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1

关键词：量化分析北京市高新技术

一、北京高新技术产业选择的基本原则

在世界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和北京迈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背景下，北京高新技术产业选择应坚持以下主要原则：

一是应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把北京建成国家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二是要符合世界产业发展生态化趋势，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产业。三是要符合后工业化阶段大都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要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产业，与周边城市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四是要选择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产业，大力发展最能发挥北京比较优势的产业。五是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消耗、零污染、劳动密集型的都市型产业，培育并形成若干税收、就业贡献率大的新支柱产业。

二、北京高新技术产业选择的量化分析

本文运用产业规模、水平、潜力、贡献、影响力等五个量化指标对北京高新技术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以确定北京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门类，为政府进行高新技术的产业选择和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一）北京研发产业的量化分析

北京研发产业在全国具有绝对优势。从区位商来看，平均达4.6，这说明北京研发产业在全国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从研发经费支出来看，2010年的全国研发经费支出7062.6亿元中，北京支出额为821.8亿元，占全国的研发经费支出的11.64%。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来看，北京市的201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5.82%，全国最高，远远高于全国的1.76%，是位列全国第二位的上海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2倍多。从产值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量来看，北京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国际化程度很高。北京市研发产业的产值规模全国最大，技术市场的交易量最大，2009年北京技术成交额为1236.23亿元，占全国比例为40.68%。北京市向全国其它省市输出技术498.18亿元，从其它省市吸纳的技术365.7亿元，技术输出要远远多于对技术吸纳。从产值增长速度来看，近5年以来研发产业产值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年均增长速度达39.8%，这说明北京研发产业非常具有潜力。从税收弹性来看，近5年来税收弹性均高于1，平均达3.14，这说明发展研发产业非常有利于税收。从就业弹性来看，近5年来就业弹性平均达1.374，这说明发展研发产业也有利于就业。从对GDP贡献率、税收贡献率、就业贡献率来看，近5年来研发产业对GDP贡献率平均为8.6%，对税收贡献率平均为11.6%，对就业贡献率平均为18.2%。以上这些都说明北京研发产业具有实力（体现在区位商、产值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量上），也有潜力（体现在研发经费支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产值增长速度上），还有魅力（体现在其对GDP贡献率、税收贡献率、就业贡献率上），还有利于税收和就业（体现在税收弹性和就业弹性上），因而应继续大力发展。

（二）北京生物医药的量化分析

2010年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559.5亿元，其中生物医药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483.5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118.6亿元，在全市36个工业领域中居第5位。同时，北京市还成功实现“北京生物医药创新孵化基地”、“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两个基地重大项目落地。从产值规模来看，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北京生物制药产业产值为313.08亿元，而全国生物制药产业产值为9443.3亿元，北京生物制药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3%，总量明显不足。从经济与社会效果来看，“十一五”时期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经济效益优势明显，医药流通销售利润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而作为全国重要的生物和医药研发中心及原始创新基地，每年全国有近1/10的新药在京产生。从区位商来看，平均为0.912，这说明北京生物制药产业在全国优势不明显。从产值增长速度来看，近5年以来生物制药产业产值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年均增长速度达23.4%，这说明北京生物制药产业非常具有潜力。从税收弹性来看，近5年来税收弹性均高于1，平均达1.852，这说明发展生物制药产业非常有利于税收。从就业弹性来看，近5年来就业弹性平均为0.584，这说明发展生物制药产业对就业有贡献，但贡献不大。从对GDP贡献率、税收贡献率、就业贡献率来看，近5年来生物制药产业对GDP贡献率平均为1.6%，对税收贡献率平均为1.8%，对就业贡献率平均为1.4%。以上这些都说明生物制药产业实力不足（体现在产值规模、区位商及其对GDP贡献率、税收贡献率、就业贡献率上），但其具有潜力（体现在经济社会效果和产值增长速度上），利于税收和就业（体现在税收弹性和就业弹性上），因此应做大规模，继续大力发展。

（三）北京新能源产业的量化分析

“十一五”以来，北京市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开发利用总量已由2005年的6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9年的188.3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近37%。同时，可再生能源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明显提高，2010年达到3.2%，比“十五”末提高2.3个百分点。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首都全面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目标迈进、加快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时期。依靠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2

关键词：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95－03

一、出口贸易与新疆经济增长的关系现状

目前，新疆与世界上的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拥有部级开发区3个。口岸过货能力明显增强，边境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是继黑龙江省之后我国第二大边境贸易区，出口贸易长足发展为新疆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新疆出口贸易额从1993年的28.53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是1993年的20.27倍，年均增长33%（几何平均）。新疆的GDP总额从1993年的506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306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0.9%（几何平均）。新疆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超过新疆GDP的年均增长，是新疆GDP增长的2.8倍。出口依存度从1993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18.88%，是1996年的3.36倍。出口贡献率由1993年的3.4%到2007年的36.29%。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1993年的14%到2006年的41.7%，出口拉动新疆GDP增长百分点从1996年的0.35个百分点，上升到2006的3.24个百分点。1993―2007年出口贸易的显著增加为新疆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拉动GDP增长，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二、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从相关指标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

1994年以来，新疆外贸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一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别为5.6%，3.4%和0.35%，近年来，在积极推进西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拓展周边市场方针的引导下，新疆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了新进展，2007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18.88%，36.29%和3.24%。虽然和全国水平比较，各项指标仍然比较落后，但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出口依存度分析

出口依存度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反映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即用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越大。

1994年以来，新疆的出口贸易稳步上升，出口额由1994的28.53亿元人民币升至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1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7%。由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出口依存度总体呈递增趋势，新疆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加并且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但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新疆出口依存度较低，1994年全国为15.3%，而新疆5.6%，两者相差百分点9.7%；2007年全国为37.95%，而新疆18.88%，两者相差19.07百分点，两者之间差距呈扩大趋势，这说明新疆的出口依存度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出口贸易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新疆必须充分挖掘出口贸易的潜力，积极利用西部大开发有利的政策，有效地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出口贡献率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不同，出口贡献率可以反映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通过计算新疆1994―2007各年的出口贡献率可以发现新疆外贸出口贡献率总体大于零，1994―2007年出口贡献率平均值18.48%。特别是2001年以后，周边国家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在这期间,新疆的边境贸易国也采取了政府投入，扩大内需等宏观调控政策,使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所需物资大量进口,从而使新疆的出口贸易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又回升到了47%。2005年至今。受国家宏观调控及地方政府的影响，2005年新疆对外贸易保持大幅度增长,相当于“十五”初期的2001年贸易规模的4.4倍,比上年增长41%。外贸进出口总值位居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增速位居全国之首。新疆利用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加大对地产品出口、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自主出口品牌建设；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扶持力度，政策效应十分明显。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

3．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相比，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是在计算出口贡献率和GDP增长率的基础上经运算得出的，这项指标侧重于反映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变化关系，说明出口增长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出口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百分点在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波动的频率快于全国的水平。199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为1.37，1996年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降为-1.36，而2001年为由于受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影响也出现了负值为-2.97。

总体看来，新疆的这一曲线位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并且近几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2年间新疆这一指标的平均数为1.48%，而全国的平均数却为5.03%，是新疆的3.4倍之多，这说明新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远不够。这也跟新疆的工业基础薄，未完全实现产业升级有关。因此，为了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新疆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增强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使出口贸易成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亮点。

