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1

1研究综述

学者们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对现代农业发展做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是从内涵、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口标与途径、面临问题与对策等现代农业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口前，我国学者评价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主要采用模型法、参数比较法、数据包络法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其中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由于测度过程规范、结果直观、经济意义明确、可操作性强而得到广泛应用，最为常见的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多元分析法、滴权法和综合指标体系法等方法[2-3]。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对分析结果影响最大的是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口前国内学者提出的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观点不一，多达20多种。由于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同，同时指标权重赋值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使得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测量体系由于所赋权重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如齐城川、李树明等的测量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单独对某一地区测量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偏高，如徐贻军等对湖南的测量结果相对其他学者较高困。

为了说明不同指标体系及层次分析法的赋值差异对测量结果的不同影响，笔者综合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省份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综合前人相关研究，从表1可以看出:①不同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使测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也会不断提高。表1中2003,2006和2007年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符合这一趋势，但2008和2009年的测量结果却呈下降趋势，显然与学者的测量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有关。甚至同一测量体系由于所赋权重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2006和2008年相同指标体系下的测量结果不同就是最好的证明。②同一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下的测量结果一致反映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东高西低之势。学者们无论使用哪种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呈不断下降梯度趋势。③单独对某一地区测量反映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偏高。表中学者们对河北、福建、江苏、湖南和湖北单独的测量结果均高于其他综合测量结果。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对现代农业发展认识不同及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学者们在评价体系选择与指标赋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影响现代农业测量结果的关键因索，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与完善。同时，尽管对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测量也有涉及，但缺乏针对江西发展特点的单独指标体系设计与测量。因此，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针对江西农业发展特点设计指标体系，对江西及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2.1基于AHP法的评价指标及模型构建

2.1.1基于AHP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结合江西农业发展特点，将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包括劳均耕地面积、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森林覆盖率等18个评价指标。采取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采用“1一9”标度法，计算出各级指标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计算公式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该研究采用标准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所采用的标准值确定主要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既考虑了中国发达地区水平，也参照了国际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01~2013年)《江西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江西统计局网站及相关论文。各指标的权重、标准值和指标解释如表2所示。

2.1.2基于AHP法的评价模型选择。在前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该研究构建的江西现代农业综合评价指标模型如下:式中，A为综合评价指标指数;n为一级指标的总数量坑为第k个一级指标权重;w、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第i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认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第i个二级指标的数值;mh.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二级指标的数量。

2.2实证结果分析

2.2.1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及与全国比较。为了充分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对2000,2006和2012年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并对2012年江西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此外，通过相对指数测量来反映江西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的发展程度。江西不同年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及与全国比较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①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近12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江西现代农业水平从2000年的46.21增加到2006年的55.39，然后再增加到2012年的62.70,12年来增加了16.49，增长幅度较大。如果将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评价值范围)划分为起步阶段(0.30一0.55)、发展阶段(0.55一0.70)、初步实现阶段(0.70一0.90)和发达阶段(>0.90)，那么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已由起步阶段上升为发展阶段，有了根本的提高。②江西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二级指标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是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发展较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00}2012年，农业投入水平由起步阶段提升为发展阶段，而农业产出水平则由起步阶段提升为初步实现阶段;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发展较慢且处于较低水平，农村发展水平近12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生态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由发展阶段下降为起步阶段。③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江西现代农业水平比全国水平高出2.75，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在二级指标中，除了农村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外，其余指标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为了充分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均衡性，对2012年江西11个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同时通过相对指数测量来反映江西各地区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的发展程度。2012年江西不同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①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大多处于发展阶段，少数地区处于初步实现阶段。在江西11个地区中，除南吕市和景德镇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发展较好，处于初步实现阶段外，其他各地区都处于发展阶段。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南吕市，其发展指数为70.65;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差的是九江市，其发展指数为58.52。两者相差并不大，只有12.13，说明江西整体上现代农业发展较为均衡，没有出现较大差异。②与整个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类似，各地区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较高，而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较低。从农业投入水平看，发展水平较高，大部分地区相对指数在55以上，处于发展阶段，只有新余市和鹰潭市处于起步阶段;从农业产出水平看，发展水平更高，相对指数大多在70以上，除九江市和上饶市外都处于初步实现阶段;从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来看，发展水平都较低，相对指数都在55左右，处于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地区大约各占一半。可以看出，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是致使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较后的主要原因。

3结论与对策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2

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是专业化情报研究的一种，在职能、内容和领域方面既具有情报研究的共性特征，也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情报研究主要具有三项功能：①综合功能，即情报研究可通过对相关情报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与综合，为服务对象提供高度概括性、系统化的情报资料，以节省他们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和精力。②预测功能，即情报研究可根据社会、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在过去某一时间段内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采用适当的方法，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影响。③决策功能，即指以综合研究和预测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针对某一现实问题提出实施方案和对策，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农业科技情报研究除具备上述三项功能外，还具备引导和教育功能。引导功能是指农业科技情报研究跟踪国外农业科技发展前沿，能让国内科研工作者及时了解和把握某一领域科研动态和重大科研进展，以便快速做出反应。教育功能是指农业科技情报研究还需要把专业化、抽象的科技知识加工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提供给基层的农业生产者，从而为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情报研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其中，对政府主要发挥决策功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情报支撑，对企业主要发挥预测功能，为经营决策提供竞争情报和市场预测分析支持［4］。相比之下，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服务对象更加多样，除了政府和企业外，还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发挥综合功能。而且，由于农业产业链涉及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参与主体也相对较多，对不同的主体农业科技情报服务发挥的功能存在一定差异。虽然不同的服务对象对农业科技情报研究的需求不同，但是，从农业产业链整体来看，农业科技情报研究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农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对政府而言，发展现代农业以增强农产品竞争力和保障食品安全是长期战略目标，而农业科技情报研究可以支撑其做出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决策；对高校和科研院所而言，加强自主创新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是其主要职责，也是发展需要，而自主创新和农业科技进步的最终结果就是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同样，农业科技情报研究也可以为此提供支撑；对企业而言，现代农业的发展意味着更多的经济益，而农业科技情报研究可以帮助他们把握商机；对农业生产者而言，现代农业的发展将会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而农业科技情报研究可为其先进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

农业科技情报研究的主要形式

从实践情况看，农业科技情报研究主要采取如下几种形式来为农业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发展服务。结合现代农业发展实际，选择国内外的农业热点问题及关键技术，通过文献分析、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等研究方法，重点针对国内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综述报告、专利信息等科研成果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挖掘，形成具有导向性、前沿性、客观性的科技追踪报告和技术研发全景分析报告等，并结合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引入领域专家进行分析评述，为科研部门及农业主管部门领导提供科技动态参考。结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创新需求调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调研、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效果调研、农技推广体系调研、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需求调研等多方面的专题调研服务，形成客观、准确的调研分析报告，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选择国内农业科技领域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定题跟踪。根据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需求，提供定题推送服务，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根据项目的需要，通过对大量期刊、书籍、调研报告等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筛选、分析、总结和研究，综合该领域权威专家意见，协助完成关于项目背景以及国内外研究动态的综述报告，便于科研人员快速、及时跟踪在研项目或本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利用数字资源和数据库平台，运用文献计量学理论与方法和现有的数据挖掘工具，对海量文献中的特定研究领域或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进行跟踪与分析，从文献发表数量、文献质量、趋势、分布、学科优势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多角度地展现其科学研究的成果或特定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形成详细的全景分析报告，提供给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部门，以达到帮助科研管理部门摸清机构科研水平，辅助科学研究人员了解行业发展动态的目的。通过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把握基层农业科技政策需求，了解已有农业科技政策的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取得的成效。为有关部门完善已有政策或制定新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开展农业发展宏观研究，包括农业宏观发展战略、农业发展形势分析、农业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模式和机制等方面，帮助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及时了解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和趋势。

