儿童意识到自己现存的认知模式具有不足的地方,因此而产生了不满足感,平衡化状态被打破;(3)克服了原有认知模式中的不足,发展起了一种更有效的、更成熟的新的认知模式,又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化状态。[6―10]
八、皮亚杰平衡化概念研究现状的评述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皮亚杰的理论就是主客体平衡化的理论,平衡化是他解释心理发展的重要过程。目前关于皮亚杰的研究有很多,但关于他的平衡化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由上可以看出,在关于平衡化的研究中,当前学者们涉及的方面主要有平衡化概念的提出、平衡化的性质、平衡化的特征、平衡化的模式、平衡化的水平及平衡化的阶段划分六个方面。而其他的一些方面没人涉及,比如平衡化的方法、平衡化的机制、平衡化的调控、平衡化的内部过程等。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多数方面的研究都比较少和简单,只有关于平衡化的本质的研究相对较多和相对较为深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很明显这些观点又是不统一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这也说明在平衡化的本质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另外,纵观当前研究,现有的研究都比较注重思辨,缺少实证研究,因此,当前这些研究结论的准确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还有,将平衡化与具体知识内容(比如数学)或具体个体(比如中学生)结合起来的研究当前还没有。其实这应当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无疑是对皮亚杰平衡化问题研究的深入探讨。更有意义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将对学校教学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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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7
首先要明确生物多样性的含义,各国学者对生物多样性的含义有不同的说法,这里引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1995年发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GBA)中给出的定义,即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遗传多样性(或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
二、我国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经济因素分析
1、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共产品性质及其外部效应等原因,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各级主体收益的不一致,进而造成其有效供给不足。
Pigou提出,经济的外部效应是一产品或者行为施加给社会某些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或效益不能在该产品市场上得到反映。生物多样性所包含的大量生态效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性质,会产生相当的外部效应。为分析的简单起见,假定国际、社会、个人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显然,由于生态效益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效应的存在,国际、社会、个人三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考虑下图:
显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全球的边际效用大于国家,国家的边际效用大于个人。因此形成三个不同水平的均衡点:个人均衡A点,社会均衡B点,国际均衡C点,显然国际均衡C点的保护数量是最高的,个人均衡保护量是最低的。从社会看,如果要求个人增加保护数量达到社会均衡数量Q2,显然在Q2上个人边际成本P2大于边际效用E点,因此,社会应当对个人提供至少曲边ΔABE大小的经济补偿,使个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这样个人达到社会保护量Q2才在经济上具有可能性。同理,国际社会必须对一国提供至少ΔBCD的经济补偿,这个国家才有相应的激励把保护量提高到全球水平Q3。
2、由于经济体制和观念等原因,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未能完全体现在经济系统中。
生物多样性具有多种经济价值,而其中除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直接使用价值外,其他大量经济价值很难以精确的市场价格加以衡量。而由于计划经济和观念上的影响我们长期没有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体现出来。
3、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主体保护和利用的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
从区域主体看,显然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西部与东部都存在生态保护收益的不一致。上游地区、西部地区损害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可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负的外部效应大部分不由他们自己承担,而转移到下游和东部。而如果要求上游地区、西部地区放弃短期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虽然对下游和东部地区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效应,但是他们自己并没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他们没有激励来保护生态环境,1998年的大洪水就是其长期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
三、几点经济对策
1、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协调各级保护主体的收益,使保护主体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具体来说,我国应当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依托,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上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基金”。“生物多样性基金”可以在经济上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定的补偿,同时此基金还可以促进相关机构在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投资。
2、引进绿色GDP概念,建立能反映生态资源成本和生态质量的新的核算体系和市场制度,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合理利用。现有的GDP核算体系一方面掩盖了单一的经济增长引发的生态破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损害,另一方面,它没有将生态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损耗纳入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成本核算。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8
关键词:《周易》;美学;均衡;和谐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20-01
《周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儒家,道家都从中汲取营养,支撑自己的学说,被称为“万经之首”,它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活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曾主张“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从《易经》中寻出当时的艺术。”传统的美学范畴,如阳刚与阴柔、交感、象与意等在《周易》中都得到充分地诠释,而“中”、“和”的美学观呈现出统领的姿态,它在“天人合一”这一体系中,调和着“阴”、“阳”,使天地万物处于和谐地运动变化中。
一、“中”的含义和美学意义
《周易》里多次出现“中”字,《彖传》有45处,《象传》有52处,如“正中”、“刚中”、“中道”、“时中”等。“中”的含义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中”是指爻位,第二爻和第五爻都处中,是一个均衡的状态,大凡处于这两爻的,“吉”、“利”、“无咎”居多。第二爻是以阴为正位,第五爻是以阳居正位,彼此呼应,则更为吉利,体现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整体和谐无偏差。其次,“中”指中心或内心,如“中不自乱”(《履》),“中心愿也”(《泰》),“中心得也”(《谦》)。再次,“中”是指行为的适度,不偏激,既“不过”和“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朱熹注《周易本义》)。后来儒家发展了这一层涵义,强调节制欲望,约束行为。《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所以,只有做到“大中至正”,“不偏不倚”才是合乎礼仪道德的。