（二）从出口商品的构成出发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出口商品的构成指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的构成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亦有所不同。1990―2005年间，新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升高，初级产品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35.1%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49.7%。自1996年起，出口商品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2004年、2005年机械运输及运输设备的比重明显增加，进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这与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机械运输，电器设备等需求增加，促进新疆出口有关。但据统计，2007年新疆主要的出口产品为棉花（原棉）、棉纱、棉坯布、肠衣、食糖、番茄酱、电视机、地毯、药材、鞋类等，出口商品多是农副产品、轻工、食品等一般性产品，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品质优良的产品不多。

总体上，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已逐步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出口商品结构已趋于合理。从2000年以来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尽管逐年攀升,但其质量不但未能提高,反而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新疆进出口商品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还没有完全达到出口商品结构从出口粗加工产品向出口精加工产品的转变，外贸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疆经济增长。

（三）从行业看不同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1998―2007年，新疆各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0.1%以上的共四个，农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居第一位，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经过计算，全行业合计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5％。但分析各年份的数值，其数值波动之大也居于各行业之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疆各年份农业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其出口量在有的年份大起大落，从而导致了该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正有负，且波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441%，是所有出口行业中最低的，分析各年份的数值，该行业从2001年开始起出现负值，虽然这两年该行业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但其数值仍然是负的。这主要是由于新疆纺织业出口量的不断萎缩造成的。说明纺织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但是纺织业的出口增长对GDP的平均贡献仅次于农业，说明该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三、发展出口贸易，带动新疆经济增长的政策及建议

（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战略,调整并优化我区出口商品结构

新疆自然资源丰富，待开发的宜农荒地有7300万亩，占全国可垦荒地的13.9%；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全国已发现的162种矿产中，新疆有122种，其中石油、煤炭资源储量相当可观。因此，新疆应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着力支持特色农矿产品出口。当前，新疆林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以环塔里木盆地为重点的特色林果基地。为支持林果业发展，外经贸各项扶持资金将向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及特色资源深加工项目倾斜，同时安排西部促进资金支持农产品、林果产品加工出口，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出口品牌发展资金鼓励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企业到境外考察,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境外广告宣传和商标注册、认证等。

（二）改善传统产业，扶持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新疆农业产品、食品制造、烟草工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出口份额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高。从整体来看，新疆产品出口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品，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的出口比例小，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大。因此，一方面，对于农轻纺产品等传统产业应该运用农轻纺产品贸易促进资金支持企业和中介组织建立为出口服务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出口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大力支持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东哈洲建立果蔬保鲜库,稳定和扩大对周边国家林果产品出口，支持塔城、阿勒泰、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州拓展周边国家肉类产品市场，支持特色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家具、石化产品、矿产品、有色金属等的深加工,做好各类扶持资金的项目征集工作，支持一批利于技术改造、农业产业化的项目以及扩大地产品出口的项目。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培训工作，积极推动有实力、有潜力的生产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新疆应该加大力度生产具有高附加值、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重视特变电工等新签的一批境外大型成套工程承包项目，发展移动通讯，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发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引进大企业的名牌产品，提升自主品牌的知名度

运用“出口品牌发展资金”，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质量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服务机构，在目标市场投放广告，在国内“广交会”、“乌洽会”等重点展会和国际知名展会上展示企业和品牌形象。鼓励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引进研发人才，配置必要资源，积极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提高自主出口品牌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引进大企业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经营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营销活动,开发市场,做好售后服务,改善和提高产品的形象，改变目前中国产品在中亚、西亚国家无序竞争的现状。

（四）把握“新丝绸之路”历史机遇，加强东西交流，增强国际交往

新疆企业可以通过在新疆承办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年会、协会、论坛、文化艺术节，如全国科协年会、跨国集团公司高峰论坛、中西亚区域经济合作高层论坛等形式，将四方宾朋请进来亲身感受、实地考察，为新疆发展对外经济，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创造机会，牵线搭桥。借全国、全世界的智力资源共谋新疆发展大计，并就新疆能源开发与优势互补；陆桥经济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与中亚新的投资贸易合作通道、与南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热点与方式等内容进行交流与沟通，借此增强社会各界对新疆的关注和认知。举全国、世界之力为新疆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打造良好的机遇和平台，从而为出口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参考文献：

[1]新疆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2006.

[2]段秀芳.新疆外贸发展特点分析[J].新疆财经，2004，（3）.

[3][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

[4]王建军，马序昌.新疆外贸结构实证分析[J].新疆财经，2005，（4）.

[5]陈钢.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政策选择[D].湖南大学，2001.

[6]许启发，蒋翠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J].预测，2002，（2）：11-14.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产业贡献率就业辽宁省

产业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石，始终是政府、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社会资源能否有效配置，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互联、互动特征和产业贡献率己成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直以来，产业的贡献率定义为产业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如服务业贡献率的计算方法:

服务业贡献率=服务业当年增量/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增量×100%(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分子、分母均用可比价格的增量计算)，这种算法只注重产出，而要讨论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测算产业的贡献率时，各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情况也不容忽视。因此，本文试图从产出和劳动力吸收两个层面，分析辽宁三大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重新估算辽宁近几年来三大产业的贡献率。

一、产出面的分析与测算

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首先看各产业的年增长率。本文将辽宁省产业结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1991年～1995年,1996年～2000年,2001年～2005年)来观察。农业从第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5.2%上升为第二时期的6.1%,再升到7.6%；工业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1%下降为9%，2001年后又上升到12.5%；服务业由11.4%先跌到8.8%,再上升到10.7%。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1991年农业占15.1%，2000年时己降为10.8%,2003年降至最低点10.3%,2004、2005年又升至11%。同期工业生产值所占的比率则分别为49.2%、50.2%和49.4%(2005年)；服务业的比重在1991年时为35.7%,2000年是39%,到2005年时增至39.6%。从产值增加率和产值所占比率两种指标来看,迄今为止,农业相对没落,工业是辽宁省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居关键地位,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服务业则增长缓慢、平稳。

进一步探究三大产业在15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纵观15年,工业的平均贡献率最高,为46.8%,服务业居次,是42.7%；农业的贡献率只有10.5%。若以前述的三个阶段来看,农业的贡献逐步下降,由1991年～1995年的18.7%下降到2001年～2005年的6.9%,下降之份额达到11个百分点；工业对辽宁省增长的贡献率仍占居主导地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优势略有削弱,即从55.6%（1992年）回落到39.5%（1995年）,2001年降至26.4%,后又升至2005年的66.7%，可以说,工业依旧是推动辽宁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此同时,服务业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1年～1995年的37.1%上升到1996年～2000年的44%,再攀升到2001年～2005年的45.9%，值得说明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服务业第一次以大幅度贡献份额的扩张优势超过了工业贡献份额的扩张程度。可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就业面的分析与测算

数据显示,农业的绝对就业人数从1991年（666.3万人)开始,就呈现负增长,从三个不同时期(1991年～1995年、1996年～2000年、2001年～2005年)来看,工业总的就业人数自1995年（787.5万人）起一直在不断减少,但农业从业人数在前两个时期总体上是不断减少，自2000年起农业从业人数（685.4万人）转为增长；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变化则较为平稳,总体趋势是不断增长但也略有起伏。由于各产业的就业人数有上述的变动,其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出现了如下的情况:农业的就业比例从1991年的34.4%降到2005年的34.1%，工业就业比例则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40.7%下降为28.1%,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在1991年时仅为24.9%,到2005年时增至37.8%。