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服务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领域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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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5

【关键词】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农业现代化

一、前言

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过程，是现代集约化生产和高度商品化农业的必然产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还需要量化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为制定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持。建立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对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客观的评价，进而对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阶段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不同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差距和原因，这将有助于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对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的观点较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对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不论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于理论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取了可测量的9项指标，并结合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及评价，进而对31个省市进行排名。最后，针对因子分析结果，浅析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遵循易操作性、可比性、独立性、实效性、综合性的原则选取9项指标来构建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所选取的指标如下（表1）：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评价―因子分析法（利用SPSS17.0）

（1）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克服由于变量指标之间的量纲不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所以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的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项评价指标相应的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评价指标数据。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样本方差，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样本标准差。

（2）验证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将标准化以后的数据通过SPSS17.0进行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验证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由于数据中存在缺失值，因而采用均值替代法处理缺失值。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的结果见下表2：

表2KMO和Bartlett的检验

一般来说，KMO统计量的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1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就适合做因子分析。从KMO=0.696来看，数据可以做因子分析。

（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提供影响因子，在SPSS17.0中默认按照特征值>1的方式提取主成分，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3所示。由于按照默认特征值>1提供的因子，因此从表3中可以看出提取出了三个因子。通常情况下，按照主成分分析提取的因子应该包含85%以上的原始数据的信息，虽然表3中提取的因子只包含了80.81%的信息，但是从第4个因子开始特征值差异很小。因此，本文提取3个因子，所得到的成份矩阵如表4所示。

（5）旋转以后的因子载荷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未旋转的公共因子，但是由于未旋转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不好解释。因此，对公共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5）。此外，也可以表6的成份转换矩阵中看出三个因子中两两相关性较低。可见，对因子进行旋转是很有必要的。从表5中可以看出，提取的3个公因子反映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三个不同方面：因子1主要包括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医保补偿收益、文盲人数，主要体现的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要素；因子2主要包括人均农产品产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城市日照时数，主要体现的是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因子3主要包括农民纯收入，主要体现的是农民收入状况。

（5）全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因子得分模型。根据SPSS17.0计算出的因子得分系数，建立如下因子得分模型：

F1=（0.272）z1+（0.354）z2+（0.174）z3+（0.052）z4+（0.16）z5+（0.274）z6+（0.204）z7+（-0.01）z8+（0.059）z9

F2=（0.099）z1+（0.106）z2+（0.238）z3+（0.283）z4+（0.048）z5+（-0.114）z6+（-0.177）z7+（-0.263）z8+（0.344）z9

F3=（0.087）z1+（-0.164）z2+（0.151）z3+（0.099）z4+（-0.726）z5+（-0.239）z6+（-0.024）z7+（0.378）z8+（-0.118）z9

（6）全国各省市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将标准化以后的数据代入因子得分模型，再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全国各省市农业现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见表7），综合评价得分公式为：F=0.40096×FAC1_1+0.28537×FAC2_1+0.12177×FAC3_1。计算结果如下表7。

三、分析与结论

通过因子分析，实现了从原来的9个评价指标中寻找到了3个能够代表原有数据大部分信息的潜在分析因子，即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要素、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农民收入状况三个因子，进而实现了降维的目的，能够客观评价我国各省市的农业现展水平。从整体上看，我国各省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差距较大，得分最高的黑龙江与得分最低的上海差距2.2分，黑龙江、内蒙古、山东、吉林、河南、新疆以及河北都远高于其他城市。局部上，从第1个因子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要素的得分来看，排名前三的依次为山东、河南、黑龙江，而排名最后的三个省依次为、青海、海南。从第2因子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来看，排名前3的依次为黑龙江、、吉林，排名后3的依次为湖北、贵州、四川。从第3个因子农民收入状况来看，排名前3位的依次为贵州、四川、云南，排名后三个位依次为天津、北京、上海。从研究的结果上来看，影响各个省市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因素各不相同，如贵州省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低，海南省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要素造成的。此外，从研究结果还可以看出制约各个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如制约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主要为农业生产效率和影响农业发展的客观因素。由此可见，因子分析法进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评价能够有效对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阶段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不同地区的实现农业现代化差距和原因，进而有利于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李黎明，袁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郑智强，程序.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设计[J].农业技术经济，2003，（2）.

[3]孙燕.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信阳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J].安徽农学通报，2013，（22）.

[4]郭冰阳，陈小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6，（1）.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6

关键词：农户；投资行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3/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99－03

由于投资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户是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因而，农户投资行为将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结构和方向等众多方面。所以，不少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

1964，舒尔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他发现，传统农业中对原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极其低下，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从而农户不愿意增加投资。BelaMukhoti（1966）也较早对农户投资不足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农业生产率和农地规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农业（种植业）经济的本性为较大的农场主提供了较多比农业投资更有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大户可能对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其中贸易的存在导致或者扩大了人为的农业投资稀缺；大户在贸易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获垄断利益，这是导致农户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2]。但Gill（1968）通过分析BelaMukhoti所做各种假定的不合理性，对此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3]。

国内学者陈立双和张谛（2004）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状况总体在恶化，原因是农业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差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因素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资预期降低,抑制了其对农业的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少有益的观点。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生活消费发生了挤占效应；农业投资环境的恶化；金融支持不足；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经营规模过小；政府对农民重视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

2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Steigum（1983）认为，关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从是否强调金融变量产生的作用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大学派[5]。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定农户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是不受限制的，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诸变量的函数，且认为可以用调整成本来解释单个企业的投资率；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teigum的概括是精辟的，但他归类的视角是农户是否存在融资限制。这种概括可能会忽略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Lewis等（1988）在研究澳大利亚农业时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却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6]。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计量经济研究明显增多。Reardon,Thomas;Crawford,Eric;Kelly,Valarie（1994）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去研究非洲农户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被用于农户投资[7]。Jacoby（1995）等，他们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和土壤改良[8]。Bjornson,Bruced（1995）研究了商业周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指出：1961―1990年间的农地投资回报率显著地受到商业周期资本市场风险状况和贴现率的影响[9]。英国农业经济学家UptonMartio（1996）指出，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三个方面[10]。Gruyter（1996）通过对1949―1991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在荷兰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投资。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所做的实证分析[11]，他指出（2005），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认为，抑制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是农场规模、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金融的不充分性。他以三省四县800农户的调查资料以上观点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每户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着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在流动性投入严重不足时，信贷也不是制约农场投资的因素；1989年以前土地使用权的低安全感并没有对投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15年承包期的逐渐到来，这个问题可能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林毅夫在此领域的研究外，郭敏和屈艳芳（2002）的实证研究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其研究结论大致如下[12]：（1）农户收入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2）农地收益水平对单位耕地农户投资有较强的正向影响；（3）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4）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投入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5）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实质性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也是富有意义的。刘承芳（2001）研究指出[13]，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信贷可得性、家庭其他方面投资与消费行为、非农就业比、土地规模、国家政策、拥有资产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辛翔飞和秦富（2005）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等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研究农户投资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的对策。张健（2005）分析认为，土地产权强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4]。贾丁（2004）认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本家庭情况、拥有的资源状况、市场条件外部经济环境。