从审美上看,首先,“中”与两端保持等距离,是完美的均衡状态,不偏不倚,给人以视觉上的和谐,不会倾塌,容易获得安定的统一,具有整齐、单纯、寂静、庄严等优点。“中”所体现的平衡对称的形式美一直广被运用到建筑、园林、绘画等艺术中。我国古代建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宫殿则是把这种对称美推到极致。他们大多以中轴线为主干,左右两侧呈现出对称的格局,中轴线犹如建筑群的“脊梁”与“心脏”,造成稳重、开阔、庄严、霸气、浑然一体的气势。在城市布局中,无论唐代的长安还是明清的北京,都是按棋盘的方式划分着街坊,横平竖直,井井有序,稳如泰山,这种四方八稳的格局,展示着长久的威严和坚无不破的霸气。
其次,“中”意味着处事不偏不邪,追求适度,如果“过及”则无法保持事物的完美状态。它的内涵与艺术创作中的思想感情的节制和适度有关。儒家主张中庸,“发乎情,止乎礼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情感不能完全表露,也就是要有限制和束缚,人的言行必须在一套约定的规则制度下,社会才会和谐统一。艺术创作同样,感性的情感必须有理性的沉淀、过滤、重组,并且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升华为艺术,艺术对情感的表现并不等于情感的“宣泄”或“暴露”,这就是“中”讲求的适度原则。
二、“和”的含义和美学意义
“和”是中国美学史上重要的美学范畴和美学思想,《周易》一书中多次提到过“和”,如《咸》卦中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中孚》中“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说卦传》中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等。“和”就是对立面双方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事物得到稳定的发展,故曰“乃利贞”,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除此之外,“和”在《周易》中还有其独特的蕴义,首先,“和”和“利贞”分不开的,而且“和”中渗透着强烈的伦理观,于国于家,以“和”为贵,君明臣忠,如鱼水之欢,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其次,“和”还指万物都按照他们各自的特性自然协调地发展,彼此不相阻碍,正如《乾》卦中说“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再次,“和”是和“生”是紧密联系的,“天地交,万物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整个宇宙都处于一个变化发展的和谐统一的生命体中,可谓是“阴阳相和各得其宜”。《易传》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相感,新的生命诞生,即回归到生命循环的动态之中,这便是“和”,《周易》对这种“生”的境界推崇备至。
“和”所表达的和谐均衡的美学诉求,既是千百年来我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总纲,也是古代艺术理论创作遵循的原则之一。音乐讲求八音和谐,《尚书?尧典》有这样一段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中国古典音乐中有“以人合天”、“以天合人”这两种方式,是一种和谐、恒定的状态,这与西方音乐注重矛盾冲突有文化上的本质区别,而狰狞,崇高,怪异一直是受主流所排斥的。这是中华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精神发展的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贯穿于我国古典音乐发展的各个时期。绘画和书法注重布局均衡,诗歌主张温柔敦厚,这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这一温床滋生出来的恒久不变的审美观。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篇9
关键词生态需水;生态用水;生态环境需水;概念;定义
中图分类号P3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5-0168-06
生态环境需水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它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需水的认识。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自然生态系统的需水不能得到满足,必然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生态服务的减少,反过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配置要求必须满足生态环境需水。生态环境需水研究在理论上属于生态水文学的范畴,在实践上服务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生态环境需水研究中,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与定义十分重要,它通常包含了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以及计算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将河流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为维持河流各种功能所需的水量,则可运用功能设定法来计算[1,2]。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与定义是生态环境需水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各研究者在研究之初都要明确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与定义。然而,关于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与定义至今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已有研究中出现了多个相关的概念,如生态需水、生态用水、环境需水、环境用水等;即使是相同的概念,不同研究中给出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生态用水这一概念,在有的研究中被定义为“人为补充到生态系统中的水量”[3],而在有的研究中则被定义为“生态系统实际利用的水量”[4],显然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概念与定义在不同研究中的不一致,给生态环境需水研究和水资源配置实践均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研究者普遍认识。由于迄今为止,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与定义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本文在归纳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生态环境需水各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将其归纳为一个概念体系,并对生态环境需水的定义作了探讨,希望能对生态环境需水研究有所裨益。
1关于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
1.1生态环境需水研究中的相关概念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生态系统上,描述其需水的相关概念有枯水流量(LowFlow)、最小流量(MinimumFlow)、河道内流量(InstreamFlow)、环境需水量(EnvironmentalFlowRequirements)、生态需水量(EcologicalFlowRequirements)、生态可接受流量(EcologyAcceptableFlowRegime)和最小可接受流量(MinimumAcceptableFlows)以及补偿流量(CompensationFlow)等等[5]。
随着研究对象从河流拓展到植被、城市、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自然会提出更具概括性的概念。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表述各类生态系统需水时,相继采用了生态需水、生态用水、环境需水、环境用水、生态环境需水、生态环境用水等术语。而随着对生态环境需水机理研究的深入以及水资源配置实践的进展,又提出了生态储水、生态耗水、生态缺水等概念[3]。
1.2概念辨析
产生上述诸多相关概念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的具体问题不同。生态环境需水研究服务于水资源配置,大致应回答几大方面的问题:需水主体是什么?需要多少水?已经用了多少水?还缺多少水?怎样配置?正是由于研究的具体问题不同,造成了在“生态”、“环境”、“需水”、“用水”、“缺水”、“储水”、“耗水”等关键词选用上的不同。为了明晰各关键词的具体含义以便在研究中正确使用恰当的概念,需要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辨析。
根据已有研究以及上述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节将这些关键词分为三组,即“生态与环境”、“需水、用水与缺水”以及“储水与耗水”,并进行辨析。
1.2.1生态和环境
