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1篇1

从罗玉凤的个人炒作营销，到如今的网红经济变现趋势，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电商交易趋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简言之，网红经济就是一个社群经济的时尚演化。在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就指出一个令人惊讶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数据：淘宝上的百余家的女装红人各自拥有超过5000万粉丝，这些网红根据社交网络快速引发时尚风潮，借助粉丝经济形成新的一种商业模式，2015年“618大促”中，销量TOP10的淘宝女装店铺中有7家是“网红”店铺。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从微博、豆瓣、美拍、快手等各个平台走红的人数都十分惊人，与第一代的网红们如芙蓉姐姐、罗玉凤等相比，这一代的网红，已经由一个社会现象转变成一个经济行为，如今的网红们，类似papi酱，艾克里里，叫兽易小星等，都是在享受到社交红利的甜头后，将个人的粉丝群体快速变现，寻找一个流量变现的最佳途径，实现商业模式的转型。换言之，网红们将粉丝群体的消费力量和自身优势产品结合到一起。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于社群经济的助力尤其明显。粉丝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品牌消费力，让不少企业开始思考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依托于社群经济平台化的大趋势。内容营销时代的来临，迎来了个人品牌营销的春天，网红经济在社群平台转化成社群电商，用户在哪里，营销就在哪里。网红们之所以实现商业盈利，就在于各大网络红人辐射影响力，透过平台经营粉丝，有目标性地针对群体来进行精准营销。

网红们透过个人品牌影响力，赋予自身标识的产品灵魂，在庞大的粉丝基础之上，商业红利的背后是移动电商化的销售数字。小米营销模式的成功，就是一个粉丝经济的成功变现。米粉强大的购买力和口碑营销，就是一个社群营销的标准典范，从社群崛起的品牌，以及从品牌到社群的反哺。

同样，互联网家电SKG就是一个典型网红营销品牌的例子，借助社群，抓住了社群时代网红与粉丝之间的情感共鸣链接，将品牌产品拥有更多的附加价值。SKG借助网红经济的粉丝经营能力，不间断制造自身的“网络红人”，这些网络红人带给品牌粉丝一些情感、文化、逼格等相关的共鸣标签，让品牌逐渐拥有深远的影响力。

依托于社群平台的格局，如何向网红一样实现品牌营销？现代企业需要做的是提升品牌号召力，构建粉丝经济基础，实现品牌红利。简言之，企业参考网红经济时代的模式，需要利用社群来形成口碑，孕育网红在社群的影响力，产生粉丝，创造品牌的号召力和购买力。

企业在网红经济时代的突围，需要：平台+品牌红人。

社群时代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模式和传播形式的选择，社群平台的构建，也成为不少企业所关注的关键点所在，一个成熟社群平台的运营，对于企业品牌的经营来说，是开始的第一步。不论是网红借助如今新媒体吐火如荼的微博、微信，或者是美拍、秒拍等现有零成本的UGC平台，这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内容营销阶段。

网红是一个快速走红并被取代遗忘的群体，网络的零成本特质，不少网红此消彼长，不论是否同质化，网络均会快速过滤，高曝光率取代低曝光率，所以选择现成平台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相对风险较高的选择。因此也有不少企业选择开发自有平台，制造网络红人并选择推广渠道，但这伴随的是一个长期经营且红利预期不可知的过程，对企业来说这是一笔不可忽视的一笔开发成本。

但近年来，不少企业选择透过现有的社群平台来实现品牌服务的推广营销，旨在节省成本的同时，快速实现品牌盈利。包括小云App(app.xiaoyun.com)在内的成熟平台，就是提供这一作用，以模块化组合的云端平台，为企业快速构建移动社群应用，让企业品牌快速在社群中形成影响力辐射圈。

一旦平台确立，企业品牌在平台上，确立一个品牌红人的形象，从内容营销到个人标签，与企业品牌调性相契合，以情感诉求打动用户，实现粉丝经济的变现，这其中需要企业能够在平台端口精准掌握用户数据，而移动互联网，让运营者能够得到社群内粉丝价值的最大化，小云App将企业品牌的精准用户沉淀在社群内，构建品牌红人与粉丝群体的情感互联，不断挖掘品牌的价值，并在社群平台上不断扩大影响力。

越来越多社群平台的出现，为企业制造了一个品牌粉丝经营的基础，事实上，当企业认清社交移动电商的趋势。从社交到电商，社交电商时代的全面开启，企业制造自身专属的品牌网红，树立信任感并传递品牌价值，并在用户生态价值的可持续经营中，实现品牌红利。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不少传统的商业模式开始逐渐消亡，有“逻辑思维”这一类颠覆性商业模式，也会有“小云App”(app.xiaoyun.com)这一社群平台的既定基础，不论是小米，苹果，还是淘宝，其实背后都是未来营销主导的关键——社群经济。

网红经济对粉丝经济的流量变现，让人们看到了社群经济商业化的最佳突破口。以小云App这一移动开发平台为例，通过现有平台实现深度的垂直营销策略，从点到群的扩展商业空间，在品牌与用户中实现链接的价值，在粉丝的经营中，快速获取用户对品牌的反馈，逐渐调整品牌目标和价值的再定位和扩容提质。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01-06；中图分类号：C061.2；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得到证实（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蔡P，2004[4]）。目前，研究者们更为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口转变结束之后，这个增长源泉（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Lee，Mason，2010[5]；VanderGaag，Beer，2014[6]；陆D，蔡P，2014[7]）？第二，在持续低生育率的老龄社会，人口变化是否还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会（WorldBank，2016[8]），或者说，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带来的不利影响（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颖等，2016[10]）？这两个问题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因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建民，2014）[11]。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丰厚人口红利的人口转变结束之后，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才能够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来源、结构和机制的深入认识。

一、人口红利的来源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给经济带来的一个增长源泉。有研究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1960―199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对人均产出提高的贡献率接近20%，在亚洲和欧洲这个贡献份额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一般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个体（家庭）经济行为变化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人口红利有三个直接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和劳动年人口比重提高，这种变化增强了人口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能力，进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这种“年龄结构效应”（Bloometal.，2009）[12]，也被称为“第一个人口红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美国人口经济学家Coale和Hoover（1958）[14]所揭示。第二个来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死亡率下降减少了劳动力的减损，而生育率下降则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et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仅从绝对规模上扩大了劳动供给，同时也强化了“结构效应”，使得第一个人口红利更加丰厚。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家庭面对因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变化而在决策和行为上（如储蓄、劳动供给、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被称为“行为效应”（Bloometal.，2009）[12]。这种行为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激励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资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为父母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决策、储蓄决策和退休决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条件下，人们会主动调整自己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和风险应对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etal.，2003[20]），这些微观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增加储蓄、劳动力供给和对子女教育与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观层面上聚合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促进资本深化和创新。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效应”就是“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n，Lee，2004）[9]。