3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Boehlje,MichaelD.和White,T.Kelley（1969）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投资和生产决定的农场成长的模型，并对印地安纳中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农场成长过程中投资与产出之间相互作用；且在现有条件下最优的农场成长并不是规模上有效的[15]。Sadan，Eara（1970）分析了风险状态下农业经营中的投资行为[16]。他首先描绘和界定出了风险状态下作为投资决策者的农业生产单元所面对的“效率边界”，这个边界的大小取决于预期的现值和未来净利润和变化；其次，他还给出了简化的跨时期边界代数方程式（模型），在该式中农业产出水平由单一的投入自变量和随机干扰项所决定的，并且其函数形式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以此方程对风险状态下农场经济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考察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政策对“效率边界”的影响。最后，他还指出经过适当的调整后的模型可以用来模拟其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国内也有些学者对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史清华（1999）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会促进农户经济收入的增长[17]。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18]。

4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户家庭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户投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农户经济行为及（生产性）投资行为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农户投资行为的诸多特征。胡继连（1992）从农户投资的动机和需求出发以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农户投资行为，他认为，农户投资行为具有短期化、货币化、双向兼业等特征。马鸿运（1993）研究发现，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规律是：农户投资行为具有创新、模仿和保守性并存的特点[19]。孔祥智（1998）分析指出，农户投资行为的特点在于其目标的多重性，这事实上是体制转换的产物。这些分析是从农户的动机、目标、结构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来展开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定性分析，而定量实证分析较少[20]。张改清（2005）认为，农户投资呈现规模小、力度不足、分布不均的特征，并进行了不少定量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由于篇幅的原因并没有在此将其全部列出。前人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虽然同样是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但众多学者的分析结论和基本观点往往不太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所分析的农户在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时各自所处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于是，我们在研究农户行为时绝不能简单照搬农户经济行为相关研究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因此，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所进行分析，应该将农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经营对象本身的规律及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BelaMukhoti,“AgrarianStructureinRelationtoFarmInvestmentDecisionsand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aLow-Income

Country―TheIndianCase,”J.FarmEcon.48:1210-1215,Dec.1966.

[3]G.S.Gill,“AgrarianStructureinRelationtoFarmInvestmentDecisionsand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aLow-IncomeCoun

try―TheIndianCase:Comment”,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50:1042-1044,Nov.1968.

[4]陈立双，张谛.影响农户对农业投资的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2005，（47）：28-28.

[5]豆志杰.内蒙古自治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D].内蒙古农业大学，2006.

[6]贾丁.北京市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4.

[7]Reardon,Thomas;Crawford,Eric;Kelly,Valarie:LinksBetweenNonfarmIncomeandFarmInvestmentinAfricanHouseholds:

AddingtheCapitalMarketPerspectiveJ.FarmEcon.76：1172-1176，December.1994.

[8]张广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J].调研世界，1999，（2）：25-33.

[9]Bjornson,Bruce,TheImpactsofBusinessCyclesonReturnstoFarmlandInvestmentsJ.FarmEcon.76：566-577，August,

1995.

[10]Upton,Martio.TheEconomicsofTropicalFarmingSystem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1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郭敏，屈艳芳.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2，（6）：86-92.

[13]刘承芳.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江苏省的实证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1.

[14]辛翔飞，秦富.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34-37.

[15]Boehlje,MichaelD.;White,T.Kelley,AProduction-InvestmentDecisionModelofFarmFirmGrowth,J.FarmEcon.51:546-

575,Aug.1969.

[16]Sadan,Ezra,TheInvestmentBehaviorofaFarmFirmOperatingUnderRisk,J.FarmEcon.52:494-504,Nov.1970.

[17]史清华.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18]张改清.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1篇7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皖北；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71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5001609

一、文献回顾

城乡一体化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给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经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已将其定位为国家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为了顺应时展的新要求，党在十报告中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繁荣。面对发展新形势，安徽省各级政府采取多项举措，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诸多难题，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难题就是其中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皖北地区指淮河以北地区，包含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和淮南六个地市，该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安徽强省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众多原因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较为落后，与省会和沿江发达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一体化战略推进困难重重。截止到2015年，国土面积占全省28%的皖北六市，总人口占全省的42.90%，GDP占全省的比重为28.3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比重为21.94%，人均GDP为22658.85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5.82%。同期，沿江的马鞍山、芜湖和铜陵三市国土面积占全省的7.98%，总人口占比为10.81%，GDP占比为20.91%，财政收入占比为18.97%，人均GDP为66205.65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92倍，可见，皖北六市经济发展相当滞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严重制约了当地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也影响到“强省战略”这一大局。因此，对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进行透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城乡一体化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权威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众多释义。此处博众家之长，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指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协作，合理分工，使城乡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优化城乡环境，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社会形态差异，增加城乡双重经济效益。城乡一体化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外对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资本主义城市理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运用哲学理论视角预测了未来城乡发展的趋势和蓝图。西方城市理论学派也对城乡一体化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世纪末，霍华德（EbenezerHoward）针对当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膨胀和生活条件恶化问题，提出了“田园城市”方案，希望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为此，他还设计了“三磁铁图”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从保护人居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城乡结合说”，认为：城乡同等重要，不应截然分开，应该统一发展，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为重要，可以建立多个分散的“新城市中心”，实现区域整体平衡发展。麦吉（T.G.McGee）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长期调查，并开展实证研究后提出了“Desakota”概念，即在同一地理区域上同时存在城市和农村两种形态，并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类型，这创新了城乡一体化问题的研究视角。总之，经过西方城市理论学派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完整的相关理论体系，但是忽视城乡关系研究是其理论体系的重大缺陷。虽然斯卡利特・爱泼斯坦（TScarlettEpstein）、戴维・杰泽夫（DavidJezeph）、毕雪纳・南达・巴拉查亚（BhishnaNandaBajracharya）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一些城乡共存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是零散的，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1]。

与发达国家发展进程相似，现阶段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问题已成为一道必须破解的难题，为此，国内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学者们一直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刘毅、郎玉屏、郑洲（2013）以成都市为例，通过统计分析表明，城乡一体化对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差距效果显著，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方面没有显著效果[2]。蒲明、冯瑛、陈建东（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乡一体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较强的弥合功能，指出了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才是导致全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因[3]。解决“三农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课题，金伟栋（2014）以苏州为例对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展开研究，在分析苏州农业现代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障[4]。宋志军、朱战强（2013）对北京城郊农业区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演变、运行机制和空间表现进行了研究，并Τ窍缫惶寤水平进行了评价[5][6]。陈浩然（2012）以湖北省鄂州市峒山村为例，研究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并介绍了峒山村个案的价值与经验启示[7]。为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科学评价，学者们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展开了深入研究。曹明霞、包宗顺（2010）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评价[8]。杨建涛、王艳华、高建华（2016）运用ANP-TOPSIS方法对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9]。张国平、籍艳丽、马军伟（2015）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比较评价[10]。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对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仍然缺乏一套权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与时展特征和新要求不无关系，加上中国地域广袤，评价体系本身也带有一定地域性。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少。同时，现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对发展现状进行评价，缺乏对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的深入提炼与解析。

二、皖北城乡一体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是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全面、定量反映出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同时，还需要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同步等时展的新要求。为此，评价指标选取上将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性和可衡量性；（2）科学性和系统性；（3）代表性和可比性；（4）导向性和稳定性。根据以上原则选取的指标集合起来可以对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科学评价，捕捉到城乡系统内部的主要信息，发现影响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主要因素，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经验证据，提高政策有效性。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结构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原则，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采用频度统计法、专家意见法和理论分析法对初选的众多指标进行筛选，最终构建出由5各子系统、25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系统。