生态和环境这两个用词体现了研究对象的差别。生态系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有生命的生物有机体构成的生物群落,另一部分是无机环境。从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的相对比重来看,有些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占有较大比重,如植被生态系统;而有些生态系统中无机环境则占有较大比重,生物群落相对次要,如河流生态系统。从生态系统功能的角度来看,在有些生态系统中水只是供给生物群落生长,依靠生物群落来发挥功能,如植被生态系统;而在有些生态系统中,水直接发挥功能,如河流生态系统,径流直接发挥维持地下水位、维持栖息地以及输沙等功能。
对于前者,研究关注的对象多侧重于生物群落[6],主要考虑依赖于水而生存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所消耗的水量[7],解决生态问题[8],故研究者多使用生态需水或生态用水的概念;而对于后者,研究关注的对象则侧重于无机环境,主要考虑改善水质、协调生态和美化环境[9],保护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及其水环境[10],保护珍稀和濒危动植物、维持鱼类产卵洄游、保护和创造良好景观等[11],此时便倾向于使用环境需水或者环境用水的概念。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者们倾向于将生态需水(生态用水)与环境需水(环境用水)区分开来[10,12,13]。
然而,生态和环境虽然有所区别,但实际上不可分割;研究对象均为生态系统,只是侧重点不同。因此在一般的论述中,如不涉及具体的生态系统,通常可统称为生态环境需水(生态环境用水)[14]。
1.2.2需水、用水和缺水
需水与用水这两个用语实际上是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反映。需水是从生态系统自身需求的角度来说的,是生态系统自身固有的属性,虽然可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波动,但相对固定;而用水则是生态系统实际获得的可供利用的水量,动态多变。对于受人类活动干扰不大的生态系统来说,尽管用水多变,但从长期来看,用水与需水基本相符;而对于人类开发强度较大的生态系统来说,用水被大量挤占,需水往往不能满足,二者的差额即是缺水。合理的水资源配置应保证用水与需水大致相当。
用水的来源包括天然补给和人工补给两个方面。其中人工补给在天然补给不能满足生态系统需求的情况下才会存在[15];人工补给用水与社会经济用水以及生活用水相对应,包含在狭义的水资源(人类可控制和分配的水资源,主要是河川径流)中。
1.2.3储水与耗水
储水与耗水主要是从生态系统利用水资源的方式来区分的。生态系统对获得的水资源,一部分用于消耗,另一部分则存储起来;前者称为耗水,后者称为储水。从理论上讲,需水包括储水与耗水两部分;储水的功能是起缓冲作用,为耗水提供来源。而从水量平衡与水资源配置时间的角度来看,只要满足耗水则可满足生态系统的需求。
以植被生态系统为例,其需水包括土壤水与蒸散两部分[16],前者属于储水,后者属于耗水。土壤自身并不消耗水,并且在降水时将多余的水资源存储起来,在干旱时供给植被蒸散之需。一般说来,土壤含水量年际变化并不大,因此在多数研究中,计算植被生态需水时仅考虑蒸散。然而在人类活动十分强烈的区域,储水也可能被人类掠夺,如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过度取水导致湖泊萎缩等;在这种情况下,计算需水时不仅要考虑耗水,还要考虑储水的补足。
1.3生态环境需水各概念使用建议
通过上文的概念辨析,可以明确生态环境需水各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生态系统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组成。根据其组分之间的不同而有生态(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构成的生物群落)与环境(无机环境)之分。而根据其自身需求与实际获得的差别又有需水与用水之分。从生态系统利用水资源的方式来看,有储水与耗水之分;从生态环境用水的来源来看,有人工补给与天然补给之分;需水与用水的差值即是生态缺水。从而可将生态环境需水各相关概念归纳为一个概念体系(见图1)。
根据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普遍希望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概括生态环境需水,如宋炳煜等建议采用生态用水的概念[17]。然而,生态环境需水概念应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能科学辨析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内涵[4]。从上述分析来看,生态环境需水的各相关概念都有其具体含义,在生态环境需水研究以及水资源管理实践上都具有各自的意义,它们一起共同区分了广义水资源与狭义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内涵的差异,这是单一的概念难以实现的。例如河流输沙用水更多地是体现一种环境功能,此时采用环境用水比采用生态用水更加贴切。因此,本文建议不必建立单一的统一概念,而是允许这些概念共存,在研究时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恰当的概念。
在生态环境需水的理论研究和水资源配置的实践操作中,宜根据实际情况而采用相应的概念。在概念的选择与使用上,本文建议如下:①首先根据研究对象来选择使用“生态”、“环境”或“生态环境”:如果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生物群落,则可选择使用“生态”一词;如果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无机环境,则可选择使用“环境”一词;而如果研究对象既要考虑生物群落,又要考虑无机环境(如以某个区域或流域为研究对象),或者在一般的理论叙述中,则选择使用“生态环境”一词;②其次,根据研究内容是考察生态系统自身的需求还是实际获得的供给,选择使用“需水”或“用水”。而对于生态储水、生态耗水、生态缺水、人工补给与天然补给用水等概念,含义已十分明确,在其使用上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例如,研究植被时可用植被生态需水概念;研究河流需水时,主要考虑环境因素,则可采用河流环境需水概念;而研究一个流域时,则需采用流域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同样,在考察生态系统实际得到的可供利用的水量时,应采用相应的用水概念。这样一来,在生态环境需水相关概念的选择与使用上可以较好地达成一致。
2关于生态环境需水的定义
2.1生态环境需水定义的相关表述
在国外,Covich于1993年提出了生态需水就是保证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所需的水量[18]。Falkenmark将“绿水”(greenwater)的概念从其他水资源中分离出来,提醒人们注意生态系统对水资源的需求[19]。Gleick提出了基本生态需水(BasicEcologicalWaterRequirement)的概念,即需要提供一定质量和一定数量的水给天然生境,以求最大程度地改变天然生态系统的过程,并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生态整合性;同时应该考虑气候、季节变化等因素对生态需水的影响[20]。
在我国,早期的研究中根据研究对象来直接定义。如汤奇成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水可统称为生态用水,它包括绿洲周围植树造林种草所需要水量和保持一定湖泊水面所需水量两方面[21];贾宝全等则认为:在干旱区内,凡是对绿洲景观的生存与发展及环境质量维护与改善起支撑作用的系统(或组分)所消耗的水分都是生态用水[22]。显然,这样的定义仅适用于某个或某些生态系统,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生态系统,因而缺乏普适性,需要改进。
真正具有普适性的生态环境需水定义,是钱正英等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中提出的。即:“从广义上讲,维持全球生物地理生态系统水分平衡所需要的水,包括水热平衡、生物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等所需要的水都是生态环境用水”,“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总量”[23]。这一定义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肯定与支持[24],其研究也多以此定义为基础[25]。例如:河口区生态系统可根据水盐平衡来确定生态环境需水[26,27];河流生态环境需水的输沙部分[1,28],特别是多沙河流的生态环境需水[29],可采用水沙平衡来确定。
然而,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时难以直接利用这四大平衡原理来确定生态环境需水。另一方面,从其狭义定义来看,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也需要具体量化。为此,各研究者不得不依据各自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定义,如“生态系统正常发育与相对稳定”[17]、“维持自身发展过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30,31]等说法;这些表述大致可归纳为自然地理平衡说法、生态系统稳定说法与其他说法[17]。
2.2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与生态系统健康定义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背景来看,生态环境需水研究正是在人类大量挤占生态环境用水、导致生态系统健康受损的情况下提出的,研究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另一方面,尽管在定义的表述上有所不同,然而在支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保持生态系统健康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颇为一致[32]。那么,如果借用“生态系统健康”一词,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需水概念界定有所帮助呢?
