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论文范文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由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情况有别，目前尚未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不过，国际上比较普遍认同的定义是：一个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需承担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和环境等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法规和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消费者者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支持慈善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我们遵循曹秋菊(2008)的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laonsibili－ty，CSR)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社会规范和经营环境下，企业在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的同时，需从企业长期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自觉、主动地采取符合社会目标和公众利益、适应社会及其变化的各种社会行为方案，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曹秋菊，2008)。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含义，一方面是指跨国公司需要积极自觉地从长期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采取适合母国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还包括需要自觉主动地从东道国的社会和公共利益出发来采取适合东道国的经营行为。

那么，跨国公司应该履行哪些社会责任?陈迅、韩亚琴(2005)依据社会责任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本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股东负责、善待员工；二是中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消费者负责、服从政府领导、搞好与社区的关系、保护环境；三是高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积极慈善捐助、热心公益事业。

股东、企业、员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缺失了员工的企业是不完全的企业。企业只有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关系，既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同时也要关照到同为企业一分子的员工的权益；当企业承担了这部分责任后接下来的就是要处理好企业与外部的各种关系，对消费者负责就是说要为他们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此。服从政府领导是指完成政府税收等任务。搞好与社区关系是指要把企业当作社区的一部分而不能给社区造成困扰。如果企业忽视环境保护，一方面政府、社区、环境保护主义者会给企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可能会影响企业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能做到中级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而高级企业社会责任中，积极慈善捐助和热心公益事业，则是指企业在承担了前两个责任之后有余力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的更大贡献，是留待企业家自己去判断和选择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国内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见表1)，向来以质量求生存、视客户为上帝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也出现了多起降低产品质量和安全，损害消费者利益，危害消费者健康标准的事件，如宝洁产品SK-II安全不达标问题被披露、卡夫饼干转基因事件、肯德基调料中发现苏丹红、雀巢“碘超标”、强生系列婴儿用品被发现含石蜡油成分等。

2、原因分析：基于制度视角

运用以上的社会责任分级模型(陈迅、韩亚琴，2005)，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表现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主要表现为中级社会责任的弱化问题，虽然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内部员工利益受损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表现为客户利益或者竞争者利益的受损，更不用说在慈善或者募捐活动中，跨国公司往往表现出与自身实力不相符合的行为，即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在全球采取双重标准，现有研究已经从认知决策、传统伦理、社会责任机制、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法律体制、监控手段等方面进行过探讨，但是本文认为，以上的探讨尚不够深入，因为企业是制度的产物，企业的行为往往是受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影响，而制度则通常具有路径依赖的刚性特征，在短时期是很难改变的，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人地了解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的深层原因。

所谓制度是指由符号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资资源构成的多层次和持久的社会框架，包括各种减少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制度环境包括了政府政策法规、行业性标准、行为规范、社会文化等因素。制度环境作为非市场因素，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给外资企业的优惠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例如政策使他们与国内企业的竞争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负责起草本行业的行业标准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也会具有一定的优势。一些政府政策可能会限制某些产品市场进入的权力等。

企业是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产物，在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本土化战略的背景下，为了能够适应东道国的环境，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对自己的经营战略进行调整以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因此，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实施，本身意味着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适应与顺从，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跨国公司需要模仿和遵循东道国的商业规则、法律法规、竞争规则、社会文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出于竞争和生存的需要，以及本土化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各种行为也是一种效仿和适应的结果。如果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完善，那么跨国公司也会遵循和适应这种环境以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如果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并不完善，则跨国公司也需要尝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也会模仿东道国的企业行为，从事一些违反母国商业规则但是却符合东道国商业规则的行为。

不同国家的政治腐败和商业贿赂环境大不相同，有些国家，如美国，法律禁止本国企业向外国官员或商业伙伴贿赂；而有些国家，如法国和德国不仅接受这种做法，允许本国企业向外国官员或商业伙伴贿赂，而且还允许将这笔行贿费用给予税收豁免。因此，面对不同的司法制度和政治环境，一些跨国公司为了与东道国政府或客户搞好关系，以获得政府的有利支持或成功争揽业务，可能会采取有别于母国的商业道德规范，做出一些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行为。具体到我国，由于我国政府政策、法规的缺陷，监管机制不健全政治和法律环境的不完善，导致了跨国公司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为了能够生存和取得优势，同样采取一些符合中国特色的商业行为，而这种商业行为在现有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下，其惩罚成本却相对很低。

例如，许多跨国公司在本土化运营过程中，其经营行为也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商业特色，效仿国内企业对政府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如在德普案中，德普首先打通中国海关，以隐瞒货物实际价格的方式进行逃税，该公司以逃税省下的巨额钱款对国内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培养当地的销售人员对不同类型的医院工作人员施以不同的行贿方法，从而，在本土化运营过程中，该公司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行为。

因此，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即使不能履行社会责任，由于缺乏相关详细的法律规定，其量刑也缺乏统一的标准，惩罚措施也不是非常严厉。如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比较笼统，很多维权案例要么没有相关法规支持而不能，要么很难胜诉，例如东芝笔记本电脑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给美国用户赔款10.5亿美元，然而面对相同的质量问题，中国的东芝用户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原因就是赔偿美国用户是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而做出的，不赔偿中国用户则是因为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3、强化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对策分析