从来源上看，第一个人口红利与第二个人口红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个人口红利主要是一种结构效应，第二个人口红利则主要是行为效应。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也存在着行为效应，如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及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等。同样，在第二个红利中也存在着结构效应，如延迟退休可以推迟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终结时间和减缓负担比加重的速度。同时，两个人口红利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人口红利是对第一人口红利时期形成的有利条件的释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杨英，林焕荣，2013）[21]，或者说，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已经蕴含了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机会。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积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是第二个人口红利期国民储蓄能力的重要基础；其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收益是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中对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再次，两个人口红利在时间上存在着一个交叠时期。由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长短取决于人口转变的速度，即人口转变的速度越快，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就越快，达到的负担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红利期就越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来说，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可以持续40多年，那些人口转变速度比较缓慢的国家的人口红利期甚至可以持续50年，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转变非常迅速的国家，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则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出生队列，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加入劳动力，他们接受了比父辈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这个人力资本增量实际上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就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从人口红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个概念，即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的生产性是基于人是生产者这一基本前提而产生的。人口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不同的人在劳动能力、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生产效率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有这些具有不同经济特质的个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产性，或者呈现出生产性的强弱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转变而带来的人口生产性的提高。其中，年龄结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可以提高人口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则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转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与人口转变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储蓄、劳动供给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的结构

人口红利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包括了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按照这个认识逻辑，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红利的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二是不同国家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做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此仅做理论上的探讨。

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是储蓄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红利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效应并非总是同时发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这种结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和发展的中期阶段，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因此，抚养比减轻导致的储蓄率提高就成为人口红利中的首要因素，因为储蓄率提高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所需的资本，而投资增长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剩余劳动力。从中国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绝大时段，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口红利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临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10）[22]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时候。

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来源主要是个人（家庭）的行为效应，因此，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更为鲜明。首先，因为每一个人（家庭）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因此，尽管每一个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行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微观行为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水平和结构。其次，相对于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第一个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的老龄化社会，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在规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劳动力的队列规模，如果要使整体劳动力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前提只有一个，即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一个队列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一个队列人口的劳动总产出并不会随着这个队列规模的缩减而成比例减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储蓄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稳定。以储蓄为例，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储蓄率提高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消费剩余，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出现了目的性储蓄，但基本上都属于短期储蓄行为。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人们的储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长的老年时期的生活做经济储备，因此是一种长期储蓄行为，这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终结？

对人口红利结构的解析和对人口红利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判断。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蔡P，2006[23]；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续第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国外学者关于第一个人口红利终结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动态特征，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口红利就转变为“人口负债”（VanderGaag，Beer，2015）[29]，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人口红利期转变为人口负债期。也有学者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负担比”，即从有效劳动供给角度判断生产者与被负担者之间的比例关系（Mason，2007）[30]。世界银行（WorldBank，2016）[8]在一份报告中把人口红利期的变化划分为4个阶段，或者说，把世界各国划分为4种类型：（1）处于前人口红利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4左右；（2）处于人口红利早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小于4，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3）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不快；（4）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较高并将继续提高。

国内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其中一派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王丰，2007[31]；蔡P，2013[32]），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3年以来已经出现了持续减少的情况，而人口抚养比水平则持续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据分年龄的消费和生产曲线计算了有效劳动供给，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在2014年结束。还有一些学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尚在，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改革退休制度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从而延长人口红利期。另一派的观点是根据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如低于50）来判断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时限（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延续的时间更为乐观，认为它可以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远（田雪原，2006[33]；刘家强，唐盛代，2007[34]；陈佳鹏，2012[35]）。笔者认为，以人口抚养比水平作为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标准是一种静态判断方法，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缺陷。例如，当人口抚养比的提高时，即使其仍处于50以下的区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也不可能给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判断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消失。首先，从年龄结构效应看，2012年以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2010年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结构效应）已经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条件下，生育率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不复存在，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国已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

四、第二个人口红利实现的机制

目前的中国人口和经济都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形态是人口转变的历史承继，随着第一个人口红利走向终结，第二个人口红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口红利将贯穿中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从人口红利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转变带来的第一个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和实现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丰，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人口转变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期，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国内外学者都高度重视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丰，2007[31]；陈卫等，2015[39]），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红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或者说只是“数学上的红利”。对于中国而言，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全面启动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

第一，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老龄化社会，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和激励劳动力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机制。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真实地表达劳动力供求关系，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动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效应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是创造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Lee，Mason，2006）[13]。发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是中国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种激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供给激励，二是储蓄激励。这两个激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则。具有这两个激励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还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生产性，即可以有效地动员劳动供给和储蓄。只要人们在老年时期不是过分依赖公共或家庭转移支付，第二个人口红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负担比提高的不利影响（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伴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王丰，2007）[31]，而资本市场是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重要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经济活动。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长期的角度看，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实现三个均衡：一是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均衡，二是劳动者的终生收入与终生消费的均衡，三是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均衡。具有这三个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和储蓄，因此是实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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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3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抚养比；房地产周期

Abstract：Inadditiontobasicfactorssuchasdecreasinggrowthratesofloaningandfiscaldecentralization，therapidincreaseofurbanfamiliesanddemographicdividendcausedbycontinuousdropinpopulationfeedratescanplayanequallydominantroleinthecyclicfluctuationofrealestate.Indetail，decreaseinchildrenfeedratesmayresultintotalpopulationfeedrates，thuspromptinganincreasingnumberofpeoplereachthemaritalage;asconsequence，compulsorydemandonrealestatewillexertobviouslygreaterinfluenceontheshort-termcyclesofrealestatethanthegrowingnumberofurbanfamilies.Lastbutnotleast，localgovernment'sinterventiononloaningandforeigncapitalvolatilitycurbsthesounddevelopmentofrealestate.