Costanza将过去关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定义归纳为动态平衡、没有疾病、多样性或者复杂性、稳定性或弹性、活力或生长空间、各组分间平衡等说法[33]。而在已有研究中,生态环境需水被定义为“正常发育与相对稳定”[17]、“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23]、“维持水热平衡、生物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34]、“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或维护生态环境质量不至于进一步下降”[35]、“维系生态系统功能”[1,36]等所需要的水。比较这些说法不难看出(见表1),在生态环境需水的定义中,研究者表达的正是“健康”的含义;只是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才造成了对“健康”表述的不同。
生态系统健康定义生态环境需水定义活力或生长空间(vigororscopeforgrowth)生态系统正常发育与相对稳定[17]没有疾病(absenceofdisease)[33]
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23]各组分间平衡(balancebetweensystemcomponents)[33]维持水热平衡、生物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34]稳定性或弹性(stabilityorresilience)[33]生态系统维持一定的稳定状态[4]动态平衡(homeostasis)[33]
维持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和栖息环境动态稳定[2]多样性或复杂性(diversityorcomplexity)[33]
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37]
维持自身发展过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30,31]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持续和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38]满足特定的河流系统功能[1]
维系一定生态系统功能[36]
2.3生态环境需水的定义
通过上述对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与生态系统健康定义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已有研究中对生态环境需水定义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其本质均是在表达“生态系统健康”的意思。因此,本文建议将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所需的水”;这一表述与Covich的定义比较相似[18]。事实上,生态系统健康是一个规范化的概念,它代表了环境管理的最终愿望[33]。
采用这一定义具有如下优点:
(1)这一定义抓住了现有研究中各种定义的共同本质,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将现有研究中的各种说法统一起来。
(2)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需水机理,由于用水短缺引起的健康问题有不同的表现,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方法也不同;这也是造成现有研究中多种生态环境需水定义的原因之一。例如对于植被生态系统来说,一般倾向于从结构方面来描述,因此植被生态需水通常被定义为维持自身生长所需的水量;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来说,更易从功能上来衡量其是否健康,因此对于河流生态环境需水一般定义为维持其功能所需的水量。而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中关于生态环境需水定义的各种表述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健康”的含义,只是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描述“健康”的角度与方法也不同。因此,将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所需的水”,可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
(3)有助于合理确定生态环境需水量。从目前的研究看来,大部分是基于生态系统的现状进行生态环境需水的概算工作,而对生态环境需水的合理性缺乏评价,因此导致研究成果实用价值不足。将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所需的水”,为合理确定生态环境需水量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并可以借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成果对生态环境需水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从而将有力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4)有助于借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成果,对生态环境用水配置效果进行评价。生态环境用水的短缺会导致生态系统健康恶化,而生态环境用水配置的目的即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评价生态环境用水配置是否合理可以通过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来实现。
3总结
本文主要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与定义进行了讨论。已有研究在概念选择与使用上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生态与环境、需水与用水等关键词的使用上。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辨析,本文将其归纳为一个概念体系,并对各概念的使用提出了建议: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生态”、“环境”或“生态环境”用词的选择,其次根据研究内容是考察生态系统的需求还是实际获得的供给,确定“需水”或“用水”用词的选择。这样,在概念的使用上可以较好地达成一致。
通过对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与生态系统健康定义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已有研究中关于生态环境需水各种定义的本质是表达“生态系统健康”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生态环境需水定义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所需的水”。采用这一定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将现有研究中的各种说法统一起来;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有助于借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成果来合理确定生态环境需水量,并对生态环境用水配置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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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1篇10
1.1可持续城市绿地建设被视为借助城市绿地化解城市问题的一种普遍诉求
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提出之后,被普遍视为城市绿地化解城市非可持续问题的一剂“良药”,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共识。
1.2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解析
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始终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21世纪初,我国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成为讨论焦点并逐步达成了理论共识,认为城市绿地基于对化解城市问题的积极作用,包含生态、社会和经济“三元”功能,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绿地“三元”功能,通过与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状态,实现人居环境改善、自然与人类共赢、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归纳为图1所示的理想模式(下文简称“理想模式”)。该模式将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简化为“三元”功能相对独立,均衡发展。“理想模式”通过一种平衡妥协的方式将城市绿地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三个部分,具有概念简化、便于分析的特点,但是由于较为表面化,并没有揭示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易导致城市绿地建设对该模式的扭曲,偏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2矛盾困境——城市绿地建设实践对“理想模式”的扭曲
2.1城市绿地建设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渐行渐远