针对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或者缺乏的问题，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是完善和健全中国的社会制度，制度的缺失不仅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变质”，同样，也使得本土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社会责任弱化或者缺失的问题，只不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因为与其在母国的形象产生鲜明的对比而更容易被社会所关注，事实上，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弱化或者缺失是一个比跨国公司更严重的问题。本土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一个后果是导致跨国公司产生商业效仿行为，而本土企业社会责任弱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制度环境的弱化或者缺失。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才是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根本措施。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强化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

首先，创造强化社会责任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企业社会责任的顺利实现总是需要有相关法规、制度作保障，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更要推动企业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必须一方面加快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立法步伐，积极引导和强化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税收制度，加快弥补我国税收政策的缺陷，加强对跨国公司非法避税行为的管理。除此之外，应当加强对母子公司的立法研究与行为约束，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消费者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在公司机构中的参与制度，设立专门负责社会事务的高层管理人员，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司进行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其次，创造培育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以舆论监督来规范跨国公司的在华经营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消费者和非盈利组织是公司社会责任实施情况的监督者和推动者，全球第一个道德标准的形成就是他们促成的。因此，公司和消费者的关系决定了消费者的态度会对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消费者认为，恶意欠薪等不法行为对选择商品不构成影响，则公司基于最大程度的盈利目的不会改变这种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做法，反之，公司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一些努力。而目前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进程中这两个群体是缺失的，也就是说缺乏对不实行社会责任的跨国公司的社会氛围的监督和约束，新闻媒体监督不利也助长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在中国，由于媒体对跨国公司的不良经营行为没有曝光，或很少曝光，使跨国公司一直在公众的心目中保持良好形象，这也助长了一些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长期存在。

最后，建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履行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公司好公民形象的条件，需要将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有明确的计划、有专门负责部门、有一定的经费保障、有可操作的规范化的管理程序。从目前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分级模型中可以看出，单纯从基本社会责任评价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行为有失偏颇，我们需要从基本社会责任标准、中级社会责任标准和高级社会责任标准三个方面来评价跨国公司的在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从而全面了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这不仅是提升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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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时间有其独特的感知：时间是有限的、用之即竭的资源。在美国，人们总是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如果一个家长领孩子在餐馆消磨一个下午，这样的时间就是不完美的，是浪费时间。他们宁愿损失金钱也不愿失去宝贵的时间。这也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大多数家长是不愿意花费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陪同孩子去芭比旗舰店里体验芭比世界的，而宁愿去商店给孩子买几个芭比娃娃，或许这也是美泰公司没有最终选择总部洛杉矶作为旗舰店地点的原因。而中国家长出于对孩子的宠爱和安全考虑，在孩子的要求下或者主动抽出专门的时间陪同孩子去旗舰店玩耍。但是令美泰失望的是，中国的体验者远远多于购买者。

二、文化载体差异

60年代以来芭比所处的美国社会，自我、美国梦想、消费主义、美丽神话——这些文化元素事实上都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它们共同构建了美国社会,又通过流行文化投射到了即使是玩具的芭比身上。她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并给予那个时代的女性极大的鼓舞和梦想，并使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将这种文化传承给后辈。美泰在文化营销方面确实成功做到了培养、创造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体系，这也是芭比的生命周期被拉长的原因。不过，这完全是美国文化，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象征和载体，尽管美泰想利用文化营销设计出民族娃娃占领国际市场，但文化的隔阂会让这些娃娃看上去不伦不类。从这点看，芭比文化美国味儿太重，在国际市场上的文化融合会受到很多阻碍。

三、家庭结构差异

从朱眉华的调研结果得出，目前的中国城镇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孩子，而美国家庭似乎拥有更多的孩子，这是一个根本的结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很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现象：美国家庭为孩子购买一套芭比娃娃系列玩具，几个孩子因为共同玩耍使乐趣以乘法效应递增，效用达到最大化，导致孩子对芭比娃娃的依赖更强，需求更大；而在中国，城镇居民购买商品房的比重逐渐增加，“邻居”意识越来越淡薄，倘若中国的独生子女拥有芭比娃娃，整天一个人被关在家里玩芭比也会使对芭比的兴趣转移到户外或其他新奇的电子产品，芭比诱惑力慢慢消失。

四、玩具的需求理念差异

根据桑青松对小学生家长调查显示，各个年级、性别以及不同家庭情况的学生家长对于玩具功能的要求都显示出了对“益智性”的极大关注和期待。而这与陈素萍对幼儿园家长的调查结果一致。中国家长对益智性的过分强调可能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以及现在的考试制度有关，延伸开来看，这与中国人的内陆文化引发的教育观多少有关联。而在“儿童中心论”盛行的美国，崇尚天性、兴趣第一是准则，玩具与益智不是绝对的相联系，因此美国家长并不要求知识性很强的益智玩具。而婀娜身材、五官姣好但却没有教育意义的芭比娃娃在中国家长眼里不过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花瓶，他们宁愿花同样甚至更多的金钱为孩子购买拼图、积木、学习机等益智类玩具，或者花更低的价钱买国产的同类型芭比娃娃玩具。