KeyWords：urbanization，populationfeedrates，realestatecycle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7-0025-06

近几年，关于房地产的争论热潮中，城市化、人口红利等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屡被提及，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为揭示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的实际影响途径及强度，笔者在对人口结构变化特征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信贷环境、地方政府行为、居民收入等因素，探讨了人口结构对房地产业周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有关人口与房地产需求关系最为著名的研究见于Mankiw和Weil（1988，1992），他们认为战后婴儿潮（1946―1964年）推动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房地产价格。他们的预测显示，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步进入工作、婚育年龄，美国房地产价格会于1969―1989年进入上升通道，并于1989年达到顶点后，步入长达30年的价格下行期。

Mankiw和Weil的研究结论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Mankiw等建立的房地产价格方程存在偏误，从而结果并不准确。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发展历程表明，Mankiw等人关于房地产价格将于1989年达到高峰的预测符合实际，但他们对房地产价格将于1990―2007年持续下降的预测与事实并不相符。Robert（2006）指出，出现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是，Mankiw和Weil的研究忽略了人口变化对利率的影响，而利率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进而，Robert的研究表明，综合考虑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价格、利率的影响后，婴儿潮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美国、日本房地产价格依然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我国自1998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1999年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上升周期。在有关本轮房地产景气成因的争论中，人口作为重要的驱动因素被广泛提及。但与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人口结构变迁不仅包括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包括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城乡结构变化。正如哈继铭（2007）所言，人口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途径有二：一是城市化进程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二是早期的“婴儿潮”推动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赵君丽（2002）指出，建国以来我国已出现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即整个二十世纪50年代、1963―1974年、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①，其中后两次出生高峰将推动婚育年龄人口分别于1988―1993年、1999―2004年和2013―2018年达到顶点，推动房地产市场进入相应的需求高峰。中房指数研究院2007年的调查结果也表明，25―35岁、35―45岁人群分别占购房者总数的50%、25%，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主体。张昭、陈兀梧（2009）对未来的预测则显示，2012年后我国城市化驱动的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将逐步放慢，25―45岁人口规模也已于2006―2007年达到顶峰，不过，其中25―35岁人口规模仍然会逐步增长。据此，他们认为2010年后25―35岁人群的首次购房需求会有所增加，届时房地产市场会受益于第二波婴儿潮的推动。

综观国内现有研究，有关人口与房地产周期关系的定性描述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即使有，也仅限于对未来人口变化趋势的简单统计描述，没有就这种变化趋势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影响进行深入的计量检验和理论分析。针对这种不足，本文在对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征进行简要描述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程度及方向。

二、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

我国二十世纪60年代后的两次婴儿潮对当前房地产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住房刚性需求变化，如婚育年龄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刚性需求；二是通过“人口红利”为住房需求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即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来越高、抚养比下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和购买力明显提高；三是上述两个因素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相叠加，进一步放大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促进效应。

（一）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增加了住宅的潜在需求

1978年以来，我国用城镇人口占比表示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由1978年的17.92%持续升至2010年的49.68%，年均增速3.23%。但1996年后城市化速度持续放缓。随着农村青壮年向城市逐步转移，剩余农村人口由于教育程度、年龄原因，非农化的难度明显加大，城市化渠道对房地产潜在需求的推动趋于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后我国城市化出现再度加速迹象，2009、2010年城市化速度分别为1.99%、6.63%。

（二）城镇家庭小型化加大了对住宅的潜在需求

近年来城镇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城镇家庭户均人口为4.47人，此后持续跌至2010年的2.88人。在家庭小型化、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1978―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户数增长了5.29倍，年均增速5.71%，对住宅的潜在需求大幅增加。

（三）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有效需求上升

所谓“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人口抚养比②持续下降带来的高生产率和高消费需求。在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整个社会的储蓄能力较强，居民购买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意愿也较强，从而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较大。数据显示，1964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总人口抚养比由1964年的79.31%持续降至2009年的36.9%，当前被抚养人口比例仅是改革初期的一半左右。

分结构看，少儿抚养比由1964年的72.99%持续降至2009年的25.3%，是推动总抚养比降低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人口的生产性和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少儿成长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达到婚育年龄，对住宅的刚性有效需求大幅增加。

三、人口红利、城市化对房地产周期影响的计量检验

（一）变量选择及说明

我国从1984年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试点，1987年才建立比较全面的房地产行业统计制度，1988年推行住房制度改革，放开房地产市场，自此房地产业才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业存在。因此，本文的考察期间为1987―2008年。

除人口结构变化会对房地产波动产生影响外，很多其他因素也会推动或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检验人口与房地产波动的关系时，需要对此加以控制。因此，模型同时考察了表1中的相关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1.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由于我国房价统计还不完善，房价变动尚不能完全反映房地产周期变化特征。因此，我们借鉴王诚庆等人（2002）的研究，选取房屋施工面积增长率、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商品房价格年上涨率、房屋销售额增长率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率6个指标，计算得出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③表示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年移动平均法，以消除不规则波动的影响。

2.城镇家庭户数增速（URBAN）和人口抚养比（DRP）。这两个指标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用城镇家庭户数增速衡量城市化、城镇家庭小型化的综合影响，用人口抚养比考察人口红利的影响。

3.贷款余额增速（LOAN）。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每次房地产业的繁荣、衰退，都与银根松紧情况紧密相连。由于房地产信贷的数据从1992年才开始统计，其间统计口径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因此无法获取前后一致的时间序列。基于此，我们采用总体信贷余额年度增长率反映银根松紧程度④。

4.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FD）及其对银行信贷的干预（FD×LOAN）。历次房地产市场波动中，地方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的财政分权制度，是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业的重要动因。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林毅夫、刘志强，2000），期间地方财政决算收入占全国财政决算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84.5%降至2007年的45.9%，而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全国财政决算支出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52.6%升至2007年的77%（见图1）。由于缺乏预算内的财力，为了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往往通过税外加费的方式集聚资金，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便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体制外收入来源。据此，本文用财政分权度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动因和结果，用财政分权度和贷款增速的交叉项（FD×LOAN），考察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自主，对房地产信贷的干预与影响。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变量外，借鉴张晓晶、孙涛（2006）的研究，本文还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也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察。

（二）模型建立及估算结果

我们用HOUS代表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三年移动平均值，运用1987―2007年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式中，代表城镇家庭户数增速，是人口抚养比，这两个指标用来捕捉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表1中的一系列控制变量。针对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的（见表2）。受指标时序长度的限制，本文主要采用E-G两步法，估计长期协整方程和短期误差修正方程。