尽管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得到了普遍接受,但该理念对城市绿地建设实践所发挥的作用却令人失望。近年来,大量以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名的建设活动,在实际上却偏离了“理想模式”真正本质,成为不可持续后果的麻烦制造者。多数城市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景观效果和经济功能发展置于优先选择地位,而造成城市绿地建设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满足一定政治与经济目标的手段,忽略了城市绿地应注重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的综合发挥和协调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和互助机制。目前,我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因为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而得到根本缓解,反而变得日益严峻。在城市绿地建设全生命周期中对生态功能的认识十分模糊甚至极其肤浅,反生态设计案例和建设方式大量存在。城市绿地建设量的增加造成土地、水、植物等资源的严重浪费,破坏已有生境,增加了管理养护人力、物力和财力,打破了与经济功能间的平衡关系,城市绿地建设成本的提高和生态效益的下降,造成城市绿地建设的非可持续现象。城市绿地社会功能是支撑城市绿地化解城市社会问题,提高城市活力和积极性的重要基础。目前对于绿地形式美、形象新的认同大于对其社会功能重要性的认知,缺乏对绿地文化、游憩、减灾避险功能的认知,不能满足弱势群体的休闲活动需要,现有绿地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造成城市绿地“三元”功能非均衡发展。总之,可持续城市绿地建设现状与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渐行渐远。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困境,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什么在城市绿地建设实践中的作用不尽如人意?作者认为,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理想模式”中所隐含的内在缺陷,导致建设过程中对“理想模式”的扭曲。
2.2“理想模式”折衷平衡假设前提的内在缺陷
“理想模式”试图将城市绿地建设现实世界中具有内在冲突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三元”功能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并诠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以便得到最广泛的社会认可,但该模式作为一个涉及到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之间的关系,对建立平衡、均衡发展关系的概念所存在的含混和歧义,是造成长期争议的根源。“理想模式”试图通过一种平衡妥协的方式调和城市绿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功能之间的矛盾冲突,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内在缺陷:①城市绿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功能之间置于城市真实建设环境下存在着内在矛盾与冲突,实现“理想模式”的可持续,需要有非常复杂的重构,甚至无法开展,因此能够付诸实施的“平衡措施”实际上就是三大功能的“折衷策略”。②“理想模式”中假定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之间彼此独立,易造成以割裂的方式来解决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问题,当不同利益群体间存在博弈时,就会在综合目标平衡的基础上选择某一功能作为重点发展目标,理想的平衡状态并不存在。③“理想模式”潜在着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功能间的可替代性假设,允许某种功能的弱化,只要与其他功能的增量相互抵消即可,这在当前仅关注GDP数据量化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背景下,经济功能易成为补偿生态、社会功能的主要途径,与城市绿地可持续理念的“理想模式”渐行渐远。
2.3不同利益群体诉求下城市绿地建设对“理想模式”的现实演绎
由于“理想模式”的内在缺陷,导致城市绿地建设实践与可持续理念产生诸多偏差。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目标被简化为以平衡和妥协的方式,独立的实现城市绿地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这就为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辩护和矛盾冲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政府、开发商、市民等不同群体,都拥护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其含义进行着不同的诠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6种典型的建设现实模式。以政府及开发商为主的城市绿地建设主体关注城市绿地直接经济效益及其衍生经济价值,倾向以经济手段补偿绿地生态及社会功能。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2个典型特征:①展示性。即追求美学效果、气派和城市形象,使其成为美化城市的重要手段,城市绿地脱离生态本位,成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载体;②商品性。即利用城市绿地衍生经济价值将其作为商品进行包装,绿地建设成为谋取更高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这类模式以经济功能为核心,突出城市形象改善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功能,因建设主体在建设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得到快速推广。该类模式忽视了城市绿地生态功能(如维持碳氧平衡、调节气候、丰富物种多样性、自然生长特性等)和社会功能(如休闲游憩等)是无法用经济功能来衡量和替代的,造成建设过程和后期维护中大量资源消耗与浪费,实为非经济的建设模式。以社会群体和城市环境为主的绿地使用和服务主体关注城市绿地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建设,抵制因经济发展需求而损害社会和生态发展利益。现阶段,因该群体在绿地建设中不具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实施情况不容乐观,同时由于对绿地生态和社会功能认知的片面化和非动态化,给经济功能造成压力,也不利于可持续建设。总之,“理想模式”中生态、经济、社会功能的独立、折衷平衡假设,致使各种社会群体基于自身利益选择性地理解,从而造成城市绿地建设实践对“理想模式”的扭曲。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城市绿地社会和生态功能容易被简单地视为应为经济功能提供服务,并能够通过经济利益来补偿,而忽视了生态、社会功能的本体作用,反而阻碍和影响了经济持续良性发展,进而又压缩绿地的生态、社会功能,造成恶性循环。因此,为了使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真正推动可持续城市绿地的建设进程,必须探索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模式。
3城市绿地三元功能的内生机制
在现实世界中,城市绿地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之间并非是“理想模式”所示的独立、并列关系,而是逐级依赖形成的复杂系统——即经济功能依赖于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而社会功能又依赖于生态功能。生态功能是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贯穿城市绿地从建设立项、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整个建设周期动态过程中,既包含绿地自身生态调节功能,也指与社会、经济功能间的协同共生作用。绿地的经济功能,不论是绿地本身的经济功能,还是其所引发的巨大衍生经济价值,都不可违背生态本位特征,并为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积极保障,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良好实施才能为发展经济功能提供持久动力。绿地的社会功能包括绿地的社会本体功能和其对缓解、改善城市社会功能的拓展作用,是对生态功能的完善和对经济功能的提升。虽然从相对生态、社会、经济功能相互独立的“理想模式”到逐级嵌套的“内生模式”是一种进步。但“内生模式”仅是从城市绿地自身的理论角度反映其三元功能间的机制,未放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层面来揭示三元功能之间的关系,且未结合城市绿地建设实践的实际情况,易造成城市绿地建设失去动力,从而影响城市绿地的可持续发展。原因在于,城市绿地不仅需要一次性的大量土地和巨额建设资金投入,还需要长期的人力、财力和对资源维护的高额耗费,且多由政府、开发商投资建设和维护,其投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其衍生经济、社会效益。因此,城市绿地三元功能逐级嵌套“内生模式”的可实施性较差。
4模式转型——回归生态本位,构建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4.1构建“包含—融合”的可持续绿地发展新模式
城市绿地是生态、社会、经济功能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模式,须从整体的系统观出发,体现其生态、社会、经济功能之间的复杂性和互动性,强调“生态—社会—经济”复杂关系的整体协调,体现经济、社会、生态功能之间的内生关系,构建一种生态功能优先、社会和经济功能兼顾发展的“包含—融合”新模式。新模式即要避免“理想模式”所引起的以割裂方式来解决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问题,又要防止“内生模式”中城市绿地建设动力的不足。新模式从整体视角来看待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议题,体现生态功能是基础、经济功能是动力、社会功能是依托,三者需协同发展,实现生态、社会、经济功能间共赢的发展目标。新模式强调系统性、协同性,其实施包括“外部响应”与“内部响应”两个层面;“外部响应”是指在城市的尺度上,处理好城市绿地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的“硬支撑”;“内部响应”是指在城市绿地内部的尺度上,处理好城市绿地生态功能与社会、经济功能之间的关系,实现城市绿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的“软支撑”。