五、玩具产业差异

在中国，玩具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大国，玩具产品有外销、直销，还有出口转内销。但是中国的出口玩具以OEM形式为主，这也使许多中国厂商模仿品牌产品再低价卖出，而恰好中国家庭往往会有一个对于玩具的价格标尺，一旦超过某个界限，他们也很容易找到替代品。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价格处于中高等的芭比娃娃也只能让位于相对廉价的替代品。而美国玩具产业更专注于创新，从而获得推动产业持续发展的高质量产品和营销手段，并且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很强，正规厂商会对仿制贱卖的商家采取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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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领域最常见的词，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因也为国际社会予以绝对的关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集中调整的是货物贸易，然而在关贸总协定发展后期，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领域所占有的比例已经不容忽视，关贸总协定具有局限性的管辖范围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的这种新发展。其次，非关税贸易措施日益增多，关税减让带来的优势作用遭到削弱。最后，在争端解决方面，关贸总协定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致使贸易争端多悬而未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世贸组织（WTO）组建成立，世贸组织完善了货物贸易的法律制度，扩大了管辖的产品范围和部门领域，将调整范围扩大至服务领域、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TPRM），健全了争端解决机制。而无论是GATT，还是WTO，其宗旨都被描绘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进行，追求各方的“双赢”，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与扩张。

二、跨国公司的国籍标准

当人们讨论某个跨国公司的国籍或者母国的时候，其标准可能是不相同的。这些标准可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成立地说。这种主张认为，法人是法律为特定目的而创设的拟制人格，它只有经过成立地国家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二、主要营业地说。此说认为，法人的住所是法人的经营管理或营业中心所在地，因此法人的国籍应依其主要营业地而定，即主要营业地在内国的为内国法人，主要营业地在外国的为外国法人。三、设立人国籍说，或称资本控制说。此说主张法人的国籍应按组成法人的成员的国籍来确定。四、复合标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法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出现了一种把法人的住所和法人的登记注册地结合起来确定法人国籍的主张。

三、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出现

1．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含义。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化并不是说跨国公司没有国籍，而是指跨国公司的母国意识正在不断减弱，其同母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减弱，在制订公司战略时更加倾向于着眼全球。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化淡化了国籍，淡化了跨国公司母国的地位，而突出了本土化，突出了成本与效率优先的规则。母国的公司总部作为整张网的最中心，更多的起到支撑作用，其决策作用则被弱化了。跨国公司将全世界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交流、生产、销售，建立全球性的营业网络，将分布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不同原材料、资金、技术、劳动力等予以优化配置，将最便宜的原料以最优化的运输方式运送到生产效率最高、劳动力价格最低廉的地方组织生产，然后再将其生产的产品运送到需求量最大的国家，获取最高额的利润。2.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原因。跨国公司无国籍化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贸易竞争环境在近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再次，金融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篇章。为了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在股权以及管理架构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跨国公司吸纳资金的范围从一国发展到向全球吸纳，这同时也意味着，跨国公司的股东构成也在向全球范围发展，而随着这种发展，跨国公司的管理架构、治理结构甚至是企业文化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变化都使得跨国公司朝着无国籍化的方向发展。

四、无国籍化跨国公司的法律关系

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化趋势虽然日渐显著，但是其与母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却是不可消除的。这是因为，淡化母国意识并非使母国不复存在。跨国公司的母国仍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对跨国公司进行必要的管理，以使跨国公司对母国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削减其消极作用。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会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行投资前审批、投资中促进以及投资后监管。政府代表母国多通过法律规定对跨国公司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所以笔者认为，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关系应该为管理与被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二者也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利用，发展自身。

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当然也存在着经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特许协议法律关系。所谓特许协议法律关系，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能够在东道国从事某种活动，与政府签订某些协议，而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这类合同到底是属于国际合同关系还是国内合同关系，仍然存在争议。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为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通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母公司也常为子公司的唯一股东或者享有股权最多的股东。在责任承担方面，子公司通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根据英美法的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公司人格否定的制度，直接追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的责任，子公司不用承担责任。

跨国公司各实体在法律上的独立和其在经济上的关联性是国内公司不具备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得跨国公司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容易导致法律冲突。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海外的子公司造成许多影响，使这些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母公司以及母国发生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些关联性使得母国对跨国公司的立法管辖和司法管辖有了依据。虽然无国籍化跨国公司淡化了母国意识，增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但是一些法律冲突却是至今无法避免的，这些冲突使得跨国公司在合同法、公司法、外国投资法、税法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不同，这些冲突可以主要概括为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适用的冲突。跨国公司虽然依据东道国法律设立，具有东道国国籍，在形式上来说，东道国似乎拥有绝对的管辖权，但是由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权，这可能会导致东道国对于母国的母公司的经营行为行使管辖权，这就造成了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另一方面，东道国或者母国可能利用不同类型的法人国籍标准，采取某种方式，如股权控制来扩大本国的管辖权。