同样，再来看三大产业的就业吸收能力，农业从1992年之后,不再对劳动力的吸收有贡献,反而人数减少，但1995年～1997年农业也对劳动力吸收有贡献，其中1996年农业的劳动吸收贡献率达300%,但1998年后农业的劳动吸收率为负；工业的劳动吸收率一直不高,但从三个时间段上看，1991年～1995年的-376.5%到1996年～2000年的-108．4%,再到2001年～2005年的42.7%,工业的劳动吸收贡献率不断升高，可能是辽宁省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缘故；服务业对于劳动力吸收的贡献率一直很高,但从三个时间段分析,反而是下降了。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第一是传统服务业吸收的劳动力在统计上存在一些出入；第二是现代服务业成长起来,对劳动力吸纳较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彼此消长。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劳动力吸收两个层面看,工业仍是辽宁省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逐渐增强，已接近于工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水平；同时服务业在劳动力吸收方面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参考文献:

[1]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李江帆曾国军: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3):34-39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4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即将出版的《改革》1999年第2期杂志上撰写题为“发展中小企业是中国的大战略”的文章，指出中小企业不仅是大量就业新岗位的重要提供者，更是当代经济中的创新力量和主要力量。吴敬琏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会促成中小企业的发展：1.在中小企业内部确立明确的产权关系和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2.保护和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3.建立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基金，开通中小企业产权交易的渠道；4.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过多的苛捐杂税；5.加强商会（同业公会）的活动，使之成为企业和企业家自治、自律、保护增进自身利益的组织；6.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包括技术、管理、商情等信息服务。

中国学者眼中阿玛蒂亚・森的4大贡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博士(右图)在1999年2月12日举行的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主题为“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学术贡献”的讲演，介绍了阿玛蒂亚・森的学术成果：1.给出了合理的社会决策的充分必要条件，从而使社会选择理论走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设定的死胡同；2.揭示了帕累托最优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证明帕累托最优和起码的个人自由是不相容的；3.提出了全新的福利和贫困指数，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4.提出了有关饥荒成因的著名的权利假说，从而大大发展了人们对饥荒的认识。

美副财长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于1999年2月24日在北京访问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萨默斯说，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分感兴趣。他强调了美中双方在保持亚洲繁荣稳定方面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以及两国经济和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并准备与中方一道为实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努力工作。

专家预测我国今年经济形势

部分专家在1999年2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行的1999年企业发展座谈会上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国有投资不宜再多，消费市场启动迫在眉睫，出口形势有望好转。

郭励弘说，1998年政府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非国有投资不利。今后除了致力加大吸引非国有投资力度外，还应使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公司放弃垄断心态，逐步撤走一些国有资本。魏加宁则认为政府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很可能抵销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影响。余斌认为，造成消费不旺的主要原因，在城市表现为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张小济认为，尽管1998年我国出口的总体形势跌至16年来最差的境地，但出口产品的结构较以前有了明显改观，制成品和机电产品出口都有明显增长。

高鹤君认为公共信息共享是启动民间投资的关键

高鹤君在1999年2月13日的《经济参考报》上发表题为“大力启动民间投资”的文章，认为启动民间投资，首先要实现真正的公共信息资源共享。由于传统产品大部分处于过剩状态，许多资金对产品的前途缺乏信心，因而形成了投资恐惧症。有关部门应将产业政策、项目、技术、资金等公共信息，平等地提供给社会，为民间投资的进入打开方便之门。

社科院世经政所认为世界经济不景气是暂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世界形势课题组”日前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之中，处于一个深化变革和调整时期，因此经济动荡会持续一段时期。1999年至2000年的世界GDP虽仍会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可能进一步下降。但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世界各国间的协调将进一步增强。因此，与30年代的大危机不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是暂时的。2000年之后，世界GDP增长率将可能开始回升。

美全球专家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已被击败

美国著名全球化问题专家戴维・科顿最近在访问芬兰期间发表演讲指出，“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国际资本主义击败了纯粹的市场经济。

科顿指出，国际巨型跨国公司无止境地寻求增长，而对给周围世界造成的种种危害却熟视无睹。这些危害包括当地健康的生产和社会分崩离析以及跨国公司很少承担责任的环境毁坏。科顿认为，面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活动，应该建立负责的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应自己承担经营活动的费用和风险。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1篇5

刚刚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经济，2009年GDP有望达到8.4%~8.5%的增长，这的确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期。而对于这超预期的增长，2009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也报以了热烈的回应。

内陆增长超沿海

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惯性增长无疑也是很大。对于这种惯性，业内都表示认可和支持，因此，2010年在预测上，市场认为中国经济上行的态势将会维持，只是对继续上升的高度有所偏差。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2010年中国GDP有望增长8.5%左右；世界银行则预计GDP增速将提升至8.7%；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表示，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更为平衡，将增长10%；国信证券、兴业证券则更为乐观，分别预期增长10.8%和11%。

虽然，经济增长势头将保持不变，但在区域表现上，沿海省份的增长将会继续落后于内陆省份。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的情况不会迅速的好转；另一方面一些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制造业也正在向内地省份转移。因此，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掘金的目光也要投向增长较快、有后劲的内陆区域。

GDP增长关键看出口

市场乐观，有其道理。

2009年前三季度，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分别是7.3%、4%和-3.6%。去年全年消费一直比较稳定。

而去年的4万亿计划中，不仅存留很多2010年的投资项目，而且大量去年未完成的投资，在2010年还需要继续投入。从目前的政策意图上看，投资不会急退。因此，投资的贡献率也不会速降。

内需对GDP的贡献，预计今年将达到9%或者更高，这个数据尚属正常。而剩下的关键就看出口的贡献，因为这影响投资的增长。

投资说到底要适应最终需求，在消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外需如果上不去，投资过高增长只能导致产能过剩。为投资而投资，只是给未来制造新的失衡，这也不是政府所希望的。

经济危机影响过后，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中国的外需发展也最难预测。后危机时代，依然存在包括（信用）债务、恶性通胀和汇率等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果全球经济能够较好的处理上述问题，则经济上升趋势相对明朗。

定量分析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1%，中国实际出口增长率提高约2.7%。

中国经济由于多年的投资拉动，很容易过热。2009年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长已经在10.5%，如果全球经济快速复苏，将对中国出口产生积极影响，相应投资也会升温，则中国经济可能进入过热期。

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看，1998年和1999年中国GDP增长都低于8%。直到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才逐渐进入过热期，积蓄力量时期长达5年之久。2008年经济危机程度更为严重，因此，恢复时期一样会相对慢长。

而且，一个不能被忽视的情形是，如果全球经济爆发恶性问题，经济将面临二次探底，受此影响，外需锐减、出口负贡献，其最终结果是：2010年中国GDP增长低于2009年的水平。

但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负面因素虽然持续不断，经济反复波动，但总体上能继续保持增长，且出口将对GDP有微弱的正面贡献。2010年GDP增长预计为9%~9.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经济复苏态势如何，还有一个关键不能忘记，就是政策的调节棒。2009年，政策因素对GDP的贡献率有三个百分点。