4.2新模式的外部响应
外部响应是指处理好城市绿地与城市的关系,即保证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首要地位,形成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绿地具有生命性,其主要构成元素——植物可通过其生理活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如光合作用的释放O2吸收CO2、蒸腾作用的降温散热、根系矿化作用净化地下水等,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改善与提高。生态功能是城市绿地发展的根本,具有不可替代、不可补偿性。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市本身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城市必须与自然共存”的呼声日益强烈。城市可持续发展强调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城市绿地作为城市中唯一具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城市中唯一有自净能力的自然系统,唯一能以自然方式改造被污染环境的因素,对城市生态的调节与改善起着关键作用。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主要生产者的生态功能因其化解城市问题,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而被前置于其他功能,成为城市绿地首要功能。新模式关注城市绿地对缓解城市问题的积极作用,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前置需求,确立生态功能核心、基础及优先地位,把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限定在保证发挥生态功能的基础上,为城市生态良性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最大程度地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改善。
4.3新模式的内部响应
实现城市绿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内部响应是外部响应的基础和前提,是指城市绿地为城市提供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处理好城市绿地内部三元功能的关系。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以保持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以城市绿地持续进步为目的,致力于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保持高效稳定安全运行。城市绿地应持续稳定的发挥其各种社会、经济功能,满足社会与城市发展所需的景观美学、休闲游憩、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城市防灾、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功能要求,成为关系到城市安全的生态基础设施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游憩、休闲基础设施。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应具有自我更新和恢复的能力,并持久地保持自身的安全、高效和良性循环运转与发展,在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和经营方面具有成熟的运转机制,建立广泛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模式,激励社会资金参与到城市绿地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中来,提高城市绿地的质量和数量,促进城市绿地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新模式结合城市绿地三元功能的内生机制和利于城市绿地建设的可操作性,打破“内生模式”中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嵌套关系,依托于生态功能基础上,兼顾经济、社会功能的发展,融合城市绿地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边界。新模式体现城市绿地“社会—经济”融合发展的链条作用和动力,在充分保证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与经济功能融合发展的模式,把社会和经济功能包含在生态功能发挥的范围内,既保证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发挥,又加强了城市绿地发展的动力,为城市绿地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综上所述,“包含—融合”的新模式从整体视角来看待城市绿地的可持续发展议题,需要兼顾城市绿地自身的高效稳定安全运行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既包括城市绿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即内部响应),又包括城市绿地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促进(即外部响应)。
5结语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
教学内容:
方程.(教材66-67页).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景,理解方程的含义,会用方程表示简单情景中
的等量关系,初步体会方程和等式之间的关系。
2.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能从具体生活情景中寻找等量关系,会用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表示等量关系。
3.在学生大胆猜测、积极验证的过程中,体会方程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产生学习方程的愿望。
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方程的含义,初步体会方程与等式之间的关系。
难点:会用方程表示简单的等量关系。
课前准备
:
教师准备PPT课件天平
学生准备天平
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谈话引入。
师:同学们玩过跷跷板吗?谁能描述玩跷跷板的情形?
(学生自由回答)
总结:玩跷跷板的时候,如果两边的质量不一样,重的一边就会把轻的一边跷起来;当两边的质量相等时,跷跷板就平衡了。根据这种现象,科学家设计出了天平。今天老师也带来了简易天平,我们用它来做个小实验。
设计意图:从熟悉的游戏引入,既能让学生深刻体会“平衡”,又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动手实践,探究新知。
(一)认识平衡。
1.课件出示一架不摆放任何物品的天平。
(1)让学生观察天平两侧的托盘和指针的位置,指名说一说。
(2)请大家猜一猜,如果在天平的左、右托盘中分别放入物品,会出现几种情况?
(会出现三种情况。左边升,右边降;右边升,左边降;平衡)
(3)怎样看出平衡状态?
(指针指向中间)
(4)如果天平平衡,说明什么?
(左、右托盘中的物品质量相等)
2.课件出示一架摆有砝码的天平。
教师一边操作一边提问:在左侧的托盘中放入一个30克的砝码和一个20克的砝码,右侧的托盘中应放多少克的砝码才能使天平平衡?为什么?(50克)
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天平平衡的状态。
(板书:20+30=50)
设计意图:利用课件演示,不仅让学生清楚地看到天平两侧的变化情况,加深学生对“等式”的理解,而且能帮助学生体会等式变化的规律,为学生能更好地总结规律埋下伏笔。
(二)认识方程。
1.称樱桃。
(1)课件出示教材66页第一幅图。
(2)教师先在天平的右盘中放入一颗樱桃,左盘中放入一个10克的砝码。让学生观察天平是否平衡,从而得出:1颗樱桃的质量
(3)再在天平的右盘中放入一个2克的砝码。让学生观察天平是否平衡,从而得出:一颗樱桃的质量+2克=10克。
(4)如果用x表示樱桃的质量,那么这个等量关系可以怎样表示?
(x+2=10)
2.称种子。
(1)课件出示教材66页第二幅图。
(2)你获取到哪些数学信息?
(4盒种子的质量一共是2000克)
(3)你能用一个等量关系式表示每盒种子的质量和2000克之间的关系吗?
(每盒种子的质量×4=2000克)
(4)如果用y表示每盒种子的质量,那么这个等量关系可以怎样表示?
(4y=2000)
3.水壶倒水。
(1)课件出示教材66页第三幅图。
(2)你能用一个等量关系式表示图中的等量关系吗?
(每个热水瓶的盛水量×2+200毫升=2000毫升)
(3)如果用z表示每个热水瓶的盛水量,那么这个等量关系可以怎样表示?
(2z+200=2000)
4.理解方程的意义。
(1)我们通过称樱桃、称种子和水壶倒水三次实践活动,得出了下面这三个等式:
x+2=104y=20002z+200=2000
(2)小组交流。
说一说:上面的等式有什么共同点?(都含有字母,都是等式)
(3)全班交流。
通过交流使学生明白:上面三个式子都是等式,并且都含有未知数。这样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
(板书课题:方程)
(4)巩固知识。
说一说方程必须具备哪几个条件。
(必须是等式,必须含有未知数)
你能自己写出一些方程吗?写下来同桌交换检查。
(学生试着写出方程,并与同桌交换检查,对于不是方程的式子,教师应引导学生说出它不是方程的原因)
设计意图:通过三个实践活动让学生观察并说出找到的等量关系,使方程的概念自然形成,了解了方程,知道含有未知数的等式才是方程,并且在写方程的过程中发展了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巩固练习,拓展延伸
1.下面哪些是方程,哪些不是?是的在(
)里画“√”,不是的在(
)里画“×”。
5+2x=14()703+x()
230÷2=115()
6+x>1()51÷a=17()
x+y=120()
2.判断。
(1)等式都是方程。(
)
(2)方程都是等式。(
)
(3)6x=0是方程。(
)
(4)含有未知数的式子叫方程。(
)
(5)方程是等式,所以等式也叫方程。(
)
3.用方程表示。
(1)小明的年龄加上12岁是22岁,小明多少岁?