三、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选取

面对众多评价指标，会给评价研究带来混乱和错觉，不利于找出影响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加上这些指标本身也具有一定相关性，进行降维处理十分必要。为此，这里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对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将原来具有相关关系的众多变量浓缩为几个相互独立、新的综合指标，以最少信息丢失解决信息重叠问题。

（二）主成分分析的具体步骤

（1）进行原始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差异影响；（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3）求出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4）得到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遵循λi≥1，累计方差贡献率≥85%原则；（5）进行主成分命名、解释，写出主成分表达式；（6）计算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解读

文中数据主要来自2015年《安徽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2015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共搜集了16个地市数据，与皖北地区进行对比研究[11]。针对部分逆向指标问题，采用直接取倒数或负值等方法进行正向化处理；而原始数据Z-score标准化处理会在SPSS统计过程中自动实现。最后，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处理会输出下列分析结果。从相关系数矩阵R可以看出，原始指标之间有较强相关性，信息存在重叠现象；公因子方差基本都在0.85左右，主成分从原始变量提取的信息量较大，表明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表2可以看出，本次统计共提取出7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6.690%，符合主成分提取原则，说明7个主成分对原始变量解释程度达到86.690%。

五、城乡一体化水平的聚类分析

为了对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对比分类研究，并进一步检验主成分分析的有效性，这里采用聚类分析法做探索性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大值标准化处理，选取欧式距离，采用Ward法（离差平方和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具体结果如图1的聚类树状图。

通过树状图可以直观反映出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安徽省16个地市所处的位置，除了淮南市情况较好外，其余地市在安徽省位次情况不容乐观，其中亳州、阜阳和宿州市处于最低发展层次，需要针对主要影响因素，深挖潜力，加快发展，摆脱落后面貌。另外，将聚类分析结果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可知，聚类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主成分分析的正确性，虽然个别地市名次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一致[13]。表5安徽省16个地市社会发展水平分布

城乡一体化发展类别地市分布聚类分析结果主成分分析结果一类地区铜陵市、芜湖市、合肥市铜陵市、马鞍山市、芜湖市二类地区马鞍山市、淮南市合肥市、淮南市三类地区黄山市、宣城市、池州市黄山市、淮北市、宣城市四类地区淮北市、安庆市、蚌埠市、滁州市池州市、安庆市、六安市、蚌埠市五类地区六安市、宿州市、亳州市、阜阳市滁州市、宿州市、亳州市、阜阳市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的计量分析，并与同时期安徽省其他地市进行对比，找出了与发达地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排名，再运用聚类分析法对各地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分类，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科学性和代表性。通过对研究结论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除淮南处于二类发展地区、淮北介于三类和四类之间外，其余4市排名倒数。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和人口一体化等四个子系统全面落后，其中核心是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水平低，造成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指标十分落后，直接影响其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为此，提出如下几条建议，以期推进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

（一）加快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落后是制约皖北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首要原因，为此，需要加快皖北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造成皖北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原因之间相互关联，其中工业基础薄弱是造成区域经济落后的直接原因。各市要深挖自身优荩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主导产业。阜阳、宿州和亳州要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作，增加企业数量，提高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地区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实现城乡经济快速发展。淮南淮北作为资源型城市，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强化工业基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做好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蚌埠做为老工业城市，拥有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又具有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自身优势，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经济外向度，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皖北六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缺乏区域中心城市，导致各地发展各自为政，缺乏协调[14][15]。因此，皖北地区亟待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形成区域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二）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皖北地区面临加快工业化进程和供给冉峁剐愿母锏摹八压”局面。其中做为华东能源基地的“两淮”地区可谓历史厚重，现实沉重，煤炭业急需从去产能阵痛中突围，去产能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通过调结构培育优质接续产业，实现添增量。曾经做为国务院重点工业发展城市的蚌埠，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日益落后于先发地区，亟待焕发老工业城市活力，加快工业化进程，充分发挥工业在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支撑和带动作用，这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意义重大。宿州、阜阳和亳州工业基础薄弱，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产业无序承接，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必将陷入困境。可见，皖北地区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两淮”地区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煤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引导能源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尽可能将再就业人口“内部消化”，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引导外资更多投向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做为非资源性老工业城市，蚌埠需要加快装备制造、零部件、玻璃深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的高新化步伐，促进这些优势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物流等新兴产业，打造一批大企业集团，增强产业集中度，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带动力；支持一批具有专、精、特、新功能的中小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服务农村经济。宿州、阜阳、亳州等地区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需要正视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落后、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不要盲目追求产业的高新化和资金技术密集化，而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强地方特色产业，遵循经济规律，做实实体经济，适时发展虚拟经济。皖北地区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坚持双轮驱动，高效发展。用工业化基础推进城镇化，用城镇化为工业化拓展承载空间，用城镇化进一步集聚农业资源，用城镇化理念发展农村，用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富裕农民，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加快区域城乡社会协调发展

皖北地区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较低也是影响区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但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也是经常出现的，皖北六市在大力发展经济同时，也要加快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新农村建设和“美好乡村建设”，平衡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城乡二元”逐步走向“城乡均衡”，形成“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新格局。汲取国内外部分城乡割裂发展教训，努力实现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府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重视农村地区和城市内部居民对教育、收入分配差距、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领域的诉求，重点解决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需矛盾[16]。皖北地区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做好城乡整体统筹规划，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空间布局，合理发展小城镇，增强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加速城市圈层向外扩展。逐步增强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自我造血”能力，产业支撑是关键，没有农村经济的繁荣，城乡社会一体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农村永远无法摆脱落后局面。为此，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地区情，鼓励相关企业向农村流动，实现农村工业化，引导企业对接乡村产业，实现农产品就地产业化，夯实农村经济基础，培育农村社会自我发展能力。

（四）强化人才战略对城乡一体化的支撑作用

人才资源是城乡一体化战略顺利推进的最重要保障，可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决定着城乡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质，有助于加强城乡空间联系，加快科技扩散和传播，促使产业布局分散化，改变农村传统的产业格局，为实现农村工业化创造条件。减少农业人口比重，关键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序推进城镇化。为此，需要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做好农业技术创新工作，加强农业关键领域技术攻关，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农村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拓宽传播途径，加快传播速度，解决农村信息传输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可见，城乡二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的二元化，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劳动者素质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就显得十分必要。政府需要重新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鼓励城市人才向农村、农业流动[17]。切实做好新型农民业务培训工作，推广农业新技术，提高农民生产技能，培育一批技能型、科技型农民，为适应未来城市化做好准备，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效率，最终推动城乡一体化深入发展。参考文献：

[1]杨玲.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理论探讨与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5（9）：23-26.

[2]刘毅，郎玉屏，郑洲.城乡一体化对居民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成都市为例[J].财经科学，2013（8）：85-91.

[3]蒲明，冯瑛，陈建东.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成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9）：168-173.

[4]金伟栋.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6）：679-684.

[5]宋志军，朱战强.北京城郊农业区城乡一体化的演变和评价[J].经济地理，2013（1）：149-154.

[6]ZhaoPeng-jun.ManagingurbangrowthinatransformingChina：EvidencefromBeijing[J].LandUsePolicy，2011，28：96-109.

[7]陈浩然.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以湖北省鄂州市峒山村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2：7-20.

[8]曹明霞，包宗顺.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测算与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4）：451-454.