建模过程中，首先估计了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用来反映银根松紧、地方政府行为和居民收入等基本因素的影响；然后是加入人口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模型，重点考察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影响；最后是进一步加入城镇家庭户数增速的混合扩展模型。

对上述三个长期方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它们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见表3），意味着变量间存在如三个方程所示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估计三个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用以考察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对残差的LM检验显示，误差修正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结果比较稳健（见表4）。

（三）计量结果分析

计量结果表明，信贷余额增速、地方财政分权等控制变量对房地产周期性长、短期波动的解释力分别高达71.4%、60.7%，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

加入人口抚养比、城镇家庭户数增速后，混合扩展模型能够将基准模型的长、短期解释力分别提高13.1和31.2个百分点，升至84.5%、91.9%。其中，人口红利模型对基准模型短期解释效力的提升尤为显著，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人口抚养比后，误差修正模型调整后的R2大幅提高27个百分点至87.7%，说明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的总人口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其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业短期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化的作用。

根据最终的混合扩展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以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影响极为显著。其中，城镇家庭户数的长、短期弹性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2.61和2.76，人口抚养比长、短期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1.36和-2.05。这一发现有力地揭示，由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综合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以及由人口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很多分析指出，城市化、人口红利是推动房地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一直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计量检验，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控制变量中，各因素的具体影响为：

贷款余额增速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贷款余额增速长、短期弹性系数分别高达10.39和11.22，是所有变量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具有的资金推动特征。

代表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度对房地产业的推动也较强，但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代表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度对房地产业的推动非常显著，长、短期系数分别为2.48和3.37，说明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自主和经济增长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财政分权度与贷款增速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长、短期系数分别达-14.45和-15.3。因此，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不仅无益于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即使在短期也对其发展显著不利。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其他因素而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相对较弱，长、短期弹性系数分别为0.79和1.05，意味着近年来住房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加上信贷资金的大量注入，造成收入对居民购房的制约力变弱。这也是近几年房价一定程度上脱离居民承受能力、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据测算，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户均收入大约在4700美元左右，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家庭收入处于4000―5999美元的国家，房价收入比平均值为5.4，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2.5和3.4。但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房价收入比为7.4，北京、上海则分别高达13.6和9.8，明显高出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房地产波动呈反向变化关系。与张晓晶、孙涛（2006）的研究类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长、短期系数分别为-1.28、-1.53。这种反向变化主要由预期因素引起：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高时，其贬值预期相对较强，外资会流出房地产业，从而对其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如1994―1998年间，由于汇改推动实际有效汇率总体趋升，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房地产业。反之，当实际有效汇率较低时，人民币升值预期较高，外资会流入房地产市场以获得升值收益，如1998年以来（2006、2007年除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呈下降之势，较强的升值预期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银根松紧、地方财政分权等基本因素，依然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但城市化和城镇家庭小型化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由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的人口总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其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短期波动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户数增长所代表的城市化的影响。

然而，根据王德文、蔡的研究，随着少儿抚养比降速逐步趋缓，以及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2015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由降转升，结束长达52年（1964―2015年）的人口红利期，届时人口将由推动因素变为制约因素，会对房地产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张昭、陈兀梧的研究（2009）则表明，我国新增城镇人口数在2012年达到周期性高点后，将进入漫长的持续下降期。因此，不远的未来，人口因素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将逐步趋于减弱。

此外，还应当看到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外资的频繁出入，都对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显著不利。为确保房地产业的长期稳定，维护经济安全、金融稳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根据人口变化适时调整房地产业发展战略，对土地规模、商品房供给结构实施动态调控

最近一轮的“人口红利”还有5年左右的释放期，城市化推动的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将在未来2―3年内显著放缓。届时，随着城镇人口增速的减缓，婚育年龄人口的下降、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由当前的刚性需求为主转为改善性需求为主，总体需求量预计会有所下降。据此，建议加强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业影响的监测预警，及时向房地产企业和公众相关信息，便于房地产企业、公众对人口因素做出合理预期。其次，由于房地产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政府也要根据人口监测结果，前瞻性地调整土地供应规模、商品房供给结构，预防人口红利拐点过后，土地、商品房资源的浪费。

（二）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银根松紧变化是历次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说明整个房地产业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强。这种依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显著不良后果：不仅居民购房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也很强，导致房地产信贷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即使从银行体系内部看，目前我国参与房地产金融的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和住房公积金中心，住房储蓄银行和住房合作社数量少，而且是地方性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融资机制：一是发展房地产产业基金；二是培育和发展住房抵押二级市场，试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三是积极稳妥地发展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其逐步转变为市场规则维护者、监督人

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业发展本无可厚非，但其既是受益者又是监管者的地位，加上为了追求政绩所固有的短期行为，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将土地收入、房地产相关税费的征收主体与监管主体适度分离，以避免“地方扩张―中央调控”循环造成的不必要的政策性波动。

（四）有效监控外资出入房地产业，抑制外资过度投机行为

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不再像以往一样相对固定，而是呈现出典型的双向波动特征，可能会造成外资频繁出入房地产业，加大房地产业自身的波动。因此，仍有必要通过资本管制手段，抑制外资进入房地产业进行投机。国际经验显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中，有137个国家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进行管制。因此，可以根据资本项目管理原则，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的交易和汇兑环节进行监测。同时，加大房地产项下违法、违规资金的查处力度，抑制投机行为。

注：

①与赵君丽的研究有所不同，张昭、陈兀梧（2009）认为最近两次的婴儿潮分别出现于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不过他们对婚育年龄人口高峰的预测相对一致。

②人口抚养比是被抚养年龄人口（0―14岁及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4―65岁）之比。

③在王诚庆等人的研究中，权重的确定主要根据已有经验研究并结合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来确定，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房屋施工面积增长率×0.1+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0.1+房地产投资增长率×0.2+商品房价格上涨率×0.1+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0.4+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率×0.1。

④受房地产资金来源隐蔽性较强、现有统计手段有限的影响，当前关于房地产信贷的统计还不完善。据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除银行信贷外，自筹资金中还有70%来自银行贷款，定金及预收款有30%来自银行贷款。从很大程度上讲，用总体信贷余额增速更能反映房地产行业的外部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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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DavidE.Bloom和DavidCanning(2004),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1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论文网。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附近,死亡率在4‰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左右。

总体来说,建国以来,合肥市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又转入高峰期,继而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稳定期的4个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5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

“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2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6