(2)小东年龄的4倍是44岁,小东多少岁?
设计意图:练习的设计由浅入深,层次性强,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便于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全课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有哪些收获?
设计意图:对于全课的整理回顾,意在培养学生归纳总结和口头表达的能力,使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
布置作业
教材67页1、2题。
板书设计
方程
20+30=50x+2=10
4y=2000
生态平衡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信息生态平衡非平衡
[分类号]G201N031
1导言:成为“问题”的信息生态
信息生态成为当代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或“社会问题”,在一些研究者视域内,因于“信息超载”、“信息鸿沟”、“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信息生态失衡”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即“信息生态平衡”之间的“差距”,使“平衡的信息生态”成为这些研究所欲达致的“预期目标”。但是,“平衡的信息生态”可能吗?
一般而言,信息生态是信息、信息主体、信息环境关系的总和,信息、信息主体、信息环境是信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或要素。如果,作为信息生态子系统的信息环境主要由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制度等构成;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构成的通信、网络等,是信息技术的“物化”形式;作为信息资源的信息内容或数据的可能性,以信息技术对其“计算”的可能性为限度;信息制度在根本性上矗立于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并因其演化而演化;信息技术是使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制度等成为信息环境构成要素的那种要素,有什么样的信息技术就会有什么样的信息环境。据此,信息生态似可理解为主要由信息、信息主体、信息技术构成。
当将信息生态视作人们信息交往的状态,信息生态一定存在于信源与信宿经信道的对接。所谓信息生态的“平衡”,即信息的输入一输出在信源与信宿间的“量的适应”与“质的统一”。据此,信息生态平衡与否,以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信息的量一质的存在状态或信息的存在状态为表征。
一定的信息仅仅存在于一定的信息生态系统。由众多“复数”要素构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多元关系”,信息作为“多元关系的他在之物”,只有通过“复杂一多元”的信息主体,凭依作为“信息载体”的“复杂一多元”的信息技术的“表达”,才能获得存在。或者说,信息的存在状态,规定于信息主体、信息技术。进而,信息生态平衡与否,规定于作为子系统的信息主体、信息技术平衡与否。
2论证:“平衡的信息生态”可能抑或不可能
2.1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
2.1.1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作为信息生态子系统的信息技术,是演化性存在。
一方面,具有一定结构的信息技术的演化,在根本上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尽管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属经济理论,但包括信息技术创新在内的任何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自身的创新。信息技术创新对“结构”的“创造性破坏”,首先指向信息技术结构自身,信息技术创新既非要素技术间无差异的均衡,又具非间断性。从而,信息技术创新对自身结构的“破坏”充满演化过程;或者说,信息技术的演化过程是其结构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即其“结构非平衡”过程。当然,这并不否定演化的信息技术具有某种“结构平衡”的暂时可能性,但这仅仅是“结构非平衡”的一种“条件”或“补充”。在结构维度,演化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信息技术演化的竞争机制,既表征于和其它技术的竞争,又表征于其要素技术间的竞争。因论域故,仅对后者作扼要分析。如果假设参与竞争的要素技术仅有两项:一项为原有技术;一项为新技术。那么,其间的竞争关系大致可呈现为三种,即间接性竞争、依附性竞争、替代性竞争。间接性竞争指“主要是对整体资源的竞争”;依附性竞争中的新技术会使原有技术市场的存在状况受到一定影响;替代性竞争中的原有技术有被新技术替代的可能。若依不同层级的尺度,信息技术的要素技术具有量的复杂多元性。如果说,假设背景下的三种竞争关系已经分别表明,竞争的要素技术间的市场存在的演化因优胜劣汰而具非平衡性,那么,复杂多元的信息技术间复杂竞争关系交织的演化,持续呈现的则是更加复杂的非平衡性。在竞争机制维度,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1.2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同时是空间性存在。
一方面,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在区域分布上呈现着差异。在当代,这种差异既表现在同一国家内的区域间,又表现在国际间。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的空间分布上优于发展中国家;同一国家内,信息技术空间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其量一质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呈现为城乡差异;尽管在相对差距层面,信息技术空间差异有缩小的可能,但绝对差距却在扩大。信息技术空间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后一差异难以在根本上消除,信息技术的空间差异将长期存在。这就表明,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在区域维度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空间差异,蕴含着信息技术转移的必然性。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是信息技术使用国,因而,信息技术的国家间转移对改善其空间差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实中,信息技术的国家间转移,“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由于利益关系,这类转移会遭到“受方技术主体乃至政治主体的反对”,并伴随文化摩擦,阻碍着转移的进一步实施和实现。不仅如此,或因受方国家的支付能力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或因授方国家为保持其“先发优势”而构筑的技术贸易壁垒等,都阻碍着信息技术国家间转移的充分实现。在信息技术的国家间转移维度,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1.3功能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演化性、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以功能性存在为根据。技术的功能与解释相关,但任何解释总是对“客观功能”的“延伸”。信息技术的“客观功能”在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超文本功能与虚拟功能。
一方面,超文本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节点和链或超链、具有“文档内部跳转”与“文档外部跳转”之效能的“这样一种电子文档”,它会使“阅读”成为“只是一种链接生成”,具有无限开放性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互联网中的文字或知识的无边界性,“阅读”的每次选择都将“再生出一个新的空间”,内蕴着“解”的非惟一性、不确定性或随机性、非封闭性等非线性规定。超文本功能的非线性规定,使知识与知识在“阅读”中发生非线性相干,激励“分叉”产生,“分叉意味着突变”,突变意味着“非平衡跃迁”,换句话说,非线性的超文本功能意味着非平衡性。在技术的功能属性即技术属性的意义上,超文本功能维度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虚拟功能生成“虚拟实