[9]杨建涛，王艳华，高建华.基于ANP-TOPSIS的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测度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4）：451-454.

[10]张国平，籍艳丽，马军伟.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进程比较――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J].经济问题，2015（8）：117-121.

[11]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2]石智雷，朱明宝.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2）：5-10.

[13]蒋亮，罗汉.我国东西部城市经济实力比较的主成分分析[J].经济数学，2003（3）：48-53.

[14]崔木花.促进皖北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考[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4.

[15]李蓉，强林飞，蔡敬梅.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3）：70-76.

[16]张宏元，王倩，郑雄彬.“十二五”规划背景下城乡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应对――兼论城乡统筹发展的任务、途径与典型模式[J].规划师，2011（4）：10-15.

[17]完世伟.区域城乡一体化测度与评价研究――以河南省为例[D].天津：天津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2006：135-138.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8

关键词：都市农业；农民土地权益；关联；创新

中图分类号：F30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24-03

都市农业发展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既是近年国内学术研究与政策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主题”的主要内涵之一。作为一种崭新的农业形态，都市农业在城市发展基础上产生，并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而更加引人瞩目。都市农业发展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研究所涉及的文献大体上可归入以下三个线索。

一、都市农业发展线索

国内外研究都市农业的文献迄今可谓汗牛充栋，现有文献散布于五个论题的研究。

（一）都市农业的起源及形成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发表的《孤立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随后受到日本和美国学者青鹿四郎（1935）、尾孝岭（1974）、欧文・霍克（1959）、约翰斯顿・布鲁斯（1969）的关注，直至艾伦・尼斯（1977）正式在《日本农业模式》提出都市农业概念，并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城区及城市边缘的农业经济行为。

（二）都市农业的概念界定

发达家的都市农业一般都界定在城市范围内，名称有MetropolitanAgriculture，CityAgriculture，CityFarm和UrbanAgriculture等，国际上主要的代表性的观点有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日本农政经济学家桥本卓尔（1995）、美国经济学家E.F.休马哈、加拿大学者LucJ.A.Mougcot（1999）和Mwalukasa（2000），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发展计划署“全球城市农业部”的定义。以上这些国外学者大多是从地域、功能及特征等方面对都市农业做了界定。而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地域特征及空间形态、功能分工、发展水平、生产经营形式及本质特征等方面来定义都市农业，如孙仲彝（1996）、党国印（1998）、李永强（1999）、檀学文（2001）、刘长运（2006）、廖森泰（2007）等。

（三）都市农业的功能

将都市农业首次纳入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范围的是Dana5111（1985）。同时，荷兰、挪威、瑞典等国家对农业的多种功能研究已全面展开。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动因，各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其功能定位各有侧重。如Mougeot（1994）、Lima（2000）、Nugent（2000）、Hirtum（2002）、Steckely（2003）、Bollman（2005），主要从都市农业的生态保障、景观功能及保障城市稳定发展、社会公共安全以及在解决就业方面等进行论述。而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都市农业有生产、生活、生态。

（四）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及问题

归纳起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都市农业主要有三类不同发展模式：即以美国大西洋沿岸和以色列高度集约化农业为代表的偏重生产、经济功能的模式，以欧洲城市为代表的偏重生态、社会功能的模式，及以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兼顾生态和经济功能的模式。国内学者针对都市农业发展模式研究文献较多，如刘康婷（2011）、王全辉（2012）、王红英（2012）、黄修杰（2013）、仲庆宝（2014）、陈楠（2014）、等学者多以某一都市或特定都市内部某一城市进行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及存在问题的实证研究。

（五）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及其评价

Moustier（2001）、BurleighandBlake（2001）、Angeles（2002）、Kirkland（2008）等国外学者结合区域特色及研究侧重，通过专家咨询及理论分析法构建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而国内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多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方式。韩世元（2002）、黄映晖（2007）等、王静等多位（2012）学者采用定性法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而邓楚雄（2010）等、关海玲（2011）等国内学者采用聚类分析法、信息熵法、因子分析法、DEA方法等对都市农业进行评价。

二、农民土地权益线索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土地权益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下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领域加以总结。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农地制度能给农民带来什么，研究角度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是关注农地制度变迁中农民获得的收益。Kung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否为农户所接受取决于在现存制度环境的规约下是否可以获得经济利益。DouglasC.Macmillan指出，许多国家农地改革的压力源于食物缺乏和人口增长，但农地改革的经济效用尚未充分开发。他们认为，无论是过去制度变迁的发生或今后制度变革的深化，都需要关注农民的经济利益。其二是进一步考察农民得到的财产权利。在产权视角下，美国华盛顿大学唐纳德・克拉克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赋予农民稳定的农地使用权来刺激农业投资和生产”，但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不尽如人意，因此产权安排带来的效果也就不很理想，尤其是出现大量的土地农转非现象。米切尔・卡特、米切尔・罗斯和格申・费达在《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中指出农地制度的核心是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分配，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了产权界定和产权分配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其三是关心农民的产权和收益是否得到应有保障。在保障视角下，进入视野的包括农民收益保障及农民产权保障两方面。MarkW.Skinner，RichardG.Kuhn和AlunE.Joseph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造成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导致农民现有农地退化和丧失。而地方政府给出的农地保护政策比较少，应该尽快加以弥补和完善。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其一是从农地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审视农民的权益是否得到实现和保护，主要研究者有王品潮（1991）、张文渊（1994）、綦好东（1997）、朱海霞（1999）、姚洋（2000）、张红宇（2002）、曲福田（2003）、钱忠好（2005）、张瑞兰（2009）、李汉卿（2009）、赵翠萍（2009）、黄祖辉（2010）、李嘉强（2012）、包婷婷（2014）等代表性学者。国内研究相对于国外研究的具体深化，则表现在各种制度变迁形式、农民的各种权益、多样化的农民意愿等。其二是从土地流转中考查农民权益的得失。这方面的研究不乏一些客观的实证分析，对农地调整和流转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某些合理性进行了解释，如谢世卿（1995）、廖洪乐（2003）、董德坤（2004）、高长敬（1993）、刘加华（2002）、陆蓉（2009）、茆荣华（2010）等代表性学者，从定性分析趋向于定量分析的态势。说明学者们不仅考虑农地制度变迁是否体现了农民意愿，更进一步考虑其意愿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重视，及其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其三是从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分析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用博弈论工具分析农地制度变迁并将农地制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代表性学者有林毅夫（1990）、姚洋（1998）、张孝直（2000）、郭剑雄（2000）、周其仁（2002）、周冰（2009）、周江梅（2012）等。这三个方面的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形成了异曲同工之效。只是相对而言，由于对国情了解更多，研究也就更为具体深入。

三、都市农业发展与土地的关联线索

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我国则是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因而国内外对都市农业发展与土地的关联研究存在一定差异。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多将都市农业可持续性与土地关联起来，由于研究侧重点不同，其研究内容也各有差异。Fialor（2002）认为，都市农业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土地投入使用情况、产出水平及单位产品价格等指标。Yeung（1986）、Dennery（1996）从都市农业生产力角度对都市农业的可持续性作评价。Drechseletal（1999）、Flynn-Dapaah（2002）、Lovell（2010）从都市农业土地利用角度对都市农业的可持续性作评价。此外，国外学者还对土地使用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例如，HankdeZeeuw认为，应将都市农业融入城市土地利用政策，废除背离实际的法律限制，建议城市规划者将都市农业用地作为一种合法的城市土地。ErikBryld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为都市农业行为的稳定性提供服务，土地的不合理利用留下了政策上的空白，需要填充以政策条文和规范的制度管理。MartinBourque在提到西方援助机构“建立农业基地，致力于提高农用地的生产力，以避免和社会运动”的国际思潮。