关键词:人口红利;外来务工人员;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131-02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有一段时期(一般在三十年左右),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成本低廉,储蓄率高,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MasonAndrew,1997)。后来有研究表明,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DavidE,Bloom,1998)。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蔡,2004)。

目前,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且属人口暴利阶段,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要低10%～20%,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确切说是人口暴利),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我们发现,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17”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穆光宗,2006;于学军,2003)。人口红利效应,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铁水映,2009)。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会带来很多问题,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周天勇,2001)。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一是年龄结构低,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主要在生产一线,大都缺乏专业技能,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上海教科院,2008)。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78～2008年30年间,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始终没有突破5%,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上海统计年鉴,2009)。

2.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如若不然,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2568个有效样本中,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就业率接近100%(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2007)。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为99.1%,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仅为0.9%(林建永,2007)。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上海统计年鉴,2009)。

3.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如此数量庞大的外

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2003年,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陈振功,2004)。韩乾认为,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韩乾,2003)。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在建筑业,改革以来,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汪建然,2007)。若以工资收入计算,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054亿元,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本文基于来沪外来务工人员的视角分析改革以来上海市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上海自1982--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维持在20%～40%之间,按照瑞典生命统计的标准,属于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且属于人口暴利阶段;之所以维持近三十年理论人口红利,是因为持续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被纳入到了上海的人口统计之中;由于这部分人口在上海从事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脏累重活,对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基本没有造成影响,在保持了自身较为充分的就业状态的情况下为上海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可以肯定,改革以来,外来人口持续涌入促成的人口红利是上海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MasonAndrew.PopulationandAsianEconomicMiradel[J].Asia-PacificPopulation&Policy,1997,(11)43:1-4.

[2]DavidEBloom,JeffreyG.Williamson.DemographicTransitionsandEconomicMiraclesinEmergingAsia[J].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8.12(3).

[3]Cai,FangandDewenWang.China’sDemographicTransition:ImplicationsforGrowth,inGamantandSong(eds):TheChinaBoomandItsDiscontents.Canberra:AsiaPacificPress.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3).

[5]穆光宗.人口机会窗口期≠经济高速增长期[J].中国企业家,2006,(7).

[6]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7]钟水映.等.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8]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J].经济研究,2001,(3).

[9]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上海新一轮发展对中职人才的需求及其调整对策[EB/OL].202.121.15.145/document/zxcg/i21/i21-10-1.htm.

[10]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来沪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J].社会观察,2007,(10).

[11]林建永.上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G]./莫建备,等.融合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陈振功.上海、江苏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卓有成效[J].人权,2004,(5).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第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第年龄组的生育率为，死亡率为，生存率为，有，假设和不随时段变化。的变化规律：时段第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第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第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③

则（1）、（2）可表为，④

其中，由生育率和生存率构成的矩阵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及死亡率，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8

关键词：东阳；红木家具；营销策略

一、东阳红木家具的产业现状

1、东阳红木家具产业的发展环境

现阶段，国际家具市场依然呈现增长势头，家具产业的生产重心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家具市场国际化已经形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在家具市场的竞争力正日益增强。其中美国、欧美等都是中国家具的主要出口国，发达国家进口中国家具占比达到70%以上，还有许多的家具市场有待开发，出口市场还有较大空间。但也有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家具需求下降，并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的家具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把握内需变得至关重要，近些年，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消费拉动经济，鼓励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家具的销售，进一步推动家具业的发展。根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对新人结婚，有1800万人出生，家具刚需数量增长。并且近来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令相当一部分人意识到投资方式过于单一，红木家具凭借其特有的保值性，也成为部分人的投资选择。

但同样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提高，消费者对家具的要求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2、东阳红木家具产业的发展概况

东阳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拥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东阳独特的地理位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拥有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丽衢高速沿线三大产业带，在产业资源整合和经济融合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东阳红木家具市场距离义乌核心商业圈仅8-10分钟车程，往西500米处即为甬金高速义乌出口。使得东阳红木家具市场一方面可就地利用东阳传统木雕产业优势，做大做强市场，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业集聚效应，打开国内及国际市场，左右逢源，占尽天时地利。

截止2011年底，全市拥有规上企业95家，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1035家，经营户847家，从业人员9.5万余人。产品涵盖清式、明式、海式等三大款式的五大系列。2012年统计，全市该行业完成产值107亿元左右，新增投资5.4亿元左右。

二、东阳红木家具营销现状

（一）东阳红木家具营销可取之处

1、传统文化优势

东阳红木家具与传承千年的东阳木雕有机结合，使得其在行业中独树一帜，如今的东阳红木家具已成为东阳传统工艺之一，其“东作”盛名远扬于国内外市场。

2、品牌策略

“中国红木之都”的称号使得东阳红木家具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的扩大。东阳红木家具注重品牌的塑造，作为高档消费品，人们不怕没好的产品，不担心价格有多贵，但是却一定会注重品牌，更多的买的是牌子。努力打造“东阳木雕地理商标”，扩大东阳木雕地理商标至知名品牌、龙头企业，让消费者不仅记住了红木家具的出厂地，也明确了产业系出名门的特定品质，通过东阳木雕地理证明商标带给红木家具消费者明朗、信任、品味的品牌形象，使之进一步提升地理商标知名度、影响力。

3、宣传到位

同时企业实行多形式融资，与银企对接，解决红木家具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举办相关展会，开展红木家具精品评选活动，企业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提高东阳红木家具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对参展企业进行摊位费补助，并且通过市文化局，加大红木家具产业的宣传，将东阳木雕、红木家具文化制成宣传品，投放于各类媒体广泛播放。让东阳红木家具文化得到充分展示，增强红木家具文化的影响力和扩散力。

（二）东阳红木家具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原材料紧缺

但是受原材料市场的冲击，近些年，红木家具行业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涨幅较大，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非洲对红木等珍贵木材实施了严格的出口政策，甚至直接禁止出口或对出口的木材征收20%的出口费，缅甸、越南等也对中国的红木出口进行了限制。红木的生长周期长，再生速度慢，前段时间在东阳国际会展中心，一套海南黄花梨家具的售价为5亿，引起了社会广泛议论，天价的原因一是工艺，再者是材料的珍贵，整套家具用的是成长了上千年的海黄，仅此一套，存世孤品。进口木材的减少，也加剧了国内红木供应的紧张、价格上涨，对中小型的红木企业的营销方式提出了考验。