政府现在对国际形势、资产泡沫等都是非常审慎。或打或拉，就看外部形势和内部的投资冲动情况。有经济过热、资产泡沫的迹象，政策退出可以提速；反之则继续保持不变。政策层面的举动，客观上也会让经济更偏向中庸之道。

2010全球第二

1968年开始，日本就坐上了GDP全球第二的宝座。但是最近10来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名义GDP始终在500万亿日元左右。而中国2000年GDP才8.2万亿元人民币，最新的2008年GDP修正值已经是31.4万亿元。

要是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GDP总量早已超过了日本。购买力平价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是人民币被低估是普遍认可的。世界银行估算，在2003年、2004年，1美元大概分别对应1.8和1.9元人民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估计1美元在2006、2007、2008年分别相当于3.46、3.62和3.80元人民币。还有的估计，认为1美元值5元多人民币。

如果按照IMF的估测，则2008年中国GDP已经是8.2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一大截。

按照现行的汇率，日本2008年GDP是4.84万亿美元，中国则是4.49万亿美元，大约是日本的93%。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估计将达到8.5%左右，而日本的GDP将出现3%~4%的负增长率，相差12个百分点。按理可以赶上7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是2008年，日元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是103.46，2009年是93.16，日元升值11%。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平均只升值2%。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1篇6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7

――摘自中国国务院总理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特别致辞

“分化”是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来列举一些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基本特征。从增长面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3%，维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只有1.8%，其中美国是2.3%，欧洲是1%。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取得了4.4%的增长，较2010年的7.5%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为-1.5%，俄罗斯是-2.4%，但印度和中国继续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高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两驾马车。从失业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总体水平还可以，但各国数据落差太大，南非高达25.4%，欧洲为11.1%，美国是5.3%，巴西4.8%，日本3.5%。贸易形势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长率仅有2%左右，美国是-2.3%，欧盟和中国都为2.3%，德国却高达7.3%。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如无大的意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中低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各方都需要适应的“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缘自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当然也要归因于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此外，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质量。一个略低增速的“新常态”期有助于世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向注重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全方位的发展状态看齐。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特点的确是“分化”。这里面，有东、西方利益和诉求的分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短期内恐怕不会告一段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制裁中国的论调;有增长速度的分化，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内部也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原油、铁矿石价格在下跌，部分贵金属却在上涨;还有汇率的分化，不同货币升贬不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匀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指数等均呈现明显的下行、回落态势，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非国家转移。未来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出路在于产业调整与升级，在于健全国内消费市场，在于建立生态文明，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尽管国家已经喊出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但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拥有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就业制度、大规模的科技研发能力、完善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国内信用体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模式。外界反复渲染中国的所谓“过度投资”问题，这个现象有，但同时还有“浪费投资”现象，也就是过去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项目投资过多，相关项目随意性强，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投资效率也比较低。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很不健全，竞争性严重不足，国内泡沫比较大，资金成本高，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改革开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2015年9月16日，北京某证券营业大厅里，一位股民边吃午饭边看股市电子交易板。

由于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国际上再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像某些人评论的那么坏。这样讲的主要根据，一是中国政府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还很多，财政、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劳动力成本还在继续攀升，而一旦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就应停止上升。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结束。目前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45至49岁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岁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已过最高点，但仍是相当高的。三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不少增长亮点，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正增长，显示国际资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服务业、高科技领域吸引的FDI数额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仍然比较旺盛，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仍然比较旺盛，全国用电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转为正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上升，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经过前一阶段连串的保增长措施，中国经济的企稳迹象在不断增多。正如总理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一旦超出合理区间的迹象出现，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2013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因早早预言国际金融危机而得此称）的鲁比尼对话，那时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下滑。今年，他却调整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

中国仍不失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张建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降速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没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独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火车头，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3年起已经超过50%。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肯定也要减速。目前中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规模，即便是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确保大约7000亿美元的增量。而美国的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3%，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不过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中国是大趋势。另一个潜在的增长引擎是印度。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的GDP正在逼近2万亿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长率高达7%（世界银行评估为5%），但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美国仍然相去甚远，所创造的增量无法与中美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的高增长与其GDP核算方法调整有很大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已多年零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然为零。

判断各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最主要指标，还是要看国际分工。模型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主要发挥着“生产者”作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制造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1%，服务业是52%，农业为7%～8%。全球体系中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中东、非洲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则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消费是最终拉动力，欧美日的消费需求一旦熄火，中国的生产就会失去动力，而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有关降速效应形成了，必然会进一步传导至那些充当着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国家，这是全球经济波动的总体格局。而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日本经济停滞，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经济模式难以长久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调整仍处在量变之中，但中美差距正快速缩小；

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继续朝着美强日弱的方向发展。

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新世纪头十年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体现之一。这十年大国经济关系也出现了全面调整。作为全球位列前三的经济体，中美日三国总体上继续保持着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三方自身的经济增长格局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促使三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处于激变之中。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相对地位进一步提升，而美日相对地位进一步下降。

增长格局与相对规模：起落两重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整体进入了一个近30年连续增长的大景气周期。在这个大周期中，中美日三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2%，其中日本的年均贡献率最高，达20.1%；美国次之，为19.4%；而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基数仍较小，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只有9.3%。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0%，其中美国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急剧扩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近30%，可以说，整个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非美国莫属。而日本在同期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再加上日元升值和国内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年均增长率只有1.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骤降至7%。中国经济在90年代也有起起落落，1990年因国际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当年经济增长只有3.8%；1997年至1999年间经济增速又因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从前几年的两位数降至9.3%、7.8%和7.6%。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在整个90年代仍保持了年均9.9%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仍达8.8%，超过了日本。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进一步演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加大，而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则进一步弱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有关数据，新世纪头十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68%，日本更只有0.77%，而中国却高达10.49%，分别比美国和日本高出8.81个百分点和9.72个百分点。2000年～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上升至14%，而美国同期则由上一个10年的30%下降至16.1%，日本则只有3.2%。在2009年世界经济负增长0.6%的情况下，中国仍实现了9.1%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美国则出现了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6%；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为负5.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0年～2015年，世界经济将实现4.6%的增长，中美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7%、2.7%和2.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将高达22.6%，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为13.5%和3.6%。

战后至今，美国始终保持着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到1968年开始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进入21世纪，中国与美日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按名义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1.2万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9.95万亿美元）的12%和日本（4.67万亿美元）的26%。经过10年的相对高速增长，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大大缩小甚至反超日本：2010年中国GDP增至5.88万亿美元，增长了3.9倍，美国增至14.6578万亿美元，仅增长了0.47倍，日本增至5.47万亿美元，更仅增长了0.17倍。

贸易、投资和金融实力：中国快速提升

改革开放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铺就了巨大的发展平台，中国对外贸易进入快速通道。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仅2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进出口只占全球比重的0.78%。到1990年，中国外贸总额达到1154亿美元，位次上升到世界第16位，但与美日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仅相当于日本的22.1%、美国的12.7%。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已经是日本的55.2%、美国的23.2%。21世纪头十年，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更是加速发展，几年内连迈几个台阶：2004年一举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07年外贸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0年外贸规模达到2.97万亿美元，相对地位已上升至美国的92%和日本的两倍之多！