（二）国内相关研究

赵哲远（2003）通过分析杭州农业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发展都市农业需要合理的用地空间布局，并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角度，探讨发展杭州都市农业所需要的用地政策支持。云梅（2009）分析了当前都市农业发展中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应制定都市农业规划、保障都市农业用地的合法性和可获取性，同时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主体以促进我国都市农业健康发展。张玉坤（2010）提出城市生态节地策略，即打破城乡绝对分野、树立绿化新观念、开拓种植面积、构建都市农业生态循环系统。徐持平（2012）在对长沙市历年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长沙市都市农业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志（2014）指出，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是都市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并分析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影响都市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因素，建立都市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城市圈都市农业用地布局的初步构想。王云等（2014）在西安市都市农业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的基础上，加入生态服务作为农业用地产出指标，构建基于DEA模型的都市农业多功能性用地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了都市农业用地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生态效率。孙艺冰（2015）借鉴国外都市农业发展研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零占地”方案探讨都市农业生态节地策略的可行性。

现有的理论及政策研究已有若干积累，从多方面集思广益，汲取研究成果，形成理论决策的必备资源，对发展都市农业以及致力于“三农”问题解决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就本课题研究主题而言，所有上述文献存在三个方面的缺失。其一，都市农业发展研究虽涉及内涵、功能、模式、评价等多方面，但研究视角较为分散，对都市农业发展的研究方法也缺乏系统性，而聚焦于中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都市农业发展对比分析及相关研究相对欠缺。其二，尽管农民权益是中国学者眼中农地制度变迁的关键和核心，但关于农民土地权益的研究多半围绕在农民权益得失及制度变迁内在机理分析上，较少有专门从农民土地权益保障视野切入的现实考察和政策研究。其三，目前都市农业发展与土地的关联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都市农业土地利用效率、用地规划、可持续利用、生态节地策略等方面。至于沿着都市农业发展-农民土地权益联系研究，目前寥若晨星。实际上，都市农业发展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有共性与相同之处，但也有其特定范畴的区别性和特殊之处，因为它与都市农业经济效率和都市农业经营组织有着密切联系。而现有研究Χ际信┮捣⒄怪信┟裢恋厝ㄒ姹U系墓刈⒉还蝗面，研究视野相对狭小，特别对都市农业发展中农民土地权益内涵、权能结构以及权益价值变化，都市农业发展和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关系，都市农业经营组织与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方式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缺少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通过机理及理论、关键环节及典型案例比较研究，有效实现拾遗补阙，总体而言存在较大创新空间。

参考文献：

[1]杨浩军.城乡一体化视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市场交易机制研究――以苏州市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4，（12）.

[2]宋浩.城乡一体化视域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机制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5.

[3]齐永忠，于战平.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中国都市农业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6，（3）.

[4]王云，周忠学.多功能性的都市农业用地效率评价――以西安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4，（7）.

[5]郑万军.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制度困境与机制创新[J].农村经济，2014，（11）.

[6]葛永红，王亮.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纵横，2009，（2）.

[7]黄修杰，李欢欢，熊瑞权，黄丽芸.基于SWOT分析都市农业发展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6）.

[8]关海玲，陈建成，李卫芳.我国都市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因子分析[J].技术经济，2011，（4）.

[9]ZHANGTY，JINYP.UrbanAgriculturalDevelopmentfromthePerspectiveofCircularEconomy[J].AsianAgriculturalResearch，2010，2（11）：9-12，16.

[10]MoniekvanHirtUm.EricGoewie，YilmaGetaehew&PenevanVeenhuizen.TransitiontoEcologicalUrbanAgrieulture：aChallenge[J].UrbanAgriculture，2002，（6）.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9

[关键词]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热点述评

[分类号]S126

1引言

我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活动也几乎同步展开，近几年来研究日渐风行，相关论文越来越多。为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对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一次梳理和总结。鉴于“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的同质性以及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展开论述，并在全文统一采用“农业(村)信息化”这一描述形式。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作为检索项，以1979～2009年作为检索时间段，采用“农业”、“农村”、“林业”、“牧业”、“渔业”、“养殖”、“种植”、“农作物”和“农产品”9个关键词分别组配“信息”这一关键词(组配逻辑为“与”)的方式进行检索，删去重复和非信息化内容的文章后获得文献9330篇，将这些文献按照主题归类(见表1)。不难看出，自2003年“金农工程”实施以来，论文数量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接近历年论文总数的2/3，笔者以“金农工程”开始实施的时间为起点，总结和分析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2关于农业(村)信息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的研究

农业(村)信息资源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其内容来看，包括农业(村)的资源环境信息、社会经济信息、生产信息、科技信息、教育信息、生产资料市场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管理信息等。从其范围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农业信息资源是指农业信息本身，广义还包括与农业信息活动相关的设施、设备、人员、组织和资金等多种要素的组合，这进一步拓展了农业(村)信息资源的内涵。

农业(村)信息资源的丰富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开发利用的难度。高秀英指出，农业(村)信息资源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很强的战略性任务，是一个多阶段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践已走出一条先“修路”、后“造车”、最后出台“交通规则”的道路，即第一阶段建设渠道；第二阶段开发资源；第三阶段完善环境。但目前三个环节都不够成熟，存在诸多问题，典型的观点有：①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发展的需要，数据库建设缺乏系统规划；②农业信息资源在种类、数量、深度、广度及其管理上处在一个低水平运作状态；③农业信息重复建设严重，信息处理和使用成本居高不下；④现行农业信息资源采集指标体系不健全，标准化严重滞后，法律建设薄弱等。笔者认为，农业(村)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在信息资源开发投入、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利用环境三个环节并行发展，鉴于农业(村)信息资源分布的分散性、信息人才的缺乏、用户信息素质较低、信息渠道不畅等特殊性，农业(村)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农业(村)信息资源整合是倍受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农业(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基本解决，以农业(村)信息资源有效整合为核心的“最初一公里”问题已成为新瓶颈。关于整合内容的研究是一个重点，同时也是个难点，李道亮从数据库与涉农信息平台整合、信息服务场所与信息传播渠道整合、信息服务业务与服务队伍整合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性的农业(村)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在整合方式或方法上，建设涉农网站和信息平台是被广泛认可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3关于农业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关于农业信息技术的理论研究很少，发展与应用研究居多。有人认为农业信息技术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应用学科，是农业科学和信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产生的新领域；也有人认为农业信息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结合。

农业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历程、现状、障碍、对策以及应用类型、应用领域等是前述统计文献反映出的主要研究内容。我国农业信息技术应用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从国外引进遥感技术被认为是“首开信息化农业的先河”；80年代初开始了农业专家系统研究；90年代国际互联网出现后，“中国农业信息网”和“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相继开通，同时引进了世界四大数据库并加强了自身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建设；“金农工程”实施以后，研究及应用进入全面发展阶段，3s技术成为热点，精准农业被普遍关注。另外，随“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的提出，光技术、生物技术也崭露头角。目前，农业数据库、农业信息网络、自动化控制技术、多媒体技术、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农业信息技术都得以应用，涉及农业信息资源传播共享、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流通销售、农民生活、农村教育等诸多应用领域。