在”。“虚拟实在”“不再仅仅意味着对原型的摹仿”,而“发展为没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拟像”,内在具有超现实性。超现实性的“虚拟实在”没有“固定”的“时空界域”,“不具有可决定的时空性”。或者说,作为其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具有非决定的随机性。依复杂性理论,非决定的随机性即因果非等当,因果非等当即对称破缺,“对称破缺就是非平衡”。据此,“虚拟实在”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在“虚拟实在”向虚拟功能向信息技术归结的意义上,虚拟功能维度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1.4在信息技术子系统层面,“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
由于演化性、空间性和功能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比如:①信息技术的非平衡演化使要素技术间往往存在内在匹配差异,若信源、信道方面的信息获取、传递等技术优于信宿方面的信息检索等技术,会导致信息过载等“量的非适应”;若病毒技术优于杀毒技术、“攻击技术”优于“防御技术”等,会导致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质的非统一”;②信息技术的非平衡空间分布,既会导致信息鸿沟,又会导致掌握信息技术霸权的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隐或显的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③非平衡的信息技术的超文本和虚拟功能所具有的开放性、匿名性、隐蔽性、去地域性、虚拟性等,会使传统的“把关人”、“议题设置”等失效,有效控制困难,从而导致信息过载、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的发生或频繁发生等。
2.2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
2.2.1位阶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信息主体“栖居”的“社会位置”,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现实表征,具有差异有序的“位阶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子系统的信息主体是位阶性存在。
一方面,信息主体的位阶性存在,所展示的其在社会关系中对“分工”的“屈从”,必引生其在资源占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其信息活动能力、地位的差异。以这种差异为尺度,信息主体可大体二分为“强势信息主体”与“弱势信息主体”。尽管梅特卡夫法则认为,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但作为“弱势信息主体”的网民“被控制”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几乎处于马克・波斯特所言的那种“超级全景监狱”中。事实上,以“弱势信息主体”与“强势信息主体”为两端的“天平”,在总体上始终只倾斜向强势一方。在资源占有维度,信息主体子系统在总体上不可能达致平衡。
另一方面,现实的信息主体的资源占有作为过程,蕴含着信息主体间强弱态势变易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尽管社会的制度设计应尽力帮助“弱势信息主体”增加资源占有量,但不应当也不可能强制进行资源占有的无差别分配;尽管信息主体的资源占有之总趋势,指向着日渐丰富性,但既不可能自发导致“均贫富”,也不可能排斥“马太效应”。现实的资源占有的相对变易,绝不会达成信息主体间强弱态势的均衡。这就表明,在资源占有过程维度,信息主体子系统不可能达致平衡。
2.2.2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将位阶性存在的信息主体“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主体是利益性存在。
一方面,当将信息主体的“存在形态”二分为个体与群体,那么,便有信息主体的个体利益与群休利益:①信息主体群体利益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所属个体利益的实现,但当群体利益“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差异于个体利益;②信息主体的个体问、群体间,分别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这种“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不具替代“自私利益”的可能性,“共同利益”内在具有差异。如果任何差异均导致非平衡,那么,存在形态维度的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子系统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主体间的共同利益表达着不同信息主体的共同利益空间的全球拓展,但这种拓展仅仅基于“全球化市场”的“自私利益的交换”。任何“自私利益的交换”均以利益差异为根据,信息主体共同利益空间的全球拓展,即信息主体间利益差异空间的全球拓展。这种空间拓展不仅容纳着旧有的利益差异,而且为新的利益差异提供了空间可能,使信息主体的利益差异关系更加复杂,这在当代已是经验事实。这就表明,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子系统,在全球化维度的非平衡性比既往更加复杂。
2.2.3博弈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信息主体的差异利益,实现于利益博弈,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主体是博弈性存在。信息主体的利益博弈现实,具有“复杂一多元”性,为行文方便,仅以双信息主体为假定,从“收益”之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维度分别切人,作扼要分析。
一方面,信息主体的利益差异包含着利益对立的可能性,实现对立利益的信息主体博弈,即零和博弈。在“收益”上,零和博弈的任一方信息主体的“输或赢”都与相对方相反,不存在平衡的任何可能性。比如,现实中如果不采取有效对策,防卫和反击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政治动员”、“网络政治行动”与“信息恐怖活动”等,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等的攻击和破坏,就难在互联网域确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事实上,无论何种领域,零和博弈维度的信息主体子系统,都不具达致平衡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非零和博弈是信息主体利益博弈的主要形式,其任一方的“输或赢”,不必与相对方相反。但基于市场的非零和博弈的信息主体,不论倾向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终归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收益预期”。由于其双方信息搜寻、信息甄别等能力的差异,“强势信息主体”会使约束双方的“协议”蕴含着不利于相对方的规定;对非零和博弈双方应当有约束效应的“相互善意”的某些伦理规范,对于大多数信息主体而言,“从来只能抵抗微不足道的诱惑”,因而非零和博弈实质上多属非合作博弈,信息主体间利益实现程度的差异难以真正消弭或缩小。在非零和博弈维度,信息主体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2.4在信息主体子系统层面,“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由于位阶性、利益性、博弈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比如:①位阶性存在的信息主体的非平衡性,会导致“强势信息主体”凭信息权力操控信息的“生产一传播”,从而造成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与侵犯等。现实中的“水军”博主、网络公关公司,共同制造了网上50%的热帖”,就是一种例证;②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的非平衡性,会导致不同信息主体对信息存在状态评价标准的统一性丧失,一些信息主体甚至通过制造信息超载、污染、侵犯以维护其利益,现实中的“黑客帝国”现象就是一种例证;③零和博弈的信息主体的非平衡性,导致的必是信息之量的对抗与质的对立,“信息战”双方你死我活的博弈就是一种例证。非零和博弈非合作的普遍性,使信息垄断、隐瞒、欺骗、攻击等信息污染或侵犯现象从未绝迹,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3结语:“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可能
在信息生态平衡与否,规定于作为子系统的信息主体、信息技术平衡与否的意义上,由于信息技术与信息主体无不存在内在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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