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与日本相比，中国引资优势愈加明显，对外投资差距也日益缩小。2000年中国吸引外资407亿美元，仅是美国的13%，而到了2009年则攀升至73%，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2010年中国仍保持了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2000年中国引进外资就已是日本的4.9倍，之后十年仍保持了这一明显优势，有的年份甚至达到几十倍的优势（如2005是日本的26倍、2010年中国仅非金融类投资就达到了1057亿美元，是日本的53倍）。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猛发展，但由于处在起步阶段，与美日差距仍较大。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是美国的1%、日本的3%，但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已分别上升至23%和76%，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56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美、法、日、德。2010年在全球投资活动未出现明显复苏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出现强劲增长态势，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就高达59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根据日本有关数据，日本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为572亿美元）。

尽管在金融软实力（如金融创新、金融开放程度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在硬实力方面，中国的金融实力正在快速提升。以代表金融硬实力的外汇储备规模和所持有的外国资产数量为例，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1656亿美元，日本3472亿美元，是中国的2.1倍。但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上升至28473亿美元，是日本（10358亿美元）的2.7倍！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都购买了美国国债，从而为美国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对中国这一最大债主的依赖开始加大。中美在金融领域形成了被称为“金融恐怖平衡”的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

国际经济地位：霸权与赶超

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全球经济格局与大国经济关系深刻变化与全面调整的十年。美国、中国和日本作为全球位列前三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期间，伴随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变化，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出现新调整，三者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美国仍是全球惟一霸权国家，但相对地位进一步下降；日本仍是主要经济大国，但已被中国赶超。

当前，美国仍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占有绝对优势。2010年美国经济总量达14.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4%，是中国的2.5倍，日本的2.7倍；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尤其是第一大进口国；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国；尽管美元作为惟一世界货币的地位不存在了，但仍是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仍居于主导地位。但也要看到，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地位处于下降趋势，2001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2.2%，之后便逐年下降，到2010年已下降到23.6%，10年间下降了8.6个百分点，据IMF预测，到2015年这一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到22%。另外，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近年来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呼声高涨，而G20的应运而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日渐式微。

日本经济在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1966年经济规模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其经济发展成就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外汇储备在很长时间里都居世界第一。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泡沫经济破裂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1992年～1999年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0.5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1%。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际经济地位出现了与美国同样的下降趋势，2000年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为14.5%，之后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8.7%，预计2015年将降至8%。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9

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伴随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国外教育经济学理论得到确立和快速发展。一种教育新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不仅是消费，而是投资”，“教育事业不仅是消费性事业，而且是生产性事业”，“教育是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事业”。为使教育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西方各国政府与经济界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援助，更多地投资于职业教育。国际教育经济学理论界对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侧重从教育投资问题入手，对教育投资是否合理、充足，用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在政府预算中的份额来定义。世界银行采用的衡量标准包括：有关年龄组就读小学的比例；妇女受教育的比例；相关年龄组在中学注册人员的比例；盲率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西奥多•舒尔兹（美）、亨利•莱文（美）、曾满超（美）、布鲁斯•约翰斯通（美）、马克•贝磊（美）等，他们卓有成效系统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获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在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

（一）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翻一番中所增加的1520亿美元进行分析发现，上述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25%，劳动力贡献率为75%。在劳动者总收入从570亿美元增加到1140亿美元过程中，劳动人口数量增加所引起的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数量是430亿美元,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另外710亿美元，是人力投资的结果。美国1929～1957年雇佣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从不同年限看，1929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4.9%、15.3%和9.0%,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是17.3%；1958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40.2%、11.8%和11.0%。从不同教育级别看,美国1929～1958年间，小学教育收益率在34.9%以上，中学教育收益率在10%～15%之间，大学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0%以下,最高年份为11%。为了使各级教育收益率更近似实际经验,使数值更符合雇佣劳动者的能力，舒尔茨把影响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所有因素，包括学校和家庭因素、个人动机、智商都考虑进去，对各级教育收益率加以调整即“能力调整”，得到的各级教育收益率是:小学35%，中学10%，大学11%。舒尔茨用各级教育经费所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率(小学28%,中学45%，大学27%)分别乘各自教育的收益率,算出美国各级教育对美国经济收益的贡献率是:小学9.8%,中学4.5%，大学2.97%,三级教育合计为17.27%，近似值是17.3%。这个数字成为美国一段时期测算教育收益率的一般常数。舒尔茨因为首次对教育收益率进行宏观定量分析,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3]

（二）丹尼森关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研究与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4)等论著中,通过自定义模型，对教育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出美国1929～1969年,个人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增长率为23%，个人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收入增长率为41%。1929～1957年，个人通过教育就业个人的收入增长率为42%，同时段工人增加物质投资收入增长率仅为29%和9%。又据丹尼森在对美国1929～1969年国民经济实际增长中教育贡献率量化分析，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3.33%，归因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0.14%,占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2.3%,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12.3%。研究中，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率中其他可计量的因素减去，余下的“余数”,就是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29～1969年间，美国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率是27.6%，如果把知识进展因素的一部分也看作教育因素，那么，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12.3%，很可能接近舒尔茨的计算结果。[4]

（三）舒尔茨、丹尼森研究贡献小结根据舒尔茨的计算，1929～1957年，美国对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投资增加了约8.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了4.5倍，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增加了17.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只增加了3.5倍。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48～1982年的3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由教育水平提高和技术革新提高而获得的增长约占83%。“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等量的资本用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明显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主张投资的重点从物质转向人力。“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结果及其政策主张，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世界范围迅速出现教育投资增加并导致教育大发展高潮。美国中等和高等教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37年是3.5%，1968年达到6.3%。同年英国达到5.5%，德国达到5.7%。国外学者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所致。“人力资本理论”成为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大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西方“筛选假设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三、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5]

四、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五、西方教育投资理论对职业教育投资影响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10

【关键词】技术进步/广东/工业经济/贡献

【正文】

中图分类号：F4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01)03-0023-08

一、测算的模型及方法

一般来说，当研究目标希望分离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时，多采用增长速度方程。我们在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构造出多种类型的衡量技术进步作用的数学模型。

从产出增长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Y=A(t)f(K,L)(1)

出发，(1)式中，Y表示产生，K表示资金，L表示劳动，A表示技术水平，求全导数并整理后，可以得到：

y=a+αk+βl(2)

(2)式表示产出的增长是由生产要素资金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其中，y、k、l分别是产出、资金和劳动的增长速度，α、β分别是资金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a则是技术进步速度。于是，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增长速度方程，测算指标为产出量、资金量和劳动量。实际测算的关键是怎样确定产出量、资金量和劳动量，采用何种价格水平，以及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等。

本文主要采用了1980～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相应年度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以及天津统计信息网上的有关统计数据。在价格的选取方面，产出统一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但目前我国统计只有总产值的价格指数，没有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所以资金即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数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采用现价计算。劳动力为劳动者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采用水平法计算，按间隔期（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最后一年发展水平同初期发展水平的对比来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以此来观察间隔期内发展水平的平均增减变化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附图