2、行业恶性竞争

为获得更高的利润，则需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使行业增长缓慢，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提出了考验。竞争对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性小，使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不能直观的去判断该方面的好坏，同时企业为了竞争，扩大生产规模，使之产品过剩，供需关系不平衡，之后企业开始打价格战，同时红木家具市场的行业潜在对手的威胁，进一步的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市场份额被瓜分等情况，给东阳红木家具的营销带来一些困难。

3、产业集聚不完善

同时由于东阳红木家具企业相对分散，企业间交流相对较少，阻碍了经销商的及时采购，造成了生产基地与市场需求衔接不足，导致大量外货冒充东阳红木木雕、家具。

4、管理模式有待提高

在走访的多家企业后，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部分企业重视技术，却忽视了管理，管理模式较为松散，重视短期效益，忽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许多企业还是采取的是作坊式家族化经营，企业管理水平一般，经营者营销素质不高，一旦充分的竞争市场形成，势必导致这些企业竞争力不足而淘汰。

三、提高东阳红木家具营销竞争力的措施

为增强东阳红木家具的营销竞争力，提出以下相关措施。

1、加强产业集聚规模

加强产业集聚规模，形成以大带小的局面，大型企业做好带头工作，与小企业进行加工协作，相互扶持。推动红木家具产业集群由传统转向创新型，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建设设计研究中心，促进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动产业集群的升级转型。

2、延伸产业链

由于红木原料的匮乏，企业做好原材料的开源节流，一节省了材料，二利用生产家具剩下的边角料加工串珠等小工艺品，实现二次利用。做好物流管理，红木家具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磕碰，导致出现瑕疵，据统计60%由物流引起，因此建设专业化的红木家具业的物流服务将有利于提升产品品质。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做好售前、售后服务工作，才能为“东作”品牌赢得更好的口碑，赢得更多的客户，同时有利于深化品牌形象，增强产业竞争力。

3、加强电子商务服务

电子商务俨然已成为当下商业形式的主流之一，加强与电子商务对接，并且督促政府机关成立专业的网络商务公司，搭建统一的网络交易平台，发展网络销售和服务，有利于推进实体产业的集聚与提升，拓展业务，引进较多的合作方。

4、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训

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开展相关的继续教育，提升从业人员的美术、工艺等专业素质。提升从业人员的待遇，因红木雕刻加工学成出师是个较为长的周期，并且工作辛苦，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该行业，导致东阳木雕的传承面临困境，企业提高员工待遇，有利于吸纳更多无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加强对企业营销管理层的培训，有利于营销管理人员了解市场情况，提高业务素质。罗杰・道森的谈判理论中提到，扩大市场份额、提升核心技术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并且相当不易，但是提升业务人员的个人谈判沟通能力则相对较为容易，并且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结构变迁;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19-04

①http：//.cn/hy/20100116/14547256790.shtml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indicator/SP.POP.DPND？page=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与资本”（11YJC790020）

〔作者简介〕陈秀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北京100081;

韩克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太原030008。

在推动我国经济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约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①人口红利的高低和演变趋势，受到人口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现阶段，这种影响在我国正加速显现出来。

一、人口结构深刻影响人口红利

人口结构主要指人口年龄结构，也即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分布情况。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年龄分布及变化趋势，对人口红利的高低、持续时间和发展态势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高低。人口红利代表了一个经济体中人口因素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其高低最直接地可从一个社会的抚养比，也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反映出来。抚养比越大，则该经济体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就越高，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将受到限制，相应地人口红利就越小。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和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经济体在同一时间的抚养比是显著不同的，人口红利也相应差异巨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抚养比分别为50.1%、51.4%和57.9%，而韩国、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分别为37.9%、37.8%和47.4%。②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人口红利明显要高，正因如此，在发展速度上也明显要快。

其次，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演变趋势。人口结构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其变化速率和方向也对人口红利的释放产生深刻影响。对不同经济体以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速率有快有慢。成熟经济体中，人口结构已相对稳定，变化速率就较小。例如，1980-2011年，美国的抚养比仅从51.2%变为50.1%，德国从51.7%变为51.4%，而同期的新兴经济体则变化相对明显，例如韩国从60.7%变为37.9%，印度从75.9%变为54.3%。①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方向不一。以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抚养比为例，其有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在减轻，由此将使得人口红利持续释放。以我国为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儿童抚养比持续下降，而老年抚养比相对稳定，使得社会总抚养比一直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从1960年的77.3%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37.8%②，人口红利持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推动了经济的长期高增长。相应地，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则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在加重，进而对人口红利的释放形成限制，而其提高至一定程度则意味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化。以日本为例，1990-2011年，日本的抚养比基本上呈现上升态势，人口结构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持续显现。

①②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indicator/SP.POP.DPND？page=6

③数据来源：百度文库《2011年世界各国GDP排名及人均GDP排名》

第三，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这一点，主要通过某一时期抚养比水平和方向综合反映出来。在某一时点上，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依然处于下降态势中，且未来下行空间依然很大，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发挥作用。现阶段来看，印度、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就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征。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虽然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但是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在未来若干年可能迎来“拐点”，则其人口红利就将很快迎来衰减的阶段，目前韩国、中国等就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目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且仍处于持续上升态势，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的情况将愈加明显，现阶段的日本即为典型。

二、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呈现新特征

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动态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一是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加快趋势。根据联合国标准，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当。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趋势，我国未来很可能延续这一特征。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将从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2年间的4.2%。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呈现加快趋势。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11、0.13、0.16和0.18个百分点。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有见顶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年轻劳动力总量已基本见顶，全部劳动力见顶的时期预计也将临近。当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对偏低的年龄结构，在劳动力总量到达峰值后，预计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且温和的下降过程，不会太过剧烈。

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使我国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但也导致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为8.37%，大致相当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韩国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1年我国为4382美元，而在相应年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别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龄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显。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抚养比离“拐点”趋近。从反映人口红利发展态势的社会抚养比来看，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但下降速度却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明显放缓，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收窄为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④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国总抚养比在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而考虑到目前总抚养比下降速度，预计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37%的水平，也即在未来2-3年，我国持续下行的社会抚养比将面临“拐点”。

三、客观看待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显著。因此，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变化，会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不容轻视。

（一）人口结构变迁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是不利的，这种变化将在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和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负面影响。

一是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拐点临近，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现衰退趋势，虽然红利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消失，但也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将失去1/5-1/3的适龄劳动力。这一变化趋势将对目前依靠劳动力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earch/keywordlist2