近年来我国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提高，但整体应用水平还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①因为农业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理论研究缺乏或不深入，致使某些农业信息技术的运行原理和应用路径在实践中不明。②因为既有研究成果转化成本较高，使得研究与应用相脱节。由于农业信息技术类型多样、应用领域宽广，研究很难形成系统性。笔者认为，构建我国农业信息技术框架体系已迫在眉睫；农业信息技术将呈现“应用集成化”的发展趋势；“三网融合”的技术架构将成为新型农业(村)信息化的重要技术支撑；电子商务将丰富农业(村)信息化的内容，并提升其水平。

4关于农业(村)信息服务及其体系的研究

早期所理解的农业(村)信息服务基本等同于“农业(村)信息工作”，即指政府面向农户开展的信息收集、传播工作。近年来学术界对其理解更为全面，涉及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主体、服务对象等。关于农业(村)信息服务手段和服务主体，学者们的理解基本一致，服务手段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主体指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包括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种植大户、农村信息员等。关于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学术界的理解存在差异，狭义理解的服务内容指农业信息内容的提供，广义的则泛指农业信息提供与传播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活动；狭义理解的服务对象主要指最终受益者――农民，也可以包括作为中间受益者的服务主体，广义的则指“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

信息服务模式是农业(村)信息服务研究的重点问题。一般认为，农业(村)信息服务模式是由组织模式、服务内容、传播渠道、利益分配机制和支撑保障体系等要素通过一定的内在运作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学者们总结出的我国目前存在的模式类型较多，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川提出的服务站、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民之家、网上

展厅和网上劳务咨询等模式；我们比较赞同、王文生等归纳出的七大模式，即政府主导推动、行业协会或合作经济组织自我服务、批发市场辐射扩散、龙头企业一体化带动、专业信息公司或网络有偿服务、科技大户和经纪人示范传递、国际合作扶贫等模式。

信息服务是农业(村)信息化的归宿，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农业(村)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和研究热点。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建设意义、目标，总结和分析其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系统的理论研究比较缺乏。笔者认为，对农业(村)信息服务体系的深入研究，必须结合农业信息服务的实证分析，从实践中总结并提炼出关于农业(村)信息服务体系的内涵、结构、运行机制等内容，并探讨发挥农业信息服务作用的长效机制。

5关于农业(村)信息产业及产业化的研究

农业(村)信息产业是信息产业渗透到农业(村)领域所形成的一种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信息技术作用于农业(村)的必然结果。张兰英、尚杰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农业信息产业指以农业信息作为基本资源，以现代农业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基础上，制造出有效的信息产品，建设优质的服务体系，为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逐步形成综合性、系列化的现代农业信息产业体系”。农业(村)信息产业化则是形成农业(村)信息产业的具体过程，反映农业(村)信息产业的规模程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张峭指出，农业技术产业化分为商品化和产业化两个阶段，商品化阶段是将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为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商品，即走向市场；产业化阶段是将商品经营成巨大产业，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村)信息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如何发展农业(村)信息产业?较有代表性的对策如：要“以农业信息咨询服务业为发展龙头”，继续“进行结构调整，使农业信息产业的区域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等方面更趋合理”，逐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融资体制”，着实提高我国农业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咨询业是农业(村)信息产业的核心，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其发展对策，认为应当走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要实现“两个战略性转移”，即从以依靠政府推动为主向以依靠竞争为主的转移以及从资源向管理、从重硬向重软的转移，同时要把“管理创新”当作未来优势竞争力来培育。

笔者认为，鉴于“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农业(村)信息化的特殊性，农业(村)信息产业的发展应该走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道路，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农业(村)信息产业服务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村)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

6关于区域农业(村)信息化的研究

该主题下的文献所研究的区域范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按经济区域或地理区域划分；第二层次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行政区划分；第三层次按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分，包括县(市、区)、乡(镇)乃至村。从各层次区域的论文数量来看，第一层次有95篇，第二层次有733篇，第三层次有452篇。忽略第一层次的论文，将第三层次的论文归并到第二层次，得到的论文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结合表2分析，我国区域农业(村)信息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①我国32个省(市、区)都已开展农业(村)信息化及其研究；②总体上呈现“东强西弱”的研究特点，即研究东部地区的多，研究西部地区的少。刘世洪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我国区域农业(村)信息化水平差异做过定量分析，认为排前5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河北、浙江，排后5位的是云南、宁夏、贵州、青海、，其中上海农村信息化指数为259.15，是的971倍；东、中、西部地区总指数分别为143.80、84.92、59.28，差异明显。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1篇10

一、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的编制方法

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关于其规划的编制方法很多，本文分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两类加以阐述.1、传统方法传统方法是以经验的、直接的主观判断为主，以运用初等数学为辅，通过人与人直接对话的方式来编制规划的方法，它主要包括综合平衡法、调查研究法和指标测算法。①综合平衡法。综合平衡法是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的基本方法。综合平衡就是要使一个县农业再生产的各方面、各部门、各环节、各区域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以求得需要和可能相平衡，进行反复的平衡核算，最终将规划方案确定下来.规划中运用综合平衡法，常用的形式是编制一系列平衡表，如土地利用平衡表，农业人口、劳动力平衡表，农副产品平衡表，农用资金收支平衡表等。②调查研究法。通过各种调查可以获取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活信息，以便摸清县域农业实情，从而更好地为进行规划服务。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如函件调查、电信调查、综合性调查、专题性调查、全面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报表调查等。③指标测算法。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是一个县未来农业生态经济发展的蓝图，是对未来日标的规划设计。规划口标研究的传统方法有:定额法、比例法、比较法、系数法、动态趋势法、典型推算法、因素分析法、主要产品产量法、口标推算法等等。2、现代方法现代方法是运用高等数学和电子计算机工具，通过人与机对话的方式来编制规划的方法，它主要包括系统方法和模型方法。(l)系统方法系统方法是指在系统理论提供的整休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结构化原则、功能化原则、开放性原则、协调性原则、中心化原则和最优化原则等的指导下，对确定客休(作为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方式的程序的一种明确表示。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研究中的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对农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农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组成要素之问的关系进行调查和研究。以求得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其口的在于建立高效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以最少的投人，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获得最佳的生态经济效益。’(2)模型方法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中常用的理论模型有三类:①数学模型.运用较多的是经济数学模型.经济数学模型是反映经济内容的数学公式或公式体系(用数学符号表示的函数式，方程组)，是对客观经济过程中数量依存关系的数学描述。经济系统中的数量关系是复杂的，因而经济数学模型也必须是多种多样的。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中常用到的经济数学模型有:投人产出模型体系。另外，还有运用系统控制理论而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等。②图解模型。常用的图解模型有框图、直方图、结构图和流程图。