上式中，y为期间平均增长速度，Y[,t]为期末水平，Y[,0]为初期水平，t为间隔期年数。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在《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中的建议，在进行不同地区或部门对比时，由于各地区或部门装备率不同，应对弹性系数值（即α和β）进行修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不同地区间的对比时，原则上可采用相同的弹性值。α按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口径为0.30。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产出结构情况复杂，为更接近实际情况，各地在测算时，也可按下列公式对弹性系数α和β进行修正，作为本地区研究问题时的参考。

资金产出弹性系数修正计算公式为：

附图

式中：K[,i]、L[,i]——某地区或某部门第i年资金和劳动力；

K[,ti]、L[,ti]——全国第i年资金和劳动力。

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修正计算公式为：β′=1-α′

运用以上方法测算可得1980～1998年间的参数α′=0.3903，β′=0.6097，其他年间的参数估计值如表1、表2所示。

附图

二、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综合以上有关经济变量与参数的数据，运用式(2)、(3)、(4)、(5)和式(6)，测算得1980～1998年间广东工业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年均增长速度和贡献率（如表3）。

表31980～1998年各要素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情况

年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产值技术资金劳动产值技术资金劳动

进步进步

21.937.8126.316.3110035.6346.8217.55

为了考察1980～1998年间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我们分别测算了1980～1985、1980～1988、1980～1990、1980～1992、1980～1995以及1980年到1995年以后各年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年均增长速度和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4）。

表4各要素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势

年份年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产值技术资本劳动技术资本劳动

进步进步

1980～198516.905.2314.1610.3730.9728.6340.40

1980～198820.456.3722.599.6931.1337.6531.22

1980～199019.535.3723.287.9027.5248.4524.03

1980～199221.417.6825.447.8435.8739.8024.33

1980～199522.096.8428.107.4830.9547.9721.08

1980～199622.347.6327.426.8834.1546.7819.07

1980～199721.807.5226.836.3934.4947.5118.00

1980～199821.937.8126.316.3135.6346.8217.55

同时，“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计划时期是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计划期广东工业经济增长各具特色，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系统地定量分析评价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分别测算了“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以及“九五”前三年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见表5）。

表5各计划期技术进步等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年份年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产值技术资本劳动技术资本劳动

进步进步

1981～1885

“六五”时期17.484.4014.9512.1125.1929.2145.60

1986～1990

“七五”时期23.717.9136.024.8333.3653.4313.21

1991～1995

“八五”时期26.698.4437.875.5631.6255.7412.64

1996～1998

“九五”前三年18.6910.3917.791.8255.5838.625.80

三、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作用的总体分析与评价

从测算结果看，1980～1998年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63%，同期资金贡献率为46.82%，劳动贡献率为17.55%。可见，从总体上来看，资金是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但从全过程来看，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经历了劳动主导期(1980～1985)、资金主导期(1986～1995)和技术主导期(1996～1998)三个时期。技术进步在这三个时期对广东工业经济的作用分别从次要地位上升到第二位和首位。1995年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超过一半的贡献来自技术进步。各要素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技术进步总体水平偏低，增长缓慢，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1980～1998年，各要素对广东工业产值的贡献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占35.63%，相对广东工业规模来说这一贡献率并不算高，与广东作为全国工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称（1997年，广东工业总产值12400亿元，首次超过江苏，居全国第一位）。广东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1.93%，其中10.27%来自资金投入，7.81%来自技术进步，3.85%来自劳动力。可见广东工业经济增长接近一半的因素来自资金的高投入，技术进步因素位居第二。而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居第一位，其次是资本的贡献，再次才是劳动的贡献。

从发展趋势看，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技术因素呈递增态势。1980～1985、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这八个期间工业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23%、6.37%、5.37%、7.68%、6.84%、7.63%、7.52%、7.81%（见表4），技术进步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分别为30.97%、31.13%、27.52%、35.87%、30.95%、34.14%、34.49%、35.63%（见表4）。这两项指标在各时期基本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缓慢，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1980～1985、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6.90%、20.47%、19.53%、21.41%、22.09%、22.34%、21.80%、21.93%，比同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高出10.57、14.1、14.16、13.73、15.25、14.71、13.56、14.12个百分点。

（二）资金增长较快，在工业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

1980～1998年间，全省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由183亿元增加到12261亿元，增长了66倍多。工业总产值由198亿元增加到7049亿元，增长了34倍左右。两项指标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26.31%和21.93%。18年间，资金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年均增长4.38个百分点。在工业产值增长中，由于资金投入而增加的部分占46.82%，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发展趋势看，依靠资金高投入支撑工业经济增长显得较为突出。1980～1985年，资金年均增长14.16%，低于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9%)2.74个百分点。但自1984年国家银根放松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业投资高潮，加上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投资增长迅猛。1980～1988年，资金年均增长22.59%，高于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45%)2.14个百分点。1980～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间资金年均增长分别高出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3.85、4.03、6.01、5.08、5.03、4.38个百分点，资金增长率更强劲（见表4）。从贡献率看，资金的贡献占主导地位。1980～1985年间，资金的贡献率为28.63%，比技术进步贡献率(30.97%)略低2.35个百分点。这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其贡献率为40.4%。此后，随着工业投资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工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资金逐渐取代劳动占主导地位。1980～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资金的贡献率分别高出同期技术进步贡献率6.52、20.93、3.93、17.02、12.64、13.02、11.19个百分点，高出同期劳动贡献率6.43、24.42、15.46、26.89、27.71、29.27个百分点。

（三）劳动投入增长放缓，对工业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1980～1998年间，劳动要素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为17.55%，远小于资金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从发展趋势看，依靠追加劳动力规模取得经济增长逐步收敛。1980～1985年间，劳动力年均增长10.37%，对同期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0.40%，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之后，1980～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间劳动力年均增长9.69%、7.9%、7.84%、7.48%、6.88%、6.39%、6.31%，同期劳动贡献率分别为31.22%、24.03%、24.34%、21.08%、19.07%、18%、17.55%，呈不同程度的递减趋势。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单靠增加劳动力规模难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获取效益，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显得越来越重要。

尽管从总体上，1980～1998年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份额不高，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技术进步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技术进步提高了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工业技术装备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工业基础差，机械化程度低、能耗高、劳动生产率低。1980年后，广东工业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部分技术装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1995年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广东工业生产设备属90年代水平的占24.8%，属80年代水平的占74.1%，拥有大中型计算机894台、自动化生产线86575条、机械手19149台、工业机器人166台等。到1998年，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6968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51倍，人均装备率从1980的每人7.5万元提高到1998年的每人12.7万元。工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98年广东工业人均创造产值17.8万元，为1980年的16倍多，人均劳动生产率从1980年的10902元提高到1998年44553元，增长了4倍。因此，技术进步促进了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技术进步加快了广东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工业结构不合理是长期影响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之一。经过多年的调整，广东工业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一是轻重工业比例逐步协调。1990年广东轻重工业比例为71.3∶28.7。1990年后，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广东重工业得以快速发展，轻重工业比例逐步协调。1998年，轻重工业比例缩小到63.4∶36.6；二是规模结构逐步优化。改革开放前，广东大中型企业只有30多家。到1998年，广东大中型企业达2019家，总产值4169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2.8%，实现利税422亿元，占利税总额的67.8%。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和销售向优势企业集中，孕育了企业集团的发展，优化了工业经济规模结构；三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高科技产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合作和产学研的发展，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1998年，广东拥有6个部级和4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经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815家，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48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10.7%，且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增长，培育了一批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新亮点。