二是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00-2011年，我国劳动力全行业平均工资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涨幅达到14.6%，①远超GDP增速。未来，随着劳动力总量见顶阶段的来临，现阶段就已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局面将会更加紧张，由此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食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连续上行，进而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上行造成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行经济体的历程所印证。

三是严重削弱我国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二者都依赖于年轻、低端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的变慢和工资上升幅度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贸出口都带来严峻挑战，比较优势将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反映出来。

四是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随着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资加速上涨局面的持续，会造成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人口供求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摩擦失业现象，将对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

人口结构变迁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的正常调整，符合一般规律。这种调整在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需要正视。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我国而言，人口结构的变迁绝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就此终结。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虽然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顶点，但是相对于日本等经济体而言，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程度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日本为75.9%，而我国仅为50.5%）。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可以转化，劳动人口供应依然巨大。即便保守来看，我国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要有2.6亿的人口需要转移。这一过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时间。同时，虽然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从绝对水平上也仅为1952年美国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体距离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拖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从劳动力的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2.6%，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劳动力素质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即，数量方面人口红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质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弥补。而且，考虑到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还有一段时期的平衡期，可以说，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

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能够促进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口红利可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是指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后者则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为确保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这些储蓄增加了社会的资金供应，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会激发社会对相关产业（比如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的需求，对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也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人口结构变迁引致的工资上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供求更加紧张，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动能，而这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向消费推动的方式转变。同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所引致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劳动者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增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态势，原先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由此会推动产业结构由我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由我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步伐，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四、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逐渐显现的衰退现象也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做好应对。

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畅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如何更加有效、更为充分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是扩大劳动力潜在供应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继续释放的关键举措。为此，政府要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以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稳妥调整人口政策，适度增加潜在人口供应，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进人口红利有序释放的重要方式。

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遏制人口红利的衰退步伐。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得从数量上反映的人口红利有衰退迹象，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国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从1991年的1832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欧元，涨幅超过80%，其制造业依然在全球体现出竞争力，因为这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半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我国有着巨大的空间。相关研究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因此，应将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作为维持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重要手段，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面，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三是迎合人口结构变迁趋势，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迫切。但是，增长模式转型不会因人口结构变化而自动发生，而是需要政府在正视和迎合这一趋势的基础上，予以积极调整和科学引导。一方面，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结构性减税、金融服务改进和财政支出优化等措施，扶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通过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三高一资行业的调整力度，降低经济对重工业投资的依赖度。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化的基础上，对产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定位，尽量错开处于产业链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介于发达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水平的相关产业，同时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错位竞争。

四是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提高就业匹配度。随着我国临近“刘易斯”拐点，整个社会的就业矛盾逐渐由总量矛盾变为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矛盾。在这方面，政府也要做好积极应对。具体来看：一是着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大学培养体系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更好匹配;二是鼓励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在职培训和对农民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各阶层劳动者的就业适应能力;三是加强就业信息服务，促进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更好衔接;四是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地区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通过引导人口流动与迁移和生育政策的微调，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地区的劳动力，有序流向人口结构已经老化的地区，进而缓解人口结构变迁的负面影响。此外，也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大力吸引国内难以满足需求的他国移民（美国人口抚养比的长期稳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移民），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10

>>基于二次人口红利视角的职业教育制度研究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的拐点人口红利与安徽经济发展研究“人口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人口红利与移民人口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多种视角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阐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红利衰减困境与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计生政策的取向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漫谈中高等教育转折期的教育脱节及应对策略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探析人口红利外溢与经济增长浅析拉萨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释放人口新红利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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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篇11

关键词：二次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动力内涵机制

引言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实质是依靠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只是数量型的发展，而没有变成质量型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增长率不断平稳走高，造成这一成效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人口红利以及改革与制度的红利。这一结果证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其生态以及环境条件更加脆弱，各种资源更加稀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够一直延续。对于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来说，其本质就是依靠着各种人力资本，并且使其成为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来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下降的趋势，要想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要使“人口红利”转型，将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以使其为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与不懈动力，在“二次人口红利”中，我国应该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两个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一）提高人口数量，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其具有“效率”及“要素”两方面的功能。对于要素这方面来讲，其主要是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为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输入，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实质。当开始的人口红利不断增长并到达其顶端之后，人口红利的影响就将逐步减弱了。并且在开放性条件下，对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的国家，人口红利的作用显现并且会一直被放大，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使人口红利下降国的红利更快地衰退。换一个方面来思考，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的价值增加和素质提升，存在数量增加以及结构改善等，这往往能够提高人口在推动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效率，从而补充数量型要素投入的影响力及递减性，最终能够为推动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转变人口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当人口的增长到达顶峰时，想要通过人口进一步转变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存量的改变，就需要转变人口模式：从数量型人口模式转向多层次的质量型人口模式。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发展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发展方式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同时转变质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够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由资源型经济转型改变为创新型经济，并且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些革命性变化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二次人口红利与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同，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依赖数量型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二次人口红利是在不同质量层次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创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劳动力生产发展，从而带来的相关的自主创新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效应等。同时，二次人口红利也是我国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期间，相关的人口转变进入到了后期阶段的表现，这时就需要相关的制度革新，来挖掘、培养和释放人力资本的存在数量以及增长数量。与此同时，还能够激励与支持各个层次人力资本的相关创新活动以及产业优化发展，最终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涵

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就是通过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与回流科技人力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一）传统资源中的隐性人力资源

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三个层次中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一个是企业家层次，一群年轻的群体，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个是智力国民层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积极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个是技工层次，大量的、熟练的技工，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高效的劳动力。

首先是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之一。因为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具有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拥有一个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相关的创新活动或是创新经济中，企业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主要表现在对于决策、管理、承担风险和创新的综合能力。但是，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测难度非常大，应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看作是企业发展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天性表现为对于相关生产以及创新活动中隐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家发现创新机遇，以此来挖掘并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及企业之外的资源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与组织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对于国家来讲，改革开放的相关制度与环境，能够为相关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以及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与条件，从而推动企业和区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非职业的发明家及创新者，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内涵。非职业的发明家大多数的社会身份是个体科研者、私营企业家、创新爱好者等，而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创造发明热情，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勇气。非职业的发明家以及其相关的发明创新活动与国家的科研计划、重大科研项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时间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关部门的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自主研发完成其发明，同时将其创造转变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资金等现实条件以及环境的制约。我国存在着大量或者是具有创新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是“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最后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是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不得不面临年轻劳动力增长即将减速的事实，但农村的数千万农民工逐渐变为城市工人，将农民工素质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发展与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参与了相关专业培训，且参与到了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扩散以及应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相关人员。这也是“二次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科技人力资源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资格的科技岗位工作人员，换个词就是科技活动从业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人员，就是科技人力资源储备。