二、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的方法论原则

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工作，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的方法特别多，基木的方法沦原则有:(l)实体分析与模型分析相结合。模型分析是通过用适当的数学方程、图象甚至物理形式来简明地反映县域农业生态经济实体系统的一种方法。模型分析已成为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但是，模型本身毕竟不是实体系统，它是客观实体系统的反映象。由于客观实体系统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人们所构建的模型总是不太科学或不太令人满意;即使所构建的模型相当科学或相当令人满意，也会由于客观实体系统的变动性，而使原来的模型与变动了的实休系统不相符.因此，还要不断地进行实体分析，取得真实可靠的数据，来修改和完善模型.实体分析是模型分析的基础和补充，模型分析是实体分析的提高和抽象，所以，在研究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时，要坚持实体分析与模型分析相结合的原则.(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是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各组成要素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的分析。定量分析是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各组成因素的分布范围、数量和比例关系的分析。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性质和数量的辩证统一体。仅有定性分析，就会缺乏精确性和深刻性;仅有定量分析，就会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只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是研究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怎样的问题。规范分析是研究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作为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方案的编制，不仅要描述、解释已经观察到的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现象，并据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要为县级人民政府提供为实现其规划目标所应采取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和政策措施.缺乏实证分析，规划只会是“纸上画画”;缺乏规范分析，规划只能是“墙上挂挂’.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会使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得到实施运行.(4)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是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总体的结构、功能和效益进行分析，带有整体性，全面性和抽象性.微观分析是对县域内一个具体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个体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带有局部性、典型性和具体性.宏观分析的对象一整体，是由微观分析的对象一个体有机构成的，宏观分析离不开微观分析;所以，只有两者密切结合，才会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县域农业生态经济发展的规律。(5)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是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处于特定时点上的结构、功能和效益水平的分析。它反映系统生产能力的高低，并可与外县农业系统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动态分析是对县域农业生产经济系统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的分析。动态分析可以研究过去某一时期内系统运行的情况和演替;也可以研究未来某一个时期内系统运行的发展趋势。它反映了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规律。只有把横向可比性弧的静态分析方法与纵向可比性强的动态分析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正确地反映出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状态和过程。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要求把现状与历史、当前与长远有机结合起来，加以分析。(6)单项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单项分析是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某个组成因素、某个方面或某个专题等进行研究。综合分析是把各个因素、各个方面和各个专题等放在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整体中去研究，找出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单项分析和综合分析相结合，以综合分析为主。(7)主导因素分析与非主导因素分析相结合。主导因素分析是对组成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诸多因素中，能反映其基木特征，并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的分析。非主导因素分析是对系统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的分析.主导因素和非主导因素是相比较而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在进行主导因素分析时，不要忽视对非主导因素的分析，但又不要面面俱到地分析一切非主导因素.因此，在进行县域农业生态经济规划研究时，要坚持以主导因素分析为主的主导因素分析与非主导因素分析相结合的原则.(8)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相结合.结构和功能是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如果只对具体系统进行结构分析，那么就难以理解“同构异功”的现象。因此，只有把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才能真正揭示结构与功能的复杂关系(同构同功，同构异功，异构同功，异构异功)，从而揭示系统的本质特征.(9)系统分析与环境分析相结合。这里的系统分析是指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效益进行分析。环境分析是指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外的、而对该系统发生较大作用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该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如果不进行环境分析，而一味编制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规划，结果会使系统与环境格格不人，农业经济难以持续发展.(10)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传统方法的严密性、规范性和科学性较差，不能胜任复杂因素的分析，但它灵活性较强，并易于掌握，所以，在规划工作中仍被广泛使用。现代方法科学性强，可以弥补传统方法之不足，但要人们普遍掌握这些方法，却需要很长时间.因此，要将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互相取长补短.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

职业教育论文要注意选题的理论价值。我们强调选题的实用价值，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也绝非提倡选题必须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为论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和工作总结、调查报告有着区别。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些职业教育论文题目，供大家做个参考。

1.改革语境下的职业教育研究——近年中国职业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分析

2.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

4.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

5.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均衡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京津沪渝的实证调查

6.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的理性思考——基于宏观政策的视角

7.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思考

8.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下的课程体系建设

9.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

10.加拿大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特色探析

11.日本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

12.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经验与规律

13.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逻辑和立体路径

14.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

15.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16.中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创新特色研究

17.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18.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现象与规律(之一)——基于横向维度延伸发展的趋势:定界与跨界

19.职业教育集团化体制改革路径探索

20.高中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更有利于增加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

21.职业技能大赛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力研究

22.职业教育城乡均衡发展问题表征与统筹保障——以重庆市为例

23.创新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内容体系——行业英语教学研究

24.中德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支持机制的比较研究

25.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1995～2008年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

26.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

27.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现象与规律(之二)——基于纵向维度递进发展的趋势:定阶与进阶

28.国家工业化与现代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分析

29.高等职业教育:来自瑞士的创新与启示

30.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制度研究

31.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动力

32.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33.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

34.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成绩、问题与政策建议

35.职业教育:从集团化走向战略联盟——基于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现状的研究

36.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下会计技能教学改革与创新

37.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及其构建

38.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收入回报之差异

39.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现象与规律(之三)——基于纵横维度交替发展的趋势:实然与应然

40.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应然之策——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的跨界思考

41.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索

42.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3.职业教育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城市动态面板数据

44.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

45.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体制机制构建

46.五个对接:现代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路径选择

47.试论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以东莞市职业教育为例

48.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及其国际比较

49.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异化与矫正

50.职业教育数字校园政策的价值分析及实现策略

51.德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战略决策——德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与结构调整十大方略解读

52.中等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成绩、问题和对策

53.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措施与创新

54.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与对策研究

55.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初探

56.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路径

57.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分析

58.基于大职业教育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59.职业教育智慧学习环境的设计及应用情景研究

60.德国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及其主要特点

61.论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多重治理逻辑

62.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

6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主体博弈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64.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

65.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缺失与建构

66.我国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运行机理、实践困境与发展路径

67.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设计及启示

68.论职业教育的尊严

69.职业教育教师实践共同体建设研究

70.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对职业教育理念和观念的影响

71.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研究的分析框架

72.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与对策

73.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投入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74.农村职业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变化:1989～2009年

75.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参考框架分析

76.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理论循证与实践形态——兼谈我国“工士”学位制度建设

77.积极职业教育范式的基本理念与建构策略

78.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及其再认识

79.德国职业教育改革重大举措——德国新《职业教育法》解读

80.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

81.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农村职业教育投入内部效应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82.校企合作: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

83.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84.公平视野下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建设与关系考量

85.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86.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探析

87.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

88.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89.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分析

90.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初探

91.中国职业教育与劳动力需求的匹配性研究

92.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93.职业教育国家主导模式的建立——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再认识

94.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

95.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村职业教育的新定位

96.以机制创新推进职业教育教学信息化——基于江苏省的实践研究

97.论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98.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对北京部分大型企业的调查分析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范文篇12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D.Black的研究。JohnD.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L.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W.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供产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著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⑨JohnD.Black,"SocialImplicationsoftheRestrictionofAgriculturalOutput",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1931.

⑩Hui-YuanChenWu,RobertL.Jack,DaleColyer.TheNortheastandInterregionalCompetitionforBroilers.NJARE,April1985.

(11)StephenW.Fuller,OralCapps,Jr.,HarunaBello,CartSharer.StructureoftheFreshOnionMarketintheSpringSeason:AFocusonTexasandItsCompetition.Wester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December1991.

(12)耿献辉，周应恒：《从集中走向分散：我国梨生产格局的变动解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3)钟甫宁，刘顺飞：《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动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晓平，李秉龙，隋艳影：《中国肉羊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黄季焜，牛先芳，智华勇，董晓霞：《蔬菜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

(17)郑风田，顾莉萍：《准公共服务、政府角色定位与中国农业产业族群的成长——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个案分析》，《中国农业观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韩曙，黄淑佳：《关于蔬菜商品生产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业时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中国蔬菜生产区域化的演化与优化——基于31省区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21)卢凌霄，周德，吕超，周应恒：《中国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寿光批发商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6期。

(22)周应恒，谢美婧，熊素兰，周威山：《江苏邳州大蒜主产地形成机制研究：农户规模化种植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9期。

(23)MauryE.Bredahl,PhilipC.Abbott,andMichaelR.ReedCompetitivenessinInternationalFoodMarket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4.

(24)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7～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