技术进步提高了广东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强了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据1995年工业普查对3534个产品的调查，广东工业产品产量排在全国前5名的占55.7%，居第一位的占19.3%。1996年广东工业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水平的比例比1991年高20个百分点，在6187个产品中，达到国际20世纪90年代技术水平的占14.5%，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技术水平的占61.0%。据1998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广东464家工业企业585个产品的抽查，平均合格率为76.5%，比1988年高2.5个百分点。1998年，出口工业制成品716.67亿美元（海关统计），占外贸出口总额的94.7%，比1978年增长了7.3倍，出口额居全国首位。出口产品结构明显改善，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逐渐减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省工业品出口额比例从1990年的0.7%猛增到1998年的14.66%。

四、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作用的阶段分析与评价

从“六五”到“九五”计划的前三年，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的贡献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态势，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中间稍有波动。根据计算结果，四个时期技术水平年均增长分别为4.4%、7.91%、8.44%和10.39%，技术进步贡献率分别为25.19%、33.36%、31.61和55.58%。“七五”时期技术进步贡献率比“六五”增长了7.17个百分点，“八五”有所回落，下降了1.75个百分点，“九五”前三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有明显的飞跃，取代资金和劳动要素居主导地位。

“六五”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广东工业经济百业待举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因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引发经济衰退，受此打击的香港制造业为降低加工成本，保持竞争力，正好利用国内对外开放的机会，将生产向邻近地区转移，与珠江三角洲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结合，形成原料、配件与产品销售两头在外，加工在内的加工工业模式。对外加工业务的开展，推动了广东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17.48%，为建国以来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还是起点。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改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劳动、资金和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5.61%、29.21%和25.19%，对推动工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力的投入。技术水平低、资金不足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七五”计划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广东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经过“六五”期间的建设，广东的投资环境已有一定的改善，增强了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期间，资金取代劳动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资金年均增长36.02%，比“六五”期间(14.95%)增长了2.4倍，比同期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出28.11、31.19个百分点。资金对广东工业经济的贡献迅猛增强，贡献率达到53.45%，比“六五”期间增加24.22个百分点。同时，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由“六五”期间的29.21%上升到33.36%。相比之下，劳动的贡献率迅速回落，只有13.21%，比“六五”期间下降32.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全面铺开，推动了国有工业投资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广东进入高潮，加上国家银根放松，促进了全社会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也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提供了机会，带动了广东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八五”期间，广东工业持续高速增长。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放宽和外商投资涌进，工业投资再次膨胀。虽然1993年下半年国家实施紧缩性的宏观调控，但因投资惯性作用使工业投资继续上升。资金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7.87%，超过“七五”期间的36.02%。巨大的工业投资使工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产值增长的第二个高潮，达26.69%，比“七五”期间高2.98个百分点。资金在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贡献率达到55.74%。同时，广东工业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密集型的轻纺消费品行业及普通机械制造业增长速度放缓，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等制造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成为广东工业新一代的支柱产业。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仍是粗放、高投入型的增长，表现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见表6），技术进步贡献回落。

表6广东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变化情况

年度1983～1985～1989～1992～1995～

19841988199119941996

利税总额（亿元）85.69286.38294.68458.36299.58

资金总额（亿元）333.221186.211693.254100.694014.69

资金利税(%)25.724.117.411.27.5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工业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九五”计划的前三年，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由于中央严肃金融纪律，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广东工业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九五”前三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比“八五”时期低8个百分点，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也下降了3.74个百分点，资金年均增长速度的降幅尤其显著，比“八五”期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资金和劳动力对广东工业经济的贡献明显减弱，贡献率比“八五”期间分别降低了17.12和6.85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达10.39%，比“八五”期间高1.95个百分点，而且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5.58%之高，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时期，广东工业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在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五、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作用的区域分析与评价

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在广东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珠三角地区总体上高于东西部地区，而东西部地区又远高于北部山区。东部和西部地区也有工业技术进步较快的市，如东部的汕头、揭阳市和西部的阳江市（如表7）。这一方面与这些地方技术起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地区科技的投入有关，从表8可看出，汕头市拥有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15个，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机构22个，高等院校6所，从事科技活动人员578人，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支出10499万元，这些状况比珠三角的某些城市还要好。但从整体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看，珠三角仍占有突出的优势。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在香港制造业的转移、扩散与特区建设的带动下，广东工业的区域布局呈现出向珠三角聚集的趋势，加上珠三角地缘人缘优势，促进了该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带动了珠三角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也集中流向珠三角大中城市，使珠三角较东西部和北部山区具备技术上的相对优越。珠三角的人口和土地分别占全省的31.5%和23.4%，却拥有全省62%的人才和3/4以上的中级技工。东西部地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41.3%，拥有人才占全省的18.09%。北部山区占全省2/3的土地和2/5的人口，拥有人才仅占全省的1/5，中级以上技能人才数量更少，仅为18万人，占全省的1/10。广州市在各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拥有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157个，占全省的56%，高等院校47所，占全省的58%，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支出23亿元。广州市具有科技水平高、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和金融支撑能力强的优势，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表7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贡献的区域比较

地区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

1978～1978～1978～1978～

1995199619971998

珠三角广州40.9142.6043.8845.22

深圳33.4735.9836.2738.35

惠州30.6537.6238.9043.16

东部地区汕头37.6440.0641.1742.47

朝阳39.1539.4239.7339.63

揭阳40.9043.2945.4440.40

西部地区阳江41.8241.9043.6246.80

湛江22.6824.8118.6527.69

茂名36.5136.9034.3434.46

北部山区韶关32.5837.4036.8036.50

河源27.6928.2427.2927.40

梅州33.8034.4026.8029.90

资料来源：蔡齐祥，陆平．跨世纪的广东科学技术．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表8广东主要城市科技活动情况比较

科学研大中型从事科研究与

地区究与开企业技高等院技活动开发经

发机构术开发校（所）人员费支出

（个）机构（个）（人）（万元）

广州1572464713732229959

深圳56421953624

珠海771194307

珠佛山1084216010298

三东莞52111291729

角中山418264668

江门1273215811334

惠州6212127450

东潮洲4142102902

部汕头1522657810499

地汕尾219823

区揭阳163093

湛江141896272994

西阳江3331215

部云浮2151195

地茂名811162958

区肇庆624295529

北清远1530243

部梅州6152198511

山河源212103

区韶关102022901570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注：高等院校为统计数）

六、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作用的国内外比较分析与评价

就广东与全国的比较来看，根据表9的对比情况，在增长速度上，广东工业年均技术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4.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全国的两倍多。在贡献率方面，广东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5.63%；比全国水平28.91%高6.72个百分点，劳动贡献率为17.55%，比全国水平22.28%低4.73个百分点，资金贡献率两者都在45%以上，非常接近。说明广东和全国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基本相似，都依赖于资金的大量投入，是高投入、粗放型的增长。但广东的优势在于，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较早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工业技术水平所致。

表9广东与全国工业生产要素贡献率对比情况(%)