对于科技人力资源来说，其包括了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高素质人员。我国虽然在科技人力资源的人员总量上占据着领先地位，但是我国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的科技人才数量与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量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数量也大，因此，尽管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雄居世界第一，相关的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在研究人员这一指标上却低于发达国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数集中于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其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主要集中在相关的公务员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关的企业、农村地区以及经济领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对于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比较来说，研发人员在水平以及数量上的差距较大，而西部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中，高层次创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给不足，造成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的落后，并与经济发展脱节等问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来说，其自主创新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很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自从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进入我国的科技人员达到几十万人。“十二五”以来，我国实施了各种人才计划，使人才引进数量再创新高。对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源的回流，不仅能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要素以及动力，同时也是我国“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一般包含人口优势、人口转变方向、现代型人口结构、竞争优势、制度红利等，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产业发展三个重要内容，进行二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分析。

（一）相关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资本在产业内或者是行业内以及组织内部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创新型高级人力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国内的流动等。这一机制可以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人才基础。

（二）人力资本匹配性的投资

对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投资，不仅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匹配，并且还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资，就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动态，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前瞻性人力资本投资计划。这一机制为人力资本存储数量的累积及相关的优化奠定了结构基础。

（三）实施配套性的产业发展

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不能自动地促进自主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自动地产生红利，就像人口红利一样，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人力资本的结构以及质量、培育与其相适应，对各种层次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才是产生二次人口红利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通过跨越不同人力资本的门槛，使更多的、适用的人力资本可以参与到不同属性以及层次的创新活动之中，从而形成多种层次的自主创新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全面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对于二次人口红利来说，不仅是传统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最为关键的是将各个层次的质量型人力资本体系进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这一机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强有力的保障基础。

结论

对于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来说，其可以为传统经济以及其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全新的机会。对于我国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条件，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涵盖采用一系列的关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体制等改革的措施，来尽力挖掘隐含的人力资本，从而培养新型的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源质量以及相配套的产业结构、相互协作的组织形式、创新的社会空间，这样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畅通，使质量型人力资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产率，最终达到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红利与获得新源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刚，林曼.论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7（20）

2.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改革，2013（1）

3.刘三林.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广州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商业时代，2013，3（7）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1篇12

美国在1929年――1939年“大萧条”之后迎来了文化娱乐业的大繁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之后也迎来了以动漫、游戏和成人娱乐业为代表的文化娱乐业的大发展;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迎来了以韩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大出口。

美、日、韩等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口红效应的存在,也为其他国家利用口红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口红效应”溯源

“口红效应”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究其成因与以下几个方面不无关联:

一是替代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因商品名义价格变化而导致的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组合中,该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替代。通俗地说,就是当一个商品的名义价格发生变化后,消费者会用另一同类的商品来代替目前消费的商品。例如,当报纸的价格上升时,读者就会更多地使用网络媒体;当影院电影票价格上涨时,观众就会更多地在家租碟看电影。一般说来,当商品名义价格上升或者收入下降(相当于商品的名义价格上升)时,由于替代效应的影响,该类商品的销售量就会下降,反之就会上升。

二是收入效应。是指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因一种商品名义价格变化,导致消费者实际收入变化,进而导致消费者所购商品总量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商品价格的变化会使名义收入的购买力发生变化,导致增加或者减少商品的消费。例如,当读者和受众收入下降时,就会减少报纸杂志的订阅数。一般来说,当消费者收入上升或者商品价格下降时,消费者消费的商品量就会上升,反之就会下降。

把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综合起来通盘考虑就是总效应。一般来说,任何商品都会同时受到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影响。

对于一种商品来说:

(1)当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其发生同方向影响时,这种商品就是正常商品,绝大多数商品都属于正常商品,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或消费价格的上升,这种商品的消费量大幅度下降;

(2)当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呈反方向对其发生影响:

――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时,这种商品是劣等品,当收入水平下降或消费价格上升时,这种商品的消费量出现小幅度的下降;

――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劣等品是吉芬物品,口红就是典型的吉芬物品,土豆也是典型的吉芬物品,根据经济学实践,美国历次经济大萧条之后,土豆的价格上升,而且销量大幅度上涨。

在经济危机期间,由于消费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下降,对于正常商品来说,替代效应会使消费者选择更便宜的商品,收入效应会使消费者降低商品的消费数量,进而导致消费数量大幅度下滑。对于劣等品来说,替代效应会使消费者选择更便宜的商品,收入效应会使消费者增加该商品的消费数量,从而导致消费数量小幅度下滑。对于吉芬商品来说,替代效应会使消费者选择更便宜的商品,降低该商品的消费量,收入效应会使消费者增加该商品的消费数量,而且收入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替代效应,从而导致消费数量上升。例如,对于口红来说,在经济危机期间,人们由于收入下降,在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上的消费就会大幅度下降,相应地就会把一些支出转移到较便宜的非耐用的日常用品上。

三是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经济危机期间,消费者被动地从紧张的工作节奏中轻松下来,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消费,尤其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欣赏娱乐节目。

四是更需要感情的慰藉,这时文化工作者也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在经济危机下,人就更需要感情上得到慰藉,而且由于生活压力的加剧以及工作机会的难找,就更需要找到一些感情上的寄托,相应地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也更为强烈。理论上和历史的实践都证明,在大变局和经济困难的年代,文化工作者能更多地接触到生活的实际层面,也能创作出更伟大的作品。因此,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更能激发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的灵感和创造性,作品也更能和消费者的生活联系起来,也更能为消费者所接受和喜欢。

“口红效应”对传媒业不同分行业的影响

传媒业可以大致分为文化娱乐行业(电影、动漫、网游等)、出版行业、广电媒体行业、平面媒体行业、网络媒体行业、移动媒体行业和户外媒体等。由于各类媒体自身的特性和“口红效应”对其影响程度大小不同,传媒业的不同分行业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受影响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归纳起来,可以从商品属性、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总效应、带来感情慰藉的程度、广告占收入中比例的大小、口红效应大小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如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