广东全国

年份1980～19981981～1998

年均技术增长率7.813.65

技术进步贡献率35.6328.91

资金贡献率46.8248.81

劳动贡献率17.5522.28

资料来源：姜均露．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一）国内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工业技术进步在全国的地位，我们对1980～1998年广东、天津和山东三个地区的生产要素对工业经济的贡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中，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比天津和山东低7.44和15.83个百分点（见表10）；劳动贡献方面，虽然广东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见表4），但相对于两个地区来说仍然较高，分别比天津和山东高14.43和6.63个百分点。分析表明，经济规模并不能全面反映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工业化集约程度是反映工业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表101980～1998年省市生产要素贡献率对照表(%)

地区广东天津山东

年均技术增长率7.815.589.31

技术进步贡献率35.6343.0751.46

资金贡献率46.8253.8037.62

劳动贡献率17.553.1210.92

资料来源：姜均露．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前，广东工业基础薄弱，财力不足，使广东没有能力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廉价劳动力与香港等地的资本、设备相结合，形成了以轻型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东重工业发展加快，轻工业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主导地位（见表11）。这时期，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虽迅速崛起，但由于规模不大，未能改变广东的产业结构。因此，广东工业基本上延续了以轻型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业结构对广东工业技术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相比之下，上海、山东、辽宁等省市产业结构则以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

表11广东轻重工业比重变化(%)

年份1949195719651978198519901998

轻工业87.682.171.557.367.571.363.4

重工业12.417.928.542.732.528.736.6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1999广东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技术进步投资对比。在过去20年工业化进程中，广东工业技术主要依靠引进和模仿，消化吸收的不多，技术创新更为鲜见。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北京、天津、上海、江苏、辽宁、山东等兄弟省市相比，无论总量或是年增长速度都远胜出（见图1），但技术进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逐年减少。反观天津、上海、北京等地，技术进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出广东很多。

附图

图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图

科技活动和R&D（研究与开发）经费对比。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资料，广东科技活动和R&D经费投入的绝对量和占GDP比重都处于国内较低水平，不仅与北京、上海等先进省市难以相比，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995年，广东科技活动经费仅为北京的33.6%和上海的38.5%，其占GDP的比重仅0.74%，与北京、上海分别相差7.76和3.46个百分点。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2%，比北京、上海分别低5.14和0.88个百分点（见表12和表13）。广东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占GDP比重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0.16和0.3个百分点。这是广东工业技术进步缓慢，经济低质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121995年部分省市科技活动经费（亿元）

北京上海江苏四川辽宁山东陕西广东

118.6103.470.862.949.742.739.939.8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统计资料1991～1995。

表131995年部分省市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占GDP比例(%)

地区北京上海陕西广东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活动经费占

GDP比例8.54.23.990.741.35

R&D经费占GDP

比例5.341.081.350.20.5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统计资料1991～1995。

劳动素质对比。广东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虽然有长足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培养能力仍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广东高校在校生居全国第6位，成人高校居第9位，普通中专居第4位。广东人才的学历水平仍然偏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增速慢，高学历人才尤其不足。1998年，广东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13.77万人，居全国第10位，从事R&D活动人员3.81万人，居全国第8位，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2.72万人，居全国第7位（见表14和表15）。显示广东科技活动人员不足，科技活动强度低。相比上海、北京，广东缺乏技术带头人，技术进步后劲不足。

技术成果对比。广东工业虽较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但只注重引进，轻视消化吸收，技术创新更少。而且广东技术市场起步相对较晚，机制又不健全，阻碍了技术成果的扩散和应用。1999年，广东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为5004项，列全国第8位，成交金额34.45亿元，仅为北京市技术成果成交总额的37.4%，也低于上海、江苏等省市的水平（见表16）。

表141998年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前十名的省市

附图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2000广东科技统计数据。

表151998年部分省市从事R&D活动人员及科学家工程师（人）

地区北京四川山东辽宁江苏陕西上海广东

从事R&D活动人员8660261807494584576543178425304246138156

科学家工程师6843033987310992925431721301412560327206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2000年广东科技统计数据。

表161999年部分省市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及成交合同金额

附图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2000广东科技统计数据。

（二）国际比较

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情况，有必要在世界背景中对其进行比较研究。

技术进步贡献比较。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工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达到50%～80%（见表17），而广东1980～1998年间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5.63%。从经济增长三要素所占份额的比较，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表17发达国家1980—1993年各要素贡献（贡献率）

国别GDP年均增长资本贡献劳动贡献技术进步贡献

美国2.70.250.91.55

(9.3%)(33.3%)(57.4%)

日本4.00.550.722.73

(13.8%)(18%)(68.2%)

德国2.60.96-0.482.12

(36.9%)(-18.5%)(81.5%)

法国2.10.210.651.26

(10%)(30%)(60%)

资料来源：葛霖生．关于经济增长与方式的国际考察．世界经济，1997,(18)。

表18若干国家或地区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从事R&D活动的每万名劳动力中

国家或地区科学家、工程师从事R&D活动的

（年份）（千人）科学家、工程师（人）

广东(1998)10628.09

美国(1993)96274.3

日本(1994)54181.4

德国(1993)22958.0

法国(1994)14958.8

英国(1994)14651.3

加拿大(1993)7533.3

意大利(1993)7652.0

澳大利亚(1995)5667.1

韩国(1995)12869.4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指标．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广东省统计局．1999广东统计局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科技人力资源比较。科技人力资源是反映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特别是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技人员在总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高低。1998年广东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28.09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见表18）。表明广东科技活动不够活跃，且科技人员大多聚集于首位城市，如广州、深圳等地，造成科技人力资源的结构性浪费或短缺。

科技经费投入比较。研究与开发(R&D)活动是整个科技活动的核心。1991年以来，广东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在数额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0.20%增加到1998年的0.48%。但相对来说仍处于低水平状态。1998年广东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我国1997年的平均水平(0.64%)还要低，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更大。除印度和新加坡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同一指标比例值均在广东的3倍以上，日本更是广东的6倍以上（见表19和表20）。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广东工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表19广东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科技活动经费0.930.820.860.870.740.790.921.04

R&D经费0.200.180.230.290.200.300.390.48

资料来源：1.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统计指标．北京：国家统计出版社，2000。2.蔡齐祥，陆平．跨世纪广东科学技术．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表20部分国家或地区R&D经费占GDP的比重(%)

国家或地区广东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新加坡印度

（年份）19981996199519961996199619941995

R&D经费占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11

时至年中，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即将出炉，世界期待从“半年报”中读懂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业已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字当头，动力强、后劲足，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51.7%——近日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显示，6月份PMI升至年内次高点，并已连续9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高位。

进入7月，中国大江南北全面入夏。和持续升温的天气一样，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得以延续，结构在调整中优化，动能在转型中升级。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来看，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均体现“稳”的态势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已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之间，增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在5%以下。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4%，物价涨势温和。货物进出口回稳向好，6月末外汇储备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回升。

从经济结构来看，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优化，展现“进”的新意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业高25.6个百分点。服务业主导、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初显。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提高，实体经济活力正在增强。

从发展态势来看，企业效益、市场信心进一步改善，释放“好”的暖色

5月份40个工业行业里有34个行业同比价格在上涨，行业供求继续改善。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7%，增速比4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6月份PMI分项指数中，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达到58.7%。

“中国经济运行‘稳’是主基调，‘进’是关键词，‘好’是总态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如此评价。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篇12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著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